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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老师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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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童年时光一九一八年农历二月初六（阳历三月十八日），南怀瑾老师生于浙江温州乐清县翁佯镇地团村。小名银奶，生肖属马。南老师六岁开蒙，接受几千年沿袭下来的旧式的教育，上私塾，读四书五经。只在县小学插班读了最后一个年级的课，拿他自己后来的话说，自己一辈子连个小学文凭都没有拿到，勉强算是小学肄业。南老师能有今天这样的盛名，并不是生来就是天才，小时候，聪明、机灵都称得上，但并不是一个乖孩子，甚至可以说很调皮，很爱玩。只是父亲管得太严了，严得几乎不近人情，母亲这把保护伞有时也失去了效力。这样，在严格的私塾教育下，他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底子，四书五经不管懂不懂，他都能背下来，几十年后，都没有忘记。南老师自己也对人说，他现在“这点墨水”，就是小时候打下的基础。根据南老师自己的回忆，童年时代，从一岁到六岁，浑浑噩噩，糊里糊涂，没有太多太深刻的记忆。从六岁到十二岁，除了读书之外，只记得自己身体非常弱，正餐不好好吃饭，喜欢吃零食；三天两头生病，生来是个多病的身体，什么病都生过。十二岁以后，小病随时有，大病没有；伤风感冒是经常的事，但没有生过大病，一辈子也没有得过大病。他说，也许十二岁之前把所有的病都生过了，所以后来就不生病了。童年时代，家里遭遇一件大事，南老师刻骨铭心，在一定程度上，这件事的教训，融入了他的人生哲学之中。那一年，大约十一岁，父亲送他到县第一小学上学。二十年代的中国，推翻清朝封建王朝虽然已经十多年了，但社会，文化、教育还处于新旧交替时期，尤其是在地处一隅的乐清，现代教育还不普及，上小学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小学毕业就相当于过去的秀才了。南老师上过私塾，古书读过不少，但现代科学知识，比如算术、化学、卫生等等，则一窍不通。父亲拉关系、走后门，总算把他送到县第一小学，插班读六年级。县小学在城里，没有寄宿，父亲找了城里一个林姓朋友，让南老师借住在他家里。正好这位朋友有一个孩子也在念小学，名叫林梦凡，也是一个独子，两人正好作伴。梦凡的母亲对南老师很好，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在学校里，南老师个子小，上课坐在最前排，排队排在最后一个，加上是乡下人，常常受别人的欺侮。不过，南老师在这里还是很开心的，毕竟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什么都新鲜。读了半年，放寒假了，就回家过年。过阴历年，农村里都是热热闹闹，一般从初一到十五灯节，走亲访友，大宴宾客。加上这一年正是他祖母的六十大寿，凑在一起，南家更是热闹非凡，天天席开十几桌。父亲在乡里本来人缘不错，加上他刚刚为地方上修了一个陡门，就是蓄水放水的水闸，很得民心，来祝寿的、“蹭饭”的人特别多。这样闹到正月十五，南老师一觉醒来，突然出观一个念头：不行，我要走，不能呆在家里，要上学去。父母亲拦他，学校还没有开学，你去上什么学？南老师执意要走，反正不愿意在家里呆着，到城里找同学去。父母拗不过他，只得让他去。那一天，南老师一个人，步行两三个钟头，住到了同学林梦凡家。第二天上午，父亲派人来，告诉他昨晚家里被抢，并带来一份状纸，叫他到县里报案。原来，头一天夜里，一伙海盗洗劫了南老师的家。南老师的父亲开了一商店，卖米、卖布、卖杂货，像当时镇上的一般商店一样，前店后屋。海盗来打门撬门的时候，他的父亲被惊醒，知道情况不妙，顾不得老人妻子，光着脚从后门跑了。等海盗撬开门进来时，他母亲在惊恐之中还能急中生智，摘下戒指耳环拱手交给强盗，说：主人都跑掉了，我是他家的佣人。南老师的母亲平素不爱打扮，穿衣服不大讲究。海盗看她这副样子，不像是老板娘，就放过她了，只是把店里能抢走的东西席卷一空。等到他父亲带领一群“盐兵”赶到时，那伙海盗早已扬长而去了。这是南老师记忆中家庭经历的一件大事。全家人的命都保住了，但财产损失惨重。好在他的父亲“留得青山在”，就会 “有柴烧”。南老师说，他那天如果不离家进城，很可能会被海盗绑票了，也许早就没命了。当然，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但几十年后，南老师从这个偶然事件上，引出了一个人生的哲理，他说：如果不大事操办祖母的六十大寿，可能不会招来海盗；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轻言做寿；拿佛学的道理来讲，一个人在“福报”很好的情况下，不要把“福报”都用完了。南老师的意思是：一个人，在有钱、有权、有势的情况下，不要张扬，不要忘乎所以，不要得意忘形。南老师一辈子的为人，都是遵循着这个原则，哪怕在他声名鼎盛的时候，自己都是那么冷静，那么低姿态。十三岁，私塾念完了，该读的书都读了，小学也念了，倒数第一名，那时候叫“背榜”，拿了个肄业证书。下一步怎么办？父亲说，不要上学了，交不起学费。上中学，乐清县还没有一所中学，要到温州去上。但家庭经济的状况又无力负担，那时侯，供养一个中学生，不是一般家庭所敢奢望的，比现在供一个大学生还难，何况家里刚刚被海盗洗劫一空。父亲叫他学一门手艺，当地有一位木雕艺人，远近闻名，南老师觉得木雕很好玩，但一辈子干这种事，不干。父亲又叫他去学生意，到人家商店里当学徒，南老师也不干，他不能反抗父亲，他反抗父亲的唯一武器是眼泪。父亲说一次，他哭一次，硬是不愿意去学生意。父亲说了三次之后，拿他没有办法，只好由他去，在家里读书自修好了，反正年纪还小，家里还养得起他。那年暑假，在温州读中学的表兄王世鹤回来度假，王家是当地一个大户人家，请了一位老师给他补习，父亲叫南老师也去听课，一共有七八个孩子，南老师年纪最小。请来的老师姓朱，名味渊。朱味渊先生学问很大，在前清的时侯没有考上功名，就到处游历讲学；论及时政，愤世嫉俗，唾沫横飞，被乡里视为奇人。南老师后来说自己同国民党政要陈诚是“同门”，指的就是同朱味渊先生的这一段师生因缘。陈诚是浙江青田人，朱味渊曾在青田教过陈诚，在古时讲究师从关系，受过同一个老师的教诲，就称“同门”。其实，南老师比陈诚小二十多岁，一辈子同这位学长没有直接打过交道。南老师同朱味渊的师生因缘，也只是这个短短的暑假，算下来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真正一对一的教侮只有一个来小时，但在南老师的心里，对朱味渊先生怀念了一辈子。这个暑假，朱味渊给这七八个孩子讲古文，讲诗词，朱先生的诗词功底很深，当年诗坛上小有名气。南老师那时候早就把《唐诗三百首》背得滚爪烂熟了，而且，十来岁就会写对子写诗了，但古诗究竟妙在何处，也不知其所以然。一天，南老师到朱先生的书房，看到案头有清人吴梅村诗集，拿起来翻阅朗读，爱不释手。朱味渊见他喜欢，乘兴为他朗吟吴梅村的《琴河感旧》四律，井借给他清诗一卷。于是，南老师从吴梅村入手，读遍了清朝名家的诗作，发现其情怀磊落，比读唐诗更有心得。南老师认为，清朝的诗词，“寄意遥深，托情典故，殊非唐初盛晚诸世旷达疏通所可及者，宜乎情之切近于衰乱哀思而尤擅其胜场也”。朱味渊先生的教导，使南老师开拓了眼界，对学诗“须先习盛唐，宗法李杜，方为正规，如清初诸家，不可学也”的观点产生了怀疑。这么短短的一个小时，留给了南老师终生难忘的印象，使南老师知道，除了唐诗之外，清朝的诗另有境界。南老师后来再也没有机会受朱先生的教诲，朱先生第二年就去世了。但南老师把朱先生尊为自己诗学的启蒙者，一辈子不忘这位恩师。我们现在读南老师的著作，里面引用了许多清朝诗人的诗句，特别是郑板桥、袁枚、赵翼、龚定庵、钱谦益和吴梅村等人的诗，南老师都是推崇备至，从中可以看出朱味渊先生对他的影响．在家自修这三年的时间里，南老师读书的范围更广了。家里的藏书不少，《史记》、《文选》、《纲鉴易知录》，还有唐诗宋词等等，南老师都翻出来读了个遍。《红楼梦》、《三国演义》、《浒传》以及武侠小说，这些“闲书”、“野书”也都想办法弄来看。父亲对这个独子，有严格管教的一面，同时，对他的培养还是很用心的。父亲给他请来一个老师，名叫叶公恕，叶先生古文底子好，又通现代学问，一个月来家里两三次，从他那里南老师知道了孙中山、康有为，还有外国的林肯、华盛顿、兴登堡、卡内基的传奇故事。在家里自修，总是容易懒散。父亲认为环境不好，就把他送到家庙里去读书。南氏家庙建在附近的山上。离家大约有五六里地，庙里安放南氏先祖的牌位，每一代里选派一人看管；平时，这里是人迹不到的地方，只有在过年过节或婚丧嫁娶的时候，后代才会到家庙去祭拜祖宗。父亲把南老师送到家庙读书，平时不准他回家，隔三差五给他送一些好吃的东西。按道理，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而且还是一个独子，当时一般的家庭总是把他拴在身边；而南老师父亲这种独特的管教方式，也许是南老师日后那种特立独行、桀骛不驯的性格形成的原因。家庙的环境确实很好，庙里一片幽深，陪伴他的只有一个又呆又瘸的公公；庙外，有清澈的溪流，有山花，还有美丽的裴翠鸟。南老师在这里读书，读中国的历史，读中国的地理，他的思想可以自由驰骋，他立志要当一个“大人物”。尽管他对外部世界的形势，什么欧洲风云、国共两党的斗争，他都是模糊一片，因为这个小地方的人还是过着古老、宁静的生活。十七岁是南老师人生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也许是书读多了，他不愿意局促在家乡这个小小的地方，他要出去闯天下，他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他的这个理念非常强烈，没有谁能理解，也没有谁能阻挡，可能只有上天知道。还在他少年时代，南老师在家乡附近的一个道观抽过一支签；过了几年，在一个庙里又抽了一支签、抽签这种东西，属于迷信骗人的东西，讲得好听一点，属于神秘学的范畴，本不足以拿来当真；但南老师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抽到的这两支签竟完全一样，这确实有点神秘色彩了。这个签语说：脱却麻衣换绿衣，恰如扬柳遇春时。飞腾要取蟾宫桂，许折东南第一枝。这个签语可能对南老师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南老师不是一个迷信的入，但签语中的蟾宫取桂、折“东南第一枝”，对他无疑是一股强大的动力，鼓舞着他，鞭策看他，一辈子自强不息。过了几十年后，南老师经常向人谈起这个签语，颇有几分津津乐道之状，说自已的一生经历被这个签语说准了。我没有请他详细解释这几句话，“脱却麻衣换绿衣”，“绿衣”大慨是指他曾经穿过军装；“麻衣”相当于“布衣”，是古时平民、学子穿的衣服。至于从蟾官里取得什么桂，“东南第一枝”究竟指什么，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当年，正在他满怀壮志、雄心勃勃要干一番大事业的时候，一位在外地做事的同乡回乡度假，鼓动他到外面闯荡，说杭州浙江国术馆是公费，不要钱，还管吃管住，两年毕业后，分配到各地当武术教官。国术馆，是教授武术的学校，这正合南老师的心意，《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以及武侠小说里的英雄人物，他早就崇拜羡慕；现在有这个机会，自己如果能够学会十八般武艺，走南闯北，当一个英雄好汉，也不枉活一生。父亲的管教，母亲的宠爱，没有能够拦住他那颗远走高飞的心，父母只得筹借一笔路费，送他上路。【南怀瑾老师（谱名：南常铿）为乐清南宅太祖殿题写的楹联：百代渊源河洛东南留一脉；千秋忠义神灵海上有孤臣。】
（二）西子湖畔学武艺一九三五年夏天，南老师跟了一位同乡离开家乡，到温州坐船去上海，又转火车去杭州。这时，南老师已经结婚并已有了一个孩子，但在当时，一个十七岁的年轻人，出这样一趟远门，还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好在有这位同乡照应，一路上平平安安。南老师一来到杭州，就喜欢上这个地方。杭州是文化名城，历史上出过不少名人、有道的人，加上这里有山有水，风景优美、浙江国术馆的校址就在里西湖，刚刚开办了三年，学生不多，前面两期学生还多一点，南老师这一期是第三期，学生只有七八个人。学校的老师可都是武林高手，内功、外功，少林、太极，各门各派，人才荟萃。国内武林，千百年来，素来沿习师父带徒弟的方式传授技艺，而且师父对徒弟一般都留一手，有些绝技都没有传下来，只成为奇闻轶事充当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以办学的方式传授武术，而且没有门派观念，浙江国术馆可能在近代史上开创新风。南老师在这样的环境中求学，如鱼得水，他学得很认真、很努力，学校每天八小时的课程，他不满足，自己每天清晨四点多就起床，一个人先到西湖边上练拳练棒，练一两个小时，回去吃早饭上课。在同班同学中，南老师年纪最轻、个头最小，但每门功课，每种武艺，他学得最快最好。学校的武术老师有十几位，有年长的，也有年轻的，都是身怀绝技的人，而且都有传统文化的根底和侠义精神。南老师至今对几位老师还有深刻的印象。一位老师叫刘百川，传说他功夫很大，外号“双刀刘”，他用手拍你一下，你就吃不消。一位教内功的，姓田，则是文质彬彬的样子，南老师经常上他家拜访，家里挂满了字画，摆满了书籍，完全是文雅书生的样子。还有一位教少林拳的，很有名。这些武术教师在传授武功的同时，总是不忘给学生讲做人的道理。那位少林拳教师的训活，南老师记忆犹新，为了国家，练好身体，不要玩女孩子，谁要是玩女孩子，就不要来学武功；特别要记住“好兔不吃窝边草”，身边有最好最爱的女人也不要动。这些人生的经验，几十年后，南老师经常拿来教育他的学生：要做事业，就不能沉迷于女色；尤其是你当了单位首长，当了公司老板，你玩了女秘书，后果不得了，大家会攻讦你，她也要控制你，往往搞出难以收拾的局面。国术馆除了武术训练外，还开设文化课程，教授国文、历史、生理卫生等等。南老师喜欢读书，这些课学起来津津有味，甚至觉得学校里教的东西还不过瘾，还抽时间跑到之江大学旁听；听了几节课，又觉得大学教师的学问也不过如此，就没有再听下去。社会上的英文补习班也去上过，学了几次，也没有坚持下去，这次他没有怪老师，而是觉得自己不行，要学会英文太难了，要花太多的时间，还是先把中国文化学好，英文就放弃了。从那以后，南老师再也没有动过学英文的念头，他一辈子也不懂英文，只认得英文宇母。大概是年龄的关系吧，究竟要学什么？将来究竟要干什么？南老师在这个时候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国标，到国术馆求学，并不是为了毕业后可以当武术教官，那只不过是离家出走的一个借口。但是有一条是明确的，要学一身本领，做一个叱咤风云、君临天下的人；要是不成，哪怕当一个浙江省长或杭州市长也不错。这个梦想，或者说是野心，南老师是很强烈的，他的少年时代，青年时代，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梦想挥之不去。也正是有这个梦想的支撑，使他总是有一股强烈的求知欲，读书，习武，求道，他从来不使自己闲下来。国术馆的课程本来已经不轻松，南老师却还给自己加码，能够找到的书都找来读。当时，商务印书馆编了一套“大学丛书”，讲电、光、航空这些现代科技知识，南老师都去借来读。杭州有个孤山，山上有个文澜阁，是一个很有名的藏书楼，是乾隆年间把圣因寺改建而成，专门珍藏《四库全书》。南老师想办法弄了个借书证，每个星期天都跑到文澜阁去，借出几本，就在那儿翻。按规定，这些书不能带回家，细读是不可能的。南老师好读书，酷爱书，但那时候没钱买书；不过，他好像天生同书有缘。也是在杭州国术馆学习那段时间，有一次在西湖边上练拳，邂逅一位和尚，斯斯文文，戴一副眼镜，宁波人，南老师把他的名字忘了，只记得当时叫他“四眼和尚”。交谈几句后，“四眼和尚”请南老师到他庙里去坐坐。庙子就在西湖边上，名则“闲地庵”，是一个非常清静幽雅的去处。庙里挂着一张史量才的遗像，原来，这个“闲地庵”是史量才的家庙，隔壁是“秋水山庄”，是史量才为他的姨太太沈秋水修建的别墅。别墅和家庙有一扇小门相通。史量才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大名人，有关他的文字资料很多，从南老师嘴里讲出来的故事是这样的：史量才本是穷人家出身，一面读书，一面给报馆送报卖报。沈秋水是上海滩上的名妓，天天看见史量才送报，觉得这个年轻人是个可造就之才，就资助他、鼓励他好好读书。后来，史量才学有所成，办了《申报》，沈秋水就嫁给了他。不到一二十年，史量才就成了上海滩上的名人，连杜月笙、蒋介石都怕他几分，不过，他最后还是死在蒋介石特务的黑枪之下。南老师从来没有见过史量才，但自从认识了“四眼和尚”后，史量才的家庙“闲地庵”成了他读书的好地方。他经常到这个地方来，教和尚打拳，同和尚聊天，有吃有喝还有书读。史量才的学问很大，藏书很多，他搜罗了许多道家的书，有些秘本，都是别的地方见不到的。南老师后来同人说：“史量才大概没有想到，他搜集的这些道家的书等于为我准备了。”史量才的武功很高，修道也修得很有心得，他的师父就是一个道家人物，在情况危急之中，他的师父叫他连夜逃跑，他没有听，结果第二天就被害了。而史量才为南老师准备的道书，南老师读了以后，都派上了用场。他后来到康藏求道，参拜密宗上师，就是拿这些道家学问，赢得密宗上师们的尊敬，而把藏传佛教里的奥妙传授与他。在西子湖畔，南老师虽然只生活了短短的两年时间，但在他的心里却留下了总也抹不去的印象。几十年过去了，南老师也到了晚年，他想回来定居，杭州成了他的首选之地，在西湖边上，他早就买好了一所房子。他同杭州有这份情结，因为这里是他闯荡天下的第一站，他在这里不仅学到了武功，还读了不少书，跑遍了杭州的名胜古迹。他跑名胜古迹，自然有年轻人爱玩的习性，而他心思更重的是求仙访道。杭州庙宇多，传说中出过不少神仙高士，南老师一心要寻访到一位得道高人，学一手济世救人、天下无敌的本领。学校附近有一处名胜，称葛岭，相传晋代著名道家人物葛洪在这里修过道。葛岭上还留下一座庙，南老师经常去，希望能碰到一个指引自己得道的高人，结果是一次又一次失望而归。有一次，在路上看见一个长相怪怪的和尚，南老师就尾随着这个和尚，跟着跟着，那个和尚进了一个山洞，南老师上去往里一瞧，山洞又小又黑又潮，一领破席，一捆稻草，是那个和尚的全部家当；南老师向和尚请安，那个和尚理都不理，连着问候了好几声，和尚好像都没有听见，南老师只得扫兴而回，心里想，这个和尚不是一个得道的人，看他那面黄肌瘦的佯子，说不定是快要死的人了。还有一次，南老师结识了一个和尚，和尚送给他一部《金刚经》，南老师念《金刚经》念了三天，当念到“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的时候，感觉到一片空灵，找不到“我”了，“我”到哪儿去了？南老师放下《金刚经》，不念了，跑去找那个和尚，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境况。和尚一听，表示很惊讶，对他说：“你真了不起。人家修行几十年都做不到，你念了三天《金刚经》就达到这种境界，你就是再来人。”“再来人”在佛学里就是得道悟道的人。和尚的这句话南老师也没有在意，他到处求仙访道没有结果，而面前的这个和尚可能就是指点他的高人，却擦肩而过。南老师后来回忆说：其实那时自己已经开悟了，只是当时自己不知道，后来几十年走了很多弯路。在浙江国术馆两年的生活，很忙碌，很充实，除了学校安排的课程表之外，南老师自己还有一个日程表，几点几点干什么，每天都排得满满的，严格按照自己订下的日程表执行，晚上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他对自己的管理非常严格，不让自己闲下来，不浪费时间；那时候养成的这习惯，后来一辈子都没有改。古人有言：“人非有品不能闲”，今天，南老师被推崇为有品有道之人，他仍然不使自己闲下来。在国术馆的两年当中，不是一切都顺心的，最大的问题是钱，没有钱。来杭州之前，听说这所学校是公费的，家里给他准备的钱有限。来到学校之后，才知道因为经费困难，从他这一期开始，许多费用都要学生自己负担了。这样，过了一个学期，南老师就要为下学期的费用操心了，只剩下八块大洋了，冬天的棉衣还没有。怎么样省吃俭用，也不够一学期的开销。偏偏在这个时候，又出了一件意外的事。一天，一位同学急匆匆跑来告诉南老师，西湖里捞起一个跳湖轻生的入，说是乐请人，是南老师的同乡。南老师一听，赶紧跟了那位同学，来到湖边，只见一个中年男子，像一个落汤鸡。一问，他说自己是一个生意人，从乐清来杭州做生意，赔光了钱，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也没脸回家了，萌生了轻生的念头。西湖冬天的水不深，他跳下去没有死，被人救了上来。南老师看他一副可怜的模样，就把那人带到学校里来。到厨房给他弄了点吃的，把湿衣服换下来，然后，从自己仅有的八块钱里，拿出六块钱给他，叫他赶紧回家过年。南老师在自己阮囊羞涩的情况下，资助了一个落难的同乡，做了一件好事，自己心里当然很高兴。过后，他在信中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父亲在回信中说，这个人是个骗子，他已经骗了不少人了；不过，你这样做也没有错。这是南老师一生中头一次受骗上当，后来，几十年下来，找上门来骗他钱的骗子也不知道有多少，尤其是在他经济状况比较好以后。他曾经对我说过：“有时候明知这个人是个骗子，他来向我借钱，我还是会借给他的。他向我开口，说明他有难处，我能帮他忙，为什么不帮。”南老师的这种思想和这种作风，我理解不了，当然也学不会，连追随他多年的学生有时候都不能理懈，但南老师照样我行我素。这次，他自己的钱被别人骗了，自己的经济问题竟意外地很快就解决了。南老师说：是在西湖边上捡到的，五十块钱的票子，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钱。南老师捡到钱后还站在原地，等失主来领，大冬天，在雪地里站了两个多小时，也不见失主的人影，那时候还不兴把捡到的钱交给警察叔叔，他把这笔钱揣进了自己的腰包。几十年后，南老师给他的“徒子徒孙”们讲起这段故事时，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有人说，这是天意，上天看到他专做好事，就给他一个回报。一九三七年，南老师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浙江国求馆毕业，获得武术教官的资格，但他没有谋得一份差使。不久，抗战爆发，国难当头，南老师只有二十来岁。满怀壮志，一腔热血，想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但他没有投身行伍，拿枪杀敌。这时候的南老师，还是单身匹马，走着一条自己的路。他一心想闯荡江湖，到处求仙学道，想学一身功夫本领。这在当时一部分年轻人中是件时髦的事，都幻想学会一手飞剑本领，可以直取日本鬼子的首级。鬼子的首级没有取到，南老师从未上过前线，但他学到的学问功夫使他终生受用不尽。
（三）初到四川的艰苦生活南老师第一次出门到杭州，第二年暑假，回家住了一个月，妻子怀了第二个孩子。毕业后，他没有回家，只是在十年之后，才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家乡。南老师从杭州出发，经九江、汉口、重庆，最后到了成都，一路上相当顺利。南老师似乎有先见之明，他如果晚走几天，就要吃更多的苦头了，因为南京不久被日军占领，国民党的中央政府迁移重庆，大批难民跟着涌向西南大后方。而南老师在难民潮之前已安然抵达四川。初到成都，南老师落脚在贵州会馆。会馆里供奉着南霁云将军的神像，南将军是唐代名将，姓南的本来不多，想不到在他乡遇到，也许是一种缘份，南老师就在这里住下来了。在这里，他和钱吉（钱宗本）成了莫逆之交，南老师对他永志不忘。钱吉是四川彭县人，有一段非常惨痛的恋爱放事：他年轻的时候，在封建思想极为浓厚的彭县乡下，他与同村的一个少女有了恋情，结果被女方家里知道了，家族群起反对，他们想要离家出走。那个少女被家族中人抓回去，活埋了。钱吉怀恨在心，想杀人放火，后来受一高僧指点，带着老母离家，出家为僧，住在成都贵州会馆成都佛学社里，养母修行。同是天涯沦落人，南老师同钱吉结成患难之交。在一段时间里，钱吉追随南老师，帮助照顾南老师，直到后来南老师闭关学佛，钱吉改行做小生意去了。钱吉当时写了一首诗赠南老师：侠骨柔惰天付予，临风玉树立中衢。知君两件关心事，世上苍生架上书。“知君两件关心事，世上苍生架上书”，南老师当时才二十出头，难得钱吉的两句诗，判定了南老师的一生行谊，确实是高山流水有知音。有一次，我同南老师说，钱吉的这两句诗写得不错。南老师说，是古诗上借用的。时间过了差不多五十年，到了一九八六年，南老师在美国开始同成都的老朋友联系上，他要打听当年朋友的下落，其中就有这位钱吉。但钱吉怎么也没有找到，连当年他们共同栖身的贵州会馆，也因城市的扩建而无迹可寻了。有人写信告诉南老师说，在“文革’”期间曾见到过钱吉一次，他在街上卖旧衣服，境况大概很不好。南老师写下了一首很富感情的诗怀念这位老朋友：蜀道初登一饭难．唯君母子护安康。肯知苏季非张俭，不信曾参是项梁。徒使王陵有贤母，奈何维诘学空皇。千金投水淮阴恨，今古酬恩枉断肠。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南老师刚到四川的时候，生活上是很窘迫的。“蜀道初登一饭难”，这个“一饭难”的滋味是很不好受的，一般人大概一辈子都没有尝过这个滋昧，但南老师尝到过。有一次，在从宜昌到成都的路上，他同表叔两人，整整三天没有吃过一顿饭。饭馆酒家里飘出的美味佳肴的香味，馋得他们口水直流，但他们身上没有一分钱。在饿急了的情况下，南老师在一个馒头摊上偷了两个馒头，一人一个，就像雨果《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一样，不过他的运气比冉河让好，没有被人抓住。所以，南老师后来讲课，多次引用古人的诗句“美人卖笑千金易，壮士穷途一饭难”，来告诫他的学生们，要知道人生的艰难，要珍惜青春年华。在台湾的时候，他对很多家境清寒的学生，总是寄以极大的同情，并尽量给与资助，因为他自己尝过“一饭难”的滋味。钱吉母子，同南老师萍水相逢，却伸出援手，使他摆脱困境，“唯君母子护安康”，南老师自然没齿不忘。南老师在上面这首诗中，提到好几个历史人物，涉及好几个典故，都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南老师给我一一解说过，为了节省篇幅，我不想把它都记录在这里；其中一句，“千金投水淮阴恨”，讲的是淮阴侯韩信的故事，韩信在早年落魄甚至饿肚子的时侯，曾经得到过一位漂母——在河边洗衣服的老太太的一饭之恩，等到韩信成功发迹之后，回来找这个老太太，却再也找下到了，韩信不忘旧恩，“千金投水”，拿出千金，撒在当年老太太洗衣服的那条河里。这个故事流传千古，成为传统文化中知恩必报的典范。南老师在他的著作里曾引用过这个故事。对南老师来说，钱吉母子犹如漂母对于韩信，南老师现在虽然不能说发迹了，但他要报答他们，遗憾的是，却再也找不到钱吉母子的任何踪迹了，南老师只能“千古酬恩枉断扬”了。南老师在成都住了一段时间，无所事事，他就远走高飞，去创一翻事业。他到了川康边境大小凉山地区，在那里办起了一个“大小凉山垦殖公司”，自任总经理兼自卫团总指挥；钱吉在母亲的动员下，还了俗，跟随南老师。说是垦殖场，实际上是南老师，一个乳臭未干、嘴边无毛的小青年，在一个偏懈的蛮荒之地，拉起了一支队伍，要做保家卫国的事业。当年他有一首诗很能说明他的这个志向。东凤骄日九州忧，一局残棋尚未收。云散澜沧江岭上，有人跃马拭吴钩。南老师的这个举动，在当时颇引入注目。南老师的一位朋友也是自称学生的王启宗回忆道：“几乎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记得那时正值日本军阀对我发动侵略，全国上下奋起抗战，一般爱国青年无不热血沸腾，纷纷投笔从戎，救亡图存。当时我也投身军旅，于役重庆，一日见报载：‘有一南姓青年，以甫弱冠之龄，壮志凌云，豪情万丈，不避蛮烟瘴雨之苦，跃马西南边陲，部勒戎卒，殚力垦殖，组训地方，以巩固国防。迄任务达成，遂悄然单骑返蜀，执教于中央军校。’”王启宗先生的这段回忆，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历史资料，但是，也许时隔几十年，他并没有讲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他说南老师“任务达成”，实际上，好像没有人给南老师什么任务，也就无所谓达成未达成。南老师一时热血沸腾，远赴凉山，戌边保国，其志不可谓不大矣，但理想同现实之间的距离也不可谓不小矣。据南老师自己回忆说：这么个地处穷乡僻壤的垦殖场，竟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风波。当年，四川一直在地方势力控制之下，同蒋介石的中央政府矛盾很大，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非常尖锐。南老师在这里突然拉起一支队伍，因为他是浙江人，当地的地方势力以为他是国民党派来的；而重庆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发现这个地方突然冒出来一股武装，非同小可，就要收编他。南老师受到两面夹击，不到一年，就放弃了垦殖场，回到了成都。他曾把这一段经历写成书，题为《西南夷区实录》，可惜这本书没有保存下来。这段时间，南老师找到一个工作，在宜宾《金岷日报》担任编辑。说起来也很简单，南老师为了找碗位吃，找到这家报社。柜台上坐着一个老头子，南老师上去请安，问能不能在这里找到一份差使。老头子把他打量了一下，问他是哪里人，不是日本人吧。那时候的人都很怕日本的特务或汉奸。南老师连忙说：我是浙江人，逃难逃到这里，想找一个差使，好有碗饭吃；随便什么事都行，倒茶扫地也干。这时，坐在里面的老板听见了，伸出头来看看，就叫南老师进去。南老师还是那句话，流浪到大后方来，举目无亲，没有饭吃。老板就说：那好啊，你就来上班，我们缺一个工友，扫地的。南老师当天就在那家报馆上班——扫地。这个老板姓许，他在一边看着，一会儿，便把南老师叫过去，对他说，看样子你不是干这种事的人；南老师以为自己做得不对，老板却问他会不会写文章。南老师不敢说大话，只说自己在私塾里念过子曰什么的。许老板马上出了一个题目，叫他写一篇文章。南老师大笔一挥，许老板看了非常满意，让南老师当报纸的副刊编辑。报社也就那么几个人，所谓编辑，除了经常写些文章外，什么杂事都要干；对南老师来说，吃点苦算不了什么，总算有一个立足的地方，有一碗饭吃。编辑，写文章，都难不倒南老师。有一次，那天报纸排好了，还空一小块地方，拼版的师傅要南老师找一点东西凑上去。南老师手头实在没有什么现成的东西，灵机一动，编了一份《征婚启示》，为拼版的人救了急。想不到报纸出来以后，收到了好多来信，都是看了那则《征婚启示》来应征的。南老师现在同别人谈起新闻工作的职业道德时，说自己也干过新闻这一行，指的就是这一段，其实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
（4）在成都担任武术教官的经历从宜宾回到成都，他谋到了一个公职，在成都中央军校军官教育队担任武术教官和政治指导员，并在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第十期毕业。蒋介石投靠孙中山先生后，以黄埔军校校长而发迹，后来，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央军校，蒋介石仍担任校长。军校出来的人，成了蒋介石的嫡系，在国民党的派系里是最有实力的。成都军校在成都的北校场，规模相当大，当时是总校，其他地方还有中央军校的分校。南老师到军校任教，少校军衔，穿军服。名义是政治指导员，实际上教的是武术。武术的本事是他小时侯以及在浙江国术馆学的，想不到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在成都军校当教官的时间并不长，他也没有成为蒋介石的嫡系。此后再也没有在国民党政权中做事，但他这一段经历，至少在感情上把自己同国民党政权连在了一起，影响了他人生的很长一段时期。他在军校穿的那身军服，经过几十年的流离颠沛，至今还保存在身边，每年总要拿出来穿一次，关起门来，自我陶醉一下。南老师后来常说：对蒋老头子，尽管我好多地方不同意他，但我见了他还是要敬礼的，因为他是我的校长。军校的生活是很严格的，那是对学生而言的；作为教官，则比较自由。南老师没有家室的负担，除了上课之外，很是自由自在，他又像在杭州那样，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到处求仙访道。军校后门外，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庙子，那是南老师经常去的地方，同庙里的老和尚谈经说佛，研习武功。星期天和节假日，他更到处游逛，访贤问道。军校成了他的一个很好的落脚点，在这一段时间里，他结交了不少名人；后来，等他结识了禅宗大德袁焕仙，干脆辞去了教官的职务，跟着袁老师学禅去了。南老师在成都军校这一段，最值得提的是一个人——贾亦斌。当年，贾亦斌和南老师是军校的同事，他比南老师大六岁，上校军衔，教军事战术课。贾亦斌的前半生颇具传奇色彩，根据他向我提供的资料，我在这里做简要的介绍。贾亦斌在成都军校执教的时间不长，便离开军校，上前线打仗去了，很快升到师参谋长，领少将衔。后又进陆军大学深造。一九四六年，经人介绍，投在蒋经国麾下，为蒋经国所赏识，成了蒋经国的副手，担任“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副局长；不久，又接替蒋经国任该局代局长。一九四八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一时间搞得轰轰烈烈。所谓“打老虎”，就是国民党政权在前方兵败如山倒、经济面临崩溃的情况下，企图挽回败局，推出经济改革方案，以“金圆券”限期兑换形同废纸的法币，所有商品必须限定在八月十九日的市价上，官方称为“八·一九防线”。蒋经国被任命为“上海经济督导员”，发动犬规模的“惩治奸商”的运动，他的“勘建队”喊出了响亮的口号：“只打老虎，不拍苍蝇”；蒋经园高喊“一路哭不如一家哭”，名噪一时。开始时，贾亦斌对蒋经国此举寄以希望，但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要说贪污腐败，蒋家政权的“四大家族”是最大的贪污腐败，蒋经国根本不愿也不能触动“四大家族”的一根毫毛，他只能“拍苍蝇”而不“打老虎”，贾亦斌终于与蒋经国分道扬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四月，贾亦斌率领“预干团”在浙江嘉兴起义，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嘉兴起义”在当时是一个颇为轰动的事件，因为贾亦斌被认为是蒋经国的亲信，而 “预干团”又被认为是蒋经国的嫡系，这次起义当时被认为是 “从蒋家的心窝里反出来了”，这对本已民心丧尽、风雨飘摇的国民党统治，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建国后，贾亦斌长期从事统战和对台工作，担任的最高职位是政协全国常委、民革中央名誉副主席。南老师与贾亦斌在成都军校同事的时间也不长，南老师没有在仕途上求发展，很快就离开了军校。但想不到四十多年后，这两位当年的同事，别后重逢，虽然都是鬓发斑白、年愈古稀的老人了，但他们没有悲叹年华易逝、人事沧桑，而是“烈士暮年，壮志不已”，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在尽心尽力。我写信给贾亦斌，希望他谈一谈成都军校这一段历史。他接到信后，马上打电话给我，表示很欢迎我去。贾亦斌已是八十多岁的人了，身体还很硬朗，很热情，很健谈。他说；“你来找我，我很高兴。成都军校的那一段，我同南老师相处时间很短，没有太多的东西可讲；我主要向你谈谈南老师的后半生的事迹。古代名人贤士一生追求三件事：立德、立功、立言。南老师出了那么多书，在台湾，在大陆，那么多人读他的书，那是‘立言’方面的情况。但是，南老老在‘立功’和‘立德’ 两个方面的情况，现在知道的人并不很多。我在台湾有三位最好的朋友，一位是南老师，还有两位，胡秋原和徐复观。他们三位的共同点是，都很爱国，都很有学问。但南老师对弘扬传统文化、国家建设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的贡献是很大很大的，是非常难得的。这些情况，一般人都还不知道，你现在着手写这本书，我很高兴，我愿意帮你。”贾亦斌已届耄耋之年，尽量减少应酬，在家写回忆录。他出于对南老师学问为人的推崇，鼓励我写好这本书，并给我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材料，更增强了我写作此书的信心和勇气。尽量把南老师的情况介绍给读者，哪怕写出了万一，也算是一件幸事。【南怀瑾老师在成都中央军校时期的旧照（1940年）】
（5）：与恩师袁焕仙先生交往的经历南老师在成都军校当教官的时候，星期天、节假日经常外出寻仙访道，结交名人。在他结识的这些人中，对南老师影响最大的是袁焕仙。成都附近灌县青城山，有一座寺庙叫灵岩寺。灵岩寺的住持和尚是传西法师，他是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先生的弟子。当时逃难到大后方来的各路名人很多，灵岩寺里就住着好几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如冯友兰、钱穆、郭本道、李源澄、王恩洋和傅真吾等人。传西法师虽然出家了，但也很愿意结交这些世俗名流；他让这些人住在灵岩寺，等于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在国难当头、兵荒马乱的情况下，有这么一个清静的去处，对这些知名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世外桃源、人间仙境。据说，冯友兰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他的传世之作《中国哲学史》。一座庙里住着那么多的名人高士，自然引起南老师极大的兴趣，这里成了南老师经常拜访的地方。南老师在这里结识了袁焕仙，从忘年之交而成为师生。袁焕仙号盐亭老人，人称“大禅师”、“大居土”，当时已与佛门大德虚云大和尚齐名。袁焕仙是四川盐亭人，少年时就已博览群书，国学底子很好；但也很顽皮，很风流。在四川军阀杨森那里做过幕僚，算是一个军师；同后来当了红军总司令的朱德还有一段因缘。朱德早年在杨森底下当一个团长，威望高，人缘好。袁焕仙同朱德的关系不错，朱德平时称袁焕仙为“焕哥”。在关键时刻，袁焕仙对朱德有所帮助。解放后，袁焕仙给朱德写过信，朱德对他也有所照应，总算能过个太平日子，袁焕仙在“文革”当中病逝。袁焕仙当时在灵岩寺闭关，对经常登门的南老师已有所闻，他发现南老师虽然小小年纪，但非等闲之辈，他有意要传道与他。这一天，南老师又到灵岩寺去，正好袁焕仙出关，两人一见面，袁焕仙先打招呼；“南教官，你好！”南老师赶紧还礼，忙说：“听说你是有道的高人。”袁焕仙说：“哪里哪里。我看你武功很高，向你拜师。”南老师自然谦虚一番。袁焕仙叫南老师教他太极拳；南老师说：“不敢说教，陪你玩玩。”第一次见面，就是这么简单的过程。后来。袁焕仙真的跟南老师学了一阵子太极拳，但真正有意义的是，南老师从此拜在这位禅宗大师的门下，走上学佛学禅的道路。其实，他初识袁焕仙的时候，只知道他是个大名人，并不知道他是禅宗大师，当时，南老师对禅宗的了解还很有限。南老师拜在袁焕仙门下之后，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对那些旁门左道的东西，已没有太大的兴趣了，军校武术教官的工作也不放在心上了，而是专心致志跟袁焕仙学佛学禅。一九四二年冬，袁焕仙出关，到成都创办了维摩精舍，等于是佛门禅宗的一个道场，设在当时的提督街三义庙里。南老师辞去中央军校的教职，追随袁焕仙。开始时，只有南老师一人追随身边。后来，追随袁焕仙的弟子起来越多，许多人年龄比南老师大十几岁、二十几岁，但都称南老师为大师兄。袁焕仙在维摩精舍的讲课，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儒释道三家学问，南老师和其他学生一起，把它记录下来，编成《维摩精舍丛书》。南老师漂泊几十年，这本书总是带在身边；后来，等他有了自己的出版社，就把恩师的这本书出版，使之流传。直到今天，时间已过去了五十多年，维摩精舍的弟子们早已飘零凋谢，健在的寥寥无几，最年高的将近百岁，但他们提起南老师来，仍称他为大师兄，并对他肃然起敬。袁焕仙有那么多的弟子，唯独对南老师最为器重，他如何接引开悟南老师，这里面有很多禅宗里的机锋妙语，我不懂禅宗，不敢随便禅外说禅，总之，是袁焕仙指点南老师走上学禅学佛的道路。现在，南老师的学生们，提起袁焕仙的名字，都很恭敬地称呼他为“袁太老师”。下面一段文字，题目叫《示南怀瑾》，由袁焕仙口授，南老师笔录，我把它收在这里，可以看出他们师生之间的关系。怀瑾谛听在山数十日，切见诸禅德巍然自拔，有独立振衣之概，老人至喜也。摄其众向道，导其徒回车，风其俦化行方国者，实为怀瑾。而怀瑾律己过严，责人如己，老人至虑也。律己严，可也；责人如己，不可也。何也？律己严，过必远；责人严，众必减。众果减矣，汝纵口如河沛法若雨，其谁辅汝绍隆玄化而导行天下？古人所以有遇风而息之惧也。谚曰：不痴不聋，不可作翁班。子曰：水太清则无大鱼，圆悟勤又尝以示大慧杲者也。统此故，纸怀瑾阅卷自悉，无庸老人重拈。今社会非古也，朋友可借援而不可期以辅汝绍隆玄化，古有之普化克符吾宗家范，今恐无必以无，而现诸有于内则多咎于外，必多尤，咎尤交倾，进程必碍，先哲所谓欲速则不达者也。余意然千圣之心灯，续四生之慧命，不必外期友朋，要在自育一期超士，所以孔子道行，内有颜闵曾仲，不假外交伯玉。原让怀瑾此后念头当改，不然，徒滋烦忧耳。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一方面，袁焕仙一生收了很多门生弟子，唯独对南老师最为器重，认为南老师“禅德巍然自拔，有独立振衣之概”，评价相当高；另一方面，也指出南老师的缺点 ——“律己过严，责人如己”，是他最担心的，“老人至虑也”。袁焕仙这么坦率、这么严肃地指出南老师性格上的弱点，在南老师的一生中，恐伯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因为他是南老师的老师。“律己过严”，经过几十年的人生历练，南老师的这个毛病始终没有改掉；“责人如己”，现在从南老师身上，只能看到一点影子，他希望别人，希望他的学生，能够像他一样读圣贤书，行圣贤事，但几十年看下来，实际上很难做到，所以，南老师对别人，对他的学生，已经表现出很深的谅解。
1946年南老师峨眉山闭关后下山照片南怀瑾老师的故事（6）：在峨眉山闭关的经历正文：南老师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一件常人很难做到又很难理解的大事，那是在一九四三年秋天，南老师离开袁焕仙，没有打招呼，一个人悄然上了峨眉山，“闭关”去了。 “闭关”是佛门当中的事，道家也有类似的做法，叫“入圜办道”。一般读者也许都不太了解“闭关”是怎么一回事。“闭关”一词，最早见之于《易经》复卦象辞；“先王以至曰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是斋戒安身静养的意思，后世谈到闭关，就拿释迦牟尼掩室于摩竭，维摩缄口于毗耶等来说明。中国的禅宗盛行此风。到了后来，不管什么宗，动不动就是闭关，什么 “拜经关”、“念佛关”，名目繁多。宗门相传：“不破本参不入山，不到重关不闭关。”峨眉山是国内的名山之一，历史上有数不清的神话传说。南老师“闭关”的大坪寺，在中峰顶上。要到达大坪寺，只有悬崖峭壁上的两条山路，一条则猴子坡，一条叫蛇倒退，光听这两个名字，就知道大坪寺不是一般人可以上得去的地方，所以，这里几乎常年很少有什么游人香客。山上吃水困难，只靠一个蓄水池，积存雨水和冬天的雪水。南老师在这里同出家人一样，也是“过午不食”；吃的菜叫做“万年菜”，辣椒、盐巴和干菜；初一、十五，有一点豆腐吃，就算“开荤”了。每年农历十月以后，大雪封山，好几个月寸步难行，南老师有两句诗描述当时的情况；“长忆峨眉金顶路，万山冰雪月临扉。”由於大坪寺藏有全部大藏经，又有挚友印华法师的提议，以及普钦大法师的首肯，南先生便选定此处闭关了。大坪寺高处中峰之顶，和尚们的粮食给养，全靠两位苦行僧从山下挑上来。这两位苦行憎。一位又聋又哑，都称他为哑巴师兄，据说聪明绝顶；还有一位叫通永法师，贵州人，早年投身行伍，不通文墨。他比南老师年长，同南老师结成了深厚的情谊，他们两人之间，互称师兄。五十年后，南老师到厦门南普陀寺主持“禅七”，也把通永法师请去。这是他们分别了半个世纪后的第一次见面，通永法师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看起来身板还很硬朗；我想从他嘴里了解一点南老师当年“闭关”的情况，可惜他闭口不谈，我只好作罢。南老师一生有两次“闭关”，这次在大坪寺闭关是头一次。当时他只有二十多岁，做出了一般人特别是年轻人难以想象的事情，现在，我们这些方外之人要想了解南老师的那段经历，也是难以理喻的。南老师在“闭关”期间，留下了好几首诗，从他的诗中，或许能看到一点南老师那时的心路历程。南老师的一首诗是这样写的：云作锦屏雨作花， 天饶豪富到憎家。 住山自有安心药， 问道人无泛海槎。月下听经来虎豹，庵前伴坐侍桑麻。 渴时或饮人间水， 但汲清江不煮茶。南老师的这次“闭关”，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现在家乡有的人，一提起南老师，就说他是个老和尚；其实他一生中并没有当过和尚，只有这一次“削发为僧”的经历，当的还是一个假和尚。南老师当时已经成家，他有妻子儿子，他不想出家；但为了修证佛法，他要到这里闭关。寺庙的规定，在这里闭关必须当和尚，要削发，要穿僧衣，南老师接受了，只是没有受戒。在这三年中，南老师独处幽室，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埋头阅读《大藏经》。《大藏经》是汉文佛教经典的总称，也叫《藏经》、《一切经》，内容分经、律、论，包括了印度和中国的佛教著述，南北朝开始编辑，至唐代已有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以后各代有新译经和著述入藏。近年来，海峡两岸都影印出版了《中华大藏经》和《敦煌大藏经》，我曾抽了一本翻翻，只能望书兴叹，恐怕没有见个人能读完这部经典。我问过好几个出家人还是颇有名气的法师，有没有读过《大藏经》，都是以摇头来回答我。而南老师在峨眉山闭关时，把整部《大藏经》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这就为他日后被奉为“禅宗大师”奠定了甚础。其间，袁焕仙先生特地上山看望这位心心相印的弟子，并在大坪寺为随众们举行了一次禅七，又欣然题笔为大坪寺作了一幅禅意隽永的对联——“此地即普贤道场，来天末雁，看岭外云，数遍色色尘尘，都是晴空一亘；何处觅秀头和尚，饮赵州茶，读慈明榜，历画山山水水，依然秋月半轮。”对提议他到此处闭关的印华法师，南先生心中亦时时感念。印华法师为当时川西尼众中之翘楚，南先生闭关期间，她是虔诚发心供养的外护之一。南先生在一首忆印华法师的诗中写道；“印心促膝记当年，定起绳床月满天。几点腊梅花欲蕊，经窗相对两无言。”对当时的修持生活作了精细的描述，亦对同道至交表露了深挚的友情。后来，南先生从峨嵋山又来到五通桥多宝寺闭关潜修，由於闻讯而来访者日见其多，遂移至弟子张怀恕家书楼之上安居，禅修打坐外，便埋头于书丛之中，披阅了全套《永乐大典》、《四库备要》等经史典籍，收获甚丰。首愚法师在“准提陀罗尼法门简介”中描述：“今南公怀瑾上师所传之准提法仪轨，乃师昔年于四川峨眉山闭关下山后，再掩室于嘉定（乐山）五通桥多宝寺期中，蒙文殊师利菩萨显现亲授，内涵性相融通及即身（生）成就奥密。师誓愿如世缘过百龄，得机而宣说其中全部内密，再正式传授传法上师之正式灌顶。不然，没身而已。平常不易轻传仪规灌顶，只恐慈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之故。”峨眉山大坪寺，在南老师的人生轨道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驿站；在他的心路历程中，是一个抹不去的记忆。几十年后在他开始同国内联系时，最关切的一批朋友中，就有大坪寺的师兄弟们。可是后来，师兄弟们请南老师出资修建大坪寺，重续大坪寺的香火，南老师却没有答应。这本来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南老师只要一点头，一张嘴，就会有人愿意出钱来做。南老师不做，不愿意做，我看大概有两个原固：一个原因是，南老师熟心钻研佛学、传播佛学，但他对纯粹的宗教活动并不很热心，他认为那是宗教界的事，他自己不想涉足宗教界，他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另外一个原因，南老师也是人，同凡人一样，南老师也有怀旧情结，到了晚年，对自己当年生活过的地方，自然有一种怀念之情。但南老师同凡人的不同之处，正在这种地方。南老师不原意花钱修建大坪寺，正同他不答应修建他的故居一样，为了不给别人留下一个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印象。南老师不搞个人崇拜，他也不愿意别人对他搞个人崇拜，凡是有一点点这种味道，他都不会答应。
南怀瑾老师的故事（7）:康藏求道的经历正文： 南老师“出关”以后，抗战已经胜利，在四川的外省人纷纷东迁，或回归故里，或当“接收大员”去了。当时的四川省主席王赞绪劝南老师留下来，出山当官；曾任四川省财政厅长的甘典夔要把自己在百花洲的别墅让给他住，都被南老师婉言谢绝了。南老师说；“梁园虽好，决非久住之乡。”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国民党准备召开国民大会，一时间，“民主政治”搞得热热闹闹。南老师有两个朋友，一位是曾担任四川大学哲学系主任的傅养恬，一位是中央军校教官、留苏出身的叶道信，他们因在报上发表和毛泽东《沁园春》的词而被蒋介石免职。他们觉得此时正是另组新党、参与国事的大好时机。他们在成都西门外茶馆里开讲座，傅养恬讲《大学》、《中庸》，叶道信讲社会革命，听众都是普通百姓，非常热闹叫座。他们准备组织一个新党，要南老师担任新党的党魁，他们认为南老师年轻有为，而且具备世间、出世间的学识修养。南老师听了后，哈哈大笑。他说：“你们大家是我的好朋友，真想把我抬到火炉上烤啊！”在这种情况下，南老师没有在四川久留，也没有立即返乡，而是去了昆明。在昆明教了一段时间的书，又远走康藏，参访密宗上师。一个小青年，能受到上师们的接待和礼遇，都是得益于他在峨眉山的“闭关”和在成都结识的宗教界人士。一九四五年，南老师在神通俱足的风了和尚陪同下，远走西康、西藏，参访密宗各宗各派。风了和尚为他护法并安排行程，满空法师为他担任藏语翻译，四川高等法院首席检查官谢子厚大居士则供养他红教、白教、黄教、花教等多种秘藏法本。也许由於南老师拥有当时西康行辕公署少将参议的头衔，因此他能在康藏一带得到顺利的安排，并有得以参透密宗各派奥秘的方便。总之，南老师参访了贡噶活佛、根桑活佛等，得到多位上师的印证，承认南老师为合格的密宗上师。后来，贡噶活佛还在成都古刹大慈寺，特地为南老师传授了显密大小戒律，并亲手书写了藏文传法传戒的证书交给了南老师。南老师虽历尽艰险曲折，然终於修得大成，岂非前世因缘？南老师有诗云：“云水萍飘岂偶然，九年足迹遍西川。管他鬓到秋边白，落得人间月似烟。肠空转，事难全，又入阎浮欲界天。樽前酒醒荒唐梦，君向潼南我向滇。”是即将离川的惘怅，还是哀民生之多艰，抑或是若明若暗的禅语，或许是三者兼而有之吧。一九四六年底，南老师离开昆明，经杭州，回到家乡。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南老师逃过了一次劫难。在昆明的时候，南老师买好了飞机票，过两天飞杭州，也给杭州的朋友发了电报。这天，几个朋友为他饯行，其中有军界的朋友，商量着在南老师离开之前，大家一起到石林玩一趟。这时来了一个电话，说一架军用飞机明天去杭州，还有两个座位，问有没有人搭乘。南老师当即表示，第二天就走。朋友们劝他，何必急呢，不在乎这一天，但南老师执意要走。结果，南老师第二天搭机平安到了杭州，而那架他原来要坐的航班，撞山坠毁，机上乘客全部罹难。南老师在当年的春节前回到了老家，这是他离开家乡后第二次回家，也是最后一次。抗战八年，他都是单身在外，好在父亲还在壮年，妻子也很贤慧，这个家没有他也已经习惯了。亲戚朋友一阵接风应酬、热热闹闹之后，南老师还是要走，他在家里待不住，这个地方太小了。南老师又走了；他的妻子又怀孕了，不足月生下一对双胞胎，一个是死胎，一个生下来时还有微弱的生气，遗憾的是，当时农村的医疗条件太差，没有救活，这是南老师事后才知道的。南老师离开故里，旋即归隐杭州天竺，细细披阅了浙江省立图书馆所藏文渊阁《四库全书》与《古今图书集成》，继而避乱世于江西庐山天池寺结茅棚清修。一九四八年，南老师去台湾，住了三个月回来。一九四九年春天，南老师只身一人去了台湾。这一年，他三十一岁。三十岁以前，南老师的经历颇富传奇色彩。有两点值得往意：第一，他没有走上仕途，没有去当官；第二，他没有遁入空门。按一般道理看，这两条路其中不管哪一条，他只要迈出一步，都是很自然的，都是在情理之中。因为，第一，如果他想当官，不说易如反掌，也是门路很宽。当年，国民党统治集团为江浙帮所控制，南老师是浙江人，算是蒋介石的小同乡，国民党党国要员中有很多朋友，只要他稍为表现出一点投靠的意思，在国民党里谋到一官半职是不难的，或许还能青云直上。但是，南老师没有走这条路，他一辈子始终没有走这条路，这大概同他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有关系，“薄帝王将相而不为”。当年，他还只有二十多岁的时候，陈诚曾推荐他给蒋介石当秘书，他没有干。第二，他学了那么多年的佛法禅宗，而且年纪轻轻，就被认为是得道开悟了的高人，但他没有踏入空门，出家为僧，他一辈子没有踏入空门，因为他还牵挂着世间的事。一九四七年，南老师写了一首诗《自题照影》的诗；前因后果问如何，眼阔心空且放歌。浮海十年家国事，闲情留取付梨涡。不二门中有发僧，聪明绝顶是无能。此身不上如来座，收拾河山亦要人。在南老师的诗集中，这首诗是比较重要的，这是一首言志的诗，也是一首自我剖析的诗，诗中很明白地说明了自己不出家、不入空门的原因：“此身不上如来座，收拾河山亦要人。”南老师在这里说要“收拾河山”，他到底怎么去收拾？又收拾得怎么样？对南老师他一生事功的评价，都可以循着这首诗的思路去探讨。
南怀瑾老师的故事（8）：背井离乡过海峡【南怀瑾老师一九五五年于台湾基隆的旧照】正文：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南老师到了台湾，直到一九八五年七月四日离开，一住就是三十六年。这个时期是南老师的壮年和中年，也是他开创一片天地、达到享有盛名的时期。为了叙述的方便，大至可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五十年代为前期，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为中期，八十年代为后期。南老师一个人到了台湾，把父母、妻子和两个儿子留在了大陆家乡，一别四十年，恍如隔世。有些文章说他去台时“挈妇将雏”，那是不确切的。抗战胜利后，他在一九四七年回了一趟老家，住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又出去闯荡了。一九四八年，他去了一趟台湾，但时间不长，很快便回来了。一九四九年，他是只身渡海，便再也没有回过老家。话说台湾被清朝政府割让给日本以后，被日本统治了五十年，抗战胜利，台湾回归中国。国民党派浙江省主席陈仪去接管。接管工作需要人，当时愿意去台湾的人并不多，派到台湾去被认为是流放。国民党的官员忙着当“劫收大员”，忙着搞 “五子登科”。当时，国民党在内部登记，征集五类人员去台湾工作，台湾省籍人；福建人，主要是闽南人；留学过日本的；浙江平阳人，因为也讲闽南话；还有其他特殊情况的人。至于后来，有些不属于上面这五种情况的人，也志愿报名去了台湾。这种人因为复员没有路子，没有靠山，在大陆找不到差使，只好去台湾找一条出路。那时候，南老师没有跟随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潮流回乡，他还在大西南东奔西跑，访师求道。在国共两党和谈失败后，内战烽火再次燃起。战场形势发展迅速，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弱到强，势如破竹，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到了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毫无招架之力。“党国要员’和巨商富贾，携带妻儿老小、黄金美钞，坐飞机坐轮船，来个大搬家，纷纷跑到台湾，照样过他们的富贵生活；跑到台湾去的人，像南老师这样的单身汉，也大有人在。一种是当兵的或机关的下级人员，随着部队或机关一起过去；一种是并不属于哪个部队或机关，只是全家一起走太不容易，要卖掉大陆的家产，凑足路费，在当时那种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谈何容易，只好一个人先去，等那边安排好之后，再把全家老小接过去。这样做的人确实有，但很少。那些脑子特别灵，动作又特别快的人，把全家搬到台湾安顿下来；动作稍为慢一点，想再来接家属，就接下成了，只得天各一方，望洋兴叹了。南老师一九四七年回家乡时，谈不上衣锦还乡，但在家乡这种小地方，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物了。当时，温州虽然还听不到枪声，但内战的消息也不断传来。有一天半夜，父亲把他叫起来，问他天下大势将如何收场，共产党会不会成功。南老师回答：国民党已是落日残阳，共产党绝对会成功，肯定会坐天下。父亲问他，你是不是共产党。南老师回答；我是你儿子，我要是共产党，我会告诉你的；这次我回来，是同你商量，全家一起走。南老师的父亲没有被他说动，对他说：我不走，你赶快走。南老师没有说动父亲，只好辞别了年迈的双亲和妻儿，再次离开家乡，但他没有马上去台湾。南老师到了上海，住在虹口区的一个佛教医院里，当家的智方法师，把一间特等病房的钥匙交给了南老师，使南老师在兵荒马乱的年头，有一个又舒适又清静的安身之处。在这段时间里，有一件事值得提一下。杭州一个老和尚，巨赞法师，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想要他的命，罪名是：他，还有虚云大和尚，陈铭枢等人向共产党靠拢，同共产党有联系。巨赞得到这个悄息后，来找南老师求救。南老师问他到底同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巨赞说，他同共产党己搭上手，共产党来了，他也不走，他要留下来，目的是保护佛教。南老师听说他要保护佛教，这个想法很好，这个忙一定要帮，救巨赞一命。南老师立即奔赴南京，找保密局。戴笠已于一九四六年坠机身亡，军统局在他死后改编为保密局，由郑介民主事。南老师同郑介民底下的人还能说上话。南老师说：这个和尚不要杀，请手下留情，放巨赞和尚一条命；巨赞同共产党搭上手，是要保护佛教，其实，你们最好也去同共产党搭个手。郑介民底下那个人口头答应不杀巨赞后，南老师还不放心，要他写一张条子，拿回去，让巨赞自己交给保密局杭州站站长。南老师的这一番奔波，总算救了巨赞的一条命。解放后，巨赞和尚曾经当过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南老师没有留在大陆等待解放，他怎么也不会留在大陆迎接解放，这一点是肯定的；虽然他不是国民党的要员，但他毕竟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了几十年，在政治上、思想上以及人事关系上同国民党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经在成都军校当过几个月的武木教官，并接受过政治训练，自认为是蒋介石的学生；在西南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国民党的西康行辕主任贺国光，曾经送给他一个“少将参议”的头衔，虽然国民党里将官头衔满天飞，他的这个头衔完全是一顶没用的帽子，但在南老师的心里，共产党来了，他的这顶帽子足以使他掉脑袋。还有，从政治思想上来看，南老师受儒家的思想影响很深，尽管不满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却不会跳出这个营垒反戈一击，他不会这样做的。在南老师要走未走之际，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当上代总统。李宗仁的“军师”白祟禧，从武汉托人传话给南老师，请南老师出山，许诺的官衔是政治参议兼秘书。有人说这是“老亮”找“小亮”，因为白崇禧有“小诸葛”之称。南老师听了，笑话，我怎么会去。他引用了两句古诗：“千里长江皆渡忙，十年养士得何人。”这个时候请南老师出山，南老师当然不为所动，他已经看到，国民党政权“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败局根本无法挽回了。真正促使南老师离开大陆的是一条新闻：台湾当局宣布，从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开始，台湾实行出入境管理制度，凡是进出台湾的人，都得有当局颁发的出入境证件。南老师一看，情况不妙，得赶紧去，晚了就麻烦了。南老师不是怕拿不到一个证件，而是主管这件事的人，南老师不愿意向他低头，于是，南老师立即买好了去台湾的轮船票，赶到台湾的那天，正好是二月二十八日。南老师庆幸自己能活着跑到台湾，因为那时都是仓皇逃难，大陆去的船一般都超载，就在前几天，发生了一起翻船沉船的事件，酿成几百人葬身鱼腹的惨剧。南老师平安抵达台湾基隆，回想这段狼狈出逃的经历，非常感慨，想起古人两句诗：“三百年来养士潮，为何文武尽皆逃。”
南怀瑾老师的故事（9）：五十年代在台湾的艰难岁月 （1955年于台湾基隆）台湾。南老师一九四八年已来过一趟，给他的印象有好有坏．南老师觉得惊奇的是．台湾的基础设施搞得不错，电力、马路、自来水，都搞得不错；社会秩序也比较好、但老百姓都很穷，满街的木拖板，老百姓都穿木拖板。台湾的“酒吧女”很漂亮，大概是混血的关系．因为菏兰人、葡萄牙人、日本人在此都统治过．但“酒吧女”上下都不能看，上面，一笑，“满口金牙”；下面，一抬脚，“两条烂腿”，没有袜子穿。总之，台湾的老百姓那时过着贫穷的生恬。南老师到台后，先是栖身在基隆海滨一陋巷中，他带到台湾来的不是黄金美钞，而是一大堆书。到台湾干什么？南老师没有自已明确的打算。蒋介石后来“退到”台湾，是想把台湾变成“反共基地”，梦想有朝一日从这里“反攻大陆”，夺回在他手中失去的王朝。南老师当时并不相信蒋介石的这番话。南老师是熟读史书的人，古今中外，从海岛反攻大陆，没有成功的先例。一个政权，被打败了，被赶到海岛上去了，再想反攻到大陆上去，绝对是不可能的；拿破仑失败后，被流放到圣赫勒那岛，最后死在那里、何况面对现实，共产党在大陆如风卷残云，势不可挡，说不定哪一天共产党就要打过来了，渡过海峡，占领台湾。蒋介石到台湾不久，就到菲律宾作了一次访问，据《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分析．蒋介石这次出访．实际上是为自己安排后路，万一共产党打过来，美国他是不会去的，他很可能流亡菲津宾或者南美洲。南老师也要为自己的下一步作出安排。万一共产党过来怎么办？逃到外国去？南老师不干、他曾经说过；这一点我同吴佩孚一样，一辈子不喜欢外国。南老师给自已想了一条后路：万一台湾守不住了，共产党过来了，就再跑，找一个小岛，在那里住下来．做点生意．当时．要做海上生意，有两样东西必不可少．一样是船，一样是枪．可是，这两样东西，当时一般人不容易搞到。还是南老师的朋友多，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戴笠的一些老部下也来找南老师。三条船，十几条枪，很快就搞到了。南老师同几个朋友一起，在基隆办起了一个公司。那时候不兴叫公司，而叫“行”，南老师为公司起的名字叫“义利行”，又讲义又讲利，这是孟子的话．南老师熟读古书，生平第一次做生意，也忘不了古人明训。“义利行”开张，南老师自己当大老板，但他自己没有多少钱，资金大部分是别人的。当时仓皇逃到台湾的人很多，官僚、土豪、劣绅、地痞、流氓，这是共产党的形容词，南老师说，事实上就是那么回事，这些人都跑到台湾来了。他们身上多多少少都带有黄金美钞。但这些人个个如丧家之犬，惊魂未定，加上人地生疏，也不知道到哪儿赚钱，怎么去赚钱。南老师朋友多，人缘好，四川的朋友，云南的朋友，浙江的朋友，同乡的亲友，什么“立法委员”、“游击司令”，都来找南老师，许多人都愿意把黄金美钞交给南老师，同他合伙做生意，“义利行”很快就筹集了几千两黄金、南老师现在经常讲．天下的钱多得很，就看你会不会去拿来用。我看，南老师的这个经验之谈，最早是从“义利行”的实践中得到的．现在有些介绍文章，把南老师说成是“台湾商人”，那是不准确的。从真正意义上说，南老师做生意，“义利行”是他生平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南老师现在虽然挂着香港一家公司董事长的头街，那不过是挂名而已，董事长不“懂事”，他并不管实际操作、而南老师第一次做生意，把个“义利行”还真弄得有声有色，三条机帆船。从琉球运货到舟山，当时舟山还在国民党手里；再从舟山把货运到琉球去卖，钱赚得不少。’‘义利行”天天宾客盈门，经常是席开五六桌。赚来的钱，别人入股的钱，金条拿布一裹，随手塞在枕头底下。既然又讲义又讲利，南老师在这段时间里，烛了不少“义事”．大陆逃来的人当中，穷光蛋也不少，这种人找到南老师，南老师都慷慨解囊，雪中送炭。国民党的一些残兵败将，蓬头垢面，胡子拉碴．来找南老师，南老师就接济他们。更重要的 “义举”是．南老师救了不少人的命、国民党在大陆杀了千千万万的人，“撤退”到台湾以后，又杀人不计其数。有名的“二·二八”事件，杀的大多数是台湾本土人，不知道制造了多少冤魂， “二·二八”的死结至今还没有解开。紧接着，国民党又在“抓匪谍”的口号下，又大开杀戒，抓了人，往麻袋里一装，扔到海里去、这批被杀的人，以大陆去的人为多，说是抓“匪谍”，其实，真正的共产党并没有几个，被杀的绝大多数是冤枉的。那时，国民党实行身份证制度，凡是从大陆来的．办理身份证都得有人担保．如果查明是共产党，担保人也要跟着送命．南老师早亲一步，基隆的擎察、宪兵联检处处长是当年成都军校的学生，同南老师的关系自然非同一般。这样，来找南老师担保的人很多；南老师又是个爱管闲事的人，人家找上门来，他就有求必应，掏出私章在人家的担保书上一敲，不管是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不管是不是共产党，救人济难的事．他是很乐意干的。启来。求的人多了，他嫌这样做麻烦，干脆把自己的私章放在联检处处长那儿，凡是能说出南某人名字的人，他都给担保。南老师回忆，那时候被国民党杀害的人无数，都是冤枉死的，哪有什么共产党的影子。台北有个叫马场町的地方，枪毙人的地方，每天都有人被拉去枪毙，一提起马场町，人人不寒而栗。有一天，南老师碰到那位联检处处长，一问，用自已名义担保的人已有四百八十多人。南老师一听．赶紧把自已的私章要回来，还是得慎重一点好，万一担保的人当中，真的出了个共产党，自己这条命也要搭进去；几十年来，能活下来也不容易，不要毫无意义地把这条命往马场叮送。南老师当年担保了那么多人．有些人后来成了南老师的好朋友；在危难之中，能得到别人的帮助，自然是终生不忘。“义利行”总的来说还算顺利，但好日子没有维持多久，就遭受了一场灭顶之灾。一天中午，在舟山做生意的合伙人突然出现在南老师的面前，面如士色，一副狼狈相。他是从舟山回来，刚下的船，向南老师报告：国民党要撤退，三条船被征用，用来运国民党的残乒败将；三船汽油被烧掉，损失黄金三干两．他觉得很惭愧．对不起南老师．南老师一听，“义利行”的老本通通输光，何况许多钱都是别人的血本。但是，南老师表现得很镇定，就像他一生对待钱财的态度那样，他对这位合伙人说，没有事，不要紧．你先回家去，洗个澡，睡一觉，生意的事明天再说．明天，南老师也没有什么高招。一夜之间，南老师从一个有钱的老板，变成一个穷光蛋，甚至要靠典当衣服来维持生活，生活陷入平生从未遭遇的困境。不久，南老师离开基隆，迁到台北，住在一个菜市场旁边。此后，在整个五十年代，南老师几乎都是过着清贫的生恬。关于南老师的这一段生活状况，他的学生张尚德教授曾有这样的描写：“一家六口挤在一个小屋内，‘家徒四壁’都不足以形容他的穷，因力他连‘四壁’都没有．然而．和他谈话，他满面春风，不但穷而不愁．潦而不倒，好像这个世界就是他，他就是这个世界，富有极了。”这是一九六 O年的事。在这段文字里提到，南老师“一家六口”，我来解释一下事情的背景．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使千百万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制造了无数的人间悲剧；同时，也大大地冲击了人们的婚烟关系。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里，有所谓的“抗战夫人”、”胜利夫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党官场的状况。一九四九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以后，“改组婚姻”又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最高层的“党国要人”、富商巨贾，都是全家老小搬到台湾，但许许多多的人都是孤身一人，随大流而去，把妻儿留在了大陆。本以为“委员长”能很快带领他们”反攻大陆”，打回老家去，与家人团圆，但这个梦想很快就破灭了、于是，那些在大陆有家室的人，纷纷重组家庭，被称为“改组派”，不重组家庭的反而是少数。南老师到台湾后．不久也重新组成了新的家庭。新夫人名叫杨向薇，东北长春人，为人热情，心地善良，也是孤身一人随大流到了台湾。南老师同杨向薇的姻缘，说起来也带有一点偶然性。南老师那时在基隆，有一天，基隆一间小旅馆失火，住在旅馆的旅客本来都是从大陆逃难来的．现在又成了无家可归者．南老师天性慈悲仗义．他的家就成了接待所．杨向薇也在这批火灾难民之中，住到了南老师的家里。不久，难民们一个一个先后搬出去了．只有杨向薇还住在南老师家；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结为夫妻。在家乡的原配夫人，从同乡的嘴里知道南老师在基隆落脚后，带了还不到十岁的二儿子小舜，颇费艰辛，寻到基隆。南老师有两位夫人，当时没有现在的《婚姻法》，不犯重婚罪；两位夫人融洽相处，相安无事。后来，南老师做生意失败，经济上陷入困境，原配夫人领着儿子返回老家，从此天各一方。新夫人结婚之后，孩子一个接一个出生，一共生了四个孩子，两男两女，生活是十分的艰难。这段婚姻维持了二十多年．夫妻没有能够白头到老，于一九七三年最后分道扬镳了，其中的原因肯定非常复杂，讲起来是一个长长的故事，我只好一言以蔽之了。总之，整个五十年代，也就是南老师到台湾后的十多年的时间里，除了“义利行”兴隆红火的几个月时间外，属于他一生中生括最困难的时期，他胼手胝足。默默耕耘．做出了常人做不到的事惰。在这段时间里，即使在个人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还念念不忘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推行奴化教育，早年，学校里还可以教“四书五经”，到了抗战开始，报纸的中文版被禁止了，学校里“四书五经”也不让念了。南老师刚到台湾的时候，书店里买不到“四书五经”、《红楼梦》；现在台湾某些高官，从小接受的是日本的教育，连《三国演义》都读不懂，要看日文版的．国民党逃到台湾后，根本没有心思顾得上文化建设的事、南老师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着急。重视文化是南老师的一贯思想，他认力，文化是根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不管你经济怎么发展，这个社会也不可能繁荣安定的。南老师就在文化方面全力以赴，做他想要做的事。当时，到处找不到一部佛经．南老师就从自己带来的书中选了一部佛经。没有钱印不了。不过．好事自有好心人相助，有人出钱给他印了几百套佛经，但是。很长时间里也没有卖出去。后来，碰到一位商人．他愿意出钱全部买下，南老师当然很高兴，算碰到好心人，自己的苦心没有白费。谁知道，这个商人原来是一个肉商，他把这些佛经买回去，然后把书都撕开来，拿来包肉用。这件事，南老师后来经常提起，当作一个笑话、实际上，这里面包含了多少文化人的悲哀。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提一下，在他到台初期的那段艰苦的日子里，他仍然保持了那种热情好客、仗义疏财的豪放气派。他得知邻居揭不开锅，可以把自己家仅有的米送去。那时，台湾整个社会经济不发达．一般老百姓生活都比较困难，比南老师穷的大有人在，只要求到南老师，他总是慷慨解囊，受过他的接济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这种作风或这种品德．贯穿了他一生的行迹．一个人，当他的钱多得花不了的时候，拿出一小部分来．捐给教育机构．捐给慈善事业，自己留个好名声，这样的人当然也不错，西方国家和港台地区，很多人就是这样做的，但毕竟还是比较容易做得到的；难的是在自己并不富裕的情况下，能从自己的碗里拨出半碗饭给饿肚子的人，这就非有菩萨心肠不可了，南老师就是这样的人．近年来，我碰到南老师有的学生，在南老师面前表示．等自己赚了大钱．发了大财以后，一定去做事，做善事．南老师听了，一笑了之。1955年，困境中南怀瑾老师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禅海蠡测》，书刚出版时每本定价新台币5元，在基隆出售，根本没有人买。但10年后，少数流传的此版旧书，在香港书摊被居为奇货，每本价值20美元。
南怀瑾老师的故事（10)：六七十年代在台湾之大学任教正文南老师在台湾的第二阶段中期，大概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这十几年的时间，是南老师的事功最辉煌最鼎盛的阶段，所谓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的局面，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形成的。这个阶段，台湾社会的特点是．一方面，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恩想上采取禁锢主义，但又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口号来维系人心，蒋介石的“反攻大陆”的口号喊了十几年．天天喊，年年喊，喊得老兵们胡子长了，头发白了，也看不到反攻大陆的影子。另一方面，台湾经济从稳定开始走上繁荣，人民生活开始富裕，但因为没有一种理念、一种精神来支撑，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出现了问题、如果说，时势造英雄．那么，在这佯一个大环境中，南老师的一整套理论，或者说他的全部学问，才有了需要，有了市场，他的弘法传道、济滋救人的理想才能够实现．这十几年里，南老师做了很多事情，而且，做得都比较顺心。随着台湾经济的复苏，文化逐渐得到重视，南怀瑾隐士生涯中打下的那些根基就逐渐显出了实际意义。邀请南怀瑾讲学的学校、机关、社会团体越来越多。其中最早邀请南老师出来执教的是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创办人张其昀。张是当时台湾影响力很大的人，曾出任“教育部长”，部长卸任后，创办了该校。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早上都到南老师的住所，为的是要恳请南老师出任一个独立的礼学院院长。但南怀瑾拒绝了，理由是他认为自己和张其昀都是爱管闲事的人，将来免不了有意见不协调之处，为维护友情，最好不要共事。最后接受了研究院教授的聘书，但附加条件，不到学校上课，由研究生到他蓬莱新村的寓所受教。一九六三年，“中国文化大学”聘请南老师担任教授，这是南老师在台湾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南老师接到聘书后，非常感慨，他写了一首诗：门外忽传走转车．聘书递送却愁余。自从长揖山林后，又向人间填表书。后来，辅仁大学也邀请南老师给学生讲哲学讲禅宗。辅仁大学和中国文化大学都是私立大学，规模和名气都相当大。南老师没有到公立大学上课，原因是南老师没有学历资格，前面说过，南老师一辈于没有一张文凭，连小学的文凭也没有。台湾当时还是沿袭国民党在大陆时的老办法，公立大学的教授都由“教育部”任命，不管你学问多大，你是自学成才．没有学历资格，“教育部”也不会任命你当教授。后来，南老师名气越来越大，教课很受学生的欢迎，教育部想给南老师特批一个教授资格。六十年代初，“教育部长”几次派人登门，请南老师在一张表格上签名盖章，就可以给他颁发教授资格证书．但南老师就是不签名盖章．他对来人说：“麻烦你跑了好几趟，真对不起部长和你、并非我不识抬举，不通人情，无奈我从来不想取得什么资格，事实上我不想把我这些不成文的著作拿去请人审查，我当然不能在申请表上签名盖章。”这就是南老师！别人拉关系走门路都求之不得的东西，白送给南老师他都不要．南老师不希罕这种任命的教授，就是不去公立大学教书。当时．台湾大学校园里流传着“不三不四”教授的称呼，这自然是贬义的，是讽刺那些教“三民主义”和“四书五经”的教授，满口的教条和空洞的口号．学生当然不爱听。但南老师认为，学生不爱听．原因是你老师教得不好。他甚至自愿去代课．讲四书五经，结果，大受学生的欢迎。南老师讲课有一个特点，不带讲稿。他的普通话不很标准，略有家乡江浙口音和四川口音，除个别字外，一般还比较容易懂。他讲课非常生动，所谓厚积薄发，他脑子里装的东西太多了，真是信手拈来，出口成章。我开头三次去香港，都是他叫我做记录整理工作的。第一次讲《大学》，第二次讲《禅宗与生命科学》，第三次讲《庄子》．每次上课大约一个半小时。他自己拿一本原书，叫学生也准备一本书。有时侯．没有那么多的书，他事先叫秘书把有关的章节复印出来，听课的学生人手一册，南老师逐字逐句解释。像《大学》，《庄子》这些书，我们现代人读起来确实感到很深奥，很难懂。近年来，国内出版界掀起一波一波的传统文化热，把我们的老古董翻了个遍，或注释．或今译，甚至一部古书有好几种今译本、这种古书的今译本，翻译得好不好，效果到底怎样，早有出版方面的权威人士提出过质疑。南老师对古书今译这种事当然是不以为然的．因为就他而言，差不多所有的古书都是青少年时代念的，私塾里的老师教他们的时候．只带领他们念，一天一段，第二天就要背出来．背不出来就要打板子，打手心，教书先生的“戒方”就是拿来打学生的手心用的，起一种震慑作用。可怜古代的学子，从五六岁开始．整天在“戒方”的威胁下．摇头晃脑，死记硬背四书五经。如果有哪句话是什么意思搞不懂，去问问老师，老师根本不理踩你，眼晴都不看你一眼，恶狠狠地说；”‘叫你背就背，什么意思，你大了自然会懂的。”这种教育方法早就不复存在了，现在的学生可以不受“戒方”的威胁，可以不用背那么多的古书了、那么，这种古老的教育方法是不是一无是处？南老师的回答是“不！”因为他从这种老式教育中受益匪浅。尽管他没有吃过多少板子，但老师教他的，老师要他背的书．他都背下来了，当年没有搞懂书中的意思，等他长大了。经过人生的磨练，书中的道理自然明白了，当年背的书使他一辈子受用无穷、所以，南老师经常对他的那些二三十岁、四五十岁的门生讲；“你们算是读书啊？你们读过几本书？我讲过一百遍你们都记不住。”有道理吗？当然有。但用南老师当年所受的那种方法来教现在的小孩，行不行得通呢？恐怕行不通．南老师有个学生想出钱在国内办学，让学生从小接受传统文化，要学生从小背古书，这事恐怕办不成，毕竟时代不同了，不要说孩子不干，家长也不会送孩子去受这份罪。南老师自己能背书．但并不要求他的那些成年学生背书，他知道这是做不到的事．但他要求学生在读古书时，要“以经解经”、“经史合参”，从原书里找答案，而不要被前人的注解套住了，以至越弄越糊涂、这是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教给学生的读古书的方法、“以经解经”，说起来很简单，真正做到又谈何容易．南老师讲课。先是逐句逐段解释原书。碰到有些字句．千百年来学术界有不同的语释．争论不休，南老师也会点出来，引起大家的注意。但南老师非常自信，他认为自己这样解释是对的，讲话从来不模棱两可。他经常说这样一句话：“至少我今天是这样看的．也许，明夭我发现自已错了，再改过来。”解释完一段原文以后，南老师就进行发挥，古今中外．天南地北，人情世故，随手拿采说明书中讲到的道理，可以说是理论联系实际，也是大家最爱听的．有时候，还拿在座学生的事情来当例子，经常引起哄堂大笑。诗词歌赋更为南老师的课增加了色彩、每节课．他总会引用好多诗词。每当他提到一首诗时．他的助手或者说他的学生，就在黑板上写出来。近年来给他写黑板的学生是李素美和李淑君小姐．她们两位都是大学毕业，而且追随南老师十几年二十几年，对南老师讲话的口音和讲课的内容都很熟悉，所以南老师一提到哪首诗，她们马上能在黑板上写出来偶尔想不起来或写错了，那就要挨骂了：“都听了一百遍了，还不会写！”一般人肯定受不了这样的骂，但这两位学生只是笑笑。打是亲，骂是爱，南老师的学生都知道，南老师不随便骂人，他只骂他最亲近的学生。南老师讲课，那么嘻笑怒骂，海阔天空，他会不会毫无条理地胡侃一通？恰恰相反，他讲课很有条理，逻辑性很强。实际上，他每次上课前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头天晚上找好资料，第二天上午叫秘书复印出来．因为他搬了好几次家，现在的住处是临时性的，地方又不大，很多书没有带在身边。有时侯，手头没有他所得的资料，他就叫人到书店去买，或者给台北的一位学生发传真，请他查到了马上传真发过来。这样的条件，内地恐伯没有哪个专家学者能办得到。
为南老师的讲课作记录整理的工作。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他上完课以后，第二天，根据录音整理。他讲一个多小时的课，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才能整理出来。一节课整理出来有五六千字，最多的一次．记得有一万字。把整理好的材料拿给南老师，他翻了翻，说整理得好。我说，老师，这里面没有我的一个字，甚至连顺序都是照老师讲的那样，我所做的只是把一些重复的话去掉、他这三次讲课，记录整理出来．有三十多万字，只要再花点时间加以润饰，就可以出书．但南老师不急着出版．他把整理的书稿通读了一遍后，表示不满意，说不能出书、他不是对记录整理不满意，而是对他自已讲的内容不满意，他要重新讲，从头再来。我开头不太理解，你辛辛苦苦讲了．我认认真真记了，你一个不满意，大家都白辛苦一场．后采了解到，这是经常发生的事，南老师己经出版的书，都不是一次就完成的，他自己不满意，都不会匆忙出版；在他讲课的过程中，也发现，如果碰到他情绪不好，或者身体不舒服，讲课的质量就要打折扣，难怪他有时会对自已讲的内容不满意。南老师的三十多部专著大多都是这样出来的，就是他讲，学生记录整理，自己再反复修改．从已经出版的书中，可以看出记录整理的水平是不一样的．南老师最满意的，也可以说公认整理得最好的，是《论语别裁》。这本倾注了南老师和他好几位学生的心血，南老师在前言里特别提到了蔡策先生．说他“不但记录得忠实，同时还详细补充了资料”，“其情可感，其心可佩”．蔡先生比南老师还稍年长一点，当时还在《中央日报》担任秘书．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帮助南老师完成这部六十多万字的巨著，确实功德无量。后来，蔡先生还想帮助南老师完成其他著作，南老师看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很好，就没有忍心让他做。遗槽的是，蔡先生已经作古了，现在，再要找到蔡先生这样的人是很难的了。所以，南老师那里有一大堆讲课的录音带，整理的进度很慢。南老师周围的学生很着急，他自己也经常为此而苦恼。找过不少人。有台湾来的，有大陆去的；还有人自告奋勇，以为这还不容易．不就是记录整理吗？拿了南老师的几盘录音带．吭哧吭哧。整理出来，拿给南老师，南老师翻了一下．就扔在一边了。上面讲了一大堆话．都是关于南老师上课的情况，可以想象，南老师当年，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在台湾大学里受欢迎的情景。书教得好．学生爱听，一传十，十传百，“南怀瑾’三个字不径而走，南老师的名气越来越大，请他教课的学校也越来越多。这段时间，南老师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在大学里教书，传道授业，桃李满园，社会上也有人请他去讲课。但南老师并不满足这个现状，他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在巨大的范围里，弘扬传统文化。把他自己脑子里的好东西装到更多的人的脑子里去。大学校园这个天地太小了，他要走向社会，走向更高的层次。他在《禅话》这本书中提到禅宗著名人物傅大士（傅翕）时，有这么一段话；’‘我们从傅大士的卖妻子、集资财、作布施的事．便可了解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事难两全的道理。世间法以富贵功名为极至，‘洪范’五福，富居其一。出世法以成道的智慧为成就，所以佛学以般若（智慧）解脱为依归。但作法施（慧学的施舍）者，又非资财而不办、自古至今，从事宗教与学术思想者，莫不因此困厄而寂寞终身、否则，必依赖于权势与财力，方能施行其道．傅大士力了要弘法利生，先自化及平民．终至影响朝野。”南老师当然要弘法利生，当然也要影响朝野．这是他一辈子的心愿，一辈子的理想。但他没有依赖权势与财力，他要自己干。一九六三年，当时台湾的某委员会给南老师送来一个聘书，请南老师担任委员，南老师坚辞不受，他写了一首诗：一纸飞传作委员，却惭无力负仔肩．人间到处宜为客，免着头衔较自然。各种各样的职位、头衔是很有诱惑力的，多少人为此孜孜以求，有人名片上印满了各种头衔，令人眼花潦乱、而南老师又是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什么头衔都不要．“免着头衔较自然”。他这个作法到他晚年都没有改，内地好多单位要送给他这样那样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