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过时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是一个已经过时和需要摒弃的观念，而是在新时期要使其得以丰富和发展的新内涵，实现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经济建设内容在现时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经济建设的概念本身也应随着科学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而丰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不断完善。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中，没有写入多年来一直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人认为这是对我国今后发展方向的一种指导，即今后政府工作的重点将不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十二五”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没有被淡化，反而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它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使得经济与社会、资源、环境、人口等因素的内在关系更加趋于协调。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其相互关系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济建设逐渐被确立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　　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态势。以刚刚过去的“十一五”为例，我国克服了国际金融危机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影响，前四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实际增长11.4%，2010年作为“十一五”的收官之年，上半年GDP增幅也达到11.1%。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持续改善：年，就业规模持续增长，从2006年的7.64亿人增加到了2009年的7.7995亿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1760元增长到了17175元，年均实际增长10.2%，比“十五”的平均增速加快了0.6个百分点。这使得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这都表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有利于我们党把握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但不可否认的是，经济高速发展是一把双刃剑。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单纯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忽略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受能力、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会使经济发展面临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局面，导致经济、社会等一系列矛盾的激化，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中央一系列重要会议和文件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做好经济建设的同时，中央越来越强调“转变”，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央对经济建设“转变”的表述更为迫切，内涵更为丰富。在《建议》中提出的“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指导思想，正是体现了党对发展规律深刻准确的把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被刻意强调，正是由于中央深刻认识到了经济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时期的新内涵，即经济建设不应以单纯的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总量作为考量标准，而是应该从经济建设质量和效益，经济建设成果分享的公平性，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可协调性等角度，对经济建设进行更为全面综合的评价。但这样的变化绝不意味着对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否定，而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相推动下，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和理论在认识上的不断前进和深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点本身没有过时，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应该在继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同时，让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更好地契合到科学发展观的大框架中，体现“又快又好，好字当头”的发展要求。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从这一唯物史观出发，“十二五”期间的经济建设，无论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还是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党和政府对全局的宏观掌控能力，其最终的决定因素，都必然是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发展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牢牢把握生产力这个根本因素的具体实现方式。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包含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必然规律。将这一原理放在具体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就是经济建设水平的高度决定了生产力状况，生产力状况是基础，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综合实力，决定了一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而影响着人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经济发展。当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后，生产关系必须随之发生变革，以不断适应生产力水平，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当前，我国的人均GDP已经接近4000美元，经济建设成就巨大，但经济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本身就体现了在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的状况下，变革生产关系的迫切要求。这场变革成功与否，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能否顺利如期实现，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关系到中国能否重新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正因为如此，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处理经济建设与发展全局的关系，即只有经济建设取得量的积累，生产关系才能够产生质的变化，各项事业的科学发展才能够有充足的保障;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能从根本上建立起科学的、符合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经济建设的速度和节奏才不会超越现实条件下的资源环境约束以致成为脱缰的野马。　　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是同一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决定着上层建筑的产生和性质;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包含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经济基础的必要保证，经济基础进而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包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它们共同的基础是物质文明。正因为如此，由经济建设积累而成的物质财富水平，决定了上层建筑的稳固程度和发展水平，决定了经济基础能否成为上层建筑的稳固依托，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成败。　　一方面，经济建设水平将直接决定人民福利水平。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关键，就是必须要有足够最广大人民共享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其次是构建科学完善的制度安排，确保就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事业能够得到充分发展。十二五期间经济建设的内涵，已经必然地内在反映了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要求，即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水平，将决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成果积累的质和量，更将决定我们的党和政府“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承诺能否顺利实现。　　另一方面，经济建设水平直接决定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加快政府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必须有强大的公共财政作为支撑。在公共财政建设不断科学化、规范化的今天，唯有靠抓经济、搞建设、促发展，通过经济发展实现税源的内生式涵养和壮大，通过税收收入实现政府财力与经济建设成果的基本同步，才能以充足的财政资金保障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尤其应注意政府“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协同作用，以及经济建设整体方向的引领、规划，构建良好的市场经济发展环境，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等手段推动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发展，最终实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共同发展。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符合科学发展主题　　《建议》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是时代的要求，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而“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新特征”。从以上表述中可以看到，在“十二五”期间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问题并不是是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怎样完成好经济建设这样一个首要且基础的任务，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内在地包含在科学发展的主题中，能否科学开展经济建设，将决定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科学发展观要求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绝不是以经济建设的速度为中心，而是必须从以下几个层面深入理解：　　经济建设必须是质量和速度的有机统一。在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下落实经济建设任务，必须做到经济建设的质量和速度的统一。现阶段，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取得高速发展，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要求已是当务之急。具体来说，经济发展的质量内涵包括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经济发展成果中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的因素比例，城乡、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能源资源的集约合理利用，生态环境的保护开发以及经济体制机制的构建。我国现有的经济建设成果已经为转方式、调结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在“十二五”期间完成加快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建设质量的要求是完全可行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强调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并不代表忽视经济发展的速度。没有一定的经济总量增速作为基础，经济发展的质量将无从谈起，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科学确定经济增速目标，全面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使质量和速度有机统一，将是“十二五”期间经济建设的主攻方向。　　经济建设必须要做好统筹兼顾工作。统筹兼顾既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也是“十二五”期间经济建设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的方法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传统的经济建设方法中一些过分强调经济增速，忽视统筹兼顾的错误和片面做法，会带来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紧张、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扩大、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不同步等严重问题，必须加以纠正。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新的涵义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将经济建设统筹到科学发展的大局之中，形成经济发展成果反哺其他各项事业发展的良好局面，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经济建设必须要做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工作。按照“十二五”规划的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具体实现方式已经得到明确，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过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在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实现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与其他各项事业的统筹协调。为实现“十二五”期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重大课题，必须实现以下四个方面的深刻转变：　　一是实现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变。科学界定物质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全面贯彻落实“以人为本”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现阶段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十二五”规划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就是说，必须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来科学谋划发展的方式，让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必须以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为指向标，大力解决与人民群众利益最为相关的问题，使物质成果的积累真正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物质文明成果的积累，是实现发展以人为本的手段和保障，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只有让经济建设的成果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协调同步的发展方式，才是具有科学性、稳固性和可持续性的发展方式。　　二是实现从粗放型模式到集约型模式的转变。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将经济发展的成果建立在对有限资源的大规模消耗和对环境的过度开发上，看重眼前的经济增速，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的根本规律。这样的发展方式虽能取得一时的成就，但代价巨大，注定是无法持续的。“十二五”规划指引下实现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必须将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由资源投入向提高资源利用率转变，从对环境的掠夺式开发向实现经济建设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转变，确立符合集约型发展模式要求的生产要素市场、产业结构和制度安排，使经济发展方式整体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长期道路。　　三是实现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的转变。将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忽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求，容易导致发展的结构失衡，比利失当。因此，当前必须将经济发展置于其应有的地位之上，将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全面的统筹协调，全面兼顾当前增长与长远发展、局部增长与整体发展、个别增长与全面发展的关系，坚持经济增长为了科学发展、经济发展推动科学增长，并确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当前实现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途径。　　四是实现从物质文明到物质生态文明的转变。实现生态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有机统一，即建设物质生态文明，是现阶段经济建设的重要目标。必须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为实现手段，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和谐关系，在经济发展中贯穿自然生态规律的内在要求，从根本上扭转高投入、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将经济建设的范围和强度科学界定在自然生态环境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并以经济建设取得的成果作为修复生态系统、还原生态环境面貌的依托，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经济与生态、物质与环境的融合共生式发展格局。　　总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是一个已经过时和需要摒弃的观念，而是在新时期要使其得以丰富和发展的新内涵，实现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这是因为，经济建设内容在现时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经济建设的概念本身，也应随着科学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而丰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不断完善。“十二五”期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展各项工作，将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取得的成果是值得广大人民期待的。 (作者分别为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硕士研究生)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责任编辑：News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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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靠什么？
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靠什么？
&● 韩洪锡 & 　　 　　先要弄清‘中国奇迹’的原因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之快，高速增长的时间之长堪称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承认这一点只是出于对事实的尊重，并无给中国政府脸上贴金，掩饰改革以后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意思。陈志武等一些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不以为然，好像只要有‘后发优势’就能理所当然地做到经济的快速发展，所以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中国奇迹’可言。 　　但有同样‘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免费获得发达国家发明的科学技术以及工业发展经验，而别的国家做不到的中国却做到了。中国的广大老百姓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和政策环境中表现出来的热情以及付出的血汗值得大力赞扬并感到自豪，中国政府顺应民心所作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也许其中有的是歪打正着的产物）也应充分给于肯定，不应该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要知道，世界上羡慕中国成就的大有人在。 　　而秦晖等一些学者承认‘中国奇迹’，但过于强调老百姓（尤其是农民）为经济‘奇迹’所付出的代价，把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归结于类似于过去南非的‘低人权优势’。他对经济发展中受惠较少的弱势阶层（尤其是农民）的同情值得钦佩，所举出的根据也不容轻视。但要看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国内所有的人群和阶层都获得好处。尽管目前中国社会仍然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但它很多是改革以前形成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东西，1978年以后对它的哪怕是微小的改善也都应该得到肯定。 　　改革过程中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时刻不在维护自身的利益，如何弱化乃至粉碎他们的反抗，为弱势阶层争取权益是一门重要的政治艺术，我们不可能离开历史环境去苛求短时期内发生根本的变化，更何况今日很多当权者已成为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阻挠这样的变化。 　　至于那些只谈改革后出现的种种问题，绝口不提中国改革成就的人要么是不懂政治经济的门外汉，要么是居心叵测的人，不值得同他们费口舌。因为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年平均9.8% 以上的高增长，老百姓生活水平普遍有了显著的改善，中国国力的增强使老外们不再小瞧中国，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 　　那么为什么需要认真对待几十年来中国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呢？那时因为，只有弄清过去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才能理解今后的中国经济靠什么才能持续发展下去的问题。现在报刊，网上到处都在谈经济下滑以及中国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去向。企业盼政府给点什么政策优惠，降低利率，放松银根，地方政府和老百姓盼中央政府给点钱，作为投资或生活补贴。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本身不是创造财富的地方，而是花钱最多。而且花得最随便的地方，只要我们看‘三公消费’的规模和用处就知道了。靠中央政府出钱或用一些调节经济的小打小闹的政策措施来改变目前中国存在的结构性的矛盾无异于缘木求鱼。 　　那么什么是过去几十年来造就‘中国奇迹’的真正原因呢？中国官方的正式解释是，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我也认为说得很对，先别给我扣帽子说我对中国政府拍马屁。要细想想，不能因它是中国官方的见解，而本能地想回避甚至否认，以此来刻意表现学者的独立性。 　　尽管1978年以后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出现过很多问题，但毕竟是把计划经济的那一套改革掉了，往市场经济的方向迈出很大一步，而正是市场经济制度激发了13亿人追求生活质量的热情，给了为发家致富发挥个人能力的机会（尽管因人而存在很大的不平等）。中国政府又把闭关自守的那一套对外做法改革掉了，使个人和企业有可能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从而使我国劳动力多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终于把我国推上了‘世界工厂’的宝座。 　　 改革开放不是客套话，它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我国从政府到老百姓都开口闭口谈改革，始终不说‘改革已结束’之类的话，使‘改革开放’这个词汇在中国成了类似于文法上的‘进行时’。反观美国的主流学者夸夸其谈什么‘历史的终结’，唱‘华盛顿共识’的高调，待到自己惹出来的金融风暴发生后才羞羞答答地承认他们的制度也确实有一些问题。而中国从政府到老百姓一开始就公开承认目前自己的体制还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不管怎样在辩论逻辑上占了点便宜。 　　如果我们回顾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对中国经济起到强大推动作用的是那些能给最贫困的老百姓发财致富机会的改革措施。比如允许农民承包土地，让他们自己决定如何耕作，结果在短短的几年内做到粮食增产30%以上，水果和油料作物则增产1倍和两倍，使中国在历史上头一次解决了吃饭问题。又如加入 WTO使大量农民得以离开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活动，成为出口企业的打工者学习技能并增加收入。 　　过去这些由中国政府鼓励甚至带头进行的改革措施，使中国最穷苦的人群得到改善贫困处境的机会，尽管辛苦，但是还能看到一点希望，看到未来。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由那些为改善处境不怕吃苦的千千万万老百姓推动的，而尽可能为他们创造致富的机会则正是中国各项改革开放措施的最终目的所在。 　　谁见过8，90年代中国政府搞什么财政政策，金融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那时候中国社会存在数不清的难题只能用大刀阔斧的制度改革才能解决，经济的高速发展则是那样的改革措施引发老百姓的致富热情的结果而已。比如国有企业发生大量亏损，让它破产或者改制等鼓励民营化的措施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它们吸收了广大的下岗工人，民营企业成了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但要搞清楚，如今中国经济能够发展到这样规模和程度，并不是按照哪个人事先设计好的道路走过来的结果。连被称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也曾亲口讲过，他也没有想到农村联产承包制的改革竟然能够带出乡镇企业大发展的惊人成就。因此他才强调‘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靠改革推动经济发展的经验过时了吗？ 　　 　　而按照近来鼓吹‘顶层设计论’的人们的说法，上面的官僚‘砖家’现在好像都已经事先知道哪个是好猫，连水有多深，暗礁在哪里都已经调查的一清二楚，下面百姓用不着搞既费时间又费力气的试验，只有按上面‘设计’的路子走就可以。但是，现在连政府当局也在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强调‘平衡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预示‘顶层设计’的改革也不会那么顺利。 　　当经济不景气，失业率上升的时候由国家借债扩大财政支出，降低利率，扩大货币供应量等所谓的‘财政，金融政策’来刺激经济本来是发达国家政府根据凯恩斯理论调节经济波动的‘独门绝技’，但其疗效在老家也受到广泛质疑甚至批判，引发了英国的‘撒切尔改革’和美国的‘里根经济学’。怎么如今它成了中国政府力挽经济下滑的救命稻草？难道过去中国靠深入改革，创造改革‘红利’来推动经济发展的路子现在就行不通了？ 　　有人可能会说现在和70年代末刚开始改革的时候不同，没有像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那样广泛影响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产生的机会。这是错觉。当时的农村改革之所以带来巨大的‘改革红利’，是因为它符合最贫穷的农民阶层的利益。现在也一样，只要推行符合最贫穷的老百姓利益的改革措施就一定能得到他们的真心拥护，唤起他们发奋图强的热情。 　　现在中国最穷苦的老百姓是谁？ 他们是收入水平低下的农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包括已经来到城市里打拼的广大农民工）最盼望得到和城市居民同样的竞争机会。也就是说他们在目前的国内外环境下仍然想主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发家致富的目的。 　　为什么生下来农民就必须永远当‘二等公民’呢？正如张五常教授大声疾呼的那样，政府只要让那些最穷苦的老百姓拥有发挥自力更生发家致富的机会，那么，其他部分人们的生计是完全用不着担心的。国家的整体收入水平是主要由那些原来收入最低的人们通过自力更生提升收入而推上去的。 　　人们都说中国贫富差距和内需不足严重制约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民（除了那些城市郊区因地价上涨而暴富的‘地主们’）的收入仍然大大低于城市居民是其根本的原因。他们遇到的条件和环境使他们想发家致富也力不从心。 　　尤其是那些农民工，把人生的黄金时期都贡献给城市的建设，为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流血流汗。但是他们自己却享受不到城市的文明生活，在城市里干不动了还得乖乖地回到农村老家务农，看着自己的儿女重复着自己的人生。 　　上述悲剧起因于毛泽东时代确立的以‘户口制度’为核心的‘二元社会制度’（要注意它和路易斯的‘二元经济’完全是两回事）。‘户口制度’同‘共产党领导’和政治制度和‘公有制主导’的经济制度一起，至今仍然成为支撑目前中国社会结构的‘铁三角’制度基础。 　　尽管‘户口制度’是形成和扩大中国城乡差别乃至贫富差别的最根本原因，但是由于长时间形成的利益结构使然，它的改革会触动众多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立即废除的可能性近于零。但是只要歧视农民的‘户口制度’存在一天，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扩大的趋势依然无法扭转。所以对目前的‘户口制度’要尽快改革乃至彻底废除是不容置疑的改革方向。 　　 　　改革的突破点在农村土地的私有化 　　 　　那么在还不能从根本上废除‘户口制度’的前提下，有哪些改革措施最能起到改善农民处境的效果呢？那就是，农村土地的私有化。 　　张五常教授历来主张土地的所有权并不重要，只要把使用权，受益权，自由转让权完全落实就同样起到完全界定产权的效果。这在理论上没有错，但它是考虑到政治因素的婉转的说法。而在中国农民的心目中能够证明完全自主支配土地的所有权证书（地契）的分量是其他任何东西所替代不了的。 　　当有些地方村干部拿着为集体利益的幌子，无视农民的承包土地合同书，肆意侵犯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利的时候，农民作为没有组织力的个体只能任人宰割，毫无维护自己利益的能力。而只凭承包合同，当农民离乡打工时获得的转包费收入比起私有土地的转租收入相差巨大，而且麻烦很多是人人皆知的事实。更不用说有明确的私有产权的土地可以作抵押得到贷款，甚至出售后拿到一笔可观的资金作为发家致富的物质基础。 　　其实，中国政府迟迟不愿意把土地的完全支配权交给农民的原因，除了‘维护公有制度’的政治考虑之外，很可能是为今后以相对低廉的价格或方便的方式收回土地，为地方政府搞‘土地财政’留一手的考虑。说什么土地私有化会导致农村两极分化，担心无地农民没有生活来源，会流入城市形成贫民窟的陈词滥调已经没有几个农民相信。 　　农民比没有种过地的政府官僚更懂得维护自己利益。再说第二代农民工们几乎没有几个人愿意再回老家务农，也不可能为了务农从头学习对他们来说生疏的农业技术。因为他们成长的环境和父辈不一样，父母也希望他们走出农村，不再重复父辈的人生。因此大多数第二代农民工们抱有在城市里打拼的明确意愿，不想把‘二等公民’的帽子再传给下一代。 　　中国若暂时不能废除导致斗志‘二等公民’的‘户口制度’，不让农民摘掉‘农民帽子’，那么应允许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方式来提高农民的经济地位。它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农村关于承包期限和重新调整承包地而产生的种种麻烦，让所有的农民都有可能做好发家致富的长远规划，摆脱目前那种在城市里拼掉青春后不情愿地回乡的尴尬局面。既然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就不应该把大多数第二代农民工仍然看作是继承父辈务农的后备军。 　　也可能有人会担心农村土地的私有化对今后政府为招商引资或建设社会基础设施设置障碍。简单地说就是怕分到土地的农民都成为‘钉子户’，从而造成土地资源使用的浪费。其实‘钉子户’阻碍合理的经济发展，损害社会利益的事情在其他国家也不是没有。常常举的例子是印度的个别农民出于个人利益阻止国家级招商引资项目，从而损害社会整体的利益。 　　但是中国的农民也不都是那么特别地不顾社会利益，蛮不讲理的人群。近年来农民反对强征土地的事件屡有发生，其根本原因主要不在于被征地农民们漫天要价，而在于土地征收款被克扣或拖欠。也就是说由于政府没有做到应尽的责任来保护农民利益而引起的。 　　另一方面，被征收土地的农民按市价全部拿走土地增值的收益，一夜成为‘暴发户’的做法明显是不合理的。因为土地增值是社会全体成员（尤其是那些外地来的农民工）共同努力的结果，工业化和城市化才使郊区土地从生产农作物的低价值用途转变为收益高很多倍的工商业用途。土地的主人（或者有承包使用权的人）不应该不顾他人的贡献而自己独享土地增值的全部收益。 　　即使在市场经济国家里，政府也以累进所得税的方式取走地主卖地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当‘钉子户’损害社会利益的特殊情况下，发达国家的政府也可以行使最终定价权，也就是在他们那里也有‘强拆’现象。因此在中国千篇一律地主张不准搞‘强拆’，既不合理，也不现实。如果以牺牲社会大多数人们的利益来一味地迁就一小部分‘地主’的利益，那更是不可取的愚蠢做法。 　　但这和把土地的所有权还给农民，保障农民当然的经济利益的措施是两回事。当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征用土地时可以通过协商，合理地决定补偿金额，而且确实保障不被贪污或挪用。其实市场价格机制本身最擅长于解决此类的问题，而中国有些地方政府的暗箱操作，不顾农民利益的做法才是产生中国那些众多的土地征用纠纷的主要原因。 　　 　　农村土地的私有化将带来巨大的“改革红利” 　　 　　把土地的真正支配权交给农民的措施产生的波及效果不亚于‘家庭联产承包制’，对中国经济的新一轮飞跃将带来深远的影响。首先它会大幅度增加农民的实际资产，提高农民的经济地位和消费能力，缩小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其次让农民能够作出发家致富的长远规划，减少巨大的交易费用或浪费。 　　比如，目前很多（尤其是新一代）农民工尽管不想回乡继承父辈务农（因为人均耕地面积少，有的想继承也没有条件），但由于没有城市户口，不可能在城市得到稳定的发展机会，所以把辛辛苦苦打工攒下来的收入大部分首先用来在家乡盖房子，以作为将来不得不回乡时的一种保险。 　　他们在家乡盖房时用掉的是同样的土地资源（宅基地），但住宅结构简陋，基本上是按回乡务农的考虑建造。最要命的是这些房子盖起来后长期空着无人居住。在全国范围内这种浪费巨大。农村小产权房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农民们想借用市场的力量来改变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度和低效率的土地使用制度，减少土地的租值耗散。 　　像交通不便，缺水等生存条件恶劣的边远山区本来就不应该人们继续居住下去，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应让他们自主选择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尤其是城市）。而目前的‘户口制度’却让他们只能厮守原来的户籍所在地，断了他们彻底改变居住环境，过现代化文明生活的梦想。 　　政府对那些穷山边寨投巨资修路送电的做法与其说是对那里住民的关怀，还不如说是得不偿失的蠢事，远不如允许他们离开那里。把农业生产条件和居住条件恶劣的地方改成保持自然生态的国家级公园或旅游地可能更符合经济原理。至于极个别人喜欢过刀耕火种生活，把它视为‘世外桃源’，那是不需要政府支援的。要知道绝大多数中国农民都在羡慕城市里的现代文明生活，盼望尽早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其实，农村有如今的城里人所向往的自然居住环境。农民过惯了，不稀罕的乡村生活和自然环境对城市中等以上阶层的家庭来说却是求之不得的东西。随着公路建设的扩大和汽车时代的到来，有钱人选择城市郊外的地方居住是自然的趋势，它自然而然地提升农村土地的价值，从而有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 　　城市和农村的自然分界线变得模糊，是世界各国推动城市化的过程中必然遇到的现象。而中国却偏偏用‘户口制度’来即阻止农民进城，又阻止城里人出城，在寸土如金的城市中心建高档别墅，而玉米地旁边的公寓楼价格却奇高。由于政府限制土地供应而出现的这种怪现象恐怕只有中国才有。 　　在中国政府决定土地的最终用途，改革以前连农民种什么都管，现在虽然放松到农民自己可以决定种什么，但仍然不允许农民改变种植意外的用途，从根本上限制了农民的土地产权。 　　尽管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连原油消费量的50%以上都要依赖进口。但却以保证粮食安全的理由，定了所谓的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严控土地用于商业和住宅开发，以至于造成目前房价奇高，生活费用疯长的恶性循环。难道中国不怕敌对国家封锁石油进口，只怕封锁粮食进口吗？ 　　土地如果私有化，农民受益很大，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有了强有力的推动力，预料其效果将比80年代初的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还要大，从而整个国家得到‘改革红利’。但是近几年用较低廉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取得土地，转手以拍卖的形式高价卖给地产开发商的地方政府有可能减少‘土地财政’的收入。所以土地私有化有可能遭到地方政府的反对。 　　当然，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也不是完全没有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地方政府来自土地的收入不见得会随着土地私有化而完全消失。前面已经说过，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带来的土地增殖收入不应该由农民独享，地方政府拥有通过个人所得税等手段取得其中相当一部分收入的权利和可能。土地私有化消除政府和农民因征收土地而产生的矛盾，使商业开发时的土地转让得以名正言顺。它还能切断有的开发商勾结贪官倒卖地皮轻松赚钱的路子。 　　总之，中国要想今后继续维持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不能靠那些在西方国家也广泛受到质疑的凯恩斯理论。也就是说不应该采用那些副作用很大的财政赤字政策，不要频频改动利率，增发货币来使个人和企业无法做出长期规划。要搞清楚，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奇迹主要靠改革不合理的制度，调动广大老百姓的积极性得来的。这是邓小平留给后人的最大政治遗产。应将改革深入下去，再创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奇迹。 　　 （完） 　　韩洪锡 韩国LG经济研究所（中国）所长/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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