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中国历史，看历史知识，尽在讲历史网当前位置：&日本人竟给中国军人立碑致敬，国军七勇士这事迹让老兵都流泪推荐阅读本周热门本月热门【内容导读】1933年初的长城抗战，以中央军抵抗意志最为强烈，作战最为英勇。但战后宣传中，则惟见西北军之“大刀队”。其中，最著名的英雄典型，就是使日军也为之感佩而立碑致敬的…1933年初的长城抗战，以中央军抵抗意志最为强烈，作战最为英勇。但战后宣传中，则惟见西北军之“大刀队”。其中，最著名的英雄典型，就是使日军也为之感佩而立碑致敬的“古北口七勇士”。“古北口七勇士”的大致事迹，可参见黄杰将军的回忆：“这是在当时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将军）攻上山去时，处于两面濒临峡谷及南天门至古北口的高地。由于二十五师部队受日本两面夹击，部队遂撤退下来。但其中有七个人不肯下来，决定做殊死战。因为第一次参加抗战，部队的士气高昂，大家都不惜牺牲性命。由于日本人与我们第一次交战，不了解详情，故轻视这七个人，因此不断以小部队攻击他们，但这七个人沉着应战，日本人来多少杀多少，竟也杀伤了近一连的人，直到这七个人都被杀死，日本人才拿下这个地方，日本人第一次与我们接触交战，就发生这种可歌可泣的悲壮之举，对中国人的牺牲精神感到很惊奇，故事后日本人特别为纪念这七个人立了一个碑。好似上面题着‘支那七勇士纪念碑’几个大字，并特别向碑敬礼表示崇敬，这确是一椿极富意义的事。”黄杰时任第十七军第二师师长，参与了古北口南天门之战，故对此事有所了解。但因并未指挥第二十五师，所以不清楚七勇士的具体番号。第二十五师副师长（师长负伤，该师当时由杜聿明指挥）的回忆要更清晰一些：“一四五团派出的一个军士哨因远离主力，未及撤退，大部队崩溃后，该军士哨仍在继续抵抗，先后毙伤日士兵百余名。后来日军用大炮飞机联合轰击，始将该哨歼灭。日军对这军士哨的英勇精神非常敬佩，曾把7个尸首埋葬起来，并题‘支那七勇士之墓’。”与“大刀队”的事迹源头系第29军自述不同，“古北口七勇士”的事迹，最开始，其实是日本人抖露出来的。据第二十五师下属旅长梁恺回忆：“二十五师于古北口战事结束后，有人发现长城邻近一座小山，有一庞大土壕，还树立一块墓碑，上书“支那七勇士”。据云（日本文件所记）日军为清扫阵地，发现一处堡垒，派兵搜索前进，竟遭枪弹密发，日军伤亡多人，嗣加派兵力猛攻，由于守军顽强抵抗，仍未得手，而伤亡更大，乃改调炮兵施以轰击，以致堡垒全毁，迄至寂静无任何反击声后，日军始派人前往探窥，仅见七具尸体。日人认为守军七人，自知寡不敌众，如弃堡退却，或坐以待虏，当不致死，于此可见其忠勇，可敬可畏。因此就地合葬，以慰忠魂。”“此项事实之经过原出自敌酋之传说，且表谨仰之忱。我七勇士为国捐躯，当可瞑目于九泉矣。”正因为“七勇士”的原始信息，是在塘沽协定签署后，才自日方得悉。故未能如“大刀队”的事迹那般，在战争期间即风靡全国。战后，第二十五师一度驻守北平。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曾“根据七勇士之资料，编成剧本，削成电影”。拍摄期间得到过第二十五师的协助，师长关麟征、旅长梁恺、连长张绪滋等，均曾在电影中露面。据张绪滋回忆，拍摄时，“杜公（杜聿明）命令绪滋扮演日军中队长，学献花圈，祭奠七勇士，杜公作导演，命令我如何去挥刀，如何去学说两句日本话，如何装成日军中队长小胡子模样。”那个特殊的年代，默默的为抗日的胜利付出的而不被人所知的，我想只有更多。小编只想说，你们永远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相关阅读热门推荐人气阅读猜您喜欢30万年前的南京姑娘长啥样?刑侦专家赵成文昨天公布成功复原的&南京直立人&面相，这个30万年前的南京姑娘瓜子脸、高挑眉、大眼...今天我们接着讲的是胶东马石山惨案，这次惨案的第一篇稿件由于日寇罪恶太过份。稿子发了几天都没用发出来。在此感到有点小遗憾。...核心提示：提到诸葛亮者，木牛流马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它作为一种特殊的运输工具，是诸葛亮在讨伐曹魏期间的运粮工具。网络...寿王李瑁是唐玄宗的儿子，其排位为18位，他的母亲是唐玄宗曾经非常宠爱的武惠妃。他出生在开元7年，在他之前，他的母亲已经生育...这种大蚂蚱可以用来烤着吃，你的老家叫什么？忘记叫什么了，但是这种果实掉在地上特别招蚂蚁。小地瓜的味道还记得吗？黑豆豆。我...老照片推荐皇帝人物文章河南人为什么帮日本人杀国军？
&&媒体对1942年发生在河南灾荒的披露，打破了蒋介石的全盘布局，他对三千万子民生命的漠视，最终失去了所有人民。
1943年，在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看来，这是他人生中的转折之年，也是“所有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年。
此前，他是蒋介石忠实的拥趸，称其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他认为“中国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在极权统治下再坚持一段时期才能成熟地步人民主社会”，并为此不遗余力地高调赞扬中国军队，呼吁美国对华援助；此后，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变为：“这畜生……牺牲了无数个中国生命，我为此痛惜不已。”
这一年，心灵遭受重击，导致巨大转变的绝不止自修德一个人。这一切源于此年二月重庆《大公报》刊载的一篇报道。回忆起这篇报道，晚年自修德说：“1942年是大旱之年，我们在重庆得知，河南的农民正在濒临死亡。”
“饥饿的河南”
1942年冬，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24岁的天津小伙张高峰，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就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从陕西入河南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跃人张高峰眼帘的是更加悲惨的景象，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
离开洛阳继续南行，“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饿殍”。
在叶县，他看到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甚至是干柴……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先生，官家什么时候放粮呢?”一个小孩子问张高峰。“月内就放”，张高峰只能用谎言安慰他。这谎言让灾民们“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但“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埋葬了所有的希望。”
如果说天灾带给张高峰的是无比悲痛，让他出离愤怒的则是随处可见的人祸：拿着柳条抽打灾民的警察、强逼纳粮的地方政府、不知所踪的赈灾款项、自欺欺人的官方说辞……
于是他奋笔疾书，把此行所见所闻写成一篇6000字的报道，发表于日的《大公报》。这篇报道最初的题目叫《饥饿的河南》，张高峰愤怒地指出：“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委员长不相信河南有灾”
张高峰的报道，题目被谨慎的编辑改为不温不火的《豫灾实录》，但仍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次日，社长王芸生亲自撰写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将矛头直指当政者。他将逼灾民纳粮的官员比作“石壕吏”，更提出质问：中央宣称的赈灾款项为何迟迟未能到位?政府既然可以“无条件征发一切物资来分配分售”，为何不征发既得利益集团资产用于救灾，却对灾民敲骨吸髓“照纳国课”?王芸生还引援了一条政府喉舌中央社发自河南的消息：“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对这冠冕堂皇的欺世之言，王芸生评论到：“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这前后一通讯一社评，惹得蒋介石勃然大怒。2月2日晚，他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不仅如此，3月初，尚在河南的张高峰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王芸生为此去找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延缓。”
《大公报》被停刊激怒了一向为蒋介石说好话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白修德决定和他的朋友，《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奔赴河南，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和张高峰一样，这两个外国人被河南修罗地狱般的场面震呆了：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随时因寒冷、饥饿或精疲力竭而倒下；寻找一切可以吞咽的东西来吃的饥民，·因此而失去生命；一群群恢复了狼性的野狗，肆无忌惮地吞噬着死尸……最触目惊心的，母亲将自己的孩子煮了吃，父亲将自己孩子煮了吃……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卖完换得最后一顿饱饭吃，然后全家自杀……
“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官僚机构～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和张高峰一样，自修德出离愤怒；这个政府非但不作为，而且变本加厉盘剥灾民。军队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通过黑市倒卖这些粮食中饱私囊。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却要花高价从黑市上买来粮食用于赈灾。当1942年秋收税粮征齐之后，政府才伪善地宣布免除河南1943年征税。
日，白修德的报道《等待收成》刊发在美国《时代》周刊。
灾难背后的真相
《等待收成》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也带给蒋介石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此时正值宋美龄在美国巡回作秀、讨要贷款最关键的时刻，这篇文章不啻一颗重磅炸弹，极有可能打碎蒋氏夫妇全盘计划。
而另一方面，自修德迫不及待想要见蒋介石。在他看来，蒋介石是被手下的层层官员蒙蔽了。后来，他见到了蒋介石，但蒋介石“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他告诉蒋介石灾民纷纷饿死的惨状，官员们征税和敲诈勒索的丑行。蒋介石一开始对此矢口否认，但当白修德拿出大量现场照片后，“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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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问了照片的来历，又询问了很多官员的名字，还拿本子和毛笔记了下来，表现出要整顿这件事的决心。20分钟后，白修德被送出了总统官邸。但之后发生的事，让他彻底看透了蒋介石。“的确有人受到处分弹劾甚至掉脑袋了”，比如洛阳电报局那个将自修德的文章发往美国的发报员。
蒋介石真的不知道灾区的事吗?张仲鲁，这位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时任国民政府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老人，在数年之后道出了实情。
1942年夏，河南灾情初现，蒋介石便接到了军方密报。他于第一时间赶往西安，召开紧急“前方军粮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宣布：本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并没有免掉。河南省政府随即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在张仲鲁看来，
他们真正的目的本就是催缴军粮，至于救灾，不过是“粉饰门面，欺骗百姓”。
&&&&&&&&就在蒋介石宣布减低河南军粮配额后不久，粮食部长徐堪却把250万石改为了250万包。一石小麦约为140多斤，一包约为200斤，这一字之差，逼死了多少穷苦无告的农民!张仲鲁回忆说：“超额完成征收军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却受到了蒋介石的记功褒奖。”
&&&&&&&&抗战爆发以后，几十万军队驻扎在河南，军粮、草料、兵源全部“就地取材”。1937年到1942年，河南出兵出粮均列全国之首。异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使得河南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头，农民交完赋税后也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遑论1942年全省遭灾，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完全绝收!。
在蒋介石看来，河南是中日军队角逐的主要战场，而非相对稳定的大后方，他随时准备放弃河南。因此，他提出“不让粮食资敌”的口号，一面将河南农民搜刮殆尽，一面随时准备抛弃这三千万子民。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他才会在1938年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而这件事情，也是导致1942年河南大旱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此背景之下，当局严密的新闻封锁，《大公报》的停刊，张高峰的入狱，也就不足为奇了。
民心的反噬
《大公报》和《时代》对于河南灾情的披露，让蒋介石陷入国际舆论压力之下。为堵人非议，蒋介石派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二人前往灾区视察。
根据张仲鲁回忆，此二人来到河南，先召开一个小会宣示“中央德意”：一方面，救灾、军粮是两件事情，灾要救，但不能为救灾减免军粮；另一方面，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混乱国际试听……总之就是赋税一个子都不能少，舆论上正面文章要正面做、反面文章也要正面做。二张告诫河南官场：诸君受党和领袖抚育栽培提拔才有今日，一定要“实事求是”。
&&&&&&“二张回去后，把缩小了的情形报告蒋介石后，蒋介石才决定拨给河南法币1.2亿的救灾贷款”。即使是这点杯水车薪的钱，也被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扣下用来做投机倒把买卖，一直拖到1943年麦快熟时才买了一批发霉的麦子发给灾民，而截至彼时，河南至少已经饿死了三百万人。这个数字，被当时的河南官方统计为：1602人。
“我们知道，在河南农民的心底，有一种暴怒，要比死亡本身更酷烈；我们也明白，政府的勒索，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从河南回到重庆的白修德，看着重庆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内心涌起无限悲哀：“重庆谁也不相信我们，直到一年后日军在这全部的插曲内，最后加上历史性的一幕。”
“历史性一幕”发生在1944年春夏之交。这一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后，孤注一掷在中国发动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意欲打通直通南方的大走廊。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5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豫中30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
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
“中原王”汤恩伯恼羞成怒，这位河南民众口中的“四害”(水、旱、蝗、汤)之一，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骂河南人都是卖国贼。其实何止一个河南，其他地方这样的事情也不新鲜。《剑桥中国史》还记载：“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守卫洛阳的第四集团军却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其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说：“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原因很简单，大灾之中，这支军队曾在驻地汜水县节省军粮大力救灾，在民间广为传颂。
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为什么不分出一些来赈灾呢?早在自修德还在河南时，他便提出了这个疑问。一个官员告诉他：“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这恐怕也是蒋介石的心声，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竟然在灾区拿出军粮赈起了灾，这也导致了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唾弃。对此，白修德说：“他们是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这种文化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我也会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共产党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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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军伙食不忍观，空有一套好方案
翻开国军饮食史，满篇只写着两个大字：辛酸。
1935年，国民政府军政部制定了陆军战时伙食标准：每人每天大米1.5斤，罐头肉4两、干菜2两、咸菜2两、食盐3钱、酱油4钱。听着挺丰富的，但标准是标准，执行是执行，抗战时期，国军普通士兵的实际主食分配为每人每天
首先声明是转的新浪微博一篇博文：题目是楼主根据内容另加的。而博主也注明是转载，最早的出处不祥，如果有任何不实之处不承担任何责任，博文不代表楼主的立场，如果转载侵犯了原作者的利益请及时通知楼主予以删除。1、国军伙食不忍观，空有一套好方案翻开国军饮食史，满篇只写着两个大字：辛酸。1935年，国民政府军政部制定了陆军战时伙食标准：每人每天大米1.5斤，罐头肉4两、干菜2两、咸菜2两、食盐3钱、酱油4钱。听着挺丰富的，但标准是标准，执行是执行，抗战时期，国军普通士兵的实际主食分配为每人每天9两米。这数字乍一听也不少，对于现代都市十指不沾阳春水的都市白领来说，两天也吃不了这个份量。但对于每日行军打仗、体力消耗惊人的战士来说呢？▼看眼当年国军普通士兵的实际风貌，您是否隐隐觉得，这军容军威和大众印象中的有些差别呢？原因请继续看下文。根据二战军事学家估算，一名普通士兵作战期间，每日需耗费卡的热量。就算非激战状态下的正常训练和驻扎，每日也有3000卡以上。以此标准计算，一名士兵作战期间的口粮，包括主食和副食在内，每天不能少于1.5公斤。这样一对比，国军的一天三顿9两米，就远远不足了。您要说了，这1.5公斤是主食+副食的总量，9两米再配上些肉啊菜的，也就够标准了。然而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国军士兵平时的副食，用四个字概括——基本为零。什么罐头肉，干菜，想都别想。战事不紧时，伙夫出去买菜，买到青菜就吃青菜，买到萝卜就吃萝卜，要是啥都买不到，就用咸菜熬一锅汤，大家一人一勺凑合吃。这还是好的，大多数情况下连咸菜都没有，就是盐水泡饭。▼两张国军吃饭的照片，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只有一口锅，盛杂粮米饭，没有任何副食。这米饭也不干净，里面儿有霉米、沙子、石子、粗糠、稻壳、稗子、老鼠屎和小虫子，苦中作乐的国军官兵名之曰“八宝饭”。2、只要勉强能填饱，有啥吃啥随便炒此刻，您心中想必为国军的伙食标准泛起一丝同情。但就连这点儿可怜标准，都难以贯彻落实。拿主食来说吧，虽然规定一天三顿9两米，但实际抗战期间，国军士兵一般每天只能吃两顿饭，上下午各一顿，也就是说一天只有6两米果腹。只有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第五军，以及后方最受重视的黄埔学员，一天才能吃到三顿饭。其中第五军还是蒋秃子亲自下令：必须吃三顿饭！才得以执行。▼ 抗战时期军校学生吃饭的照片，四菜一汤，实在已经是绝好的配备了。蒋秃子还是很重视教育的。再说副食。前面说了，情况好的时候大家有青菜萝卜吃，那可真是实打实的纯天然无公害健康绿色食品，一点儿油腥都不沾，因为伙夫手里压根儿就没有油！偶尔能搞到一小块猪油，每次炒菜时在锅里擦上一圈儿，已经千幸万幸了。更多时候只能是盐水煮菜，搁今天就是标准的减肥餐，一个国家赖以倚仗的军队就吃这个，您能想象吗。不能想象的还在后头。环境所迫，国军大兵们只能将“有啥吃啥”的精神发挥到极致。比如驻扎云桂一带的部队，就发明出把芭蕉的根儿剁成小块、搁水里泡三天，再切丝儿炒了的吃法。说句不敬的，这在现代都市人看来就是妥妥的黑暗料理，但在当年，真的就是许多国军士兵每餐唯一的副食。你嫌黑暗，不吃，有的是别人抢着吃。▼ 照片中的国军士兵围着一口破锅吃饭，可人人的眼睛都盯着锅内，肯定是在看还有没有剩菜剩饭。神态真是生动，后人看着，真是心酸。3、杂粮大饼就咸菜，最苦一日一顿饭这些说的都还是非战斗情况下，真正战斗期间国军的伙食状况，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一线作战的伙食有两种，首先是由士兵自己随身携带的应急口粮。二战期间，几乎所有参战国军队的应急口粮主力都是——牛肉罐头，然而绝大多数国军士兵一辈子连罐头长啥样儿都没见过。他们的战时应急伙食，一般是北方农民常吃的那种杂粮大饼，再有就是小学课本里大家很熟悉的炒面。一块大饼或者一撮炒面，就着随身带的咸菜，就是一顿饭了。▼参见抗战时一张国军阅兵期间士兵休息的照片，可以看到缺少饮食带来严重的营养不良，这样的体格，又能有多少战斗力？然而应急伙食为了便于携带，一般只有两三天的量，战争一打起来没日没夜，只靠士兵自己的随身口粮哪儿能支撑下去呢。所以只能是后方的伙夫烧好了饭，冒着枪林弹雨送上前线。但日本空军异常强大，陆军炮火又极为猛烈，白天送饭基本没可能了，所以一般伙夫也就是趁着黄昏送一次饭，这下国军一天只能吃一顿了，这还是好的。没错，这，还是好的！在关键的一线激战中，国军后方被日军火力完全封锁，送饭的就算不要命，也根本上不来。比如著名的万家岭战役，到处都是山地激战，伙夫几乎是爬着一点点前进。一顿饭送上来，少说都得一两天时间，做好的饭到了国军手里，已经发霉变质了。但就是这样，国军一线士兵依然心怀感激，毕竟这些勇敢的伙夫兄弟为了送这顿饭，往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别说送饭，就连做饭都很危险，日军飞机都是专盯着炊烟定点轰炸的。4、饮食不如日军狗，乞丐部队好辛酸拜没完没了的抗日神剧所赐，如今一般大众印象里的国军，都是军容齐整、英武挺拔、俨然有无双国士之风，特别是与我军土八路相比，简直就是高富帅与穷屌丝的差别。然而您联系实际地想想，依照上述伙食标准，士兵的健康状况能好到哪儿去？连肚子都吃不饱，还扯什么风采气质。您知道当时外国人是怎么评价国军的——“乞丐部队”！有些话说着难听，但也是事实：国军士兵的伙食状况，还不如日军的狗。中国战场上的日军成年军犬，每天的食物标准包括大米150克，麦250克，白菜200克，牛肉350克或沙丁鱼400克，盐10克，还有其它几种口粮搭配。——大家瞧瞧，对手的狗食都能完爆国军（更不要跟日军士兵比了，太伤自尊），这仗打得有多艰辛，窥此一斑可知。▼ 二战日军士兵的伙食标准极其完整而精细，篇幅所限，只说[甜食]一项，就有奶糖、水果糖、饴糖、巧克力、果冻、柿饼、水果罐头、炼乳、羊羹诸多种类。下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糖果品牌——明治为日军提供的军用奶糖。如果驻扎在后方的国军部队，每月可以有一两次改善伙食的机会——也就是能吃点儿肉了！先别乐，这所谓的肉，可不是现在流行的什么“小鲜肉”，而是不知道搁了多久的咸肉或者腊肠。吃法上，也不是咱们后人想象的那样人均分几块，而是所有的肉都切碎了，扔进菜汤里，每人盛一勺。运气好的能有几块碎肉，挑出来拌饭吃，相当幸福了。大多数群众，只能匀到一点儿肉末渣子。国军士兵的整体伙食状况很差，不过其中也有两个例外。首先是空军，作为培养成本极高的天之骄子，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国军飞行员每天也有肉、鸡蛋和牛奶享用。还有一个特例，就是大名鼎鼎的远征驻印新一军和新六军。在经历了惨绝人寰的野人山战役之后，剩余部队享受了英美配给的后勤和装备，普通士兵每餐有一个牛肉罐头，两包麦片，一包饼干，一包茶叶，一包香烟，一颗VC片。▼ 新一军士兵吃饭的照片，他的精神面貌可比国内的大兵兄弟们好太多，还缴获了日本国旗当围裙。远征军为啥胜仗多？答案真的很简单——因为吃得好。写到这儿，又想起一个细节。当时新一军新六军刚到印度，领了口粮，有几个士兵猛吃了一顿压缩饼干，结果一喝水全都急性胃扩张，差点儿送命。美国医生给救活了，问他们为啥一次吃这么多？这几个国军士兵回答，从来没吃过饼干，也不知道吃多少能饱，觉得怪好吃的，就拼命吃了。——不知道您听了觉得好笑，还是觉得丢人，或者是跟笔者一样感到无比心酸。5、巧妇难为无米炊，坐失江山恨难追看到这儿您肯定要问了，国军士兵吃得这么差，是谁的错？答案当然是国家的错。有句话您肯定听过——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国民政府和国军高层的贪腐克扣程度，真可以用“喝兵血吃兵肉”来形容！您可能不信，国家都要亡了，还敢这么自毁长城式的揩油？但历史的事实就那么可悲地摆在那里，诸位应知，我们民族什么时候都不缺光明俊伟舍身取义的英雄，同样，什么时候也都不缺卖主求荣发国难财的小人。▼ 此处不知放何图，来张国军病号饭吧。最有名的白糖煮面糊，有窝头吃，也不错了。当然，长官克扣军饷，这是直接原因，要论根本原因，还是当时的国情实在太糟糕了。近代中国本就是贫困大国，1928年蒋秃子统一全国后，国民政府年年拿出90%的财政养兵，也不过是维持200万部队。抗战爆发后，士兵人数年年激增，最多时有400万。兵越来多，钱却越来少——日军封锁了民国全部的海陆贸易，导致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主力关税不复存在。更残酷的是，武汉会战后，全国70%的产粮区落入日军手中，国军只能依靠西南西北几个传统穷省来供粮。想想吧，那些贫瘠的土地，那些车马不通的大山！能保证士兵每人每天6两米，已经是国民政府当时能调度的一切力量了。▼ 想起1942年河南大饥荒，后人指责国民政府不救助，却多少忽视了当时举国维艰、毫无余粮余力的客观条件。何况国民政府内部那群硕鼠的德性，杯水车薪也要分一勺羹。最后，为我党刷一发存在感。当时的国家条件摆在那儿，我党军队的供应状况没比国军好到哪里去。但处于创业期的我党有信仰力量加持，基本能做到军队上下同甘共苦。况且到了延安之后，太祖效仿古代先贤开启屯田大法，各个根据地相继推行，南泥湾、大生产、小米加步枪....这些名词咱们如今也就是听个宣传的响儿，可当年那真是在绝境中杀出一条喂饱士兵之路，都是实打实的战略收益！不然，您真以为我党是靠着几句打土豪分田地的宣传空手套白狼得了天下？有多少国军士兵叛投我党，不是电视剧里演的什么为了信仰，就为了一口吃的！当然，我们也不会忘了宋美龄回应“延安清廉”的那句神之预言：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现代都市无法推测，蒋夫人是在怎样的心境下对美国记者讲出了这句话，因为正是这句话，暴露了正在掌权者已经失掉民心并最终失掉江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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