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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要回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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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悬赏:&收 刀 入 鞘——吕代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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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刀 入 鞘——吕代豪
收 刀 入 鞘
吕代豪第一章&& 木栅大械斗&&&& 一九七二年，我十八岁，读台北木栅私立东山高中二年级。那一天，我一走进政治大学对面的那个餐厅「小天地」，小政大帮的「柳点」（老大的意思）一看见我，马上笑逐颜开地站起来，请我坐下。然后他点了几个菜，要了些酒。&　　「有件事要请老兄帮个忙。」他收敛了笑容，很严肃地对我说。　　「什么忙？只要办得到，绝无问题。」&　　「我们和蓝鹰帮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他呷了一口酒说：「他们欺人太甚了，居然想要侵犯我们的地盘。前几天，我刚和他们的『柳点』谈过了，决定三天以后，在政大后面操场上举行谈判，如果谈不成就要动干戈！」
　　血雨欲来怒满膛　　&&& 木栅政治大学旁边有座道南桥，桥的北面是小政大帮的势力范围，南边是蓝鹰帮的地盘。&　 自从台湾经济日渐繁荣以来，黑社会的势力也一天天地庞大。大都市里面，到处帮会林立，犹如雨后春笋。彼此之间为了争夺地盘，时有打斗的事情发生。小政大帮和蓝鹰帮，因为地盘接近，也经常闹这些问题。这些帮派主要的收入，就是在他们的地盘里面，向商店和餐馆勒索保护费。　　当时我在私立东山中学读高中，由于同学游晓杨的介绍，和小政大帮一些人有了交往，常常在一起混。因为我一向好勇斗狠，又是跆拳二段，打架是我的嗜好，所以时常拔刀相助，帮他们解决了很多问题。&　　「照你看来，谈妥的机会大不大？」我问他。　　他噘着嘴，摇摇头说：「他们是不会让步的，我们更不会。」&　　「看来是非打不可了？」　　「唔！」他把头点了几下。&　　「你们有多少人马？」我问他。　　「这就是我找你帮忙的原因。我们只有二十几个人，他们却有三十多个，而且个个心狠手辣。你能不能帮我调些人手？我们的实力并不比他们差，只是人少了一点。」&　　听他这么一说，我全身热血沸腾，心想又有扁拖（即打架）的机会了。我的拳头是三天不打人就会发痒的，何况这次是真刀真枪的大械斗，更引发我潜在嗜杀的凶性。于是我不加考虑，一口答应。　　朋友中和我一样喜欢打架的也很多，我很容易地找到了十位。于是开始准备武器。我们弄到八把武士刀（这种刀多半都是日据时期日本军人所遗留下来的，在台湾还有很多），再加上扫刀、番刀、扁钻、标枪等等。我们怕武器不够，又去后山砍了五、六枝约七、八公尺长的竹子，把一头削尖，这种武器要比武士刀更厉害，对方还没有走近，就可以把对方刺倒，而且不需要花钱。
　　血影刀光 杀！杀！杀！&　　第三天，一九七二年一天晚上，天色渐渐暗下来，我们这批兄弟很早就来到堤防，四处埋伏，严阵以待。晚上八点钟，双方人马到齐，气势汹汹，大战一触即发。我一心只想快点冲上去，却没想到这次与普通的打斗不一样。以前最多是把人痛扁一顿，这次却出动了武士刀、扁钻、标枪和竹尖一类的武器，足能致人于死地。　　当晚月黑风高，只模模糊糊地看见对面人影幢幢，来了三十多个，双方人数相等。我们先上去几个和他们谈判，其它人则埋伏在堤防后面。双方老大只谈了不到十分钟，就各自退回来。谈判正式破裂。突然一声喊「杀」，立刻短兵相接。我们由堤防后面扑到他们背后。他们措手不及，腹背受敌，立刻阵脚大乱，被我们杀得落花流水。我穷凶恶极地挥动武士刀，见人就砍。蓝鹰帮的人有的被砍倒在地，有的被砖头砸破了头，有的被刺得鲜血淋漓，眼看就要全军覆没了。我们越杀越起劲，差不多打了七、八分钟，远远地传来一阵「呜……呜……」的警笛声，大概已经有人去报警了。我们马上四散逃窜，剩下许多人倒在血泊中，不住地呻吟。&　我回到宿舍，一身都沾满血渍，像是刚由屠宰场里出来一样。这时候我才开始想到事情的严重性。那么多人被砍伤，很可能有的已经死了，这岂不是个杀人案吗？我常听人说，杀人是要被枪毙的，至少也得判个无期徒刑！天哪！这可怎么办？我怕去坐牢，更怕被枪毙。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我匆匆忙忙，将沾满血渍的衣服丢到一个隐密的角落，收拾随身行李，跑到过去一起混的一位朋友家去过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我战战兢兢地打开报纸，在地方版上看到几个怵目惊心的大字：「木栅政大凉亭血案」，小字是「五、六人被砍重伤，生命垂危，主嫌犯在逃，有数人被捕」。我吓得魂飞天外，不敢再到学校去上课，连家都不敢回。后来得知小政大帮有些人被逮捕，在警察局里供出参与犯案的人名，我的名字也在里面。我已经成为通缉犯了，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读书，开始了暗无天日的黑道生涯。
&第二章& 步步沉沦&人小鬼大　　&&& 一九五四年八月三十日，我出生在台湾省新竹县新丰乡的一个村子。父亲是位军人。当我出生的时候，他是个连长，黄埔军校十九期出身；小学时，父亲升了副团长，后来又到陆军总部任职。因为他上班地方在台北，我们家在新竹乡下，坐车要三、四个小时，所以他只能每个星期六回来，星期天又要赶回去。我排行老二，有一个姊姊、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小时候，父亲管得很严，逼着我得读书和背书；凡是学校里的功课，国文、历史、地理，凡是重要的部分，每一课都要我背。父亲每一次星期六回家，就交代我一些功课，要我下星期背。到了下个周末，他回家来，就要我背给他听。那时候我很贪玩，怎么背得了那么多的功课？　　&&& 记得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他回来，要我背历史课本上很长的一课，我没能背得出来。他很生气，叫我一定要背熟了，才许我去睡。那时候已经十点多钟，全家都已入睡了，就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背书。因为太倦的缘故，我便靠在沙发上打瞌睡，三点钟父亲从床上爬起来，一个巴掌把我打醒了。「叫你坐着背，你不好好地背，你给我跪着背！」&　　于是我就跪在地上背，一面背一面哭，心里万分地痛恨父亲。但是最后我发觉哭也要背，笑也要背，无论怎么样，还是要背；所以我只有面对现实，抹干了眼泪拚命地背，到后来总算是把书背好了。　　「爸爸，我会背了。」我走到父亲床前，把他摇醒说。&　　「你背吧。」父亲睁开眼睛说。　　他就看著书，我背给他听，这时候天都快亮了。&　　我的小学生活，就是在父亲严格管教之下捱过去的。父亲虽然对我是那么严格，母亲却相当地放任我。父亲对我很严格，可是他每个星期只回家一次，在家里的时间，只有一天半；母亲则很少管教我，我要去哪里，她多半不过问。于是我就在父亲没有回来之前，把该背的全都背好了，待他回来之后应付他一下。　　父亲一不在家，我就和附近一带的小孩子成群结党地混在一起，由我带头，在外边打架、偷东西、摘别人家的水果、挖别人的地瓜吃、跑到海边去游泳。&　　父亲和母亲在感情上很不融洽，每次父亲回家，母亲都在外面打麻将，很少管家务；在这种环境里面长大，使得我性情暴烈，喜欢打架。母亲并不反对我和别人打架，她要我打赢了才回家，打输了不要回来；这么一来，我便养成了个人英雄主义。
　　横行乡里　　小学毕业后，我们举家迁来台北住在五股乡的陆光一村，这是个眷村。我也考上了第一志愿三重中学，那个学校离我家有六、七公里的路程，每天要搭公路局客运去上课。&　　这时父亲由陆军退役，和别人合伙开办一家电影公司；拍片工作忙碌，全省各地都要跑，所以他很少回家。我真正学坏也就是从初中开始的，小时候不懂事，坏还有个限度；年龄一大，就更深陷淤泥了。　　我在初中时，每天和村中的一个「大哥」（外号叫小六子）混在一起，他大我十多岁，是学中国功夫虎拳的，每次看他打拳都是虎虎生风，痛快有劲，教人羡慕极了。我每天和他在村子后面的空地上学打拳，学得很起劲，而且进步得很快。&　　那时候，我们村子里有八百户人家，是全台湾数一数二的大眷村；村子里小孩子很多，我便组织了一个小帮派，成员有三、四十个，我自己当老大，天天在学校里找人麻烦、打架闹事。我们中间有谁被欺侮，我便在学校门口拦住那个欺侮他的人，给他一顿教训。　　我所组成的这个帮派叫「虎威帮」，我身边还有两个护卫。那时候我们制造了一种玩具弹簧枪，把前端有铁尖的小杆子放在枪管里，可以伤人的，这就是我们的武器；那两个护卫每天挂在身上，村子里的小孩子都敢怒不敢言。&　　我们村子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池塘，水很浅；夏天，孩子们都喜欢到那池塘里游水。　　有一次，我带着两个护卫去游泳，池子里的人一看到我来，都各自跑开了，我们很得意！可是有个初二学生仍然留在池塘里，原来他是外地来的，不认识我们，我也没有见过他。&　　到了岸边，看他还不走开，我就命令一个护卫去对他说：「快上来！我们老大要游泳。」　　他朝我们瞪了一眼说：「我为什么要上去？」&　　我马上使了一个眼色给一个护卫，名叫王银靖。他跳下池塘去，拿着玩具枪对着那个孩子。我原本只是想吓吓他而已，就对王银靖说了一句暗语：「克切！」意思是叫他不要动手。　　谁知道王银靖听错了我的话，就朝着那个孩子一枪射过去。玩具枪的威力虽然不大，可是距离那个孩子不到一公尺，加上木杆前端有铁尖头，一下子就插进他的喉咙，立刻血流如注。我大吃一惊，马上跳进池塘，将那木杆从那孩子颈上拔出来；后来他被送到医院去，还好不怎么严重。父亲回家后，当然把我痛打了一顿。
　　转学到新庄&　　我在三重中学读书，因为老是闹事情，每次父亲回来，我总是要挨打挨骂；我在家里待不下去，就决定和两个不喜欢念书的同学离家出走。在没有出走之前，先写了一封告别书给父亲，叙述我离家原因，洋洋几大张，写得言语恳切，痛快淋漓；没有想到我还没有离开家，告别书就被弟弟、妹妹发现了，结果跑去告密，我又被父亲痛打一顿。后来我还是离家出走了，但三周后又被抓回来。由于已经有好多天没有上课，学校不肯让我继续就读，父亲跑去再三地交涉，学校说，我已经不适合在三重中学，建议我改变一下环境。他们发给我转学证书，于是爸爸安排我转到新庄中学的二年十一班，这一班是专门收转学生的。这里的转学生，都是在其它学校调皮捣蛋而被退学的学生，没有几个人是真正来读书的。因为我们不被其它班级的人接纳，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小团体，专门去对付其它班级的人。　　将到初中毕业考试的时候，家人问我对将来有些什么计划，我能有什么计划？除了打架和闹事，以及满脑子的英雄主义，我没有什么计划。于是父亲要我去从军，就报考陆军官校的预备学生班。父亲送我去陆军官校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没时间管教我；他认为军校严格，一定可以把我管得服服帖帖。
　　抗命专家&　　我在一九六九年进入凤山陆军官校预备学生班。我很高兴能够离开家，一个人出来闯天下，再也不必每天看父亲严厉的脸色，人生没有比这更令人愉快的事了。我就读预备学生班第十四期。每天上课，锻炼身体，教授战术和跆拳；我对别的都没多大兴趣，只是对跆拳情有独锺，每天一下课就在操场上苦练，并且在健身房里打沙袋、砍砖头。于是我的跆拳进步得很快，一级级地节节上升；到了二年级时，已经升到初段了。　　陆军官校位于高雄凤山，校区广大，一共分为三个区。第一区是正期学生班，和学生指挥部，简称为学指部，由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学生所组成。第二区是预备学生班，毕业之后直升正期班。第三区是专修学生班，他们都是高中毕业生，只读一年就可以毕业，出来就是少尉。我们呢，却要在预备班念三年，正期班念四年，才能够毕业，似乎有点不公平；所以彼此处得很不好，时常有事情发生。　　我刚进官校时，学校规定不准抽烟，抽烟的人要受处罚；可是，我们中间大多数的人都喜欢抽烟。陆军官校注重学长制，就是学弟见到学长，一律要敬礼并且要服从。学长可以处罚我们，我们却不能申辩，一天到晚喊出「合理是训练，不合理是磨炼」之类的口号，和美国的西点军校类似。我虽然喜好暴力，但是一开始由于势孤力单，也发不出威力来，老被人当病猫。于是我就交一些朋友，成立一个小团体，如果学长处罚我们，我们就约他们到黄埔湖边去决斗。因此许多人都知道吕代豪是最会抗命的人，我的名气也就一天天地响亮了。&　　每天晚饭后，我常常和两位同期的好朋友去校区南方大广场上聊天、吸烟。每次去那里，都发现有不少不同年级的同学，围成一个圆圈，席地而坐，人数约十五个上下，不知道是在做些什么。最初我们也不去注意，过了一个月，我有点好奇，就走过去听听他们在谈些什么。他们都低着头，一直喊着「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我不懂，但「阿们」至少我听过，原来他们是在祷告。那时候我对基督教的团契一点都不了解，总觉得他们吃撑了没事干，无聊得很。
&& 有架打啦！　　&&& 在军校里，每次放假回家，就和邻居少年们在一起打弹子、打麻将、打架闹事，因为我觉得在军校里学跆拳，不找几个人来练一练，未免太可惜了。&　　有一天，我的弟弟子英突然哭哭啼啼地回来找我，一个眼睛是肿的，有很大的瘀青，把我吓了一跳。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打篮球时，村子里一个年龄和我相仿叫何正中的和他抢球，发生争执，就一拳把他打倒在地。我马上带弟弟去篮球场，何正中还在那里打球，我二话不说，把他抓到一边，一个过肩摔把他摔倒在地上，然后用脚踩他的脸，踩得血都喷出来。他的父亲也是军人，晚上带他到我家里兴师问罪。我一看见他们来，就由后门溜出去。　　他父亲对我父亲说：「你看看，你儿子把我儿子打成这个样子！」&　结果我被父亲痛骂一顿，但我是「左耳进，右耳出」，丝毫不起作用。　　&&& 这时候我已经长大了，所以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打我。我连打都不怕，骂几句又算得了什么，所以仍然一天到晚和人打架。　　有一次，正好中华少棒队在美国威廉波特和洋人争夺冠军，人人都熬夜看电视。那天晚上，突然有人来说：「有架打啦！有架打啦！」我一听就眉飞色舞，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在我们村子里有个益大纺织厂；厂里的工人从我们村子带了十几个女孩子，要到村后的山上去。我想这还了得，叫了八、九个人追上去。那时已经是午夜十二点多，我们趁他们不防备的时候，一窝蜂地冲到他们前面，拿棍子、木板、石头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他们有人连滚带爬跑下山打电话报警，我们早就溜之大吉。茫茫黑夜里，他们也看不出来我们是谁。像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警察局对我很头痛。但是我是军校学生，他们也拿我没办法。在我二年级读完要升三年级的时候，因为在军校里结群打架，考试又作弊，军校也没有办法留我了。
　　辗转各校　　&&& 于是我收拾行李，回家吃自己，父亲气得不再理我。因为我是被学校勒令退学出来的，所以没有军校的学籍，要上高中就必须重考。很幸运，我还有些底子，在没有准备的情形下，居然考取了省立板桥中学，就读高中一年十三班。我去那里不久，就影响了很多同学；我招收了十六个要好的同学，组成一个帮派，势力很大，耀武扬威，谁也不敢碰我们。有一次举办了拳击比赛，高一、高二、高三的同学都前来参加；我打遍全校，没有遇到一个敌手，得意忘形，不可一世。&　　我在板桥中学还没读完第二个学期，就已经记了两个大过、两个小过和两个警告，再一个警告，就要被开除了。我看情形不对，就转到木栅的私立东山中学去；这是个新成立不久的高中，我去时已经是二年级。　　到了那里，开始的头几个月我还很安分守己；后来又有一个学生转学进来，他很沉默寡言，我有点好奇，打听一下，才知道他是从师大附中转来的。我想，师大附中那么好，他为什么会转过来呢？第二天下课，我去找他谈谈，原来我们也扯得上一点关系。&　　在师大附中，他有一个好朋友，名叫戴嘉龙，是我的结拜兄弟。当戴嘉龙知道他要转学来东山的时候，就把他介绍给我，请我照顾。这位同学叫邹鼎，长得很清秀，脑筋灵活，聪明绝顶，我们特别谈得来。除了他以外，我又认识了几个人，其中一个叫游晓杨，家住木栅，是当地有名的小政大帮的成员。　　木栅离我们家比较远，必须住校；可是我不愿意住校，觉得太受拘束，就在政治大学旁边找房子住。因为游晓杨的关系，我和小政大帮也有联系。那时候，我的跆拳已由初段升为二段了，当时国内跆拳还不怎么盛行，所以二段的很少，我可以说很少遇见对手。晓杨将我介绍给他们的柳点（老大），我们谈得很投机，这就是木栅政大凉亭大血案的起源。
&第三章& 监狱风云&正式进入黑社会　　一九七二年，高二没念完，我就跟学校说再见，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在正规教育体制下读书了。不但和学校说再见，就连家里都无法再待下去；我开始过流亡的生活，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并不需要什么一技之长，所需要的，就是我所学的跆拳和一股好勇斗狠的凶劲。　　我跑到飞鹰帮的老大青龙家里去住，正式拜堂成为飞鹰帮的一员，他们安排我在中山北路一家厦门酒吧里当保镖。飞鹰帮在罗斯福路、中山北路、民权东路、敦化南路都有大赌场。开始的时候，他们每个月从赌场里拿些钱给我；因为我花钱花得快，这点钱不够我花，于是他们就派我出去要赌债。要赌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要心狠手辣。　　在赌场里赌博的人，都是些大商家和生意人，他们去赌场赌博，目的是想捞本。可是赌场并不是个捞钱的地方，只是个丢钱的地方；往往一个晚上就会有数百万的输赢，本没有捞到，反欠了一身的赌债。他们输了钱，手头上不会有那么多现款，就开出支票；这些人回去之后，往往越想越气，认为输钱是有人在搞鬼诈骗，所以开出来的支票经常有空头不能兑现的。　　开赌场在台湾是违法的，所以也不能照一般法律上的手续，去向他们要债；但是赌场老板也自有一套办法，教你赖也赖不掉。他们会派三、五个人，拿着这些票子，去那些人的公司或家里向他们要。我们并不直接追到他们家里面，因为怕他们去报警，告我们勒索或抢劫。我们多半是躲在那个人家附近，有时要等上一天，因为对方会想尽办法躲我们；当看见他回来，就把他带到车上或山上，逼他还钱。他若推拖没有钱，我们就一拳打在他肚子上，或在他腿上刺一、两刀，吓得他跪地求饶，立刻设法还钱来。　　通常一百二十万的债，能要得到七、八成就算不错了，这样大约有九十多万左右。在九十多万当中，赌场老板可以拿六成，我们拿四成，每人可以分到六、七万。一天只要能要到一笔债，就吃喝不尽了。无怪乎黑社会的人，许多开名牌汽车、戴劳力士表、出入夜总会和酒家。我那时候还没有坐过牢，不知道犯法的严重性；心在想，反正已经是个通缉犯，再多犯一、两个案子，也没有关系。所以我在青龙手下那段时间，可以说是穷凶恶极，无所不为。可是好景不常，警察当局对帮派越来越注意，有一次来一个铁腕大突击，实施所谓「捕鼠项目」行动，几个大赌场都先后被破获，青龙也落网，被送到苦窑（就是监狱）里去。我们这些小喽啰，也各自做鸟兽散。我看苗头不对，也就和戴嘉龙由台北逃到台中。
　　预备偷渡&　　在台中，我遇到一个过去在陆军官校的同学林颂年，这个人因行为不检被军校开除，但他头脑很聪明，而且能画一手好画。当时我手头上还有一点钱，所以就在台中过了一段日子；后来因想要有一辆机车当交通工具，钱又快花完了，买不起，林颂年说他有办法。原来他会制造一种万能的钥匙，可以开任何的机车，我就请他帮帮忙，替我去弄两辆机车来。他借了些工具，制造出一把万能钥匙。一天，我就跟他一起去台中公园，偷了一辆山叶一五○ＣＣ和一辆铃木三五○ＣＣ的重型车；我和戴嘉龙就一人骑一辆，离开了台中。那时觉得再也无法在台湾待下去了，因台湾地方不大，是个海岛，法律是那么的严密，即使是三头六臂，也休想永远逍遥法外，总有落网的一天。倒不如想办法偷渡到海外去，另辟新天地，于是我就和戴嘉龙商量好，决定偷渡香港。　　我们先到嘉义，那里有我两个过去在省立板中的同班同学陈一鸣和李可仁，他们后来插班到省立嘉义中学。那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吃饭、聊天，我告诉他们，我们第二天要南下，他们就连课都不想上，要和我们一起去环岛旅行。我甚至对他们说，我们是要想办法在高雄找船偷渡出海，他们还是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南部走走。&　　我们四个人一起南下，经台南到高雄，再由高雄到旗山，去东港码头找过去一个熟识的船员接头，想办法出海，又问他们偷渡的价钱。我们没有这笔钱，不能马上就偷渡出去，还得回台北想办法弄钱；何况这次偷渡，说不定永远都回不来了，应该先回家去看看。&&& 我们离开旗山，到了嘉义之后，陈一鸣就说：「你们既然都要出国，车子留在这里也没用，可否送给我们两个人？」&　　我想想，也好，这两辆机车是偷来的，留在身边就是祸，不如早早打发掉得好。于是就把两辆机车交给他们，改搭火车去台中，晚上住在林颂年的家里。
　　上天无梯．下地无门　　那天晚上，我们吃过晚饭，出去看了一场电影之后，戴嘉龙说他有事情要先回去，我就在街上转了一圈，买了点东西，打几个电话；快到林颂年家门口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不大对劲。我发现巷子里有几个陌生人，虽是工人打扮，但眼睛却溜来溜去。我一看不妙，知道准是「老折」（即刑警），就赶紧往巷子的那一头走，他们就从后边跟上来。我跑他们就追，我随即拔腿狂奔；还好我过去在学校赛跑的成绩一向不错，暂时没被追上。我转到另外一条巷子，发觉是一条死巷。马上一个翻身，爬到围墙上面，再跳到一个屋顶上，那边追来的人大声叫着：「捉小偷！捉小偷！」&　　我拚命地跑，到了屋顶的尽头，再跳下地面，这地方原来是个军营。我躲在营房的厕所里面，足足有两、三个小时，直到三更半夜才敢出来。　　这下子，我在台中也待不去了，就搭夜车到台北。林颂年和戴嘉龙两个人都被逮捕了，结果如何，我也无从知道。到了台北之后，小政大帮和蓝鹰帮的人都以杀人未遂的罪名起诉，被送到看守所。有一天晚上，我想回家去看一看，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我想，只要行动小心，警察是不会发现的，而且回去一会儿就马上离开。&　　到了家里，风平浪静，一点事情也没有。父亲看我这个孩子，也懒得再骂我了。我跟他们说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他们就放心下来。　　既然是没有事情，我就在家里住了两天，满以为我不是主嫌犯，警方就不会再注意我了。哪晓得第二天晚上，有人来我们家里打麻将，我正在睡觉。突然之间，有人冲进来，大叫：「不许动！」&　　我马上从床上跳起来，想从后门逃窜，但是后门早就被人把守住了。　　「你们哪一个是吕代豪？」&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已经上天无梯、下地无门，只有幸幸地出来承认说：「我就是。」
　　初尝铁窗滋味　　&&& 四个刑警把我由五股押到木栅分局。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问笔录。&　　「你有参加这次械斗吗？」刑警队长问我。　　「是他们要我去的，我没有打，只不过吶喊助威而已，也没有拿刀子杀人。」我可以赖就尽量地赖。&　　「那你为什么要躲呢？」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被捕，心里害怕。」&　　当然，这些理由他们是不会相信的，谁都那么说。　　警方把我送到地方法院，检察官将我收押，送到看守所。当时我才十八、九岁，生平第一次尝到铁窗滋味，心里很惶恐，为什么过去犯罪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些呢？&　　旧的看守所是在爱国东路一号，我进去之后先按手印，再检查所带的东西，将口袋里所有的东西，连脚上的鞋子、腰间的皮带，都交给他们保管，他们发给我一双拖鞋。我被关在新收房，里面有八、九个人都是不同的案子。有的坐牢已经有好多次了，有的和我一样，是第一次。　　那天晚上，我一夜都睡不着觉。我在想，过去曾听一些老大哥们讲到监狱里面的情形；他们说，只有靠钞票和拳头才能过好日子。因为你若有钱，人人都会奉承你，在监狱里也吃得开；如果你没有钱，立刻会有人来欺侮你，把你当「龟儿子」，你必须跟他们硬碰硬。这种地方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我没有钱，但是我有拳头，足足可以自卫。&　　在新收房的第二天，我就被分配在第四工厂里，是个打麻绳的工厂，而我被编到一组一个有人教如何打麻绳的组。白天我们在工厂里做工，晚上才回到牢房里去，我被分到第八房。这间牢房约有四公尺长、二公尺宽，要睡十二个人。　　回到牢房之后，所有的门都关上了。我坐在角落，半个小时之后，有一个体格比较结实的人叫我。&　　「喂，新收的，到我这里来！」　　我不知道这个人叫我去做什么，就向他走去，他要我蹲在房间的中央。&　　「你犯了什么案子？」　　「伤害案。」我说。&　「你有带钱来吗？」他问。　　「有。」&　　「多少？」　　「两千块钱。」我不隐瞒。&　　「你明天要把这些钱都申请出来，你来到我们这里，就该懂得我们的规矩。」　　原来他是本房的房长，凡是新来的人，一律都要打扫厕所，晚上睡在厕所旁边。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招，正想找个人来开刀，显一显自己的威风。我看了他一眼，故意不作声。&　　「喂！我的话你听到了没有？」他恼火地说。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我就飞起一脚，朝他脸上踢去，他躲避不及，被踢个正着，脸上鲜血直流；我再顺手一拳，他就倒在地上打滚。其它四个人立时包围我，我就沉着应战。牢房的地板打起架来声音很响，管理员闻声马上赶来。大家一看到管理员来，就住手不打了。这一仗打下来，我身上没有一点伤，那四个人脸上则青一块、紫一块，都挂了彩。&　　「干什么？干什么？」管理员怒气冲冲地说。　　「那个新收的一来就打人。」四个人中有一个说。&　　「你叫什么名字？」管理员转过头来问我。　　「我叫吕代豪。」我说。&　　他看看门口的牌子就说：「好小子，你一来就想做老大啦！」　　「我没有要做老大，我一进来，他们就想要吃我！」&　　「没有这回事！」几个人抢着说。　　「他们要我把所有的钱都申请出来！」我申辩。&　　管理员没有送我去犯则房，却把我换到别的房去。原来管理员也是湖北人，我们是同乡，所以对我比较亲切一点。　　我换到那个牢房后，他叮嘱我说：「吕代豪，你好好留在这里，可别再打架了。」&　　我被换到第五房里，房里的人看到我身上衣服凌乱不堪，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告诉他们，我看那个房长不顺眼，他要吃新来的，我不吃他那一套。他们听说我一个能打四、五个，知道我是个狠角色，就对我特别好。　　房长说：「我看你身体很强壮，你在哪里读书的？」这样我们便聊了起来。&　　他又问我是什么帮派的，我说是飞鹰帮的，他就说出几个人名，我都认识。那天晚上，我被奉为上宾，睡到房长的旁边。第三天，我再下工厂时，大家都特别注意我，那四、五个被我打得鼻青眼肿的人，也不敢来惹我了。
　　获得交保　　&&& 第四天，父亲来看守所看我，说可以保我出去，因为我没有前科。我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保我出去，我在这里实在受不了。过了两个星期之后出庭，法官又问这个案子，我说我是有参加，但只是吶喊助威，没有拿刀子杀人。法官问我所言是否属实，我说全是事实。&　　他就说：「好，准你以三千块钱交保。」　　我在拘留室里等候了两个小时，法官说：「现在你可以交保出去了。」&　　我重获自由了。两个星期的牢，滋味实在不好受，监狱真不是人住的。　　回到家里，被父母狠狠地骂了一顿，就在家里待了几天。&　　有一天，陈一鸣的父亲来找我，他脸色凝重地说，他的儿子把我给他的两辆机车停在一家店铺的骑楼，放了好几天，那家店铺的老板觉得可疑，去报了警，警察就埋伏在旁边。有一天，陈一鸣下课去取机车时，被警察带到局里去。一打听之下，才知道这两辆机车，都是台中报失窃的。陈一鸣被提到嘉义警察局，他们盘问他，起先他不肯说，刑警打了他两个耳光，他逼不得已，只好说这两辆机车不是他偷的，是一个叫吕代豪的送给他的，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又把我的地址和姓名都告诉了警方。警方暂时收押他，就通知他在台北的父亲。　　他的父亲是个教授，在台北某大专教书，人事关系很好，就请人出面处理此事。刑事组说，这个案子已经报了，非办不可，必须找到承担的人，不然陈一鸣就没有办法脱罪。于是他父亲就来我家里找我，我知道之后很紧张，木栅的事情还没有了，忽然又出了这件事！他父亲要求我到嘉义去解决事情。事实上，这两辆机车并不是我偷的，但是陈一鸣还在上学，这件事情如果由他承担，会影响他的前途。反正我在台北有案，加这么一件也没有多大关系，就和陈教授一起去嘉义。我在嘉义警察局里说，这两辆机车是台中一个外号叫「小林」的所偷的，陈一鸣就无罪开释。这案子被送到嘉义地方法院办理，我交了三千元的保释金回到台北。
　　再度入狱&那时候，我一天到晚往法院跑。台北出庭，我要在台北；嘉义出庭，我要去嘉义，整天忙着打官司。后来嘉义的窃盗案判了我九个月的徒刑，我就上诉到台南高等法院。这时候台北的案子也一直在出庭，还没有宣判。我在家里待不住，又跑去赌场里混，替他们要赌债。　　有一天晚上，我和飞鹰帮的小唐、小雪在东方舞厅跳舞，之后又去中山北路海鲜楼餐厅吃消夜。我们叫了一些菜，喝了点酒，又把侍者叫来，再多添几样菜。当我们正在研究点些什么菜时，旁边来了一桌外国人。侍者一看是外国人，马上就过去，很客气地招待他们。&　　我顿时火冒三丈，加上酒喝多了，就把侍者叫过来，从口袋里掏了一百张百元钞票，展开成一把扇子，一面搧一面说：「好热！」他莫名其妙地望着我。　　我就大吼：「他妈的！我们叫菜叫了一半，外国人来了，你就去招呼他们，把我们丢开不管！我们的钱就不是钱，外国人的钱才是钱？」&　　他吓得面色发青，我一脚踢在他的肚子上，他仆倒在地。我酒性大发，拿起一张椅子朝他摔过去，差一点把他的头打得开花。我又掀翻整张桌子，满地是碎瓷片和菜肴。有人过来劝阻，我们像疯狗般失去了理智，见人就打。我抽出腰间的小刀，冲到海鲜楼外面。店门口有几个水族箱，养着一些活鱼，是供客人点选的，我拾起地上的砖头，把三个水族箱砸得稀烂。水族箱里的游鱼随着涌流的水，散落满地。有人去报警，来了十几个警察，拔枪叫我们不许动。就这样被抓到中山分局去；我犯了伤害和毁损罪，又送到看守所。&　　在法院里，那个过去办我案子的检察官还记得我，对我说：「怎么？才给你交保出去，你又回来啦！」　　我无话可答，马上收押，被送到第二工厂去。&　　这次我有了点经验，不像以前那么害怕。因为情绪不好，我在看守所里时常打架闹事，给主管带来不少麻烦。我由第二工厂调到第三工厂，接着又调回第二工厂和第六工厂。这一次交保也不准了，我前次所犯的案和这次所犯的案合在一起出庭，结果被判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那是一九七三年八、九月之间的事，父亲和母亲都来看我，也无计可施。
&第四章&& 亡命天涯&精心策划　　&& 「小力，你想不想马外（脱逃）？」小力是田嘉仁的外号。　　有一天，他在厨房里工作的时候，我过去问他，这时候旁边没有什么人。　　「马外？」田嘉仁露出一脸的惊讶。「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围墙这么高，九个警卫堡，二十四小时持枪警戒，你不想活了？」　　「现在正是我们闯天下的时候，老是蹲在苦窑里（坐牢），把人生都蹲掉了。要说危险嘛，那是因为他们计划不周密，我可是经过长久的策划和设计，包管万无一失。」说着，我便从口袋里拿出一张草图给他看，并且详细说明逃亡的路线。　　「嗯！不错！不错！」田嘉仁满意地点点头。　　「怎么样？闪不闪（走不走）？」　　「一句话！」田嘉仁慎重地答应了。　　从那天开始，我们每天都积极地准备，因为脱逃是件危险的事情，若运气不好，就会被警卫当场开枪打死；就算活捉回来，后果也不堪设想。但是为了争取这不应该得到的自由，我们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我每天仍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照常上班、读书。为了能和田嘉仁在一起，我就请求调到六队去，大队长也批准了；我假借教小力读书的名义和他睡在一起，其实是计划逃亡。　　我每天送公文时，必须绕整个总队一圈，所以对内部地理环境算是很熟悉。我想，白天脱逃是不可能的，一靠近围墙，警卫就会开枪射击；晚上又有探照灯，接近围墙也会被发现；但是无论怎么样，还是晚上比较合适。可是哪一天晚上才合适呢？我东算西算，只有星期六晚上最好；因为值星官交接的时候都在星期六，他们中午交接，晚上最轻松。而且周末，许多官长都回家探亲去了，有的则到台东市区去玩，所以官长特别少，万一有人脱逃，要派人去抓的话，动员力量也必减弱许多。那时是一九七六年的七月。　　可是又有一个问题，我是大队部的班长，晚上可以出来走动，田嘉仁白天在厨房做工，晚上不能像我一样地自由进出，他要被关在寝室里，看电视或上政治课，我用什么法子才可能把他弄出来呢？我每天都在想这件事，终于想出一计，就决定在七月十七日星期六晚上进行。　　那天晚上六点钟，我趁大队长洗澡的时候，偷偷溜进他的办公室，拿起手摇电话机，对总机说：「这里是大队部，请转第六队。」　　「六队。」电话立刻转到六队。　　「找你们值星官听电话。」　　过了一会儿，六队的值星官章锦隆来听电话，他是个很厉害的分队长。　　「是值星官吗？」我说。　　「是。」　　「这里是大队部。贵队有一个队员叫田嘉仁，大队长有事要召见他。如果你们一时派不出警卫把他带来的话，我是大队部的班长，可以前来带他。」　　「那么晚了，大队长还找他有事吗？你请大队长来听电话。」章锦隆说。　　我没有办法，只好说：「大队长现在在洗澡，我请他洗完澡再打电话给你。」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晚上我回去时，就对田嘉仁说：「章锦隆不上这个当，我们再想办法。」　　还好章锦隆没有向大队长求证，否则西洋镜就被拆穿了。　　过了几天，好机会来了！大队部有个原住民营务官叫颜德铭，我们相处得很好，常在一起聊天。　　那天他刚升副队长，由台东要调到花莲去，我认为这是个可以利用的机会。　　那天早上我就对他说：「报告营务官，恭喜你升官啦！你不久就要走了，我想为你饯行，大家聚一聚。今天晚上在升旗台那边摆张桌子，我们好好聊聊，怎么样？」　　「好啊！」他很高兴地说。　　「营务官，你认不认识六队有一个田嘉仁？」　　「认识，怎么样？」　　「这个田嘉仁对你非常欣赏和敬佩。」　　「怎么说呢？」　　「他说你很会做人，对队员也不轻视；在管训队里，像你这么好的长官，实在找不到第二个。」　　「哪里！哪里！」他心花怒放地说。　　「他知道你不久要被调走，就想欢送你。好不好，晚上也调他来这里，大家一起喝酒聊天？」　　「可以啊！」　　颜德铭是营务官，官阶比中队值星官大，他向六队值星官程荣魁打个招呼，田嘉仁便很顺利地出来了。然后我们到福利社买些罐头、菠萝、花生及下酒的卤菜。虽然这里规定不能喝酒，但是我们多花点钱，还是有办法弄得到酒。我们还买了些饼干、牛肉干，到升旗台那里，我们拚命地劝他喝酒，自己却喝得很少。一面不住地对他说好话。　　「营务官，你很有本事，把马子（交女朋友）的技术是一流的，教教我们，将来出去后也可以学学。」我们哼哈二将一拉一唱，把他捧得昏头转向，直如腾云驾雾一般教他乐不可支。　　由于天还亮，我们一直聊到七点多钟，天才渐渐暗下来。我和田嘉仁交换了一个眼色－时候到了。　　我对营务官说：「时候不早了，你后天才调走，我们明天再来聊吧！」　　他已经喝得几分醉，就回房去睡觉。
　　疯狂大逃亡　　&&& 那天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日。我和田嘉仁握握手，互祝好运，然后到花园里去，将藏在那里的绳子拿出来，换上灰色衣服。这时候天色已经全黑，我们拿着绳子，走向大门口的那道围墙。在围墙上面有根水泥柱子，每根柱子上面写着一个字，合起来是「抬头挺胸，并肩齐步」八字。我们选择在「抬」字底下爬上墙去，那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钟，来往的官长很少。我们由小路通过了花园操场，很顺利地到了大门口附近，先暂时躲在围墙旁的厕所边上等机会。　　离开这地方不到十公尺，就有一个圆形的碉堡，上面有荷枪的警卫来回巡逻，围墙大约三．五公尺，既高又厚，顶上还有一公尺高的铁丝网。因为围墙太高，我们不可能爬得上去，必须两个人合作才可以；要有一个人站在底下，让另一个踏上他的肩膀，他还要高举双手，让那个人站在他手上，攀到围墙边缘。铁丝网每隔五公尺，就有一个水泥桩子，先上去的人可以把绳子套在水泥桩子上，然后把绳子坠下来，使下面的人抓着绳子爬到围墙顶上。时间必须配合得紧密，不可有丝毫的疏忽。　　可是有一个问题，我们两个人，谁在上面，谁在底下呢？我和小力两个人心里都有数，站在底下的那个人是最危险的；因为卫兵不是死人，他随时都在来回地走。我们必须在他转身往回走的时候，才能靠近那道围墙。如果不幸被发现了，他一开枪，站在墙上面的人可以跳下墙往外面跑，留在下面的人只有等死，丝毫没有机会。但总是要有一个在上、一个在下，在我们脱逃的前几天，我们就已经想过这个问题。小力说他年纪小，体力比较差，怕背不动我，其实这根本不是理由，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一个人在底下，我只有牺牲一点了。　　我们等在厕所边，算好了时间，警卫堡的探照灯很明亮地照在围墙的周围，卫兵向我们这边走过来，到了尽头就回过身，往另一头走去；我紧张万分，连心都快要跳出来了。脱逃究竟不是件容易的事，万一被发现了，警卫一定开枪，是不会客气的。　　由厕所到围墙大约有十公尺左右，我想冲到「抬」字那边去，却一直不敢，心中不住地挣扎。最后总算下定决心，待卫兵一转身，我就冲到围墙底下，把头靠在墙边，两手反身在后，叫小力也冲过来，跳到我的身上。他有点犹豫，我向他不住地招手，轻轻地说：「快！快！」　　然后他也冲了过来，爬上我的肩，又踩在我的手上，我用力将手向上举，高度刚好，他便很灵活地爬到了上面，把绳子套在水泥桩上，绳子的另一头垂到我胸前。我紧紧地抓住绳子，奋力往上爬。可是才抓第二下时，绳子突然断了，我落在地上，发出一点声音，吓得差一点昏过去；幸好那个卫兵没有发现，可是绳子短了一截，怎么办？我就再往上一跳，幸运地抓住那短短的一截绳子，这次总算是没有断！我用力攀了几下，最后也到顶上；从上面看下去，大门口也有一个卫兵，持枪走来走去，留在围墙上面太久也不是办法。等了一会，我们就跨过墙头那一公尺高的铁丝网，下面是草地，旁边有椰子树，我们就一跃而下。　　围墙外面有一个警卫连驻扎在那里，这时候有一个年老的官长，正走去浴室洗澡，手上拿着一支手电筒，一边走一边哼着平剧里的“苏三起解”。我心里想，这下可不好了！他听到有物体从围墙上面掉下来的声音，就朝我们这个方向走过来，将手电筒照在我们脸上。先是愣了一下，立刻就大声喊叫：「有人脱逃啦！」　　砰！砰！几声枪响，警卫开枪了。那位官长想冲上来捉我们，被我飞起一脚踢倒在地。　　那时候我也管不了许多，全身劲儿都使出来（据说那位官长因此住院两个礼拜），旁边警卫连里的警卫，一听到枪声就倾巢而出，我们就在黑暗里狂奔，由于地形不熟，两个人都跌在甘蔗田里，摔得人仰马翻。甘蔗的叶子很锋利，我们手上、脸上都被刮伤，也不知道疼痛。　　我们爬起来再跑，跑了一阵，突然甘蔗没有了，原来我们已经踏进一个地瓜田里面。蓦地前面有一道手电筒的光射过来，吓得我们马上伏在地上，不敢再动；原来已经有两个警卫，追到距我们十公尺的地方，幸亏我们伏下来得早，否则一定会被发现的。我很清楚地听到他们在说：「赶快搜，一定就在这附近！」
　　九死一生　　&&& 我们都吓得魂不附体，因为地瓜田不像甘蔗园，没有躲藏的地方，万一警卫发现了我们，就会马上开枪的；我们只好慢慢在地上匍匐前进，全身都是泥土。后来我们听到警卫的声音远了，才敢从地上爬起来，再继续往前跑。我们跑一阵又歇下来，看看方向，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离开管训队越远越好。管训队那边的探照灯很亮，黑夜里看得很清楚，我们就往相反的方向跑，每跑一阵，再歇下来对准方向。我们不敢走有路的地方，因为据我所知，每逢有犯人脱逃，管训队马上就会派人埋伏在几条路口上，所以没有一条路是安全的。虽然如此，我们仍会遇到有人在叫：「在这里！在这里！」　　一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马上就往甘蔗园里钻，有如惊弓之鸟。不久我们进入一个丛林里，到处是尖锐的刺。还好我们脚上穿着厚底的球鞋，身上衣服也是裹得紧紧的。　　突然听到田嘉仁大叫：「救命啊！救命啊！」原来他摔落到一条五、六公尺宽水流非常急的小河，被水冲走了。我赶紧沿着岸拚命地跑，黑漆漆地视野非常模糊，还好我的速度比流水更快，不久就跑在他前面，伸出手去接他。　　「我在这里！」他也一直在叫，水把他冲到我所站的地方，一把抓住他，拉上岸来，他已经全身湿透了。　　我们过了一座小桥，往另外一条路走；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只要有一点点动静，我们马上就往森林里躲。我们跑了将近半个小时，只听到前面排山倒海、洪水奔流的声音；原来我们已经到了东部最大的河川∣卑南溪的边上了。我们原定的计划是渡过卑南溪到花莲，再由花莲搭车到台北；可是当时刚下过几天豪雨，所以山洪爆发，水流湍急，前后又没有桥，只好坐下来想想办法。于是我们坐在河边喘一口气，喝了几口水，想点枝烟来抽；田嘉仁身上有烟，可是被水打湿了，我就拿出我的，没想到火光一亮，附近的警卫立刻就发现了，只听到：「在那边！」　　接着就是砰的一声枪响，我们赶紧往河的下游跑，足足跑了一、两个小时，才歇下来。现在惟一的办法就是赶快渡过这条卑南溪，我们都会游泳，在陆军官校时，我还得过游泳比赛第一名。　　我们约定如果在强行渡河中，两个人被冲散，就在每一个星期天晚上七点钟，在台北国宾戏院地下室的银马车咖啡厅见面；在两个月之内，若我们两人有一个一直没到，表示他不是溺死了，就是已经被捉回去。　　河面有五、六十公尺宽，虽然天色很暗，但隐隐约约还可以看到对面有个三角洲；我们约定万一被水冲散了，就在那个三角洲上会合。　　我们一切都交代好了，就开始一步步往河里走，水流得很急，我们都几乎站立不住；等水深到膝盖时，已经寸步难移了，可是后有追兵，不走又不行。我们两人走在一起，我先走一步站稳了，再把他扶过去；然后他再向前一步站稳了，也把我扶过去。　　我们不知道前面有多深，只有一点一点向前推进，到后来，我把田嘉仁扶过去的时候，突然他沈下去了，把我也一起拖下去；原来前面是个断崖河道，我便在水中漂荡，一个大浪打过来，把我翻了几翻，天旋地转，分不出方向。浪很大，使我无法施展游泳技能，我拚命设法使头浮出来，以便呼吸；并用手拚命划水挣扎，好半天，慢慢地脚踩到了地。原来我被水冲了将近一千公尺，已经过了那条大河；我伏在沙滩上，休息了很久，渐渐恢复了体力，才发现我已经快到出海口了。　　我不知道田嘉仁的情形如何，可是我还是要回到三角洲那边去等他，我走了二十分钟才到达那里，就坐在石头上；我等了很久，不见他来，心里想，田嘉仁一定是凶多吉少，就忍不住哭起来，越哭越大声。将来如果我再见到他的哥哥，要怎么交代呢？不逃出来倒好，还有几年就可以出来，现在人死了，教我怎么办？我是从来不哭的，那时候却哭得伤心。　　突然，我发现河对面有人影在晃动，吓得我赶紧躲起来，仔细一看，似乎有个人在向我招手，还叫着：「吕代豪！」　　是田嘉仁！我高兴极了，可是我们是隔河相望。天开始下雨，越下越大。我叫他快快游水过来，他叫我游过去；我不想再过去，因为我们的目标原是要过来的。两个人僵持了好半天，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到最后还是我过去；我往上走了二百公尺，找个地方下水，由于这次心里有准备，而且把鞋子脱了，行动比较方便，总算平安地到了对岸，两人就抱头痛哭，恍如隔世。　　后来，我们决定在晚上沿着台东海岸走，白天就躲进山里，粮食呢？吃野生的果子、挖农夫的地瓜充饥。这样躲躲藏藏地走了两、三天，终于走到了屏东。那时候，我们身上还穿着队员服，留着大光头，就在农村摸了两顶斗笠和两件农人穿的衣服，手上拿着木棒，由屏东搭直达车到高雄。
　　潜居高雄　　&&& 到了高雄，已经是早上六、七点钟了，我打一个电话给一个开餐厅的结拜兄弟，他不在。我们又搭高雄客运去旗山找何国贤，他和我一样，也离开了陆军官校；我们找不到他，只有他大嫂在家里，她告诉我们，何国贤已经去台中做生意了。这时候，我们身上的钱已经用得差不多，他大嫂我们又不熟，可是没有办法，只有厚着脸皮，开口向她借钱，好不容易才借到一千块钱。小力有一个女朋友叫小蓉，在高雄一家喜万年酒楼当服务生，过去也曾在风尘里打滚过，小力居然跟她联络上了；这个女孩子为人豪爽又上道，她马上就安排我们住在两个高棉侨生家里。这两个侨生，读高雄医学院，在外面租房子住；他们对我们相当热情，弄了很多吃的来招待我们，饭后我们就在一起聊天。　　我们把脱逃的经过说给他们听，他们听得目瞪口呆，对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就拿出最好的衣服给我们穿，由于我们的身材跟他们差不多，所以很合身，又送给我们两把短刀，是俄国突击队所用的刺刀，是他们从高棉带来的，价值至少在五千块钱以上。　　在他们宿舍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夜里，我们就搭夜车去台北，天亮了才到达，我已经有几年没有回台北了。我在车上对小力说，我脱逃出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偷渡出国，小力也表示要跟我一起去。我告诉他我的基础是在台北，所以要在台北混；小力是台中正气帮第九批的兄弟，基础在台中，但是他不想回去，愿意跟我一起在台北发展。于是我们一下车就去木栅保仪路找纪秉忠。　　早上八点钟，我们按着地址寻找目的地；那时候我们头上都戴着帽子，身上穿着侨生赠送的衣服，人模人样地到了他家楼下，看见纪秉忠正在和一个人聊天，就上去叫了一声：「大哥！」　　他看见我们吓了一大跳，马上对我们使了个眼色，和那个人说了几句话，就带我们离开。　　他把我们带到另外一栋新的公寓里，关上门就向我们伸出手来说：「欢迎你们重获自由！」　　我们热烈地握着手，我向他介绍小力。　　他说：「我替你们找好了房子，就是这里，还满意吧？」　　我们点头表示很满意。于是我们三个人就一同商量未来的计划，因为我和小力在台湾不可能久住，就准备要偷渡出去；但是，我过去曾吃过一次偷渡不成的亏，知道不能操之过急，也不可轻举妄动，所以暂时先躲些日子再说。我那时候还是个大光头，戴假发又不习惯，因为天气很热，必须先等头发长出来，再正式出去活动。坐了两年的牢，一旦重获自由，心里酸、甜、苦、辣各种滋味都有。虽然这个自由是假的，但至少每天不会再受官长的气；早上起床，睁开眼睛也看不到铁窗，因此心里一方面是恐惧，另一方面又很高兴。　　纪秉忠白天要上班，我和小力自己做饭、做菜吃，尽量少与外面联络；每天在屋子里练跆拳、读英文、看小说、看电视。　　过了两个星期，我打了一个电话给弟弟，约他出来见面。那时候他在空军幼校读书，已经二年级，将要升三年级；我问他家里情形如何，他说，警察经常来找我，父亲一提起我，就恨得咬牙切齿，说只要知道我在哪里，一定去告密，教警察把我抓回去。　　弟弟又告诉我一件有趣的事：七月二十四日，我由岩湾职训总队脱逃出来；二十五日，刚好弟弟学校开始放暑假，他就带了一大篓的龙眼、荔枝，大老远跑到岩湾看我。他在会客室里办完手续，大队长和营务官颜德铭都出来了，把我弟弟带到大队部去，然后很严肃地对我弟弟说：「你哥哥，昨天晚上脱逃了！」　　我弟弟一听，吓了一大跳，一时说不出话来，就问他们怎么样了；他们说，抓了一个晚上都抓不到，现在不知道在哪里。营务官和大队长的眼睛里都有血丝，可见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一定忙着抓人。　　大队长对我弟弟说：「我对你哥哥不错。他要读书，我就调他来大队部。我这么爱护他，想不到他会忘恩负义。现在我要被记过，营务官也被记大过，官也升不成了，你哥哥真是害人不浅。你回到台北，若遇到你哥哥，劝他千万要回来投案。他的刑期不执行完，是绝对不行的。这样子会误了自己的一生，只有回来投案，才能够减轻刑罚，否则他永远要在犯罪的漩涡里打转。台湾这么小，他能跑到哪里去？」　　弟弟回家将这件事告诉父母，他们都哭得很厉害。弟弟也劝我回去投案。　　我对他说：「子英，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回去可就惨了，不打得半死才怪呢！只有偷渡出国去。」　　「那你偷渡是不是能成功呢？」弟弟问我。　　「上次我是被别人密告才会被抓，这次一定能成功！」我说。　　那几天我想了很多问题，我现在是个通缉要犯，警察若抓到我，是可以记功嘉奖的，我必须小心才是。我心里相当矛盾，这种躲躲藏藏、草木皆兵的滋味实在不好受；只要一听到外面有声音，我就得躲藏起来，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胆。我一直不敢和外界接触，过去的一些女朋友和兄弟，都没通知他们我出来了；因为只要有一个人出卖我，我就完了。我已经吃过一次亏，吃一次亏就该学一次乖。
&第五章&& 重返囹圄&走一步算一步　　我当天晚上就被送到鼓山一路的高雄地方法院看守所。临走前，纪秉忠和小胖拿了两万块钱给我。到了看守所，被编入第三工厂，工厂的大组长也是个被告，叫郭正瑞；他由岩湾管训出来之后，又杀了人，被判重刑，在看守所第三工厂里当大组长。我们过去认识，交情还不错，他马上设法将我调到他的舍房里，由于我一身都是伤，他请人来替我按摩敷药。　　到了那里第三天，小胖和纪秉忠就来看我，到了会客室，我才发觉小玲也在。我们隔着玻璃铁窗用电话交谈，我叫她不要担心，我很好，马上就能出去的；她劝我不要再胡思乱想，好好祷告认罪。那时候我实在听不下去，只是虚与委蛇，应付她一下。我又和纪秉忠、小胖讲话，我说我把伤养好之后，一有机会就闪出来。他们又问我有什么需要，我说我不需要什么，我仍然有两、三万元，足够用的，叫他们不要担心。谈话时间很短，只有十分钟到十五分钟，时间一到，电话就被切断，我便挥挥手叫他们回去。　　我每天都在舍房里运动；在原地跑步，运动完，有人来替我按摩，一面吃伤药。大约七、八天之后，为了护照的事情出庭，因为案子不重，只是侵占遗失物与伪造文书，我申请易科罚金，就蒙批准了。护照案子解决之后，接下来就是脱逃的事情。我是由台东脱逃出来的，台东地方法院发出通缉令，所以我必须回到台东归案。　　我开始盘算，如果我被送到台东地方法院归案，脱逃的机会就少了；如果要想脱逃，只有在由高雄到台东的这一段路上打主意。于是我每天计划，并打听法警是怎么押送犯人的。按照一般的规定，每一个犯人是由两个法警押送，犯人带着手铐或绑着绳子都不一定。由高雄乘直达车去台东，大概要坐七个小时左右；大约在四个小时之后，就会到达枫港，由枫港进入山区。　　我在看守所里待了十天，伤势渐渐复元。那天下午，我正和人聊天的时候，突然主管叫我的名字，要我收拾东西，准备移送台东。我心里又紧张又高兴，马上就整理行李，和朋友们告别，互道保重。我被带到中央台，就是检查行李的地方。行李检查过后，法警就来了，替我戴上手铐。我在第三工厂的时候，已经有人为我准备了一把万能钥匙，是开手铐用的，我偷偷地藏在袖子里。没想到法警在我手上加了两副手铐，又拿铁丝将手铐上的洞穿起来，用钳子夹得紧紧的；我的心里马上凉了半截，现在就是有钥匙也没有用了。除非把上面的铁丝夹掉，可是哪里来的钳子呢？何况法警坐在我的旁边，一步都不离开，根本就不会有机会，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有一个法警对我说：「吕先生，我们现在要送你去台东，希望我们在路上彼此合作！」　　我回答说：「当然，我们彼此尊重，你们如果尊重我，我一定也尊重你们，大家互相互相！」
　　主啊！我该不该逃？　　他们替我背行李，坐出租车先到法院办手续，再去火车站对面的公路局车站。我们到达车站时，所有的人都对我行注目礼，看得我很不舒服。十一点钟左右，金马号直达车来了，我们便上了车。法警安排我坐在走道左边中央靠窗子的位子上，一个法警坐在我旁边。他把窗关上，又拿出铁丝，在关起来的部分，用铁丝绕了几圈；不但是我旁边的窗子，又把前面、后面的窗子都绕上了铁丝。这样做完之后，他才坐下来，并请我抽烟。不久，车子就开了。他问我过去的一些历史，我只是应付他，心里一直在盘算如何脱逃。目前看来，我连一点机会都没有。　　聊了一个小时，我们都有点疲倦，我就开始闭目养神，心里仍在计算着，用什么法子来脱逃。我必须在车上脱逃，因为管训队里有好几个官长都被记过处分，他们一定会怀恨在心；而且因为我脱逃在外才八个月，官长多半没有什么调动，仍在原来的岗位上，这次被送回去，一定有许多苦头吃。我现在算算，身上还有两、三万的现金，身上穿着便服，头也不是个光头，如果脱逃，别人也看不出是个囚犯。只是用什么办法来突围，把手铐打开呢？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殴打法警，然后跳车。　　坐在我后边那个法警通常都是在闭目休息。在我旁边的那一个，我只要用力打他的头，把他打昏了，就可以从走道上冲到门口，大声叫司机停车，司机也许会被我吓住而停车，我就可以把门打开跳下去；但是车子速度很快，跳车太危险了，万一跳不好，摔死或终生残废都划不来。我一直想象着如果不跑，回去之后的惨况，就决定破釜沈舟，孤注一掷。可是车开得太快，我只有在枫港行动；因为车子到了枫港，会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　　不久，车子便到了枫港，司机说：「现在休息十分钟，旅客们要下车的可以下车，去上厕所或买什么东西，十分钟后开车。」坐我旁边的那位法警问我要不要去上厕所，我说不要去，这位法警就陪着我留在车上，另外一位法警要上厕所、买槟榔，就下去了。旅客们多半都下车去走动，因为坐了几个小时的车子，大家手、腿都有点发酸。　　我故意假装闭上眼睛，偷偷地瞄着窗子外面，这里周围都是山，把法警打昏之后，往山里面跑，成功的机会很大。行李可以不要了，反正身上有两、三万块钱。虽然有点害怕，但最后我还是下定了决心，于是我便举起双手，在往窗子移动，这样打起法警来，力量就可以大些。正当我高高地举起手，就要用力朝他眼睛打下去时，他突然转过头来看我，吓出我一身冷汗。我马上在耳后根猛抓，假装在搔痒。还好，他没有察觉异状，又和我聊起天来。　　十分钟很快就过去了，另外那一个法警买了槟榔上来，旅客也纷纷上车，车子就开了。我失去一个翘脱的大好良机，心里好难过。车子进入了山区，在弯弯曲曲的公路上，速度并不快，跳车的危险性比较小些。我再一次下决心，现在，原本坐在我旁边的那个法警，已经换到后面去睡觉了，后面那个便坐到我的旁边，我心里想，我如果打法警而没跑成，就造成了伤害和妨害公务的罪名。而且他也一定会报复，我要他的命，他岂会轻易地放过我？如果没有把握，就千万不要跑，若跑不掉，可就更惨了。我心中一直在喊：要跑！要跑！可是又犹豫不决。再想想我的一生，都是过着逃亡的生活。如果这次再脱逃成功，我将永远都这么逃下去，将来下场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如果不幸把那个法警打死了，我也一定会被判处死刑的；不打死他，把他打成重伤，也要判上十几年有期徒刑。我一辈子真的就这样坏下去吗？　　这时候，我突然闭上眼睛祷告，我是从来不祷告的，只有在小玲面前，和她一起祷告过。当时也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可是现在，我竟然开口祷告了。我说：「主啊！我想逃，但不知道该不该逃？如果我不逃，回去后要受严厉惩罚；如果逃的话，一旦成功，我将永远坏下去；如果不成，后果不堪设想，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才好，求主指示我该怎么做！」　　祷告之后，我望着车窗外面，忽然看到天上出现一道彩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彩虹。我看呆了，车上的乘客也都叫着说：「好美丽的彩虹啊！」马上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笼罩在我心头。我觉得上帝好像在对我说话，要我稍安勿躁，不要胡乱出此下策，于是我决定暂时放弃脱逃的念头，等以后再作打算。　　当我放弃了这个念头时，我的脸色就自然和缓多了，不再像先前那样紧张，甚至开始和法警有说有笑。　　当天下午，我们到达台东，法警把我送到台东看守所，完成移交手续。当法警替我解开手铐时，我对他们表示感谢，他们也谢谢我的合作；临走前他们还告诉我一件事，使我心有余悸。原来他们在和我初见面时，看我的言行举止和神态，加上我的脱逃前科，以他们押解人犯多年的经验，就预料我会脱逃；所以他们沿途非常小心，防备我随时会趁机脱逃。因此法警坐在车后座休息，表面上是在睡觉，事实上是全神戒备；甚至在枫港休息十分钟时，那法警并没有去买槟榔，反而躲在车后预防有状况发生。我听了，暗暗感谢上帝的保守，我差点就自掘坟墓！
　　牛郎织女，隔墙相对　　法警把我送到台东看守所之后，管理员立刻就把我铐上脚镣。我向他们抗议，我没有犯错，为什么要铐脚镣？他们说，这是这里的规定，凡是有脱逃纪录的人，都必须铐脚镣。铐好之后，我就被送到二楼；那时候，我因脚铐铁镣情绪很不好，进了四房，看见李明辉，这个人是我在管训队认识的，过去我很照顾他，老朋友见面谈得很高兴，他也是脱逃案受审，是本房房长。房里大约有七、八个人，里面不干净，味道很不好；我一进去就要大家大扫除，清除每一个角落，整理得干干净净的，味道也好多了。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我们管训队员的地盘，我身上又有好几万块钱，再加上我跆拳二段的头衔，所以还算被尊重。　　那时候，我一直不断地和小玲通信，为了避免混淆起见，我们在每一封信都编上了号码。她至少每两天来一封信；有一天她告诉我，她在青年节有十天的假期，将要和纪秉忠、小胖一起来台东看我；于是我每天都引颈翘盼，后来三二九青年节她终于来了。可是和小玲来的并不是纪秉忠和小胖，而是一个叫陈杏梅的女孩子；陈杏梅是小玲的朋友，我也和她很熟，她在台北做事，家住在花莲县的玉里镇。　　我们用电话交谈，我问她为什么纪秉忠和小胖没有来？她说不知道，因为一直没有他们的消息，所以联络不上。我心里就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会联络不上呢？因为时间有限，我没有再多问，小玲说她能见到我，是经历一番波折的。按照台东看守所的规定，必须父母、子女和配偶三等亲以内的家人才可以来探监，朋友则一律不可以。我就问她是怎么进来的，她说她去找警卫科长，说她是特地由台北搭飞机来看我的，警卫科长才特别通融，但下不为例。我心里实在很难受，她来十天，只能和我见这么一次面，真令人肝肠寸断。这时我忽然想到一个变通的办法，就对她说：「妳出了大门之后右转，可以在围墙前面的路灯下站着，我在二楼可以看得见妳，我们还可以讲话。」　　因为二楼离那个路灯很近，往来行人讲话的声音，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于是我们就这样约好了。我再指指脚上的东西，她看不见，我就用力跳起来，她才看到我的脚镣，立刻显得很悲伤；我挥挥手叫她不要难过，告诉她这是小事情，不痛不痒的，算不了什么。她又给我带来很多好吃的东西。我回到舍房之后，马上叫人拿棉被垫得高高的，让我站在棉被上看窗外；过了一会儿，小玲便在路灯底下出现了，我俩遥遥相望，有如牛郎织女，讲话声音不敢太大，怕被巡查的主管看见，也避免哨台卫兵过来干涉。　　我们只有轻轻地说，并不时用手势表达，她大约站了一个多小时就离开了；临走的时候说，第三天再来这里看我，因为她要去杏梅家里。第三天她又来了，但是杏梅没有来，我就问她是什么原因；她说杏梅接到妹妹来信说要结婚，请她回去当伴娘。当时我很担心，因为小玲在台东并没有什么亲戚朋友，我问她住在哪里，她说她要在旅馆里住八天，因为她的飞机票已经划好日期是八天以后的。　　她每天吃过晚饭，就来到路灯底下，我俩就这样面对面相望，有时候默默无言，四目相对；一个是自由身，一个却是阶下囚，精神上有说不出来的痛苦。　　小玲在旅馆里每天都写一封信给我，其中有一段这么说：「代豪，不要认为你又失去了自由，这正是你蒙恩的开始；脱逃总有一天还是要被捉回去的，现在不要再胡思乱想了，这是你被上帝拯救的机会……让我们隔墙共勉！」这些话，我当时一直没有办法接受。在那十天当中，她每天都来看我，而且每一次都送菜与水果来。虽然我们不能够在会客室见面，但是可以一个在墙内、一个在墙外，彼此内呼外应；很幸运，我的舍房是在二楼，要是在一楼，就有围墙挡着，看不到了。　　时间过得很快，八天后小玲返回台北，我也去台东法院出庭受审。法官问我有没有脱逃，我当然不能说没有；他又问我为什么要脱逃，我就编了一套谎话，说那时候母亲生病，请假不准，只好出此下策，请法官原谅。法官就判我六个月的徒刑，如果易科罚金的话，一天是以银元三元来计算。　　那时候我才关了一个月，但是我知道在台东法院要申请罚金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我上诉到高等法院花莲分院。过了不久，我就被法警押到花莲分院的看守所，一样被铐上脚镣。到了舍房里，房内有四个人，我差不多都认识，都是管训队的人。这里面有脱逃的，也有杀人的，大家彼此都很照顾。在黑社会里混，或在监狱里蹲，人面熟这一点对我倒是很方便的。有一次，小胖的父亲特地坐飞机来看我，受宠若惊。我问小胖和纪秉忠的近况，他也不太清楚。我就请他帮我想想办法，因为我一直在担心管训队的事情，希望能不回到那里去。但是，我是从管训队里脱逃出来的，非回去不可，除非能有相当的人事关系。他答应去替我试试看。在花莲这段日子里，小玲几乎天天写信给我，一直要我认罪悔改，但我一直硬着颈项。　　几天后我接到一张传票，五月四日将要开庭。我就写信告诉小玲。开庭的时间是在五月四日下午三点钟，上午忽然有人来看我；我想，这时候还会有什么人来呢？却没有想到是小玲，我高兴得不得了。　　我问她：「妳今天不是要上课吗，怎么又跑来了？」　　「请假。」她说。　　我深深受到感动，现在回想起来，单单男女之间的爱，是不能够使她做到这个地步，三番两次远远地坐飞机，来看望一个顽固不化、毫无前途的囚犯，这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在她的心里头奔腾的缘故。可惜当时我却领会不到这一点。　　我对她说：「小玲，我今天下午三点钟要开庭，妳可以来吗？」她答应了。　　到了下午，我坐拘留车去花莲高等法院，整个法院，只有我一个人出庭；到达法院时，小玲已经等在那里了，就向她打了个招呼。进了法院，我便被关在拘留所里，一直看不到小玲；没有多久，我就被叫出去。法官一共有三位，其中一个问我为什么要上诉，我说，申请罚金。　　他说：「地方法院不是判你罚金了吗？」　　我说：「判是判了，但是申请不准。」　　于是他们研究我的案情和脱逃的动机，然后将我押回拘留所。我央求法警帮我一个忙，无论如何让我和小玲再谈一次话，因为她是特地由台北赶来看我的。由于我一再拜托，居然感动了法警，他们就允许小玲过来，我们便隔着一道铁栏杆谈话。她将手扶在铁栏杆上，我们相对都说不出一句话来，我请她不要担心，我很快就会出去的。她说：「我不是在担心你会不会出来，我是在担心你有没有悔改。这是你一个蒙恩的机会，你千万不要放弃，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求祂带领你一生的道路？」我顾左右而言他，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谈了十分钟，法警一再催促，她便回去了。&& &&& 过了一周，我接到高院判决书，我的上诉被驳回；我想我已经被关了两个月，还有四个月，忍耐一下也很快就会过去的。谁知道，有一天突然有办公室的人找我说：「吕代豪，缴罚金啦！」原来我申请罚金已经准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犯脱逃罪，罚金多半是不准的；以往判六个月以下徒刑的人是可以缴罚金的，因此就有很多人不怕，而相继地脱逃出去，以致职训总队就开会，向法院提抗议，以后就不许缴罚金了。我一共罚了一千多块钱。我一付清了罚金，就被送回管训队。你终于回来啦！　　一九七七年五月，我被送回岩湾职训总队。那一天，有两个法警前来押我回去，也是替我上了两副手铐，不可能有机会脱逃。上了火车，我简直像被押送法场去枪毙一般地战兢。我脱逃在外一共八个月，管训队的人大多数还认识我，回去一定会被他们好好地磨练一顿的。我曾见过以前脱逃出来的人，被送回去之后，所受到的磨练，真是令人闻之色变，可是再怕也是要回去的。我没有意思要批评管训队，因管训队这么做并没有错。如果他们不这样的话，人人都要想办法脱逃出来；如果你怕受这种的苦，就不要脱逃。我是自讨苦吃，怪得了谁呢？我在火车上越想越胆颤心惊，后来又安慰自己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大丈夫敢做敢当。我又在想，我已成了好讼的刁民，精通法律，谅他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如果他们罚我罚得过分，我就准备一纸状子递到法院告他们。　　下了火车，法警叫辆出租车，送我去岩湾，我心里还是很紧张，扑通扑通直跳。回职训总队之后，法警把我带到行政组，办理交接手续。　　行政组有个黄少校一看见我就说：「怎么？吕代豪，你终于回来啦！」语气大为讽刺。　　他又对旁边的人说：「这个人就是去年脱逃的那个家伙，我对他印象最深了。这家伙神通广大，追都追不到；还冒大队长的名义骗人，又把一个营务官整得好惨。」　　我实在哭笑不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法警走了，行政组就打电话到新收队；过一会儿，一个队员来将我带去，编到第五队。队长叫唐志铭，以前也曾当过我的队长，所以认识我。　　他看见了我也说：「吕代豪，你回来啦！你终于回来啦！我看你本事还是不行嘛！」　　我闷声不响地站在那里，他立刻打电话到大队部，找大队长汪中。我一听「大队长」这三个字，全身都发麻，自己的良心也在责备我；过去大队长对我那么好，我怎么还有脸再见他？　　唐队长在电话上说：「报告大队长，过去脱逃的吕代豪已经回来了，请问大队长该怎么处理？」　　由于大队长的回答我听不到，所以我更紧张了。　　只听到唐队长在说：「三副，是，三副。」「三副」就是三副大脚镣。　　这一点我懂，一副是十二公斤重，三副就是三十六公斤，这下子可惨了！　　我又听见唐队长说：「是，马上把他带过去。」　　大队长要见我，哇！怎么办？　　唐队长放下电话就说：「卫兵！拿三副脚镣来。」我的腿立刻就被铐上了三副笨重的脚镣。　　我回去的消息早就传遍了整个总队，很多人都跑来看我，有的是慰问，有的则说了些风凉话；我想既然回来，也只好认了，就装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故作微笑状，一直和人打招呼，其实心里苦得很。分队长带我到大队部去，因为脚镣太重，我就慢慢地拖着走。　　到了大队部的大队长室，我喊一声：「报告！」　　大队长说：「进来。」　　我进去之后，向他行了个军礼，说：「大队长好。」　　他好半天不说话，把头抬起来，定睛看着我说：「吕代豪，你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顿了一下，他又说：「吕代豪，你想要再逃吗？你有本事跑，我看你能跑多久！」　　我满脸通红，说不出一句话。　　「你想想看，你这样做对吗？我对你这么好，你要什么，我都尽力来帮助你；现在你害了别人，也毁了自己。」他这番话，都是发自内心的。　　我感到万分惭愧，就说：「报告大队长，我愿意接受处罚。」　　他说：「这一切都是你自己找的，怨不了任何人。」　　他叫分队长将我带出去，在这种情形下，我还能说什么呢？第二天早晨点名的时候，我们在操场上集合。　　大队长叫我到升旗台上去，向队员们训话说：「各位队员，我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位新来的人，你们很多人都认识他，也有人不认识。这位队员姓吕，不是吕布的吕，而是汉朝的那个生活很放荡的吕太后的吕；名叫代豪，代不是国大代表的代，而是乌龟、玳瑁的玳去掉『王』字边；豪也不是英雄豪杰的豪，而是豪猪的豪去掉『犬』字边。」　　他又接着说：「这个队员生性狡猾诡诈，他假冒大队长的名义，想把田嘉仁骗出来，结果六队的分队长精明，不上他的当；他就利用营务官，把田嘉仁骗出来了，害得许多官长记过。他脱逃的手法诡诈到极点，你们少跟他接近，他现在正在接受惩罚。」
　　自作自受　　这次的惩罚，我吃了很大的苦头。是我自作自受，怨谁呢？　　每天早上八点钟开始，就在大太阳底下罚站；台东的太阳很大，晒得我焦头烂额，两、三天之后，全身都在脱皮。我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洗澡了，身上奇臭难闻；我被解下来后，当天傍晚就去洗澡。那时我的脚肿得很大，奇痛无比；而且三副脚镣，行动不便，没有办法将身上的长裤脱下来。有一卫兵班长叫林振生，他本来和我并不认识，却主动过来帮我的忙，帮我把裤子脱下；我就洗了一次有生以来最痛快的澡。我用肥皂洗了很久，才把这一身肮脏清洗干净。唉！沦为盆鱼槛兽的日子，还有什么生活比这更痛苦的？和我一起站在太阳底下，脚上带着脚镣的一共有十几个人，也都是脱逃被捉回来的。我们只是站在太阳底下晒，也不必走动；一站就是八个小时，每五十分钟，可以休息十分钟。　　这样站了两天之后，我觉得时间这么浪费掉，也怪可惜的；于是我想出一个办法，把口袋里的一本六万字的英文袖珍字典拿出来背，每背一个字便打一个钩。趁着休息十分钟的时候，可以坐下休息，我就背十个生字；等站立的时候，再把这十个生字不断地默背。因为在站的时候，不能拿字典出来看，被官长看见了又要处罚；每天站八小时，我就可以背八十个生字，日子就比较容易打发，也比较不会胡思乱想。　　过了几天，我又觉得八十个生字太少，就趁休息时刻用原子笔在手上多写上二十几个字，就这样一面站、一面趁官长不注意时，偷偷地看看手上的单字背。到了下一次的休息时间，我便用口水擦掉原来的单字，再另写二十个上去。这样，一天就可以背上二、三百个生字了。别人被晒得头脑发胀时，我却在那里大背英文生字，背得很过瘾，起劲得很。我最大的享受，就是晚上洗澡的时间，和官长分发信件的时间。小玲仍然不断地来信给我。晚上有时候要上政治课，听官长们讲三民主义；有时看电视，我对电视节目不感兴趣，只看每天七点半钟的新闻报告，知道一些国内外的大事，其余时间，我就猛啃英、日文。
　　突然被借提　　过了三个月，有一天，我突然被借提到台北去。心里蹦蹦跳，我怎么会被借提呢？借提一定是另外有案子，不然是不会被借提的。虽然我在脱逃的时候，也犯过些案子，但是没有一件被发现，怎么会被借提呢？　　我把行李收拾好，被两个法警押到高雄，再坐火车到台北，然后坐出租车到土城的台北看守所。这是一个新的看守所，原来是在北市爱国东路一号，后来迁到台北的近郊。到达土城，在新收房里过了一夜，我写信给小玲，要她立刻前来看我。　　第二天，主管要给我分配舍房，因为我是管训队借提的，所以我被送到管训羁押的舍房里去，这地方在信二舍；主管又问了我一些话，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我是从管训队借提来的，他又问我是什么案子，我说不知道，然后他就把我分配在第三房。　　我拿着自己的棉被和衣服，进到那间房里，当我把门一打开，看到一个人，大大惊异－原来是张正国！我们紧紧地握着手，互相拥抱在一起。这个世界真小，老朋友又见面了。虽然我们过去曾有过误会，可是现在大家都在牢里，仍然是好朋友，有很多的话要聊。他问我是怎么被抓到的，我把经过情形大致说了一下。我也问他，他说是被人家密告出卖，被抓回来的。他又问我来这里的原因，我说不太清楚，出了庭我才会知道。当天小玲来看我，带来许多吃的东西。她对我那么关切，我心里实在受感动；这一份关怀，是我一生从没有领受过的。张正国和我在一起，我就觉得日子好过得多了。张正国能画一手好画、写一手好字，他的女朋友也时常来看他，给他送些图画纸来。我心里在想，如果将这些图画纸制成信封，画些图在信封上，岂不很美吗？我把这个意见提供给张正国，他认为很好，于是我们制成很多这样的信封。我开始向张正国学画，最初我画得很不好，可是我慢慢耐心地画，因为这里有水彩颜料和彩笔，我的画也日有进步。以后我写给小玲的信，每张信封上都有我所画的画。　　过了一个星期，我突然出庭了，心里有些惶惶不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在中央台前面，看见那边坐着两个人，又是我的朋友，一个是田嘉仁，另一个是纪秉忠。纪秉忠和我分开之后一直没消息，原来他也来这里了。田嘉仁呢？我们过去曾打过架，他说他要给我死，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见了面，我过去问他们，他却含含糊糊地没有正面回答我；他们问我为什么来这里，我说我也莫名其妙。后来我们都被戴上手铐，坐拘留车，去法庭出庭。一路上我一直不住地想，我为什么会被借提呢？我们被带到地方法院第二十七法庭上。&&& 扶陷攀诬　　法官有四十多岁，他问了我的年龄和籍贯，和有没有前科累累，我都一一回答。　　「吕代豪，你知不知道你为何被借提？」　　「报告法官，我不知道。」　　「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认不认识田嘉仁和纪秉忠？」　　「认识。」　　「你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过去是在监狱里认识的。」　　「×年×月×日你有没有和田嘉仁、纪秉忠一起犯过案子？」他把案情说给我听。　　原来田嘉仁和我打架分开之后，没有办法谋生，就参加了一个犯罪集团，犯了一千多万元的重大刑案，有恐吓勒索和窃盗，后来被刑警大队逮捕。在询问案情制作笔录时，刑警问他有没有共犯，他想到这正是报复我的好机会，就一口咬定我，说我是他的共犯，和他一起犯罪。刑警大队就将这份笔录直接送到检察处，检察官也没有把我借提调查，就直接起诉送到刑事法庭。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我当时的愤怒实在无法形容，但是仍按下怒气，对法官说：「报告法官，我是冤枉的！我没有和他们一起犯罪，是他们故意咬我的。」　　法官不相信地说：「那他为什么会故意咬你，而不咬别人呢？」　　「是因为我过去和田嘉仁有仇，我曾打过他。」　　法官回答说：「看你过去的资料，前科累累，而且你们又是一起从管训队里脱逃出来的，像你这样的人，不犯罪又靠什么维生？」　　这样问过之后，我就被还押，送回看守所。我心里非常难过，又忿恨。但是田嘉仁不和我在一个舍房里，不然我真会把他杀死。然而我想，法官总不至于这么武断，就只根据一面之辞而定我的罪吧，我要再继续打官司。第二次又开庭，我仍然坚持自己是冤枉的。法官就把起诉书上的犯罪事实念一遍给我听，并把犯案的日期、地点也逐一念出。我说，他们诬陷我的案件中，其中有四条的日期，我已经被羁押在台东看守所审理脱逃罪了，难道台东看守所所长会把我放出来，坐飞机回台北犯罪吗？另外我举出许多不在场的人证与物证，证明我并未参与犯罪，可是法官不予采信。　　过了一个月，我被判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田嘉仁被判十年六个月，纪秉忠被判十年，邹鼎也被陷害在里面，判了两年，但因他还在东海大学就读，所以交保在外；另外小胖也被田嘉仁咬了一口，但是他没有被提到，并且屡传不到，所以尚未判刑。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回到看守所，整整一个星期，我几乎茶饭不思，心里忿恨到了极点，整个人就像要炸开一样。　　我想，九年六个月，加上管训一期五年，一共是十四年六个月。当时是一九七七年，我算一算，要到一九九一年才能够出来，那时候的我将近四十岁了，人生还有什么盼望呢？漫长的刑期教我怎么捱过去呢？于是脱逃的念头又在我心里油然滋生。另外，因为我被处重刑，情绪不好，房里那些囚犯尽量避免和我讲话，怕惹毛了我找气受。在看守所里脱逃，比在管训队还要困难，尤其像我有脱逃的前科，他们对我就特别防备，因此脱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的案子若上诉不成功，三审定谳之后，就要被送到绿岛去唱那痛苦的〈绿岛小夜曲〉了。但在去绿岛之前，他们会先送我到板桥，等新收训练完毕，立即项目送绿岛；因为绿岛距台湾有十八海里，是一个孤岛，而且戒备森严，根本就插翅难飞，脱逃是不太可能的事，要脱逃只有在板桥。
　　预备「打冲锋」于是，我准备用「打冲锋」的办法，就是来硬的。但是这必须有足够的体力，我就每天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运动，在舍房角落原地跑步五千下，练习跆拳，保持体力。在运动场上，我看见一个人叫林舜官，是福建厦门人，犯了重大的窃案，除了五年徒刑以外，又加上保安处分七年，加起来一共是十二年。每天运动时间一到，他就沿着篮球场，从头跑到尾，我想他可能也是想要脱逃，否则不可能如此训练体力。有人介绍我认识他，他外号叫「珠宝大盗」，是专门干重大窃案的。他曾偷过电影明星王羽的家，也偷过一些名人财阀的家。我每次都跟他一起跑，因为白天、晚上都运动，骨头会发酸，必须有人来替我按摩松软一下筋骨，但是谁肯替我按摩呢？按摩固然很舒服，但是替人按摩的人则要费很大的力气，出一身汗的。因此就只有找那些新收进来的被告或比较柔弱型的人，算他们倒霉。有个人叫小毛，我叫他每天临睡前替我按摩。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找出很多的理由开始上诉；虽然我一方面想脱逃，但是上诉仍是最好的办法。那时候我对国家的法律毫无信心，认为法律如同古代的衙门一样－有理无钱莫进来。于是我打算花钱去请律师，走后路。到了一九七七年，高等法院仍判我有期徒刑九年，只减了半年而已。我真是万念俱灰，心想惟一的一条路就是脱逃了。但是我绝不能让小玲知道，在信上也一字不提，免得她担心，变成我的困扰。这些日子，她的信像雪片一般地飞来，我也写了将近二百封信。她简直就变成了我的私人宣教士，向我讲十字架的救恩，要我向上帝认罪、祷告；小玲的诚意，我万分感动。我也曾试试看，照她所说的读圣经、祷告，但是我始终觉得，宗教都是迷信，是一种心灵的寄托，是给那些乡下不识字的老太婆用的。像我这么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身体和头脑都很健全，何必去信这个？难道真的有效？真有上帝吗？上帝在哪里？让我看一看，我一定相信祂。祷告？闭上眼睛，自言自语的，说给谁听呢？我也翻过圣经，什么上帝用泥土来造人，完全是神话，和中国的《封神榜》一样。主耶稣的宝血可以洗我们的罪？祂是在将近两千年前死的，怎么能洗除我的罪呢？若真能洗我的罪，我也不会被判九年徒刑了。小玲相信这个，我却信不下去；我很怀疑，不相信这种空渺的宗教信仰能够改变我。小玲在一九七八年初寄来第一百五十九封信，信上是这么写的－
　　代豪：　　　　今晨再看一遍你的第一六二封信，真教我心底发愁。代豪，你真的渴慕成为神快乐的孩童，自由、公义、智慧的弓箭吗？那么，代豪，首先要做的事，是灭绝自己和世界！仅存一颗谦卑、渴慕并敬畏耶和华的心……。代豪，试想近三年前，我是个纯属圣灵的基督徒（许多基督徒皆认为我跟天堂只有咫尺那么近），而你却是个无恶不做（圣经上所数的罪名你几乎都犯上了），连世人都厌弃的大坏蛋，你以为神为何将我放置在你的手中？神可是不眷顾我了吗？神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