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公会近代上海金融业的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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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因子的潜入，激活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个细胞，激活了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商人集则商市兴，财富集则金融裕。”在上海这个善于兼容并蓄的都会里，银行、钱庄、票号等形形色色的金融机构，曾一度交相辉映，演绎着经济屋檐下的化妆舞会，而银行公会则是化妆舞会的组织者。可以说，上海银行公会在促进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推动中国金融近代化的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原标题：银行公会近代上海业的组织者
▲ 上海银行公会主要发起人陈光甫
▲ 上海银行公会主要发起人张嘉璈
▲ 中国征信所设在银行公会大楼内，图为该所调查报告书
▲ 保存迄今的《银行周报》
▲ 1926年落成的上海银行公会新大楼◆ 王昌范金融因子的潜入，激活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个细胞，激活了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商人集则商市兴，财富集则金融裕。”在上海这个善于兼容并蓄的都会里，银行、钱庄、票号等形形色色的金融机构，曾一度交相辉映，演绎着经济屋檐下的化妆舞会，而银行公会则是化妆舞会的组织者。可以说，上海银行公会在促进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推动中国金融近代化的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壹
银行界午餐会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及其周围人物主导形成的金融界午餐会，是上海银行公会的雏形。张嘉璈(岁时随其二哥张君劢入上海广方言馆习法文，后入宝山学堂。1904年考取秀才，翌年入北京高等工业学堂。1906年自费赴日本庆应大学攻读货币银行学和经济学，1913年经推荐，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是较早接受西方经济理论的中国银行家。著名诗人徐志摩的第一任太太张幼仪即是张嘉璈妹妹。据张嘉璈回忆：自就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后，他就开始与金融界人士交往。在1915年的新春宴会上结识了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副经理李馥荪、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蒋抑卮、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同年3月，经杨廷栋介绍认识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陈光甫，8月又经介绍认识了交通银行经理钱新之。张嘉璈本人和李馥荪、钱新之是日本留学派；陈光甫是留美派“新”人物。蒋抑卮与叶揆初虽非国外留学派，但其“家产丰饶，生性通敏，虽未尝领受新式银行教育，对于银行经营，善能迎接潮流”，或“博览译书，富有欧美日本财经知识”，都是接触过西欧知识和技术的新人物。这些人物都是当时上海各银行的主要负责人，他们每日中午聚餐，互相交流信息和交换意见，促成了不少实事。这个聚会后来发展成为上海银行公会。曾担任上海市商会会长的徐寄庼在《希望民国十年之银行公会》一文中评介午餐会的那段时期是上海银行公会的“精神结合时代”。贰
银行公会选址香港路“银行公会”这一称呼自午餐会后就已出现，为什么迟迟没正式成立？其中有几个原因。作为一个金融行业团体首先必须合法，那时北洋政府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容许组织金融行业团体。直到1916年北洋政府财政部颁布《银行公会章程》，参加聚餐会的代表才开始商讨正式组织公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适当的会所，没有会所无法聚会、议事、办公，那一阶段银行公会是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会所，因此正式成立银行公会的事悬而未决。为选会址当时有两种意见：一是选址建造新厦；另一是购买房产。1917年9月，庄得之介绍香港路一处房产。庄得之是盛宣怀夫人庄氏的兄弟，当过买办，是上海银行的大股东，知道银行公会在选办公场地，就向银行公会推荐。香港路这处房产占地1.5亩，有两栋洋房，洋房后有一块空地。房主索价银规元5000两，地皮索价5.25万两，几番协商，地皮不还价，洋房还至3500两。两项合计5.6万两。银行公会开了几次会商量此事，但还是拿不定主意，几次三番发函请示已调往北京中国银行总行担任副总裁的张嘉璈。张嘉璈复函：“诸公会议妥协，弟自然赞成……诸公如不嫌香港路偏僻，自无庸议。不必再彼此函商，即行定议，以免久延。”得到张嘉璈的回复，各银行垫款买下香港路4号洋房作会所，全部办妥手续，已是1918年春了。从上海银行公会留下当时买卖房产的文献看，银行公会方面颇为得意，其中有一段描绘：“香港路闹中取静,树木葱笼,空气充足,并说洋房后面有一空地或作打球之用。”可见香港路会所的宁谧幽静、环境优美。银行公会在原有房屋的基础上略为扩充、略为，择日进驻办公。日，上海银行公会正式成立，除中国、交通、浙江兴业、浙江地方实业、上海商业储蓄、盐业、中孚7行外，聚兴诚、四明、中华、广东、金城5行次第加入，会员银行达12家。各行代表议定了《上海银行公会章程》53条，并按照章程选举宋汉章、陶兰泉、盛竹书、倪远甫、李馥荪、陈光甫、孙景西7人为董事，复由董事中互选宋汉章为会长，陈光甫为副会长，李馥荪为书记董事，呈报财政部及各官厅备案。同年10月19日，上海银行公会举行正式开幕典礼，当日《申报》头版头条刊登大幅消息“银行公会今日开幕”。《银行周报》刊载了开幕盛况：开幕典礼在香港路三号四号，屋内悬挂中外政商各界颂辞以及对联，屋后隙地搭盖五色彩绸天幔，门前高悬国徽。中午12时至下午2时接待外宾，下午2时至4时接待华宾。来宾中有财政部、农商部、江苏省、沪海道尹、警察厅的代表以及上海总商会会长；各国领事及商务参赞均派代表到会，各外国银行大班、各洋行大班、各钱庄、各公司经理、报馆记者多莅会参观。银行公会方面组织各银行经理作为招待员导引来宾参观并款以西点。香港路车马盈门，颇为热闹，来宾不下千人，可谓盛也。叁
上海公栈和《银行周报》银行公会在1915年至1917年做了两件实事，创设“上海公栈”；创办《银行周报》。银行公会午餐会形成之初，适逢大清银行清理处将苏州河畔的栈房出售。或许有人会问：银行要堆栈派什么用？原因是早期各商号、公司向银行贷款抵押品往往是实物，银行见实物而放款，减少风险。中国、交通、盐业、浙江兴业、浙江地方实业、上海商业储蓄等六家银行因鉴于上海没有适宜的堆栈深感不便，因此竭力主张中国银行承购苏州河畔的栈房，再由六家银行分别租用，联合组成一个“上海公栈”。凡是寄存货物于上海公栈的商号，或公司，均可向这六家银行抵押贷款。上海公栈既解决了银行贷款风险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商号、公司等贷款难的问题。民国初，经济方面的杂志很少。张嘉璈留学回国后，一度任北京《国民公报》编辑，也担任过邮传部《交通官报》总编辑，有办报刊经验，知道办报的意义作用，于是《银行周报》这个时代的宁馨儿哇哇落地，从创刊号时间看是日。可以说《银行周报》是国内金融界最早的经济刊物之一。《银行周报》创办之初，借中国银行一席地为编辑室，借《时事新报》多余房屋作发行部。经费则是银行公会按月酌情补助的。《银行周报》每期除谈论经济理论外，还刊登各埠金融及商况、进出口商品信息等，较实用，所以请各银行刊登广告，各银行都愿赞助。到1922年春，“该报销路日广，售报与广告收入足资支持，经济已能独立”，银行公会取消了往日的补助费。《银行周报》创刊之初，聘张嘉璈好友诸青任撰述，徐玉书、徐沧水两位分任编述。1918年7月银行公会成立，迁入香港路银行公会。《银行周报》的成功，如《上海银行公会事业史》所总结：《银行周报》的编辑主旨“在论理与事实之调和，而于财政经济诸问题贡献尤多”，为我国出版界别树一帜。肆
华人公司承建建新大楼今版《上海城区道路交通图》所指的香港路由江西中路至圆明园路，而1850年英国人辟筑这条路时，仅为四川路至虎丘路短短一段，并以英国人诺门名字命名。1865年，英租界当局竟傲慢地使用从清政府手中抢夺的香港这一地名，将诺门路改为香港路。银行公会在香港路三号四号两幢洋房办公约莫四五年，因为公会业务范围扩大，进驻人员增加，办公场地显得拥挤。于是有了在原地翻建房屋的想法。从1922年档案材料看，银行公会已在讨论，是请外国洋行设计大楼，还是请华人公司设计大楼问题了。当时大陆银行经理叶扶霄得此消息，会同浙江兴业银行副经理孙陈冕、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等联名书面提议，会所兴建拟请华人建筑公司承建。不久，银行公会开会讨论采纳了叶扶霄等人的书面提议，在20余家投标的中外建筑公司中，大胆选用东南建筑公司。东南建筑公司全由华人华资设立，此前设计并建筑了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全部校舍、国立暨南学校新校舍及上海交通大学新屋。房屋翻造期间，银行公会暂借交通银行空余房屋办公，《银行周报》暂借中国银行旧址办公。1925年7月银行公会新厦次第落成，办公室迁回新屋。办公室搬回新楼约半年后，日正式举行落成典礼。80多年过去了，事实证明,香港路的银行公会大楼无论是外立面的折中主义风格，还是内部配套设备的合理性以及坚固程度都不亚于外国人所设计的建筑。该楼已被上海市人民政府立为市级建筑保护单位，并作为“外滩源”保留建筑之一，近期将实施“修旧如旧”，重现当年“金融之枢纽”的风采。伍
其他金融业务活动1929年，国民政府出台《商会法》和《工商同业公会法》。规定所有工商各业团体，必须在一年内依法改组设立同业公会。上海银行公会依法改组为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日，上海票据交换所正式成立，它以崭新的交换方法、完备的清算制度，成为中国金融史上完全以商业银行自己力量创办的新型清算机关。所址设在香港路59号上海银行公会大楼。票据交换场所设在楼底层的大厅里。大厅正前上方悬挂着“金融枢纽”匾额，每家交换银行有一个交换台，铃声一响，票据交换开始，行动整齐迅速，清算有条不紊。上海票据交换所开幕后，各地金融界纷纷派员来沪参观学习。不多久，南京、杭州两地仿照上海成立票据交换所，随后北平、重庆、成都、西安等大城市也相继成立票据交换所。银行公会另一举措是倡导开展信用调查和建立中国征信所。信用调查关系到银行放贷资金的安全，银行公会非常重视。在1921年全国银行公会第二届联合会上，提出设立专业征信所的提案。会议决定，由各地银行公会先自行组织调查机构，作为建立全国性信用调查机构的准备，并通告各地银行公会，催促建立相应机构，因条件尚不成熟，各地创办征信机构之事遂不了了之。但此时的上海，已出现数家外资信用调查机构。因此1931年初，上海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的几位长期从事信用调查的人一合议，决意集沪上银行界之力，组建一个独立的信用调查机构，考虑到此类机构不宜由银行直接出面组织，故决定先成立研究信用问题的学术团体，在此基础上联合其他华商银行，设立征信所，推动中国征信事业发展。日，中国首个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正式成立。中国征信所采取会员制，分基本会员和普通会员：参与发起出资的基本会员，可享受免费提供的各种调查报告。普通会员按每年的会费额分为甲、乙、丙、丁，甲种会员每年会费300元，可委托调查100次，限度内每次调查费1元；乙种会员年会费200元，可委托调查50次，限度内每次调查费1．5元；丙种会员年会费为100元，可委托调查20次，调查费2元；丁种会员则50元，可委托调查10次，调查费3元。需英文报告书的会员，其所缴会费及调查费在原数额基础上加收四成，各类会员在限度外的调查费均加倍收取。非会员需要该所报告书者，经该所同意后，中文报告书每份收费10元，英文报告书收费14元。中国征信所出具的企业信用调查报告书或个人信用调查报告书，都是根据直接或间接调查所得材料，综合成文，其评价或结论具有一定客观性，对于银行贷放款和工商业间的业务往来，具很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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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点击排行中国银行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伟大贡献
本文来源日 16:00
近代中国历史的主旋律是实现民族独立、经济现代化，金融是经济的核心，银行是金融的核心，中国银行又是近代中国银行业的核心
　　中国银行是国内唯一一家延续百年的银行！
　　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在上海汉口路3号大清银行旧址上设立中国银行，标志着中国银行诞生。中国银行诞生于山河破碎之时，崛起于乱世之中，新生于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征程之途。
　　1897年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产生之后，中国银行业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北京政府时期，中国银行业更是一枝独秀，独步于中国经济舞台，最多时，中国有400余家银行。其中，著名者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等20余家。中国银行的资力直到抗战胜利之时仍是最雄厚，长期执近代中国银行界之牛耳。近代中国历史的主旋律是实现民族独立、经济现代化，金融是经济的核心，银行是金融的核心，中国银行又是近代中国银行业的核心。在外有列强环伺，内有政权更迭的近代中国，中国银行的一切行为，不仅仅要顾及自身之发展，而且要考虑国家与民族之发展，这就决定，中国银行在近代的作为，不仅仅是对中国银行业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也做出了贡献。基于此，很有必要从更宏观的视角探讨中国银行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伟大贡献。
　　一、 襄助革命，翊赞国家发展
　　中国银行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唯一的100年银行，与其在政治上的贡献密不可分，在推翻北洋政府、抗击日伪侵略中，中国银行做出了努力与贡献。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自广州誓师北伐，不到半年，革命由珠江流域推向长江流域，横扫大半个中国，然而浩繁的军费开支，是本以罗掘俱穷的广东一省财政所无法支撑的，至1926年底，各部队连伙食亦不能保证供给，欠饷时有所闻，军队为之闹饷，哗变时可发生。国民政府向中国银行商借现款，中国银行避开孙传芳的严密监视，将30万元现款悄悄运到江西赣县，及时予以接济北伐军。北伐军抵达武汉后，中国银行又借支50万元。后来，中国银行联合其他银行一起，为国民政府垫借200万元，解了燃眉之急。对于这笔巨款，蒋介石的评价是“日来军事进展，饷项奇绌。前日承蒙自动募借之数，可否于最短期内筹拨，以济急需。革命成败，国家存亡，全在此笔”。1937年11月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后，中国银行遵照四联总处指示，搬至上海公共租界内继续营业，以维持沪上外汇市场。此时的中国银行不仅是联系国统区与沦陷区经济与金融的脐带，而且是粉碎日伪货币进攻的先锋，是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刃。因此，日伪把租界内之中国银行视为其实行货币金融侵略的最大障碍。伪报社论也承认“重庆方面挟其银行与军事之实力，令银行系统以租界为掩护，而起莫大作用”，所以“欲割断此脐带，若仅就外交的或经济的技术方法，……亦无效果，惟有视作一革命之问题，加以考虑”。敌伪开始蓄谋血洗沪上中国银行。日深夜至22日清晨，位于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的中国银行集体宿舍——中行别业遭到伪特务机关大批武装人员侵袭，共捕去128人。中国银行与日伪进行坚决斗争，捍卫了国家利益，但自己却付出了惨痛代价，曹善庆、张莜衡、张立玮三位中行职员在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生命。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中国银行旗帜鲜明地站到人民一边，中国银行伦敦分行主动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把五星红旗升起在伦敦中行大厦，在中国银行的影响下，不少银行家看清了反对政府的本质，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支持新中国的建设。
　　二、支持实业发展
　　自1916年中国银行成功抵制袁世凯政府“停兑令”之后，在张嘉璈的领导下，中国银行走上商办发展道路。张嘉璈认为“欲经营国际汇兑，非发展国际贸易不可，欲发展国际贸易，非发达国内贸易不可；欲发达国内贸易，非辅助工商业不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银行业务也由过去的主要投资公债转向投资实业。其工业放款重点是纺纱、面粉、丝绸三个行业，1930年代初期，中国银行对这三业的贷款额占整个贷款总额的80%左右。以纺织工业为例，1933年底与中国银行有关系的纱厂资本总额为971.96万元，贷款金额为239.26万元；1934年增至3440万元，贷款余额占纱厂资本的25%—35%。为进一步做好纺织工业贷款工作，1933年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组织了纱厂放款管理委员会，聘请纺织专家汪孚礼任业务稽核，主持其事，下分业务组、稽核组和技术组，审查借款合同，协助各放款行随时稽查有关系各厂的经营，并促进其技术改良，减轻成本，同时研究纱业全体情况，以规本行纱厂放款是否安全。当时全国共有纱厂89家，而与中国银行有贷款关系的纱厂达43家，占4.831%。这些纱厂大部分有中行派驻的管仓员、出纳或驻厂稽核，进行监督管理。工厂中贷款主要关系行有上海、南京、青岛、杭州、天津、沈阳六家分行。各贷款行委派会计员、出纳员、管栈员常驻借款的工厂，执行管理检查监督之权。1930年代，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国内纱、布市价下跌，棉纱行业困难重重。荣氏集团下的申新纺织公司拥有纱厂九处，分布于上海、无锡、汉口等地，计有纱锭50万枚，占中国纱锭总数的五分之一弱。申新纺织公司因规模扩张过快，举债过多，1933年前后出现经营危机。中国银行尽己所能，帮助申新纱厂渡过难关，挽救了中国民族纺织业。1930年代之前，农业贷款不是中国银行的主要任务。1930年代中国出现农业危机，农村金融枯竭，农村经济残破，农业衰败，影响工商业与进口贸易。为缓解农业危机，国民政府号召银行界积极贷款支持农业，掀起了一个资金下乡运动。中国银行积极投身于资金下乡运动，从1932年开始进行农业贷款，以资提倡，包括对农民贷款和对合作社贷款。中行的农业贷款解决了一些农民的实际困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平稳了农村金融市场，高利贷受到冲击，利率下降。如苏省的太嘉宝等县，利率由月息二分降至分半，甚至典当营业颇有一落千丈之势。中行的农放利率低，而农民合作社的存款利率较高，“社会人士颇能了解本行农放之真正目的，盛誉本行为社会服务”。中国银行还贷款支持铁路建设。张嘉璈认为铁路建设，有利于农产品运输，可以减少粮食、棉花等的进口。他认为运输不便，产销不能配合，加以我国地域辽阔，各省收成丰歉不一，交通诸多阻碍，无法进行调剂，所以欲要减少迸口，首先要发展铁路运输。在1930年代初期的短短几年中，张嘉璈主持的中国银行在浙赣铁路610万元贷款中承贷460万元，玉山至南昌段的工料需款1600万元中，中国银行组织银团合借800万元，德国奥脱华尔夫公司输入材料需要垫款亦由银团担保。这些借款的借款方式及管理机构的任务多由张嘉傲设计。他还与英商汇丰银行合作，促进该行发行1934年粤汉铁路六厘英金庚款公债150万镑。
　　三、推动中国金融现代化
　　西方于16世纪晚期就产生了新式银行，1842年英国丽如银行在中国设立分行，此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在华设立银行分支机构，攘夺中国大利，中国传统金融机构——钱庄和票号，因经营手段、理念落后，无法与外国银行抗争，维护中国金融权益的历史任务自然落在新式银行身上。维护中国金融权益，首先要推进中国金融现代化，在中国金融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作为银行界领袖的中国银行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率先倡导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度，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清政府所颁布的银行则例，把发行钞票作为银行的一项经营业务，所以，中国最初设立的银行，几乎家家拥有发钞权，而且都没有建立准备金制度。资力薄弱的银行一旦倒闭，所发行之钞票便成废纸，持钞者蒙受利益损失，受多米诺骨牌效应影响，银行界出现挤兑风潮。1910年代，年年都发生挤兑风潮，严重影响了银行界的信誉，不利于中国银行业的健康发展。1920年9月，中国银行牵头联合上海银行公会会员银行订立《上海银行营业规程》，规定商业银行自行保管的存款准备金须在20%以上，另加10%的保证准备，两项合计在30%以上。除此之外，还要求会员银行缴纳公共准备金以应“各银行不虞之备”，当年，12家会员银行交存公共准备金30万两，由中国银行负责保管，不计利息，专为维持市面使用。凡银行公会的在会银行或其它大钱庄，因市面发生意外或风潮需要维持时，均可以相当的抵押品向公会抵押借用款项。“斯举不独巩固银行之营业，而增加其对外之信用，且足维持市面之金融”。中国银行为保管好这笔准备金，在上海分行库内划出地方，另立铁栏，作为公会准备金的保管库。
　　（2）率先走出国门，扩大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影响。国民政府最初想把中国银行该组成中央银行，但已经走上商办道路的中国银行不愿意再受政府控制。国民政府只好另行筹建中央银行，中国银行成为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1929年成立伦敦经理处，这是中国银行业第一个在国外正式设立的分机构，后陆续建立国外直接通汇处63个，特约代理店96家。作为国际汇兑专业银行，中国银行代政府经理外债收付；积极扩充侨汇业务，还收购新加坡华商银行股份五分之二，汇解南洋侨汇。中国银行是联系国内外金融经济的纽带，所吸收之巨额外汇，对支持抗战乃至建国以后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3）革新银行会计制度。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认为银行是业务、会计、出纳三权分立的统一体，会计制度必须改革，竭力使之完备。而且明确提出，会计制度改革的出发点和目的是：其一，对顾客服务讲究效率，不能因为完成会计手续而迟延对顾客的交易与收付；其二，各分行的帐目通过良好的会计制度可以当日结出；其三，总行可以按日得到各分行资产负债余额及累计的损益数字。中国银行新建立的会计制度具有如下优点：其一，采用活页及卡片帐，可以复写和机器记帐；其二，废除兑换帐，外汇收付直接按照原币分户记帐；其三，联行往来用“抄报”、“回报”办法以资核对。这种新会计制度因有利于银行成本收益核算、较为清晰地反映银行损益，迅速在中国银行界推广。
　　（4）改革人事制度。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银行业的用人，比较重视乡土观念和偏重经验的考察，这与现代金融发展格格不入。中国银行派员赴欧美、日本考察银行制度，率先进行人事制度改革以适应国际金融业发展潮流。中国银行采取各类人材兼收并蓄，学历和经验同等重视的方针。每年暑期毕业考试前，银行派出专人分访几所著名的大学和中学，挑选成绩突出的学生，毕业后即约其来行参加考试，还延聘了一批留学回国有真才实学的博士、硕士、学士担任各部门负责人。成为国际汇兑银行后，中国银行还聘请德国专家专门培训外汇人才，培养出中国第一代杰出外汇人才和会计人才。中国银行还采取以提高福利待遇来贯彻加强企业管理的办法，使行员们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从而使业务的进展有了良好的基础。
　　（5）聘请专家入行，开展银行学研究。国外的大银行一般都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开展银行理论和银行实务的调查研究。中国银行率先在行内设立经济研究室，延聘马寅初、唐有壬、卫挺生、王文伯等等当时著名经济学家担任经济研究室负责人。该行研究室发行两种期刊、编辑丛书和《银行年鉴》，从事信用调查，发起成立中国征信所，接受同业咨询；还编写以总经理名义发表的《年度报告书》即著名的中国银行营业报告，很具有权威性，所用的统计数字和翔实内容都是当时一般刊物上的文章所不能比拟的，至今仍为有价值的历史资料被学术界重视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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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号：497629试题类型： 知识点：&&更新日期：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 中国出现的最早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银行机构是由外国人建立的。清道光二十五年 (1845年) ,英国丽如银行在香港和广州同时开设了分行,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外国银行。此后外国银行逐渐增多,并多集中在上海。&&&&&&1897年5月,清政府在上海成立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一家仿效西方银行成立的有限股份制银行,也是中国银行业第一家以“银行”命名的银行。从此,结束了我国银行业只有牌号(如票号“日升昌”、钱庄“福康”等)而没有“银行”字样的历史。&&&&&&以金融业为例,晚清改革后期,帝国沿海城市的金融业已经建立起了严格的信审、银监机构以及相关流程。——摘编自邵娜、李婧《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影响》材料二&&民国初年,金融业是发展最快的行业。在金融业中,最为主要的是银行业。年全国银行发展状况表年度新设数停业数实存数资本总数(万元)19122323727141913116422890191483473842191510453452219161045951981917115655557191816221038808191816221038808191922——摘自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材料三& 1943年,美国提出怀特计划,建议设立总额为50亿美元的国际货币基金,由各国根据自己的黄金外汇储备和国民收入来决定自己的投票权。而英国提出的凯恩斯计划,根据国际进出口贸易来决定各国的份额。双方谈判后,同意根据怀特计划来组建战后国际经济体系。1945年布雷顿森林协定签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宣告成立。——摘编自王斯德《世界通史》(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我国近代银行业发展历程,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银行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2)根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怀特计划最终胜出的原因。二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反映了世界经济怎样的发展趋势?
难易度：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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