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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分）有人说；“妥协是政治的灵魂。”许多国家的民主进程中都体现了妥协的存在。阅读材料，完成下列问题。材料一&阿克顿说，“妥协是政治的灵魂，如果不是其全部的话”。达尔也说：“民主依赖妥协”。材料二&美国宪法是美国建国初期多元利益集团谈判和妥协的结果；宪法所创立的也是一个利益谈判和妥协的政治机制；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上,不同的利益集团(群体)因应不断变化的历史环境,利用依宪法衍生的宪政机制,就各自的利益和联邦的“公共”利益的定义和定位,相互进行一种连续不停的谈判和妥协;谈判和妥协使旧的宪法原则和实践得以修正,使新的宪法原则和实践得以产生,宪法的生命力不断得到更新,表现出一种“超稳定性”,成为一部“活着的宪法”。&&——王希《原则与妥协》材料三&传统的主流历史叙事否认这场“大妥协“具有任何积极意义，认为它恰恰体现了革命的不彻底性：大批旧官僚和立宪派“投机”革命，“篡夺”了革命果实；“大妥协”中优待清朝逊帝的做法，也为民国时的君主复辟埋下了伏笔。但近年以来，已有一些研究论文试图对这场“大妥协”作出不同的评价。如喻大华的《新论——兼探溥仪潜往东北的一个原因》指出，对袁世凯的妥协是孙中山的战略和策略。一个维系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要废于一旦，必须具备多种条件，绝非单凭武力能够解决，《清室优待条件》并非由袁世凯一方炮制，而是由南方首先提出，南北双方经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章永乐《论清王朝与中华民国的“大妥协”》（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国如何采用妥协的方式完成政治变革的？此后，又是怎样用妥协的方式推进民主化进程的？（3分）（2）依据材料二理解美国的宪法为什么能成为一部“活着”的宪法？结合所学知识回答，美国宪法制定中“多元利益的妥协”表现在哪些方面？（6分）（3）依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对于中华民国的“大妥协”不同评价，你持哪种观，并说明理由。（3分）（4）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民主政治中妥协的认识。（2分）&
本题难度：一般
题型：解答题&|&来源：2014-浙江富阳市第二中学高二下期期中历史试卷
分析与解答
习题“（14分）有人说；“妥协是政治的灵魂。”许多国家的民主进程中都体现了妥协的存在。阅读材料，完成下列问题。材料一阿克顿说，“妥协是政治的灵魂，如果不是其全部的话”。达尔也说：“民主依赖妥协”。材料二美国宪法是美国...”的分析与解答如下所示：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可知，在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前，“护国公”克伦威尔有过独裁统治，这在英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教训），从而使英国人更倾向于采用渐进妥协的方式完成政治变革。具体体现在两大步骤：1688年光荣革命，没有流血宫廷政变；1689年《权利法案》颁布，确立了君主立宪制，限制君主权力。结合所学知识，回忆英国建立资产阶级代议制后，接着，英国是这样推进民主政治的：颁布《王位继承法》；18世纪中期，形成责任内阁制，国王统而不治；1832年开始的议会制改革，使议会权力重心由上院逐渐转向下院。（2）结合所学知识，根据1787年宪法，可知，之所以美国的宪法能成为一部“活着”的宪法，是由于这部宪法在不断发展，做到了实事求是，兼顾了多方利益。结合所学知识，美国宪法制定中“多元利益的妥协”体现在：第一，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之间；第二，大州和小州之间；第三，南方和北方之间；第四，参议院和众议院之间；第五，国会、总统和联邦法院之间等。（3）此问属于开放性问题，可以持两种观点中的任意一种，只要言之成理、有理有据均可酌情给分。根据材料四相关信息“认为它恰恰体现了革命的不彻底性”、“但近年以来，已有一些研究论文试图对这场“大妥协”作出不同的评价”等，结合所学知识，可以这样组织答案：A.观点一：“大妥协”是消极的。理由：体现革命的不彻底性；导致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民主共和名存实亡等。B.观点二：“大妥协”是一种策略，体现积极性。理由：加快了结束清王朝的统治和君主专制制度的灭亡；保存了革命力量；维护民族团结等。（4）该问属于开放性的问题，可以围绕民主政治中“妥协”，持肯定或否定或辩证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可以持以上三种观点中的任意一种，只要言之成理、有理有据，成文，均可酌情给分。如?妥协有利于政治民主平稳转型；?妥协是一种艺术，是有原则的；?妥协所体现的平等对话，有助于民主政治的巩固发展以及妥协是双方力量对比的结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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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分）有人说；“妥协是政治的灵魂。”许多国家的民主进程中都体现了妥协的存在。阅读材料，完成下列问题。材料一阿克顿说，“妥协是政治的灵魂，如果不是其全部的话”。达尔也说：“民主依赖妥协”。材料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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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两极分化的民国印象
　　按照我们在传统教科书上读到的信息，从1912年清朝覆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民国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主权沦丧、积贫积弱、灾祸不断、饿殍遍地、军阀混战、列强横行、日本入侵……
　　在《包身工》、《白毛女》、《三毛流浪记》、《茶馆》、《骆驼祥子》等脍炙人口的**主流文学名著之中，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民国时代社会动荡、剥削残酷、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悲惨现实。
　　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台湾和海外的现代文学作品流入大陆，张爱玲、周作人、胡适等人的作品也被从故纸堆中翻出来，让我们似乎又从另外的视角，看到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民国。
　　尤其是一系列以民国时代为背景的琼瑶小说，例如《情深深雨蒙蒙》、《水云间》、《苍天有泪》等等，在大陆受到追捧，并且翻拍成电视剧之后，我们更是看到 了一个充满小资情调的民国时代——教会学校出身的贤淑大妈、出国留洋的文雅少爷、主仆情深的狡黠丫鬟、善良宽厚的豪门太太、持重仁爱的乡下老爷、爱国爱民的商会老板……总之思想是进步的，恋爱是自由的，生活是悠闲的，情调是小资的，求爱是浪漫的，官府还算是勉强过得去的，洋人都是彬彬有礼的，还有各式各样 的舞会、酒会、书画比赛、文娱活动、慈善活动，感觉完全是一个文明进步的摩登社会嘛！
　　嗯嗯？原来教科书上那个黑暗残酷、民不聊生的旧社会，竟然也有如此和谐美好的一面？
　　等到进入21世纪之后，在某些网站和杂志上，更是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历史翻案风，一位位民族英雄被拉下神坛，还要踩烂批臭，扣上破坏民族和谐的帽子；一 位位汉奸国贼则是被重塑金身，变得光明磊落，成为了忍辱负重、维护国家统一的典范……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在历史观上竟然可以发生180度的大逆转， 令人不由得产生出“这个世界正在天翻地覆”的荒诞感觉。
　　而对于民国时代的百姓生活，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思维”，以及种种令人“耳目一新” 的“新发现”。例如“1927年的武汉纺织女工月薪30多块大洋，可买个鸡蛋，养活一家四口毫无压力”；“旧社会学徒工待遇远比现代血 汗工厂优厚，每年带薪休假72天”；“民国时期的‘温饱’早已不是问题，‘员工福利’大大超过新中国的任何时期”；“新中国60年，中产阶级收入水平还没 有达到民国贫困线”……
　　于是，在看过上述这些“新发现”之后，就有人感到纳闷了，既然解放之前的旧社会是如此美好，社会福利是如此的先进，地主和资本家是如此有良心，为什么当初 中国的工人农民，还有许多知识分子在内，全都鬼迷心窍地要跟着闹GM，连命都不要，非得埋葬这个旧社会不可？莫非是集体中邪了？
　　对于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自然会有很多“公共知识分子”跳出来，异口同声地叫嚣道：全都是因为不学无术，沐猴而冠的土鳖党在苏联人的帮助之下，学习邪教大搞宣传鼓动， 欺骗这些“无比幸福”的工人、农民和学生们起来造反，硬是捣毁了精英们建立的国民政府，毁掉了自己自由民主的美好生活。从而让中国迎来了漫长的悲惨年月， 以及一场场骇人听闻的灾祸，例如“饿死三千万”、“十年浩劫”等等。
　　为什么这一前一后的描绘口径，竟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究竟哪一边在胡说八道？
　　怎么说呢？这两边的说法，都不能算是绝对的胡说八道，只不过是彼此的阶级立场迥然相异罢了。
　　——民国时代的旧中国，对于不同阶级的观察者来说，确实是有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区别只在于由什么人持什么立场，从什么角度去看待那个社会。
　　要知道，每个人的内心都是自私的，通常只会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简单来说，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也决定了每个人的思路。
　　举一个比较极端的类似例子，在西藏被平定之后，许多旧西藏奴隶主贵族流亡印度。由于得到了欧美反华势力的财力支持，他们的后裔们有一部分混得不错，在那些“海外人权组织”里面充当宣传喉舌。
　　前几年，曾经有一位身为旧西藏农奴主后裔的女作家，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的时候，拿出自己的一本作品进行宣传，回忆自己幼时养尊处优的生活，大谈特谈旧西 藏的精神生活是如何的崇高淳朴，喇嘛们是何等的圣洁无私，奴隶主们是多么的温和仁慈，贵族少爷们是如何的英俊潇洒，有情有义。而庄园里的那些农奴，在她的 笔下总是又懒又馋，整天不肯好好干活，就知道琢磨着如何偷吃农奴主仓库里的食物。
　　——看到这里我就纳闷了，既然旧西藏是如此的幸福和谐，为什么这些“仁慈”的奴隶主们，在庄稼收获之后，按户头分配给农奴的口粮，总是这么少，以至于每年冬天都要饿死一堆人？
　　至于那些剥人皮、点天灯、杀人祭天和用少女腿骨做法器的猎奇传闻，这位女作家总是避而不谈，实在避不开了，就说这是多少年传承下来的宗教习俗，要大家“区别看待”，“尊重地方传统”！
　　——按照这种说法，日本是否还应该尊重古代盖房子要埋人柱祭神的传统，每盖一座摩天大楼就往地基里活埋一个少女下去？
　　在她的书里，还写了一个反映农奴“忘恩负义”的故事。大致上就是在某一年的冬天，有一个奴隶女的家里没有了粮食，全家都快要饿死了，只好偷偷潜入到她家的 庄园，偷吃仓库里的食物，结果手脚不够敏捷，被庄园里的打手们给发现和逮住了——于是，她的爹娘兄弟都被活活打碎了脑袋喂狗。
　　轮到她的时候，被这位当时还是贵族小大妈的女作家（或者是她的姐妹之类，记得不太清楚了）给发现了，由于看着这个预定被打死喂狗的小姑娘实在可怜，所以就下令饶了她一条命，让她在庄园里干杂活，也算是赏了一口饭吃。女作家还为此颇为自得，以为这已经是天大的恩德了。
　　谁知过了没多久，西藏XX爆发，一队解放军打到了庄园外边。这个奴隶女娃不但没有誓死抵抗来报答“大恩”，反而带头砸死了一个管事，打开大门“投敌”……在这位女作家看来，可真是十恶不赦啊！
　　总之，以大陆读者的眼光来看，在这位藏族女作家的笔下，基本上就是满篇的颠倒黑白——不劳而获的奴隶主永远都是正义高尚的完美圣人，而辛苦卖力的农奴和汉人则都是卑鄙阴险的无耻恶鬼。硬是把一个土地贫瘠、环境恶劣、残酷血腥、愚昧野蛮的人间地狱，描绘成了如天堂般美好幸福的“香格里拉”！
　　而如此荒唐的文字，在西方世界居然还广受吹捧，并且被认为是真理！
　　没办法，经过美国和西欧各国的长期宣扬，“西藏DL的正义性”已经成了西方学术界和新闻媒体不可抵触的雷区。正如在中国大陆绝对不可以发表言论支持DA 赖一样，在西方世界也是绝对不能否认，西藏人正强烈渴望着回归农奴制，继续给那些流亡在外的老爷和喇嘛们效劳——在这里就不谈民主只讲传统了！
　　总之，请大家明白一件事，这个世界上主要媒体的话语权，目前依然掌握在美国华尔街的大财团手中。华尔街的大财团们认为你幸福，你就是天天挨炸弹、饿肚皮、 住难民营、把女儿卖去当妓，也是幸福！华尔街的大财团们认为你悲惨，你就是人人住洋房、开小车、吃满汉全席，也是悲惨！千万莫要忘记了！
　　事实上，西方的媒体霸权涉及许多方面，不仅是在国际政治上如此，甚至还包括自然科学的范围！
　　例 如在丹麦哥本哈根的世界气候会议上，就捅出过这样荒诞的篓子——美英两国说世界气候在变暖，这世界气候就一定是在变暖。哪怕这些从某个三流大学拿出的“科 学数据”被证明都是捏造的，哪怕大家在百年未遇的严寒之中都快冻死了，这个世界的气候依然一定在变暖！否则就是这个世界错了！
　　（讲到这里，我 不由得想起一个笑话，传说在美国独立战争胜利，英国战败之后，乔治三世国王看到宫里居然还在用富兰克林这个逆贼发明的避雷针，顿时大为恼怒，下令把避雷针 的尖端改成圆球状。学者们苦劝说这不符合科学定理，乔治三世怒骂道：我是国王，一切科学定理在英格兰都得听我的安排！
　　如果把这句话改成“我是美国，一切科学和历史在地球上都得听我的安排！”会不会很贴切？）
　　回到正题，无论这位流亡者 女作家写得再怎么煽情感人，再怎么天花乱坠。青藏高原上那些好不容易翻身得解放的奴隶娃子，不管是否有分裂国家的倾向，恐怕都不会愿意让这些“仁慈的”主 子们重返高原，继续将他们剥皮抽筋点天灯，每年饿死一堆人，然后再流几滴怜悯的眼泪，念几句超度的经文的。
　　——奴隶社会是奴隶主的天堂、奴隶的地狱。而笔杆子则被掌握在奴隶主的手里……
　　放到民国时代，也是一样：对于劳苦大众来说，那是地狱；而对于少数“精英”来说，那是天堂！
　　有人说，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了。那就说一个最新的例子：印度的新德里有个女教授，家里很有钱，雇了很多个仆人。她在博客日志上写了一篇附有照片的短 文，吹嘘自己家对待仆人是何等的仁慈宽厚——具体来说，就是允许仆人在不当班的时候，和她一起在客厅里看大屏幕液晶电视上播放的美国肥皂剧。
　　但问题是，在看电视的时候，女教授她自己独自坐在沙发上，仆人却必须跪在地板上。而那张长沙发最起码可以坐得下四五个人，旁边还有几张靠背椅……可仆人们却不能坐，因为他们是低种姓族群。
　　这要是放在我们中国，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你让你家里的保姆有凳子不许坐，只能跪在地板上跟你一起看电视试试看，人家不气死才怪！
　　然而，就算是这样的人格侮辱，在当今这个号称“民主自由”的印度社会，都已经算是宽容的表现。
　　中国的老板们或许会对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氛围很喜欢，但是放在普通人身上，恐怕会愤怒得要爆炸了！
　　所以说，就整个社会的各阶层而言，民国有民国的好，新中国有新中国的好，具体就要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了，不能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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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已经说过，就整个社会的各阶层而言，民国有民国的好，新中国有新中国的好，具体就要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那么，究竟是哪些人，在怀念那个“无比美好”的民国时代？　　请大家在这里先看两份工资单：　　年，青年时代的MAO曾在北大图书馆担任管理员，而著名海龟学者胡适则在北大当教授。　　——毛图书管理员的月薪不过8块大洋，胡教授的月薪却高达240块大洋，两者相差30倍！　　事实上，当时的胡适虽然从海外镀了一层金归来，但在北大参加工作的时间还不长，名声也远不如后世，月薪还不算最高的。同一时期，北大中文系主任陈独秀的 月薪为400块大洋，相当于毛管理员的50倍——再过几年，北大教授的月薪还要再翻一倍，平均达到500块大洋，而图书管理员的月薪却没怎么上涨。　　而更要命的是，胡适教授的240块大洋，一般来说每个月都能按时发放。而毛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却总是被拖欠，直到离职也没能全部拿到手。据说他先后干了半年，最后却只拿了三个月的薪水，相当于减薪一半——我突然明白传闻中MAO仇视知识分子的原因了……　　嗯，此外还有陈独秀主席在日后为什么会右倾投降，而胡适又为什么坚持右派立场，也可以从这份工资单上看出一点倪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嘛！　　事实上，真正的问题还不止于此。　　平心而论，假如我们工薪阶层能够拿到元的工资，基本满足温饱、接近小康，那么就算看到某位高级白领能拿十几万的月薪，是自己的几十倍，大家最多也就在私下羡慕一番，只要自己的日子还过得去，就不至于会发展到阶级仇恨的程度。　　可问题是，毛图书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在当时的实际购买力，到底有多少呢？　　由于民国时代战乱频繁，各地物价的变动幅度极大，光是米价就经常上下波动好几倍。基本上是越到后面的年代，通货膨胀就得越厉害。而且城市与乡村、 南方与北方的物价水平相差也很大。如果在比较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张冠李戴，用上海的收入去比山西的物价，用20年代的物价去比40年代的收入，用乡下丰收 时节的粮米收购价去比大城市工人的收入（可参考《多收了三五斗》），就很可能得出一堆非常荒谬的结果——而这也是当代“历史发明家”们常用的一种移花接木之术。　　举个例子来说，前些年，河南乡下的白菜收购价一度跌到一毛钱一斤，让农民们赔本得欲哭无泪。可我们有谁在城里买到过一毛钱一斤的白菜？光是运费就有采购成本的好几倍了啊！　　同理，如果现在让人拿着上海的收入到青海的西宁去生活，也绝对会非常宽裕，但问题是根本办不到。　　回到正题，当毛主席进北大担任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民国才建立了六七年，尚未进入最黑暗的年代，大洋的币值还算坚挺。根据《民国经济史》提供的数据，在1919年的北京消费市场上，一块大洋应该可以买20斤米，8斤猪肉，购买力最多相当于如今的40元人民币。　　而毛图书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只能折合如今的320元，还不够当代很多城市的低保标准。　　更要命的是，首都北京又是全国仅次于上海的物价高昂之地，毛管理员的8块银元月薪在湖南老家已经算是高薪，可在北京却实在是不经花——虽然这8个银元可 以买到160斤米，可是他在北京除了吃饭，还要吃菜，要买衣服，要交水电费，要买煤球做饭，还要买报纸和火柴、香烟，尤其是还要交房租……　　当今的“北漂一族”，想必都对北京的房租之高昂深有体会。而毛主席当年的北京房租水平，虽然没有眼下这般夸张，但同样也不会便宜到哪里去。　　——现在的320元人民币，在不少地方应该也可以买到160斤米，可有谁能用320元的收入过日子？不信的话，让你到北京拿320元招募一个图书管理员试试看？恐怕就算是兼职的也招不到吧！　　而胡教授的240块大洋月薪，却可以折合为当今的9600元人民币，完全够得上现代大学的标准。若是放到那个烽火四起、饿殍遍地的民国年代，更是已经要归为富豪一类了！　　很显然，让劳动人民们拿着3000元工资看教授们月入96000元，与拿着300元工资看教授们月入9600元，绝对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情——前者还只是一般的羡慕，而后者就是恨得眼睛都要红了。　　——富者有阡陌之田，从来都不是**的理由；贫者无立锥之地，才是造反的原因！　　总之，在民国年间，大学教授是一个非常体面的职业。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大学教授们的工资水平远高于社会的平均工资，过着非常 优越的物质生活。如此高薪之下，北京的大学教授和讲师们，自然有很多钱去逛琉璃厂，买书籍报刊，买古玩字画，生活充满了小资情调。　　北洋政府的那些军阀们，虽然外表看起来颇为粗野鲁莽，彼此之间总是打来杀去的，但对知识分子倒是十分的客气。哪怕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也从来不曾亏欠这些专家学者们的薪水。就算是鲁迅这样总喜欢与执政当局闹别扭的刺头儿，教育部门也不曾扣了他的每月300银元高薪。　　而这些教授们的职位通常又很稳当，既不像商人那样可能因为投资失败而破产，也不像官员那样随时可能因为政权更迭而被无故罢免，还居住在治安相对良好的大 城市里，不像乡下地主们那样要担心农民抗租、土匪劫掠、军阀勒索，堪称是铁饭碗中的铁饭碗。所以，他们的幸福生活常常让后人感叹不已。　　再回过头来看看当代，在如今国内的沿海一线城市，大学讲师的月薪通常在6000元上下，副教授8000元，教授10000元。而门卫、勤杂人员的薪水，最起码也有2000元左右。两者仅仅相差3～5倍而已。　　对于这样被大幅度缩小的收入差距，广大劳动人民认为是理所当然，甚至觉得这些教授的收入已经够高了，更何况在教育机关的编制内，很可能还有分房子之类平常人享受不到的优厚福利。　　如果把大学门卫、勤杂人员这些人的收入，压缩到民国年代的标准，也就是原来的10%，月薪只有200元左右，而物价指数不变，福利待遇全无，此外还要时 常拖欠薪水……我想他们应该就可以充分体会到当年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里干活时的心情了——“……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在李大 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摘自斯诺的《西行漫记》）　　所以，劳苦大众们就算对当今社会有些不满，也绝对不会怀念那个月薪320元人民币的民国年代。　　而当今的很多“砖家叫兽”们回顾历史，却觉得心里非常不平衡——在他们看来，时代在进步，知识应该更受尊重，知识分子的薪水也更应该与时俱进，跟愚民们拉开差距才对！　　哪怕是按照民国时代的“落后标准”，他们最起码也该拿2000元的30到50倍，也就是月薪6万到10万才算是合理啊！可现在政府才肯给民国标准的1/10！！真是太不尊重知识分子了！！！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可以很轻松地在北京买一座四合院。而现代的大学教授，想要在北京弄个10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都要几乎买到通州那边的地界上去了！　　对于这些人来说，当代社会给他们提供的待遇，远远不如民国年间的高标准，自然要满腹牢骚，并且无限怀念那个“美好的年代”。而他们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也是最擅长玩笔杆子的一类人，自然有本事在笔下“发明”出无数描述民国时代美好之处的“新思维”、“新发现”了。　　——正如我们在政治课本上学到的那样，一切问题从根本上讲都是经济问题！
　　二、什么是“民国范儿”？　　好了，对于当代某些知识分子怀念民国的深层次根本原因，在上一部分已经有了初步的描述。那么，他们有关于提高自身经济待遇的要求，到底有没有一定的合理性呢？　　……这个……该怎么说呢？尊重知识分子这个说法，应该是绝对没有错的。　　但有一点请大家先弄清楚，我们到底应该尊重怎样的知识分子？　　或者说，究竟是哪一类的知识分子，才能给我们这个社会真正地创造出财富和价值？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个很时髦的名词，叫做“民国范儿”。大概意思就是说，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大师辈出、 精英涌现，一个个都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自由的生活方式和高昂的精神气质，把这些民国时代的节操和风骨归纳起来，就是所谓的“民国范儿”。　　总之，从清朝上溯整个中国古代的那种士子之气，那股“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于民国时代的教育界和学术界犹有遗风。可惜随着眼下的社会风气日益浮躁，在如今我国的大学里，已经几乎没有那种清高不凡的氛围了。所以，过去那些充满古典中华士人风骨，又结合了近代西方进步思想的“民国范儿”，实在是我辈信仰空 虚的现代人，应当仰慕和借鉴的经典对象！　　嗯，这番论述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点，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时代精英人物”，如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鲁迅、张爱玲、梁启超……虽然确实是名声如雷贯耳，令人高山仰止，肃然起敬，可他们基 本上都是搞社会科学的文化人，学的和研究的都是教育、文学、外语、历史、哲学、艺术之类，却很难找到什么工科和理科的人才。　　而我们比较熟悉的 老一辈科学家，例如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等等，几乎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因为国内没有培养和扶持优秀科学家的条件，在民国时期也看不出什么很特别的“范儿”——这就有些奇怪了，以北洋军阀时代的教授待遇之优厚，大学经费之充足，难道就盖不起一个实验室吗？要知道，20世纪早期的科学研究，其所需经费还远 没有后来那么庞大啊？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在民国前期，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中国各所大学里，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极度不平衡——学习文法艺术的文科生独占鳌头，竟然达到了学生总数的90%以上！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大学里攻读工科、农科的学生却寥寥无几，连商科都没啥人，讲这些课程的教授也很少。只有医科稍微强一点，但也好得有限。　　唉，在当年北京的那些大学里，第一是文科，第二是文科，第三还是文科！　　除了医学和外语之外，如果你还要想学一点实用的先进技术，就只能到国外去留学了。而且在学成之后，也很难归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谋生——旧中国的工业实在是太落后，海归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除非是自己办厂创业，否则简直是毫无用武之地。　　总之，在民国前期的大学里，理科的情况真是叫做一个悲剧！据说就连学家政的女孩子都要比学工程技术的人更多！哪怕是在日后以“理科第一”而闻名全国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教学内容居然也还是以政法、文学和神学为主，每年的理科毕业生从来都不曾超过100人！　　上帝啊，民国时代的旧中国，明明最缺的就是现代化工农业，最落后的就是现代科学技术，但却偏偏只培养了这么少的一点儿理科大学生，其中很多最优秀的人才还要移民出国，对一个好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有啥用啊！民国的工业要能发展得起来，那才是有鬼了！　　那么，民国时代的大学教育，为什么会办得如此不科学？明明国家在工业和科技上全面落后，急需建设现代化产业的科学技术人才。可是在大学里却把经费向文科极度倾斜，反而对理工科毫不重视？　　民国的大学教育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怪诞的状况，自然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事实上，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已经在中国的知识界深入人心，社会上一直都在强烈要求发展实用科学，培养实用人才。　　但问题是，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人才匮乏，尤其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才更是奇缺。而且，文科大学只要有图书馆和教室，再凑齐了教师即可招生开办。理工科大 学却必须购置大量昂贵的教学仪器设备（国内基本不能生产，进口则需要天价）、教育经费要求更高，教师的聘请也极度困难。　　因此，在当时想要办一所兼具文科和理工科的综合性大学，实在是难上加难。于是，很多办学者不得不降低大学设置标准，先把耗资较少的文科学院创办起来。　　上面说了在中国兴办理工科大学的客观困难，而另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则是由于主观方面的不重视。　　——在传统上，中国就是一个由文官统治的国度。而所谓的文官，在很多时候就是文化人的另一副面孔。在我国的古代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文人们无论是否出仕，总是与统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在封建科举体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例如“国子监”、“太学”之类，其实就是高级官僚的专门培养机构。而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同样也是如此。一 定要做个类比的话，基本相当于如今的党校。因此自然会更注重于传统文学、政治、法律、财政乃至于传统礼仪道德方面的教育，最多再加一些外语、国际政治和世 界历史之类的“新式”内容进去，就已经算是符合时代潮流了。
　　而当时的学生们之所以要去读大学，大部分人的最终目标也跟过去封建社会的读书人类似，就是为了当官——所以自然要学法律和行政，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习跟仕途无关的理科。　　至于西方人在中国开办的大学，最初的目标是培养一批亲近西方的中国本土政治精英。在民国年代，每年都有上千名甚至几千名大学生，从英美教会和民间教育机构在中国创办的大学毕业，然后进入政府或工商业领域就业，而他们的政治观点自然普遍倾向于亲美、亲英。　　为了适应这一需求，这些学校的课程也是以文科和神学为主——前者用于渗透上层建筑，后者则向底层民众传播影响力——最多再办一些医科课程，却并不怎么愿意为中国培养出工业和科技人才，从而为自己本国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制造竞争对手。　　唯一的例外就只有德国，或许是因为德国人的心眼儿比较实，在割占了青岛之后，于1909年开办了一所当时亚洲第一的理工学院——德华大学。并且以德国式 的严谨，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相当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可惜这所学校仅仅办了5年时间，就随着日本在1914年攻占青岛，而从此灰飞烟灭了。　　外国 人在中国的办学，有着各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民国初年那些主持大学教育的中国人，尽管在一轮又一轮西方坚船利炮的猛轰之下，已经明白了西方科学的重要 性。但出于传统士大夫的理念，对这些“奇技淫巧”仍然多少有些抵触，不怎么愿意把它们放进相当于“国子监”的大学校园之中。　　例如民国时代的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在早期就认为大学不应该开办理科，只要有文科、医科和艺术类的内容就已经足够。至于理工之类的科学技术人才培养工作，则应当由专科职业学校来承担。　　他的观点也不能说是全错，毕竟近代的德国就曾经这么搞过（后来改了）。但问题是，当时北洋政府拨下来的非常有限的一点教育经费，几乎都给了诸位耍笔杆子的大师们去钻研传统国学，顺便教导诸位未来的官老爷们各种传统文化，实在是没钱再办各类理科的专科职业学校了。　　同样的道理，在民国初年，那些北洋军阀之所以对待大学校园里的师生们十分客气，也不是因为他们思想进步、重视教育，而是恰恰相反——在他们的脑子里，依 然延续着过去清朝的旧思维，普遍把北京城的那些大学，看成是“太学”、“国子监”之类的高级官僚预备队，自然要待遇优厚，态度客气才行。　　而对待这些未来的官僚成员生力军，不管是再怎么Z制腐朽的朝廷，也都总是表现得异常的宽容，一般都会派出重臣耐心劝解，最多就是惩处几个带头的人，几乎从来没有过查封国子监，把师生尽数下狱的疯狂举动——因为这些人就是未来的朝廷官员，如果过分地得罪了，岂不是就要担心在日后被秋后算账？　　相反，要是闹事者并非身份特殊的士人，而是一般草民……那么通常就是血腥Z压没商量了！　　于是，就在民国初年的动荡岁月之中，面对着遍地的文盲和失学儿童，一片空白的民族工业，这些充满了“民国范儿”的大师们，却心安理得地挥霍着仅有的一点 儿教育经费，悠然自得地研究着历史、哲学、书画艺术之类缺乏实际意义的“传统国学”，或者翻译一些西方文学名著，同时对落后愚昧的国民视而不见，还自诩为 国家柱石、社会脊梁……这究竟应该说他们是没良心呢？还是说他们没头脑？　　有人看到了这种现象的荒诞，比如说鲁迅，他认为不事生产的知识分子独自富裕，是很耻辱的；有人却觉得这才是知识分子应当享受的待遇——没有人民的苦难，哪有士子的享乐？例如说胡适。　　在过去，我们认为鲁迅是对的。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推崇胡适的理论。　　大家在这里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我党不肯花钱搞现代化建设，构筑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而是富有超前意识地组织了大批国学宗师和考古学家，去搞“夏商周断代工程”，号称要以此来提高民族荣誉感……不知老百姓会怎么想？恐怕只会大骂政府昏了头本末倒置吧！　　所以说，北洋政府投入仅有的经费，养了一群窝在大学象牙塔里的“国学大师”和“留洋高材生”，却无视了遍地的文盲和一片空白的科研领域……这样只重视“贵族教育”的“民国范儿”，难道就很好？　　在此摘录杂志《翻阅日历》当中对“民国范儿”的一个定义：“……如果非要定义“民国范儿”的话，我想，或许可以用‘贵族精神’来指称……第一是‘自尊精神’，第二是‘讲求原则’，第三是‘保持低调’，第四是‘淡薄名利’……”　　上面的这些描述不能算错，也不是没有道理，但如果我只要写写文章上上课，就能跟这些大师们一样每月收入10万以上，还有大笔稿费和版税进账的话，那么我想我应该也可以变得很有“民国范儿”……
　　三、民国地主不好当（北方篇）　　之前闲扯了这么多有些跑题的话，主要是为了戳破某些民国崇拜者，简称“国粉”的真面目，以及那些高雅的“民国范儿”在一般庶民眼中的荒诞。否则，不管我怎样描绘民国时代的日常生活，都总是会有人提出这些“历史发明家”的“新观点”，“证明”我写的都是 一派胡言，并且指责我是在为共党粉饰历史。　　下面言归正传，如果要穿越到民国时代，你会穿越到民国时代的什么地方？　　——民国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从沿海到内陆，在全中国的不同地域之间，社会面貌差异极大。　　当上海滩的十里洋场，已经亮起了绚丽多彩的霓虹灯光之际；西藏的农奴庄园，还处于中世纪的愚昧黑暗之中。英国人曾经把一辆小汽车拆卸开来，用驮马背着， 翻山越岭、千辛万苦地运到拉萨。结果在拉萨把汽车拼装起来之后一看，发现这里首先没有司机，其次没有汽油，最后没有汽车能跑的路……　　鉴于上述种种天壤之别般的差异，所以我们在具体描述民国生活的时候，只能选择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区作为样本，从而以小见大，映射出整个民国年代的社会风貌。　　必须要明确一点，那些穿越到民国的现代人，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除了少数想要搞红色**的人之外，应该都不会愿意去当中下贫农或者拉黄包车的。而想要在民国时代过得比较体面，那么在乡下似乎就得当地主老财，在城里则要当小资阔少，或者索性直接当官走仕途……　　在这里，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民国时代地主们的生活。　　在老一辈的很多人心中，最为经典的民国地主形象，恐怕莫过于《白毛女》当中的那位黄世仁了——他们通过巧夺豪取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并且利用掌握的土地残酷剥削农民，不劳而获，侵吞着农民创造的财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　　与现代那些经营大农场的农业资本家不同，那些传统的中国地主们，似乎根本不用关心选育良种、租用农业机械、采购化肥和农药，也不用关心如何兴修灌溉水利工程，而是把一切交给农民自己打理。　　平时，这些地主们坐在家里只管享乐，有事情还可以征发佃农无偿服役。到了秋收的时候，就让管家带着一帮狗腿子到田间去挨家挨户地收租。万一年景不好收不 上租子，则逼迫农民卖儿卖女来抵债，或者发一点善心，酌情允许他们减一点租子，基本上跟现代公司里那些等着分红的大股东差不多。　　如此说来，地主的生活应该是十分轻松悠闲的啰？　　……这个……怎么说呢？　　像这样悠闲宽裕的地主生活，在清朝的太平年景里倒是还有可能出现。可是到了兵荒马乱的民国年代……呃……只能说正应了那句老话：“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哇！”　　总之，民国时代的地主，并不怎么好当。　　首先，民国年代是一个战乱频繁的时代，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横行肆虐的军阀和土匪。四川从1911年保路运动开始到抗战前夕，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打川军内战；河北省（当时叫做直隶）虽然位于京畿，却也因此而成了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及蒋介石二次北伐的主战场。　　更惨的则是河南地区，正所谓争天下必争中原，作为内战的重灾区，河南省在整个民国时代，总是不断地被各路北洋军阀还有流寇们一遍遍地洗劫——白朗起义、 镇嵩军、巨匪“老洋人”、红枪会、冯玉祥的国民军、北伐战争、蒋介石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最后全省流窜着40万土匪，几乎被打烂了。　　在如此频繁的战乱之中，不要说升斗小民的骨头都填了沟壑，就连地主士绅的生命也毫无保障。　　要知道，在民国时代的一大半年月里，中国都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混乱世界。那些军阀们的兵马，在大城市里多少还讲点纪律，到了乡下就完全跟匪徒无异。　　在清朝的时候，那些地方上坐拥广袤田土的地主缙绅们，往往有着举人、秀才、捐官（花钱买的官，多为虚职）之类的“功名”，不少人还有子侄或亲戚在朝廷内当官，从而编织出一张巨大的关系网。　　哪怕是在征战动荡的太平天国时代，除了作为反贼的太平军之外，湘军、淮军、楚军这些挂在朝廷名下的兵马，通常也都会对他们有些顾忌，从而不敢劫掠得太过分。不管是再怎么跋扈的兵头们，只要尚未决心谋反，否则对待这些人脉关系盘根错节的地主缙绅，多少也会有些忌惮。　　但问题是，到了破旧立新的民国年代，这一切护身符和特权就统统打了水漂。民国时代的兵痞和军阀大帅们，可都再也不会把清朝的功名身份放在眼里。该勒索就勒索，该屠杀就屠杀，根本不会客气——那年头在乡下死一个人，就真是跟死一只蚂蚁没啥两样。　　在杨白劳眼中，黄世仁无疑是主宰生死的存在；但是在手握兵马的军阀面前，黄世仁也就是个屁。　　虽然地主们也试图走新时代的上层路线来维护自身权益，例如去竞选国会之类。但民国前期毕竟是一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哪怕你在北京跟什么高官攀上了交情，到了地方上也未必有用。　　想法子结好当地军阀也是一条路子，毕竟县官不如现管。但问题是大多数的军阀旋起旋灭，这个“现管”更替得实在太频繁。士绅们刚刚花大钱投资下去，军阀就已经通电下野了……于是又白忙乎一场。　　其次，在民国初年的河北、山东、河南、四川这些战乱频繁之地，就算是遇上了不打仗的年月，军阀们为了供养庞大的军队，以及维持奢华的生活，从而摊派给地主们的赋税，也远比清末时期更加沉重。　　例如四川全省在清末只需供养新军一镇（相当于一个师）12000人，外加差不多数量的绿营旧军，还有向云南、贵州、甘肃提供约250万两白银的财政补助。　　但是到了1935年的时候，四川人需要供养的川军总兵力，却已经膨胀到了340个团，约84万人的庞大规模！每年所需的开销自然是几倍十几倍地往上翻。 在某些地方，农税居然“预征”到了民国一百年（2012年）以后！再加上川军混战对地方经济的破坏，纵然是四川这样的天府之国，地主士绅们也同样叫苦不 堪。　　北方各省农村被“预征”赋税的状况，虽然不如四川这么荒诞，但由于自然条件差，灾荒频繁，民间财富有限，战争的破坏惨烈，实际的负担比例还要更加沉重。　　当然，地主们也可以设法提高地租，把这些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但是土地上的出产就只有这么多，哪怕不给农民留下一粒谷子，能够搜刮到的粮食也是有极限 的。而军阀们发明苛捐杂税的本事，却是从来都无上限的，一下子搞出来六七十种附加税也是常事——例如青苗捐、烟捐、卫生捐、青山费、马路费、招待费、人口 税、花灯税等等。正所谓“自古未闻屎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嘛！　　而且，在这些苛捐杂税之外，军阀们还喜欢向地主们以各种名义大肆摊派勒索，时常能让人倾家荡产。　　所以，在民国时代的华北和山东地区，尽管许多县里的地主豪绅，把实际地租已经收到了七成以上，还在荒年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利用高利贷来盘剥农民， 把佃农们逼得只能把谷糠麸子当做主食，到了灾荒年月就要出门逃荒，乃至于到东北去“闯关东”。但是在军阀们的横征暴敛和土匪的肆意横行之下，除了极少数最 顶级的大地主之外，大多数中小地主的日子还是过得很糟糕。　　根据1930年的一份乡村调查显示，如果没有工商业之类的额外收入，只靠地里刨食，也没有办法逃避捐税的话。那么地主的家里最起码要有200亩以上的好地，才能顿顿都吃白面馍馍，逢年过节吃一顿肉。　　而在这个标准线之下的地主和富农，自家种的小麦就算磨成了白面，也不敢多吃，要拿出去卖钱缴税，以及换一些火柴、食盐、布匹之类的必需品，只留下棒子面、高粱面之类的粗粮来给自己果腹。　　只有在每一年的初夏季节收了麦子之后，这些人家才能吃几顿白面做的面条，在他们看来，这已算是一种了不起的奢侈了，能够吃白面一直吃到八月的人家，已经极其稀少，更不用说吃上一年了。　　至于更穷的贫农，每天能喝上两碗掺着树叶的番薯稀饭就算老天开眼了。　　根据冯玉祥将军的回忆录描 写，乡村里遇有喜庆丧祭之事，待客的席面却多半是“白菜豆腐泡席”，只有素菜而已——白菜、粉皮、粉条、豆芽、豆腐泡等。饭是掺有很多细砂子的大米蒸的， 吃时一不小心，就会把牙齿震掉（感觉很像古埃及人的伙食）。冯玉祥将军在河北清苑县住了十余年，也只吃过一次荤席，然而就算是那所谓的荤席，也不过每碗里 盖了两三片极薄的猪肉而已。　　当时算是小富之家的冯玉祥将军家里，吃饭的配菜也只有大葱、萝卜、咸菜，从来舍不得用油做一碟炒菜，荤菜自然更不用提了。更穷的人家连咸菜也舍不得吃，只临时泡点咸水下饭。
　　第三、民国时代的北方，一直在接二连三地爆发着可怕的灾荒。　　例如从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亡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5000万。从年，北方八省再次连续大旱， 蝗、风、雪、雹、水、疫并发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此次灾情延续3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最起码高达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 1300万，但在这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高达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根据某些外国记者的描述，饥 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甚至被公开售卖。　　1942年，中原爆发大饥荒，“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1000万人口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人口瞬间削减三分之二。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贫苦农民固然是九死一生。地主们的日子也是惨淡无比。纵然家里屯着些粮食和银钱，也得首先拿出来招募家丁，购买武器，加高院墙，修筑土堡，抵御土匪和流民的劫掠，以及贿赂前来打秋风的军阀部队。能够维持生存就已是极端不易，更别提什么奢侈享受了。　　最后，哪怕在TG诞生之前，乡下的FARMER也是整天抗租闹事，百般拖欠，想要把租子十足地收齐，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尤其是收成很差的时候，常有人卷了粮食弃田而逃，让地主家里什么都收不到。　　这样一来，地主家就不得不养上一群打手，用以催逼佃农缴纳租子，于是又多了很大的一笔开销。更要命的是，这些打手的忠诚心有时候也非常可疑，如果主人家 过于软弱或苛刻，甚至还会联合土匪干掉地主全家，然后自己把财产分了，当个小地主享福——所以民国地主必须能打，正如当今的村干部一样。　　鉴于上述这些情况，像电视剧里那种仿佛《红楼梦》里那座大观园的山寨版，宅院深深，丫鬟成群，锦衣玉食的奢华地主生活。至少在兵荒马乱、灾害频繁的华北地区，光靠从田地里收租子是很难维持的。　　那些能够在乡下过着奢华生活的人，要么是另外有工厂、商行、矿山、鸦片之类的非农产业额外收入，要么就是最起码有上万亩地的顶级大地主。　　但是，一旦某人的地盘大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手里没有一支过硬的兵马，那么根本就看不住场子。而有了上万亩田地，又拉起了大票兵马的人，通常就已经是军阀而不是地主了。一旦被其他军阀击败，这些好不容易弄到手的土地，最后也别指望还能保得住。　　所以，一旦穿越到北方的地主家庭，你想要学功夫高手整天跟人斗殴，倒是从来不愁缺少对手，基本上每年都有流民和土匪前来串门，地主土豪们也时常拉 起团练彼此攻打。那年头每一个能够保住家业的地主，几乎都是打出来的。如果你特别能打，又有本事拉起一帮兄弟，那么就算是要像“樊哈儿”（电视剧《傻子师长》的原型）一样晋身军阀大帅，也是有一定希望的。　　但是，如果你对打打杀杀之类的事情兴趣不大，只是想要过上比较现代化的生活，那么可就非常困难了——根据1930年的一份统计，在河北清苑县11个村2000多户人家上万口人之中，总共只有自行车7辆、手电筒6个、热水瓶2个，而收音机则是一 台都没有。电灯是不用想了，因为乡下一般根本没有电力，也没有自来水。如果还要自己弄发电机的话，似乎只有那些大军阀的家里，才能拿得出这许多款子。例如 清末的袁世凯，在老家乡下退隐之时盖的别墅，里面不光有电力供应，还拉了电报线，连私人电报房都有。　　跟清朝相比，北方农村在民国年间唯一比较明显的“现代化”标志，就是较为普遍地用上了煤油灯，农村照明已基本被煤油取代——在此不得不佩服一下美孚公司的推销能力。要知道，在当时的北中国农村搞什么煤油灯的市场营销，几乎跟在现代的索马里做小商品生意一样危险。
　　四、民国地主不好当（南方篇）　　在民国时期，北方各省的乡下总是一片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盗匪横行，连生命安全都 毫无保障，更别提什么生活情趣，实在不是地主们可以安心享受腐败生活的好地方。西南的四川省内先后爆发大小战争共计五百六十余次，军队膨胀到340个 团，84万人，赋税预征到了民国一百年，不要说贫苦农民，就连地主士绅也被压断了腰，生活水平还不如穷山恶水的云南；湖南湖北三天两头地发大水，长江几乎 年年决堤。而一旦北洋军南下攻打广东，或者是革命军北伐中原，湖广之地也都是主战场，被吴佩孚、赵易恒这些狠人来回烧杀劫掠，折腾得够呛，同样不甚适合居住。　　总的来说，在民国年代，除了广东的珠江三角洲之外，唯有江南之地的状况还算比较好。相对来说应该算是全中国经济最为富庶，战乱最为稀少，阶级矛盾最为缓和，社会秩序最稳定的地区。　　由于这块地方的风气开放，对外交流便利，地主可以投资工商之类收益率更高的商业和实业，不必完全依靠土地上的产出，所以表现得比较“开明”，一般不会把佃农往死里压榨。　　虽然在江南地区的农村里，名义上的租子也有五成以上，但实际收缴的时候往往会打个折扣。如果佃农比较刁蛮，而地主却比较软弱的话，那么实际地租甚至有可 能降低到30%左右。有些地方的佃农，连年累月地赖账不交租子，地主也捏着鼻子忍了——因为他在上海、宁波的工厂商行，收益百倍于老家乡下的那点田地，实在是犯不上为了这么一点地租而兴师动众，到乡下去大打一场……　　正是因为江南地区的农村剥削程度较低，阶级矛盾不算突出，所以就全国来说，乡村秩序尚算不错，而这也是蒋介石可以把江浙作为统治核心的原因。　　但近年来有些“砖家”以偏概全，把江浙地区相对“和谐”的乡村阶级状况，硬是放大到了全国，以此来证明我党的土地**完全是在无理取闹——这就有些过分了。　　那么，既然江南地区的土地肥沃，不怎么打仗，农民也不怎么造反，而且邻近上海，想要购买热水瓶、钟表之类的工业品也容易，民国时期江南地主的生活应该相当不错了？　　……这个……只能说，也不一定，得要看是在什么时间。　　江南地区素来是中国的精华之所在，城市工商业发达，乡下盛产稻米、棉花和丝绸，在整个明清时期，一直相当富庶。即使是在近代前期，被洋人用坚船利炮打开 了国门之后，依靠出口丝绸、茶叶和瓷器，江浙两省的经济状况也还不错。民国前期利用一战的东风，江浙经济曾经有过一段相当兴旺繁荣的时代。　　但是到了民国年代中期，进入三十年代之后，随着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作为全国最开放的江浙地区，也越来越被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倾销狂潮所害——很多时候，粮食倾销对一个国家而言是致命的。　　例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农村就处于一个非常荒诞的局面——最初两年，长江以北赤地千里，长江以南洪水滔天，饥民倒毙于路途，自然是惨不忍 睹；到了1932年和1933年，气象灾害基本结束，江南地区和全国大部分省份普遍丰收，稻米小麦堆积如山，但却被从上海倾销的洋米洋面冲击（那时候正值 美国大萧条，玉米腐烂在地里，牛奶往密西西比河里倒，出口农产品自然便宜得很），于是在市价上，每一石国产土米往往比洋米贵了2、3元，根本卖不动。如果低价贱卖，农民又要赔本。　　——由于农业技术落后，外加沉重的苛捐杂税，江浙农民的生产成本就远比西方同行高得多。　　眼看着种植粮食 挣不到钱，江浙地区的农民们开始指望经济作物，可惜国产棉花的品种、质量和价格，都竞争不过进口的埃及长绒棉，在进入三十年代之后，就根本卖不动了。而作为传统出口大宗的丝绸，由于长期在技术上固步自封，也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之中，被不断改良品种和技术的日本丝绸彻底击败。　　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 又在搞最典型的买办经济，根本没有什么农业保护和补贴政策，反而还对农业征收重税，提高农民的生产成本，毁灭本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实在是倒行逆施。最后让江浙地区的农产品既失去了国外市场，也保不住国内市场，又找不到品种改良的途径，农村破产之风最终变得无药可救。　　走投无路之下，一些农民不顾禁令，开始种植起了罂粟，试图依靠鸦片来赚钱。但江浙地区的土地价格和人工费用，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身边又是上海这么个全国最大的物流中心，于是本 地鸦片在价格上也竞争不过东北、云南和印度的烟土，而浙江的气候条件又并不适合种罂粟，结果连贩毒都要亏本。　　——类似的情况，在西部的鸦片产 地也发生过。抗战期间，西康省为铲鸦片死了7个县长，上千保安队。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后，蒋委员长为了集中力量勘乱，宣布不再禁烟、铲烟，不收烟税。于是鸦片成为普通商品，价格暴跌，贩毒无利可图，毒贩子从此大减。农民们收获的鸦片卖不出去，也只好减少了罂粟种植量，不过由于鸦片太便宜，当地很快就弄得是家 家有瘾客，户户绕烟云了。　　于是，三十年代的江浙农民们，便无限悲哀地发现，自己是歉收要饿死，丰收也要赔本，种什么都挣不到钱，而肥料和农具又都是借债买的，结果身上的债务永远还不清，怎么样都没了活路。　　叶圣陶先生的著名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之中，就讲述了旧中国江南一群农民因为洋米倾销冲击市场，不得不忍痛亏本粜米，在丰年反而比灾年更加负债累累的惨剧。形象地揭示了旧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整个农村急速破产的可怕现实。　　为了在这种绝境之中求生，农民们要不就涌入城市闯世界，要不就只好走上反抗闹**的道路了。　　很显然，在江南地区的农村普遍破产之后，地主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首先，地租如果收稻米的话，因为米价低廉，等于是缩水了许多，而若是收银钱的话，农民又缴纳不出来；其次，之前借贷给农民买农具、肥料和口粮的款子也收不回来，变成了一笔又一笔的呆账和坏账；最后，乡下抗租运动极度频繁，没了活路的农民纷纷成了滚刀肉，索性自己种稻米自己吃，不交税也不交租，能活一天是 一天。万一地主上门催讨，则要么一哭二闹三上吊，要么举着刀子声称要同归于尽。　　而很多地主则发现雇佣打手的人工费太高，打官司需要打点的费用 也不低。更要命的是，在花了这么多费用之后，最多也只能收到一些不值钱的稻米，甚至经常会打死了人也还是什么都收不到，用武力强行收租总是亏本。哪怕是把 农民当成猪仔卖了，也还是得不偿失——所以最后也只得允许拖欠租子。　　一旦收租收到蚀本倒贴的程度，这地主也就当得太没滋味了。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江南更是成了主战场，政府军、日军、伪军、新四军反复打拉锯，原本的一点繁荣景象随之消失。在解放战争时期，又被国民党“劫收大员”们搜刮得一穷二白，最后一点余财也没了。　　所以，如果有谁想要穿越到民国时代的江南地区当地主，最好穿越得早一些，也就是民国时代的前面十几年，江南农村普遍破产之前，还要及时改换投资渠道，否则光靠收地租是绝对过不起阔绰生活的。　　实际上，在民国时代，江浙地区的地主很多已经常居于上海、南京、杭州之类的繁华大城市，而把乡下的土地交给“二地主”（代理人）负责收租。在扣掉了沉重的捐税负担，外加 “二地主”及其帮闲的佣金之后，哪怕是风调雨顺，“二地主”也比较有良心，每亩土地每年也就能得到平均一个银元的收益而已。　　假如完全依靠这么 微薄的土地收入，显然很难维持都市生活的高昂开销。以之前提起过的诸位国学大师为例，胡适教授在1919年月入240个银元，30年代涨到500银元，年收入就是6000银元，外加稿费和其余收入，只怕是每年一万大洋都不止。而那年头似乎还没有个人所得税的概念，这些银钱都能实打实地落进胡适教授的口袋。 若是把这个收入水平放到农村，都已经是坐拥上万亩良田的微型军阀等级了！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诸位“砖家叫兽”们，实在是货真价实的“无冕贵族”啊！　　事实上，就连毛管理员的每月8块大洋低薪，在某些贫瘠地方的乡下，也要有100亩地才能挣到。　　因此，这些定居在城市的地主，往往并不依靠家乡田产来维持生活，只不过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罢了。　　——从很早以前开始，比较有眼光的江南地主士绅，就已经把投资渠道放到了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经营金融、商贸、实业和房地产等等，以求更高的收益。而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也是民国时期的总趋势。当农村经济整体衰败的同时，与之相伴的则是部分沿海城市的畸形繁荣。　　所以，在讲完了民国农村的情况之后，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放到民国时代大城市的典型代表，冒险家的乐园，“东方魔都”大上海，看一看那个时代的上海人究竟过着怎样的摩登生活。
　　五、光怪陆离的东方魔都
　　说一句比较伤自尊的话，民国时代的中国，在西方世界的普遍印象，基本上是一个愚昧、动乱、无可救药的落后国家，哪怕与黑非洲相比也毫无优越之处。
　　确实，当时的中国虽然还拥有古老的璀璨文明，但在西方人的眼中，却早已辉煌不再，被时代所抛弃。遍地都是破败不堪的中世纪乡村，贪婪野蛮的军阀和盗匪， 以及与现代化生活完全无缘，时刻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可悲穷人——正如同我们这些现代的中国人，用充满优越感的眼光去看待非洲人一样。
　　而仅有的少数例外，就是位于那些通商口岸里的一系列“文明”孤岛，确切地说，就是那些由外国管治的租界。在西方人眼中，这些租界被视为连接“现代西方”和“传统中国”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而其中最大也是最繁华炫目的一座“桥梁”，则莫过于大上海的“十里洋场”了。
　　民国时代的东方魔都大上海，究竟是怎样的一副面貌？
　　——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闪耀着霓虹灯光的酒吧与赌场，戴着藤帽打着绑腿的安南巡捕，西装革履、趾高气扬的各国洋人，一口流利外语 的金丝眼镜买办，牵着宠物狗的摩登女郎，走街串巷的黄包车夫，卖白兰花和梨膏糖的干瘦小贩，收音机广播里放送的昆曲和京剧，用“标准石油”铁皮桶搭建的闸 北棚户屋，衣衫褴褛、偷偷剥树皮充饥的乡下乞丐，面黄肌瘦、神色黯淡的大烟鬼……
　　当民国的农村全面破败，不但农民生计艰难，饿殍遍地，就连地 主也大量破产的时候，充满了现代气息的魔都上海，显然格外具有吸引力。因此，几乎每一年都有许多外地人前来上海谋生。而上海滩从1840年的荒芜芦苇滩， 发展到20世纪的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得益于全国人口和财富的不断涌入——虽然不如后世的“深圳速度”，但也算是发展得很快了。
　　此外，在民国 年代，那些失势下野的军阀政要，前清王公们，为了防备遭到昔日仇家的秋后算账，以及享受现代化的高质量生活，也都喜欢扎堆地往上海和天津的租界里钻（例如 《情深深雨蒙蒙》里面女主角的老爹，虚构的东北军阀陆振华），一旦局势有变，又可以立即再次出山，犹如现代的海外政治避难者一般——只不过当时在中国人的 土地上，就到处是洋人的地盘，所以政治避难只要跑几步路就可以了。
　　总之，除了没有网络和电视，现代的各种生活必需品，在上海都能搞得到，现代 人穿越过去不会有太多的不适。虽然那年头上海的治安不如后世，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黑帮分子横行几十年无人能治，但比起四川袍哥闯进成都市政府绑肉票的嚣 张程度，上海的社会秩序在民国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但是，这一切从西方传来的现代化文明生活方式，主要都集中在租界的十里洋场。而十里洋场外面的上海市区，就没有那么美好了。
　　首先要注意的是，虽然当时的上海已是远东最为现代化的繁华都市，但是与如今基础建设极佳的上海不同，除了公共租界以外，居住在华界的相当一部分上海市 民，是用不上电也没有自来水的，市容市貌呢，用现代中国的东西不好类比，总之基本上就跟大家在国际新闻里看到的印度和巴西贫民窟差不多。
　　你知道吗？在民国年间上海闸北的棚户区，几乎人人都会穿墙术！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洋货的大量冲击，江浙地区农村普遍破产， 城市却畸形繁荣。于是，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甚至破产地主，全都一窝蜂地涌进大上海找饭吃。但这些人既无文化又无技能，进城之后混得好的百中无一。大多数人 只能去扛大包，卖香烟，拉黄包车，当佣人，或者进工厂当小工，收入都很低，而且很不稳定，说不准啥时候就折本或失业了。所以买房是奢望，租房也困难。
　　当时，刚刚招募进厂的纺纱女工，每日薪水是三毛钱，一个月才9块大洋。而技术很熟练的老工人，大概也就是14个银元的月薪。鲁迅家的女佣在包吃包住之 余，月薪才3块大洋……所以说什么民国时代纺织女工的月薪能够达到二三十个大洋，完全就是在胡说八道——要么这个“纺织女工”其实是工头或者高级技工，要 么就是她其实拿的是金圆券……这具体又是个什么坑爹玩意儿，我们以后再谈。
　　而上海的房价又是出了名的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楼梯转角下边一 个七八平米的放扫帚杂物的小亭子间，月租竟然就要10块大洋以上！如果借用厨房的话，还要另外多付钱！你让那些低收入的外地人去租房，剩下的钱就只够他去喝西北风。租不起怎么办?要么学习三毛流落街头，要么就去住贫民窟。
　　那时候的上海闸北，以及其它很多大城市的近郊，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贫民窟，具体可参见当今印度的孟买。现代的巴西贫民，好歹还能用铁皮、石棉瓦和塑料布搭建一个小屋。但那年头的中国工业落后，连上述这些工业品都不是贫民能弄到的，他们只能用更原始的方式盖窝。
　　当时，各地来上海谋生的农民，从乡下运来毛竹、芦席和篾片，把毛竹烤弯，插在地上，搭出一个半拱形的架子，上面盖上芦席，周围捆上茅草，在向阳的一面割 出门来，地上铺块烂棉絮，就是一家人的住所。这种简易窝棚俗称“滚地龙”，高度仅到成年男子的腰部，进进出出必须深弯腰，夜里回去瞧不见入口，一不小心就 会穿墙而入——就跟学了穿墙术似的。
　　这样简陋的“滚地龙”窝棚，通常来说都是非法建筑，自然是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最多也就是几百户人家可 以分到一个公用水龙头，每天早上排长队轮流取水——据说很多都是从消防栓上私自接的——夜里经常因为煤油灯打翻而爆发火灾，住起来既不安全也不舒适。根据 记载，曾经有个住“滚地龙”的民工跟人有仇，晚上正靠着茅草墙吃饭呢，突然被一把长刀扎了个透心凉——原来他的仇人站在墙外给他来了一刀！如果你不了解当 时上海贫民窟的建筑结构，肯定会以为这是武侠小说里的情节。
　　如果有人能够收集到许多“美孚石油”或“标准石油”（当时向中国输入煤油灯的最大两家公司）的油桶，剪开铁皮做一层屋顶，那么就已经算是贫民窟之中的“豪宅”了
　　——比起民国时代的贫民窟来，咱们如今的“城中村”简直就是天堂了。
　　虽然全国各地的破产农民们纷纷涌入上海，试图在城市里谋得一条生路。但事实上，虽然在民国前期，上海的轻工业一度很兴隆。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 于受到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上海工商企业的就业形势一直很糟糕。根据1935年的一份调查，全城400万人口之中，竟然有60万以上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 ——这是多么庞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啊！
　　而那年头既没有失业保险又没有低保补助，失业工人的下场比现在凄惨得多，在经济形势最悲催的那些年头，每天早上在上海街头都能找到不少饿死冻僵的“路倒”尸，而苏州河里的浮尸数量，估计也能跟当今的印度恒河相比——现在明白我党为什么能够在上海组织工人起义了吧！
　　在旧上海真正一直保持着畸形繁荣的，是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得益于聚居在上海租界的大批富人，十里洋场的消费能力一直非常旺盛，总算是给了穷人们拉黄包车、当小贩、擦皮鞋和混**的生存机会。
　　当然，如今绝大部分的民国背景小说，尤其是言情小说，主角一旦到了那个时代，通常都会自动投胎成大户人家的大妈少爷，最起码也是小资阶级的文人墨客，住 的地方多半是在公共租界，经历的都是风花雪月、灯红酒绿、香车美人、恩怨情仇……至于脏乱破败的棚户区，恐怕往往连一个片段都懒得落笔。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探讨一下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生活吧。
　　通过民国时期的老电影、老照片，还有那个时代一些文人写的生活散文，我们可以知道， 当时的上海租界，是一个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班驳的地方——这里有一掷千金的富豪子弟，有穿蓬蓬裙参加化装舞会的女大学生，有盛况空前的集体婚礼，有红透半边天的著名歌星及其粉丝群，有摆着诱人姿势拍睡衣广告的模特儿女郎，有专家学者的专题报告讲座，有熙熙攘攘的股票交易 市场，街边报亭里摆满了封面靓丽的外文杂志，电影院里有从美国好莱坞空中邮递过来的新潮大片……总之，从外表上看，这似乎是一个与当今世界相比没太多差距的摩登时代。
　　很多追求小资情调的人，从林徽因、张爱玲、郁达夫等人的文章中，想象出了一个社会价值观多种多样，人性自由解放的浪漫时代，并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小资风格。　　但是，我们人类毕竟是不能只靠浪漫和情调来生活的。当时租界里的小资文人们，生活压力其实一点都不比当今社会的白领们低，而生活水平还远远不如现在。　　沈从文在小说里写过民国时代的一对小资夫妻，男的政法大学毕业，在上海某机关做小职员；女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专职做家庭主妇，生了4个孩子。在当 时的上海，一般公司职员的月薪大约是20银元左右，而这位当丈夫的却有60元月薪，想必肯定是在某个很有油水的单位里了。　　但是，由于上海的物价高昂，房价更是北京的十倍，饶是这位男人已经很能挣钱，他们这对小资夫妻的日子依然很窘迫——由于租不起一整间公寓，他们一家六口人不得不住在半间公寓 里，中间用木板隔开，另外半间住着沈从文，平摊下来连20个平方米都没有。而就连这么半间公寓，当时都要收每月13元的房租（后来涨到了20元），每个月 还要收10块大洋的水电费。光是这两样，每个月的收入就去了一半，剩下的钱用来吃饭和给小孩买西洋奶粉，就已经用得精光，结婚八年了都还剩不下什么钱。　　——在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一度电平均要收0.3～0.5银元，相当于如今的12元到20元，显然是贵得多了。幸好那时候也没有空调、冰箱、微波炉这些耗电大件，光是照照电灯听听收音机，应该还能凑合。　　所以，那年头的小资们别看出门就是西装革履，金丝眼镜，一块流利洋文。偶尔还会出席一些宴会，跟西洋女子跳跳舞，生活得貌似很时尚。但真正回到家里，恐 怕多半还是住着亭子间，吃着咸菜泡饭，头顶还挂着小孩的尿布……也就跟当代的“蜗居”、“蚁族”差不多。若是再穷一点，就要去闸北住棚户了。　　当然，比起江浙乡下那些连米饭都吃不起，只能啃地瓜干度日，还要担心农民暴动的破产地主，上海的“蚁族”们已经很幸福了——虽然能混上教授的小资文人们明显还要更幸福。　　唯一需要当心的是，那年头的上海就真的跟**电影一样，夜晚黑帮械斗枪战，白天洋人耀武扬威。租界巡捕也甚是蛮横，随便打死几个人都不当回事……总之记得尽量躲开便是。　　但这样窘迫的生活，毕竟没多少人愿意一直过下去，尤其是当他们还身处于上海滩这样一个花花世界的时候。很多稍微有点积蓄的上海市民，就跟现代的我 们一样，纷纷把积蓄投进了股票交易所，企图一夜暴富，但结果却往往是血本无归——资本主义的信条，就是骗轻信人之财，填贪婪者之欲。散户和小户在股市中永 远是被大户和庄家宰割的对象。清末的“橡皮股票危机”，1922年的股票泡沫破灭危机，让上海的股民们全都吃足了苦头。而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更是 让破产股民们自杀后的尸体漂满了黄浦江……　　除了股票之外，当时还有另一个能够获利的投资渠道，就是政府债券。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以及各地军阀大帅，都乐衷于在上海发行公债募集资金，而且往往打折发放，也就是一百元的债券只卖七八十元，到期之后却能连本带利给你返还一百二十元，貌似十分优厚。　　但是不要忘了，民国年间的政府工作重点，基本上除了战争还是战争，所以这些公债并非我们如今买到的建设债券，而是风险极高的战争债券。北洋政府本身都是 在战火之中三天两头倒台重组，政府的威信自然要大打折扣。买了胜利一方的债券自然收益不错，可如果不慎买了战败一方的债券，那么就注定要变成一堆废纸了 ——人家都已经倒台下野了，你的债券又该去找谁兑付呢？　　当时的中国每逢一轮军阀大战落幕，上海滩都有一群失意的投机客要跳楼——当然，如果是穿越者的话，或许可以凭借对历史的先知先觉，在债券市场上大获暴利，甚至谋得一个“投资之神”的称号。　　虽然小资阶级知识分子在上海滩多半过得并不如意，但那些大户人家的大妈少爷，还是有条件尽情享受花花世界的。某些家底殷实的浪荡子弟，为了在戏院包一个 名角一掷万金的，也是常有的事。而在上海的夜总会里，也总是云集着世界各国的佳丽，尤其是俄国大洋马——在苏联建立之后的二十年代，据说有上百万“白俄” 逃出国境，在世界各地从事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勾当。正如同苏联解体之后的九十年代。　　所以，与中世纪那些纵然身家万贯也过不上好日子的悲惨富人相比，民国年代躲在租界里的中国富豪们，多少还是能够活得更潇洒的。唯一的麻烦是……钱从哪里来？　　北洋政府时期，虽然北方内战不断，但江浙和上海的经济还算繁荣。而到了三十年代之后，虽然进入了所谓的“黄金十年”，但由于洋货的大举倾销，以及海外市场在大萧条之中的急速萎缩，上海的工厂反而纷纷破产，投资实业渐渐变得无利可图。　　而经商也不容易，因为那时代的所谓民国，其实更像是个大拼盘。蒋委员长的权威在江浙尚可，到了荆湘就要打折，至于川渝则几乎成了独立王国，沿江到处设卡 收钱，税率普遍高达20%甚至40%。还有那些横行于河沟水岔的大小盗贼，混迹于码头市集的黑帮流氓，更是会让中等商人在转眼间就倾家荡产。　　在工商业全都前景黯淡的时候，资本家们的投资方式跟如今并无差别，不是投资房地产，就是搞金融投机，然后弄出了越来越大的泡沫……很多原本搜刮了许多民脂 民膏，打算在上海租界安享晚年的军阀大帅，就是因为昏了头投资金融，又被黑心代理人欺骗，结果赔得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几乎成了流浪汉。　　所以，如果在那个动荡无序的年代，中国的富翁们想要保住家产，最好的办法就是投资到海外，想办法把钱换成美国的股票和债券……至于在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到了二战也铁定要被蒸发的。
　　此帖不错
　　写的非常好，完整读下来了。怎么回帖的这么少？
　　我对历史了解的不够顺溜，不敢轻易回帖！　　
　　@瘸腿跳蚤
19:56:00　　除了医学和外语之外，如果你还要想学一点实用的先进技术，就只能到国外去留学了。而且在学成之后，也很难归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谋生——旧中国的工业实在是太落后，海归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除非是自己办厂创业，否则简直是毫无用武之地。......　　-----------------------------　　这是实情，对工科教育发展影响应该很大。
　　这是实情，对工科教育发展影响应该很大。
　　阿…　　
　　关于民国时期的收入，以前看过一篇资料，具体记不清了。但关于文人的收入，网易上有一篇文章可以参考一下：/10/DVV5UTS000146BD.html
　　太长没有读完
我是带着领分的心情来读的
涯叔害人啊
　　我晕的，这个民国太有意思了，楼主多写点啊，多写点啊
　　@瘸腿跳蚤
19:50:52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民国　　一、两极分化的民国印象　　按照我们在传统教科书上读到的信息，从1912年清朝覆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民国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主权沦丧、积贫积弱、灾祸不断、饿殍遍地、军阀混战、列强横行、日本入侵……　　在《包身工》、《白毛女》、《三毛流浪记》、《茶馆》、《骆驼祥子》等脍炙人口的**主流文学名著之中，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民国时代社会动荡、剥削...........　　-----------------------------　　客观 顶你
　　拿分走人　　
　　@勿寒将士心
　　不懂！！　　
　　棒棒棒棒棒棒
　　楼主说你吗的老比
骂人，一个月
　　只说了一部分而，你如同当代讲史的人，只讲一点而。　　一块大洋应该可以买20斤米，8斤猪肉，购买力最多相当于如今的40元人民币。　　40元在哪能买到8斤猪肉，你说一下，我们团购。
　　不错呀　　
　　写得很流畅，顶一下　　
　　楼主能不能多写点？？？
　　看史书般。。。好！　　
　　我只看到一句，那个公司职员生了四个孩子！四个孩子，你现在在城市能养得起吗？不要说没钱多余，不负债累累就不错了！
　　有分析，有例子，分析中肯，举例翔实，好文章。
　　绝对的好文章，很充实。保留一下。还有31楼，现在还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人太多了。全世界好像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应该出本书，给很多人看看。
　　dddddddddd
　　屁股决定脑袋，分析问题以多少人的利益，群体利益为考虑近代才对。
　　蛮好的　　
　　拜读，转载到保钓联合会网站了
　　@勤垦 你与保钓联合会网站什么关系啊，如果是那边的人，欢迎将适合发到这里的学术文章发过来，
　　对武汉会战的一些思考：　　抗战的过程，是对日步步妥协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血泪代价的过程，　　抗战的过程，是中华民族在最危险的时候绝地反击的过程　　抗战的精神，是誓死不当亡国奴的精神，　　抗战的精神，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精神　　中华民族复兴，必须找准目标，必须认准敌人　　中华民族复兴，必须勇武起来，必须发动人民；　　我们今天是为了检讨我们75年前为什么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我们脚下武汉这片土地养育了坚强不屈的人民；这片土地孕育了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种凤凰涅盘，浴火重生的民族精魂藐视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这是天时；　　武汉是武昌，汉口，汉阳的结合，是当时中国的水陆枢纽，号称九省通衢，北有大别山，汉水，南有鄱阳湖，衡山……环绕拱卫；这是地利；　　当时国共合作，天下英豪汇聚一堂，共同携手抗日，挽救危亡的中华民族，这是人和。　　75年前，即使是有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胜利了吗？武汉最后还是被日寇占领了，为什么，我不想宣扬武汉会战120万对日军35万（27）人，仅仅消灭日军4万，我军伤亡20万，却仍然丢弃了我们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大武汉？（同时还丢了广东）　　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我们惨痛的抗战历史吧！　　我们武汉的人都知道汉阳钢铁厂，在张之洞建厂当时，那是亚洲最大的钢铁厂，我们有铁矿，我们有畅通的水陆运输，我们有勤劳智慧的人民，可是我们的汉阳钢铁厂很快就被日本八藩钢铁厂超过了，八藩钢铁厂就是现在日本新日铁的前身，日本要进口铁矿，进口煤炭，与原料产地万里之遥，他们的炼钢怎么发展起来的，是不是有我们官吏腐败，以血饲狼的重要原因？（我们著名的中山舰，就是日本三菱的产品，我们自己的工厂的财力物力，工人技术人员的聪明才智哪里去了？）　　我们假如不是总向日本妥协退让，以血饲狼，日本能这样轻易的让偌大的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吗？　　当西方列强用枪炮来打我们的时候，假如中国多一些抬着棺材出征的左宗棠，少一些宰相合肥天下瘦的李鸿章，我们能沦落到最危险的时候吗？而大清国为什么不敢强硬呢？我认为原因就是腐败，当权的清朝皇帝逃跑到承德还要先带上歌舞戏子，皇太后过生日要挪用海军军费（甲午战争的站场关键吉野本来是给中国造的，中国的钱都被挥霍了，没钱，日本皇室节衣缩食买“吉野”给了清朝有力一击）。如此上行下效，如何能对外强硬？满清的子弟为了不让他出门惹是非，竟然从小就喂鸦片，又怎么能强盛？一到敌人来侵犯，当权者总是先想到给钱给物，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那中华物力可有一丝一毫是当权者的血汗，没有，他们拿着人民的血汗讨好洋人从来不会难为情，从来不会心痛，所以满清不亡，是无天理！　　每次中国受到敌人的伤害的时候，我们不思复仇，只求和平稳定，岂知敌人就是欺你不勇武，退缩忍让，才能次次敲诈得逞，清朝甚至出现仗打胜了还要割地赔款的空前绝后的羞耻，因为打胜仗要靠上下戮力同心，官员腐败能让部队戮力同心么？被逼得家破人亡到部队来混饭的兵能有战斗力吗？战胜敌人要吃苦，要坚忍，要奋发，那些腐败官员能做到吗？从简入奢易，由奢返简难，那些奢侈浪费的人能跟士兵同甘共苦，浴血奋战吗？因为腐败，所以才求苟安，才割让赔款以求苟延残喘；泱泱大国，就是如此一步步走向衰亡！　　而我们的邻居日本，就是在一步步扩张之中，逐步的壮大起来，日本的一步步壮大，其实抢掠的都是中国的民脂民膏，占领的都是中国的领土领海；比如庚子赔款，绝大多数国家都换方式返还了中国，比如建教堂，学校，培训留学生等等，唯有日本，把庚子赔款大部用于发展教育和军事扩张，并把扩张目标定在了腐败软弱而又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中国。　　日本最开始侵略中国时还是小心翼翼的，先是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的藩属国：琉球朝鲜，清政府腐败无能妥协退让，不捍卫琉球主权，仅仅是讨价还价把两分琉球方案拖延下去，搞个三分琉球什么的，不仅贻误战机，使痛失琉球成为中国衰亡的开始，日本继续侵略朝鲜，凭甲午战争强占了台湾，威逼福建，垂涎山东……。　　甲午战争时期大清GDP要远远高于日本，北洋舰队装备也远胜日本，就是因为不敢进攻龟缩防守导致甲午遗恨，而日本兴起为后来中国埋下致命的祸根。　　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中国是战胜国，可是却在巴黎和会上被出卖了，我们的山东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我们的山东要与日本共同开发，中国人能同意吗？日本在五四运动中就是汉奸政府镇压学生的幕后黑手，可是我们对日妥协退让的结果是什么？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　　五四后还有人讲中日友好，于是有了1925年发生日资纱厂中的的五卅惨案；　　五卅其后还有人讲中日友好于是发生五三惨案，山东日本人不是和我们共同开发吗？怎么还有军队呢？五三济南惨案可不是学生工人被害了，是蒋介石的外交官和其一个使团全部被杀，仅有一人重伤未死，蒋介石这个日本海归还想不想中日友好呢？　　五卅后的继续忍让，于是有了1931年的9.18，东北，中国的1/6的土地一半的工业，70%的飞机，……。都被日本一夜之间夺走了，富饶的东北呀，我同学在黑龙江当黄金武警，说黑龙江金子镶边，黑龙江边有水的地方就有金窝子……眼泪呀！　　我们有必要查一下笔笔血泪的历史数据：　　我先来简单描述下1931年前日本的经济状况以及相关的资料 　　首先1928年日本工业产值才超过了农业,这个信息可以真实反映日本的经济结构与综合国力的一面.
信息来自&东亚经济发展史&; 　　第二自经济大萧条爆发蔓延全球,日本期间出口下降了76.5%,进口下降了71.7%,主要工业开工率只有50%,生产大幅度下降,工业总产值下降了32.9%,煤炭下降了36.7%,生铁下降了30.5%,钢下降了47.2%,船舶下降了88.2%.到1931年,日本失业与半失业工人达到了400万,而1931年日本罢工达到了破历史记录的2415次.同样农业产值也下降了40%,虽然1930年日本粮食大丰收但是米价却下降了一半.到1931年底,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出于对日本金融危机的考虑大量抛售日圆,导致日本国家黄金储备只剩下4.7亿美圆,日本被迫脱离金本位.(以上资料来自&;世界危机400年&;) 　　第三日本的危机对策从1931年开始,日本政府开始了以&;重要产业统治法&;为首的一系列经济统治法令,强行在各个部门中组织托拉斯和卡特尔,并有日本政府向财阀企业发出巨额定单,并对接受定单的企业提供巨额补助补贴与优惠价格,同时政府还扶植了一批以军事工业为母体的新财阀,日产就是其中之一.尽管这样,到1937年日本重工产业上才升到了工业产值的57.8%,而同期日本纤维工业只增长了25%,食品工业只增长了4%. 　　第四日本1937年前军需膨胀政策 　　通过&;重要产业统治法&;为首的一系列经济统治法令与各种经济措施的整合,到1937年日本八大财阀与5个新财阀控制了日本公司总资本的27.2%,并且完全控制了各个经济部门.在年之间的六年里,日本主要以刺激军工生产为主的财政扩张政策使6年中日本政府总财政指出增加了50%,从1931年的14.76亿日圆增加到了1936年的22.82亿元.而同期日本军费从1931年的4.54亿美圆到1936年已经膨胀为10.78亿.到1936年,日本GDP为146亿日圆,日本为应付战争需求的国债已经超过了100亿日圆.而6年中日本向日本军事经济投入达到70亿之巨,其中25%用于开建造国营军事工业工厂,75%用于向私人资本进行军事投资.同时1936年军费开支已经直接占日本政府开支的近50%,日本经济至此彻底走向了战争化.
　　在评论之前,我想说的是,我是以在9.18事件之后80多年积累的知识经验与资料来评论.我评论的是事件的后果,而事件当事人在当时的角度是不可能获得与我同样的信息的,所以,这里关于当事人的话题另做讨论,下面就是我自己的看法与观点. 　　第一日本是在世界经济危机中第一个走出经济危机的，时间是在1932年到1933年之间.当时日本主动贬值货币35%,严重冲击了当时已经陷入危机的世界市场,在当时日本的出口被一时称为"黄祸"出口.而同时期,日本在当时东北占领区,掠夺性的经济政策与倾销政策,不仅仅为日本经济提供了可靠的与必要的物质保证与销售市场,更重要的是日本在军事冒险中看见了机遇. 　　第二日俄战争后到1931年前,日本战争扩张进程有一个断层.在我看来这个主要还是因为,在日俄战争中不仅由于战败国的沙俄政府一分赔款不付一寸领土不让,最重要的是作为战胜者的日本取得的是皮洛士的胜利.日本接受无奈的日俄战争结果首先是因为,自己的国家实力已经无法承受下去了.在日俄战争后,日本知直到1910年经济才开始逐渐复苏,所以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日本的对外扩张尤其是军事对外扩张一直是持谨慎态度的. 　　第三在这里我先说一个9.18事件当晚关东军本部的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就是: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兵营大门敞开,枪械上架.从这个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军方冒险主义与患得患失的心态是同时并存的.从我上面列举的经济数据说明,日本在1931年当时,无论是从国家财政上,对外支付能力上还是,国家生产能力与资源供应上都不足以应付类似1937后的战争.这个也是从1.28凇沪抗战中看出日本战争能力与战争意志的局限性. 　　结论:1931年的日本一次军事冒险,奠定了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基础,东北不仅仅作为日本冒险的踏脚石他对日本的意义不仅仅是对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