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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经纬网版权所有---蒋介石、李宗仁、戴笠 盘点国民党要员亲笔签名照
13:34:00&&来源：环球网
[提要]&&阎锡山（1883年―1960年）字百川，号龙池，汉族，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清朝陆军步兵科举人、协军校，同盟会员，组织与领导了太原辛亥起义。民国时期，历任山西省都督、督军、省长、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国防部部长。
　　阎锡山（1883年―1960年）字百川，号龙池，汉族，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清朝陆军步兵科举人、协军校，同盟会员，组织与领导了太原辛亥起义。民国时期，历任山西省都督、督军、省长、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国防部部长。一级上将。解放前夕去台湾，卸职后避居阳明山著述至去世。
来源：环球网蒋介石为何选择台湾：欲效法勾践卧薪尝胆--人民网广西频道--人民网
蒋介石为何选择台湾：欲效法勾践卧薪尝胆
　　《同舟共进》授权发布，请未获得授权的媒体直接与同舟共进杂志社联系　　1949年，蒋介石决定将国民党及政府机构迁移台湾，自此，台湾历史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蒋介石作出这一决定，有一个逐渐酝酿并成熟的过程。　　【蒋介石与台湾的因缘】　　1894年，清政府在与日本的战争中失败。次年订立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当年，蒋介石9岁。日，蒋介石自香港赴上海，船经基隆，想起昔日清政府割台的历史，感慨不已。他虽想上岸游览，但台湾已是日本属地，自然不能如愿。所见所闻，无非日人日语，更加感叹。　　蒋介石踏上台湾土地，时在抗战胜利，中国收回台湾之后。日，台湾光复一周年。国共两党正处于艰难的战后谈判中。21日上午，蒋介石匆匆忙忙地接见周恩来、张君劢、胡政之等人，下午即与宋美龄飞抵台北，乘车直驶草山温泉。22日，在圆山忠烈祠祭祀革命先烈及抗战死难军民。23日，飞台中，经雾峰、草屯子、埔里等地，抵达日月潭，沿途受到台湾民众热烈欢迎，蒋介石也觉得能在抗战胜利后见到“台胞”，感到高兴和安慰。他和宋美龄住宿涵碧楼。湖水之绿、山色之秀，都使蒋叹为“佳绝”，是平生理想的风景胜地。25日，适逢台湾光复一周年纪念，台湾各界在台北举行纪念光复及欢迎蒋氏夫妇大会。自中山桥至中山堂广场，十余里长的马路两侧排满了“狂呼欢跃”的人群，使蒋内心受到巨大冲击，自觉40年革命奋斗，8年与日恶战，终于得到报偿。会上，蒋介石宣称：“中央爱护台湾，远胜于全国其他任何一省”，号召台湾人民“今后更应刻苦努力，团结合作，扩展先烈爱国革命的精神与毅力，同心一德的来建设新台湾，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词毕，台湾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代表全省同胞宣读致敬词，向蒋及宋美龄分别赠送“功昭寰宇”和“德溥蓬莱”的锦旗。10月27日，蒋、宋飞返上海。　　蒋介石此次台湾之行，除了对台湾民众的热烈欢迎印象深刻之外，突出地感到：一、台湾的日本风习很深，可见日本人“经营久远之心计”，但这均已成过去；二、台湾尚无中共细胞，可算一片“x净土”，应该珍重建设，使之成为“全国模范省”。　　1947年2月底，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3月5日，蒋介石派陆军第21师赴台镇慑，指示其师长：“宽大为怀，整饬军纪，收揽人心。”6日，指示陈仪“政治上可以退让，尽可能采纳民意”。7日，确定以“怀柔”为总的处理原则。3月17日，蒋介石派国防部长白崇禧赴台宣抚，同时在对台湾民众的广播演讲词中宣称：将在“确保国家立场及采纳台胞真正民意之下谋合理解决”。他宣布恢复地方政治常态办法六条：第一，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省府委员及厅、处、局长人选尽量容纳地方人士参加。第二，台湾省各县市长提前民选。第三，县市长选举前由省政府委员会依法任用，并尽量登用本省人士。第四，政府或事业机关中同一职务或官阶者，无论本省或外省人员，待遇一律平等。第五，民营工业之公营范围尽量缩小。第六，采纳地方意见，修正或废止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现行的政治经济政策。蒋介石同时宣布，参与此次事变的有关人员“除共党煽惑暴动者外”，一律从宽免究。5月，蒋介石任命外交家、文官魏道明为首任台湾省主席，继续贯彻其“怀柔”政策。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台湾社会逐渐安定。蒋介石迁台后，为了化解“二二八”事件在台湾人民记忆中留下的伤痕，专门于日约见黄朝琴等人，要他们对台湾本地人民“宽容谦爱，消弭芥蒂”。此是后话。　　【内战失利，欲选择“单纯环境”重振旗鼓】　　进入1948年，蒋介石的目光更多地转向台湾。　　1月3日，新年伊始，蒋就召见台湾省主席魏道明，商讨台湾的经济与财政问题。3月8日，蒋下令将台湾的保安旅改为警备旅。6月14日，蒋介石思考与中共作战的形势，认为抗战时期，以中国的西北与西南作为根据地，而现在是“剿匪”与“国际战争”时代，核心堡垒应该是“江、浙、闽、台”。他在日记中表示，应该为此制订一项整个的统盘计划，“有以急图之”。蒋介石这一天日记表明，他在东北、华北、华中连遭军事失败之后，不得不将反共根据地建立于东南沿海了。11月24日，他与蒋经国谈时局，深感党、政、军干部自私、无能、散漫、腐败，已不可救药，如欲复兴民族，重振旗鼓，必须舍弃现有基础，“缩小范围”，另外选择一个“单纯环境”，进行根本改造，另起炉灶。蒋介石与蒋经国的这次谈话表明，他对当时国民党的组织、政权、军队都已完全失望，所谓“缩小范围”、“单纯环境”云云，显然指的就是台湾。　　在此期间，蒋介石开始悄悄地向台湾转移实力。11月24日，蒋介石将原驻湖南衡阳的葛先才部调驻台湾。12月9日，决定修建金门、马祖要塞。这一切，都是为了加强台湾的军事实力。　　同时，蒋介石也在考虑更动台湾的党政人选。12月25日，蒋介石考虑调翁文灏为台湾省主席，以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但两人都是文职官员，似乎不很理想。所以没过几天，蒋又决定以正在台湾养病的陈诚作为台湾省主席。12月29日，蒋介石托魏道明向陈诚转达这一决定，要陈尽速准备。30日，蒋邀请黄埔军校毕业生聚餐，征求意见，使蒋想不到的是，第一期的关麟征、胡宗南等都反对此议。蒋很感伤，觉得到了这种时候，自己的这些嫡系子弟还只考虑个人恩怨，绝无悔悟团结之心。黄埔不幸至此，“诚死无葬身之地”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以台湾作为反共堡垒，不可没有经济准备。1948年11月底，蒋介石制订下月《大事预定表》，第15条即为“中央存款”之处理。接下来分批将财物运往台湾。有人估计，国民党运台金、银、外汇总数约值黄金800万两。　　多年来，吴稚晖一直是蒋介石的坚定支持者，也是蒋的智囊。12月10日，蒋给吴写了封信，建议他到台湾休养。次年5月7日，又派蒋经国访问在上海的北洋外交元老颜惠庆，动员他迁台，表示将为他准备机票与在台住房。不料颜不仅毫不动心，却反过来为中共宣传，劝蒋经国不必惧共、反共。蒋介石得知后，觉得中共“迷惑人心”，技术真是高明之至！　　【“三年生聚，三年教训”：老蒋欲效法同乡勾践】　　自日起，林彪指挥下的东北野战军连续向辽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的国民党军发动进攻，历时52天，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辽沈战役于11月2日结束，东北野战军一反常态，立即挥师入关，将守卫华北的傅作义各部分别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等地。一切征象都表明，大局已定，大陆的迅速易手已经确定无疑。12月24日，桂系大将白崇禧自汉口致电在南京的张群和张治中，要他们转告蒋介石，人心、士气、物力，均已不能再战，要求与中共停战言和。30日，白崇禧再发一电，声称“时间迫促，稍纵即逝”，要求蒋“趁早英断”。同日，河南省主席张轸通电，恳请蒋“下野”。　　内外交迫，日，蒋介石发表“引退”文告，宣布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这时候，蒋介石不能不更多地考虑迁台与建设台湾问题。年初，他规划全年大事，预定7月完成台湾的防务与准备。这一份计划表明，蒋介石的工作重点已经转向台湾了。　　陈诚是蒋介石多年亲手培养的爱将。1月3日，蒋介石致电陈诚，询问他为何仍不就台湾省主席之职，电称：“若再延滞，则夜长梦多，全盘计划，完全失败。”5日，陈诚仅携带一名随员就职。就职后，陈诚决定继承白崇禧1947年奉命宣慰台湾时的政策，同时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为号召，首先推行“三七五”减租，使佃农生活得到改善，农业生产得到增加。同年12月21日，蒋介石考虑到对美联络需要，再以吴国桢换下陈诚。　　在蒋介石的计划中，不仅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台，而且政府机构也要迁台。3月18日，他开始研究政府机构的迁台手续，并且在日记中写下了“三年生聚，三年教训之方法”等字，说明他已在考虑如何效法同乡的老祖宗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4月8日，他预定本星期工作课目，第9条为台湾与广东币制改革之准备。第10条为台湾设立政府之方式。5月7日，他在日记中表示，极想将台湾建设为“三民主义实现之省区”。但6天之后，他又将范围略为扩大，决定以台湾和浙江定海（舟山岛）作为“着手开始之点”。18日，蒋介石着手研究台湾未来的财政与军费预算，希望能够制订出一份包括具体方案在内的三年计划。　　5月25日，蒋介石由马公飞抵台湾高雄。此时，李宗仁是代总统，蒋介石在行政上已无职务，但仍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控制和指挥一切。6月4日，蒋考虑建立东南军政督理委员会或监理团，自任主任，同时考虑以陈诚为闽台绥靖主任，由蒋自己代理，并且致电胡适，劝胡就任“外交部长”。原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致函蒋经国，对“总裁”越权指挥空军干部有所不满，蒋介石见函后表示：自己是“革命领袖”，其地位与“总统”名义的存在无关，没有“总统”名义，可以摆脱法律限制，对“革命军队”拥有“绝对无上之权力”，就更应起而积极负责，监理台湾军政，决不从此消极，任其所为，使革命“断种”。12日，他更进一步强烈表示，决不放弃革命领袖的责任与权力，无论对军队，对政府，一定尽监督与指导之责，任何人不得违抗。　　《开罗宣言》早已明确承认，台湾将在对日战争胜利后归还中国。但是，由于中共在大陆巨大而迅速的军事胜利，美国部分政客担心台湾不保，将堕入俄国势力范围，使南太平洋的海岛防线发生缺口，因此力谋直接出面管理台湾。英国则在背后怂恿，以图加强它在香港的统治声势。6月15日，蒋介石在高雄接到宋美龄发自美国的两封信，担心美国有可能强占台湾，承认中共。这使蒋介石突然紧张起来。17日，他与王世杰商谈台湾地位及对美态度，当日未有决定。18日，他决定对美应有坚决表示：“余必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尽我国民天职，决不能交还盟国。”20日，蒋介石得到驻日本东京代表团电陈，盟军总部拟将台湾交盟军总部或联合国暂管。蒋立即电示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命他与麦克阿瑟详谈，说明此议“绝对无法接受”，既“违反中国国民心理”，也与“中正本人自开罗会议争回台、澎之一贯努力与立场，根本相反”。　　台湾光复后，在陈仪主持下一直独自发行台币。1948年11月，大陆通货膨胀，台湾受到影响，金融波动，物价腾贵。次年6月15日，陈诚主持的台湾省政府在原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协助下，宣布发行新台币，总额两亿元。新台币5元折合美元1元，旧币4万元折合新台币1元。由于当年6月2日，蒋介石即决定拨付5000万美元作为币制改革基金，有充足的发行准备，因此效果良好，使军民生活安定，并为日后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7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设置总裁办公室。下设设计委员会，由蒋任主席，委员有王世杰、俞大维、张道藩、俞鸿钧、吴国桢、雷震等。其下再设党务、政治、经济财政、军事、外交、文化宣传等六组。蒋经国任党务组副组长，且另外参加政治、军事两组。蒋介石对该办公室的成立极为重视，后来曾将它与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台湾币制改革并列为“从头做起之初基”。　　【西南梦碎，大陆再无可守之地】　　尽管蒋介石将台湾作为第一防务据点，但是，他仍然想尽力保有大陆的西南地区。5月14日，他确定大陆基地以重庆为主。6月3日，李宗仁在广州召开会议，决定以广州为政府所在地，但为加强战时体制，发挥战时功能，在重庆设立办事处，分地办公。6月1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推荐12人组成非常委员会，蒋介石、李宗仁分任正副主席。蒋决定于7月初赴广州成立非常委员会并巡视重庆等地。　　10月12日，李宗仁的广州政府宣布迁往重庆办公。26日，李宗仁向刚刚到达重庆的中央非常委员会秘书长洪兰友表示，当前诸多问题均难以决定，四川人事纠纷，地方问题棘手，希望蒋早日来渝，商量解决办法。27日，李宗仁约洪晤谈，再次表示大局艰危至此，难以肆应，望总裁早日莅渝。29日，白崇禧也自重庆电蒋，要蒋来渝主持大计。11月2日，蒋电覆白崇禧表示，目前须部署保卫台湾各种事务，当可于月中到渝。4日，白约蒋的亲信吴忠信面谈，声言情势已达最严重阶段，希望蒋早日来渝领导，并亲笔写了一封信，请吴专程赴台敦请。白甚至表示，他个人主张李宗仁仍为“代总统”，请蒋复出为“总统”。这时，李宗仁已经感受到了这种气氛，不愿列名于“劝进”之列，便于此前一天以“出巡”为名，飞往昆明，会见云南实力派首领卢汉。卢汉建议，联名向蒋介石发电，建议将政府迁到昆明，待蒋到后，将他扣起来，“一块一块割掉他，以泄心头之愤”。李宗仁发觉卢汉不稳，担心卢可能也会将自己扣起来，向中共“献礼”，便匆匆离开昆明。　　这段时期，陈立夫、阎锡山等函电交驰，纷纷表示“中枢几成无政府状态，上下惶惑，不可终日”。11日，蒋介石征询吴稚晖的意见，吴赞成蒋赴渝，但提出万不可让李宗仁脱卸政治责任。对吴的策划，蒋介石非常赞同。11日，蒋决定“顺从众意”，飞渝以尽人事，以“无名义”负责主导，日记云：“明知其不可为，而在我不能不为也。”　　11月14日，蒋介石飞抵重庆。18日召集党政干部会商时局，蒋心知与桂系已无法合作，但仍致电白崇禧，嘱其陪同李宗仁返渝。但李在此前一天已致电阎锡山，声称胃病复发，须在南宁休息三数日。20日，李宗仁委托白崇禧到重庆向蒋报告，李已于今日上午飞往香港，同时又托李品仙携函致蒋，声称十二指肠有流血现象，须转美检验，必要时手术治疗。蒋认为李宗仁此举属于“临危弃职”，飞往英属香港是丧失“国格”的行为。21日，蒋约见白崇禧，表示决不于此时“复行视事”，同时派居正、朱家骅等人代表国民党中央，携蒋的亲笔函赴港，探望李宗仁病况，劝李返回重庆。　　蒋介石原以为中共部队会从陕南进攻川北，因此在当地布置重兵。但他没有想到，毛泽东却命令刘伯承和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采取“大迂回之动作”，首先进攻贵州和四川东南部。11月15日，占领贵阳。次日，占领川东门户彭水，宋希濂所部10万人迅速溃败，二野从南面、东面两个方向进逼重庆。蒋介石不得不急调第15兵团罗广文兵团到长江南岸的綦江布防，同时命胡宗南部撤守川北，千里转移，将兵力集结于成都地区，又命胡部第一、第三两军火速来渝，并希望胡亲来指挥，与中共进行重庆会战。27日，二野占领綦江，罗广文弃军逃跑。　　重庆岌岌可危，蒋介石曾多次想到自杀。11月28日，他在林园的莲亭写下一段感想：　　党与国由总理一手创造，由中正一手完成，余爱此党此国，甚于爱子，岂仅视如至宝而已。时至今日，由余养育完成之党国，而由余毁灭之，此境此情，将何以堪！　　如果党国果真绝望，则尚有此残躯立足之余地，其将有何面目见世乎！　　蒋因此想到自杀，他称之为“殉国”，但转念一想，觉得尚非“绝望”之时，大陆尚有残破之西南，台湾和澎湖仍然完整，只要此身尚在，“党国”可以由此身再造。这样一想，他就决定不“殉国”了。11月29日，阎锡山率行政院匆忙迁至成都办公。同日，二野部队逼近重庆，蒋决定在机场住宿。午夜，蒋赶赴机场，途中堵塞不堪，蒋急不可耐，下车步行，等汽车赶来后再乘车继续前进。当夜，蒋就住在中美号飞机上。30日晨飞往成都。　　在成都，蒋介石临时住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2月1日，阎锡山见蒋，商谈政府驻地及疏散方案。胡宗南也于同日见蒋，述说汽油困难，运兵迟缓。蒋介石则鼓励他进驻遂宁，防守内江。蒋介石计划，必要时撤退到西昌。　　当时，西南地区国民党尚存兵力五十余师，胡宗南部有40万人。这点兵力当然抵挡不住解放军的庞大兵力。但是，对于“迁台”问题，蒋介石周围也有许多人主张“慎重”，有人担心，美国可能武力占领台湾。蒋介石认为，英美决不敢有异议，日记称：“如其果用武力干涉，或来侵台，则余必以武力抵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7日，蒋任命顾祝同为西南军政长官，胡宗南为副长官兼参谋长，贺国光为西昌警备总司令，企图固守西南。但是，他也断定西昌不能久守，于7日决定将政府机构迁台，在西昌设大本营，在成都设防卫司令部。同日，蒋介石接见阎锡山，要求他于一日之内完成迁台准备，当晚即由成都飞台。　　四川地方实力派头领刘文辉、邓锡侯长期和蒋有矛盾，和国民党内的反蒋派李济深、冯玉祥有联系。这时，正在筹划起义事，准备脱离国民党阵营。7日，蒋介石派张群到昆明，安抚云南省主席卢汉，要求将政府迁到昆明。同日，蒋介石召刘文辉、邓锡侯谈话，二人托词不来，随即从成都出走。9日，刘、邓与云南的卢汉相继通电起义。卢汉在扣留张群等人后，又致电刘文辉，要刘会同四川将领，扣留蒋介石。在此情况下，胡宗南等纷纷劝蒋迅速回台。下午2时，蒋介石偕蒋经国等步出陆军军官学校，在凤凰山机场登机，返回台北。　　胡宗南是蒋介石最信赖的学生，也是他多年精心培植的将领。蒋相信他可以撑持残局，在西南地区“建立起坚强不拔的基础，作为我们大陆反攻的根据地”。不料胡宗南却于12月22日只身飞往海南岛。28日，胡宗南在蒋介石的催迫下飞返西昌，部署作战。日，蒋介石派蒋经国飞赴西昌，勉励胡宗南死守当地，并告诉胡：“如台湾失陷，我必死于台湾，以尽我职责。”3月27日，第二野战军攻占西昌，胡宗南再次飞往海南岛逃身。4月13日，西昌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全部被歼。　　至此，蒋介石西南梦碎，在大陆再无可守之地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本刊编委）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10期
（责任编辑：张红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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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短信上手机人民网五花八门的国民党称呼：局座师座并不常用
　　从委员长到总裁
　　孙中山被尊为国父时已去世多年，实行这一系列措施的是蒋介石。和孙中山比起来，蒋介石的专有名词更多，例如委员长、总裁、校长、蒋公等等，这些称呼又是怎么来呢？
　　先说人尽皆知的&委员长&。打完中原大战，蒋介石平定了党内几支实力较大的军阀，党、政、军大权越来越集中于他手中。1926年至1936年这10年间，张静江、胡汉民、蒋介石在党内都担任过执行委员会主席之职，但这个职位的权力非常有限。那时候&主席&这两个字实在不怎么值钱，不要说党内的主席，即使是国民政府的主席也只是个名头。既然主席是虚的，那就必须另设机构集权。
　　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正式通过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恢复了之前二届五中全会后被撤销的军事委员会，并提名由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不久后就正式任命。根据四届二中全会的议案，军委会委员长一职统率全国海陆空军，总管军令、军政等事项，实际上就是国家最高统帅，妇孺皆知的&蒋委员长&就此诞生。1945年抗战胜利后，军事委员会这个机构被撤销，也就是说，&蒋委员长&这个称呼只存在于1932年到1945年之间。现在不少电视剧中，明明已是国共内战时期，国军将领们还一口一个&委员长&地叫，实在是严重穿帮。
　　除了&委员长&这个特别著名的称呼之外，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还有个专有称谓&&总裁。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为应对复杂的形势，国民党于日至4月1日，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修改党章，增设了《总裁》一章，与原保存的《总理》一章并存，规定：&总裁代行总理职权。&
　　&领袖制度&确立后，国民党自孙中山逝世以来实行的委员制名存实亡，蒋介石成了党内的最高领袖。从抗战的大背景来看，增设&总裁&之职确有战时行非常之制的意味，但在抗战胜利后，总裁却被保留下来，并长期由蒋介石担任。日，蒋介石在台北逝世，国民党中央于4月28日召开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临时会议，决定接受总裁遗嘱，并提议保留&总裁&一章。次年11月，国民党召开十一大，对党章进行了重新修订。修订后的党章保留 &总裁&一章，这一做法与50年前如出一辙，总裁遂成为蒋介石的专有职务。
　　不久后，蒋经国担任中国国民党党主席。蒋经国告诫国民党党员：以后不要称&蒋经国时代&，也不要称他为领袖。从此以后，党主席一职便是国民党中的最高职位，但这个职务没有任何领袖色彩，并定期通过选举换届，至今如此。
　　国民党的主席有很多，包括连战、马英九、吴伯雄等人都担任过，但总理与总裁却是独一无二的。言&总理&特指孙中山，言&总裁&则特指蒋介石。但二者又有本质区别，总理一职成专属是在孙中山逝世后才被赋予，是党员对先行者功绩的彰显行为。总裁则不同，这个职务以最高领袖的形式出现，可以代行孙中山之后党内再也没有人担任过的总理一职的职权，并且几十年不换届，等同于终身制，可以说不是党魁，胜似党魁。
责编：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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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曾同意回大陆任国民党总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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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蒋介石与宋美龄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国共两党曾有过三次高规格的秘密和谈。其间1965年，蒋介石曾同意携旧部回大陆，定居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地；蒋经国任台湾省长。第一次秘密和谈毛泽东提出“和为贵”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的台湾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的单纯靠武力解决的方针改变为立足武力伺机彻底解决和力争和平解放相结合的政策。1955年5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毛泽东主席也表示，我们跟台湾要“和为贵”，爱国一家。这些变化对国共对峙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49年参加过北平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章士钊向周恩来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旧故，去向蒋介石做工作，争取实现国共谈判。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章士钊带到香港，通过关系转交给蒋介石。在信中，中共中央主张国共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两岸统一的四条具体办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回故乡看看。1956年春，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许孝炎随即从香港飞往台北，亲手将中共中央的信交给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报告。经过一年的认真考虑之后，1957年初蒋介石决定派宋宜山到北京一行，了解中共的真实意图。宋是蒋的学生，曾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对蒋介石来说比较可靠。1957年4月，宋宜山经香港、广州，乘火车抵北京。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宜山商谈，李维汉提出了中共关于合作的四项具体条件：(1)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2)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3)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士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4)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宋宜山回到香港后，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报告交给蒋介石。由于报告对大陆的成就颇多赞扬之词，蒋介石大为不悦。再加上大陆此时已开始了反右斗争，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从而中止了进一步接触。第二次秘密和谈曹聚仁代蒋为母扫墓1956年7月，当章士钊为国共和谈穿针引线的时候，另一个神秘人物也担负着同样使命从香港来到北京，这个神秘人物就是曹聚仁。曹聚仁是旧中国颇负盛名的文人，与国共两党的高层人物有很深的交情。曹聚仁回到大陆，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了他。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曹聚仁。在谈到蒋介石的时候，毛泽东肯定了蒋介石在某些历史时期的作用，并表示了他准备再次与蒋介石握手的想法。回港后，曹聚仁立即将详细情况转告国民党方面。1957年5月，根据台湾方面的指令，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陆，并代表蒋氏父子到蒋母的墓园扫墓。回港后，曹聚仁立即向蒋经国通报了大陆之行的情况，并寄去了他在溪口拍摄的照片。在另一封信中，他还谈了自己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看法。不过，国民党方面对再次谈判采取了一种既不让曹聚仁放弃，又不具体表态的态度，一拖就是几年。1965年，当国民党二号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陆并受到热烈欢迎的时候，蒋介石父子也展开了行动。经常来往于香港和台北负责联络工作的王君通知曹聚仁，蒋经国在近期将亲临香港，接他到台湾商量要事。曹聚仁急忙飞往北京，与中共领导人商讨了谈判的大纲要目，然后返回香港，等候蒋经国。一天，王君来到曹聚仁住处让他上船与蒋经国先生密谈。蒋经国让曹聚仁更多地介绍了北京的情况，希望曹聚仁将双方情况吃透，以便曹与蒋介石见面谈话时做到时间短，效率高。不久，轮船抵台，蒋介石在官邸由蒋经国陪同，接见了曹聚仁，并在极秘密状态下开始谈话。整个谈话自始至终只有他们三个人。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六项共识，其主要内容为：一、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意即台湾最高长官在中国大陆的起居与办公之地)。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洽商。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五、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六、台湾现任官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之后，曹聚仁立即返港，将谈判情况及六项条件报告给了中国共产党。然而，1966年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风浪也波及台湾，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从而改变了主意，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之事又一次搁浅。第三次秘密和谈陈立夫邀毛泽东访台上世纪70年代初，国民党代表被赶出联合国，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中日关系的改善，这些重大事件使台湾的处境急转直下，形势对大陆十分有利。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又把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仍然需要一个在两方面都说得上话的人居中联络。由于曹聚仁已于1972年病逝，这方面的人选一下子成了空白。于是，90岁高龄的章士钊再度请缨赴港与国民党方面联络。周恩来得知章士钊的想法，感到十分为难。因为章士钊几年前从病床上摔下来造成骨折，一直行动不便，只能靠轮椅代步。如此情况，怎能做长途旅行呢？于是，周恩来便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毛泽东反复权衡，认为章士钊的作用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于是提出：“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可以去呢？比如说派个专机去。”最后，在征得章士钊家属同意后，中共中央决定派章士钊到香港。经过周密安排，1973年5月，章士钊从北京乘专机启程赴港，周恩来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章士钊到香港后不到一个月，因频繁的活动，过度的兴奋及对香港气候的不适，加之年事已高，7月1日不幸病逝于香港。章士钊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的活动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请，也出于对台湾的前途的考虑，蒋介石又动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念头。1975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这一使命交给了抗战前曾主持过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即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也许是蒋介石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也许是陈立夫心情迫切，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回音的情况下，陈立夫便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他在文章中殷切欢迎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他特别希望毛泽东能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时期国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然而，国共两党当年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能够看到国共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现。蒋介石在此之后不久，于1975年4月去世。一年半之后，毛泽东也与世长辞。（文史博览）[责任编辑：calvino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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