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越级指挥是怕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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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八年抗战，中国挺过了最艰难的时期，迎来了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但是，在中国大陆的正面战场，国军与日军的作战一直处于下风，可谓节节败退。按照张发奎在日记中的说法，日军想打到哪里，就能够打到哪里，想占领什么地方，就能够占领什么地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国军与日军差在哪里？近日，台湾学者张瑞德的《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战力》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凤凰网在北京采访了他。张瑞德蒋介石搞人身政治是没办法
凤凰网：国民党的军队，在正面战场完全不是日军的对手。具体说，两方的差距究竟有多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瑞德：刚刚开始抗战的时候，华北有些部队，使用的武器是大刀，跟日本人对抗，这个差距，一个是中古、一个是近代。到抗战后期，由于美国的援助，国军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就跟日军差不多了。中国地方大，中央军跟地方杂牌部队的武器装备也不一样。我们一般都承认，蒋介石对中央军比较偏爱，他觉得地方杂牌军不听话，武器装备上也不好。美国援助给中国的物资，武器装备非常好，可是杂牌部队基本上分不到。他底下最重要的人，早期最重要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他主张对于杂牌军要公平一点，蒋介石就不高兴，所以他们两个常常为了这个事情闹得不愉快。
很多人建议说军队这么大的问题，应该要改革，他们提出了很多方案，能省下来很多钱，伙食也可以好、薪水也可以好、训练也可以好，为什么不这样做？但是，牵扯到改革就非常困难。所以，史迪威讲，中国军队指挥不行，我来指挥一定可以很好。问题是，今天我们的海峡两岸大型企业国际化，你找一个洋人来当CEO，没有问题，很多你自己内部想要做改革很难推动，来一个洋人，有的时候要改革反而比较容易。美国军队，你找一个外国人来指挥，一样指挥得动，可是那个时候的中国军队，你要找一个洋人来，绝对不可行。蒋介石自己都指挥不了，所以蒋介石就觉得，何应钦不愿意支持军队改革，就把何应钦换掉，换上了陈诚。陈诚就主张要消灭杂牌，他觉得中央军比较行，地方部队根本不行，所以就按照陈诚的做，后来把杂牌军队统统都赶到共产党那边去了，所以，他的军事改革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
那时候物资兼困，要管理军队很困难。我们过去认为，蒋介石你通过人身政治拉拢这些将领，像帮会一样，给他很负面的评价。可是我们现在觉得，管理一个企业，让他提高生产率，用棍子、用胡萝卜对不对，你用加薪，你用奖励，让他升迁。军队里，这些手段都不管用，你不可能加薪，每一个人加一点，全国的军费要增加很多。这种手段，你可以在今天用，在国民党军队里统统使不上。那你怎么样让那些军人去替你卖命？所以只好做人身政治，什么叫人身政治，就是强调把平常的关系纳入到家属关系，所以蒋介石跟将领，他不是下令，说某某兄，用这种方式。他办了很多训练班、训练团队去培养师生关系，那些人就叫他校长、叫他主任，就是把他变成一个好像类似血缘的关系，互相称兄道弟，或者是师生，写个公文，军官就直接报告校长。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觉得，蒋介石没有太多的选择。
凤凰网：你在书里面也对他给予了同情之理解，因为掌握的资源包括经费都很有限。书中论及，抗战前夕，国府一年的预算约为12亿元，仅仅相当于美国一个中级公司或二流大学的规模。第二，国军的组织能力，你在书中也几次三番地提到，蒋介石不能采用中共那种严密的组织化方式，他也用不了那种方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在军队里面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手段是极其有限。
张瑞德：对，他所能够掌握的资源，跟历代的皇帝统治者差不多，对蒋介石的评价，我觉得目前台湾把他贬的太低，大陆把他捧得太高，我自己评价，把他跟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做一个比较的话，那其实不能算差的。可是他跟毛泽东比，那就不行了。所以他会败在毛泽东手里，我觉得这个有必然性。
凤凰网：为什么？
张瑞德：毛泽东除了手段极端以外，他会运用意识形态，通过社会运动动员，这种机制是中国历代统治者都不会的。
凤凰网：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两党决战时期，蒋介石从美国得到的帮助不如毛泽东从苏联得到的帮助那么多，那么快。还有，苏联一方面提供了大量的金钱，还提供了意识形态，还提供了组织方式，甚至直接为中共培养高级干部，比如康生那一套延安整风的方法，就是直接从苏联拿过来的，这些也是蒋介石所不具备的。
张瑞德：对，他从美国得到的物资不但是少，而且是不稳定的，经常没有，你有了武器，可是你没有子弹。有的时候反倒是没有用，国共内战时期这个就很明显了。
美国对中国的物质援助太少了
凤凰网：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你这本书里面还没有完全回答。我看过齐锡生先生的《剑拔弩张的盟友》，里面就提到了美国提供给中国的战略物资数量是极少的，远远不及美国援助英国和苏联的数量，好像连零头都不到。但是，美国要中国承担的一个义务又非常多，超出中国的能力之外。尤其是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像马歇尔这些人一直用这种冷血和算计的方法来对待中国，尽量给你最少的东西，希望你完成最多的任务，这是非常不公平的。这么一个做法，实际上也导致了蒋介石在抗战的时候很难达到美国人的要求，包括史迪威跟他起冲突，史迪威把事情想得特别简单，提供的物资也很有限，然后不停地要指挥权，完成他私人的野心。我看到有的书上面说，实际上美国提供的武器和弹药的援助很少，包括一些所谓的完全用美国装备起来的部队里面，有的人也没有美式武器，装备也并不是很强。我特别想知道的是，美国的援助，武装国军到底达到一个什么程度？
张瑞德：美式的装备，只集中在很少的部队。齐锡生先生最近的研究就讲，美军在印度协助装备训练中国军队很成功，可那是孤立的，他在海外做这个事情，同样的经验，搬到中国来做是不可行的。所以你要裁谁的部队，它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所以成功的经验很难复制。
凤凰网：美国的援助，应该还没有遍及到整个中央军吧。我估计，中央军还有大多数的部队都没有装备美式的武器和物资。
张瑞德：第一，美援数量不大，第二，它不稳定。不稳定就有点麻烦，我接受你的武器，可是我没有子弹，很大的炮，但是我没有炮弹。配套措施它没有做好。所以，不稳定的状况其实很麻烦的，你一天到晚扛这个炮，可是这个炮它又不管用。
凤凰网：在粮食的供给这方面，国军跟日军有很大的差距。我看到一个书里面说到，日军吃的是精粮，量很足，还有肉食。但是中国的士兵吃得都是粗粮，而且有沙子，吃不饱。你在书中说，两三个国军士兵都很难捉住一个日兵。
张瑞德：对，通货膨胀的关系。上级发了经费，一下子就贬值了，所以，部队自己要养鸡养牛，甚至还要走私做生意。部队的士兵要花很多时间在其他事务上，而不是训练。所以，军人的的社会地位就很差，就像乞丐一样被瞧不起。本来，近代以来，军人的地位很高，清末有很多的秀才去当新军，除了因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军人地位高以外，他们的经济地位也很高。所以抗战前，很多大学生愿意嫁给军人，后来就很难想象了。
所以，台湾一直到战后军人的待遇都还不是很好，甚至于校级军官退役以后到街上卖面、开计程车，这在大陆可能不多。
凤凰网：你讲到，史迪威在滇缅战场的作战成功，让中国在内地战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为把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全部抽走了，然后导致日军在大陆发动一号作战的时候，没有精锐的部队去和日军对抗。
张瑞德：对，所以说，史迪威在滇缅战场的胜利，它的成本跟它的效益平衡起来还不见得划算。当然美国的训练很好，但是把最好的部队拿到那边去，大陆这边空虚了。
凤凰网：国民党的军队的战力，到抗战后期有没有改变？
张瑞德：利用美式装备的部队，接受美军训练的部队，它的战力就不错，也打了打胜仗。这说明，不是中国人不行，它如果接受好的训练，有了好的装备，他也可以非常行。
凤凰网：总体而言，我是觉得美国人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力度远远不够，如果要是把那个资源只要稍微多分配一点给中国的战场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张瑞德：对，你像现在西方学界也开始反省了，牛津大学的教授拉纳o米特出版了《中国，被遗忘的盟友》。现在大家也越来越觉得说，你的抗战是不能孤立在中国看，你要有一个全球的视野。
另外我们也要反省，近代以来，西方的那些军事顾问都一直想要把中国军队改造成一支像当代日本军队、美国军队这样，才叫做军事现代化，所以就强调，武器至上、火力至上，要强调主动攻击、不要防御，诸如此类的西方人对于战争的理念灌输在中国的军队，然后出现了很多问题。美国人就是这种最典型的所谓现代化军队，但越战败给武器装备远远落后的国家，所以这里面是有问题的。现在有西方的学者就质疑这种美国式的所谓军事现代化，可是问题是这种西方人认为把你改造成像美军的军队，这个才是军事现代化，这种偏见，不是只有美国人才有，第三世界，包括中国自己也接受了，一直到今天。我不知道大陆怎么样，台湾还是完全要学习美国的，他不晓得里面还是有很多别的东西。他没有反省为什么美国这么强大，在越战它都会失败。所以有人就把学术向这个东西，叫做军事上的东方主义。所以就有一本这样的书，叫做《军事上的东方》，我觉得那个批判就非常的深刻。
国军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足
凤凰网：刚才我们说到一个现象，就是蒋介石不信任杂牌军，杂牌军打日本人的时候也不积极，就想保存实力，然后一下子就导致蒋介石更怀疑，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最后真正打日本人的时候靠的还是中央军。
张瑞德：是相互猜疑，地方军队会觉得，你想利用这个机会拿我们去当炮灰，他心里当然不愿意。所以就是双方缺乏信赖。地方部队的战力不一样，作战表现也都不一样，有些部队的战力也行，可是被中央军瞧不起，后来他们都跑到中共那边去了。所以，国民党的军事改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你要想把这个杂牌统统的消灭，最后他反过来他把你消灭了。
凤凰网：现代国家的一个标志，就是军队国家化。但是国民党一直做得很不成功，就像你刚才说的，蒋介石运用种种人身依附和人际关系在控制军队。国民党军队里面有各种派系，好像是私军一样。
张瑞德：理想的话，军队被调动需要重新排列组合，还是可以打乱的。可是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理想，即使是二战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也发现了，军队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一个小团体的凝聚力、向心力还是很重要的。如果小团体的人际关系网络被打散的话，它的战力就有问题了。即使是今天的美军，都是这样子，更何况是1949年以前的中国。所以一些研究欧洲史、美国史的学者也发现，真正让士兵冲锋向前的不是什么国家民族大义，有的时候是在小团体中，他怕被他同侪看不起。所以，作战的士气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凤凰网：你这个书里面，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湖南李云杰的部队，李云杰是湖南嘉禾人，1928年就是陆军23师师长，所部官兵全部是嘉禾人。李云杰克扣士兵的薪饷，说是作为活动经费，等我升了，你们大家就跟着升，大家都沾光，所以士兵们就心甘情愿了。他的部队打起仗来也很厉害，中原大战结束后，李云杰升为军长，但是，嘉禾全县只有十几万人，李云杰招不到足够的兵员，但是他也不找外面的人，甘愿空负军长头衔。这个细节，很有意思，
张瑞德：我写这个书，其实面临到很大的压力。台湾政治是蓝绿，绿的觉得国民党的政权是外来政权，你欺负我们台湾人，比如二二八事变，所以他就不喜欢国民党军队，不喜欢看过于国军的历史的书。蓝的宣传中，国军一直是雄壮威武的，怎么你书里面提到还有逃兵的、还有抓兵的，还有克扣的，还有吃空缺的，所以我有一阵子很想打退堂鼓，没想到这个书在大陆反响很不错。这牵扯到大陆的老百姓所看到的国军，以前认为国民党军队吃好的、穿好的、武装装备都很好，一看到这个书就觉得，不像以前想象的那么好。
凤凰网：大陆的读者，对国民党抗日这一块了解的程度还是很有限的。对于中国抗战艰苦卓绝性的认识，更是远远不够。我觉得，你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从军队的组织、人员的素质、武器的配给到国民党军队在凝聚力和向心力上遇到的困难，都做了比较完整的呈现。也就是说，把抗战的困难写出来了。战力是一个核心要素，从这本书里，读者大概能够看出，国军为什么打不过日本人，他们为什么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因为这里面的要素可能基本上都突出来了，首先，国军在人员的素质和训练上，国军不如日本人，在军事的战术和军事纪律上也不如日本人，在武器装备上也和日军差得很远，在后勤供给上又让国军忍饥挨饿。抗战为什么会那么难，而且为什么日军打到哪里，国军退到哪里、败到哪里？这个确实是情有可原。
张瑞德：对，这个是要有同情的理解。
蒋介石越级指挥是怕泄密
凤凰网：你在书中，专门有一章写到了蒋介石的越级指挥。
张瑞德：对，回到那个时候的情境，国民党的问题在于层级太多，它有太多大佬在安插亲信，到国共内战时期非常明显。如果蒋介石发号施令，都要按照层级，层层请示，或者命令一级一级转达的话，那完全失效了。所以他的越级指挥是要避掉层层的这个指挥体系。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跟情报有关。在军队里面、统帅部里面，中共的情报人员很多，现在大多数的资料也都出来了。蒋介石也知道，情报泄密的可能性，所以他就直接指挥，避免泄密。
另外，蒋介石也喜欢越级指挥，可是那个情况是特别需要做这样的处理。
凤凰网：你在书中提到，日本人能破译国军的电报的百分之七八十，这么高的比例，我觉得简直是匪夷所思的差距。
张瑞德：对，中文学界就有很多神话，把中国的情报讲得太强了，什么日军偷袭珍珠港是我们先知道的，什么也是我们先知道的，我觉得这经不起学术上的考验。因为你要研究情报史，你要看全国的档案。情报能力强的国家的档案尤其重要。因为他掌握你的东西，你完全你不知道他的东西。所以日本人能够拦截中国的电报，那这件事情，西方人都知道，他们的档案里都会有，所以做情报很难，就是要很多国家的档案都要用，两岸学者一般很少看国外的资料，所以只能闭门造车，井底之蛙认为自己很厉害。
凤凰网：大陆的一些抗日神剧里面就写中国人怎么破译如君电报、怎么厉害。这些实际上是完全不可信。你在书里面没强调，说当时英美两国都不愿意跟国民党分享情报，因为他怕分享之后，被日本人知道。
张瑞德：对，所以重要会议，英美不让中国参加，其实是因为情报的理由，不完全是种族歧视。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他怕祖国被泄密。所以，我花了大量的时间看一些美国情报史，英国情报史，日本情报史的书，所以我觉得这个比现有的研究成果可能更丰富一点。
凤凰网：但是美国和中国是盟国，要是它的支持力度大的话，它可以整个帮助中国重建这个系统。
张瑞德：第一个投入比较大，第二，你跟它一样强的时候，他的优势就没有了，他希望他能够知道你的消息，不让你知道他的消息，即使是英美都是这样子。所以，情报这种事情它绝对不能帮你的忙，抗战的时候有中英合作、中美合作，它只是援助你一些器材，窃听设备或者获取情报用的东西。
凤凰网：史迪威指挥滇缅战场的时候，对蒋介石的越级指挥很生气。
张瑞德：这个跟科技有关系。越战的时候，一些美军的指挥官也在越南抱怨，常常接到华盛顿来的电话，电话很普遍，科技发达，他的越级指挥的机会也变大了。其实蒋介石其实不是一个好的将领，政略方面、谋略方面他行，可是真正打仗不行。
优秀的战术没有办法普及
凤凰网：在抗战的时候，国民党那个军队节节败退，除了这些硬条件的差距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导致那样一个结果？比如您也说到了，薛岳其实在长沙保卫战时其实打得挺好的，但是因为蒋介石的命令导致失败。
张瑞德：现在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说国民党也有少数的部队，它的战斗力强的，可是问题就是说这些好的战争经验，像薛岳他发展出来特殊的战法，在国民党的军队系统里面，他没有办法普及。你这个部队发展出的战法很好，可是没有办法教着让所有的部队都学，他没有这套机制，其实他的训练班也开得很多，可是问题是有些部队，你让我们派人去受训，会打仗的不愿意派，我就派那些没有用的，我的参谋，他根本不管作战的，就派那些人去应付。所以，它的用跟它的学没有办法配合得很好。所以理论上应该是你发展出战法很好，我要教全国部队都来向你学习，我来办一个训练班，可是国民党的训练是不成功的。
凤凰网：主要是部队的人阳奉阴违呢，还是说他们不得不如此？
张瑞德：阳奉阴违，而且人手有限，他有太多事要做，通货膨胀，吃不饱，只好用自立救济，我自己种菜，自己养猪，大部分时间花在杂务上，甚至有些还直接去走私做生意，那没办法啊，我要自力更生，花在教育训练的时间占他所有的时间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已，他根本派不出能干的人手去训练班。
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讲，说要是我们去指挥美国的部队，我当美国的排长，一定可以做得很好。因为在中国，我的外务太多了，我除了负责打仗以外，我要做的事情很多，这个兵逃走了，那个兵去把人家的小狗杀了，去偷吃狗肉，晚上趁人不注意把枪支偷偷拿去卖了。
凤凰网：你在书中说，一挺机关枪能卖七千元。
张瑞德：对。所以就变成说外务负担很多，就是他变成说杂务很多，他不是一个专业的军人了，他变成柴米油盐酱醋茶统统都要负责，可是你在一个现代化的军队，像日本人的军队美军，他的指挥官不用管这么多的事情的。
凤凰网：我原来在网上看过一篇文章，说八年抗战、中国惨败，它大致就是完全从军事的角度来统计的。
张瑞德：对，中国官方也有人做估计，每发射一千个子弹，才能杀死一个日本兵，显示出它的战力很低，跟它的武器装备有关，跟它的训练也是有关的。跟开枪的人有关系，跟指挥官可能也有关系。中国还有大刀队，那个刀还不是很利的刀子，还不能一下置人于死地。这里还有个笑话，日本人在国际上控诉，中国人不人道，杀个人还要杀好几次，不是说像我们一枪就打死了。
凤凰网：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日本投入中国战场的军队，它是有减少或者说还是维持原来的数量？国军在战场上有没有缓解？
张瑞德：问题是日本人的后勤补给非常的吃力，到后来很多他放弃一些地方，就是因为后勤补给的考虑，只要他不坚守什么地方，中国的宣传就说我们胜利，其实有的时候按照张发奎日记里讲，日本人要占领哪个地方，他没有做不到的。
凤凰网：就按照你的研究和分析，我做一个假设，如果你是蒋介石的话，你当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提高军队的战力？打败日本人？
张瑞德：这个我觉得没有，至少我是想不出来的。我不晓得大陆学者怎么样，如果问大陆学者这个问题的话，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国民党当时对共产党是不了解的，所以他不能从里面学到一点东西，比如说你的军民关系、群众关系，共产党也是物资兼困，它为什么动员得起来民众呢？
凤凰网：正好我上午还看到王奇生发的一个论文，就是说从陈独秀那时候开始，共产党就重视底层发动，提倡党员要到基层去动员民众。
张瑞德：国民党为什么不能弥补，你看军民关系搞那么差，很多河南老百姓缴械，军队被老百姓缴械，这个丢人丢大发了。
凤凰网：对，刘震云的小说《温故1942》里面就写到了，日军侵略中国的时候，老百姓带着日本人，帮助他们去缴国民党军队的枪，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受到国民党军队的欺压，弄得他们没有粮食吃，日本人稍微给点甜头，他们就可以去当汉奸去干这种坏事儿。
张瑞德：国民党不注重军民关系，老百姓一听国军要来，大家都跑光了，还有什么军民合作。
凤凰网：这可能与国民党的资源配置和政党基础都是有关系的。因为国民党从一开始不是一个代表底层的党，他的政党基础包括士绅阶层、工商阶层等等，高阶层的为主，这些资源被国民党占了之后，共产党只好去发动基层，从基层开始搞社会动员，它在农村搞的所谓的“打土豪、分田地”，他那一套东西无非就是说把最底层的流氓无产者和无产者发动起来了。《山河动》里面呈现的国军军队的战力，让我形成了一个总体性的印象，国军军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都是很有限的，都是比较分散的。蒋介石统治军队的方式，大致就是通过我们刚才说到的利用各种人际、人情的人身政治，而不是基于一个意识形态汇聚之后，大家对他自觉服从，而且他也没有一个相应的组织机制，来把国军形成一个有机的网络，和共产党一样做到党指挥枪，再加上蒋介石和地方军队之间的恶性循环，人员素质的差别，武器装备的落后，后勤供给和物资的不足，优秀的战术无法普及，这些因素全部加在一块的时候，它的战力确实与日军不在一个档次，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抗战打了八年，基本上是国军节节败退的原因。
张瑞德：国军的这种战力，能够拖了八年，拖到日军无条件投降也非常不简单，付出的代价很大。
《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作者：张瑞德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11月
定价：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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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发奎的说法，在徐永昌、何成濬、丁治磐的日记中得到了更具体、更细致的印证。虚报战绩、夸大宣传，是各国对外作战宣传的惯用手段。抗战时期，国军各高级长官谎报战功更属常态。如敌人攻占某地后，有时无意长期占据，会主动撤出。每当遇此，前方将领均会以“大捷”向上申报和对外宣传。中央虽明知内情，也往往认可。抗战时期的很多“大捷”大体如此。直接与闻军事委员会的最高决策的何成濬，洞悉各高级长官之虚报内情。
《张发奎口述自传》作者：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问及记录,胡志伟翻译及校注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7月抗战史研究是国内学界的薄弱环节。原因在于，抗战时期国军将领虚构战情、虚报战绩、虚领军饷等情形十分严重，给后来的战史研究带来极大困扰。最近，学者王奇生接连阅读了三部国军高层人士的抗战日记。三人分别是军令部长徐永昌，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陆军第四十一师师长/第二十六军军长丁治磐。三人在抗战时期的职务，分别代表了国军最高作战指挥部、最高军法执行机构和战争前线的高级将领。三部日记中，两部是手稿影印本，字迹极其潦草难以辨认，显示作者下笔时未曾顾及他者和后来人的阅读。与其他“局外”史料不同的是，三部日记可视作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透露了不少外界不甚知悉或不大清晰的军界内情与详情。日军撤退，国军报捷张发奎说，“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一贯思路都是这样。”张发奎晚年回忆录中，对抗日战争有过这样一段总结性的表述：我参加了三个重要战役：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桂柳会战。可以说，在战略上这三次会战都是成功的，我们以空间换取了时间；但在战术上，我们失败了。说句真话，我从未取得过一次胜利，可是我延宕了敌人的前进，还多次重创了敌军。在整个抗战中，我们一直采取守势。张发奎在回忆录中坦承：“为了宣传目的，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上报一次胜仗。中央对此十分了解，这些都是虚假的胜利”；所谓粤北大捷、收复南宁，其实都是日军自动撤退。他虽然声称自己无法评论其他战区的所谓大捷，但仍忍不住指出：“三次所谓长沙大捷（一九三九年秋，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同所谓粤北大捷相似。敌军志不在长沙，犹如它们志不在韶关，它们只不过是佯攻而已。我的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一贯思路都是这样。”张发奎的说法，在徐永昌、何成濬、丁治磐的日记中得到了更具体、更细致的印证。虚报战绩、夸大宣传，是各国对外作战宣传的惯用手段。抗战时期，国军各高级长官谎报战功更属常态。如敌人攻占某地后，有时无意长期占据，会主动撤出。每当遇此，前方将领均会以“大捷”向上申报和对外宣传。中央虽明知内情，也往往认可。抗战时期的很多“大捷”大体如此。直接与闻军事委员会的最高决策的何成濬，洞悉各高级长官之虚报内情。蒋介石有意“缩减”国军伤亡蒋介石高估日军伤亡人数，“缩减”国军损失。与何成濬相比，军令部长徐永昌对前线作战情形更为了然。他每天会将各地战况和部队的动态记录于日记中。如徐对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伯陵）的谎报军情和虚假宣传，在日记中多有记载。以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为例，对敌我伤亡人数，徐永昌一直未能得到确切的数据。第九战区在不同场合的宣传口径并不一致，如毙敌人数有“三万几千”和“四万一千”之说，俘敌人数有“八千几”与“二百四十七”之说。到10月25日，军令部次长林蔚向徐永昌转述从蒋介石那里听到的湘北真实情形：一、湘北战之序幕，敌人扫荡大雪山时，战区所报我军如何转出反包围敌人等等，完全子虚，斯役我第四军吃亏极大。二、敌人打过汨罗江以后，我军已无有战斗力之军师。三、所报俘获敌人不到十个，枪许有几支，余可想矣。徐永昌获知这一情形，大为感慨：“由谎报一点看我国军人无耻，可谓达于极点。” 然而，第三次长沙会战时，薛岳故技重演。而这次徐永昌似乎对薛岳所报战绩信而不疑。他在日的日记中写道：第九战区报告，第三次长沙会战，各部实报俘获统计如下：中队长以下一百三十九名，步骑枪一千一百三十八支，轻机枪一百零二挺，重机枪十三挺，山炮十一门。我军真正胜仗，第一次台儿庄，第二次昆仑关，第三次即为此次长沙会战，其俘获尤属空前。而何成濬日记中对第三次长沙会战则有不同的描述：（军事委员会）会报时，主席宣布关于湘北三次会战，第九战区薛司令长官之报告云，我军伤亡官兵二万九千余，倭寇死伤五万余，在场诸人均笑斥之，主席亦言其过于虚妄。各处作战报告，本多有不确实处，然向无如此之人之甚者。不仅前方高级“宣传太过”，最高统帅蒋介石也很重视战争中的宣传。蒋介石对于日军方面公布的伤亡数字，常以10倍去估算，如1938年５月日本方面发布开战以来日军战死59098人，蒋推断其实际战死者当在59万人以上。当1940年2月日方广播声称在广西击毙国军8000人的战绩，蒋则推断国军死亡“并不过千，损失必不甚大”。英美称国民党宣传太过由于国军的宣传，日方撤出时有意不对外宣告，以免成为中国方面作战胜宣传的机会。1943年7月驻英大使顾维钧转述，英国方面认为“我国抗战公报多夸大不足信，尤以报告敌人伤亡数目为最，此次湘鄂一役所称敌方伤亡三万，超过不啻十余倍云云。”美国方面同样对中国处理战事新闻的“不实”颇多訾议……如此宣传之结果，使华盛顿之军火局认为毋庸立即对华增加援助，因中国军队能自击败日本。……故中国每日夸张胜利，对于美国人民仅能产生恰然相反之效果。”日军方面深知，他们每次撤退时，都会被中国方面宣传为“大捷”，故有时攻占某城而又无意长期占据时，有意不对外宣告，以免撤出时成为中国方面作战胜宣传的机会。美国学者易劳逸拿欧洲战场的情形相比较：“为国民党军队说句公道话，它在与一个在组织、训练和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八年，与法国（它对德国的抵抗在仅仅六个星期的战斗后便崩溃了）和英国（它从美国得到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比较起来，中国军队的抵抗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本文所呈现的虽多是战时国军若干负面的特质与面相，却无意否认国军坚持八年抗战的伟大业绩。□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选自作者即将在《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一期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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