樱国那方的都雀_起点中文网_小说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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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夕阳的余晖下，落寞、破败的城市，一大群灰突突的麻雀聚集在落满枯叶的柏油路上，它们躁动着，似在啃食一根硕大、斑驳的树干。此时，一只野猫从胡同里窜出来，惊得它们朝四下仓皇飞散，硕大、斑驳的东西赫然显现出来，那根本不是什么树干，俨然是人的尸骨······”　　手机的闹铃声划破沉沉的黑暗，半梦半醒中的身体有种脱水般的无力，屋内虽然开着冷气，可炎夏还是令人黏稠不堪，快要窒息。我从床上滚爬起身，踱步到水台前猛灌了几口水，喉咙在下咽时的那阵肿痛感，使我浑浊的意识猛然清醒过来。竟然又作了类似的梦，那座城市，那条街，一群麻雀，还有那个不知是树干还是尸骨的，油黑发亮的古怪东西。我想我是被这八月的高温热昏了头。　　手机的时间显示为二十二点零三分。　　“又是这个时间。”我在心里抱怨着。随即抽出一支烟塞到嘴里点燃，开始不情愿地做出门的准备。　　由所沢开往新宿的最后一班电车依旧拥挤不堪，惨白的荧光灯照着晚归的乘客，使一张张本已疲倦的脸看起来更加枯涩。酒气、汗臭、粉底、香水，糅合着腥腥的人肉味，所有气味都一股脑地弥漫在密闭的车厢里，尽管冷气扇在头顶上呼呼作响，仍感到整个车厢像个巨大的蒸笼，它一路狂歌、呼啸而过，载着人们奔向黑夜里的每一处灯火。　　我倚着车门，眼神空洞地望向车外，所看到的却只是夜色映衬下，玻璃门上那张倦怠的脸和向后倒退的景象。不觉间，电车的铁轮发出了并轨时的“嗒嗒”声，车箱开始轻轻摇晃，骤然减慢了速度。窗外，一片耀眼的霓虹映入眼帘，电车即将驶入喧嚣、不夜的新宿。　　新宿，这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转眼间，我在这里已一年有余。　　新宿是东京都内二十三个特别区之一，日本最负盛名的商业区，素有“不夜城”之称，更是有名的声色之地。这里的夜灯火通明，纸醉金迷。无论是华丽宽敞的大街，还是多情幽深的巷弄，无不语笑喧阗、络绎不绝。位于新宿靖国大道北侧的歌舞伎町是日本乃至亚洲为数不多的大型红灯区，这里电影院、酒吧、性风俗店、夜总会、情人旅馆林立，暴力团旗下的产业比比皆是，三教九流，龙鱼混杂。它们既在法律约束之内，又游离于法律之外，合法性与非法性混于一体，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氛围下，偌大的歌舞伎町被覆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混迹于歌舞伎町一番街的人无外乎两类，一类人为了生计，另一类人为了消遣。人与人之间以利益关系彼此联系起来的序列，宛如生物链条一般。这里的人与这里的街同在，人不眠，街永无宁息之时。他们就像一堆努力运作着的机器在开假面舞会，流动着，交涉着，面具下的酮体只要机油还够，电力还足，就会拼命地运转下去。在这里，赚钱的手段和享乐的方式都足以让不同的人谋求到各自的价值。有时他们也感到压抑，也会在冰冷的面具下叹息，或是在无人之时，卸下面具贪婪地喘息。　　在这条夜街上也会瞥见女子高生的身影，她们的出现俨然成了这里的调味剂，虽说诸如小麦肤、金发和烟熏妆这样的妆容已远没有几年前盛行，可在新宿、涉谷一带出没的女高中生仍会以该妆容示人，她们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不忘把校规校训戴在身上，堂堂地穿着校服招摇过市。　　2005年，我来日本的第六个年头，想想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欧风”打工才刚满三个月。“欧风”是家二十四小时洗浴中心，店铺位于歌舞伎町一番街以西，毗邻东京都立大久保医院，更与新宿派出所一街之隔。因此每当有喝得烂醉的客人在店里寻衅滋事，警察都会以最快速度赶到这里。　　我疾步穿过暗青色的石板路，在人群中辗转闪躲，宛如一个失去了神的庇护，正独自在异邦亡命漂泊的虔诚教徒。若不是迫于长时间没有找到工作，我本不该来歌舞伎町这种乌烟瘴气的地方。我不了解，也从未过问过其他工友对歌舞伎町的印象如何，但至少觉得这里不适合我，可最终为了生计我还是来了这里。　　周末的新宿下了一整天的雨，可夜晚依旧是亮如白昼，灯火通明。这一宿的客人应该也不会少吧，我一边寻思，一边推门走进休息室。店长正直挺挺地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无聊的搞笑节目。一旁的山口和井泽已经换好工作服，两人伏在桌旁用上海方言正唧唧哇哇地谈着什么，因为这家店的员工有一半以上是中国人，男男女女，姓什么的都有，呼来唤去的很容易把日本人搞糊涂，为了方便起见，管理者为每个中国工仔拟定了一个日本假姓，这样叫起来既顺口也便于记忆。　　我的日姓叫千叶，平时工友们在一起也都用日姓来称呼对方，最初感觉很别扭，一来二去倒也习以为常了。和他们打了声招呼，我径直来到自己的衣柜前准备更衣。打开柜门，一股异味儿扑鼻而来，是制服上散发的味道，我这才意识到已经整整一周没换洗制服了，而现在只能硬着头皮，索性再穿一晚。　　更衣完毕后，一股困意袭来，看看时间距离开工还有十五分钟，便顺手从衣柜上面拽下一个脏兮兮的枕头，准备小睡一会儿，可转而又打消了念头。只见休息室的角落里早有工友七扭八歪地躺在那里了，对于打夜工的人来说，晚上能睡一会儿真是一件幸福和奢侈的事情。　　二十三点四十五分，深夜班经理马场交代完今晚的分工后，大家便自顾自地朝各自的岗位散去。今晚我被安排做前台登记，便从柜门里取出了平时很少戴的手表。这是一支很普通的廉价手表，但是指针是夜光的，适合夜晚使用，可能是使用得不够精心，表盘上已经满是划痕，一对表带仿佛就要断掉了。这块表是一个叫孟杰的人送的，“这表不值钱，但晚上用很方便，送给你吧。”那时，我和孟杰都初到日本，我还做着报纸配送的工作，现在想想已经是五年前的旧事了。　　我戴上手表，挥之不去的记忆仿佛又要把我带回到从前。
　　1998年，我高考落榜。　　对于一直成绩平平的我来说，这样的结果无不在意料之中。接下来该何去何从，人生的第一道选择题就这样突然闷声落在自己面前。看着身边榜上题名的人都已有了各自的着落，而与我同命相怜的一群人又在梦想的驱动下，纷纷选择了复读。当一个人整日思虑着何去何从却又毫无方向的时候，结果只会无尽地消沉下去。　　在我看来，高考就像胆怯士兵的一次冲锋，在号角和呐喊势头的激励下，极有可能随军队顺利冲杀到终点。而另一种可能是一旦被什么东西绊倒，或是被飞来的弹片击中，无论哪种状况都将意味永远的倒下。百米赛也是同理，即便再优秀的选手，一旦途中跌倒，爬起来时已一切晚矣，百米赛的跑道距离和所需爆发力是不会允许你有重新调整的机会，倒下即是结束。我深知即便选择复读，也不会再回到初态，就像胆怯的士兵奔跑在冲锋的队伍中，倒下去就很难再爬起来一样。　　放弃再读的我整日闲闭于家中，有时竟也会望着摊在桌上的习题册和模拟试卷好一阵发呆。那时的我没有了时间感和存在感，也浑然不知这种感觉持续了多久，只记得有一天母亲突然问我要不要去国外念书。　　她这个念头归结于张大娘的鼓动。张大娘是我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住的那栋筒子楼里的邻居，她为人热心，又和母亲比较投缘，于是搬迁后的十几年间两家依然未断交往。　　我高考那年，母亲还在做车饰生意，她上货的地方就在张大娘家附近，两人得空就聚在一起唠闲嗑、扯家常。那时张大娘的儿子已在日本生活多年，母亲常听她念叨儿子在日本的事。有道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来二去，母亲便萌生了让我出国的念头。想着整天呆在家中无所事事的儿子，出国对他来说，或许是个不错的出路，母亲思来想去，更加坚定了这种想法。没想到张大娘对此也极力赞同，还大包大揽地承诺，只要有她儿子在，我在日本的一切尽可放心。　　晚上，母亲在饭桌上议起出国的事，父亲听后表情凝重，半晌无语，似乎在权衡这个建议是否可行。我对母亲的决策显然出乎意料，思绪瞬间跳到那个名曰日本的异国他乡，想到自己在那边开始一个人的生活，不由得忐忑起来。我边吃饭，边七上八下地寻思着此事，待放下碗筷后，刚刚忐忑的心情也随之平复下来。转念想来，也没了顾虑，与其在家碌碌无为、惶惶不可终日，倒不如趁着年轻走出去闯荡一番。　　“为什么一定要去日本，什么美国啊、法国啊、德国啊，也都不错啊。”我问母亲。　　“主要是日本离中国不远，那边还有你张大娘的儿子在，你过去也算有个熟人照应，这我才放心。”母亲说。　　“出国得花很多钱吧？”我问。　　“这个嘛，不好说。”母亲随手又添了一碗饭递给我。　　“钱不钱的这是大人的事，小孩子甭操这个心，敢不敢出国，自己表个态吧。”母亲转而问道。　　“这有什么不敢的，不就是出国嘛，我去。”　　“好男儿志在四方，好样儿的。”　　我应和着母亲，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而沉默许久的父亲仍是一脸的凝重。　　几天后的傍晚，我听着收音机，坐在阳台的小板凳上百无聊赖地摘着菜，一旁的母亲正翻炒着锅中热气腾腾的肉馅，一股香味弥漫开来。不多时她将灶火调小，向锅中倒入事先备好的高汤便盖上盖子，然后习惯性地用围裙擦了擦手。见我的菜还未摘完，她蹲下身来帮忙。　　“妈，我出国的事就算定下来了呗。”　　“定下了啊，怎么，难不成你要打退堂鼓？”　　“没有，就是问问嘛。”　　“这不，昨天我还做你爸的工作呢，好歹算是把他说通了。”　　“我爸好像不想我出国似的。”　　“他是担心你，怕你一个人在外面吃苦，你得理解你爸。”　　“这我知道。”　　那天晚饭，母亲提起出国的事时，父亲脸上不再有之前的难色，整个人也释然了许多，看来母亲的思想工作奏效了。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出国对那些在国内混的不好的人而言，算得上不错的选择，对于少不经事的我来说，也同样如此。之后的日子，我靠看书和画画打发时间，闷了就外出会会同学，大家在一起吃顿凑份子的饭。一晃儿暑假结束，我身边的几个伙伴又开始了各自的大学生活，而我的假期却仍在继续。　　我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报了个日语培训班，每晚两堂日语课，学了大约两个半月，结课之际取得了该机构颁发的一份所谓的日语能力证明，这张证明在去日本的诸多证明材料中是必不可少的。再后来父亲和张大娘的儿子杨赞通了几次电话，就出国手续和证明材料办理等事宜进行了接洽，最后杨赞决定直接帮我在日本语言学校申请入学，并替我交纳了入学金和一年的学费。因此，他也顺利得到那所学校开具的入学证明书。有了这份证明，便意味着申请签证的成功率将毫无悬念。介于母亲和张大娘的关系，杨赞答应帮我找份工作，并建议那笔学费就靠我的工资来慢慢返还，这种方法无疑为家里减轻了极大的开销。　　日子一天天过去，父亲或许是因为我就要离开家的缘故，对我日常的要求也较以往放宽了许多，我能感受到他在为我尽心办理出国材料的同时，也在心里默数着临近出国的日子。最终，我顺利地取得了日本大使馆签发的为期一年的就学签证。就这样，在和家人送走新千年的春节后，于2000年4月，刚满二十的我怀着兴奋和忐忑的心境踏上了奔赴东瀛的征程。　　那时的心情即便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也仍记忆犹新。当我坐在宽敞明亮的机舱中，感受着飞机引擎的后坐力将我送上云霄，我活像一只离巢的鸟儿，对未来满是憧憬和向往，为能够尽情翱翔在广阔天际而感到无比欣喜。那时，对一个看日本漫画长大的孩子来说，日本这个国家的样子可谓既真实又模糊，只记得日本是个狭长、美丽的岛屿，与中国一衣带水。那里居住着与中国人拥有同样特征的一群人，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他们也使用汉字，用筷子吃饭，过元旦和中秋，说相声，崇尚佛教。如此相近的文化和情节意识背后，日本人在太平洋彼岸创造着怎样的世界，它的样子令我充满好奇和期待。　　
　　在日本呆得越久，对当初孟杰离开时的那段记忆越是有增无减。　　孟杰是我在国内日语培训班的同学，那时他坐在我后面，总是在课间时与同桌滔滔不绝地侃谈，大多讲述的是高中时的学习生活。我虽然闲他吵，倒是每每都被他的话题吸引，从他经常谈论学生时代的往事可见，这个戴着眼镜的斯文男孩有着很深的怀旧情节。那阵子我白天在家闲呆，晚上去日语班上课，一晃儿两个半月的课程如期结束，班上的大部分学员都陆续开始做赴日的准备，我的出国材料也在紧张地办理着。很快的，我于四月来到东京，随后孟杰也于六月顺利抵达。　　在东京会面时，两人欣喜若狂。孟杰还是那副斯文眼镜，依旧滔滔不绝地调侃，他一边用吸管尽情地吸着杯里的冰咖啡，一边眉飞色舞地讲述自己来日后的情况，诸如现在居住的房子有多大；工作还没找到有多着急；语言学校离家有多远等等。他目光如炬、神采飞扬，活像一辆充满了油的机车，随时准备卯足力气大干一场。　　走出餐馆，霓虹四起，街上的行人骤然多了起来，我们饱餐了一顿日本寿司，却仍觉得不够尽兴，便像日本人一样走进一家娱乐厅，兴致勃勃地玩起了很流行的“手抓宝”。很幸运，居然没花多少硬币就每人抓到一个“布鲁斯·李”的钥匙坠。“今天的纪念品真不错啊。”临别时，孟杰一脸欣喜地说。他的腰挺得很直，步伐迈得很大，我回望着他的背影，便也随着人群自顾自地朝相反方向走去，走着走着不禁莫名地因孤单和无助而伤感起来。　　之后的日子平淡无奇，由于每天半工半读，平日里很少与孟杰联络，日复一日，我很快地适应了我的第一份工作——送报。　　这份工作自然是杨赞介绍的。杨赞比我年长六岁，大学毕业已经快两年了。记得在我抵达成田机场，推着行李车走进候机大厅，第一眼看到杨赞的情景，那时感觉他是如此的亲切。显然，眼前这个熟知的人和日本陌生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那种油然而生的亲切感乃是人之常情，甚至让我激动得有种想大哭一场的冲动。杨赞在日本混得不错，他日语很棒，在朝日报的武藏村山店已经干了七年，可以说是个老员工了。如今他以就职身份生活在日本，和妻子高虹住在一所离报店不远的宽敞公寓里。　　我念小学时，和杨赞家是邻居。那时我们还住在南市场的筒子楼里，狭长走廊上的昏黄灯光总是我回忆那栋楼时最先想到的场景。儿时的我喜欢安静地坐在家里画画，很少像其他伙伴那样在廊道里跑来跑去，我不清楚周围的小孩儿都是哪一家的，只记得对门住着一个戴眼镜的大哥。大人们都叫他“老肥”，于是我见到他时，便十分有礼貌地叫他老肥哥。结果就是因为这个称呼，我被父亲严厉地训斥了一顿，他告诫我“老肥”是大人们的叫法，小孩子应该叫人家大赞哥才对。后来我小学还没念完，这栋筒子楼就被拆了，对那段记忆也随着筒子楼的拆迁而告终。如今那个戴眼镜的大哥就在眼前，还是那张面孔，却多了些世故和沧桑，使人不禁感叹起岁月的流逝。　　由于介绍人是杨赞，初来乍到的我自然顺利被报店雇用了，而且待遇不错，可以廉价租用报店二楼的小房间。　　我在杨赞那里暂住了两晚，第三天一早搬到报店。这是一间近二十平米的长方形房间，附带浴室，床铺是店里提供的，两个简易的木质书架是从杨赞家里搬来的。此外，我跑了几趟附近的商场，买了地毯、拖鞋、衣架、被褥、折叠书桌、炉灶、液化气罐、锅勺碗筷等生活必备用品。杨赞又送了旧CD机给我，闲暇时，我常用它听广播，虽然完全不懂什么意思，但对语感的训练却起到很大帮助。随着天气越来越热，我又先后添置了洗衣机和冷藏箱。　　每天我打工之外的事情就是去语言学校上学。　　学校里有一个和我同班的韩国男生，他说现在也在送报纸，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他用流利的日语对我说起送报的艰辛，还说不吃苦耐劳的人是很难坚持下去的。的确如他所言，我每天凌晨三点起床，然后下楼拆卸卡车运来的报纸，再将商家们的广告单夹在每张报纸里，最后骑自行车将夹满广告的报纸送至客户家的报箱中，这一套工作两、三个小时下来非常辛苦。然而，刚刚送了三天报纸的我却乐此不疲，对于我来说，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充满乐趣的。　　我所骑的自行车是送报专用的，黑色的车身附有宽大的前筐和结实的货架，以备捆绑报纸之用。写有“朝日新闻”[日语“新闻”一词指报纸]的白底黑字的牌子被固定在自行车的斜梁上，显得十分显眼。然而送报这份差事送的可不只是报纸，广告单占了很大比重，平日里商家的促销活动少，广告单的厚度也就相对薄些。到了周末或节假日，广告单的数量剧增，有时报纸和广告加在一起的厚度足有半厘米，可见报社老板所得利润都在广告单的投入上，我骑自行车送带有广告单的六十份报纸，的确不轻松。　　送报最初需要做的就是熟悉所配送的区域，要认清各家各户的地址，整理出一条合理省时的配送路线，这样才能节省时间，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在还没有正式上工前的一天下午，我骑上笨重的自行车开始认路，大约骑行十五分钟后我进入一区范围，眼前的一栋二层别墅就是第一个客户广本家。我展开一区的地图，根据事先标好的红色记号，并结合顺路账上的客户信息开始逐一确认。对于好多位置偏僻、特征不明显的房子，必须在地图上用符号和文字加以标注，这对深夜条件下的作业是十分有必要的。一区共有一百二十六个客户，半数以上是单户住宅，其余是小区高层住宅，等全部确认完毕时，天已临近傍晚。在归途中，我险些迷路，在同一个岔口处绕了很长时间才总算找回到报店。　　工作的第一天，我三点钟准时起床，迅速穿好衣服来到楼下，此时已经来了很多人了。不久，运送报纸的卡车到达，员工们纷纷卸下成捆的报纸，从中取出各自的份数开始往里面插广告单，而插入广告单的报纸重量足有原有报纸的二倍之多。连续三天的认路工作让我对一区的地形有了大致的掌握，今天便是学以致用之时。　　店长中岛考虑我是新手，最初只分配给我六十份报纸。我于四点钟从报店出发，配送结束回到报店时已经是早上七点钟了。虽然回来的较晚，但报纸没有出现漏送。相比之下，晚报的配送无需广告单，而且也不用摸黑作业，比早报轻松了不少。就这样，我还算顺利地完成了第一天的配送工作。　　两个星期后，我的报纸增到八十份。由于报纸的重量增大，时常将自行车压倒，根本无法一次性地装载到车上，最后只能拜托报店人员用面包车代运一部分到指定地点，这样就会方便很多。另外，天气的好坏直接影响工作的难易度，赶上大风天，骑摩托送报远比自行车省时省力，雨雪天更是可想而知。听杨赞说到了六月份，东京便进入长达一个半月的梅雨期，雨天视线模糊，报纸也易被淋湿，由于长时间在雨中作业，雨衣的作用大打折扣，赶上暴雨天气，穿雨衣也会被淋成落汤鸡。　　一个月过后，我的报纸增至一百二十六份，此时已经可以独揽一区的全部配送工作。我每天依然是四点钟离开报店，途中去中转地点取另一部分的代送报纸，由于已经轻车熟路，有时六点半钟就能完成工作。　　和我同命相怜的还有一个人，他叫陈见多，大我两岁，老家是北京的，我来报店的第二天才认识他。陈见多也一样骑自行车，听说他是作为朝日报社的奖学生被安排到这里，和他一起来的北京同伴都被分配到其他报店。据他自己说，他父亲是想让他见多识广才取了“见多”这个名字，可他并不喜欢，竟起了好几次改名的念头。陈见多一口地道的京腔儿，说话总像是在抬杠或打趣似的，我说东，他偏说西，总是聊不到一起去。　　店里除了杨赞、陈见多和我之外，还有两个年轻人，一个叫英树，另一个叫英雄，他们是所长上杉的两个儿子。　　所长上杉一共有四个儿子，不过一个比一个不成气侯。大儿子英树和二儿子英雄似乎都有轻微的自闭倾向，他们一直生活在店里，久而久之对这里的环境形成了莫大的依赖。在已适应的环境下，他们还算开朗，有时也会与人开个玩笑，逗个闷子。可一旦走出这个环境，就会截然不同，骤然成为一个闭塞缄默的人，所以他们极其不愿和外界接触，虽然都已三十岁出头，却还像孩子似的留在家中，基本看不见他们外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宅男。因此，网上购物和叫外卖成了俩人的嗜好。　　上杉所长对此尽是失望，但毕竟是自己的儿子也没办法，反正店里缺人手，就让两人帮着打理，照常给他们开工资就是了。三儿子隆平长得帅气，相貌也最像父亲，他喜欢骑着心爱的越野摩托四处兜风，虽说来年高中毕业，但绝非是上大学的材料。四儿子大介念初三，他的嘴总是不停地咀嚼着各种各样的零食，高大肥硕的身躯简直像个成年人，这和哥哥隆平帅气的外型形成极大反差。　　其实母亲阳子最为担心的还是英树和英雄，因为两人至今仍然一次恋爱也没谈过。阳子说话嗲声嗲气，却是个温和贤惠的女人，她的妆总是涂得很厚，即便这样仍遮掩不住岁月在她脸上的痕迹，不过可以看出，她年轻时绝对是个美女。阳子有个习惯，一见到熟知的男孩就会询问对方是否有交往对象，这当然是在和自己的儿子作比较。难道不谈恋爱、不结婚的人真有那么多吗，还是只有自己这两个不长进的儿子才会如此，我想这似乎是阳子一直以来的疑虑吧。　　一次，阳子问我有没有女朋友。“倒是有，只不过······”还没等我说完，阳子就把话茬接了过去，用嗲嗲的声音数落起身旁的英树和英雄。　　“你们瞧瞧，人家都有女朋友，你们两个都这个年岁了，还不知道努力争取吗，真是叫人伤脑筋。”　　站在阳子身旁的英树和英雄显然被击中要害，一个个像霜打的茄子，顿时蔫了下来。有道是虱子多了不怕咬，对于母亲的数落，两人早就习以为常，阳子似乎对两个儿子失望多次了，也只好说说作罢。　　我刚才的话并没有说完就被阳子岔了过去，其实我是想说虽然有女友，不过就要分手了。这句话如果真要说出来，或许会对阳子有所安慰吧。但也会有另一种情形出现。　　“真是不理解现在的年轻人都在想什么，要么就是单身，要么就是分手，哪一种都够让人头痛的了。”或许阳子也会这样想吧，我在心里默默念道。　　一段时间里，我发现陈见多每早总是赶在我之前完成配送。　　对于这点英树有所察觉，他和英雄一样，向来对身边的人尤其是中国人的一些言行较为关注，可能是整天泡在店里，闲来无事的缘故吧。英树问杨赞那两个人都骑自行车，怎么我却回来得很晚。过后杨赞跟我说起此事，我心想英树也真够无聊的，想要快些下次快些就是了。不过我也隐约感到店里的人在工作上开始拿我和陈见多作比较，因为两人年龄相仿，来店时间相差无几，被比较也是自然的。杨赞不止一次对我说，现在首要的是尽快考取摩托驾照，有了摩托代劳，工作就会事半功倍，骑自行车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就这样，我在报店一连干了两个月。到了六月，阴雨连绵的梅雨期开始了。　　进入梅雨期后，雨水给送报带来了无比的困难。这种天气每时每日无不消弱着自己的热情和意志，我发现之前乐此不疲的干劲正在一点点地消失殆尽。每天走在上学路上，双腿像灌铅一样沉，靠着两腿去送和摩托车一样份数的报纸，迟早会拖垮身体，二十岁的我第一次感到体能超负荷所带来的疲惫感，这和高中时打完一场篮球赛的那种疲惫截然不同。为了节省时间和体力，消除对工作的倦怠，当务之急应该尽快拿到摩托驾驶证才对。
　　打工、三餐、睡觉，这些事情像一部电影在每天的生活里重放着。　　位于高円寺的二十一世纪语学校是我得以转换心情的地方，每天上午的四节课可以让我忘掉打工的辛劳，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使我感受到自己是一名学生，而不是工仔。和同学间的交谈让我意识到周围还有很多人和自己一样，为着某种梦想和目标在这里打拼。　　我所在的班级有香港人、台湾人、韩国人，有年轻者，也有年长者。他们学习日语的原因各有不同，有的为考学，有的为工作，这两种理由自然再普通不过了，不过有的理由却让我倍感新奇。譬如那个来自台湾，头发烫成大波浪的四十几岁的老大姐，她学日语的目的竟是为了能和她的老公融洽相处，平等交流，以此做一个合格的妻子。这个理由听则奇怪，其实不然，因为她半年前嫁给一个日本人，而偏偏她的日语又很烂，这种解释应该很容易明白了。　　又如一个来自香港，额头光光的大叔，他学日语的目的竟是为了提高阅历，增长人生经验。我曾问他来这边做什么，他爽朗地说为了学习语言啊。对他而言，这会是人生中的一次愉快体验，一种积极尝试或者还有其他意外收获，也许有一天自己会因此领悟到很多宝贵的人生经验。我的天，这样的理由未免太过奢侈。和他们相比，自己学习语言的本质意义却太过沉重，是为了考学，获得学位，还是为了在这里生活得更好。对我而言，勤工俭学的生活可能是目前人生的全部，之所以视为全部是因为现在的付出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在这之后又会转变成什么，是无法预判的。或许会好些，或许会更糟，想到这里，我莫名地羡慕起那位懂得以愉快和积极的心态去感悟人生的香港大叔。　　看着语言学校里那些来至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的人们，会让我不由去猜想他们来日后面临的是怎样的生活，是寄人篱下还是独居；住怎样的房子，是宽敞还是拥挤；打什么工，是清闲还是繁重；收入可观还是勉强温饱；是孤单，还是快乐；他们为了什么来到这里······坐在教室的一角，凝望着每个人的背影，我想不出个所以然。当时学校里的中国人最多，其次是韩国人，来至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的人也不占少数，然而来自欧美的却寥寥无几。　　日本的语言学校通常为两年制，如果日语水平好的话，一年后就可自行报考大学。但是有如此日语水平的人毕竟占少数，多数人都是保守地上完两年的学业再选择考学。　　学校按学员的日语水平划分班级。基础好的学员分配在高等班，基础差些的分配在初级班，期中和期末时，可根据学员的考试成绩来调换班级。等级最高的班为1A、1B，其次是2A、2B，然后是3A、3B，以此类推，一直到8B为止。我所在的班级是8A，可见班上学员的日语水平基本都在初级。8A班的日语老师是山崎和小森，比起小森，山崎对学员们的要求要严厉一些，据说她教日语非常有一套，所以把初级这样的基础班分配给她教授。　　左梅是一个已经在学校念了一年的学员，据她自己说，之所以还留在8A，是因为基础差，想在山崎的班里再学一年。刘海毛的情况和左梅一样，但他的原因只是不爱学日语，留在初级班不会有什么压力而已，看来他是个惰性极强，喜欢安于现状的人。班上的人都猜不透左梅的实际年龄，我本以为她比我大不了几岁，可当她毫不忌讳地说自己是70年生人时，我惊讶不已，没想到她整整比我年长十岁。左梅的容颜保养得很好，散发着无限活力，她的话比较多，而且嗓门很大。在之后的相处中，我渐渐发现这个大女生虽然话多，但待人诚恳、亲善大度，而且和我还是同乡。　　左梅喜欢与班上的年轻人谈心，和我的话题也很多，虽然我不是很爱讲话，但每次总能被她的情绪调动起来，竟也能跟着聊上大半天。　　“刚来日本就能坚持送报的工作，也算不简单了。”得知我目前在做送报工，左梅不禁连声赞叹道。　　他人的赞许莫大地鼓舞了我，感觉就为了这句褒奖，我都会一直干到最后，更何况这是梅姐对我的认可。在我眼里，左梅是个老大姐，她对什么事情都很看得开，每天都是一副精神饱满，从容不迫的样子。一个人之所以看起来年轻，容颜的保养是一方面，更主要还是由乐观的精神和开放的心态所决定，是从内向外释放出的一种活力，左梅就是这样的人。当然，她也有不如意的事，她时常会谈起她的男友，他是一个海南人，两人在国内就认识，由于男友工作的关系，来日后他们一直分开住，每逢周末，她都会去男友家。我从没听她谈及两人是从什么时候交往的，只知道男友的母亲不是很喜欢她，每当谈起此事，左梅眼中总会闪现出一丝黯淡。能感觉到她虽深爱着男友，却总是由于某种原因致使他们的爱情并不圆满。　　坐在我后排的女生叫曾新月，她也来自东北。刚入校时我就注意到这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女孩，她穿戴朴素，甚至有些土气，我想她可能来自农村或城乡。也不知从何时起，她开始化妆了，而且逐渐由清淡转为浓厚。她最初将头发拉得笔直，还染成金黄色，没多久又改成棕红色的大波浪。她的穿戴也变得很入时，都是当季流行最前沿的装束，活脱脱一个日本女孩的形象。听邻班的一个女生说曾新月在和室友一起做陪酒的工作，虽说事实往往并非所听闻的那般。但无论怎样，环境对人总是能产生莫大的影响，使身在其中的人乐于去尝试改变自己，以迎合、融入新的环境，这种变化先是来自心理，然后才体现于外在。对于曾新月的变化，虽然表面上无人理会，但私下里还是引来大家众多非议。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一晃儿半个学期过去了，接着是为期一个半月的暑假。　　等到秋季开学后，8A班转来一个名叫金天洋的男生，听说是从6A那边降下来的。暑假学校郊游时，我曾和他在一个餐桌上用餐，这回成了同班同学，免不了会多聊几句。金天洋是一个不太会说朝鲜话的鲜族人，听他说是因为从小跟母亲一起生活，母亲是汉族，所以很少说朝鲜语。至于他父亲为什么没和他们在一起，金天洋只字未提。他比我还不善言谈，但我俩却很合得来，课间闲来无事时我就拿金天洋开玩笑，惹得班上的人哄堂大笑，金天洋每每什么都不说，只是眼睛眯成一条缝，憨憨地看着我乐。这个时候，刘海毛总是会来帮兵助阵，一屁股坐在课桌上，帮金天洋向我反击。而小森先生此时会一脸和蔼地坐在讲台前，静静地看着眼前这群来自中国的孩子，有时也会饶有兴致地走到近前，问我们都在谈论什么，为什么会笑得那么开心。每每左梅都会挺身而出，用她不流利的日语认真为小森作起翻译，也不知小森是否听懂，每次都是会心地颔首微笑。　　除了考试日之外，每天的课业都是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下度过，可放学的铃声一响，学员们都会习惯性地做着同样的动作，只见他们将桌上的东西塞进背包，然后起身疾步奔向门口。不赶时间的人会在走廊耐心地等电梯，赶时间的人早已顺着楼梯跑了下去，好像消防员奔赴火灾现场一样，十万火急。每次这个时候，我都有些莫名地失落，因为一想到厚厚的报纸和沉重的自行车，便开始万分沮丧。我试着努力调整心态，却还是有奇怪的想法冒出来。如果单是上学不用打工该有多好，我一边做着不着边际的妄想，一边踱步朝车站的方向走去。　　刚下到站台，一班电车刚好迎面驶来，时间居然如此巧合，我疾步来到乘位线前，车门被打开了。在我准备上车的瞬间，竟瞥见距自己几步远处正丢着一个又大又厚的红钱包，钱包呈长方形，皮革发着光亮，附带着金色的手提链，似乎是个名贵的女士钱包。我的心顿时揪成一团，此时我正靠近车门，而钱包近在咫尺，就在我要顺势过去拾起时，一个下车的男人正巧也看见了它，他顺势先我一步将钱包捡起。只见那男人背对着我，晃动着身形左顾右盼，好像在找寻失主。　　电车慢慢驶离站台，我透过车窗望去，男人开始自顾自地朝站台出口方向的阶梯走去。我倚着车门，整个人就像弄丢了中奖彩票一般，失落至极。刚刚的一切就发生在几秒间，我恨死那个劫我财运的人，因为当时满脑子想着钱包，竟连那个男人的模样都没看清，如果没有那家伙，我或许会小赚一笔。我禁不住开始联想打开钱包后的情景，那么名贵的钱包里一定揣着不少现金，或许会有几十万円[円，日本的货币单位，即日元。]之多，即便没有那么多钱，也会有一排令人养眼的银行卡或是一张女人的自拍照。转念之间，我竟想象起男人打开钱包数着现金时的样子，心里又平添了几分恼火和失落。想来那个家伙还真是很会伪装自己，佯装左顾右盼在寻找失主，实则确认周边的状况，然后伺机而动。　　几天以后的一个傍晚，当我意识到那件事似乎要被淡忘之时，我又刻意地回想起它，那么厚实的钱包里到底装着什么，我竟又要浮想联翩了。再后来，也许是自己的哪根神经起了作用，当我偶尔再回想那件事时，竟能够冷静地看待它了。　　也许那个男人并没有将钱包占为己有，而是上交到车站管理部门或派出所，我也曾听说健全严格的法律制度使得“路不拾遗”的社会风气在日本由来已久。至于当时对男人的评判也仅是出于自己的种种猜想。事后我间接了解到日本所谓的《失物法》中有严格规定，拾到他人物品必须尽快交予失主或警方，如果私自占有所拾物品则触犯《日本刑法》规定的“冒领失物罪”，并被作为刑事案件处理。试想如果自己捡得那个钱包，见利忘义之下定会匿藏起来，其后果又会如何，或是被人举报并受到法律制裁，或是相安无事但永远背负着良心的谴责，看来哪一种结果都没那么好过。　　少不经事的我突然想起曾经父母眼中的那个“乖孩子”，又想起大人们口中常常念道的“伪善者”，我竟又一次察觉到自己内心污秽、龌蹉的一面，好在良知让我意识到了什么，也算是自己的一种进步吧。记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是有意无意地胡乱猜想和窥视自己的内心，我突然察觉到自己变复杂了，似乎能够听见思想发生变化时的响动，也许这就是成长的声音。　　梅雨告退，随之而来的是台风。　　九月初到十月上旬，随着秋霜的降临，台风开始频繁在日本登陆，生活在中国东北的我初次见识到台风的可怕。台风来临之时，受灾地区成了日本举国上下极具关注的焦点，各大电视台跟踪报道台风地区的状况，由于台风的侵袭和施虐，房屋倒毁、河堤塌方，死亡、失踪的事故比比皆是，这种自然灾难给日本国民带来的恐惧可想而知。　　现场记者坚守在风雨中，他难抑内心的恐慌，正播报着台风肆虐之后的小学校状况，同时，安静的直播间里，女新闻主持人一脸凝重和不安。今天的早报我一如既往被雨水淋成落汤鸡，送晚报时也无幸免，雨就这样整整下了一天，等我送完晚报回来时，天色已暗。　　我除去雨衣和雨裤，将其搭在车筐上，雨水滴滴答答地顺着流下，很快的，车筐下的水泥地面已晕湿了一大片。店内空无一人，我见电视机还开着，就索性坐下来看了一会儿，大约过去二十分钟，没有接到报纸漏送或被雨水淋湿的电话通知，看来今天没什么问题，可以安心上楼休息了。我回到二楼的房间，窗外又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雨点密密地拍打在玻璃窗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我换了身干爽的衣服，又做了一大盘炒面，正要端到电视机前享用，孟杰打来了电话。　　“左凡。”孟杰清脆的声音传了出来，听得很是真切。　　“你小子，好久没联系了，最近什么样？”我问。　　“我也找了一份送报的工作，已经干了两个星期了，没想到吧。”　　电话那端传来按动火机的声响，是孟杰在点烟，然后是吸了一口又长长吐了出来的声音。我也随手掏出自己的烟，点燃自顾自地抽了起来。　　“最近赶上台风，累得我像个王八蛋似的，还好我的报纸没有你那么多。今早，哥们儿我糗大了，竟被胡同里窜出来的野猫晃了一下，连人带车一个趔趄摔个正着，够衰吧。”　　“你一定是急刹车了吧？”　　“是啊，这纯属本能反应嘛。”　　“我也遇过这种情况，日本的野猫太TM气人了，看来你的动物保护意识还挺强。”我不失时机地取笑道。　　“特娘的，下次管它是猫是狗，敢跑出来我就压过去。”　　和孟杰痛快地神侃了一通，挂断电话时，炒面已经从刚出勺的金黄色变成暗褐色，让人看了食欲大减。我定定地看着已经凉却的炒面，突然想起了考摩托驾照的事，我思量着，心里已暗暗做了决定：台风过后就去考试。
　　五号台风过后，终于迎来几天晴朗，久违的阳光荡漾在碧蓝的天空，晒在身上分外舒服。我的身体已经冰凉了很久，虽然有暖阳的抚慰，却仍感到从里向外透着一股湿漉漉的寒气，即便天天泡热水澡也驱散不掉。　　周五这天，我参加了摩托驾照考试。　　考场离住处很远，坐电车再换乘公共汽车，前后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试前需要完成填写报考单、缴纳试费、拍照、体检等诸多事项，临考前的等候更是让人忐忑不安。下午两点过后，我随着应试人群失落地走出考场，初次的理考终究没有通过，我能想像到当时自己有多难堪。可见急于求成的念头使我产生了极大的侥幸心理，应考心切和准备不足，再加上日语能力有限，没通过自然是意料中的事。　　傍晚，我无精打采地蹬着自行车，努力前倾着身体，以便让自己更省些力气。笨重的自行车随着身体的前倾，有节奏地左右晃动着，身后的报纸被风吹得哗哗作响，腿上的力量无论使出多少，仍觉得车轮吃力地转着，好似在原地打转。　　“一定要尽快考到驾照，我受够了骑自行车的日子！”我在心里怒吼着，眼里闪出一线火焰，沉重的车子在愤怒的驱动下奋力前行，竟冲出了很远一段距离。　　焦躁的心态使得之后一个月里的三次考试，都没能通过，不过答题的正确率有了显著提升，第四次考试的成绩距离合格线只差了一分。　　“看来大量的习题训练似乎得到了很好的效果，目前的成绩可是用前几次的报名费才堆积出来的，下次一定成功在望。”我一边凝视着交叉口的那盏红灯，一边暗自思量。　　十一月，天气渐渐转冷，不过东京的气候依然秋高气爽，舒适宜人。我倚着公共汽车的把手望向窗外，沿途的道边落满了厚厚的银杏叶，金灿灿的一片。距离上次的驾照考试已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想象先前的几回应试费竟花去了近两万円，这次一定会通过，我坚定着信心，恍然间似乎觉得前往考场的路途不再那么遥远。　　考试被安排在上午的第二轮。此时，第一轮考试还未结束，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几个同样在等待考试的少年在一旁大声说笑，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的考官从考场出来，他示意他们保持安静，少年们很快沉默下来，各自摆弄起手机。我不失时机地把自己常出错的试题又快速看了一遍，没多久，参加第一轮考试的人陆续走出考场，门口的考官终于开始招呼第二轮应试者进场。　　上午十一点左右，第二轮考试结束，考生们都留在各自的座位上，安静地注视着黑板上方的电子看板。稍后，合格考生的考号将会陆续显示在看板上。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看板，心里默念着自己的考号。　　“，1027······。”　　随着一声叮咚的提示音过后，长形电子板的红色数字开始从右至左依次出现，，，102······1027！　　一刹那，我又狠攥了一下紧握的拳头，随后手上一松劲儿，所有不安都一股脑地被释放开来。期待的考号出现了，我梦寐以求的考号终于出现在看板上了，我合格了。我掩饰着内心的狂喜，故作镇静地乜斜了几眼周围的人，此时，有人露出失望的表情。接着未合格的人开始起身离去，教室里剩下了十余名合格者。　　午休过后，教官带领合格的考生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技能训练和考核。理考通过了，接下来的技考自然水到渠成。下午两点左右，我走出府中试验场的蓝色大厅，看着手中期盼已久的摩托驾驶证，我小心翼翼地将它塞进钱夹。回家的路上，我给孟杰打了电话，迫不及待地和他一起分享了这份喜悦。孟杰说他也在考摩托驾照，这个月底准备参加第二次考试。　　“那我等你好消息啊，合格后一起吃饭庆贺一下。”我兴奋地说道。　　“你可能还不知道有卖考题的吧，我也是最近才听说，我拜托了一个朋友，他说能弄到考题，这次准能通过。”电话那端的孟杰说道。　　怎么在日本也能弄到试题，他哪来的消息啊，真是个好投机的家伙。不过无所谓了，终于可以告别自行车了，来日之后，我第一次体会到成功的喜悦。　　
　　几个星期后，孟杰也拿到了摩托驾驶证，他辞去送报的工作，与几个朋友合伙做起了营生。　　这回的新工作是和三个中国人合伙配送AV录像带，是私人地下录制的那种。干这份活的四个人各有分工，其中一人负责在家翻录母带并接听订货电话，另外三人负责发放广告单和上门配送，孟杰的工作是后者。当听说是配送地下AV录像带，我心里不免有些发怵，AV带姑且不说，如果被警方发现是地下录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傍晚时分，天下起了小雨，我走出沼袋车站，直奔孟杰的住处。路上，孟杰打来电话，说现在手头有活儿，一小时后回去，家门没锁，让我直接进去就行，他说锅里有刚煲好的骨头汤，并叮嘱我一定要趁热吃。我根据地址顺利找到他的住处，只见楼道口一盏昏黄的灯光，左右各有一扇房门，我推开右侧的，门“吱嘎”一声开了，屋里点着灯，炉灶上赫然一口大锅，能闻到一股香浓的骨汤味道弥漫屋中。　　汤的味道的确不错，记得小时候最爱吃的就是母亲做的那道酸菜炖脊骨，今天这顿算是大饱口福了。一顿风卷残云过后，我抚着饱胀的肚子心满意足地靠在床头，这才仔细留意起这间小屋。这是一栋典型的日式阁楼，屋子方正，玄关之外的地方都铺着榻榻米，墙板和棚顶都是木制的，墙壁一侧有倾斜的木梁，这是外面通往二楼的楼梯构架所致。由于房子年代久远，有些木板已经发黑，屋里的采光和通风不是很好，有一股潮湿的霉味儿，一台老旧的电脑孤零零地立在灶台旁的小桌上。这里虽然简陋，可对初来乍到的外国人来说，算是比较阔绰的住处了。　　孟杰回来时已经晚上七点多了，进门时镜片上顷刻笼罩上一层雾气。他双手拎着从超市买回的食料，还是一副精神饱满的模样。　　“怎么这么晚，你这哪儿是一个小时啊。”我的确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不好意思，最近我这活儿特别多，真有点儿忙不过来了。今天赶上下雨，不然还要晚呢。”孟杰一面用毛巾擦拭着镜片，一面掏出万宝路点上。随即又递给我一根。　　我盛出热气腾腾的骨头汤，添了一碗米饭，又打开一盒酱菜。孟杰饿坏了，衣服还没来得及脱，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他足足吃个两碗半的米饭，半锅的骨头和汤，就连那盒刚打开的酱菜，也见了底。　　“你现在这么能吃啊？”我一脸坏笑道。　　“太累了嘛，不多吃点怎么能行。只是我这光吃不长肉啊，你说愁不愁。”孟杰说着随手从袋子里拿出一罐可乐扔了过来。　　“和你合作的那几个人都是谁啊，怎么没听你之前说过，他们没问题吧？”我开门见山地问道。　　“有两个人是我语言学校的同学，人都还不错，没啥问题。”　　“你小子胆子也太大了，地下的带子也敢送，你不怕老警收拾你啊？”　　“你不知道，那大伟和小罗上个月每人赚了三十多万呢。”孟杰感慨万千。　　听到这个数字，我也跟着惊讶起来，把喝了一半的可乐放了下来，膛目道：“三十多万！能赚那么多！？”　　这个数目的月收的确不少，我搓着下巴寻思着。　　见我惊诧不已的表情，孟杰顿时情绪高涨，捋着胳膊扬声道：“这可是保守数字，我知道他们瞒着我不说，我看能有四十来万吧。”　　“你瞧你还来劲儿了，未免太冒风险了吧，万一被警察盯上，外国人可说不清这事。”　　“我是打工的，出了事儿也碍不着我。”　　“要是真出了事儿，还不都顾着自己，互相推脱啊。你也不了解那两个人，还有那个接电话的你认识吗？”　　“那人是老周，他是大伟的朋友，听说在日本待了好些年，这活儿就是他联系大伟干的。”　　“我看这个老周就不靠谱，靠谱的人谁干这个。”我不屑地说道。　　“想那么多干嘛，我怎么也得趁这阵子多赚点吧，余下的以后再说。”孟杰不以为然地说着，便开始起身整理起背包里的东西，我看见在他的床底下还存放着数量不少的录像带。　　“左凡，要不，你把你报店的活儿辞了吧，起早贪黑的犯不上。你搬到我这儿住，咱哥俩一起干，有钱一起赚嘛。”孟杰突然表情诚恳地说道。　　“我干这个？还是算了吧，不够提心吊胆的，送报是累点儿，心里踏实。”我想都没想就回绝了。　　“行，什么时候不想干了，跟哥们儿吱一声，我这里随时欢迎你。”　　“这些带子自己挑，都是翻录的，效果一般，不过不带马赛克，内容也不错。”说着，他将一摞黑色的带子堆到我面前。　　“早知道你干这行，我就不用去外面租来看了，你看过吗？”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从不看这玩意儿，没意思。”　　“我说你是不是有问题啊，我真怀疑你有没有能力。”我白了他一眼，说道。　　“我就是觉得没劲，这和能力有什么关系，要不我让你见识见识。”孟杰显出不甘示弱的神情。　　“行了，我信，你还是省省吧。”　　孟杰的这份工作本身就不透明，又不知他是否了解那三个人，人心叵测，涉及到利益纷争时难免会被骗。如果真能赚到那么多钱，冒点险也就认了，只怕事与愿违，得不偿失。　　走在回家的路上，雨已停了，夜风轻拂，倍感爽朗，一轮皎月被薄云笼罩着依稀可见，月光投射到湿漉的柏油路上，泛起层层银光。天高，云淡，风轻，或许孟杰真能赚到也说不定，我点上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没想到两人面对同一件事的抉择竟是如此不同，自己瞻前顾后，踌躇不定，而孟杰却大刀阔斧，踌躇满志。往往也正是这样的人才能抓住机遇，但愿孟杰能够如愿以偿。
　　转眼到了年末，此时朝日报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员调动。　　据杨赞透露，前不久所长上杉去朝日总部开会，会上传达了新一年的工作部署，要求朝日旗下的每个报店都要严格完成总部布置的工作量，如达不到客户指标，该报店将被合并。看来读卖报[读卖报纸和朝日报纸并称为日本全国性的两大报纸。]与日俱增的订阅量给朝日报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我所在的武藏村山店的人员调动是从十二月的月初开始的。中岛不知从哪里招来六个专门负责签订合同的契约员，开始对武藏村山地区的客户逐一进行合同签订，也就是想方设法把读卖报的客户拉到朝日报这边。当然对于订阅朝日报的客户，报店这边也不惜呈上丰厚的礼品，诸如日常生活用品的精装礼包、盒装洗衣粉、料理油等，最受欢迎的当属啤酒卷。一般对于不好沟通的客户，啤酒卷就是签约员们的杀手锏，拿出一打啤酒卷，再顽固的客户也不怕他拒订报纸。当然，啤酒卷的费用支出是昂贵的，如果不用啤酒卷还能签下半年到一年的契约，那不是遇上好说话的客户，就是签约员的手段高明。此外，人员的工作量也出现了很大变动，要求目前负责自己区域的配送员，除了配送报纸外，还要承担起所在区域的报费及老客户的合同续签任务。也就是说不仅要送报，月底的报费还要自己去收，并且要及时与合同到期的老客户签订新的订阅合同，以免出现客户流失。　　工作量骤然增加，员工里不免有抱怨的声音出现，长泽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单身大叔，他的想法并不奇怪，十几年前，他因公司倒闭而失业，从此一蹶不振，妻子继而离去，儿子如今也已长大独立，对他来说单单送报就已经很辛苦了，工资够自己日常开销即可，反正也是孤家寡人，又不想积攒那么多钱，没必要去做配送以外的差事。可新来的小岛的想法与长泽截然不同，他四十多岁，老婆孩子都等着他养家。男人能多赚钱才能博得老婆的认可，免得被骂无能，比起男人的尊严，就算工作累死也心甘情愿。　　的确，对于长泽和小岛这代人来说，经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增长期，也曾干劲十足地驰骋在职场上，并引以自豪过。在那个年代，诸如配送报纸这样的工作，只要稍微讲究一点儿体面的人都不会去做，只有学生和年轻人才会考虑作为零工去送报，赚点不痛不痒的零花钱。然而，斗转星移，如今已不是过去的年代，多少人无法逃脱经济负增长的漩涡，又有多少人面临失业的厄运。现在找个像样的工作太难了，这群人已经没有精力再去竞争什么，能够有送报的工作，已经别无挑剔了。　　面临工作上的调动，土屋这个年过六旬的老头显然有些力不从心，他已经没有气力再去从事送报这种体力兼脑力的工作，但他也不想就这么全身而退，他还有个和他相依为命的小狗需要喂养，他还想多吃几顿上品的生鱼片，多喝几口上品的烧酒，也许沦落为契约员对这个老头儿来说，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　　有些人或许还有选择的余地，可对二十几岁的奥津来说，恐怕没有选择。中岛已经决定把他辞掉了，上杉对此事也没多加过问。奥津先天智障，口齿不利，骑车送报的差事他还勉强应付过来。他和他亲爱的祖母住在一起，他喜欢啤酒，休息日里常常喝得烂醉。有一次醉得找不到家，半夜去敲长泽家的门，长泽只好留他住宿，结果那一夜他尿了长泽的床。报店出于同情，才把奥津留到至今。可这次工作变动显然来得不是时候，报店已经无法再收留他，面对严峻的现实，他没有延缓的余地，只能选择离开。没人有闲心会去担心奥津之后的工作，换个工作也许是新的开始，可对他来说未必是件好事。　　然而，对于一瘸一拐的佐佐木来说，似乎并未受到丝毫影响。他骨瘦如柴，右腿微瘸，整天一副邋遢的样子，他的头发又油又脏，身上总是散发着酸臭，好像从不洗澡一样。他总是一种衣着，即便脏了也不见更换，活像个肮脏的流浪汉，他从不会在意旁人对他的品评，很难想象他老婆是如何忍耐他这幅德行的。即便这样的怪人，却是店里的当家军师，他在报店的年头最长，平时寡言少语，工作态度一丝不苟，工作能力更是无人可及。武藏村山市十三个区的地形和报纸分布情况他都了然于心，如果有谁生病或告假，他都能代替配送，而且对统计工作也很在行，一直扮演着多面手的角色。佐佐木内敛低调的性格和超常的工作能力，使他在员工中留下了极高的威信。瘦弱的身体和轻微的腿疾并未给他的工作带来丝毫不便，也许是意志一直在支撑着这个四十几岁的男人，比起他对身体缺陷的克服，工作上的变动或许根本微不足道吧。　　此时，店里来了一个叫久木春辉的年轻人，他看似比我年长几岁，听杨赞说他是阳子的外甥，以前高校放假期间，曾一度来这里帮忙过，时隔几年，他这回是替代奥津来这里工作的，因为以前有过送报的经验，便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状况。久木春辉自然不算是新人，店里的人都叫他阿辉。作为老板娘的外甥，辉总算是自家亲戚，他和英树、英雄一样，除了配送，从不接管额外的工作。　　经过一个多月的摩托配送，此时的我已经完全适应了，每天感受着驾车的便捷和轻松，之前的压力自然得到很大的缓解。可如今报社不再需要只能配送的人，每个店员必须承担起多面手的角色，工作量突然出现如此大的变动，可见经营状况正变得越来越严峻苛刻。　　一个星期后，我像其他日本人一样，承担起自己区域的报费和合同续签任务。这样做虽然会耽搁大量的学习和休息时间，但一方面自己的收入可以增加三万至四万円左右，另一方面也算迎合此时的严峻状况，从而证实自己的工作能力，得到大家的认可。看来摩托在此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如果没有摩托代劳，即便想承担更多的工作也无能为力。　　就在这次人员变动中，还在骑自行车的陈见多无形中被远远甩在后面，或许因为他是朝日奖学生的缘故，中岛没有为难他，他配送之外的工作很快被安排给其他人负责。人总是喜欢用有色的眼光去打量和审视身旁的弱势者，日本人也好，中国人也罢，看来都是如此。　　我曾在杨赞面前偷偷取笑过奥津，而辉也曾在大家面前毫无忌讳地作弄陈见多，他对着陈见多大呼奥津的名字，把陈见多看做成奥津，这俨然是种十分恶劣的语言攻击。此时，正式员工中除了陈见多，已经没有人在骑自行车了，在这种反差下，见多成了和奥津一样的弱者，自然遭到旁人的非议，只不过辉的嘲讽竟如此无遮无拦。而陈见多对于这些完全不以为然，他还是每天一如既往地骑着自行车，做着自己。一来二去，辉自觉没趣，也就罢了。　　一个周末的傍晚，报店事务所突然接到从武藏村山警察署打来的电话，对方在确认是否有一个陈姓的中国人后，声称此人已被警署拘留，原因是偷窃，需要报店的负责人前来保释。接电话的人是会计小野，她随即将此事转告给一旁的英树，闻听此事，英树惊诧不已，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正在吃着拉面的中岛喘着粗气大骂道：“偷窃，那个混蛋中国人干的好事。”他那肥大的手掌拍得桌子啪啪作响，面条在他嘴里不停地打着转，口水和面汤淋得桌上到处都是。　　消息很快传到上杉那里，不久，杨赞也闻讯赶到报店，准备陪同所长驱车赶往武藏村山警署。　　晚上九点多钟，陈见多被保释回来。他在超市购物时，偷了些吃的东西，自以为躲过了监控器，却被在场的便衣巡逻员察觉。此时，我想起孟杰曾说那个配送录像带的大伟就经常在超市里顺手牵羊，偷一些打火机、口香糖、瓶装调味料这样的小东西，却从未失手过。不知陈见多是被人怂恿，来了一次大胆的尝试，还是为了贪些小便宜才侥幸干出这样的蠢事。羞于碰见大家的陈见多回来时没有进报店，而是直接上了二楼。英雄听到了二楼门锁响动的声音，便悄悄地举起左手，伸出食指和中指，做了个夹钱包的动作，这个手势在日本是指小偷的意思，他在示意我，那个小偷上楼了。　　这件事之后，报店的日本人，包括英树、英雄和辉在内都对陈见多异常冷淡，很少有人主动和他说话。陈见多渐渐被周围的人孤立起来。　　
　　2001年元旦，日本中部普降大雪，东京地区的积雪厚达三十厘米，这是东京罕见的一场大雪。　　元旦前的一个星期里，武藏村山报店的人整日忙碌，他们都提前进入了为正月的备战状态。年关的确很难度过，事务所里的会计们埋头整理、统计着账单，广告纸张分配机不停地轰轰运转，大批节日促销的广告单被送到报店，就连楼梯和过道上也被堆得满满的。　　元旦的早报，比平时几倍之多的广告单被夹进一张张报纸中，足有小拇指般的厚度。报店的门口，不停有人出出进进，吃力地搬运着厚得令人发指的报纸，一辆辆套着防滑链的摩托在厚厚的雪地里奔走开来，“隆隆”的发动机声响彻冬夜的天际。行驶到雪下有冰冻的地方，沉重的摩托也会轻易地侧滑漂移起来，以至连人带车翻倒在马路上。好在深夜车辆稀少，加之厚厚的积雪，即使滑倒也无大碍，但收拾起散落一地的报纸并重新捆绑好的话，确实要花费一番气力。　　长时间的作业使我套着两层防滑手套的双手早已冻僵，我不时地除下手套，将冻得发痛的双手放在摩托发动机上取暖，排气管里一股股滚热的白烟在寒冷的空气里被瞬间分解，在夜色的笼罩下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淡蓝飘散开来。天寒、夜长、路远，和我作伴的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声，在这万籁俱寂的冬夜，这种噪音听起来竟然也会那么亲切。　　我足足跑了三个来回儿才送完正月的早报，清晨七点多钟，雪地里的混战即将落下帷幕，结束工作的店员们的脸上都挂着疲态，但一个个仍像是凯旋而归的战士，趾高气昂地跨入店门，坐在凳子上喝茶的喝茶，抽烟的抽烟，他们都想以饱满的精神迎接新年的到来，每个人都兴致勃勃地说笑着，等待九点钟的正月会餐，期盼届时豪饮几杯。　　九点钟，会餐开始了。这是我来日后度过的第一个新年，也是我首次参加报店的会餐。以往堆满报纸的工作台此时已被清理干净，台上摆满丰盛的佳肴，有寿司、刺身、烤鸡串、年糕、章鱼丸、铁板烧等日本特色食品，这些都是英树提前预定的上品正月外卖。居中而坐的中岛兴奋地大呼小叫，他很快喝掉了一大杯啤酒，却早已满脸通红，看来他不胜酒力。身旁的契约员似乎故意迎合店长的节拍，不时将手中的啤酒一饮而尽，脸上也露出兴奋的神情。当家军师佐佐木此时也一反常态，吆五喝六地推杯换盏，忘情地看着酒桌上的每个人。大家的工作压力随着新年的到来被一股脑地宣泄在酒桌上，酒成了他们此时此刻最好的消遣。　　这种场合，英树和英雄自然不会出现，两人订了“特餐”，拿到房间里细细品味去了。会餐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那些日本人酒兴正酣，而我和杨赞、见多因为没喝酒，很快便填饱了肚子。考虑到过后所长会来给大家发年终奖金，一时也不便离开，于是三人坐在桌前只管听他们侃谈，权当做陪。　　不久，所长上杉终于来了，一如往年，他将年终奖金分发给大家，以示在新的一年再接再厉。一张不厚的牛皮信封发到我手里，里面装着三万円，我不了解其他人都拿到多少，只见每个人都尽露喜色，大家一时的欢愉将会餐再次带向高潮。　　回到住处后，我只睡了两个多小时便爬了起来，因为下午和杨赞约好一起去神社祈愿。我靠在床头，睡眼惺忪，一缕刺眼的光透过窗帘缝隙射进暗暗的房间，看来今天的天气格外不错。我下床洗了把脸，打开窗子，一股清冷的空气涌进暖室，扑到我温热的脸上，倍感清爽，想起几个小时前的雪夜奋战，宛如梦里一般。此时晌午的暖阳使得一部分积雪开始融化，陈见多的黑色自行车不见了，看来他早早就出门了。　　我和杨赞、高虹三人来到神社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此时早已过了求福祈愿的最佳时间。三人走过红色的鸟居[鸟居是日本神社类似牌坊的附属建筑，代表神域的入口]，远远望去，神社的大殿前烟雾缭绕，人头攒动，前来祈福的人竟有增无减。我请了一炷香，虔诚地插到香炉里，接着来到天神大殿，效仿周围人的样子，往功德箱里投入硬币，摇动大殿前的铃铛，“哗啦、哗啦”两声清脆的声响过后，我击掌三下，双手合十，闭目许愿，以告明天神大人，期盼新的一年里能够得到上天的护佑，一切安顺。　　祈福结束后，我求了张护身符揣在怀里，此时才发现身旁的杨赞和高虹早已不知去向。大殿前的香炉旁又聚集了不少前来烧香的人，他们不时将香炉里腾升出的烟雾往自己身上撩动，意在身上能多沾染些新年的香火，以求个好兆头。我在人群中找了许久，正要拿起手机给杨赞打电话，便一眼看见身穿白绒大衣的高虹，只见她正将自己求得的签条绑在松枝上，我知道她最信奉求签，便凑上前去询问，她说还算好，抽了个小吉。这时，杨赞已经走到不远的鸟居处，站在石阶上正示意我俩快点过去。　　日本的正月，好像只有这一天才有节日的气氛，翌日开始，一切又都进入平时的状态，这不禁让我怀念起中国的正月。
　　到了三月，东京已经很暖了，只是早晚还有几丝寒意。　　此时，久未联络的孟杰又有了新的变化。大伟曾一度克扣孟杰的工钱，他对此早有察觉，为了不引发矛盾，他只好佯装不知。可后来对方变本加厉，开始找麻烦排挤他了。孟杰一气之下，私藏了一笔工钱便一走了之。他搬到了山手线的田端一带，房子是和朋友合租的，一套很不错的两居室公寓。房间很宽敞，厕所和浴室各自独立，租金当然不菲，整整比山手线以外区域的房租高出一倍之多。　　我不知孟杰为何搬到都内，大概是在那边找到合适的工作了吧，这也不错，想起先前的那份工，不做也罢，免得夜长梦多。看来计划真是跟不上变化，上个月这家伙还说要改变一下住处的面貌，这个月竟搬了新居，工作似乎也应该有了着落。想到这里我不由连声叹息，对目前自己的坚持而感到迷茫起来，虽说敢于舍弃才会有所得，但如果舍弃之后所带来的风险大于所得时，是否就会为得不偿失而后悔莫及呢，想到这里我不禁对孟杰的果敢作风肃然起敬起来。　　当孟杰骑着雅马哈踏板摩托出现在车站时，我已经等了近半个小时了，没想到向来很守时的他这次来晚的理由居然是洗澡。他脱下安全帽，露出一头长发，蓬松且还没干透的发丝间冒着腾腾热气，我不由得担心他这样会不会着凉。孟杰扬起脸满不在乎地拢着湿发，我这才注意到他的下巴上还蓄着稀疏的山羊胡。可能是刚搬到新居的缘故，这家伙气色不错，浑身轻飘飘的，充满着许久不见的活力。　　孟杰果然找了份新工作，他在一家酒吧上班，而且是个看似非常不错的差事——调酒师。　　我虽不懂调酒，不过一直对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很是赞誉，听说这一职业对技能要求很高，好多学问尽在其中，有道是品酒如品人，看懂品酒人的精神世界，才能为其调制出色泽、味道、形态都匹配的美酒，简直是门艺术。孟杰如今顷刻间变身为调酒师，让我惊诧之余又多了些许敬佩。　　他似乎早已察觉出我的不解，漫不经心地说：“怎么，吓到啦，我没告诉过你吗，我在国内不是学过一段时间调酒嘛。当然，肯定到不了行家的程度，不过一般的鸡尾酒我还是可以的，正好一个朋友说那里缺人，我就被介绍去了，面试顺利通过，已经上了几天班了。”　　“那么多种酒，单是酒名你就得记上一阵子吧，能应付过来？”我一脸困惑，略带担忧地问。　　“让你说的，那个店也就那么十来种酒，客人想喝哪种就给调哪种呗，非常简单。”　　我在心里寻思着他的话，困惑感顷刻间被解开，原来无非是给客人调制那么几种固定的酒而已，看来我把眼前的这个调酒师想象得过于高超了。刚才还觉得他头顶上被一道耀眼的光环笼罩着，很是光彩照人，可此时却黯然失色，归于平淡了。不由觉得自己很是可笑。　　中午，两人简单吃了口泡面，本来计划过后去秋叶原看看电器，刚准备出门时，孟杰接到电话，挂断后便说下午有事要早些去店里，于是他开始重新做出门前的准备，为此居然花费了近一个小时。　　他先是翻出几条裤子反复试换，最后勉强从中挑选出还算满意的一条。随后开始整理头发，只见他对着镜子一丝不苟地涂抹以往从未用过的美发水，再用梳子小心翼翼地拢出理想的发型。我放下已经翻阅多遍的周刊杂志，怔怔地望着卫生间里的身影，好像在看一个陌生人。几次催促过后，孟杰这才不情愿地走出卫生间，嘴里还唠叨着今天的发型不太理想之类的话。　　“这小子哪里有些不对劲儿。”　　此时此刻我感觉到眼前的孟杰开始变得过于注重自己的形象，以前的他可不是这个样子，难道是工作性质所决定的吗。看来环境真的可以改变人，当然每个人都有改变的权利，只是孟杰的改变让我一时难以适应。不过，这家伙运气真是好到家了，这么快就找到室友和工作，真希望他会一直这样顺利下去。　　一个星期后的傍晚，孟杰突然打来电话约我见面。我问发生了什么事，他只说过来便知。因为是孟杰，我想都没想，胡乱吃了些中午的剩饭，急匆匆地赶了出去。　　暮色下的池袋车站北口依旧熙来人往，这里的中国人非常多，大街小巷到处都能看见说着中国话的身影在噪杂的人流里攒动。池袋有很多家中国食品店、饭店、书店和音像店，每天都有大量中国人来此购物，俨然中国人的街区。我顺便买了两袋“东来顺”的火锅底料和一罐豆腐乳，在异国，中国食品更加深受国人的喜爱，又有谁不是靠着那些打着中文字样的食品、图书、音像来打发忙碌之余的无聊时光。　　走进“伯爵”咖啡屋时，孟杰早已坐在那里等侯多时了。屋内客人不多，我一眼便望到他，刚要不容分说地牢骚几句，这才注意到他身旁还端坐着一个女孩。见我来了，孟杰熄了手里的香烟，连忙起身迎了上来。　　“叫凡哥！”孟杰向那女孩示意道。　　“凡哥好。”女孩起身轻声打着招呼，声音清脆，举止大方。　　被她这么一叫，我还真有些不自在，尴尬地连忙点头以作回应。坐下来聊了几句之后，我才仔细看清这女孩的模样，她的眼睛圆而大，鼻子十分小巧，嘴角微微自然上翘，给人时常在微笑的感觉。　　“她叫张茜菲，我们都叫她阿茜。”　　孟杰所说的“我们”是指谁呢，我暗自思忖。　　喝了口刚刚端上来的奶茶，刚刚的矜持感似乎稍有缓解，这里的奶茶果然名不虚传，香浓可口，回味无穷。　　“孟杰，冒昧问一句，这位阿茜不会是你女朋友吧？”虽有些不合时宜，但好奇心驱使我忍不住地问道。　　孟杰知道我在明知故问，他意味深长地望向一旁的阿茜，两人目光一对，她莞尔笑了。　　“没错，我和阿茜处了一段时间了。”他面露腼腆之色，点上一支烟说道。　　“你小子还装，我早就看出来了，要不然你这么晚叫我出来干嘛。”　　此时，张茜菲正害羞地低着头，额前的刘海盖住了深褐的双眸，阴影里透出红红的色调，和咖啡屋里的气氛相得益彰。一张不是很清秀的脸，此时倒也多了几分妩媚。看来恋爱中的女人，神情都是这般幸福和陶醉，我不禁羡慕起面前的这对恋人。　　孟杰约我出来只为让我见见阿茜，因为我家离池袋太远，为了能赶上回去的电车，三人在咖啡屋也没做过多逗留。送走张茜菲后，我和孟杰站在月台上等着电车。　　“我说你上次出门前怎么一顿打理，原来有新欢了，你小子可不要重色轻友哦。”　　对于我的取笑，孟杰有些难为情。　　“阿茜······是个南方女孩吧？”　　“对，她是广东人。”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啊？”我将手搭在他的肩上，颔下头一脸坏笑地盘问起来。　　“她是酒吧的服务生。”　　“原来如此，是同事啊。”　　“你们是怎么谈上恋爱的？你一向对女孩子不是很主动啊。平时连AV电影都不感兴趣的人，竟然谈起了恋爱。”我不失时机地嘲弄道。　　“上个月，我生病了，低烧了三天都没退，可把我折腾惨了，在酒吧坚持到第二天时，终于熬不住了，才告假回家。这期间，阿茜一直在我身边，如果没有这丫头的悉心照料，我也不会那么快痊愈。”　　“你小子中桃花运了，能看出她很喜欢你。”　　“可不是，通过这件事，我才知道阿茜一直对我很好，我是完全被她感动了。”　　“被她感动？你的意思是你不是很喜欢她吗？”我的问话似乎直触孟杰的内心，他竟然犹豫起来。　　“呃，还算喜欢吧，只不过她对我太好了，真的，非常好。”　　孟杰的心思我太了解了，他对男欢女爱之事并不敏感，当初他配送地下录像带，自己却从来不看，我甚至一度怀疑他是否患有性功能障碍。偏偏这样的人谈起了恋爱，看来这小子这次动了真情。　　回去的电车上，我倚着车门，手机上的时间显示为23：27，孟杰这小子真是可恶，为了让我见他的女友，居然耽搁我这么长时间，看来回去只能睡三个小时了。我不快地合上手机，本想合眼小睡一会儿，可脑海里却总是萦绕出张茜菲那张幸福、陶醉的脸。看来她是真心喜欢他，那么他也是如此吗。如果仅仅是被对方的行为所感动，才要和这个人相处，那么这份错位的爱对两人终将失去根本意义。可就在此时，脑海里又浮现出孟杰的神情，那是他说“她对我太好了，真的，非常好”时的神情，这幅神情也流露着和阿茜同样的幸福和陶醉，看来这份爱对孟杰有着多么强大的安抚力。他太孤单、太无助了。正是因为这份说不清的爱让他的心有了依托，也许应该接受对方的爱才对，这么做对两个人可能都是正确的。　　恋爱还真是麻烦啊。这让我想起了曾经的女友，因为出国的缘故，我们分手了，究其分手的理由，与其说是两地相隔，不如是距离让我看到了彼此的差异，这包括性格，也包括对生活的态度。那为什么当初在一起时没有察觉呢，似乎大多数的恋情都是感性中催化起来的，恋爱的热度不会让你有过多理性的思考。此外，年纪和经历也注定了我们的肤浅，我们看不到多远，也领悟不到深处。只有等事态发生变化之时，局中人才会慢慢明白此中道理。于是，我毅然决然地选择分手，终结了这份没有结果的、所谓的爱。于是在女友的朋友嘴里，我被扣上了“为出国享乐而抛弃女友”的罪名，虽然我对受到这样的诋毁而感到无辜，但也没有过于在意，可每当回想起分手那天的情景，我都心如刀绞，很想放声大哭一场。
　　第二年度的学期开始后，8A班的学员全部升至荒川和外村所在的5A班，小森和山崎仍留在8A教基础班。此时左梅和刘海毛已经结业。左梅考上一所两年制的专门学校，学习编织专业。已经许久未回老家的她利用冬假回去了一趟，这次她呆了一个月。几天前，左梅从沈阳回来，带了两大包家乡的特产，其中的一包是特意带给我的。　　日本的四月是赏樱的最佳时节，而上野公园则是赏樱的理想之所。每年的这个时候，人们都会来到这里围坐树下，一边观赏满开的樱花随风萧萧落下，一边载歌载舞，把酒言欢。身着传统和服的日本女性此时会出现在有名的赏樱之地，雅致古朴的和服与樱色的清新艳丽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道独具日本人文特色的景观。　　去往高円寺车站的沿途，也会看到好多樱树，一群身穿校服，背着行囊的初中生聚集在车站里，可能是准备去哪个公园赏花吧，两个教师模样的中年男子努力地维持着队伍的秩序，可还是搞得车站异常吵嚷。我比预定时间晚了大约半个小时，到达高円寺车站时，浑身已经大汗淋漓。车站大厅的门前，左梅倚着门柱向四下张望，脚边赫然放着个大包囊。　　“梅姐，······我来晚了，报店那边有事儿······你等多久了？”我弯下腰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没等多久，你的事儿都办完了？不要紧吧？”她关切地问。　　“没事儿，都忙完啦。”　　“这个你拿着。”说着将包裹塞了过来，我忙接过去，没想到这包裹这么沉。　　“这么一大包······都给我啊！？”　　“就是给你带的，拿着！”　　“这······那我谢谢梅姐了。”我满怀感激地说道。　　左梅看出了我的心思。　　“你小子跟我还这么客气吗？我可是拿你当干弟弟看待，一笔写不出两个姓左的，俗话讲五百年前是一家嘛。”　　“啊？呃，这个倒是啊。”　　我怔了一下，随后两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一股亲情在笑语间洋溢着。　　“行了，别跟我见外啦。”她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看了看表，转而止住了笑。　　“我得走了，不多说，你打工可别累着了，听见没？”　　“没事儿，放心吧。”　　她微微颔首，转身径直朝车站的入票口走去，很快便消失在人群中。我捧着包裹，像是捧着贵重的国宝。望着左梅远去的方向，我鼻子一酸，眼眶已经被泪水湿润，一股深深的乡愁在心里弥漫开来，这不仅仅是一包土特产，里面带着梅姐的情意，还带着那份来至老家的问候和祝福。我突然意识到我是多么想家，多想回去看看。　　周五这天，学校邀请来一个陌生的客人，他是台湾人，名字很好记，叫安在平。安在平中等身材，体型微胖，乌黑的头发下是一张白皙的脸，高耸的鼻子上架着一个黑框眼镜，他性情温和，笑声爽朗，极富亲和力。听他说他是来高円寺这一带出差的，一年里他会来这里几回，有时间就会回来这里看看校长和师生。因为他也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所以校长提议让他到班级里和学生们聊一聊。他没选班级，上到二楼就直接走进了我们班，荒川对他的到来表示惊喜，开心地说我们的运气很好，可以有幸邂逅第一届从语言学校毕业的高材生。　　也许是考虑到班上有韩国学生，而且荒川也在的缘故，安在平用日语跟大家侃谈起来。我的听力虽然不好，却能听懂他的话，我能听出他在尽量用易懂的语句与大家交流，而且语速平缓，声音洪亮，可见他的悉心。　　安在平于1994年来日，同年来到高円市日语学校，那时年仅二十二岁的他是这所民办语言学校的第一届学生，那时学校刚刚开办，老师和学生都很少，不过他在高中时就有一定的日语基础，入学不久，他的日语就达到了一定高度。完成一年的学业后，他就去了横滨，在那里一干就是五年，现在是一家国际贸易公司的上层助理，工作业绩很是突出。这些话都是后来荒川所讲的，以此勉励我们还需努力。安在平为人随和谦逊，很快跟我们成为了朋友，他谈话的内容都是对当年在校学习生活的回忆，还说当初教他的老师如今只剩下山口和荒川了，但每次看到新老师他都会点头寒暄一番。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气氛十分火热，侃谈的话题也越来越多。　　临走时，荒川建议我为安先生画张肖像，因为她看过我在课本上随手画的速写，她对我笔下惟妙惟肖，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表示赞赏，还推荐我报考美术大学。我接过荒川递来的纸笔，开始认真地端详起坐在对面的安在平。他的长相很有特点，我用流畅的线条勾画着脸和五官的轮廓，仅仅在头发上加了些笔调，我发挥得还算可以，没多久一张被漫画化了的安先生跃然于纸上。　　安在平接过画像看得出神，随后挑起大拇指，连声夸奖。安在平十分满意地将这张画夹进他的手提包，而后像是突然想到什么似的，接着从名片夹里翻出一张名片递给我，他说名片上的人是他的朋友，一个小有名气的插画家。我接过名片，上面赫然写着插画家神宫佳鹤子，真是少见的姓氏。安在平说七月初，在一处市民公馆里将举行她的画展，很值得一看，让我到时给他打电话，然后在名片下方记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我就这样结识了这个很有城府、平易近人的安先生。　　今早在送报回来的路上，看见有住家开始在屋顶上悬挂鲤鱼旗和风车，这才意识到现在已经是五月了。日本的五月五日是专为男孩子举行的日本传统儿童节日，在这天有男孩的家庭都会在竹竿上悬挂各种颜色的鲤鱼形的彩带，并和金色风车绑在一起，插在屋顶上。因为日本人相信鲤鱼充满了精神和活力，以此祝福家中的男孩能够像鲤鱼一样健康、快乐地成长。记得去年刚到日本不久时就曾看见各家各户悬挂在屋顶的鲤鱼旗，当时让我不由想起《多啦爱梦》里的情景。　　课间休息时，我在楼道里又遇到了陆旸，他是今年的新学员，他的出现让我体会到“世界是如此的小”这句话的含义。记得在国内，我家的楼上住着一个男孩，父亲工作在外，他和母亲一起生活，后来因为外祖父卧床不起，母亲开始长期离家前去照料老人。从此，本来就散漫的他开始变得更加放肆起来。一次，母亲被他家半夜的录音机声吵醒，无奈之下只好上楼去敲门。当时，他正和几个朋友喝酒，被示意后倒也立刻安静下来，可没过几天又开始了半夜的扰民行为，从此更是变本加厉。这个男孩就是陆旸，那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那时的他还没入伍当兵。而此时，陆旸正站在日语学校二楼的楼道跟我侃着大山。　　看见陆旸的一瞬间，我就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就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是他先认出的我，经他的提示，我才记起眼前的高个子正是当年在我家楼上胡闹的男孩。曾经的近邻如今居然也来了日本，而且还与自己同属一个学校，我被如此戏剧性的巧合所惊呆，不禁感慨世界竟真就如此的狭小。　　学校的画面每天都是一个样子，午休时分的学校楼口似乎从没停止过熙攘。　　随着午前班学员的放学，陆续有人从教学楼里蜂拥而出，一股股人流和呆在外面闲聊的午后班学员混杂在一起，楼前的步行道上顿时沸腾一片，楼口旁的两台红色饮品贩卖机忙碌地运转着，不停有饮料从机器里滚落的“通、通”声发出。我刚走出楼口就被面前的人群挡了个正着，两名染着金发的韩国女生正站在楼口的台阶上与另外三人侃谈着。我像条泥鳅似的从那两人中间侧身滑了过去，好在我回家的方向与大多学员相反，便马上挤出人群，身后的噪杂也随之渐渐远去。　　突然，不知是谁从身后轻轻拍了我一下，我机警地转过身，似乎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一个比我略高一点儿的女孩赫然站着面前。　　“哦，是你啊。”惊讶过后，我认出了她。　　“我是谁啊？”女孩调皮地质问道。　　“你叫苏曼，这个名字很容易记。”　　我没有停下脚步边走边说着，她紧跟在身后，嘴里仍在不停嘀咕着。　　“拜托，不是苏曼，是舒曼，舒字为翘舌音，是舒畅的舒，不是苏有朋的苏。”　　“嗯？厄。”一向分不清平翘舌的我禁不住咂了一下舌。　　“我记得你，你叫左凡，那天真是谢谢你啦。”　　这个叫舒曼的女孩来自江苏，和陆旸一样，这会儿刚刚入学不久。就在上个月开学当天，我在去学校的路上认识了她。当时舒曼迷路了，我看到她时，这丫头正没头没脑地从一家7-Eleven超市里跑出来，险些撞到我身上。　　“真是对不起！”舒曼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冒失，连忙赔礼道。　　我微微颔首，以示不要紧。她面色慌张，将散到额前的一缕头发拢向耳后，有些难为情地向我行礼，便转身离去。可刚走了几步又停下了，转而向我跑了过来。　　“对不起，请问你知道高円寺日语学校怎么走吗？”她落落大方，用不太流利的日语大声地问道。　　“请问······是在这个建筑附近吗？”说着她又将一张画得潦草的地图呈到我面前，比划着问道。　　略看了下地图，我没有回答，用日语反问道：“你是从中国来的吗？”　　“嗯？是······是的，我是来自给中国。”舒曼先是一怔，随即回答道。　　说到此刻，舒曼已经意识到我之所以这样问的意思，便试探地拉长声音用中文反问道：“你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我点头用日语回答，随后开怀地笑出了声。　　舒曼也笑了，真是一次有趣的邂逅，彼此做了自我介绍后，我说明自己就是那所学校的学生，可以为她带路。　　此时，舒曼与我肩并肩，走在同一方向的路上，我不由好奇地问，“你家也往这边走吗？”　　“对呀，我就住在野方车站附近。”　　“哦，住这一带的人可不多，这条路我走了一年了，却从没遇到过同一学校的人，这回遇到了，实属难得。”　　“是吗，住这一带的学员那么少吗。”她睁着大大的眼睛，颇显纯真。　　“总之，上午班的目前应该就我俩吧，午后班的我就不清楚了。”　　舒曼一脸疑惑。　　“与我们相反方向的是高円寺车站一带的杉并区，那里有很多住区，乘坐中央线电车可直接进入都内，换乘其他线路也非常便利，所以学校大多数外国人都聚集在那一带。”我继续说道。　　“看来还是那边比较热闹呢。”　　“是啊，相比之下这边是冷清些，不过也不错，反正我好清静。对了，你住的地方离车站这么近，房租一定很贵吧？”　　“那是我阿姨的房子，我和她住在一起的。”舒曼突然噘起嘴小声嘀咕道。　　“那也不错啊，能和亲戚住在一起。”　　舒曼的步伐逐渐慢了下来，她无精打采地望着马路上急驶而过的车辆，露出不快的神情。　　“······对了，我还想问你呢，开学那天你怎么会想到向我打听学校地址，路上不是还有其他人吗。”我也放慢了脚步。　　听到新话题，她的脸立刻由阴转晴，一边拍着我的背包一边说道：“因为你背着个大书包，看起来很像学生，我才问你的。”　　“可我这是背包啊。”　　“你那里面放的都是书，不是书包是什么。”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被她的话逗得傻笑起来。从这天起，我和舒曼经常放学一起回家，我为以往一个人的路上多了个同伴而感到开心。很快的，我们成了彼此信任、无话不谈的朋友。
　　我收报费已经有几个月了，虽然每天不辞辛苦，倒也得心应手，干劲十足。　　六月份的报费收得非常顺利，各家各户都只上门一次便收到了，即便那几个难缠的客户也都乖乖地按时上交，而且少了以往找碴的话。往常要一个星期才能全部收齐的报费，这个月仅用了四天，又不是感恩节，怎么客户们的态度都不比以往，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否吃错了药。总之，这个月非常顺利，节省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我为此暗自庆幸。　　晚上快九点时，我带着最后一部分报费回到店里，一进门看见桌上无精打采地摊着少半盒披萨，披萨已经凉却变硬，这一定又是英树买来请大伙儿吃的。这时，事务所还亮着灯，隐约看见有人影晃动，是英树，他听到外面的动静，起身从里间踱步出来。　　陈见多出了交通事故，事发在今天早上，这个消息从英树向来不紧不慢的腔调里说出来，就像在叙述一件似有若无的事情。　　“这家伙又惹出事来了。”我一面整理着票据，一面自言自语道。　　英树倚着门框，本就呆板的面孔在事故阴影的笼罩下显得越发没了生气，刚才还若无其事的我，此时看到英树这般表情，略感到事态的严重，便催促他把事情的经过说详尽些。英树说得却很含糊，从他嘴里只得知陈见多被送去所沢医院，杨赞与中岛一早已经去过那里，说是撞得不轻，腿很危险什么的，目前的情况还不清楚。看来英树也不大了解情况，于是我急忙结算了当天的报金后，给杨赞打去电话。电话那端的杨赞才刚刚收完报金，好像正在吃晚饭，他把事情的大体经过向我讲述了一遍。　　今早在送报途中，陈见多被一辆送面包的中型货车撞到，左腿撞出一块核桃大小的窟窿，连带左膝盖骨有一小部分粉碎性骨折，身体其他部位兼有轻微创伤。　　“头不要紧吧？”我问。　　“头没事，受伤最重的是左腿。”　　“你去现场了？”　　“没有，早上五点多大家都在送报，中岛和英雄在店里，他俩去的。听中岛说到现场时，陈见多已经被急救车送去医院了，货车司机正留在现场等候警察查证，陈见多的自行车倒在货车旁，车把与前轮都变形了，报纸和广告散落一地。”　　“这算谁的责任？”我追问道。　　杨赞停顿了一下，“听中岛说货车司机是正常行驶，自行车突然从路口左侧窜出，对方来不及刹车，只好将方向盘打向反方向，可还是没避过去，人和车头左侧撞在一起。”他的声音比刚才平缓了许多。　　看来腿上的窟窿应该是车速太快，在车体凸凹不平的强烈刮蹭下造成的，而膝盖处应该是最直面的撞击，否则不会粉碎骨折。挂断电话后我一面寻思，一面想象着撞车前后的经过，陈见多出事的那个路口也是我送报途中的必经之路。看来责任显然出在陈见多身上，他应该是没确认路况，胡同口前的马路对面分明设有两个脸盆大的广角观望镜，从那里观察路况再清楚不过了。　　探望陈见多是在事发的一个星期之后。　　周日下午，晚报休刊，我提着果篮，径直走在所沢医院c病栋的走廊上，青灰色胶毯铺装的地面被清扫得一尘不染，在窗外天光的折射下形成模糊的反光。来到病房门口，我探头向里打量，房内的光线不是很亮，没有想象的那么宽敞，三张床并排摆放着，每张间距近约一米，用布帘间隔。我轻轻推开门，见外面两张床的病人不是陈见多，便径直朝里面走去，一条缠满石膏绷带的腿被吊在半空，这条腿的主人正锁眉闭目，不像在睡觉，更像在想着心事。　　我低低喊了声：“见多”。　　一双通红的眼睛应声睁开，在苍白面孔的映衬下，他的头发和眉毛显得更加乌黑。我的突然来访显然出乎他的意料，先前没精打采的脸上淡淡掠过一丝笑容，不知这笑容是对我来访的惊喜，还是对自己的境遇感到自愧，以他的性格来看，后者的意味多些吧。我将果篮轻轻放在床柜上，那上面还规规矩矩摆着矿泉水、纸杯和几袋饼干类的食品。和柜子一体的架台上放置着小型电视机，屏幕面向床头的一侧，电视机的右下角有一个投钱孔，看来是收费观看的。陈见多见我傻傻地立在床尾，便指着一旁的白色圆椅招呼我坐下。由于腿部的固定，上半身的行动极为不便，除了双手和头可以平缓地移动外，上身只能直直地靠起或平躺下，不一会儿，我见他的额头沁出了一层细汗。　　陈见多只字不提车祸的事，一个劲儿地说自己不要紧，表现出对目前状况的释然。闲谈了近一个小时后，我感到他面露疲态，便起身告辞。临走时，我问他报店的房间里还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可以帮他拿过来，他笑着摆手说有人会帮他拿的。　　这种结果是谁都不愿看到的，我似乎有很多要说的话，可面对他的境遇，所有的话语又变得软弱无力，以至临别时连句像样的道别都没能说出口。　　报店里少了陈见多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他负责的区域暂时由契约员太田代送。很快的，店里来了个叫佐山的人，他住进陈见多的房间，承担起六区的配送和收费工作。除此之外，一切都和往常一样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梅雨过后的八月，天气格外燥热起来，才刚刚摆脱灰暗、潮湿的梅雨，又要进入像蒸笼一样的酷暑。自从那次事故后，陈见多再没回来过报店。半年后，杨赞从朝日奖学会那里听到消息，陈见多出院后暂住在朝日奖学会的会所，这期间，他母亲过来照料了他很久，现在母子二人已经返回北京。　　陈见多的在日生活就此结束。
　　2001年8月，来日已经一年有余。　　课堂上，我盯着摊在桌上的笔记本，无聊地用日语总结着一年来的变化：　　1，考取了摩托驾驶证，已经习惯了骑摩托送报；2，工作量有所增加，开始收报费和续签合同，工资也比之前多赚了三、四万；3，已经习惯了凌晨三点起床，而且白天上课还能保证不犯困；4，日语有所进步，虽然听和说的能力都不算好，不过与日本人对话时，已经不再如之前那般拘束了；5，开始习惯了日本的气候，对于梅雨和台风的到来，已经顺应多了。6，开始喜欢吃纳豆和生鸡蛋，尤其是和“松屋”的牛肉饭搭配起来，更是美味。写到这里，我停住了笔，这一年来的变化可能也就这么多吧，不，似乎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正在等着改变，就是报考大学。　　对于考大学这件事我深感信心不足，我对自己的分析是这样的：最为理想的当然是报考一所美术大学的油画专业，这也是一直以来的梦想。可由于长时间没有进行过绘画的练习，一旦应试很有可能会失利，况且自己根本就没有试前强化训练的时间。如果像好多不具有专业特质的就学生那样，为了考上大学而盲目选择诸如经济、管理这类专业，而实际上对此一窍不通，又毫无兴趣可言，更谈不上所学的意义。到底该报考哪所学校，这对曾一度大学落榜的我而言确实过于胆怯。　　临近中午时，孟杰骑着摩托来到高円寺，他是来给我送雨衣的。我偷偷从楼里溜出来，见孟杰带着头盔，正侧坐在摩托上抽烟。　　“还没放学呢，不是定好的中午吗，你怎么来得这么早？”　　“我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