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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腐败现象 原因何在 如何解决
怎么看腐败现象 原因何在 如何解决 （理论面对面-七个怎么看）一棵参天大树，若任蛀虫繁衍啃咬，最终必定逐渐枯萎；一个国家或政党， 若任腐败毒瘤蔓延，最终也难免趋于衰亡。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才能保持党和国 家肌体的健康，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促进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近年来，随着一桩桩大案要案被查处，一个个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广大群 众无不拍手称快， 调查显示人民群
众对反腐败工作的总体满意度在提升；但在现 实生活中，腐败仍然是广大干部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那么，究竟应当怎么看当 前腐败现象？如何认识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形势？ ● 为何说反腐败不是“雷声大雨点小”？ “反腐败像雷阵雨，雷声大，雨点小，刮一阵风就拉倒。”这是在实际生活 中，有的人对当前反腐败形势的一个比喻，认为反腐败斗争“光说不练”，实际 成效不明显。那么，反腐败真的是“雷声大雨点小”吗？其实，这种看法并不符 合事实。 从一定意义上讲，“雷声大”体现了我们党反腐败的决心大和声势大。这些 年来， 党中央每年都对反腐败工作进行专门部署， 国务院每年召开廉政工作会议， 制定了一个个专门文件，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始终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 但用“雨点小”来形容反腐败成效却并不符合实际。事实上，我们党不但高 度重视反腐败，而且是雷厉风行、坚决打击，不但是“雷声大”，而且“雨点也 大”。 一是“真打”，对腐败分子动真格。反腐败没有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落实到 行动中。2009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134504 件，结案 132808 件，给予 党纪政纪处分 138708 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5366 人，还对 7036 名 领导干部进行了问责。深入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共查办商业贿赂案件 15548 件，涉案金额 39.1 亿元。扎实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立案 3517 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1521 人。 二是“狠打”，严查深挖抓“老虎”。不论职务多高，只要搞腐败，就一查 到底，绝不姑息。2009 年查处了王益、皮黔生、黄松有、陈绍基、王华元等一 批大案要案，正在立案侦查的还有许宗衡、李堂堂、黄瑶、宋勇、康日新、张春 江等。“经济有特区，反腐无特区”，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被抓时一位网友的留 言，正说明了这一事实。 三是“善打”，工作水平不断提高。坚持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经验，不断 推进工作创新， 推动反腐败工作从着力治标、 侧重遏制， 到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 逐步加大治本力度，再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转变，努 力把改革的推动力、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制衡力、惩治的威慑 力有机结合，形成了反腐倡廉建设的合力，增强了反腐倡廉工作的科学性。 ● 为何说“腐败越反越多”是个认识误区？如果说，“雷声大雨点小”是对反腐败动真格产生质疑的话，那么，“腐败 越反越多”的说法则是对反腐败前景表示悲观。腐败真的是越反越多吗？ 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角度来观察，我国的反腐败形势正 在呈现逐步深入、健康发展的态势。这一点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 从量化分析来看， 党的十六大以来， 全国每年受党纪处分人数约占党员总 数的比例总的趋势是下降的。2003 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 数量以年均 5%左右的速度下降。 从民意调查数据来看，国家统计局连续多年的调查显示， 年， 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的满意度平稳上升，从 51.9%提高到 69.2%，群众认为消 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从 68.1%上升到 82.6%。这说明反腐败工 作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 从国际社会评价来看， 这几年不少国际人士对我国反腐败成效给予了积极评 价。 一位国际反腐专家曾说， 中国反腐败成绩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 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极大地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 这些情况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反腐倡廉工作取得的有目共睹的成绩。当然， 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 当前腐败消极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腐败活动向一些关键领 域、社会领域扩散，高中级干部违纪违法现象严重，一些腐败分子集政治蜕变、 经济腐败、 生活腐化于一身， 案件类型多样化， 作案手段日趋复杂， 呈现隐蔽化、 智能化的特点。但是，这绝不是所谓反腐败不力造成的结果，而是有其深层次原 因的， 是由多个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当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大转型过程中。 历史经验表明， 在这一时期， 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主要是因为： 利益诱惑。转型过程中，在规则不健全的情况下，多元化的利益主体为了追 求利益最大化，会使用各种手段来腐蚀干部。同时，社会和其他个人财富增长， 对于一些理想信念不坚定的领导干部，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导致他们心理失衡， 于是想用权捞钱。这种内外因素构成的利益诱惑，是诱发腐败的重要因素。 体制漏洞。 转型过程中， 旧体制已经打破， 新体制尚未健全， 留下许多漏洞， 给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留下了很多空间。实践已经证明，凡是双轨制并存的地方， 腐败现象就相对严重。当前，因为争取投资、项目、资源、优惠政策等而发生的 贿赂，正是体制不完善的结果。 监督不力。转型过程中，权力监控制约机制旧的可能失效了，但新的还未及 时建立健全起来。 权力监控的缺位和弱化， 为权力的滥用、 腐败的滋生留下空隙。 道德因素。转型过程中，在窗户打开、新鲜空气进来的同时，苍蝇蚊子也一 并进来，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封建主义的家长制、 裙带风、帮派风，或乘虚而入，或死灰复燃。一些干部不顾廉耻，不讲人格，随 心所欲，从而跌入腐败的深渊。 因而，正确认识反腐败斗争现状，要坚持用全面、客观的眼光来分析，既要 看到我国反腐败工作取得的成效，又要对当前严峻的反腐败形势保持清醒的认 识。● 如何织就一张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天网”？ 中国有句古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比喻作恶的人最终逃脱不了国法 的惩治。 当前依然严峻的反腐败形势，要求我们必须编织一张疏而不漏的反腐败“天网”，逐步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让腐败分子无处藏身，让腐败行为难 逃惩罚。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发生和发展必然遵循一定的规律。急则治标，缓 则治本。改革开放以后，针对一度来势很猛的腐败现象，我们党出重拳出快拳， 严厉打击腐败分子。 随着反腐败斗争的发展，我们党对反腐倡廉工作的特点和规 律认识不断深化。如果只抓惩治腐败，可能是一时见效，但往往查不胜查，纠而 复生。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必须把防治腐败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坚持 标本兼治，不断加大源头治理力度。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 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并印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 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和《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年工作 规划》，勾画了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天网”的蓝图及阶段性目标任务。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党中央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判断形 势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这个体系是一张宽广的“天网”，它既包括从严 惩治的措施， 又包括着力治本的内容，涵盖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主要 任务；这个体系是一张严密的“天网”，它把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 惩治统一起来，打出“组合拳”, 使“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形成一个有机 整体。可以说，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抓住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的关键，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防治腐败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扎实推进，在思想教育、法律法规、权力 监控、 源头治理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进一步形成了全党动手抓反腐倡廉建设的 局面。当前，加强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 设， 着力抓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建立起科学严密完备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完善教育制度。 要把近年来经过实践证明是可行的、有效的教育方法以制度 形式固定下来， 形成工作常态。 以理想信念教育为基础， 以领导干部教育为重点， 完善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岗位廉政教育以及基层党员轮训等制度，使党员干部 筑牢廉洁从政、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完善监督制度。积极探索加强监督的有效途径，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 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保证权力依法运行。改革 和完善党内监督体制，健全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完善党内决策监督机制，落实重 大决策报告制度，健全信访联席会议制度，提高监督权威性和有效性。 完善预防制度。从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环节入手，深入查找容易诱发 腐败问题的部位和环节，构筑起制度防线。推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形成信 息共享和腐败预警机制， 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 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有效排查和化解廉政风险。 完善惩治制度。遏制腐败，惩治这一手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要分析案件查 处中的难点问题尤其是制度缺陷， 建立健全腐败案件及时揭露、 发现、 查处机制。 加强反腐败立法， 修订完善惩治腐败的法律法规，建立腐败现象易发多发领域调 查分析和专项治理制度，健全查处案件协调机制，完善案件线索通报移送机制， 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知识点 党的十七大以来出台的部分党内法规文件 1.《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年工作规划》 2.《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3.《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4.《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 5.《关于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的若干意见》 6.《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7.《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8.《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 9.《地方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并接受民主评议办法 (试行)》 10.《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离任检查办法(试行)》●如何提高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制定好的反腐倡廉制度不容 易，把这些制度落实好则更难。反腐倡廉工作的成效，取决于制度的制定，更取 决于制度的执行。 这些年来，反腐倡廉制度建设领域不断拓宽，但是腐败案件还是居高不下， 出现了涉案金额大、案犯职位高、作案手段多样化等新的情况。可以说，制度制 定初衷与制度执行效果存在距离。究其原因，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一些制度 没有得到有效执行。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力。好制度不执行，等于没有制度。没有执行力的制 度，往往流于形式，成为摆设。只有下决心、下力气狠抓执行力，才能提高反腐 倡廉制度的效用，才能打开反腐败工作新局面。 建立责任制。 应建立健全保障制度落实的工作机制，完善保障制度执行的程 序性规定和违反制度的惩戒性规定，对制度落实的各项措施进行责任分解，明确 责任部门和责任人，明确落实时限和阶段性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 手”要带头执行和维护制度， 坚决同一切违反制度的现象作斗争，维护制度的严 肃性和权威性。 增强制度意识。制度的精神如果没有深入到党员、干部头脑中，再多再好的 制度也只是“耳边风”。 要把制度作为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 内容，使广大党员、干部熟知制度内容、领会制度精神，不断增强制度意识、纪 律意识、 法治意识， 牢固树立严格按制度办事的观念， 养成自觉执行制度的习惯， 把制度转化为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自觉行动。 加强督促检查。“徒法不足以自行。”制度能否落实，关键在于监督检查。 应建立制度本身的监督执行机制，建立健全制度执行问责机制，每项制度都要明 确监督执行的责任部门， 使制度执行的监督责任无可推卸，对执行制度不力的坚 决追究责任。完善制度执行的监督机制，整合监督资源，注重发挥各类监督主体 的作用。 加大查处力度。提高制度执行力，必须切实查处违反制度的行为，使制度真 正成为不可触犯的“火炉”。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随意变通、恶意规避等严 重违反制度的行为，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迁就。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只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积小胜为大胜，就一定能够 切除腐败这个“政治之癌”，建设一个河清海晏、官清民安、邦兴国盛的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一、研究腐败产生根源的方法论 一些专家和学者在分析腐败的根源之前，先行对分析腐败根源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阐述，较有代表性的有： (1)研究当代我国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应立足于本国的国情， 把重点放在根据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对腐败现象及其原因进行科学的考察上。在对腐败现象的本质特征、发生发展特点及其规律的分 析基础上，我们进而用科学的态度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来探讨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詹复亮， 《当代中国 反腐败问题与对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6 年 10 月版，第 76 页。。 ） (2)由于对腐败问题的研究各类学科的侧重点有很大差异，因而对腐败各种根源的看法不尽相同。政治学家 注意的是，在规范或非规范的形式中，公职权力是如何发生蜕变的？各种体制的弊端何在？社会学家关注 的是，个体或群体权力行为怎样偏离了社会的总体目标？个人的离轨行为是如何发生的？人类学家会从权 力的每一次转换过程中寻找人们作为社会交往的重要纽带之一――亲缘关系，以及人们的价值观、文化模 式与权力运行之间的联系；刑法学家则会剖析公职权力的交换行为距离社会规范究竟有多远，争执量刑上 罪与非罪的界限；伦理学家将对公共权力的变异进行善与恶的道德价值原则的伦理论证，并试图对公共权 力行为进行道德评说；而经济学家则会对公共权力的多次转换的结果发生兴趣，谨慎地计算着各种行为对 于社会资源的投入方向、分配模式、产生效果及所引起的储蓄率的变化的影响……（林吉吉， 《权力腐败的 根源及根源性的反腐败》《中国法学》(京)1995 年第 4 期，第 10 页。 ， ） (3)腐败的方法论应从四个方面综和考虑：①作为个案的单独个人成为腐败分子的原因与作为社会总体的党 和国家肌体中滋生腐败的原因，这两者有联系，但也有差别。这实际上就是对腐败成因的宏观考察和微观 考察的关系问题。②对腐败现象的“产生”与“泛滥”、“产生原因”与“泛滥原因”可以也应该作适当的区分。③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综合症，其根源和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一般地说腐败滋生的原因有：内因和外因，一般 原因和特殊原因，根本性原因和非根本性原因，长久性原因和非长久性原因，体制性原因和非体制性原因， 主要原因和非主要性原因，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经济原因、政治原因、社会原因和思想文化原因，现实 原因和历史原因，等等。腐败现象的产生和泛滥是由这许许多多的原因及各种具体条件交错综合作用的结 果。切忌任何简单化倾向。④在众多原因中尽量找准主要原因，而不能平列，等量齐观，更不能主次颠倒， 本末倒置（王贵秀， 《腐败的实质、根源和应取的基本对策》(1997 年中国监察学会反腐败专题理论研讨会 论文)） 。 二、腐败产生的根源 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学术界对产生腐败的根源问题综合起来可以区分为： （一）主体根源论 主体根源论，即力图从腐败主体方面寻找产生腐败行为原因的理论。 （１）人性说 它将腐败归结于人类本性或个人品质的缺陷，认为腐败的产生在于人类贪得无厌、趋乐避苦、自私自利的 本性，或个人贪图享乐的恶劣品质。具体说，有以下观点： “人性自私说”。这种观点认为，腐败的根源＝人性自私＋公共权力。每一个人，包括掌权的人都有追求一 己之私的动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就同公共权力应有的“为公本质”发生了矛盾。这是权力 的“内在矛盾”，它就是产生腐败的根源。因为，只要有公共权力存在，就会被掌权者用来谋取私利，搞权 钱交易，从而产生腐败（引自田心铭， 《论腐败的根源》《当代思潮》(京)1995 年第 3 期，第 27 页。。 ， ） “角色失调说”。这种观点认为，现代化进程对于一定的个人来说意味着一个社会角色模式的转换过程。这 里的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和行为模式，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 份的人的行为期望。经济体制的改革，对学者官员提出了角色转换的要求，但由于原有角色形成的一定的 定势与惯性，角色转换难以到位，因而出现角色失调。角色失调是一定个人的角色行为与社会对其期待出 现差距，腐败现象则是这种角色失调的产物。它严重偏离了行政官员的角色要求，将权力职位作为经营手 段，以权谋私（陈兴良， 《腐败的成因及其抗制》《法律科学》(西安)1995 年第 6 期，第 58 页。。 ， ） “动物本能的非理性发泄说”。这种观点认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人的“性善”的一面可能被扼杀、淹泯， 使“性恶”的一面被诱发、放纵起来，而裸露出一段动物非理性（兽性）的那种贪婪、自私、残忍和无止境的占有欲，腐败主体的这种非理性本能被挑动起来，便去寻找自由的满足（毛民生， 《反腐败纵横论》 ，新 疆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11 月版，第 19 页。。 ） （２）需要说 它将腐败视为因满足个人或团体需要所采取的非规范的行为方式，认为在物质财富匮乏的状况下最容易发 生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故而腐败的过程便是满足个人或团体需要的过程。 “利益驱动说”。这种观点认为，一切腐败行为都是受利益驱动的，这种利益行为又来自非正当的欲望和需 要。有的同志指出，腐败是利益机制杠杆的影响。对行贿受贿、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作深入的分析，不难 发现利益是导致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一个内在根源。在我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 换过程中，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形成了许多具有独立经济地位的利益主体，如乡镇企业，私营企业， 个体工商户等，这一部分人的收入明显增长，而国家机关公务人员的经济地位却相对下降了，工资明显偏 低，二者差距过大。面对琳琅满目的高档商品，舒适的生活，国家公务人员感受到贫困和拮据。在这种现 实生活与心理状态下，国家公务人员对物质利益的渴求必然日益强化。但是由于公职的特殊性，国家不允 许公务人员经商或从事营利性兼职，这就使得他们几乎没有合法的途径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增加经济收入， 几乎没有合法的途径自己克服需要与满足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这一经济原因，使一些素质低劣的公务人 员为谋取私利而滥用职权。这正是我国当前行贿受贿、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大量滋生的一个重要社会经济 因素（王保全、李振宇， 《论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的腐败与反腐败》 ，引自《五年进击 五年思索》 ，中国方 正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版，第 418 页。。 ） 持同样观点的同志认为，追逐各种利益是产生腐败的主观动机，它包括图谋各种物质利益，如谋取钱财、 贪图享受和贪恋女色等等；图谋心理满足，如追求权力与名位、徇私情、讲私人关系；追求小集团和地方 利益（鲁品越， 《什么是腐败行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一个应用》《开放时代》(广州)1996 年第 6 期， ， 第 71 页。。 ） “利益补偿说”。这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干部收入水平的相对下降十分明显，强烈的失落感、 不公平感和相对的剥夺感在干部阶层中广泛产生。对于收入水平下降，又无正当补充来源的许多干部来说， 在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同时“收取”一些费用，乃是一种自发的非正规“自我补偿”行为；尤其是面对那些靠政 策优惠或政策漏洞、“不三不四发大财”的服务对象，简直就有一些“讨回公道”的含义。各种原本不合理、 不正当的行为被行为人自己在心理上赋予了某种合理性和正义性，成为在非常时期“堤内损失堤外补”、“以 不合理对抗不合理”的越轨行为。 这种腐败现象是收入过低状况在干部阶层中引起的一种恶性反应， 是对“社 会分配不公”的扭曲的利益补偿行为，并由此引出了“逼良为娼”的说法和对“高薪养廉”的呼吁（陈烽， 《转 型期干部阶层的地位变动和腐败的利益根源及治理》《社会学研究》(京)1997 年第 5 期，第 95 页。。 ， ） （３）道德说 将腐败现象的发生看作个体贪婪邪恶的追求能力与道德标准选择结合的结果，认为公职权力行为的腐败是 社会道德规范的蜕变。 “素质低劣说”。这种观点认为，腐败现象的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腐败者本人的素质问题。“为政之要， 首在择人”。公职人员的素质及构成关系着国家公职人员队伍的纯洁性，素质低劣的人一旦进入国家管理队 伍，就有可能发生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谭世贵， 《论廉政制度的功能与结构》《海南大学学报： ， 社科版》(海口)1995 年第 2 期，第 7 页。。 ） “价值观念嬗变说”。这种观点认为，价值观念的实质是对现实事物或现象的意义的认定，认定所依据的标 准就是价值准则。它是人们长期社会生活的心理积淀，具有相对稳定性，并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方式。 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社会转型意味着原有的那些价值准则开始失去其现实合理性，由此而产生新旧价值观 念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商品化应运而生（陈兴良， 《腐败的成因及其抗制》《法律科学》(西安)1995 ， 年第 6 期，第 58 页。。 ） （二）环境根源论 环境根源论，即力图从腐败存在的生态环境方面寻找产生腐败行为原因的理论。 （１）社会历史根源论我国现阶段的腐败现象不可避免地带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和一百多年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的胎记， 具有遗传的劣根性。 “剥削根源论”。腐败在本质上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这一论断深刻地揭示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 是腐败的根源，即根本原因。剥削制度是少数人凭借占有生产资料侵占大多数人的劳动成果的制度，是产 生腐败的经济根源；剥削阶级唯利是图的思想观念，是产生腐败的思想根源；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服务的国 家制度和政权，本身是剥削关系的产物，是产生腐败的温床。私有观念是腐败行为的原动力，私欲的满足 是腐败行为的出发点。因此，从根本上说，现阶段所发生的一切腐败现象，仍然是私有制和剥削阶级影响 所致。承认腐败的剥削根源并不是否定现阶段私营经济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指出剥削制度是腐败的根 源同肯定现阶段私营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田心铭， 《剥削根源与中国现阶段的腐败现象》 ， 引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反腐败》 ，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7 年 7 月版，第 160 页。。 ） 与此持相同观点的同志指出，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影响的存在是腐败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多 种经济成分并存、新旧经济体制更替、个人收入的悬殊不公是其社会基础，而令其蔓延的重要因素为思想 教育不够，纪律不严，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健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的长期存在，腐蚀 与反腐蚀的斗争必将贯串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在我们国家，一个人特别是共产党员对社会主义――共产 主义的理想信仰发生动摇，对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一心向往，这是当前产生腐败的思想 根源，而这种思想根源的经济基础，则是私有制（江南春， 《腐败现象缘何产生?》《真理的追求》(京)1996 ， 年第 10 期，第 26 页。。 ） 相反，有的同志认为腐败的产生同剥削阶级没有必然的联系，腐败是权力自身滋生的一种异化行为，即人 类社会中掌握公共权力的国家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权力商品化行为。它是人类政权的一大通病和共象，不 存在阶级属性。在人类政治生活的历史上腐败现象确曾与剥削阶级政权相联系，但同剥削阶级政权没有内 在的必然联系，也不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和意识的必然产物。腐败严重侵害着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各个时 代的剥削阶级都对其加以挞伐惩处（杨三省， 《党校科研信息》(京)1995 年第 20 期，第 7 页。。 ） （２）经济体制根源论 腐败绝非市场经济所特有的产物，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便早已有之，只不过是程度和规模上远不及今天， 体制转轨时期瞬息万变的无序状态，将已往暗存的社会弊端和矛盾冲突公开化、尖锐化和扩大化了。 “残缺形态的计划经济体制说”。这种观点认为，残缺形态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诱发着腐败。 具体来说： (1)一种观点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上来分析。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所决定的，它符合我国现阶段 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对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又要看 到，任何经济成分的存在，都是以取得一定利益为目标的。各种经济成分的存在与竞争，说到底都是为谋 取自身利益的竞争。特别是在我国目前新旧体制正在转换的时候，规范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 不完备，市场的监督、管理措施还不严格、不规范；市场经济体系很不健全，在资源配置上起不到基础性 作用，政企不分，行政机关在人、财、物的配置上还掌握相当多的权力，利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市场的情 况大量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各种经济成分为了自身利益，在相互竞争中，就会出现以钱买权、权钱交易 的违法违纪行为，从而导致腐败的发生（彭吉龙， 《正确认识斗争形势是有效反腐败的前提》 ，引自《五年 进击 五年思索》 ，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版，第 12 页。。 ） (2)一种观点认为市场已经启动，计划尚有余威，为权钱交易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时认为以利益导向为中 心的社会动力系统的影响；权力系统沿着“放权、松绑”的方向改革，但由于缺乏相应配套措施的制约，结 果决策主体增多，助长了腐败现象的普遍化；从政治系统本身的运作来说，只要存在公共权力，就有腐败 产生的可能性（童星， 《社会转型期腐败现象的成因、功能及其治理》《社会科学研究》(成都)1996 年第 2 ， 期，第 57 页。。 ） “新旧体制同时运转说”。这种观点认为，新旧体制同时运转，给腐败现象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空间。具体 来说：(1)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目前宏观调控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管理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 要求。因为从行政机关，特别是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机关对经济的调控和管理上来分析，建立市场经济体 制，政府的调控是不可缺少的。宏观调控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不论哪个国家的市场经 济都不可能是完全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都不可能是没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而是在充分发挥市场调 节资源配置作用的基础上，同时由国家运用法律、经济等手段，对经济运行进行调控，以防止和纠正市场 经济出现的诸如大批工人失业、通货膨胀等弊病和缺陷。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政府特别是具有行政管理职 能的经济管理部门转变职能，由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转变为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但是， 我国目前宏观调控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管理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突出表现 是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对经济活动的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还没有完全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要求转变过来，在很多情况下，仍然包办和干预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采取直接行政命令、指 示的管制方法，这就为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机会（彭吉龙， 《正确认识斗争形势是有效反腐败的前 提》 ，引自《五年进击 五年思索》 ，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版，第 13 页。。 ） (2)一种观点认为双轨制环境必然导致大量的腐败现象。我国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生活的各方面 都由国家统一管理，重要的生产要素按国家计划配置，物价由政府核定，流通渠道由政府确定并管理。改 革开放以来，许多原来由政府管理的事情逐步放开，交由市场调节。这时出现了一个两种体制并存和交替 的过程，出现了价格、物资管理、信贷资金的利率、外汇汇率铁路运价等等方面计划内和计划外的双轨制。 同一商品却有计划内和计划外、平价和议价两种价格。谁掌握了计划内紧缺物资的审批权，就有可能借此 去谋取私利，并成为人们行贿的对象，相关的计划审批权便成了一种可以带来收益的权力，“批件”成了价 格高昂的商品。于是，一些掌握权力者在执行公务中吃拿卡要，收礼受贿，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 办事。种种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便由此而产生出来（庄思， 《腐败现象蔓延的几个原因》《真理的追求》 ， 1996 年第 4 期，第 25 页。。 ） (3)一种观点认为在社会发生较大变动时期，当腐败的“诱发因素”大于国家和社会的“控制因素”时，腐败现 象就易于泛滥成灾。因为在这样的时期，原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和平衡状态被打破，而新的一套又尚未 建立起来，从而出现许多空隙，使腐败现象的泛滥有了可乘之机。我国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在这样 的时期有一个特点是：腐败的诱发因素增多。为此，必须采取治本的措施，主要的就是要尽可能地最大限 度地减少以至消除腐败的“诱发因素”。增强对腐败的“控制因素”，使其对比态势发生根本性变化（王贵秀， 《对“标本兼治”的多视角透视》 引自 ，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反腐败》 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7 年 8 月版， ， 第 221 页。。 ） “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的漏洞和薄弱环节说”。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出现的漏洞和 薄弱环节，给腐败行为的滋生留下大量的空隙。具体来说： (1)一种观点认为改革措施不配套， 导致一些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难以根治,表现为一些体制问题和政策问题 没有解决好。由于我国实行低税制，加上税收管理上的一些漏洞，国家税收流失严重，导致国家财政收入 不足；同时，财政分配职能未能在体制转换中得到集中和强化，财政再分配职能分散，政府有关部门直接 或间接地参与财政分配，以致大量的“基金”和收费游离于预算之外。这是造成一些地方和部门乱收滥摊， 预算外资金乱花滥用，私设“小金库”和“收费养人”等问题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广东省纪委调研组， 《当前 反腐败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引自《五年进击 五年思索》 ，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版，第 56 页。。 ） (2)一种观点认为腐败现象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活动，腐败分子有着自己的“成本――收益分析”，进行过定量 的腐败可行性分析或效益评估。如果代价即腐败成本很低，预期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就可能选择腐败。 这样，如果一个握有公权的人可以通过腐败行为得到比从事遵纪守法活动还要多的收益，那么就意味着社 会为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制度基础，某些私心严重、意志薄弱的“公仆”就很容易堕落成为以权谋 私的腐败分子（郑志瑛， 《对腐败现象的经济学思考》《党风与党纪》(京)1996 年第 3 期，第 25 页。。 ， ） (3)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具有正面的和负面的双重效应，而负面的效应推动腐败现象的发展。我们对 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有效的防范措施。市场经济的重利性、竞争性和等价交换原则，在某些方面冲击着无产阶级政党的价值观，对一些意志薄弱的领导干部起到诱发拜金主义、个人主义， 甚至不择手段追求私利的副作用，使一些人精神支柱倾斜，政治信念崩溃，思想意识堕落，经受不住改革 开放的考验和金钱、物欲、美色的诱惑，违法违纪，走上犯罪道路（江西省纪委研究室， 《当前党政领导干 部违法违纪问题产生原因及其对策》 ，引自《五年进击 五年思索》 ，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版，第 142 页。。 ） “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双重转换?说”。这种观点认为，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双重转换”，是腐败现象高 发的根本原因。 这种观点认为，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双重转换”过程中，即经济体制正处于由计划经济 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经济结构正处在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向以工业为主的现代经济的 转换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都得相应发生变化，这就会引 起政治和经济的不平衡，产生不同利益群体在各种利益关系上的矛盾，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观念的混乱和 伦理道德的失范。在这样的背景下，对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企业行为不可能通过法制形式来加以严密规 范，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形成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机制，权力和金钱交换等腐败行为就容易大量滋生蔓 延（李雪勤， 《正确评价反腐败斗争的成效》 ，引自《中国拒绝腐败》 ，中国言实出版社 1997 年 8 月版，第 112／114 页。。 ） 这种观点认为，经济结构的转换会导致腐败的产生。在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结构向以工业为主的现代经 济结构转换的过程中，生产和消费结构，投资与贸易结构，人口流动与就业分布，城市与乡村格局等，都 因基本经济状况产生阶段性变化而出现一些具有不同特征的变化，其中必然伴随着出现大量的社会问题， 包括腐败问题。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农业就业人口向非农业大量转化的过程。由于城乡差别客观存在，一些 农民为了尽早进入城市，就可能采用非正当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多年来在“农转非”等问题上出 现消极腐败现象的背景。同时，现代化过程也是国家大规模投资进行基本建设的过程。在基建项目承包权 的争夺战中，往往会出现不择手段的贿赂行为。并且，在这一结构转换时期，由于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的 发展不平衡，交通、能源等制约经济的“瓶颈效应”突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必然会出现用非正常手段来 竞相获取优先权的结构性腐败行为（李雪勤， 《正确评价反腐败斗争的成效》 ，引自《中国拒绝腐败》 ，中国 言实出版社 1997 年 8 月版，第 112／114 页。。 ） （３）政治体制根源论 “政治制度弊端说”。这种观点认为，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腐败现象，主要根源是政体上存在一些弊端。腐败 现象不是我国根本制度的产物，但又不能简单地说与根本制度无关，它与现实根本制度的具体体制特别是 政治体制有关。由于体制不健全，甚至有诸多的弊端，致使目前存在一些腐败现象（王立胜、张心立， 《关 于反腐败工作的深层思考》《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东营)，1997 年第 2 期，第 65―68 页。。有的同志 ， ） 进一步指出腐败的政治根源主要体现在现行政治体制的下列弊端上，即①权力高度集中，而对权力缺乏制 约机制或制约不力，造成失控；②某些现行政并不配套，也是诱发行政权力腐败的重要原因；③干部人事 制度的弊端和缺陷，政治透明度低是行政权力腐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李惠平， 《论行政权力腐败现象及其 遏制对策》《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1997 年第 5 期，第 23―30 页。。 ， ） “政企不分弊端说”。这种观点认为，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经济、政府经济管理模式影响， 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虽然“还权于企”已经抓了多年，但不少地方依然政府干预经济太多。一些县乡，县 长、乡长好比是董事长，厂长、经理是“打工”，企业对政府主管部门、审批部门不请客，不送礼就事难办， 脸难看，动不动就要给点颜色。公职人员搞权钱交易的方法很简单――该办的不办，该批的偏拖，制造各 种卡人的借口，结果是财源滚滚而来、批件择人而去。真可谓“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天长日久， 办事的人都要考虑请客送礼（冀党生， 《试论当前腐败与反腐败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 31 页。。 ） “分配不公说”。这种观点认为，分配不公和消费心理受挫导致腐败的存在和蔓延。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公 职人员所受的教育、所具备的能力在他们国家里都属于较高的阶层，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按照公正的社会物质利益分配原则，他们的经济收入应该属于社会的中上水平。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加速发展过程中；国家依靠有限的财政收入一般无力及时增加公职人员的薪俸，从而导致公职阶层经济收入偏低， 经济地位明显下降，造成社会物质利益分配极不公的现象。在一时无法通过合法途径改变这一局面的情况 下，以权谋私等非法途径就特别容易出现。由于它在客观上可能对社会物质利益分配不公起到一定的补偿 作用，于是，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的默许，而默许则更进一步导致腐败现象的蔓延（邓伟 志主编，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稳定》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版，第 207 页。。 ） 持同样观点的同志指出，国家公职人员获得公职需要经过长期的教育与训练，从事的是一项需要较高智力， 负有重要社会责任的管理工作。与许多部门的工资水平相比，国家公职人员的工资收入显然偏低，不少国 家公职人员对自己的经济收入极为不满，对当前与未来的利益保障感到十分忧虑，带来了日益沉重的心理 压力。由于公职的特殊性，他们不能通过兼职谋取其它收入，也就是说他们几乎没有合法的途径通过自身 的努力来增加经济收入，几乎没有合法途径自己克服需要与满足之间的矛盾。如果国家公职人员不甘清贫， 追逐享乐，则几乎只能运用手中的公共权力资源，通过贪污受贿的途径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可见需要与满 足之间的矛盾构成了部分国家公职人员贪污受贿的内在动因。利益驱使着这些国家公职人员走上贪污受贿 的违法犯罪道路（陈国权， 《国家公职人员贪污贿赂现象的利益分析》(1997 年中国监察学会反腐败专题理 论研讨会论文)。。 ） “执政党自身问题说”。这种观点认为，腐败的原因与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具体 来说： (1)一种观点认为执政党自身建设存在的某些问题是腐败产生的根源之一。 这主要表现在： ①党内存在着“一 手软、一手硬”、“一阵紧、一阵松”的偏差；②某些领导干部本身的腐败行为起到逆向示范效应；③党内存 在的治党不严、执纪不严、打击不力、以纪代刑、以罚代刑的现象，致使腐败分子心无悸惧、有恃无恐（孙 传宝， 《当今中国廉政与腐败的较量》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6 年 6 月版，第 62―63 页。。 ） (2)持同样观点的同志认为当前腐败现象之所以严重，多种经济成份存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仅是客观原因， 更重要的还是我们党的自身。因为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这些年来，我们 党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以致崇洋媚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滋生蔓延，冲淡了“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精神支柱。虽然党在反腐败斗争中查处了一批又一批大案要案，取得了一定成绩，可是工作上仍 存在不足。由此可见，我们对待腐败问题，决不能以腐败“有它的客观必然性”而自欺欺人。正确的态度， 应该是从主观上找原因，严格从我做起，从上到下都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做出样子，取信于民。同时拿出 共产党人走群众路线的看家本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下决心把腐败现象根 除，这对有优良革命传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并不是做不到的（曹晋杰， 《腐败严重存在重要的在于党的自 身》《真理的追求》 ， ，1997 年第 12 期，第 17 页。。 ） (3)有的同志撰文说，我们应该承认一个令人难堪却也是不能抹煞的事实，反腐败的阻力来自我们共产党内 部。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同步，在我们党内和国家及其内部是不是也出现了那种具 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的小经济团体和小政治团体呢？他们不是一般地代表工人利益，也不是一般地代表农民 利益，或其他人利益，而是一种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以寻求本团体利益的最大化 为目标。当他们在因客观原因而需要共同分享成果和其它资源时，或者要对抗来自外部的威胁和整治时， 也会相互勾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官官相护”，盘根错节。这些小团体还会千方百计地影响政府政策 甚至最高决策，使政党作为铁板一块的作用削弱，从而进一步削减了党和中央的权威（张阳升， 《反腐败阻 力来自共产党内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 年第 3 期。。 ， ） “制度和法制存在漏洞说”。这种观点认为，我们目前反腐败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具 体来说： (1)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政治体制上尤其是法制上的漏洞是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根源。它的突出表现是有法不 依、执法不严，一些法律法规的规定与现实相脱节，一些问题无法可依，给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范英主 编， 《反腐保廉与社会发展》 ，广州出版社 1996 年 8 月版，第 38 页。。 ） (2)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党内的各种规定已经不少。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使一系列制度规定不折不 扣地贯彻落实，在反腐败中发挥制约保证作用，是广大群众密切关注的重要问题。我们一些党组织软弱涣散，执行纪律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使一些规定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力。这些问题严重地障碍着党内各种规 定的贯彻执行，从严治党的方针与执纪不严的现实，形成很大反差（刘春锦， 《反腐败关键要有治本措施》 ， 《半月谈》(京)，1997 年第 10 期，第 19 页。。 ） （3）思想文化根源论 “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说”。这种观点认为，我国具有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 在这个具有深厚封建传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脱胎而来的，这些封建主义的残余，具体表现为封 建专制主义、封建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官本位和权力私有、以权谋私等封建主义的意识残留在人们的头 脑中，对我国社会生活和我们党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我们现阶段所发生的腐败现象往往都带有浓重的封建 主义色彩，我们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都带有封建主义思想的烙印。具体来说： (1)传统文化的专制性为腐败现象埋下了疾根 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有专制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政治上维护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政体，即皇权至 上的封建君主制。实际上，在我们党内，有两个问题一直没有处理好，一是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的关系，二 是权与法的关系。前者倒置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搞“一言堂”；后者导致以言带法，以权压法，法律成为 权力的附庸。这些既是腐败现象的表现，又是腐败现象的根源（唐日新、唐东平， 《腐败与反腐败概论》 ， 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4 年 1 月版，第 204 页。。 ） (2)封建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驱使一些掌权者以权谋私 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社会的人被分为各个等级。在这种等级制度下，下等必须绝对服从上等， 上等拥有下等所不能拥有的特权，处于最低层的劳动群众居于被统治地位而没有任何权利，与此相适应形 成了以封建专制政权为后盾的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这种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即在坚持或认同等级特权 的思想指导下的权力思维，他们“导演”腐败丑剧，就是引导掌握公共权力者非规范地运用公共权力，丢弃 权力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功能，而把权力用来为少数人谋取私利，即把公共权力变成“私化”的权力，绝对为 私的权力。国外有的学者则认为搞腐败的官员把他的官职视为一种经营活动，力图从中获得最大收益（周 安伯， 《腐败现象之思想根源》《江苏社会科学》(南京)1995 年第 2 期，第 64 页。。 ， ） (3)传统文化的血缘宗法性是腐败现象的直接孽根 理论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基本前提的，由于封建宗法关系的遗毒，宗法观念深 入人心。这就使社会缺乏强烈的与外界进行交往的驱动力，很容易形成社会关系中的依附关系，诸如血亲 的依附性、民族和地域之间的依附性以及门生故旧间的依附性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裙带风”和“关系网”。 这种现象流行至今造成社会上有关系的人办事畅通无阻，无关系的人处处碰壁，人们为了办事的便利不得 不精心编织各种“关系网”。在关系网中，每个人都以自己为轴心，将亲属、朋友、同事、上下级依血缘、 亲缘或关系的亲疏远近，向四周扩散作伞状形的排列。各种关系网相互交错、衔接，使得同一层面或不同 层面的人们往往无须过多的周折便能在某一点中相遇。人们依靠这种“关系网”来实现个人目的，促使整个 社会关系学盛行，致使当今社会人际关系商品化，使人际关系成为个人实现私人目的、从事腐败交易的手 段，许多腐败行为正是围绕着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展开的，并在“关系网”的掩护下有恃无恐地进行。 (4)一些落后的传统文化准则和风俗习惯的影响 今天，我们历史上一些传统的、落后的文化准则和风俗习惯侵入公共生活领域，对于助长腐败现象滋生蔓 延起了重要作用。例如，社会上强调“礼尚往来”，使请客送礼成为人际交往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又如“知恩 不报非君子”，导致报恩心理和施人恩惠期望得到回报的心理非常普遍，这些传统的文化准则和风俗习惯渗 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根深蒂固，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把这些 文化准则和风俗习惯带入公共生活领域中去。因此，在公共生活领域中符合这些文化准则和风俗习惯的行 为方式通常受到社会舆论的赞许；按照传统的文化准则和风俗习惯行事，被认为是合乎情理的、富有人情 味的；坚持原则、秉公办事的人则被指责为“忘恩负义”或“六亲不认”而很难在社会中立足。这就使腐败行 为在社会舆论掩护下大胆进行，在传统的文化准则和风俗习惯下显得合情合理（何增科， 《政治之癌》 。中 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 4 月版，第 53―54 页。。 ） “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影响说”。这种观点认为，实行对外开放以来，我们在借鉴和利用世界各国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现代文明成果时，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也难免会钻进来，涌入我国社会生活。 由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决定的追求高额利润、唯利是图、见利忘义、金钱万能的腐朽思想、价值观念、社 会方式，对我国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具体来说： (1)资本主义“金钱至上”等道德观念的影响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一切向钱看的道德观念严重地毒化社会风气。 在这种资产阶级道德观念的腐蚀下，我国一些人包括一些领导干部信奉金钱至上、拜金主义，他们心目中 只有一个“钱”字，一切为了钱。由于社会分配不公的日益严重的现实，从一个侧面强化了某些人的金钱至 上的价值观。这样，一方面是金钱的诱惑越来越大，一方面是某些党政干部心里失衡越来越严重。于是一 些意志薄弱者一步一步走向金钱的陷阱，成为“有钱就有一切”的拜金主义的牺牲品（唐日新、唐东平， 《腐 败与反腐败概论》 ，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4 年 6 月版，第 208 页。。 ） (2)资本主义腐朽的文化艺术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文化艺术和生活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污染着我们的社会。宣扬淫秽、凶杀、 暴力等腐朽、庸俗和颓废的内容的作品严重干扰了社会主义文化阵地，格调低下的精神垃圾充斥市场。一 些党员干部理想淡化，丧失了党性，一味追求刺激、追求低级趣味，他们思想空虚，情绪颓废，精神世界 趋于崩溃。有些人借助报纸杂志恬不知耻地公开鼓吹“性解放”，一些已在我国绝迹多年的卖淫嫖娼、吸毒 等现象死灰复燃，并在各个角落迅速蔓延开来，造成社会道德水准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报刊书籍为招揽顾客，迎合某种读者的低级趣味和猎奇心理，编辑、创作思想不正确， 与其说是在进行反腐败教育，不如说是在搞腐败教育；与其说是在搞法制宣传，不如说是在教唆如何违法 犯罪，造成很大的副作用（田心铭主编， 《腐败论》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3 月版，第 270 页。。 ） (3)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是否定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腐败与自由化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资产阶级 自由化的影响使人丧失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崇高的理想，失去精神支柱，因而扭曲了人生态度，转而去追求 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方式，堕落成为腐败行为者或者腐败分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导 致思想政治教育的削弱，瓦解了人们思想上的防线，使剥削阶级防线思想得以大举进犯，侵蚀人们的头脑， 侵蚀党和社会的肌体。资产阶级自由化造成了对改革开放的干扰，借改革以谋私的腐败现象泛滥，同资产 阶级自由化的影响有直接联系。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声称，“改革实际上是向社会主义说再见”。他们在 经济改革方面的基本主张，就是否定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全面私有化”，“全面实行国有财产的个人化”。 在这种改革观影响下，一些人把改革视为吃国家的“唐僧肉”，当做化公为私，聚敛私人财富的极好机会， 处处想捞一把。有的把国有资产转入小金库作为福利费用，或转入为创收及安排子女开办的第三产业，化 大公为小公，然后化公为私。有的借口股份制改革，将国家或集体资产低价折股转让给私人。有的在与外 商合资中对国有资产低估甚至不估，拱手让人，或搞假合资，让外商只挂名不投资，一起分享国家免税带 来的好处。行业不正之风盛行，各行各业都有人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那一部分权力或便利条件去谋取个人 或小团体的私利，不惜去“宰人”或敲诈勒索（庄思， 《腐败现象蔓延的几个原因》《真理的追求》1996 年第 ， 4 期，第 28 页。。 ） （三）客体根源论 客体根源论的代表学说主要是“客体――制度说”。这种观点认为，从客体对权力的腐蚀行为与制度之间的 联系寻找腐败的根源。这种观点把腐败的过程描绘成：特定的不完善的制度的弊端刺激客体――客体施发 腐蚀行为――导致腐败――产生示范效应，导致腐败范围的扩大。这类观点最引人注目的是“寻租”理论。 这种观点认为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根源在于制度缺陷，即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制度缺陷。文中借用西方经济 学“寻租”理论提出了一种说法：由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经济租金激励着拥有权力的官员和拥有金钱的寻租 人共同参与和分享经济租金，是中国大陆腐败产生的制度根源。有了这种制度，使有些正直诚实的人们一 旦获得权力， 也会很快堕入腐败的行列， 成为制度性腐败的俘虏 （胡鞍钢、 康晓光， 《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 ， 《改革与理论》(京? 郑)1994 年第 3 期，第 3―5 页。。 ） （四）综合因素根源论综合因素根源论认为，腐败产生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有主体的，有环境的、也有客体的，是主体、环境和 客体合力作用的结果。 “社会失控综合表现说”。这种观点认为，腐败的泛滥是现实的诱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社会失控的综合性 表现。具体表现为权力的失制、经济的失控、文化的失导、行为的失范。权力的失制，即权力缺乏应有的 制约，而权力机制又是同社会体制不可分割的。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这种转型是艰难的，容易导致 一种体制上的悖论和严重滞后性，进而使腐败迅速滋生起来。经济的失控，即经济发展失调而引起的混乱 状态，获取经济利益是人的一切活动的根本动因，特别是在我国现阶段，仍然有传统经济体制的历史陈迹， 加之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和经济调控的畸变，因而存在着导致腐败产生的经济根源。文化的失导，即精 神文化在传导上发生偏失而导致一种错误的价值导向，为腐败行为的产生提供一种社会文化的契机。行为 的失范，即旧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被普遍否定或遇到严重破坏，逐渐失去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新的 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未被普遍接受或尚未形成，不具有对社会成员的有效约束力，使得社会成员的行为缺 乏明确的社会规范约束，形成社会规范真空这样一种社会状态（李建华、周小毛， 《腐败论》 ，中南工业大 学出版社 1997 年 4 月版，第 84―124 页。。 ） “双重因素说”。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当前腐败的根源是由客观和主观双重因素决定。 具体来说： (1)一种观点认为腐败根源的客观方面因素在于：一是存在“无序”状态。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要经历从无序到有序的阵痛。这个过程是腐败现象多发的客观过程。二是一些 领域存在空隙，使得少数违纪违法者有机可乘。主观方面因素在于：一是党内少数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 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革命意志衰退，经不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以至堕落成为社会的蛀 虫和罪犯。正是这些蜕化变质分子，以其飞蛾扑火的蠢举，助长了腐败现象的多发。二是一些地区和单位 党不管党、治党不严，纪律松弛、组织涣散，少数党的组织、党的干部起不到堡垒和表率作用，甚至个别 党员领导干部成了腐败的带头人、领头羊，以致助长了一些消极腐败因素在党内的滋生蔓延（纪言理， 《反 腐败的一个重大问题》 引自 ，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反腐败》 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7 年 8 月版， 81 页。。 ， 第 ） (2)一种观点是“权力租赁”论。这种观点认为，领导干部出现的腐败，从现象上看有行贿受贿、贪赃枉法、 徇私舞弊，从本质上看，则是公共权力的“私有化”。造成这种腐败现象的根源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客观上 外界对行政权力的“制衡失控”；二是主观上一些领导干部“权力租赁”强化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对立。 “权力租赁”是指领导干部在行政中将“公共权力”虚拟地变为租赁对象， 在任职时期将“权力化为私有”， 以“承 包”形式用其为个人获得所谓“承包利益”（徐明康， 《“权力租赁”是腐败产生的最终根源》 《理论前沿》 ， (京)1997 年第 1 期，第 17 页。。 ） “四因素说”。这种观点认为权力人格化是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新旧体制的交替与无序是腐败现象产 生的体制原因；某些领域改革滞后，法制不健全，是腐败现象产生的思想原因（中央纪委研究室理论研究 处， 《十四大以来反腐败若干理论观点综述》《纪检监察调研》(京)1995 年第 11 期。。 ， ） 三、国外有关“腐败的根源”理论与中国的借鉴 （一）亨廷顿的“现代化与腐败理论” 长久以来，美国当代学者塞缪尔? 亨廷顿（Ｓ.Ｐ.Ｈuntington）对腐败根源的解释被西方一些学者奉为经 Ｐ? 典论述，他认为腐败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即(1)现代化涉及到社会基本价值观的转变。那些按照 传统规范是可以被接受并合法的行为，在这些现代人士的眼里就成了不能接受的和腐化的行为。因此，处 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中的腐化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是行为背离了公认的规范，还不如说是规范背离 了公认的行为方式。(2)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从而进一步助长了腐败行为，因为这些新的财 富和权力的来源与政治的关系，在该社会居统治地位的传统规范中没有明确的定义，处理这些新旧财富和 权力的来源的现代规范也没有被该社会内部居统治地位的集团所接受。(3)现代化通过它在政治体制输出方 面所造成的变革来加剧腐化。现代化，特别是处于后期现代化之中国家的现代化，涉及政府权威的扩大和 各种各样受制于政府的活动的增加（ ［美］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三联书店出版社 1989 年 7 月版，第 54―57 页。。 ）我国一些学者认为亨廷顿关于现代化与腐败关系的论述对于分析我国的腐败现象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也存 在着极大的片面性。 赞同者认为，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即从过去封闭自守的传统农业社会向开放搞活的现代 化社会过渡。这一过渡不可能是平稳的，必然带来社会震荡，引起社会机构、价值观念的重大变化。在这 种情况下，社会整合力有所减弱，处于一种失范状态。腐败作为这种失范状态中表征之一，其产生具有一 定的社会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腐败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消极的社会现象（陈 兴良， 《腐败的成因及其抗制》《法律科学》(西安)，1995 年第 6 期，第 39 页。。 ， ） 反对者认为，亨廷顿把腐败问题从社会的总体中孤立出来，仅仅将其看作是一种政治现象，而解决政治问 题只能采取政治的手段，所以反腐败的唯一选择就只能是通过政治制度的健全和法律制度的完善，依靠这 条道路去实现对腐败的根除是永远不可能的。因为自从有了政治以来，人们从未松懈过改造政治制度和完 善法律制度的努力，但腐败问题却日甚一日，而政治制度的健全和法律制度的完善本身就是一种有待证实 的可能性，将一种现实的要求寄托在一种可能性的基础上，是一种非常不现实和浪漫的空想（张康之， 《关 于腐败根源的理论思考》《新视野》(京)1996 年第 6 期，第 33―35 页。。 ， ） （二）坎布南的“寻租理论” 寻租理论是本世纪 70 年代以后西方政治经济学的一项重要进展， 这一理论首先是由美国著名学者坎布南提 出来的。其核心内容是：普通的“经济人”以追求个人经济利益为动机，当他面临若干不同的选择机会时， 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经济利益的那种机会；而政府官员也并不像人们理想化认为的那样是公 共利益的代表者，他们与普通的经济人一样具有自私自利的动机，他们也不是“经济的阉人”，当他们面临 若干个可供选择的公事决定或决策，他们也会选择最有利于他们自己的那种选择机会，而不是选择最有利 于公共利益的那个抉择。据此，一切由于行政权力干预市场经济活动，造成不平等竞争而产生的收益都称 作租金，依靠这种权力大发横财的行为被称为“寻租活动”。 我国一些学者认为坎布南“寻租理论”的论述对于分析我国的腐败现象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也存在着一定的 局限性。 赞同者认为，寻租理论的提出开阔了反腐败研究的视野。首先，它提出并探讨了一系列的新概念，诸如“寻 利”、“寻租”、“合法寻租”与“非法寻租”、“创租”与“抽租”等等，区分了社会的有利竞争和有害竞争，对于 科学地规范国家公务员的行政行为，准确界定国家公务员的违纪行为是有益的。其次，从探讨腐败的根源 上看，它不仅仅是从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探讨腐败之源，而是将人们的视野引入经济领域，主张建立恰当 的经济体制来约束并引导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以求得有益于社会的效果。第三，从探讨反腐败的效率 来看，寻租理论将自然科学中的一些数理方法引入社会科学领域，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计算、比较寻租耗 费和寻租成本等问题，进而研究最少投入、最多产出的反腐败效率。可以说寻租理论提供了一种思考、研 究腐败与廉政问题的新视角。它使经济学和政治学结合起来，对于克服以往政治学家不研究经济问题，经 济学家不研究政治问题的弊端有益处（傅杰主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的党风廉政建设》 ， 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7 年 6 月版，第 15 页。。 ） 反对者认为，用寻租理论来解释腐败是不正确或至少是不准确的。从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看，腐败 指的是代理人（政府官员）为收受第三方支付而损害委托人（国家或公众）利益或扭曲委托人目标的行为。 因此，腐败总是同权力相联系，只有当权者才可能腐败，其基本的形式即是所谓“权―钱交易”。相反，寻 租理论中的寻租者并不是指这里的代理人（政府官员） ，而恰恰是这里的第三方。第三方为获取政府特许或 庇护以便获得额外的或垄断的利润而向政府官员（代理人）施加种种影响（包括合法的、非法的、金钱的、 非金钱的等等）的努力，就是寻租。在典型的寻租模型中，它所强调的是“钱―权交易”。当然，第三方在 寻租过程中可能并不伴随货币支付，如游说，拉关系，走后门等。或虽有货币支付，但支付对象非个人而 是集体，如帮助改善集体办公条件等。此外腐败与寻租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这就是，寻租类似于生产活 动，一般总是要先投入而后才会有产出，而腐败则刚好相反，它总是一般先给腐败者带来某种利益，而后 在其行为败露并招致处罚时，才使腐败者补交成本（程厚思、曹文， 《腐败行为的经济学分析》《经济体制 ， 改革》(成都)1997 年第 6 期，第 35 页。。 ） 此外，美国研究发展中国家腐败问题的专家罗伯特? 克利特加德在对大量腐败案例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概括出两个著名的公式。 其一，腐败动机＝贿赂－道德损失－（被发现和制裁机会× 所受处罚）＞薪金＋廉洁自律的道德满足感。也 就是说，当非法或非正常之所得减去从事该行为所承受的道德损失和法律风险后，仍大于正常的工资收入 和廉洁清正带来的道德满足之时，一些人（主要是掌权者）就会产生从事腐败行为的动机。这种大于值越 高，从事腐败行为的动机就越强烈。按照罗伯特? 克利特加德分析得出的结论：“动机”是掌权者私欲膨胀的 结果，是产生腐败行为的内因（周大仁， 《党政干部必须建立自我约束机制》 ，引自《反腐倡廉机制研究》 ， 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7 年 7 月版，第 129 页。。 ） 其二，腐败条件＝垄断权＋自由裁量权－责任制，官员享有垄断权、自由裁量权而不须对滥用权力负责任 时，从事腐败行为的条件就具备了（那力， 《腐败问题的学术研究》《社会科学报》(京)1996 年第 2 期，第 ， 17 页。。我们认为，罗伯特? ） 克利特加德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值得我们借鉴。 我们认为，反腐败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反腐败斗 争的形势，探索反腐败斗争的规律，制定反腐败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科学的反腐败措施。同时，我 们必须看到，反腐败理论研究是一个国际性的课题，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在研究反腐败理论的同时也取得了 一些有价值的成果。资产阶级的反腐败理论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在特定条件下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在某些 方面对我们有参考和借鉴作用。但是反腐败理论研究成果作为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也是有 阶级性的。这些理论从根本上说，都是以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而提出来的。国内有些同志看 不到资产阶级学者反腐败理论的阶级局限性和理论本身价值的局限性，片面夸大其科学性和现实作用。我 国国情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们不能盲目推崇、照搬照抄资产阶级学者的反腐败理论，应当在借鉴中科 学地分析，客观地评价，理智地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