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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胜利
　　[摘要]本文对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进行分析与探究，阐述了中华民族精神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提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胜利的观点。从“爱国主义”、“团结统一”和“自强不息”三个方面阐述民族精神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所作的贡献，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着力于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展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英勇无畏的民族气概。 　　[关键词]抗日战争;民族精神;作用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九一八事变84周年。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也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间，中国抵御外敌入侵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成了中华民族由危亡走向振兴的历史转折点。中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中华民族精神在这场战争中也受到了最为严峻的考验和最为广泛的锤炼。 　　十八大的胜利召开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让中华民族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交汇点上，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由发展中大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关键而重要的历史时期。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过去是、今后也是、而且永远都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支撑。因而我们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去挖掘、去研究民族精神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无疑是十分重要和非常有益的。 　　一、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取得抗战胜利的精神支柱 　　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变中国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不断反抗，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英勇斗争的历史。近代中国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落后和西方的入侵而沦为半殖民地，但毕竟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没有像一些国家失去民族独立就一蹶不振，而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复兴起来，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华民族具有极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翻开中国近现代史，我们就可以发现，每次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必然激起一场巨大的民族反抗。鸦片战争中就涌现出了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抵抗派，同敢于来犯之敌，同毒害中华民族身心健康的鸦片走私进行绝不妥协的坚决斗争;面对英国侵略者的肆意暴行，就有三元里103乡人民气吞山河的搏斗;对着英法侵略联军的坚船利炮，我大沽炮台爱国官兵奋不顾身的英勇反击;当沙俄入侵新疆，就演绎了左宗棠带着棺材奔赴新疆平叛的一幕，终于收复了新疆。还有在中法战争中，老将冯子材身先士卒，同法国侵略者展开肉搏;甲午海战中邓世昌追撞敌舰的悲壮激烈的英雄气概，都充分说明中国人民是不畏强暴的，是永远不会向任何野蛮的侵略者屈服的，这种精神，决定了任何敌人也不可能灭亡中国。中国人民从没在强敌面前畏惧，从没在征服者淫威下沉沦，这是一个永远不可征服的民族。 　　这种反抗精神在我们民族衰败危难之际，成为支撑仁人志士英勇奋斗的精神支柱。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虽然一时蹂躏神州大地大片国土，但不可能征服中国人民的意志，不可能打垮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是日本之所以最终失败而中国之所以最后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国破家亡的惨烈现实，中国军民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与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又一次谱写出可歌可泣的中华民族精神新篇章。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就自发地拿起土枪大刀，掀起汹涌澎湃的反侵略斗争。从日本关东军的铁蹄踏入沈阳那天起，全民族在民族危机面前同仇敌忾、坚定了与日寇血战到底的立场。从沈阳到喜峰口，从卢沟桥到上海，从徐州会战到武汉保卫战，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游击战，中国人民同强大的敌人进行了生死搏斗，无数中华儿女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动人的乐章。 　　在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爱国”始终是民族精神的灵魂，“爱国是忠臣，卖国是巨奸，”成了整个民族判断是非和衡量好坏的标准。人民大众赞颂英勇杀敌、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鄙视认贼作父、引狼入室的汉奸、卖国贼。在抗日战争中，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一方面秉承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精忠报国、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优良传统，激励着热血男儿为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而战。涌现出许许多多执干戈以卫社稷，为保卫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民族英烈。如：杨靖宇、赵一曼、张自忠、狼牙山五壮士等抗日名将和抗日英雄受到了人民的爱戴与敬仰。另一方面人民大众又同极少数民族败类、汉奸、卖国贼同样进行了坚决的不妥协斗争，对民族败类的唾弃，使汪精卫、周佛海等一小撮丧失民族气节、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汉奸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汪精卫等极少数汉奸卖国贼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犹如过街老鼠，惶恐度日，最后落得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 　　“爱国”与“卖国”这始终是中华民族精神中一条不可跨越的主线，在人民的心灵深处有着深刻的根基，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更是得到充分展现。东三省沦陷后，东北同胞就喊出了：“宁教白山黑水尽化为赤血之区，不愿华胄倭奴同立于黄海之岸。”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在抗击敌人到最后一刻时，不甘被俘受辱，投江而死。“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一首《义勇军进行曲》把所有中华儿女的爱国之心，爱国之情燃遍了祖国大地，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激起了全体同胞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中华民族新的长城。整个民族都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当时在中国大地上，不仅有几百万军队在同日本侵略军拼死厮杀，而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处处都涌动着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在山岗上，在丛林里，在地道之中，在铁道线上，在白洋淀里，到处都飘起爱国主义的大旗，引领着中华民族取得了抗战胜利。 　　在抗日战争期间，整个中华民族是不分东西南北，不分男女老幼，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不管是有钱的富人还是贫苦的穷人，抗日是全民族一致的共同目标。究其原因的根本，就是爱国主义灵魂的作用，探其凝聚民族之力的源泉，还爱国主义的灵魂。 　　二、民族精神的中心――团结统一是中华民族取得抗战胜利的精神基础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时代相传的，渗透在其血脉、贯穿于其悠久历史、熔铸在其灿烂文化及光荣革命传统之中的性格特征、意志品质、社会心理及其所蕴含的生命力、创造力，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以维护国家统一、为民族、国家献身为无上光荣，以危害民族、国家，谋求一己之私利为最大耻辱的观念，并逐渐内化为中华儿女高度自觉的民族意识。 　　千百年来，这种意识始终是动员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是维护民族、国家利益的巨大力量，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气壮山河的名言，就是爱国主义的生动体现。每当国家有难的关键时刻，“团结统一，救亡图存”便成了全民族的精神准则。观近代中国，从龚自珍、林则徐到康有为、梁启超，从孙中山到毛泽东，无不具有对病态中国的哀伤和支离破碎的国家命运的忧患。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国内矛盾重重，内乱众多。日寇的入侵使全民族对祖国的深切忧患转移到救亡图存的实际行动中。民族的危机迫使各社会阶层的人们，在侵略与自卫的隆隆炮声中思考、探索并再一次团结起来，奋发图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够得以形成，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唤醒了中华民族精神。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就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坚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中国共产党身先士卒，停止内战，主动北上抗日。1936年给国民政府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就表明了深含民族精神的“团结统一”态度：“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本当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工农民主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抗日的目的。”正是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深明大义的民族精神促成后来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使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全面抗战的局面迅速形成。 　　蒋介石之所以能够从剿共的立场转变到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从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改变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有迫于全国人民压力的一面，但也不可否认其中还包含着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具有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内燃动力所使。或者说，是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内涵激发了他的良知，使他能够发表公开讲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与共产党携手合作，团结抗日。曾经血战十年的国共两党终于以民族大义为重，共弃前嫌，化干戈为玉帛，共纾国难。 　　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广泛地团结了中国各阶层的力量，在抗日战争中，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以外，绝大多数中华儿女不分阶级阶层，不分民族种族，不分性别年龄，不分文化程度，不分宗教信仰，都团结在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共同为国家民族的生存而战，形成了全民族全面抗战的格局，使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得到了最佳的发挥，使敌寇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可以说，这是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典范。我们党高举起“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大旗，号召和动员了所有的中华儿女与日寇进行斗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团结抗日”就是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集中表现。在这一面大旗下，中华儿女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统一。在正面战场上：台儿庄战役中，腾县守军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以下全体阵亡。在襄东战役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亲赴前线指挥，身负六处重伤，仍振臂高呼与弟兄们一起拼死杀敌。官兵团结一致，奋力拼杀的事迹在国军中唯抗战中才有出现。在敌后的游击战场上：军民团结血溶于水的动人故事，更是比比皆是，如冀中敌后的深南县王家铺村，在一次敌人“扫荡”中，日军抓了20多名村民，威逼他们说出八路军的隐蔽处。但他们宁死不屈，守口如瓶。敌人一连杀掉14个人，也没有一个人吐露真情。就是旅居海外的中国人，有的不远万里赶回祖国参加抗日，有的变卖资产为抗战捐款捐物。中国人的如此团结，如此统一，抗日战争焉能不胜？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稳固、持久而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品质。“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是各族人民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中所积淀的精华。中国历史上虽然曾经出现过暂时的分裂现象，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是中华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民族精神的重心――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取得抗战胜利的精神保障 　　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精神是闻名于世的。这种精神是保持我们民族勃勃生机的力量源泉;这种精神是我中华儿女英勇无畏的动力;这种精神使我们到了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也总能够转危为安，由弱变强。中国人民依靠这种精神，在及其困难的条件下，打败了及其凶残和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八年艰苦抗战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它是一曲中华民族在抗争中走向民族解放的壮歌，是弱国打败强国的典范。七七事变前，日本的工业总产值就达到60亿美元，而中国只有13.6亿美元，其差距是4.4比1 。日本陆军在数量上虽少于中国，但其训练有素，武器精良;而日中空军军力比率是8比1，海军军力比率是13比1，日本的力量明显强大于我国。那么，贫弱的中国靠什么战胜在经济、军事力量方面比自己强大数倍的日本帝国主义呢？是“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使又贫又弱的中国战胜了现代化程度高、又富又强的日本法西斯。 　　抗日名将杨靖宇在冰天雪地里，弹尽粮绝，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在日寇重重包围之中，吃树皮、嚼草根，孤身奋战五昼夜。据日本随军记者写的《阵中日记》记载：杨靖宇牺牲后，杀害他的凶手警佐西谷半个小时不敢靠前。另一个凶手岸谷隆一郎也充满困惑：杨靖宇究竟靠什么在断粮半个多月且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下坚持战斗这么长时间？他怀着敬畏的心情用军刀划开杨靖宇的胃，见里面只有树皮、棉絮，这个刽子手“默默无语，一天之内，苍老了许多。”岸谷隆一郎此后用毕生精力研究中国抗日将士的心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受到折磨也越深，最后剖腹自杀。在遗嘱中，岸谷隆一郎写道：“天皇陛下发动这次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中国拥有像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 　　在整个抗日战场上，有多多少少像杨靖宇这样英勇无畏，自强不息的中华儿女在战斗。面对强大的日本法西斯，我们敢于拿起大刀、长矛与鬼子拼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是闪烁着中华民族勇敢的大无畏气概;我们用土制的地雷创造的“地雷战”，用人工挖掘的地道创造的“地道战”把敌人打得闻风丧胆，展现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敌人一次次残酷的大扫荡都被我国军民一次次反扫荡所粉碎，这其中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中又蕴藏着多少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不屈不饶，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民族精神不仅出现在抗日前线，同样也出现在大后方。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国民族工业的大迁移，全国高校的大内迁也充分地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饶，自强不息的精神。据苏智良先生的《去大后方――中国抗战内迁实录》一书介绍：从1937年到1940年底中国民族工业的迁徙几乎涉及了所有主要工业地区，几乎涵盖了当时中国的所有部门，前后持续近四年，动员力量之大，辗转周折之艰险，在中国近代史上绝无仅有。106所高校进行了300余次搬迁，其中有的学校搬迁行程3000多公里，步行路程约1300多公里，是历史上所罕见的。这并不是大逃亡，而是用不屈不饶，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与强大的日本法西斯所作的另一种形式斗争。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为之感慨：“轰炸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比敌人能够毁灭的还要快。”他真正领略到了中华民族的这种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今天我们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总结和探索中华民族精神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就是为了弘扬和培育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发扬光大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精神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始终站在民族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高度，使中华民族精神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巨大推动力量。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论新阶段》，1938.10 　　[2]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5 　　[3]《光明日报》：《中华民族的实质及作用》， 　　[4]《人民日报》：《汲取抗战胜利的精神力量》， 　　[5]苏智良：《去大后方――中国抗战内迁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 　　[6]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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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分类：&>>&专家：大力弘扬抗战精神 坚定历史自信-中新网
专家：大力弘扬抗战精神 坚定历史自信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日，是我国以立法形式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后的第一个纪念日。从1931年9月―1945年9月，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持续了整整14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一个重要的阶段。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９周年座谈会上，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考深刻指出，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将永载中华民族史册，永载人类和平史册”。
　　“精神为主人，形骸为屋舍；主人渐贫穷，屋舍亦颓谢。”一个人没有一点精神是不行的，一个民族更不能没有精神。抗战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伟大斗争实践中的精神结晶，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时代体现。具体而言，可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万众一心、共御外侮的大局意识；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必胜信念；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习近平同志指出：“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不断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成就告慰我们的前辈和英烈!”这一重要论述，既深刻揭示了抗战精神所承载的内涵，又为我们大力弘扬抗战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精神动力。
　　抗战精神是发扬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思想与道德的精髓，在抗日战争期间表现得更强烈、广泛和持久。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具体表现为：爱国须抗日，抗日即爱国；一切为了抗日，抗日高于一切。抗日成了区分是否爱国的唯一标准。抗日成了全民族不同阶级、阶层、政党、派别、各军事集团的共同信念及判断是非的标准，均能以民族国家利益至上，发扬爱国主义传统，舍去历史上的旧有恩恩怨怨，自觉地使自己的利益服从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这个最高的民族利益，为祖国的危亡、民族的命运，捐弃前嫌，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共赴国难。这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没有出现过的现象，这是中华民族新觉醒的里程碑和质的飞跃。“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战的杰出代表。在献金运动中，连衣衫褴褛的乞丐也慷慨捐输；在华北平原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以“抗战到底”作为春联的横批；无锡雷尊殿道士、民间音乐家华彦钧，在贫病交加、食不果腹之际，仍以“说新闻”的特殊艺术形式，怒斥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并用二胡演奏《义勇军进行曲》，向民众传递爱国救亡的吼声。对于当代中国人民而言，以爱国主义为灵魂的抗战精神，正是我们弘扬爱国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教材。
　　抗战精神是传承中国精神的宝贵财富
　　伟大的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历尽劫波依旧刚健有为的特殊基因，是中华儿女战胜磨难、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能以经济、军事若果打败不可一世的帝国主义强国，从根本上讲，靠的就是伟大的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救国之魂、抗战之魂。在抗战烽火中，自强不息、威武不屈、舍生取义、精忠报国等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得到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唤起了中国人民的巨大觉醒、空前团结和英勇抗争，激发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团结一心，义无反顾投身到这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战争中。“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同胞曾誓言：“宁教白山黑水尽化为赤血之区，不愿华胄倭奴同立于黄海之岸。”这其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化敌为友，实行第二次合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中华民族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儿女“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举国上下，万众一心，用血肉筑成了一座侵略者不可逾越的新长城。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民顽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歼灭日军150万多人，占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伤亡总数的70%以上。中国军民为此付出了伤亡3500多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的巨大代价。在抗战中，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所铸就的抗战精神成为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
　　抗战精神是坚定“三个自信”的力量源泉
　　在半个世纪中，中国曾与日本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战争：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两战均由日本发动，均为侵略性质，但结果却胜败殊途。甲午战争的日本侵略者，面对的是早已内部溃败的清政府，早成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抗日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却面临着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在这场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义无反顾地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旗帜。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对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重要贡献，最大限度地凝聚了抗战力量。中国共产党提出并践行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提出并实施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人以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英勇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遥望中原烽火急，狂流一柱在延安”。广大人民开始更多地把新中国的希望、把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延安，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抗战期间，经由西安“八办”这座红色桥梁到延安的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就有好几万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以及93年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反复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利益最坚定的代表者，是领导全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和复兴的坚强核心。秉承历史，弘扬抗战精神，是我们不断坚定“三个自信”，坚定对党的领导的政治自信和政治自觉的力量源泉。
　　抗战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推力
　　习近平同志讲：“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敢于侵略中国并屡屡得逞，就在于当时的中国四分五裂，地广不足以为大，人多不足以为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成为中华民族由涣散、分裂到团结、统一的转折点，使中华民族逐步由四分五裂走向不可战胜。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昭示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世界，只有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才能不重蹈备受欺凌的覆辙。抗战胜利还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应当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在抗战胜利69周年的今天，历史赋予当代中国人的使命，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因此，每一个中华儿女都要把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从那段悲壮历史中汲取伟大的精神力量，使之转化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坚决维护社会稳定大局，全面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系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王军平）
【编辑:高辰】
>国内新闻精选：
直隶巴人的原贴：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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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惺公，字松庐，是抗日战争孤岛时期上海租界《大美晚报&夜光》的编辑记者，由于坚持对汪伪政权的笔伐，于1939年被汉奸特务枪杀。本文主要研究朱惺公在孤岛时期生活上和精神上的种种困顿之下，一种向死而生的精神气概如何可能？本文从朱惺公的文章和经历进行分析，期望从内在的精神根源和外在的环境气场找到一个英雄烈士的新闻记者面对死亡的勇气的原貌。借鉴于当今的国内外形势，供诸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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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既兀傲，死亦坚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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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美晚报》记者朱惺公的死亡勇气的精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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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日下午四时许，《大美晚报·夜光》编辑记者朱惺公像平常那样安步当车，走着去报馆。他沿着公共租界北河南路从容地向南走，当他走上每日必经的的天潼路附近时，突然窜出三名埋伏已久的汪伪特务，两名强执朱惺公右臂，一名握手枪对准朱的太阳穴，恶狠狠地骂了一句，然后再对准朱惺公的左太阳穴，扣动了板机。朱惺公时年仅三十九岁。&
这一天也许早就在他的意料之中了。不久之前，就在他所在的《大美晚报·夜光》副刊中，发表了又刊署名陈剑魂（有一说法说这是朱惺公用的一个笔名）的《改汪精卫诗》，对汪精卫的卖国行径进行鞭挞。汪精卫原诗是早年作为革命党在清末赴北京行刺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后于狱中写成：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而当汪精卫已成为一个勾结日本的头号汉奸，故而陈剑魂改诗为：
　　当时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
　　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
而在更早的时候，即1938年2月，朱惺公一进入《大美晚报》，即在副刊设计“菊花专辑”以菊花喻抗战。他写道：“我以为菊花生来是一个战士，它挺起了孤傲的的干枝，和西风战，和严霜战，和深秋时的细雨战，更和初冬时的冷雪战。抗战时期的国民，皆宜效法。”翌年，朱惺公又在《夜光》上辟“民族英雄专辑”和“汉奸史话”，忠奸对比，古今相映，爱憎分明，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就在刊登《改汪精卫诗》后不久，他收到了一封具名“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的恐吓信，并附有一颗子弹，威胁说：“如再恶意漫骂，将被国法宣判死刑。”但是，朱惺公立即在《夜光》公开这件事，并发表了一篇题为《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自供——复所谓“中国国民党铲共特工总部指挥部”》的文章：
“余对于死，乃绝无所畏。二年来之寄生孤岛，早如待死之囚，所以不死者，乃刑之尚未遍及无辜。余乃叨天之幸，直至今日，仍得以不死之身，借文字与孤岛人士相见，今贵部将判余死刑矣！此诚余之宠幸也！盖以如此死法，死为烈士矣。烈士，死之最光荣者也，余一介寒士，庸懦无能，安足当此！余自信不能为烈士，余友皆谓余未必能为烈士，今贵部乃欲以此嘉名宠赐于余，是则安得不令余自抚昂藏，频摸头颅，亦如汪精卫当年‘慷慨歌燕市，不负少年头’所发之豪语。余之头颅能得为无情之枪弹所贯，头颅乃不得谓为无价，头颅有价，死何憾乎！虽然，死则死耳，死必死得清白，而不作糊涂之鬼。兹当贵部尚在容忍之日，余不能无一词以辩，是以在将死未死之前，披肝沥胆而自为之供，所以答贵部者，亦即所以告社会人士知余死之而不冤也。”又：“秦桧，误国之大奸也，究无通敌作伥之史证。而今日之汪精卫则不然，居然将欲欣膺伪命，袍笏登场矣。是则汪精卫已由秦桧而进一步作刘豫受金主齐王之封矣。以奸恶如刘豫者，而欲国人不反对，是则除非将中国人皆杀尽，方可安享其永久之禄位。否则，中国如尚有一人，必将誓死以反对。余固中国之一人耳，贵部即能杀余一人，其如中国尚有四万五千万人何！”又：“嗟夫！余今既不能逃避，又不能屈服，惟有作待死之囚矣！余知余如果因此而死，余兄在远闻耗，必曰：‘佳哉吾弟！复何怨？朱子之死得其所也。’余妻亦必忍泪强笑而告诫余之幼子曰：‘汝父因不愿作亡国奴死，汝如长大，必当复此不共戴天之仇！’余子虽幼，将亦雀跃而舍余妻曰：‘阿父虽死，犹是中国鬼也！中国不亡，魂其歆格，尚飨。’至是余之英灵，必将彪炳于云霄之上，而与日月争光，照遍全中国任何黑暗阴霾之面，而追寻文文山，李若水之魂，相与共话亡国之痛矣！言尽于此，即此可代遗嘱，如天道不灭，正气犹存，彼苍者天，其必佑我。……余生作庸人，死作鬼雄，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者矣。”
这篇文章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可代为遗嘱”。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所以，我想从这篇文章着手，分析他这个人，主要分析他当时的生活工作处境以及从容面对死亡威胁的精神内在原因。从这篇文章，试图去接近这个人，这个时代里的这个特殊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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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瘦质娉婷，恐不堪风雨之摧残
&“寄身孤岛”这个句话，我们就可以猜测，朱惺公的生活并不宽裕，甚至很窘困。这种猜测不是没有依据的。有文章描写当时孤岛时期文化人的生活状况时，这样描写：“物价一日数变,人们很难生活下去。而文化人除了会使用一支笔以外,大抵都别无所能,日子越来越穷。”
朱惺公1900 年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县一个中医家庭里。他自幼家境贫寒, 没有上过多少学, 但他刻苦好学,
靠业余自学能写一手好文章。他当过衣庄小店员、报馆广告课职员, 办过出版社, 摆过旧书摊,
在四处奔波,生活穷困潦倒。1938年2月，由人介绍，进《大美晚报》主编副刊《夜光》。而且，他在“孤岛”还拖儿带女，没有资料说明他妻子是否有职业，但无论如何，工资不大可能比朱惺公来得高，而“儿子尚幼”，所以，家庭的经济来源更多的是来自朱惺公。当他在几天未在副刊上发表文章的时候，许多读者纷纷致信问候。后朱惺公写文章表示家中因有人小病“未能排字写稿，多谢诸位的热忱关怀。”一旦家里有什么事情，能支撑的也只有他自己。他的生活，背着养家糊口的负担。
朱惺公讲人如“待死之囚”，说得一点也不夸张。在当时的上海租界，有五种势力在支配着：法租界当局、公共租界当局、维新政府、日本军方还有重庆政府。其余如地下党、忠义救国军、铁血锄奸团、苏浙行动委员会、党国军支队、虹口工作队、上海CC
团特别队等排日恐怖团体的活动日益猖獗。这里常常有暗杀的事件发生，特别是针对日本人和汉奸的暗杀行动。那时的上海被认为是世界上犯罪最多、最混乱的城市，与美国的芝加哥齐名。我看有过之而无不及。黑社会再怎么猖狂，也不及一个由民族仇恨所引起的那种由一个合法政权支持的带有军事、政治目的的恐怖行动。当时日本还没有对英美宣战，所以不敢贸然进犯英法租界，所以凡是在租界区还是要依法办事。而英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当局是倾向性支持重庆国民政府的，所以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客观上为这些抗日、排日活动提供了一个“根据地”，也称之为“孤岛”。这也为报人们通过办报来进行抗日斗争提供了很好的基地。那时，众多报纸采取的策略是，以外国报纸的名义办报，拉一个外国人作为总经理，而实际上主事的是中国人。《大美晚报》就是这样的一份报纸。依托英美的庇护，艰难地生存、斗争着。
日本并不甘心在公共租界的被排挤，针对重庆国民政府的种种暗杀行动，汪伪政权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的特务组织，位于沪西的极司菲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简称“76号”。丁默村、李士群分任“特工总部”的正、副主任，但“76号”的真正主人，却是日本特务机关。“76号”内驻有一支由涩谷准尉统领的日本宪兵分队，职责就是监视“76号”的汉奸特务。“76号”每采取大的行动，不但要事先知会日本特务机关，还要在日本特务机关派员督导下方能实施。这个特务组织摧毁了大量的重庆政府在上海的特务组织。同时也对大量的爱国文人、记者进行策反、人身威胁甚至是暗杀。在这种高压、恐怖的氛围之下，一些人感受到了窒息的压迫、恐惧和不安。一些文学家可以选择隐居创作的方式来即保全自己，又保持名节。但是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朱惺公，避不了时事政治，而任何一个有良心、有责任的新闻记者在面临着、谈着这种投敌卖国行径和外国侵略暴行，都不会缄口不言的。所以朱惺公此时也许只有另一种选择，那就是战斗。另一种原因可能是由于形势，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种种暴行以及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激起了他们的这种昂扬斗志。或者两种原因都有。
租界并不是一个可以长久依靠的安全港湾，日本人只是暂时不愿撕破脸皮而已。
风雨欲来风满楼，而租界的稍稍安宁，却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安静。每一个有识之士都不会没有想到这样一点。对于死亡，朱惺公应该考虑到这种结果。
每个人都不会无缘无故地不顾自身安危去冒杀生之险，更不用说一个有理性的新闻记者。天伦之乐，何尝不是每一个人的追求？但是在朱惺公在遗嘱中说：“余知余如果因此而死，余兄在远闻耗，必曰：‘佳哉吾弟！复何怨？朱子之死得其所也。’余妻亦必忍泪强笑而告诫余之幼子曰：‘汝父因不愿作亡国奴死，汝如长大，必当复此不共戴天之仇！’余子虽幼，将亦雀跃而舍余妻曰：‘阿父虽死，犹是中国鬼也！中国不亡，魂其歆格，尚飨。’”难道仅仅一个“烈士”的称号就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了吗？而如果他的这种行为选择是纯属现实的被逼无奈，那么他这个烈士的光环是不是要打了折扣？朱惺公在面临这种潜在的或者说已经是很明显的死亡威胁时，他是如何想的，如果他真的不在乎自己的付出的话的，那么他不用在后面提及兄长以及妻子，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可见这个问题他是思考过的，甚至是挣扎过的。这我们无法确切的知道，最多时一种接近的猜测。而似乎我们要把问题进一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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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菊性耐寒，经霜愈傲
首先，在租界，几乎每一份报纸或者文学刊物都带有着浓厚的抗日情绪，鞭笞汉奸走狗、宣扬重庆政府和共产党成为他们一个主要的斗争任务。
日，鲁迅逝世。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日本就侵入了上海，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人们通过纪念鲁迅来唤起同胞的抗争的精神。当时“左联”已经解散，但是共产党仍然在上海留下了一批党员作家，其中有柯灵、王任叔、蒋锡金、钱杏邨、王元化等人，还有进步文化人士王统照、郑振铎、许广平等人。他们利用报纸文化副刊作阵地，继续坚持斗争，多侧面、多层次地宣传抗日救国。当时的《文汇报·世纪风》、《译报》的《爝火》和《大家谈》、《大美晚报·夜光》、《正言报·草原》、《大美报》的《浅草》和《茶话》等等，都是他们笔伐的阵地。他们以批判的武器，对日寇、汉奸和国民党内的妥协投降派以及当时粉饰太平的恶浊氛围进行揭露。他们大都以杂文的方式写作，而鲁迅的笔风成为一种时尚。在1938年10月到12月间，孤岛文坛展开了以巴人、鹰隼为首的关于“鲁迅风”的争议。认为是应该坚持鲁迅的文风还是改革、发展鲁迅的文风，使之更加的直接和具有战斗力。
在那种在那个鲁迅风盛行的年代，人们的精神言语似乎都上了一种定势，如若不慷慨激昂，则苍白无力，是以越骂越凶，于是很多愤慨也许不必过多以为然。就像最近的的抵制家乐福事件以及封杀CNN事件，新闻的报道很容易形成一种既定的情感和判断模式的。这种模式可能因为群体的价值判断所然。当然其中重要的因素还是因为人们身处民族存亡的关头，集体主义开始变得更具有说服力而且被自觉地践行的时候，一个人的勇气是可以被激发出来斗胆地战斗的。
所以，朱惺公在《夜光》的所作所为，在当时应该说不是唯一的，而是一种形势之下的引弓射箭。同时，这种行为的选择必不可少的情感基础是人们对国恨家仇的痛彻心扉。他在来孤岛之前的颠沛流离、穷困潦倒的生活中，他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种种罪行，一种激愤得爱国热情不可能没有。而朱惺公有别于他人的因素是，他针对的是头子汪精卫，文章如刀，句句挖心敲鼓，他岂能容忍？柯灵在朱惺公被暗杀之后的丢六天写文章说“这是汪精卫最近所施行的恐怖政策的牺牲者，是新闻记者被他所杀害的第一个。”又“死者在生前曾经接到过恐吓信，上海所有不被收买的正直的新闻记者也都接到了。以破坏‘和平’相诘责，以支持抗战为炯戒，这发信者正是汪精卫的忠实的党徒。但恐吓所得的反响是一致的轻蔑，坚决的行动。只有朱惺公先生发表了公开信，加以答复和驳斥，于是他招来了恨毒。”“那对于恐吓者的公开的答复，剖白心迹，表明行径，对着暗中射来的冷箭，袒胸露腹，毫无隐蔽地挺立于壕堑之上，其实分明可以看出这不是个有谋有勇的战士，不过是一个梗直的义民罢了。”显然，在这个方面，柯灵也认为朱惺公不够“聪明”，策略不够“高明”，是以被当成了出头鸟。我说的朱惺公也许仍然有一点侥幸心理，是因为他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他属于那个党派，他只是一个职业的新闻记者。而且，如柯灵说的，他是第一个被汪伪政权杀害的新闻记者，没有前车之鉴。虽然不是说他没有想到，这上面已经说的很清楚，在那种形式之下，每个人都是“待死之囚”，只争早晚而已。但是这种侥幸也不无可能存在，我们看到民国时期的众多名记者，无不以敢言而闻名，言论上还有自由的传习。
朱惺公的在副刊上的文章吸引了广大的读者。如果几天读不到他的文章，人们就会纷纷来信询问，甚至有人怀疑他消失了勇气，“沉默”了。为此，他在《慨乎言之》一文中说明了原委，表示家中因有人小病“未能排字写稿，多谢诸位的热忱关怀。”声称“我的处世哲学从来没有
‘退避’二字，环境愈坏，我的勇气也愈形奋激。”
当一种黑与白，生与死的非彼即此的对立，使得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妥协侥幸的心理绝了路，那么心理的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想法便激发了人的无限反抗的潜力。个人可能是懦弱的，但是当一种反抗有了组织和支持，那么人也就获得了一种群体性的刚强。
一个人在盛名之下，往往做出的事情连他们自己都回吃惊或者根本也想不到的。群众的赞扬和整个社会的赞誉，仿佛是一个魔咒，让人处于一种气场当中，虽九死其犹未悔。
另一方面，朱惺公出身于一个清贫的家庭，而后的生活也是穷困潦倒。对于一个有报复的青年人而言，他们的出生必然给了他们一种道德上的焦虑。那就是如何减免内心因为权钱势的自卑而获得一种高贵的自我期许。他们需要一种追求，使得自己摆脱一种现实渺小的焦虑，而获得一种优越感。而这样的人，往往表现得孤傲和具有道德上的洁癖。这个我们可以从他写以明志的文章《瘗菊记》中，可窥一斑：
有客自武林来，贻我菊数盆，曰：「此佳种也，幸善养之。」
　　客去，余视其盆，粗而且裂，因另购新者而移植之。连宵天雨，寒甚。余视其花，含苞待放，瘦质娉婷，恐不堪风雨之摧残，乃移盆室内。未数日，花渐萎矣；意土壤之瘠也，复为施肥。然花终不寿，竟枯槁而死。
　　不数日，客复来，见诸花无一存者，状颇惋惜。余告以故。客曰：「君不谙菊性，爱之适之以害之。菊恋故土，非时莫迁；无端移植，斲伤之者一也。菊性耐寒，经霜愈傲；绝其风露，斲伤之者二也。菊既萎矣，复施以肥，是犹予痨瘵者以参苓，宁非速其死乎？」
　　余闻其言，瞿然起曰：「噫，余知过矣！夫菊之知恋故土者，义也；酣战风霜，勇也；不贪肥沃者，廉也。有此三德，余乃迫其抱屈以死，不亦过乎！」爰为收拾残丛，掘土瘗之。题曰「君子花之冢」，并系以铭：
　　「维尔黄英，花国之精，性原冷淡，骨本峥嵘；生既兀傲，死亦坚贞，宜供享乎太庙，垂万世以长荣！」
如柯灵所说，朱惺公带有一种“旧文人的习气”，这篇文章的写法，有类似于周敦颐写《爱莲说》。这里头的菊花所处的盆“粗而且裂”，暗喻着他的出身。但是这似乎也是他性命之本，一旦接受利诱“购新者而移植之”“移盆室内”便会“枯槁而死”。亦即生命失去了一种意义。其中有对自己“佳种”的自诩，说自己念“故土”，有对“义”、“勇”、“廉”的执着追求。同时，最后表明自己对垂名千古的渴望。这也不难理解他在《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中所表明的那种对于汪伪成全他为“烈士”的欣喜。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是一种讽刺。这篇文章放在外族入侵的大环境里，不仅仅是表明高洁兀傲的小品文，而更加显示了一种坚贞，一种对敌宣战的气魄。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朱惺公深受了中国传统儒学的影响，特别是宋明理学。不仅是这篇文章写得有类于周敦颐的《爱莲说》，上面那篇气势磅礴的《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里，也有类似于韩愈《祭十三郎》的文法。古人崇尚另外一个人的文法，并模仿之，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技巧的学习那么简单，更有对一个人品行为人的崇敬，古人说，“文如其人”，讲的还有这层意思。韩愈是一个儒者，而且是一个刚硬之人，更重要的是韩愈也是出身贫苦，自幼孤苦伶仃，依嫂而长。身世的相似之处总是没来由的引起对一个人的亲近感。于是，韩愈的处世哲学也便深深地影响了朱惺公。特别是那种在贫困危难之中仍不改其志的坚韧。韩退之的《送穷文》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种观点。
如果说韩愈对朱惺公的影响仅仅是我通过他的文风做出的一种猜测性的判断，那么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对他的影响那是毋庸置疑的。尽管这是旧式文人的通例，但是，似乎朱惺公因为他的牺牲而显得更加的顽固和深刻。
朱惺公在自己的自挽联写道：“懦夫畏死终须死；志士求仁几得仁？”这边的“仁”和上面《瘗菊记》中的“义”“勇”、“廉”都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在《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中，他推崇的文天祥、李贽和顾炎武那是宋明理学的践行者。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那些儒学要义成为他生命的一种支撑。
孔子所谓的“仁”，有很多种意识，主要的是解释为“仁者爱人”，即通过“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也通过推己来爱人。体现一种同情的心理。继而扩展为一种“博爱”的胸怀。上升为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爱。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示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对于善的本性的执着，无论寿命长短，不改其志，才可以达到作为一个儒者或者以个人所谓的“安身立命”。这体现了一个儒者对于人生命的价值观念，认为为一种理念和尊严的执著而死胜过蝇营狗苟的活着。另外，孟子认为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二乐也；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显然这种乐得品格是利他的，朱惺公也许做到了或者努力追求这三乐，但是可以看出它没有把妻子儿女包括在内。
其实，朱惺公不能不理解孟子“权”的思想，孟子讲的是一种应变。而朱惺公的行为似乎更突出一种“舍生取义”。这也说明形势不容许他有“权”的选择。在这种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宋明理学就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宋明理学是一种伦理学主体的本体论，它孜孜讲求“立志”、“修身”、“涵养德性，变化气质”以完成“内圣”人格。所谓“内圣”人格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传统社会的最高表现形式，其意蕴有三：
一曰：“孔颜乐处”。指圣贤之乐不在外物，而在自我，是自我意识到自身与万物浑然一体，达到“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的真善美高度统一的境界。同时，也是一种对物质欲望的克制，无论自身的生活处境条件怎样，都不能改变一个人对于“理”和道德的追求。
二曰：“民胞物与”。指的是百姓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朋友。这种博大胸怀，体现出一种广阔的“宇宙意识”。中国的知识阶层正是在这种“宇宙意识”中，引发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从而将个人人格的完成，置于大众群体人格的完成之中。
三曰：“浩然正气”。所谓浩然正气，即执著于人格理想与道德信念，不为任何外来压迫所动摇。
宋明理学建树理想人格的理论与观念，对于中华民族注重气节、注重道德、注重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天祥在异族强权面前慨唱浩然正气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给了中华民族一种强有力的宏大的生死观念。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呼号，激励和鼓舞了中国人的群体意识，成为危难之际动员中华民族每一分子自觉起来捍卫群体尊严和安全的号角。东林党人在腐朽政治势力面前，风骨铮铮。即使镣铐加身，亦不失节，即使屠戮在即，亦不屈膝。又这些人所传递出来的社会责任感、历史责任感以及道义责任感，闪烁着理想人格的灿烂光辉，浸润了宋明理学的精神价值和道德理想，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脊梁。
从朱惺公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文文山、李若水的极度推崇，说明宋明理学已经融进了他的价值观念里头，这种哲学对他来说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它理想人格不与出生挂钩，是一条他可以通往他向往的高贵的人生境界。一个人能坦然的面对死亡，除非有一种异常坚定的信仰。但是，我们从萨特在他的戏剧《墙》和《死无葬身之地》里可以看到，再坚定的革命分子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也和常人一样的恐惧。我要说的是，任何说服人去死的主义和思想都是不人道和违背人性的，势必会造成心灵的艰难抉择。这也正是萨特在后来总结的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一个论据。但是信仰对于朱惺公而言，如果不是苏格拉底在临死之前为死亡作一个辩解的话，那么至少也是一种摆脱死亡恐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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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君马者道旁儿”
当一种精神价值和道德理想成为一种公众的共同准则，那么它对人行为选择的影响胜过了任何理性的思考。死亡，也是一种气场。当一个时代的死亡已经成为一种家常便饭，那么人就很容易轻生或者说是已经淡漠了对死亡的恐惧。或者在权衡人生的基础之上，觉得坚持一种高洁的姿态胜过生命存在本身，那么就是所谓的“殉道者”就出现了。但是无论如何，正如在第二部分所说的，任何对于放弃生命的宣扬都是邪恶的，把死亡当成一种理想的实现无疑是一种局外人的陈词，以彰显死者的精神荣光。我们知道，正常选择死亡（自杀）只能由于某种绝望。朱惺公尽管面临着精神和生活的压力，但是还不至于到了绝望这种地步，特别是作为旧式文人，他们的内心是非常强大的。朱惺公这种面对死亡的行为选择，无疑他的性格本质以及理学精神思维定势起着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用理性来解释这种行为无疑是愚蠢的。而且一个人的行为选择往往是不能解释的，特别是这种周遭弥漫着隆重气场的喧嚣。行为理性或者动机本身往往是事后的自我解释赋予的。的确，任何一个行为总与人的内在特质息息相关，佛洛伊德所谓的“性格决定命运”说得就是这个道理。但是这种行为的深层其实需要一种情势的引发。就像是活火山，你知道他会爆发，但是你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发。面临着压迫和恐惧威胁的人，反抗的精神勇气如何生成？我觉得无法用一种理由去说明的，它更多的是一种突发的，在一种特殊的情境之下，没有彩排地进行人生悲壮的表演。所谓时势造英雄，除了提供便利的条件之外还提供精神的勇气，这也就是一种时代的精神。
时代的精神散发着一种浓厚的思维气场，也携带着一种远久的积淀。朱惺公的行为选择也许如上面所说的，是一种没有彩排的生命的悲壮演绎。而底下的观众也是另一个他慷慨面对死亡威胁的原因。蔡炎培写过一句话，叫做“杀君马者道旁儿”，你不知道这些人具体是谁，但是他们的喝彩让你激起了早已疲惫的身躯，狂奔，直至力竭而亡。无论你为的是那个荣耀还是因为在叫喊声中惊慌失措。
再众人齐声喝彩的情况之下，理性冷静的思考无疑在扫了很多人的兴。而我相信，在当时为朱惺公打气的看客们绝不仅仅是一个看客，他们也是参与者，在朱惺公被暗杀之后，《大美晚报》两任经理张似旭和李骏英、国际新闻编辑程振璋也随后被杀。孤岛期间被杀害的报人还有"大光通讯社"社长邵虚白、《申报》记者金华亭、《华美晚报》社长朱作同、《正言报》经理冯梦云等。日，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校长、《新闻报》采访部主任顾执中遭暗杀受伤而幸免于难。
而在那个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每个人的血性都被激发了出来，而这个民族的精神传统为这种血性早已涂抹了崇高伟大的色彩，在这个崇尚先人经验的民族里，有了一种的历史对照无疑增加了对这种“舍生取义”更加执着的追求。更何况，他是一个新闻记者，一个掌握了话语权的新闻记者，一个被历史和民众赋予了必须战斗的新闻记者。如果说，朱惺公相信历史是轮回、循环的，那么，他必定在这种历史观念中，从历史长河之上找到了自己相似的人生与历史定位，这种观念很容易地转化为一种宿命的观点，产生了一种宿命般的责任意识。由此出发，我们也许就不难理解朱惺公这种“大义凛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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