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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之忻口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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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敌我的一般概况
当卢沟桥事变之初，阎锡山认为自己是亲日的，日本帝国主义不会对他不利。
谁知日本侵略军不断继续西侵，矛头指向太原，阎又以为晋绥军尚能一战，凭晋北天险足可拒敌于长城各口以外。未料晋绥军言与敌人交战，立即发现难以抵御，于是阎乃向蒋介石吁请派兵增援，此时国共合作，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林彪所部在平型关曾予敌重创，故敌氛稍戢。
然敌不以此挫折而放弃其积极西犯之企图，仍继续增调兵力企图夺取太原，于是忻县以北、井陉以东同时告警。晋北战场忻口正面由阎自行指挥，实际上乃是卫立煌以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在发号施令。晋东方面的作战，由第二战区副长官黄绍竑指挥。阎本人仅在太原遥制而已。兹将晋北方面兵力部署概述如下：最高指挥官是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驻忻县）。
指挥忻口战役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将军
左翼兵团：第十四军，军长为李默庵。该军军长初系卫立煌兼，由千钧台（门头沟附近）南撤至石家庄后，后由第十师师长李默庵升任（李仍兼第十师师长），辖第十师、刘戡第八十三师及陈铁第八十五师等三个师。后来因敌军猛攻忻口左翼大白水及朦腾村，情况紧急，阎又逐次增派郭宗汾第七十一师、孟宪吉第六十八师及晋绥军的两三个炮兵团，以增强左翼。
中央兵团：最初是第九军，军长为郝梦龄，兼中央兵团前敌总指挥。辖刘家麒第五十四师及郑廷珍独立第五旅。嗣被敌军猛攻，伤亡甚重，兵力不敷分配，又增调李仙洲第二十一师（原系胶东刘珍年部改编）归郝指挥。后来因郝梦龄阵亡，又加该军伤亡殆尽，乃调往后方整理（由郭寄峤兼军长）。忻口正面的中央兵团由王靖国任总指挥。王辖有杜坤第二一五旅及段树华第二○九旅，后又增加陈长捷军的第六十一军。陈兼前敌副总指挥，郝阵亡后，任前敌总指挥。最后又由左翼兵团抽调第八十五师陈铁部参加中央兵团作战，一直苦撑至战争结束。
右翼兵团：第十五军，军长为刘茂恩，辖第六十四师（武庭麟）及第六十五师（刘茂恩兼）等部。右翼因系五台山南麓，山峦重叠，地形于我有利，故敌对该方面似采守势，除以炮、空及相当部队牵制和佯攻外，战斗不如左翼及中央之激烈。
当时符昭骞对敌情曾作出判断及对策，写有报告送交李默庵。此项报告现犹保存，兹照录于下，以证明当时情况之真实性。
１.全盘（指全国、全局而言）的敌情判断：现在华北之敌，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截断中苏联络计，必以华北现有部队（指关东军）之一部沿津浦路切实占领黄河北岸，而以主力沿平汉线南下，侧出娘子关南北地区，西犯太原；另以有力之一部在忻县以北牵制我军，分兵一部沿岢岚、方山出汾阳会攻太原，占领战略要点，然后肃清黄河以北之我军，适时组伪组织，以日人指导，任黄河以北之守备。
嗣后抽出全力，以两三个师团转用于青岛，强行登陆，一举下济南、济宁，侧出归德，内分一部出亳州，主力西趋开封、洛阳。更以两三个师团增强于上海方面，期将我军压迫于浙西、赣东、皖南山地，则全局殆矣。
根据以上状况判断，山西为我生死关头，应以重兵扼守，始为上策；否则山西一失，吾国危矣。
２.当面（指忻口正面而言）的敌情判断：当面之敌，乃由平型关、雁门关、宁武诸股会合者，兵力至少在两个师团左右。其南犯太原，直下忻太盆地之企图，昭然若揭。其将来兵力之使用，必先以一部攻忻口以北高地，期吸引我军主力于该方面，然后以其主力由大白水以西刘庄间趋奇村镇，以遂其各个击破之诡谋。
基上判断，我军应以三个师在本阵地（指左翼兵团正面而言）固守，以装备完整之两个师乘敌攻击顿挫时，先以地区预备队发起逆袭，同时以两个师由左翼永兴村以北施行反正面攻击战法，将该敌包围而歼灭之。
右两项所见是否可行？恭请衡核施行，谨呈军长李职符昭骞（印）廿六年（一九三七）十月十一日于西沙洼军部。”
此判断除以书面呈交军长李默庵外，并以电话念给总部副参谋长文朝籍听，提供总部作为参考。
国民党军忻口作战
晋绥军自九月在晋察边境经不起日军进击，节节败退。以后敌分两路进逼晋北：
一路由张家口沿怀安、蔚县、广灵、灵邱入平型关，趋繁峙、代县；另一路从广灵、浑源、应县至山阴、广武以入雁门关。其主力则由京绥路陷大同，直趋朔县、宁武，沿同蒲路直奔太原。此际，晋绥军王靖国军在崞县，姜玉贞旅在原平，阻敌南下。
十月初，姜玉贞在原平战死。
先是，李服膺部自天镇战败撤退，大同、怀仁相继陷敌，天险雁门关亦被敌突破。阎锡山张惶失措，乃将李服膺枪决。
此时，卫立煌率其所部第十四军，于十月初从石家庄由正太路输送至太原以北集结。卫率总部幕僚先往太原，与阎面商对策后，受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第十四军陆续西开，数日后，第十四军在忻口以南集结完毕，即开往大白水、朦腾村任忻口左翼之守备。
刘茂恩之第十五军，曾一度开至平型关作战，后奉命撤回忻口附近。当卫立煌部由太原北进时，刘已在忻口东北东社、宏道镇附近山地占领阵地。该军原属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直接指挥，至是改隶卫立煌，移驻忻口东北，任忻口右翼之守备。
郝梦龄之第九军，在第十四军未到达忻口以前，已开忻县附近集结。卫立煌到忻县后，郝归卫指挥，被派担任忻口正面之守备。
敌自平型关受创后，增调大量空军，扩展机场（阳明堡亦临时建筑机场），先作广正面与远距离之往复侦察，更派骑兵严密搜索，于十月九日前后进抵忻口以北平地泉东西附近。
接着，敌以步骑炮小部队向大白水及南怀化施行威力侦察，均被我军击退。尔后敌遂大举向上述两地猛烈攻击。兹将当时战况概述于下。
南怀化之陷敌及我军之盲目反击
郝梦龄军任忻口正面之防御，以装备较差，又缺防空器材与防空训练，数日来被敌军空炮之集中猛击，伤亡不少。郝已有防地广、兵力单之感，向卫立煌请求增援。时值李仙洲第二十一师奉令由五台南援，即由卫立煌拨归郝梦龄指挥。十月十四日拂晓，李仙洲亲率先头两个团前往忻口西北高地北麓接防。李正在侦察地形、部署兵力之际，敌军又集中炮空与步骑及坦克向南怀化猛扑。当天九时左右，李部接防甫竣，工事尚未修复，李已身受重伤，其随从卫士亦伤亡殆荆第一线的两个团亦伤亡极众（营长以下的军官尤多），嗣由副师长黄祖埙率第二线部队增援，战况始转危为安。此后遂由黄代理师长，继续作战。
此时晋绥军陈长捷率四个团从平型关方面转战回来，向忻口增援接替阵地。第十九军王靖国部从崞县撤出后，到石岭关整顿，也奉命向忻口增援。但军行途中，在青黄不接时，敌一再增兵猛攻，至十五日下午，忻口以西之南怀化和其东北之制高点１２００高地遂陷敌手。郝梦龄一再派队反扑，终以敌火力炽盛，无能为力。
本文来源：中国教育装备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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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俊仁： 坚守潼关天险整四年
提示： 八年抗日战争，潼关屹立在抗日前线达七年之久。七年中，潼关遭受无法计数的炮弹袭击。
八年抗日战争，潼关屹立在抗日前线达七年之久。七年中，潼关遭受无法计数的炮弹袭击。
&潼关失守的话，中国的西北门户就打开了，陕西、四川等都守不住。我们当时驻守潼关的士兵都是抱着必死之心，一定要守住潼关&&&今年98岁的卢俊仁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167师驻守潼关，阻击日军强渡黄河。一守就是四年，直到日本投降。
老人一生充满坎坷，但是心态很好，一直对生活充满希望。10年前，老伴去世，小儿子卢正良放弃生意，回家一心一意照顾老爷子。
为抗日，考上黄埔军校
我叫卢希培，卢俊仁是我在部队里用的名字。1918年农历十二月廿八，出生于东阳卢宅。
我祖辈是卢宅大财主，到父辈时已家道中落。16岁那年，我从东阳中学初中毕业后就没有继续求学，第二年开始到表哥处当兵。当时，我表哥王福星是东阳县保安队队长，驻扎在东阳老市府后面的金祠堂。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热潮，我也热血沸腾，总想着要上战场打日本鬼子，保家卫国。
1939年上半年，机会终于来了。当时，黄埔军校招兵处主任吴口夫到东阳来招生。经过考试，我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十六期特科总队，该队设有步、炮、兵、通四科，我是步科。
当时东阳同学共三批。黄埔第16期分二批，我们第一批有100多人，第二批也有100多人，我邻村藕荷塘村的卢明月就是第二批的。第三批属于黄埔第17期，同样有100多人，我表弟六石口村的许喜塘就属于此批。我们三批共有东阳人三四百人。
1939年6月，我们从东阳出发，伙夫有五六个，也是东阳招去的。当时，东阳附近几个县的学生集中起来，共有上千人。我们一路行军，晓行夜宿，从金华至江西，经过湖南长沙，过长江经樊城、襄阳到达河南。
一路上，战争氛围越来越浓。特别是在潼关、华阴、渭南等地，那边的县城和农村，在日本鬼子的烧杀轰炸下，处处残垣断壁，满目疮痍。走了100多天，我们最后来到了西安秦渡镇牛东村校部。
驻守潼关直到抗战胜利
到了学校，我们进行了第二次入学考试，考试合格的进入黄埔军校，考试不合格的则进入军需实习班学习，他们主要学的都是专门技能，比如话务员。
我们学校属于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校长胡宗南，教育长吴允周，16期有三个总队。虽然我分到的是步科，但学习是全方位的，除了主要的步科内容，还要学习军事指挥作战理论，枪械分解结构操作，队列、军纪、军容、射击训练等等。
时间紧迫，学校对我们的学习训练抓得特别严格。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出操，晚上还要自修到9点半，10点钟就熄灯就寝，天天如此。
由于是在战争时期，学制也不是正常的三年，我从1939年10月入学，到1940年12月毕业，只学了一年多时间就毕业了。毕业的时候，胡宗南来到学校，在每个学院谈话，送给我们四句话16个字：&今日出门，今日而立；光荣而去，光荣而归。&当时，我们很多人都感动得落泪。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1军167师，我们的任务就是驻守潼关，阻击日本军队强渡黄河。
潼关位于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北，北临黄河，南踞山腰。作为关中的东大门，潼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37年，日寇进犯华北，北平、天津等地先后沦陷，继而太原失守，敌人南犯，至晋南风陵渡，与潼关隔河相望，企图进而越过潼关，占领陕西，进军西北。
潼关失守的话，中国的西北门户就打开了，陕西、四川等都守不住，我们当时驻守潼关的士兵都是抱着必死之心，一定要守住潼关。
在潼关，我们就住在山洞里。1937年日军占领风陵渡以后，就开始用飞机大炮对潼关进行经常性的狂轰滥炸。我们到潼关的时候，潼关县城里几乎找不到一幢完整的房屋。幸运的是，那几年，我们驻守潼关的时候，黄河冬季都不封冻，一年到头都是滚滚黄河水，大浪滔天，日本军队根本没办法渡河。尽管有黄河天险，可我们驻守潼关一直都不敢松懈，时刻防备着日军。那时候，日军的飞机几乎天天都要过来轰炸。
我一直驻守在潼关，直到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以后才离开潼关。
淮海战役后回家务农
抗战胜利后，我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傅作义部第七兵团，为其运输军用物资，主要是粮食。淮海战役的时候，我是特务连上尉指导员，在运输粮食至徐州途中被俘虏。
在解放军的部队里，我学习了两三个月，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学习完后，部队里让我们填志愿，留下来加入解放军还是回家。我因为家里有未婚妻，还没有结婚，就领钱回老家了。
刚回家的时候，我家生活比较困难。妻子原来是大户人家的大小姐，跟我结婚以后，受了很多苦。那时候，为了让我有力气干活赚钱，妻子总是让我吃能长力气的米饭，她和孩子一起吃得很少。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因为在国民党部队的经历被戴上&反革命&帽子，那时候，村里最脏最累的活都由&反革命&等四类分子承担。不过，村里人对我还是比较好的，虽然我被打为&反革命分子&，但是批斗的时候，从来没有把我算进去，就连站到批斗台上去当陪斗都没有过。
我现在和小儿子卢正良住在一起。卢正良是我45岁时生的，小时候受我的连累，也和哥哥姐姐一样受了很多苦。他小时候，我只打过他一次。有一天，他在学校里和村干部家的儿子打架，老师就骂他，说他是&反革命&的儿子。我儿子回来后就来骂我，说我为什么要当&反革命&？那一次，我真的忍不住了，狠狠地打了他一顿。
小儿子20多岁的时候，就到东阳歌山集团工作，当了项目经理。后来到杭州发展，在杭州买了房子，我们就一起住在杭州。10年前，老伴去世后，他就放下生意专门在家里照顾我。所以，我的晚年生活过得很幸福，身体也一直比较好，很少上医院。
来源： 作者：张海滨 责任编辑：共137697个阅读者,36条回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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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五十八年后的战役总结
　　规模巨大的武汉会战已经过去五十八年了。今天，随着历史的远去以及各种史料的披露，我们也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对那场会战做一次全面的军事总结，以便从中汲取某些经验和教训。
　　首先应该指出，武汉会战对于国军来说，是一场失败的会战，其对于今后的抗战影响极其深远。
　　今天来看，国军统帅部在指挥武汉会战的具体战役上存在着严重的失误。
　　比如，尽管统帅部在会战之前的制定的作战指导方针上计划了要在外翼布置重兵以寻机聚歼日军，这本是一个正确的决策，可是在实际的作战时却并没有将这个决策真正落实到实处。虽然在第九战区南浔路一线布防了许多兵力，可是在后来的万家岭战役中还是没能全歼第106师团。如果在会战前在此处再多放几个军的兵力（武汉市郊始终摆放几个军的兵力没用到刀刃上。），可以想见，第106师团和第27师团很可能被全歼。
　　很可惜，南浔路一线那么险要的地势没能很好的利用之。其结果是兵力分散、处处设防，被动防御，处处挨打、处处后退。
　　这方面的失误，几十年之后，许多国军官兵也认识到了。
　　今天来看，武汉会战正确的兵力部署应该是这样：首先本着这样的原则，在敌强我弱情况下，武汉能守则守，不能守则弃。（战争开始以来到武汉会战之前，拥有大量重炮、飞机、坦克的进攻型武器的日军陆军攻克了每一个国军的坚固城防和野战工事。）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应该在防守的过程中积极寻求战机以灵活的运动战的方式歼灭日军的有生力量，而不应该死抱着单纯防御战和阵地战的观念不放。事实上，国军在会战中基本上采用了死板的阵地战的作战方式。这样一来，从根本上来说，就失去了打破日军的某一路进攻，聚歼其主力的前提条件。而武汉会战之前的多项战例已经证明了在拥有大量进攻型武器的日军面前，单纯防御的阵地战是无法阻止日军的进攻的，而消灭日军的进攻部队就更谈不上了。
　　具体的讲，国军统帅部应该将主要兵力（集中兵力）摆在南浔路方向。这里地势险要，山峰迭叠，日军的大炮，坦克和飞机在这里会失去应有的效力，而拥有众多步兵兵力的国军就会处于优势之中。这样，在阻击部队利用地势逐次消耗了日军进攻部队之后，设伏的生力军再突然出击，一举全歼已疲劳衰弱的日军。（当然，还应该以有力的部队在外围设防以阻击增援的日军。）
　　比如，南浔路的日军第106师团就险遭全歼。如果在战前统帅部在此地多摆放五个师以上的兵力的话（当初就应该有此项作战计划。而聚歼第106师团只是在作战过程中临时决定的。）第106师团就要全军覆灭了。如果再多摆放十个师以上的兵力话，不仅第106师团，恐怕连第27师团、第101师团也会难逃灭顶之灾的。
　　如果国军能在此地聚歼一至二个师团，那么，进攻三溪口的第9师团就会不战自退。而波田支队和长江北岸的第6师团也会颇有后顾之忧地在九江、黄梅一线缩头缩脑，裹足不动了。
　　而北路大别山二处的日军也不会再以较大的代价去硬攻国军阵地了。这样的话，整个战局就会极大的有利于国军一方了。
　　其实，今天来看，当初国军统帅部只是将稍为多一些的兵力摆放在南浔路方向，由此看来，（由各种史料得知）国军统帅部并没有下决心计划在此地以绝对优势兵力聚歼日军某一路主力。而是犹豫不定的有此想法并稍稍多摆了一些兵力。结果，当战机果真出现时，反而因为兵力不足导致了第106师团逃脱。
　　南浔路兵力不足并不是无兵可调，武汉市区外围尚有五个军，在战役期间只是进行零打碎敲的作战，而且郑州方向尚有20万补充兵准备随时运调武汉前线。（武汉会战后期，蒋介石手令第13师方靖部北上打通平汉线，以调20万补充兵南下武汉前线，后来未打通平汉线而作罢。）所以，有兵而不调到南浔路，这只能说明统帅部战前指挥不当，缺乏远见。
　　另外，从日军的方面来看，日军在会战中已经动用了最大限度的兵力，就是说，已经达到了作战能力的极限。如果国军能在南浔路方向打掉日军一、二个师团的话，整个会战，乃至整个战争恐怕就要是另一种结局了。
　　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国军，从蒋介石到各军长师长，普遍缺少那种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的军事意识和军事素养。因此，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军不能采用正确的以运动战的方式去与日军作战。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军的失败是必然的事情了。
　　设想一下，当年的武汉会战如果聘用共产党统帅部和它的将领指挥的话，其结局很可能会好得多。 [ 注：当然！这个设想是不现实的。因为国军的各部队不会服从共产党统帅部的指挥，而能指挥动的国民党集团又缺少正确的战略意识，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
　　十年之后，共产党统帅部正是运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以劣势的装备打败了用美国武器装备的强大的国军并只用三年时间就接管了全国统治权。较轻易的就将日本人用八年的时间也没能办成的事给办成了。 [ 注：从这点来看，当初如果用共产党领导全国军队进行抗战的话，其结局很可能会是较好的。当然，连个假设是幼稚的、非逻辑的。但是，从十年之后的国共两党内战的结果来看，共产党的战略战术确实远远高于国民党。 ]
　　今天来看，纵观全局，国军只是挡住了（基本上）日军大老虎钳子的左边钳爪和小老虎钳子的右边钳爪的进攻。如果当初不仅仅是挡住，而是彻底砸碎这两个钳爪中的任何一支的话（最可能的是南浔路方向的钳爪）那么，既使武汉失守了，对于国军来说也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也是一个难得的胜利。因为国军只有利用武汉外围的复杂地势才能有力量阻止日军的进攻并寻机消灭之。（在中国东部及华北平原方向是无法阻挡拥有大量现代化武器的日军进攻。）
　　遗憾的是，国军失去了这个极好的机会！
　　武汉一失，中国的抗日战争遂进入了一个更加艰苦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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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第一次远征印缅战役
　　一、国际国内的形势
　　二、进军缅甸
　　三、在缅甸的几次战斗
　　四、大溃退
　　五、五十三年后的反思
　　代结束语
　　一九四二年一月至七月国民党统帅部组织了十万大军，其中有中国最精锐的机械化第五军，进入缅甸，以配合英国军队保卫中国抗战中的唯一的国际交通线──滇缅路。但是，由于国民党统帅部和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的错误的指挥，导致十万大军的退路被日军突然切断，不得已，溃退中的中国军队只得穿越原始森林，历经千难万险，途中病死累死几万名官兵，最后方才到达印度和云南境内。十万大军仅剩下四万人，造成一场大惨败。
　　本文兹试图探讨这场大惨败的原因。
　　一、国际国内的形势
　　日，即珍珠港事件之前，由于中国军队历经四年多的顽强抗战，以及日军的战线太长至使日军已无力量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因此，双方军队便处于长期对峙的态势之中。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则活跃于广大的敌后占领区之中。
　　日，日军偷袭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从此爆发。日军也就将其主要兵力转向了太平洋地区以和美、英两国争夺太平洋诸地区，在中国战场方面，日军仍和中国军队处于对峙的局势。
　　日，日军占领了泰国的曼谷。12月13日，日军占领了缅甸最南端的维多利亚角。
　　日，日军占领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
　　日，日军占领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
　　日，日军占领新加坡。
　　日，日军占领帝汶岛。
　　日，日军第15军占领缅甸首都仰光。
　　日，日军占领圣诞岛。
　　这样，在短短的几个月中，日军先后击败了强大的英美军队而一举攻占了西南太平洋中的大部份地区。而这些地区原本属于英美的殖民地。
　　对于日本来说，占领了这些地区就意味着既夺取了大量的战略资源，又可实现日德军队会师于印度和中东的伟大的梦想，对于英国来说，失去了这些地区就意味着大英帝国从此失去了几百年以来赖以生存的殖民地和其大量的工业资源，对于美国来说，除去失去了殖民地和战略资源之外，还面临着日军的飞机和军舰直接攻击美国本土的严重威胁，而这是美国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对于中国来说，后果则更为严重。
　　第一， 日军占领了缅甸，则从根本上切断了中国和国际上联系的唯一的陆海通道──滇缅路。而抗战爆发以来，英、美等国家援助我国的大量的作战物质及武器都是通过这条运输线流入我国大后方的。这些武器和作战物质对于我国今后的长期抗战是必不可少的东西。第二，如果日军从仰光北上，就可以直接进攻和威胁我国的大后方云南、贵州和四川以及陪都重庆。如果这样，国民党政府的处境就会更加危险，中华民族真可就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了。而日军统帅部制定的关于缅甸的作战计划的目地之一，也是要切断滇缅路，以“压迫蒋介石政府的抗战意志和决心”。
　　由此可见，抗击缅甸的日军进攻，则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必须做的事情。
　　1942年2月，经和英国几次协商，国民党统帅部派出十万大军进入缅甸，以在境外抗击不可一世的日军，保卫滇缅路，保卫大后方！
　　号令一下，十万大军立即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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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 16:31
好文章，好像还没完吧
回复时间： 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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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 11:36
楼主不如按照不同的战役分别发帖。
回复时间： 18:05
总算看到是&国军&在抗战的字样,而不是&中国军队&在抗战的字样了.
----------------------------------------------风烟俱净,天山一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
回复时间： 09:04
　　二、进军缅甸
　　早在1941年春，英国政府为了抗击日军未来的入侵，确保它在亚州的殖民统治，便和中国政府建立了军事同盟。为了确保滇缅路，中国政府在41年春天组织了“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应英国之邀前往缅甸，印度和马来西亚作了军事考察，考察团的成员有林蔚、杜聿明等人。经过协商。在41年12月28日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同时，筹组了中国远征军司令部和军委会驻滇参谋团。任命卫立煌为司令长官（卫立煌未到职，罗卓英于四二年四月成为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副司令官兼第5军军长。林蔚为参谋团团长。远征军组建初期，由参谋团指挥和策划该军的行动。入缅后，远征军由史迪威和罗卓英指挥。
　　41年夏，中国军事考察团考察了缅、印、马之后，拟定了一个较为详细的军事防御计划，计划拟定在缅甸的仰光和毛淡棉及景东附近设置纵深防御阵地，配备强大的中英军队以便在缅泰边境和仰光附近歼灭入侵的日军。
　　这个计划本是一个合理的作战计划，可是，不知为什么英方却一味地坚持让中国军队在中老（挝）和中缅边境布防以保卫滇缅路而始终不许中国军队过早地入缅布防。而这个错误的主张也就为日后的我军失败埋下了第一颗种子。
　　从41年12月11日第一次下动员令起到42年2月16日中国远征军正式入缅，这两个月中，时而动员入缅，时而停止待命，时而准备东调。这样，致使仰光沦陷，失去了及时打击日军的良机。直到42年2月16日，日军大举进攻缅甸威胁仰光时，英方才请求中国军队迅速入缅以抗击日军。
　　日，中国军队第5军第200师由师长戴安谰率领先行入缅，其余的部队，包括第5军的新编22师，第96师和第6军及第66军随后入缅。
　　日和4月5日，蒋介石先后两次飞抵缅甸的重镇腊戍，亲自策划作战部署并命令杜聿明要绝对听从史迪威的指挥。（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的总司令）史迪威与罗卓英随蒋介石到腊戍并正式地参与对于远征军的指挥。
　　缅甸的地形地貌和气候早已被我军所掌握。缅甸以重镇曼德勒（又称瓦城）为界，北为上缅甸，南为下缅甸，铁路贯通南北，并与我滇缅路相接。曼德勒为上缅甸的政治中心，既是交通枢钮又是水陆总汇，是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下缅甸以仰光为咽喉，是新兴的商港，又是我抗战的外界物质供应的最后一个国际海港，也是我军必争的地方。缅甸的胡康地区，都是原始森林，古木参天，不见天日，中国称为野人山。河流交错，雨季中水势汹涌，舟船难行，有“绝地”之称。五月至十月为雨季，阴雨连绵，天气较冷，蚊虫、蚂蝗很多，瘴气特别重，总之，雨季中的野人山是个绝地、死地。
　　而几个月后，中国远征军恰恰就在这个绝地中几乎葬送了全军，包括杜聿明、廖耀湘等人。
　　整个缅甸的地形，用杜聿明的话说，就是：
　　仰光为全缅的门户，同古、普罗美都是要隘，瓦城为四战之地，八莫、密支那为最后屏障，而棠吉、梅苗又为腊戍的屏障；屏障一失，不仅缅甸自身无以立足，中缅边境物资汇集的腊戍，畹町也就危险了。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中国远征军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而远征军的失败恰恰是从棠吉、腊戍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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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第一次远征印缅战役（二）
　　三、在缅甸的几次战斗
　　我军入缅时，敌我友的态势是这样的：日军的第15军第33师团在缅甸的普罗美以南地区，第55师团在同古以南地区，第18师团在泰国的景迈附近，第56师团将由仰光登陆。日军炮兵为四个联队，装甲车为二个联队，工兵为三个联队、高射炮为二个联队，铁道兵为一个联队、空军为两个团。友军即英军有英缅军第1师（欠一旅）、英印军第17师、英澳军第63旅和英装甲车第7旅在普罗美方向，英缅军第1师第13旅在景东、毛奇方向。英空军有作战飞机45架，坦克装甲车约150辆。而我军各部队有第5军第200师的骑兵团在同古附近，新编22师和第96师正在由芒市坐汽车入缅，第6军（军长甘丽初）的第49师、暂编第55师、第93师在景东、毛奇一带，第66军（军长张轸）的新编38师、新编29师、新编28师此时尚在国内。炮兵为第5军的炮兵团和炮第13团第1营，空军为美国空军志愿队，飞机25架。
　　从双方的兵力人数上看，日军和我军及友军的人数大致相等，但是日军在大炮和装甲车及飞机的方面，日军优于我军和友军之和，如果单单和我军相比的话，日军远远优于我军。从整体而言，我军处于劣势，如果在制定战略方针和战术指挥方面再不够谨慎的话，我军的后果就会不妙了。几个月之后，正是因为在这两方面存在着大量的失误，才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
　　日，我第5军第200师的先头部队到达同古，九日接替了英军的防务。三月十八日，英缅军全部撤退，日军跟踪追去，我军同日军发生了第一次战斗，消灭一小队日军。从缴获的文件和地图上判断出日军第33师团由西路向普罗美的英军进攻，第55师团由中路向曼德勒我军进攻，东路为日军第18师团，尚在泰国的景迈和毛淡棉之间。（敌第56师团后以仰光登陆从同古转向东，秘密地前出到乐可后继续北进，突然进攻棠吉）这时，我远征军的指挥官史迪威、罗卓英、林蔚和杜聿明决定在同古组织一次会战，以第200师阻击日军，由史迪威调动组织西路的英军和东路的我军新编22师、第96师迅速赶来，从东、西翼包抄日军，从而歼灭中路日军，收复仰光。
　　3月22日，同古战斗打响了。我第200师的官兵在师长戴安澜的指挥下利用预先构筑的较为完备的防御工事顽强地阻击和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步炮装甲车协同的凶猛进攻。阻击战进行了12天，其激烈而顽强的战斗令日军指挥官对我军刮目相看。我军共重创日军几千余人，使得日军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惊呼：“东瓜之战，敌军抵抗，既极顽强，又善于夜战和阻击，使我军遭到了重大损害”。
　　3月29日夜，由于我200师的补给中断，我第96师的增援部队和我战车、炮兵团未能及时赶到，加上日军第55师团对我200师形成了合围的态势，杜聿明欲命令200师撤出同古，而史迪威却坚决反对，仍然主张以不足的兵力进攻日军，好等待援军的到来。双方争执激烈，为了不使全军覆灭，杜聿明毅然违抗史迪威的命令将第200师从同古阵地撤了出来，连伤兵和伙食挑子都没丢掉。
　　在同古战斗期间，西路的英军在普罗美方向同日军仅有小规模的接触，东路的景东和毛奇方面，我第6军和日军没有发生战斗，而三月十四日从仰光登陆的日军第56师团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其实后来的事实表明，第56师团正秘密地从同古转向东面，再折向北前出到乐可、棠吉附近）在泰国的日军第18师团也未有大的行动。
　　空军方面，英国的空军已于3月22日被日军消灭，美国空军志愿队的飞机在同古战斗期间从未露过面。日军的飞机却很猖狂。几十年之后，杜聿明认为，从战术方面讲，我军200师从同古的撤退是正确的，否则，就会全军覆灭。可是从另一个角度讲，由于我军的撤退而导致了放弃控制毛奇公路的要镇，使日军在十几天之后从毛奇公路向我军的大后方腊戍长驱直入，进而导致了我军的大溃退。放弃毛奇公路上对于要镇的控制，这个责任应该由英方负责。杜聿明认为英方另有阴谋，故意耽误增援部队的运输，致使第200师被日军合围几乎全军覆灭。而我国统帅部一切依赖于英方。所以，我国统帅部也有一定的责任，而前方的军事指挥官（即他本人）是没有责任的。
　　今天反思起来，杜聿明的总结是有些道理的。即同古会战不成应该归于增援部队未能及时赶到。而我200师为了不全军覆灭，只好从同古撤出，毛奇公路上要镇的控制也只好被我军放弃。为了保全第200师，放弃要镇同古是不得已的事情。否则，第200师完了，同古也就谈不上了控制了。
　　至于杜聿明认为英方故意耽误增援部队的运输是另有阴谋（许多参战将领也认为英方故意拖延战机、故意地不及时地供应给我军以作战物质和汽油及粮弹。）这个看法是否属实，至今为止，尚未得到英方官方的证实和中国官方的证实。因此，任何一位历史学家也无法对此问题作出明确结论。
　　同古战斗结束后，我远征军指挥部命令新编22师在斯瓦河南北岸构筑阵地以进行逐次抵抗掩护我军主力部队集中，进行平满纳会战。
　　所谓平满纳会战的计划是史迪威和杜聿明在同古战斗之后策划的并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这个作战计划的大意是，以新编第22师将日军吸引到第96师阵地前，乘日军在第96师阵地前受挫时，第200师和新编22师加上东路的暂编55师和后到的第66军对日军进行全线反攻，聚歼日军于彬文那地区。
　　于是我新编22师在师长廖耀湘的指挥下，利用阵地，顽强地逐次抵抗日军的五个联队、大炮三个营加上战车、飞机配合的猛烈的进攻达半个月之久，予以日军以极大的杀伤。四月十六日，将日军第55师团和第18师团引进了我第96师阵地前的平满那决战地区。
　　四月十八日前后，正当我军在中路准备进行平满纳会战时，西路的英军第1师及装甲第7旅在仁安羌被围。尽管日军仅有一个大队的兵力，可是拥有七千多人和几十辆战车的英军竟然束手无策，人心惶惶，无奈，告急于我远征军。恰好我新编38师的主力到达乔克巴多，师长孙立人立刻派出孙继光团星夜驰往前线，猛烈进攻日军，日军溃退，英军第1师和装甲7旅被我军解救出来。谁知解救后的英军连个招呼都不打，丢下我军独自向北撤退，我新编38师只好单独抗击日军以掩护英军的撤退。
　　我新编38师在仁安羌这一义举般的战斗，轰动了英伦之岛，使得欧洲白种人对于我军刮目相看，一举改变了对于我军的“草鞋兵”的不能作战的岐见。事后，英方曾授于孙立人师长、孙继光团长等军官以英国勋章。
　　从此之后，孙立人也被英国人和美国人所看重并频频地接触和拉拢他。孙立人有了美国和英国人做靠山而趾高气扬于国民党的上层之中。孙立人这种倚仗美国人的傲慢态度逐渐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国民党退到台湾之后，美国人想以当时的陆军总司令孙立人来取代蒋介石，不料蒋介石先下手，以“妄想兵变、颠覆政府”的罪名将孙立人打进大狱，判处20年徒刑，蒋介石去世之后，孙立人方才获得自由。当年往返英国和美国而无限风光的接受各种勋章的孙立人将军正当壮年之际却在本党的大狱度过了暗无天日的20年，真不知孙立人将军是否后悔当年在仁安羌解救了英军？没有仁安羌一战，英国人和美国人怎么会认识他呢！
　　一九九三年，孙立人将军以九十高龄在台湾去世。而仁安羌一战却载入了中、英两国的史册。
　　日，正当中路我军准备进行平满纳会战时，风云突变，西路的英军被日军击退于仁安羌以北（在平满纳右后方200公里处），而东路的罗衣考方面的我暂编第55师被日军第56师团突然击溃并同我军失去了联路。（日军56师团秘密北进并突然攻击我暂编第55师）棠吉告急，腊戍危险，我远征军有被东西两路日军切断退路而合围的危险，迫不得已，我军指挥部决定放弃平满纳会战。
　　紧急关头，我参谋团林蔚团长提出两种意见，1．贯彻平满纳会战，击破日军一路以解我军之危。2．彻底脱出日军包围圈，一举退守曼德勒东北，再增调兵力重新部署作战。
　　史迪威和罗卓英接受了第二种意见，可是处置得不彻底。史、罗又作出了如下命令：1．放弃平满纳会战，改守梅克提拉，敏扬之线，准备曼德勒会战。2．令第66军刘伯龙师（新28师）固守瓦城，对西南警戒。3．令新38师前方的两团逐次阻敌，会合于乔克巴多。4．令第200师回占梅克提拉、瓢背一线，掩护主力转进。5．以第96师在平满纳抵抗当面之敌。6．第5军以棠吉为后方，准备在梅克提拉等地打击北犯之敌。（此命令漏掉了对新编22师行动的规定。）
　　当时，杜聿明看到这个计划将第5军及第66军（欠一师）分布于300公里的平满纳－曼德勒公路上时，感到既不能攻、又不能守，容易被日军各个击破，便极力反对。他主张要么在平满纳打下去，要么退守棠吉、梅苗。于是，罗卓英和杜聿明在电话里争执起来。最后，罗卓英警告杜聿明“不接受命令决不许可！”无奈，杜聿明接受了罗卓英的命令，下令第5军放弃平满纳会战。
　　中国远征军失败之后，关于平满纳会战的放弃是否应该曾是国民党内部争论的中心问题。有不少人认为远征军失败的关键就在于放弃了平满纳会战。而杜聿明却认为放弃平满纳会战虽然有点可惜，却不是失败的关键因素。
　　今天反思起来，当初放弃平满纳会战是对的。如果将平满纳会战进行的话，也不一定会取胜。这是因为：第一、日军中路的第55师团和第18师团实力雄厚，大炮、飞机和装甲坦克优于我军，我军是一时难以消灭日军的。第二、西路的英军一退再退，我新38师难以抵抗西路第33师团的进攻，日军对我中路容易形成钳形包围态势。第三、日军的作战计划早已规定重点在右翼，迅速占领腊戍，切断我军退路。想想看，当东路的日军攻占了腊戍之后，中路的我军还敢继续攻击实力雄厚的日军第55师团和第18师团吗？只要腊戍一陷，我军就会处于日军的三面合围的严重态势，我军必败无疑。
　　因此，放弃平满纳会战是正确的。只是以后的作战部署犯了一系列的错误方才导致最后失败。
　　为了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这个问题，我们还是看看当年的日军是如何看待这次缅甸战役的。
　　日军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部）在日，即我军第200师刚刚到达同古接防英军阵地期间，就制定了该军的作战计划。计划指出：
　　缅甸战役，主攻指向英蒋两军内之蒋军，对比，应把握战机强迫决战，予蒋军以彻底打击，并完全扼止其反扑企图……曼德勒会战时，重点保持在右翼，首先迅速而广泛深入断敌各条退路，特别是东路。谋求构成大包围圈，同时将敌分割，然后各处猛击扫荡，综合有利地形，彻底予以歼灭。
　　13军攻占同古之后，于四月三日拟定了会战计划，即曼德勒会战计划。计划主要内容为：
　　军以有力兵团切断腊戍方面敌之退路，以主力沿东吁（同古）－曼德勒公路及沿伊洛瓦底江地区向曼德勒方面前进，并将重点保持在右翼，包围敌军主力之两翼，将其压迫到曼德勒以西之伊洛瓦底江畔，予以歼灭。然后，军在腊戍八莫、杰沙一线以西捕歼残敌，并及时以有力之一部向怒江一线追击。预计军主力在5月上旬进入曼德勒附近，5月下旬结束对缅甸境内残敌之扫荡。
　　今天，如果将我军的平满纳会战计划和日军的曼德勒会战计划放在一起比较的话（后来敌我两军的兵力实际部署也完全是按照各自的作战计划安排的）可以看出，双方的意图和兵力安排截然不同。即我军的作战方向和主要兵力在中路，在彬文那地区左右，而日军的作战方向和重点放在了两翼（西路和东路）尤其是放在了右翼方向（东路方向）而在我军的东路方向，恰恰是我军的簿弱环节，即由战斗力较簿弱的暂编第55师和第49师据守。这样，在作战计划方面，日军就高出我军一筹，而日军更高出我军一筹的是，当日军的第55师团和第18师团在中路和我军新编22师激战之时（即4月16日之前十几天内）日军的第56师团不动声色的悄悄地前出到棠吉附近，然后当4月18日西路的日军攻占了仁安羌时（左翼的钳势已形成）日军的第56师团方才突然出击，凶猛地一举击溃疏于防备的我暂编55师。20日罗衣考失守，23日棠吉失守，随即东犯，攻占了罗列姆，而我第6军指挥官甘丽初指挥无方，兵力分割使用，一营一团的被日军吃掉，当我军的暂编55师和第49师的残部从公路上溃退之后，日军第56师团就使用快速装甲部队迅速地向腊戍进击。终于，我军的退路被切断，我军立即处于日军的三面合围的态势之中。（东路日军分出一部份兵力向畹町方向进击）合围圈之中的我军第200师、新编22师，第96师、新编38师、新编28师以及远征军长官部和第5军军部被迫向印度和缅北的八莫、密支那方向撤退。可是狡猾的日军又于5月3日和5月8日攻占了八莫和密支那，迫不得已，我军各部队只得在雨季之时转向了绝地野人山原始森林之中……失败从此铸成。
　　今天来看，当初，在3月15日，当彬文那会战还没有打响的时候，单从双方的纸面上的作战计划来看，我军就已经部份的输掉了这场战役。而当在4月18日双方的主要兵力都集中在中路准备会战之时，日军的第56师团突然攻击东路我军簿弱的环节第6军时，我军就已经彻底的输掉了这场战役。
　　由此来看，日军的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虽然姓“饭”可他并不是一名光知道吃饭的家伙，而我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虽然踌躇满志的取名为“卓英”，却恰恰只是一名吃饭方面的“卓越英才”了。
　　我们还是看看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吧。
　　四月十八日，当杜聿明命令第5军放弃平满纳会战之后，立即赶到瓢背，向罗卓英陈述了以后的作战意见。他指出，因东西两路吃紧，就必须集中兵力保全腊戍的两大门户─棠吉和梅苗，不应再作无准备的曼德勒会战。（史迪威打算在曼德勒附近再进行一次会战。）而当时担任军委会驻滇参谋团的上尉参谋王楚英事后回忆说：
　　参谋团曾于四月二十日、二十三日两次和向史、罗建议，我军应当先破东路之敌，确保腊戍、梅苗安全，然后回师迎击中路之敌，否则。就应迅速向腊戍和密支那转移，尽快脱离敌人，重新寻求求胜之战机。史、罗却未能及时决断，后路既断，全线动摇，缅战全局立见崩溃。
　　我们还是把镜头摇回到五十三年前吧。
　　四月十九日午后，史、罗又突然变更了计划，未将兵力部署到东路的棠吉和梅苗方向，反而命令第200师开向西路的乔克巴多方向攻击敌人。因为史、罗得到情报说在乔克巴多方向发现日军三千人，杜聿明分辩说，我新38师侦知乔克巴多并无敌情，史、罗则说英方情报确实，200师非去不可，杜聿明坚决反对分兵，要保证棠吉方向。而罗卓英却完全听命于史迪威，拒绝杜聿明的意见。双方大吵一顿之后，无奈，身为远征军第四把手的杜聿明只好一面内心感叹自已为何没当上第一把手，一面接受了命令。但是，私下里，杜聿明告诉戴安澜师长只派出一个团到乔克巴多，其余的部队听候杜聿明的命令再作行动。
　　四月二十日午夜，当杜聿明急驰梅苗想向参谋团长林蔚陈述意见时，半路上遇见了罗卓英，罗急忙说：“你不必找林蔚了，现在照你的意见，200师不必去乔克巴多了，改调棠吉，因为东路罗衣考已失守，暂编55师情况下明，敌人正向棠吉和罗列姆前进。
　　四月三十一日午后，第5军的直属部队一部和第200师奉命由西路的乔克巴多调向梅克提拉，转向棠吉，用汽车输送（乔克巴多到棠吉约为五百公里）以攻击由罗衣考北进的日军。第200师往返延误了三天，而此时的战局已陷入危急之中。四月二十三日午后，我200师一部和骑兵团向棠吉之敌猛烈攻击。二十四夜，我军攻占了棠吉，敌人复进行反扑，想继续攻占棠吉，被我军打退。
　　就在这紧要关头，杜聿明却又接到罗卓英连续四道命令让杜聿明将第200师留在棠吉继续攻击东面的敌人，其余的军直属部队一部和新编22师、第96师均向曼德勒集结，准备“曼德勒会战”，杜聿明坚持第5军的主力控制棠吉的重要性，罗卓英却勒令杜聿明返回曼德勒，第四把手的杜聿明只好服从第二把手罗卓英的命令，星夜返回皎克西罗卓英处。
　　四月二十六日，我军放弃了棠吉。两天之后，日军快速装甲部队攻占了腊戍，我军的退路终于被切断。
　　四月二十七日，杜聿明回到皎克西，他问罗卓英为何改变了决心，罗拿出了蒋介石四月二十四日的电报给他看，电报大意是，腊戍应有紧急处置，腊戍万一不能守时，则第5军、第66军应以密支那为后方，保卫印度－密支那－昆明的空运走廊和缅北的国际交通线（中印公路）而第6军应在景东一带活动，第66军一部退回国境。
　　看完“圣旨”，杜聿明才知道史、罗二人改变决心是有根据的有背景的，尽管他认为史、罗二人对于“圣旨”有些断章取义并钻了“圣旨”的空子，可是毕竟也符合“圣旨”的意图，无奈，（又一次的无奈，第四把手总是处于无奈的境地）杜聿明破罐子破摔，一跺脚，反正“局面已经让他们搞坏了，就由它去吧！"
　　在杜聿明的戎马生涯中，共有两次这种破罐子破摔的无奈心情。另外一次是在六年之后，他担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时（还是没熬上一把手，但是可以代行使一把手的权利）当他率领国军三个兵团几十万大军（其中还有他心爱的第5军）眼看就要逃出解放军的合围圈时，蒋介石又一连发给他急电，命令他停止撤退，一面固守，一面转向解放军集结地，向解放军攻击以解救黄维的第12兵团。杜聿明明知蒋介石的命令会导致全军覆灭，可是又不能违抗“圣旨”，想来想去，无奈，（最后一次的无奈）杜聿明一跺脚：“反正江山是蒋介石的，由他去吧！"
　　几天之后，杜聿明将军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铁窗生涯。
　　真不知杜聿明将军在铁窗之中是否反思一下他这两次破罐子破摔的处境和这两次失败的背后到底存在着什么原因以导致他总是无奈，总是跺脚，总是落荒而逃，以至于终于无处可逃了？
　　一九四二年四月三十日，我远征军开始了大溃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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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第一次远征印缅战役（三）
　　四、大溃退
　　日军第56师团的快速部队于四月二十八日夜攻占了腊戍，将我军的退路切断，实现了预定的作战计划。四月二十九日，敌分兵两路，一路向西，由细胞攻击曼德勒，配合中路和西路的日军合围我军。一路由腊戍向东疾进，追击逃跑中的我军新编29师和新编28师的残部并在三月三日攻占了我国重镇畹町，然后从畹町分兵并进占八莫和密支那。三月五日，日军由畹町出击攻占了芒市和龙陵之后，又进击到怒江岸边的惠通桥处，幸亏由前一天渡过怒江惠通桥的参谋团命令工兵指挥官马崇六毅然炸毁惠通桥。日军只得划舟进攻怒江东岸，我昆明附近的第36师及时赶到，据守怒江东岸，打退了日军的几次强攻。至此，双方对峙于怒江两岸达二年之久。
　　我军炸毁了惠通桥，虽然将日军阻挡于怒江西岸，同时也将我军的大量的作战物质，大批的华侨，大批的难民，以及大批的散兵溃兵阻挡于怒江西岸，落入了日军的手中。
　　此时的怒江西岸，畹町至惠通桥的公路上一片极度混乱。请看当时的国民党第11集团军作战参谋杨肇骧在事后的回忆：
　　在抗战中期，滇缅路是唯一国际交通线，物质都从仰光启运入国内，其中以汽车、汽油、轮胎、兵工器材等军用物质为最多。日军侵入缅甸后，滇缅路就被切断了。由于战事紧急，当时在缅甸的物质分段撤退到腊戍和畹町，这两个地方物质堆积如山，仓库堆满了，就沿路边堆放着。从腊戍、畹町到保山、下关沿途成千上万抢运物资的汽车往来不绝。因腊戍仓皇失守，大部物资沦于敌手。畹町是滇缅滇公路滇段的终点，是滇西国境重镇。从畹町河边直到山上，满山遍野是仓库货棚，为资积存甚多，总数在万吨以上。战局突然转变，使这些重要物资无法抢运，有的人不忍心把物资留给敌人。一把火把仓库烧掉，一直烧了三天三夜，物质损失是无法计算的……惠通桥炸毁后，滞留在怒江西岸的大批车辆物资和难侨难民，都被大江隔断，不能过来。他们不少人遭到日军的屠杀。特别是从缅甸逃回国的难侨遭遇尤为惨痛。我国在缅甸的华侨很多，日军侵入缅句后，不少侨胞不愿留在那里受敌人的欺凌压迫，他们怀着满腔爱国热忱，抛弃毕生惨淡经营的工商企业和财产携妻挈子，纷纷撤退回国。在缅北腊戍、曼德勒一带的华桥，是跟随溃军一道逃出来的，日军到达后，他们为了逃命，抛弃车辆财物，沿江乱跑，有的用汽车轮胎当救生圈，从急流滚滚的怒江泅水逃生，在泅渡中有的被急流卷走，有的被日军开枪打死，有的在夜间泅渡的，又被我守军误认为是偷渡的日军被打死或打伤。过不得江的侨胞，却遭到日军的屠杀和侮辱；从上下游绕道过江的侨胞，却被溃军抢劫，身上仅有的一点金银首饰也被抢光，弄得饥寒交迫，我在郎义村指挥所就接见过好几批难侨，他们痛哭流涕，诉说自已不幸的遭遇。当即由指挥所派人找车，资送他们去昆明。而大多数人历尽千辛万苦。冒险回国，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竟无人照管，情况至惨。日军进犯滇西，切断抗战后方的统一国际交通线，在军事上经济上给抗战造成严重困难，同时给滇西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正当畹町以东的我军处于极度混乱的溃退之时，在曼德勒附近的我军也正处于三路日军的合围之中。我军各个部队仓皇地分别地向印度、八莫、密支那及云南境内撤退，新编38师在孙立人的率领下按照史迪成和罗卓英的命令向西经英普哈尔撤入印度。第5军直属部队一部和新编22师在杜聿明的率领下没听史迪威和罗卓英让他们转进印度的命令而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向八莫和密支那撤退。日军占领八莫、密支那之后，杜聿明部只好从打洛－新平洋方向撤到印度的列多，历经三个多月。第96师和炮、工兵一部在师长余韶的率领下经孟拱、孟关、葡萄、高黎贡山返回国内。第200师及新兵补充一团、二团经南盘江、梅苗、南坎以西回到国内，途中损失四千人。师长戴安澜在途中牺牲，团长柳树人在途中阵亡。第96师副师长胡义宾、团长凌则民在途中阵亡。
　　另外，第66军的新编28师和新编29师的各一部也经南坎的云南的滚弄、瑞丽以及八莫、野人山、碧罗雪山、高黎贡山、营盘街回国。途中损失四千人以上。
　　第6军的残部包括暂编55师、第49师和第93师的残部则分别从景东方向退回云南境内，途中损失情况不明。
　　中国远征军在几个月的撤退时，历尽艰险，尤其是大部份部队在穿越野人山时，在恶劣的大自然环境下损失了几万名官兵，令少数幸存者感慨万端。
　　野人山，在雨季中称为“绝地”，是几百年的原始森林，每天阴雨连绵，没有道路、野草丛生，部队只好将宝贵的大炮、汽车统统抛到山下轻装上山。前头的人们用马刀开路，整个部队用野菜充饥，成千只猴子在四周哀鸣，猛兽和巨蟒不时出没，而官兵们最怕的是小小的蚂蝗、蚊子和蚂蚁。行军时，每个人的身上都沾满了蚂蝗，少则十几条，多则七八十条，蚂蝗叮在身上，一拉就断，留在身上的半截，还是不出来，只能用烟斗油，一抹上就出来，蚂蝗吸完血后，就容易得破伤风。蚊子更可怕，叮上就容易得恶性疟疾，严重的就丢了性命。地区和气候病也很多，中暑感冒，寒热病，回归热和破伤风及各种传染病在部队中流行起来。部队无药治疗，官兵们饥寒交加再患上疾病就会很快的掉了队，每隔几十米就有一个倒在路旁的尸体，人只要一倒下，尸体上立刻爬满了蚂蚁和蚂蝗，经过雨水的冲刷，一会功夫就剩下一堆白骨浸泡在泥水之中。许多士兵，经不起疾病的折磨，不能行走，别人要背他们，被他们坚决拒绝。他们无力的倚在路边，含着热泪向战友们告别说：“我不行了，不能拖累你们，请你们回国后给我家中捎个信吧，就说我不能回来了。”野人山中，一路死亡累累，尸骨遍地。有的被野狼撕啃，有的任其腐烂，幸存下来的官兵，身体虚弱的犹如纸糊的人，到了后期，因极度虚弱，部队每日行程只有几里，至多20里。每人手拄一根木棍，背跨小包，衣衫褴缕，踯躅而行，活象一群乞丐。
　　穿越野人山时，补给中断，火柴是个宝，粮食是宝中宝。不少的英国人用戒指或欧来茄手表向我军的士兵换取一杯米，被我士兵拒绝。士兵们宁可给他米也不要报酬。有一个印度老妇人坐在路边，奄奄待毙，满身金饰，金鼻钏、项链、脚镯及鼻上镶的宝石，随手可得，竟无人摘取。有不少的印度人跟随我第96师扶老携幼向北撤退，途中抛儿弃女的很多。还有四百多名华侨跟随我第200师599团3营的部队从棠吉撤退，穿越野人山，七月间到达国内后，仅剩几十人。
　　几十年之后，经历了这场大撤退的幸存者在回忆这段往事时都用“死亡累累，尸骨遍地，惨绝人寰”这几个字来形容当年的场面。
　　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出国时，总数约十万人，到了八月初，回到国内和印度的仅剩下四万人。撤退损失的人数大大超过作战伤亡的人数。请看杜聿明提供的一张对比表。
　　部队番号 动员人数 战斗死伤人数 撤退死伤人数 现有人数
　　第五军直属队
　　第200师 00 4000
　　新编22师 00 3000
　　第96师 00 3000
　　今天，当我们这些中国人在我们自已的国土上自由地行使自已的权利的时候，当我们心满意足地品尝美酒佳肴的时候，当我们身穿体面的服装在凉爽的夏夜中拥揽着娇小多情的浑身香喷喷的女友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反思一下当年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我成千上万名勇敢朴实的官兵们没能血洒抗日疆场却奄奄一息地倒卧在茫茫的野人山中任凭蚂蚁和蚂蝗这些微不足道的生物去大肆地撕啃呢？
　　如果今天的我们光顾享受眼前的快乐而没有兴趣去关心去怜悯在那场失败中死亡的将士们，也没有兴趣去探索那场失败的各种原因，那么，总会有一天，我们今天的许多人就会身穿皮尔卡丹、脚蹬“大力来”手拿大哥大而无力地倒卧在荒凉的旷野之中任凭各种微小的动物快乐地吞吃和撕啃了。
　　（浑身香喷喷的小姐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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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第一次远征印缅战役（四）
　　五、五十三年后的反思
　　提起这场大失败，当年的经历者，尤其是国民党的将领们，都是格外的感叹和悲愤。几十年之后，他们也进行了反思和探究。例如杜聿明将军总结了几下几点原因。
　　第二， 中英在战略上的矛盾，杜聿明认为，英国人在缅甸战役前就不愿意让中国军队过早地入缅布防，以致中英的防御计划不能及早地实施而延误了战机。这一点是失败的根本原因。英国人为何这么做呢？是因为英国人宁可将缅甸丢给日本人而不愿让给中国人。其实中国人只是为了保卫滇缅路。
　　二、中国迁就英美，放弃指挥权。蒋介石为了讨好英美，把指挥权让给了史迪威和亚历山大（英军总司令）。而史迪威和亚历山大只重视西线的英军、忽视东线，结果造成失败。就这一点说，蒋介石应付最大的责任。
　　三、中国军队将领的失职，这场失败，罗卓英和杜聿明都有责任，但是罗卓英的责任更大。次要的原因是第6军军长甘丽初逐次使用兵力，对当面敌情情况始终不明，暂编55师师长陈勉吾放开正面，回避战斗和新编28师、新编29师毫无战斗力，一触即溃等等。
　　另一个当事人，当年任国民党军委会驻滇参谋团参谋王楚英也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史迪威和罗卓英受亚历山大的影响对东线不够重视而只注意曼德勒，结果被日军抄了后路。
　　杜聿明将军的回忆文章的结尾，希望今后的史学家评价一下他的分析正确与否。
　　今天，我军第一次远征缅甸的抗战已经过了五十三年了，由于日本和中国的有关史实已经陆续公布，我们这些后人也就可以全面的反思和总结战役的失败原因了。
　　我认为，杜聿明和王楚英分析的原因都有道理。尤其是杜聿明所指出的英方不让中国军队及早地入缅布防而延误了在毛淡棉和仰光附近打击日军的最佳时机，这一点，确有道理。但是，杜聿明认为这一点是失败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是不恰当的。这一点的原因是只能说是失败的远因，但不能说是根本原因。因为在我军于四二年二月进入缅甸之后，如果最初的战略布署正确的话，我军是不能失败的。我认为，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二点，第一，我军统帅部在战役初期制定的战略计划本身就有着根本性的错误。即我军将主力始终安排在中路方面并始终想在中路方面组织会战以聚歼日军。同时，对于东路方面，即我军的退路方面，始终置于次要的布防。
　　第二，我军统帅部和亚历山大、史迪威等人始终也没能看破日军的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即突破两翼，重点放在右翼以切断我军退路然后三面合围之我军。
　　概而括之，就是我军的战略计划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而日军的战略计划又恰恰地（也是偶然的）利用了我方的错误。
　　二者一结合，我军就是必败无疑了！
　　别人暂且不说，就连我远征军副总司令杜聿明将军也一直没能看破日军的兵力部署和作战企图，甚至在几十年之后，他仍然认为东路方面仅有日军一个联队的兵力，只是在四月十八日，当日军侦知我军放弃了平满纳会战的消息后，才将第56师团从同古转向了东路的毛奇和棠吉方面。
　　其实，杜聿明的判断是错误的，日军的第56师团的主力一直准备用于东路方向，只是在四月十八日之前，日军故意隐蔽了这个作战意图而只让少数日军故意接触东路的我军以迷惑我军，与此同时，日军故意在中路方向大造声势欲与我军决战以吸引我军的注意力和主要兵力，而当西路的日军于四月十八日攻占了仁安羌之后，（左翼的钳形已形成）隐蔽在东路棠吉附近的日军第56师团主力方才突然发起凶猛的攻击，一举击溃了疏于防备的我暂编55师并迅速地攻占了棠吉，至此，右翼的钳形也完成了。
　　就是说，日军并不是在侦知了我军放弃平满纳会战的消息之后，才把第56师团调过头去攻击东路我军的，而是早在一个月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了。日军的第56师也早已经从同古东进，经掸邦高原，于四月十一日秘密地进入乐可并继续北进后隐蔽在棠吉附近的。
　　其实，从当年来看，日军的这个把戏也是比较容易识破的，当日军在西路和中路和我军进行激战的时候，唯独在东路方向没有什么动作，这种状态早就应该引起我军的注意和警惕，何况东路是我军退路的屏障并只有二个战斗力簿弱的师防守。
　　遗憾的是，日军这个肤浅的声东击西的小计竟然瞒住了我军所有的指挥官和参谋人员以及亚历山大、史迪威等自命不凡的白种军事家。真不知当年的日军指挥官为此雕虫小计的得逞而是何等的快意呵！
　　今天，我认为，我军在缅甸的失败应该由蒋介石、罗卓英、林蔚、杜聿明、肖毅肃以及所有参与决策和指挥的高级将领和高级参谋共同负责。当然，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也脱不了干系。但是主要责任还得由我们中国人自已来负，谁让我们把指挥权交给两个傻冒军校二百五班毕业的外国将军呢！ [ 注：此时此刻，我感到某种遗憾：后人们对于上述诸人的指责是没有力量的，因为这些人早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自已都已经不存在了，还能对什么负责呢？但是如果今后的我国军事家和高级将领们能以此战例中汲取教训的话，九泉之下，蒋介石、罗卓英、林蔚、杜聿明等人也会得到某种平衡了。 ]
　　除了上述的根本原因外，还有在着一些次要的原因。
　　比如，既使我军计划在中路组织会战以聚歼日军时，我军起码应该将一支主力部队（如第5军的任何一个师）派到东路棠吉方向以和暂编55师共同构筑梯次防御阵地以随时抗击日军的进攻和迂回。只有我军的退路方向安全无恙，我军方可以在中路放手大战日军，否则，中路无论打成什么局面，我军的结局都是不好的。
　　还有，当我军第200师在同古坚守了十二天并突围之后，这时，我军统帅部就应该看到日军的实力和火器是优于我军的。连我军最精锐的两个师（第200师、新编22师）都没能抗击住日军的进攻，我军就应该立即从战略上转向守势，（何况西路的英军也节节败退）而不应该再进行什么会战了。就是说，不要再幻想聚歼日军主力了。而应该为我军安排好退路了。这时候（三月三十日－四月十日）我军的最佳方案应该将第200师或是第96师调到东路棠吉和梅苗方向守备，而让新编22师在中路逐次抵抗日军，趁此机会，将腊戍和畹町的大量物质及后勤部队撤回国内。如果当时采取这种方案，虽然不能消灭日军，也不能收复仰光，可是毕竟还能保全大部队和大量的作战物质呵！
　　另外，在四月二十五日，棠吉和腊戍危急期间，我军统帅部应该将云南境内的新编29师调到畹町处布防以准备抵抗由腊戍方向疾进的日军，而不应该将新编29师调到一千公里之外的腊戍去阻挡日军。何况当时腊戍至惠通桥的公路上挤满了撤退中的车辆和难民，何况还缺少汽车输送新编29师到腊戍。于是，新编29师只能一个营、一个营地先后到达腊戍，刚下车，就被日军的快速装甲部队一口一口地吃掉。更何况到达的零散部队缺少重武器和反坦克大炮，新编29师只能是一触即溃了。结果从腊戍到惠通桥一路上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军事抵抗，短短一个星期，日军侵入了六百多公里，先后轻易地占领畹町、芒市、龙陵、八莫、密支那和腾冲等要镇，公路要道一封，我军大部队就只好硬着头皮穿越山高林密水急蚂蝗咬蚊子叫的野人山了。
　　如果当初我新编29师赶到畹町布防阻击日军和话，我新编29师和我腊戍以西的第200师、新编28师就可能东西夹击攻击畹町的日军第56师团，日军第56师团有可能就败走畹町，这样一来，我第200师和新编28师就能从畹町撤退回国，我第5军直属部队和新编22师及第96师也能在五月八日左右从八莫和密支那处回国而不必穿越野人山了。而畹町以东的大量作战物资和华侨难民也不会落入日军的手中了。
　　最后一点，也就是当败局已定的时候，当我军的主力还仍然存在的时候，当杜聿明率领第5军直属部队，新编22师、第96师、新编38师向八莫和密支那转进撤退的时候，五月八日前后，在缅甸的卡萨南印岛附近，杜聿明接到罗卓英的电报（史迪威和罗卓英已经在三天前独自跑到印度），命令杜聿明率领全体部队向英普哈尔以东的温藻撤退到印度去。同时，蒋升石又来电命令杜聿明率部队向密支那、片马转进。这个时候，罗卓英的命令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如果部队向西转向印度，且路途短，又气候良好，部队基本上可以安全撤到印度，不会受到大的损失。而杜聿明将军偏偏却在这次没有听从罗卓英的命令反而听从了蒋介石的不切合实际的命令向密支那和片马转进。（杜聿明明知必须穿越的野人山是死亡之路）可是当杜聿明在五月九日得知日军占领了密支那和八莫之后，仍然不肯听从罗卓英的命令向印度转进。终于，杜聿明率领还有二万七千人的部队踏上了死亡之路。
　　八月初，杜聿明的部队分别到达印度和云南之后仅剩下一万六千余人，而新编38师孙立人师长却没有听从杜聿明的命令而按照史迪威和罗卓英的命令折向西，脱离了杜聿明的部队而于五月下旬到达印度的英帕尔，除少数人掉队和被俘外，全师基本完整。
　　今天来看，当初的杜聿明如果听从了罗卓英的命令向印度转进的话，完全可以避免在雨季穿越野人山的悲剧，部队就可以少损失一万余人。
　　那么，当初的杜聿明为何这么做呢？据杜聿明讲，他是听从了蒋介石命令才这样做的。可是，我在今天追问九泉之下的杜聿明将军，当你在五月九日得知日军占领了密支那和八莫之后.你为何不率领部队折向西向印度撤退而非要向北撤退呢？当你明知道按照蒋介石的命令，部队是无法回到国内的，而按照罗卓英的命令部队是可以撤到印度的，且路途又短，那你为什么不将部队带到印度去呢，就象孙立人师长把新编38师安全带到印度一样？当年你这么做真是为了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吗？当蒋介石命令已经和现实情况发生抵触时，你这么做又是出于什么动因呢？
　　今天，根据推测，杜聿明之所以不听从罗卓英命令（他明知道罗卓英的命令是正确的，切实可行的）很有可能仅仅是因为他对史迪威和罗卓英错误的指挥和专横的独揽大权的态度感到气愤和不满而不愿意跑到印度的英帕尔继续受史、罗二人专横无知的指挥和节制。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奇怪，罗卓英以前的几次命令明明是错误的，杜聿明却去执行，而罗卓英最后一次命令明明是正确的，杜聿明反而偏不执行，而几万名官兵的生命就在这本末倒置的刹那选择间永远地消失了。
　　真不知八年之后，当统帅过八十万大军的杜聿明将军孤单单地一个人蹲在监狱大墙根下无聊地沐浴着“社会主义阳光”的时候，他有没有为自已八年前的那次撤退途中错误的选择而感到内疚过？
　　而那丢命于野人山中的一万一千名第5军的官兵们呢，他们要是知道了自已的死亡仅仅是因为杜长官和罗长官呕气的缘故，他们会做何感想呢？他们的尸骨至今还暴露于异国的山林之中，风吹雨打五十三年，而无人掩埋，他们的魂灵能得到安息吗？
　　一种深深的悲哀涌上我的心头……
　　为什么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总是灾难深重，总是死亡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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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第一次远征印缅战役（五）
　　代结束语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日，退入印度的我军新编38师和新编22师经过一年多的整训补充，用先进的美国装备武装起来，在美国空军的大力支援下，向缅甸的日军发起了大反攻！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一日，退入云南的我军经过整训和补充，在美国空军大力支援下，强渡怒江，向滇西的日军发起了大反攻！
　　一九四四年八月五日，中国军队攻占了密支那。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中国军队攻占畹町。
　　一九四五年三月八日，中国军队新编38师胜利攻占腊戍。
　　我军在大反攻中，共消灭日军四万八千五百人。
　　把自已的忠骨留在异邦国土上的六万名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的将士们─
　　我向你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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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最后的军事总结（一）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52年了，尽管我们的国家凭借美国人在太平洋战场彻底地摧毁了日本的战争机器而取得了战胜国的地位， [ 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凶猛而强大的日本军队之所以在最后战败投降，主要是由于美国更加强大的海、陆、空军在太平洋地区对其毁灭性的打击。如果美国不介入，中国的抗战将更加的艰苦和漫长，这一点今天的许多中国人都是不知道的。几十年来，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对于那场战争的认识始终是接受传统史学观点的教化和影响而陷入了巨大的历史误区之中。 ] 但是，不能否认，在八年的战争中，尤其是在国民党负责的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遭到了许多次的失败。今天，可以看到，历次失败的战役固然是由于日军拥有绝对优势的装备，但是另一个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原因却是国民党统帅部屡次错误的战略布署。而在这种错误的战略指导下，无论下层官兵是如何的勇敢和牺牲，都是无法取得胜利的。
　　今天，通过对于这些战役的具体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明确的说，国民党统帅部历次错误的战略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具体的讲，在淞沪战场，本来可以不伤亡40万人；在南京战役，本来可以不伤亡10万人；甚至不被日军屠杀30万人；在第一次印缅战役，本来可以不死亡6万人，在武汉会战中，本来可以在外围地区聚歼某一路日军从而守住武汉。而根据今天披露的中日双方原始史料来进行进一步大胆推测的话，如果国民党不在淞沪地区主动进攻驻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很有可能，日军的进攻只能放在华北方向。而当国民党军队利用山西的天险和黄河的天险将日军的进攻阻挡于黄河以北的华北地区，也很有可能，在一个时期内，甚至于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可以避免日军的铁蹄践踏我国的中原以及上海、南京等长江中下游地区。真是这样的话，我们民族将会避免一场巨大的战争灾难。
　　我们还是具体的探讨一下当年国民党的统帅部及其军队所存在的几种战略失误和弊病，以供今天的人们参考。
　　第一、关于在淞沪地区主动进攻日军海军陆战队的问题
　　今天，我们知道了，“八.一三”淞沪战役是由于国民党军队主动打击驻扎在上海日军海军陆战队而引起发生的，并扩大到了后来的规模。那么，如果国民党统帅部不作出这个主动进攻的战略布署而只在华北地区抗击日军的进攻的话，这个淞沪战役是否能得到避免呢？又是否可以在一个时期内不发生呢？
　　今天来看，上述二个假没很可能成为事实。
　　为了证实这二个假设，我们仅从纯军事战略的角度来论述。
　　今天，我们从战后日本防卫厅披露的各种原始史料中得知，日本大本营和日军参谋本部在芦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根据战略方面的考虑，决定只对中国的平津和华北方向使用较大规模的兵力以一举打击此地区的中国军队，而在原则上不对华中和华南地区用兵。
　　请看当年日本的有关史料记载。
　　日，日本的参谋本部与军令部之间签署以下的陆海军协定，现摘要如下。
　　一、作战指导方针
　　1．力求将作战地域限定于平津地区，在华中、华南原则上不行使武力。
　　但不得已时，应于青岛，上海附近保护侨民。
　　2．对华中、华南方面，主要由海军负责警戒。
　　3．在华中、华南情况恶化需要保护帝国侨民时，仅限于青岛及上海附近，由陆海军的必要兵力协同担当之。
　　7月18日，经参谋本部第一部长批准，作战课长关于动员派兵的构想要点如下：
　　一、目的
　　安定平津地区，讨伐华北之中国军，作战范围尽量限定在华北地区。
　　但依据情况，应预计有转向对华全面作战之可能。对华中、华南应极力回避使用兵力。
　　二、动员及集中
　　决定在7月19、20日间，动员以国内三个师团为基干之兵力，集中于华北，并于8月下旬集中完毕。
　　三、作战
　　待集中后，一举击溃中国军，并占领保定，独流镇以北。不考虑山东作战，根据情况，可向青岛及上海派遣部份兵力。此项作战，应限定于保护侨民及占领机场。
　　但应尽量避免向上海派兵。
　　出兵上海经过
　　陆军方面虽然希望事变局限于华北，但7月中旬以后，上海对日气氛逐渐恶化，进入8月更加骚乱。
　　国民政府由去年末即违反1932年的上海事变停战协定，使非武装地带要塞化并配置军队，事变发生后上海周围中国军队的集中更为显著，进入8月以来，伪装成保安队的中央军连夜在闸北方面演习，加剧了不安气氛，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于6日指示日侨退入租界。当天，上海警备司令张治中对管区官兵训示：“以彻底之长期抗战歼灭日军，目前乃最好时机。据专家估计，日本的作战仅能维持六个月。”这一天，日本政府向长江流域的全体日侨发布了撤退命令。
　　参谋本部力图使出兵仅限于华北，不扩及上海、青岛，但8月9日发生了大山勇夫海军中尉被中国保安队枪杀事件。第3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中将要求南京政府撤走停战协定区域内的中国军队及军事设施。在10日的内阁会议上，海相米内光正大将说明上海方面情况后提出，虽须查明真相，进行了妥善处理，但在当前希望陆军做好动员准备。杉山陆相对此表示同意，内阁会议再次确认就地保护侨民的方针，并同意陆军做好派兵准备。
　　8月11日以后，上海局势急遽恶化。首先是中国方面拒绝我第3舰队司令长官就大山事件所提出的要求，公然向上海集中军队，12日其兵力已有中央直系3万及其他2万名。我陆战队仅有4000名，当夜进行了紧急戒备。13日我陆战队同中国军队终于发生冲突，14日受到优势中国军队包围攻击。局势发展到了双方空军相互反复轰炸的地步。
　　杉山陆相于10日阁议同意陆军部队动员出兵原则后，遂将中岛总务部长及石原第一部长召至官邸告以上述情节。石原少将坚持出兵仅限于华北不扩及青岛、上海的方针，主张“陆军不能出兵，上海侨民可由海军保护”。但是考虑陆相的颜面，决定派遣最小限度的兵力保护侨民。但极力反对向上海前方进攻或积极攻取南京。当时梅津次官也在座，他和石原部长的意见大致相同，于是决定向上海派遣两个师团。
　　以上的原始史料均摘自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著的权威性史书《大本营陆军部》中的有关章节。
　　从此部史书中可以了解到战争初期，日本之所以屡次做出这个战略决策，其原因有三个，一个原因是由于在日本政界和军界中，许多人都狂热地认为中国政府软弱涣散不堪一击，只要强大的日军大举用兵于华北并攻占华北及平津地区，中国政府就会在经济上屈服并寻求妥协，从而日本便会轻易地实现梦想多年并暗中实施多年的而仍未实现的“华北五省自治”或是更高的梦想目标“日满华一体”，以彻底实现历届日本政府寻求已久的中国殖民化目标。另一个原因则是由于英美两国在华中和华南地区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为了避免与英美等国发生冲突，原则上不对华中、华南用兵。还有一个原因便是由于日本的第一号假想敌人为苏联，为了时刻做好与苏联的战争，在将来不分散兵力以用兵于远东地区，而只将进攻方向和主要兵力，用于华北地区。
　　所以，在战争初期，日本大本营将进攻的主要方向和主要兵力均放在了华北地区，企图在这一地区一举击溃中国军队以压迫国民政府举手求和进而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各项苛刻的条件。
　　在这期间，日军共动用了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的几个旅团加上增援而来的三个师团，主力攻占平津之后，沿平汉路和津浦路南下以在河北平原与中国军队决战，另一部兵力为了消除南下日军后背方向的威胁，向察哈尔及南口地区攻击前进，并在南口地区与汤恩伯的军队展开激烈的战斗。
　　可以说，日本大本营做出的这个只在华北方向用兵的战略是一个谨慎的战略，而这个谨慎的战略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一个极为有利的事情了。一是可以调集大军充分利用山西天险阻止日军的进攻，只要不丢掉山西，中国军队就可以将重兵屯集于这里以居高临下的态势随时出击以攻击河北平原处日军的侧翼和后路；二是可以利用黄河天险将河北平原的日军挡于黄河以北；三是可以将日军的兵力吸引到华北使其无法抽兵从上海登陆攻占华中及首都南京，以尽量避免这一富庶地区沦陷；四是可以避免劣势的中国军队陷入两线作战而专心地从外线抗击日军的进攻。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统帅部竟然扔掉了这个有利机会，反而集结主力主动地打击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以至引火烧身地过早地将日军主力和日本大本营的进攻方向吸引到了上海方向。而日军一旦将其主力兵力投入到上海并取得胜利之后便自然地不可遏制地向南京攻击，尔后，在短短的四个月中就失掉了上海、苏州、无锡、南京这个中国最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并接下来又失去了徐淮平原和津浦铁路，再后来又失掉了武汉及长江中下游地区。
　　今天来看，国民党统帅部这个在上海主动打击日军海军陆战队的战略布署意外的导致了一个本来可能避免的恶果，而这个战略失误则是八年抗战中最大的、最根本性的失误。如果不出现这个失误的话，抗日战争的过程和结局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 注：当然国民党当时并不知道日军的战略计划，但是，却也不能轻率地主动攻击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 ]
　　即使是中国军队拔除了上海日军海军陆战队这个桥头堡，拥有强大海空军的日军绝不会扔掉4000余名官兵而不管的。日军照样会大举登陆进行报复性进攻的。
　　另外，据后来披露，当国民党统帅部发现日军大举增兵上海之后，便决定趁机将日军的主力吸引调到华中地区，以利用湖沼水网地形将日军的机械化部队阻止于这一地区，从而逼迫日军早日结束战争。而若任使日军的主力使用于河北平原的话，则中原也保不住。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双方主力在淞沪地区的大会战。其结果，日军的机械化非但没有被限制住，反而辗压过所有湖沼水网及40万中国官兵的躯体而一举攻占了首都南京。
　　如果国民党统帅部不去主动打击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很有可能，在一个时期中，甚至在整个战争中，日军也不会对上海和华中地区用兵，而只将主要进攻方向和兵力用于华北战场。这样的话，国民党统帅部就可以将后来投入到淞沪战场的70余个师（这些师大部份在淞沪战场中补充了三、四次，其兵员共达到100余万之多。）抽调40个师用于华北战场。其中20个师用于山西的忻口和娘子关方向。另20个师用于河北平汉路方向，配合原有的兵力倚托山西的天险和漳河，黄河天险将日军的进攻阻止于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地区。这样，在华北战场上共有中国军队110余万兵力，面对如此强大兵力的抵抗，日军也会将后来用于华中的9个师团兵力加上后来用于华北的7个师团兵力共16个师团的兵力用于华北战场西攻山西南击黄河。而在华北地区，受地形限制，日军的海军失去了作用，坦克和炮兵在山西天险之下也会失去应有的效力，这样，中国军队就不会出现后来在淞沪地区那样巨大的伤亡并能利用天险将日军的优势进攻阻挡住进而将日军拖入它最不愿意的长期消耗战的态势之中。
　　而当华北战场僵持的同时，国民党就可以将另外的30个师成纵深配备倚托吴福、锡澄二处国防工事随时准备抗击日军的大规模兵力从上海登陆向华中作深入进攻。同时，第五战区李宗仁的20万大军仍然可以部署在徐州以北处，左路出击可以增援据守黄河的韩复榘部队，右路出击可以打击从青岛、海州登陆以打击据守黄河南岸的中国军队背部的日军突击兵力。而国民党仍然可以趁此僵持的时机将余下的50万兵力部署到西安、洛阳、郑州一线，即可以增援山西战场，又可以做二线防御守备，防止日军越黄河南下武汉或西取西安。同时也可以在内地扩编军队，训练士兵，积存物资，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
　　请想一下，在中国军队上述的战略布署面前，日本大本营将会如何对待呢？
　　继续推测下去，很可能，当日军的主力40万人陷入华北战场之时，它就不太可能以另外几十万兵力从上海登陆去进攻倚托国防工事而节节抵抗的中国军队了。因为日本的兵力有限。在战争第一年，日本只有24个常备师团，其中将16个用于中国战场，余下的师团防守东北以抵御苏联的随时进攻，日本本土还留一个师团为预备队。就是说，日本已经将最大的兵力用于中国战场了，起码在半年之内，它无力组建成新的十个以上的师团从上海处向中国内地作战略性进攻了。 [ 注：尽管在后来的1939年末日军在华兵力增至到合计换算为35个师团的数目，可是这35个师团的兵力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兵力为锐利的突击部队，余下的一半仅为守备队。就是说，即便战争第一年日军的兵力达到35个师团的数目，它也不太可能同时在遥远的两处发动大规模战略性进攻。按照常规，这个数目兵力─突击兵力只有一半─只能在一处发动战略性进攻，另一处只能取守势作战。 ]
　　而根据上述的推测，在一个时期内，甚至在整个战争中，日军很可能不会抽调兵力从上海处进攻于中国的内地了。当然，中国军队也不会在此不利的地区伤亡40万人了，长江下游各重要地区及城市也不会过早地丢失了。
　　我们再来推测当华北战场呈僵持局势时可能发生的情况。
　　山西境内的中国军队分别据守于忻口和娘子关二处，倚托天险将日军阻止于关下。根据后来的在忻口和娘子关发生的情况来看，忻口处的中国军队守住了阵地，而娘子关处的中国军队也守住了娘子关阵地。只是后来此处的日军见久攻不下。便分兵迂回到右翼的平定、昔阳处进行侧翼攻击，而此时此处的中国军队力量稀少，后续增援部队又是一点一点地投入战斗，结果日军进攻得手，直指阳泉，导致娘子关失守。而忻口处的中国军队害怕被由阳泉而来的日军断了后路，只好弃阵地而走，败退晋西和晋西南，最后山西被占。这样，中国军队就失去了这个难以攻破的天险要地并失去了居高临下威胁河北平原日军侧翼及后路的良好的屯兵之地。从而日军就可以无顾忌地从河北平原沿平汉路和津浦路跨过黄河向中原进兵了。
　　而山西的失守是由于娘子关的失守导致的，如果国民党统帅部不在淞沪地区与日军主动作战的话，则可以将20个师抽调到忻口和娘子关方向，倚托天险据守住娘子关，进而据守住山西，而只要日军不攻下山西，不占领山西，不扫除山西境内的中国军队40万主力，那么，山西天险之下的日军主力是轻易不敢置侧翼和后背而不顾强渡黄河天险进攻中原以及内地武汉的。当然，也就不会发生如战后许多国民党人士所说的什么日军南下武汉切断国民政府加上几十万大军的退归四川后路之类的评语了。
　　道理很简单，稍有军事常识的人一看地图就会明白，在40万大军居高临下屯兵山西境内之时，河北平原的日军，尤其是平汉路方向的日军轻易不会强渡黄河天险闯过数千里路途而南下攻取武汉的。因为日军明白，山西境内的40万大军随时会从关上轰然而下切断平汉路和津浦路进而卡断日军进攻部队的后勤供应线和退却之路的。甚至可能会从平型关杀出来一举攻占平津地区堵住日军退往关外的路口。而关外的数个师团又受苏联的牵制而不敢进关援助。
　　而聪明的日军更不会采取如李宗仁在战后回忆录中为日军设计的最佳进攻中国的战略方案进行什么：
　　如果芦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30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城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等到大势之去，纵使我们极端主战派也只好箝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日之七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州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
　　为什么日军不会采取和实施李宗仁先生在战后沐浴着温暖的美国阳光呷着浓重的中国茶为日军精心勾划的百战百胜的甚至能改变二战结局的最佳进攻中国的战略方案呢？道理也很简单，一是因为日本的头号敌人为强大的苏联，日苏双方始终陈兵百万对峙于远东地区，并随时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而苏联的军事实力要超过日本；二是因为日军进攻中国的所有大规模战略进攻都是沿着主要交通线，即铁路或是长江线而进行的。日军深知，深入中国作战，切不可离开铁路和长江线，否则，后勤保障断了不说，连退却回转都是不可能的，而深入异国的日军大兵团一旦断了后勤保障，坦克大炮都会变成一堆废铁而只好陷入武装起来的中国军民的汪洋大海之中而全体剖腹陈尸他乡了。
　　所以，日军是绝对不会进行什么攻兰州，取西安，越秦岭、下成都、克重庆之类的最佳战略进攻的。更不会倾30个师团的兵力于苏联的威胁和陈兵百万之不顾而大举进攻万里奔袭，跋涉无数山川大河去攻打中国的西南内地的。
　　所以，当中国军队在山西据险而守日军久攻不下的时候，华北战场就可能会发展成为双方对峙的僵持局面。而一旦出现了这种僵持局面，兵力不足加上对苏对美的关系，又由于第三国的调停，日本政府可能就会同中国政府寻求谈判议和，如后来日军攻打首都南京城下时由德国大使调停一样。那次，本来中国政府原则上已经同意了日本政府提出的四项条件，和平解决已经在望，只是由于日军突然过早的攻下了首都南京、利令至昏的日本政府又追加了几项条件，中国政府在犹豫考虑询问之间，狂妄的日本政府便发表了近卫第一次声明，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从而关闭了双方公开接触的大门。
　　根据这个情况来看，如果双方不是在南京城下而是华北战场僵持时寻求谈判的话，倒可能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前提下达到谈判协议，从而结束这场战争。
　　这样，这场战争将会被中国军队阻止于黄河以北的华北地区，黄河以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则可以避免战争的浩劫了。
　　如果双方不愿谈判或谈判不成的话，则可能在华北演变为一场长期的攻防战，而当没有结果的攻防战持续到1939年秋季的时候。在欧洲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可能会将主要注意力和战略眼光投向苏联以及英美的太平洋地区，如同后来出现的南进北进的争论情况一样，随着欧洲形势的发展，日本政府就可能不会在华北战场之外继续扩大战场而准备将其主要兵力投于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