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帝国的后继者
　　亚历山大死后，部将们就为继承人问题展开了争夺。骑兵统帅帕狄卡斯提议等待亚历山大与罗克珊的孩子出生，如果是男孩，就立他为王。但步兵统帅美利格却提出让腓力二世的庶出子、低能儿阿里德欧斯为王。经调停后，双方妥协，采取折衷的办法，把新生子和阿里德欧斯都立为王，分别称为腓力三世和亚历山大四世。确定了王位继承人后，亚历山大的战将们便着手瓜分帝国。帕狄卡斯权位最高，他杀害了美利格，担任摄政王统治亚洲。其他人中托勒密占据埃及，安提柯得到小亚大部分，吕辛马库斯接受了色雷斯，安提帕特仍留守马其顿。暂时的势力划分根本不能持久。从公元前323年起，继位者间的混战一直持续了20多年。
　　从公元前323—320年是斗争的第一个阶段。帕狄卡斯玩弄手段，想既掌握实权，又使其合法化。他遗弃了安提帕特的女儿，欲与亚历山大的妹妹克列奥帕特拉结婚。安提帕特受辱大怒，联合安提柯、吕辛马库斯、托勒密等起兵。公元前320年，帕狄卡斯在埃及被谋杀。
　　从公元前320—301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角是安提柯。帕狄卡斯死后，胜利者开会推举安提帕特为监护人，把宫廷移往马其顿。但安提帕特不久去世，安提柯被宣布为亚洲的将军。马其顿、亚洲、埃及分处在不同统治者的控制之下，帝国的裂痕加深了。安提柯一心想把整个帝国或帝国内尽可能多的地区置于己手，因此遭到其他竞争者的忌恨。但反对他的同盟者之间也互相拆台。战火从亚洲蔓延到欧洲，最后又烧回亚洲。腓力三世和亚历山大四世先后在残酷的王位斗争中被杀。公元前306年，安提柯称王，次年，托勒密、塞琉古也相继称王。亚历山大帝国不仅从实际上，而且从名义上都不复存在。公元前301年，安提柯与塞琉古、吕辛马库斯、卡山达（安提帕特之子）组成的联盟在弗里基亚的伊浦苏斯展开了一场大血战。安提柯兵败阵亡。他的领土被胜利者瓜分。伊浦苏斯之战标志着大帝国统一梦想的彻底破产。从此，虽然一些地区的主人有所变化，但马其顿、西亚、埃及三足鼎立的大局已定，它们走上了基本相同、但各有特色的发展道路。
　　托勒密埃及王国　在继位者的混战中，托勒密的势力得到加强，他巩固了对埃及的统治，扩大了地盘，建立了以希腊—马其顿殖民者为主要统治力量的托勒密埃及王国。依靠富庶的尼罗河流域提供的经济实力，托勒密王朝与塞琉古王国、马其顿王国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在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埃及与塞琉古王国争夺巴勒斯坦与南叙利亚一带，先后发生五次战争，史称“叙利亚战争”。这场战争以塞琉古王国的胜利告终。长期的战争消耗了托勒密埃及的国力，加之内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激化，从公元前3世纪末叶起，它就进入了衰落时期。
　　托勒密王朝把原马其顿的具有军事民主制遗风的君主制与埃及古老的法老专制统治相结合，建立了以国王为首的中央集权制。国王把埃及视为个人的私产，他是国家的化身。政治、军事、财务甚至宗教大权都掌握在他一人手中。国王的权力因国王崇拜而加强。国王不仅死后被追认为神，而且生前也在寺庙中奉作神明崇拜。国王主要依靠马其顿人、希腊人进行统治，高级官员都由王亲国戚及国王亲信充任。他们或担任财务官，或担任将军。财务大臣位同宰相，是仅次于国王的最有实权的人物。马其顿的武将对于地方民政的管理往往不大得心应手，所以出现了马其顿的军事贵族与当地大贵族的合流。托勒密王朝保持了过去的州（诺姆）的区划，上下埃及大约分为40个诺姆。诺姆之下分为县，县下为村。每一级都有专门的官吏管理。诺姆的总督（州长）是当地人可以觊觎的职位，但已失去了许多重要权力。军队驻屯在全国各地。诺姆的真正首长是由希腊—马其顿人充任的将军。他负责维持秩序，也许还主管刑事案件的审判。他对财务不能插手，财务权归另一财务官。僧侣阶层力量的强大，是古埃及历史的特点，但在托勒密统治时期，祭司集团的地位有所下降。国王是神的全权代理人，寺庙土地被收归王有，寺庙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国王及其行政官员的监督下进行。国王是最高立法者。由于两种民族并存，国内实行两种法律。一种适用于希腊人，一种适用于当地人。若案件涉及到双方时，则组成混合法庭。虽然国王的宫廷表面上讲希腊语，穿希腊服装，不与当地人通婚，但君主的权力超过了从前所有的马其顿国王，上承埃及法老的统治。托勒密国王不鼓励建立新城，可能是为了不让城市的自治削弱君王的权力。但希腊人多居于城市，特别是亚历山大里亚、诺克拉第斯和托勒迈伊这三个希腊和希腊化的自治市中。
托勒密国王把埃及全部土地都视为己有。他以当然的最高土地所有者的身份，把这些土地的一部分收归王室经营，称为“王田”；其余的统称为“授田”：或赠与神庙（神田），或赐给官员私人（赐田），或分配给军人作为份地。留在国王手中的土地由王田农夫（劳伊）耕种。他们主要采取短期租借的方式取得一块土地，交纳实物佃租，种籽由国王提供，收割后必须归还。田里种植的作物品种由国王决定。王田农夫是佃农，不是奴隶，但他们未经许可，不许离开村庄。除耕种土地外，王田农夫还要服必要的劳役，如修堤坝、开运河等。他们还须交纳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连租带税占一年收成的50％以上。神田和赐田上的耕种者可能也是类似于王田农夫的农民。原神庙的土地开始时大部分转归国王直接管理，但在公元前2世纪，祭司们趁王权削弱又扩大了神田。赐田的数目因人而异，托勒密二世的财务大臣阿波罗尼阿斯在法雍一地就有近7000英亩的土地。军人份地数量不等，一般在3.5英亩到70英亩之间，分布于全国各地。军人平时种地，战时服兵役，以服兵役代租，但他仍须交纳各种税收。军人的境况比王田农夫稍好一些。最初，他个人对份地只有使用权，后来份地接近于私产，亲属可以继承。到公元前2世纪末，埃及人开始作为军人领有份地。在埃及，私有地的存在是肯定的，如住宅用地，园圃以及偏远的贫瘠土地，但它们无一能逃脱国王的税收之网。
　　税收和垄断既是托勒密王朝的经济控制手段，也是国王所有制的重申与体现。托勒密王朝的税收可谓多如牛毛，无孔不入。土地、房屋、园圃、家禽、牲畜、奴隶、人头、财产继承、买卖交易、关卡交通，各种物品、各种活动都在纳税之列。即使一个人去打鱼，也要有一官员监视以保证25％的鱼作为税收转入国王手中。估计埃及的税收种类在200种以上。这些税除土地税交实物外，大部分以货币纳税。国王有时为了简便，就把税包出去，实行包税制度。托勒密王朝的垄断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对油料的垄断。政府对油料作物从种植到销售的每一阶段都实行完全的控制。油料必须在当地政府监督下在国家的油坊里加工，然后以固定价格出售。此外，纺织、皮革、矿业、盐业、钱庄，甚至印染、皮毛、香料、化妆品、玻璃、陶器、酿酒等行业也都由国家垄断或控制。这种制度同样适用于托勒密国外的属地。严密的税收制度与严格的垄断经营，使托勒密王朝搜刮到尽可能多的财富。仅垄断专利一项每年收入就达约15000塔兰特。
　　为扩大商业利益，加强对外贸易，托勒密二世时（公元前282—249年）修通了往昔法老开工未竣的连接红海与尼罗河的运河。他还派人开发非洲东海岸，建立了一连串远达索马里的据点，派出海军、卫戍队保证商路的安全。当时的进出口贸易十分活跃。埃及输出谷物、亚麻布、玻璃、奢侈品；地中海的金属、木材、大理石、紫色染料，南阿拉伯和印度的肉桂、药物、香料等都源源不断地流入埃及。
　　国王们把通过税收、垄断、贸易搜刮到的财富，一部分用于维持庞大的政府官僚机构和军队，一部分供应宫廷的消费，还有一部分用来扶植文化事业。托勒密王朝虽以武力开国，却附庸风雅，慷慨解囊，对文化事业抱有浓厚的兴趣。都城亚历山大里亚取代雅典成了地中海最大的文化中心，城中有国王兴建的博物园和藏书70万卷的图书馆。优厚的待遇，高贵的社会地位，便利的研究条件吸引了各地的许多学者。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利用希腊和东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在天文学、地理学、动植物学、物理学、数学、文学、史学上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托勒密王朝是外族统治，尽管埃及当地的大奴隶主贵族有可能跻身于统治者之列，但毕竟为数不多。希腊—马其顿人上层统治者的高压控制与垄断榨取只能激起埃及人民的强烈反抗。王田农夫的逃亡就是斗争形式之一。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是交织在一起的。王田农夫虽不是奴隶，但是类似于隶农、农奴的地位。奴隶在农村中可能为数不多，主要集中于城市，在亚历山大里亚也许达20万之众。奴隶主要用于矿山和手工业作坊、家庭。总之，托勒密埃及的奴隶制不算发达，国内的阶级矛盾主要以民族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公元前3世纪末以后频频发生的埃及人民起义，动摇了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为罗马的征服铺平了道路。末代女王克娄奥帕特拉七世（公元前51—30年）先后投靠凯撒和安敦尼，最后在公元前30年亡于罗马的屋大维之手。&
&　　塞琉古王国与帕加马王国　塞琉古王国的建立者是塞琉古一世（公元前305—280年），首都为奥伦特河畔的安条克城，中心地区是叙利亚，故又称叙利亚王国。中国史书称之为条支，其名来自首都安条克。王国的统辖范围因时而异，最大时从赫勒斯滂海峡到兴都库什山。国土广袤，民族众多，文化传统各异，社会发展的阶段参差不齐，这是塞琉古王朝统辖之地的特点。特殊的统治环境使其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托勒密埃及的统治道路。
　　与其他希腊化国王一样，塞琉古国王把王国视为自己打出的天下。他们也推行国王崇拜，强化王权，宫廷设有宰相、议事会、秘书处，高级官吏由王亲国戚和王室亲信们充任。叙利亚人、犹太人、波斯人和其他伊朗人被完全排除在官僚阶层之外达两代之久。即使至后来，他们也从未超过整个统治阶级人数的2.5％。塞琉古王朝接受了波斯的行省制，但控制比较松弛。全国分为25个省，72个府。行省设总督，财政归财务使，他直接向安条克的财务大臣负责。地方有一定的自治权，偶尔负担的军事义务和不正规的纳贡。地方分权不利于国王对地方的控制，一有时机，边远地区的省份就尾大不掉。
　　塞琉古王朝试图通过各地的希腊—马其顿人城市和移民地来达到辖下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统一，从而保证对各地的控制。前三任国王（塞琉古一世、安条克一世、二世）堪称为伟大的建城者。塞琉古一世就建了24个城市。城市一般保持希腊城市的外在特征：如部落、公民大会、议事会、行政官员、城市法令与财务规定等建置，以及体育馆、剧场、市场等公共设施。城市拥有国王给予的土地，城中也往往有一些当地的居民。他们或杂居，或住在专门的街区。有的城市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发展很快，象首都安条克有居民50万，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西亚居民达60万。这些城市有一定的自治权。移民地则是军事殖民地而非城市，一般设于当地村庄的附近，由服役期满的军人屯驻。他们从国王那里接受必要的土地和安顿费。这种移民地从属于国王，但有自己的官员，对内部事务有一定的权力。小亚沿岸的希腊人城市，自治性较大。总体上看，新老希腊人城市、移民地都处在国王的控制之下，只是从属的程度有所不同。各种类型的城市与移民地的存在，虽然确实从外部加强了希腊—马其顿人对当地的控制与影响，但从内部也削弱了国王权力的集中。这些城市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与其说是政治的，毋宁说是文化上的。它们是希腊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汇之地，希腊化文化主要是从这些城市产生的。
　　塞琉古王朝的土地制度与埃及托勒密王朝有同也有异。全国的土地都是“王田”，名义上归国王所有，但实际上，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并不能统一。国王的租税较轻，大部分土地税仅1/10。王室土地由农民耕种，他们以实物或货币形式交纳租税。其余的王田以“让与”的形式来分配。有些“让与”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高官显贵们接受赐田，新建城市由国王划给土地，军事殖民地的军人领取份地。本地原有城市和神庙的土地也因国王的旨意而增减。旧希腊城市的土地归城市全体公民占有。这些让与的土地主要由王田农夫（劳伊）耕种，也有的由占有者自己耕种（如军事份地、城市一般公民的土地），或由佃农、奴隶（如神庙土地）来耕种。王田农夫的处境与埃及的农民没有差别，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随土地的转移而更换主人，即使有的农民移居到别处，也不能割断与原居住地的关系，不得放弃应负的义务与责任。奴隶主要集中在城市和神庙。有的神庙拥有庙奴数千人，个别的大奴隶主也有千名奴隶。
　　塞琉古王国的商业和手工业甚为发达。连通东西的海陆商路，遍布各地的新旧城市与移民地，统一的货币（阿提卡制）和统一的语言（通用希腊语），都给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塞琉古王朝主要进行转手贸易，获取利益。东方的丝绸、香料，叙利亚、两河流域、希腊等地的精巧手工艺品，都经他们的中介而转运他方。商业是重要的经济部门，王国与托勒密埃及往往因争夺商路而发动战争。商业的发达刺激了手工业的繁荣。吕底亚的萨狄斯城就是华美的地毯的制造中心，其他诸如金属冶炼、酿酒、玻璃制造、纺织印染等行业的产品也享有盛名。&
　　公元前3世纪，塞琉古王国内外征战频仍。战争不仅消耗了国力，而且使其治下的帕加马、帕提亚、巴克特里亚等地趁机独立。塞琉古王国的直辖版图大大缩小。公元前2世纪初，塞琉古王朝与另一强大的对手罗马相遇。马革尼西亚一役，塞琉古军队大败，小亚的领土随即丧失。此后，塞琉古王国每况愈下。随着帕提亚的西向，罗马的东进，加上内部矛盾重重，中央政府近于瘫痪的塞琉古王国无法继续存在，公元前64年亡于罗马大将庞培之手。叙利亚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
　　帕加马王国位于小亚的西北部，首都帕加马城。伊浦苏斯之战后，帕加马归吕辛马库斯统治。公元前281年，吕辛马库斯在与塞琉古的战争中兵败身亡，其派驻帕加马城的部下菲勒泰洛斯自立为王，归顺塞琉古王朝。公元前3世纪中期，塞琉古王朝发生内争，帕加马的阿塔卢斯一世乘乱独立。帕加马王国是希腊—马其顿人统治世界中的后起者。为了在塞琉古、马其顿和托勒密埃及的争夺中求得生存，为了在贫富分化剧烈的社会矛盾中维持统治，它不得不在外界寻求保护伞，而这时挺兵东进的罗马就成了帕加马王朝投靠的对象。帕加马最后一个国王阿塔卢斯三世立下遗嘱，将国家拱手让给罗马，帕加马王国的历史结束于公元前133年。
&&&&帕加马的政治制度、土地制度与塞琉古王国并无多大差异。它的工商业比较发达，所产羊皮纸和纺织品最为著名，此外还生产大量的沥青。
　　帕加马的历史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它对希腊化文化的贡献上。帕加马诸王一心想把帕加马城建成堪与亚历山大里亚比美的文化城市。城中的图书馆藏书20万册。由于国王们奖掖学术，帕加马城成为希腊散文修辞学的中心。宙斯神庙前的大祭坛及其上的浮雕“巨人之战”，为帕加马城增添了光彩。
　　马其顿王国及其控制下的希腊&伊浦苏斯之战后，马其顿几易其主，最后在马其顿及希腊建立长期统治的是安提柯的孙子安提柯·贡那特。安提柯王朝成为与托勒密、塞琉古并驾齐驱的三大希腊化王朝之一。
　　马其顿王国的政治制度与公元前4世纪相比，君主的个人权力加强了，传统上的人民权力很少受到重视。安提柯三世的即位就没有召开公民大会，只是少数“马其顿要人”的决定。马其顿虽未出现过国王崇拜，但也出现了把国王与神和国家等同的现象。实际上，安提柯王朝即马其顿国家。
　　马其顿的另一变化是城市的增加。公元前316年，卡山达建了两座重要的城市：帖萨洛尼卡和卡山德里亚。公元前293年，德米特里在帖撒利建了德米特里亚城。这些新城市与原来的都城佩拉等，不仅是马其顿内外贸易的商业中心，而且使马其顿的文化水平接近南方的希腊。
　　尽管城市发展较快，许多马其顿人仍在农村生活。他们或是自耕农，或是耕种国王和贵族土地的佃农。除了城市中某些家庭使用奴隶外，奴隶制在马其顿未广泛发展。亚历山大东征并未使马其顿摆脱贫困落后，相反使马其顿人力枯竭，影响了社会生产。马其顿约有50年的时间成为众武将及其后人争夺的战场，此外还遭受到高卢人的侵扰。马其顿与埃及叙利亚之间的经济差距明显增大。它每年的土地税仅收入200余塔兰特。
　　马其顿力求加强对南部希腊的控制。最通常的方法是在战略要地驻扎卫戍部队，随时准备镇压各种形式的反马其顿活动。与此同时，马其顿还在爱琴海地区与埃及、叙利亚争霸。然而，霸主的地位尚未得到，罗马大军却已压境。公元前168年马其顿本土首先亡于罗马，到公元前146年，希腊全境都落入罗马统治之下。
　　在南部希腊，反马其顿的势力一直存在，一有机会就跃跃欲试。亚历山大死后，雅典很快联合其他希腊城邦发起反马其顿战争（公元前323—322年），不久即告失败。安提柯王朝建立后，希腊长期处于它的支配与控制之下。对于马其顿人的高压政策，斯巴达、雅典这时已无力领导希腊各邦进行反抗，新的埃陀利亚同盟（公元前314年）和阿卡亚同盟（公元前280年）相继兴起。这两个同盟既联合反抗马其顿，又相互斗争。虽然推翻马其顿统治的目的未能达到，但同盟组织反映了希腊内部统一和超越城邦的趋势。入盟各邦完全平等，对内各自独立，对外立场一致。联盟设有同盟大会，所有入盟各邦的公民皆可参加。同盟大会选出常设会议和联盟司令官。常设会议处理日常事务，司令官统帅联盟军队，并有权协调各邦关系。这是向联邦制的迈进，可惜来不及发展便夭折了。
　　亚历山大远征及希腊化王国的建立，虽然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希腊城邦公民，暂时在表面上好象缓和了社会矛盾，但实际上使城邦内部贫富分化更为剧烈，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斯巴达的情况最为明显，在仅剩的700名全权公民中，只有100户有土地，失去土地者企图伺机发动政变。国王阿基斯四世（公元前245—241年）为防止革命，复兴斯巴达，提出废除债务，平分土地的改革方案，但遭到大奴隶主的反对，遇害而死。另一国王克利奥蒙尼三世（公元前237—222年）利用对外战争得胜，军队在握的有利时机，用暴力推行改革，重分土地。这一改革对其他城邦发生了影响，阿卡亚同盟中的大奴隶主惊慌失措，竟然联合马其顿扼杀了克利奥蒙尼的改革。
　　社会改革的失败，反马其顿运动的旋起旋伏都是必然的，希腊城邦制度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希腊城邦在马其顿统治时期，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存在而已。
　　希腊化时期的文化是指从亚历山大东征以来，到最后一个希腊化王国托勒密埃及被并入罗马帝国为止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化，希腊化时期的文化中心也从雅典移到了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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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系列 — 塞琉古与托勒密王朝的命运
从希腊世界乃至整个地中海世界的角度来说，核心区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塞琉古王朝”应该是潜力巨大的边缘地区了。从地缘范围来看，这一区域也是2014年震惊世界的恐怖政权ISIS试图建国的区域。所谓ISIS就是“伊拉克与叙利亚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Syria的缩写）。需要说明的是，在时政新闻中这个原教旨国家还有一个ISIL的缩写。二者间的区别在于，西方人用他们更熟悉的地缘政治标签： ”黎凡特“Levant”，取代了“叙利亚”（ Syria）。　　事实上叙利亚和黎凡特所指的区域，都是地中海东岸包括西亚裂谷带，及其与美索不达米亚相接的这片土地，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包括叙利亚、黎巴嫩，甚至以色列/巴基斯坦在内的“大叙利亚”概念。以此范围来定义ISIS试图建国的土地，会发现他所指向的就是中东的“新月沃地”。　　然而所有的中央与边缘概念都是相对的，放在包括小亚细亚半岛、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腹地、埃及的这个“中东”地缘政治概念中，富庶的新月沃地就是不折不扣的“四战之地”了。尽管谁占据了这片土地，都将极大提升自己的地缘潜力，但仅仅这样做是绝对不够的。你必须与新月沃地外围的一个边缘板块融合在一起，才有可能具备一个帝国的潜质。　　应该说塞琉古王朝最初做的还是不错的，伊朗高原、小亚细亚的大部，以及二者之间的结合部“亚美尼亚高原”都是他的控制区。只是在前面我们也说到，随着罗马人对希腊世界的征服，这一切在公元前188年都发生了变化。在败于罗马之后，塞琉古王朝退出了安纳托利亚高原。只有位于小亚细亚半岛东南角，与叙利亚地缘关系紧密的“奇里乞亚”地区，还暂时算是在塞琉古的控制之下。　　如果此时的塞琉古还能保有伊朗高原，那么他的地缘安全还是有很大保障的。然而带有中亚游牧基因的帕提亚王朝的崛起，使得塞琉古人很快便明白，真正成为其掘墓人的，并非从西地中海而来的罗马人，而是试图成为“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第一帝国）继承者的帕提亚人。后者最迟在公元前147年完成了对伊朗高原的统一。　　伊朗高原的中、西亚混合属性，决定了谁统一了高原之后，都会试图向南北两个“两河流域”扩张。经过二十年的反复争夺后，塞琉古王朝终于彻底失去了美索不达米亚，能够控制的领土仅剩下叙利亚和西里西亚（奇里乞亚）。这样一个小国，不仅要承受来自安息的压力，甚至还曾经一度被亚美尼亚人所吞并（公元前83年）。这段也是亚美尼亚人最辉煌的时刻。然而不管是呆在亚美尼亚高原，还是扩张至低地，亚美尼亚人都无法改变自己悲剧性的地缘位置。很快亚美尼亚人的入侵，成为了罗马直接吞并叙利亚的理由。　　公元前75年，罗马对东方世界发起了最后的征服，在击败亚美尼亚人之后，将叙利亚变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至于亚美尼亚高原本身，罗马倒并没有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征服这片复杂山地的收益本身有限；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缓冲安息王朝的需要。在这种战略背景之下，亚美尼亚高原被分成了东西两个王国，东亚美尼亚成为了安息王朝的保护国，而西亚美尼亚则被置于罗马的保护之下。　　无论对于罗马人还是希腊人而言，叙利亚都是东方最重要的桥头堡。只有占据了叙利亚，控制了阿拉伯半岛的海岸线，才有可能进一步的觊觎富庶的美索不达米亚。这也是为什么塞琉古王朝一定要把首都放在安条克平原的原因所在。很显然，当罗马人将叙利亚变成一个行省之后，他们接下来将与帕提亚人的安息王朝，围绕着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行长期的拉锯了。　　相比这片四战之地，埃及这个同样潜力巨大的板块，应对起来要简单的多。尽管整个非洲看起来地域辽阔、腹地纵深千里，但鉴于撒哈拉大沙漠的存在，尼罗河下游地区实际上是一个相对孤立的地缘板块。在罗马整合希腊的过程中，统治埃及的托勒密王朝成为了罗马最重要的连横对象。这两点倒是和秦灭六国时的齐国相似。　　在托勒密王朝的中，埃及人在地缘政治上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东北方向的塞琉古王朝了。由于埃及本身是地中海周边最为重要的商品输出地，尼罗河又直通地中海，加上陆地边界的压力较小，希腊化的托勒密王朝成为三大希腊王国中最为重视海军建设的国家。凭借优势的海军，埃及人不仅控制了他与塞琉古王朝争夺东地中海制海权的重要岛屿——塞浦路斯岛。还一度占据了奇里乞亚，并在爱琴海地区拥有领土。　　然而托勒密王朝建立强大海军的初衷，并非为了陆地上的扩土，更多是为了保障自己的海上利益和安全。这与马其顿和塞琉古王国不同，由于亚历山大和波斯帝国的示范作用，这两大王国总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横跨欧亚的帝国。这可以说，希腊人的到来，使得埃及更多呈现出了海洋国家的特性。这一点，从托勒密王朝没有象之前众多埃及本土王朝那样，把都城选定在尼罗河畔，而是设在直接面对地中海的“亚历山大港“也可以看出。　　由于托勒密王朝所呈现出的海洋属性，以及地缘上的孤立性，罗马并不认为埃及会成为自己强大的对手。相反，在托勒密王朝面临内乱或者外部威胁时，罗马通常会施以干涉，以保证埃及的稳定。比如在公元前171年——168年，丧失北部高地控制权的塞琉古王朝，曾经试图通过征服埃及来重振雄风。正是由于罗马的干涉，塞琉古王朝才不得不撤出了埃及。至于充当裁判者，调解托勒密王朝的内部权力斗争，次数就更多了。　　罗马之所以那么看中埃及的稳定，是因为随着罗马的强大，人口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大幅增长，并且大量向脱离农业生产的城市集中。简单点说，此时的罗马已经不可能依靠本土的粮食产量来实现自给自足了。无论从粮食产量、地理距离来看，埃及都是弥补这个缺口最好的选择。如果罗马一定要针对埃及开战，仅仅是战争期间出现的粮食缺口问题，也足以影响到罗马的国内稳定。在这种情况下，罗马更愿意看到一个稳定、繁荣的埃及存在。前提是托勒密王朝能够与罗马结成紧密同盟，并愿意保证罗马的粮食供应安全。至于托勒密王朝，既然罗马能够提供稳定、和平的海上贸易环境，还能保证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性，又有什么理由不接受这种安排呢？埃及卫星图来自《地球观察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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