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
来源：新华网
原标题 [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
　　本文摘自《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金以林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1　　从胡汉民被囚到蒋汪合流，刚好一年的时间，国民党内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各派势力之间，热热闹闹地经历了一个分化和重组的复杂过程。此后，蒋介石渐渐汲取自己两次下野的教训，表面上充分尊重汪精卫、胡汉民所代表的高高在上的“党权”，而自己则只是牢牢抓住“军权”，逐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最终确定了他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　　自孙中山逝世后，在国民党内以地位而论，只有汪精卫、胡汉民有资格继承孙的领导权。因汪得到廖仲恺、许崇智等人和苏俄的支持，一度取得了党内领袖的地位，但并没有引起党内的分裂。　　在联俄容共问题上的分歧，首先导致国民党分裂为左右两派。其间，一批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元老从党内分裂出去，形成“西山会议派”。这一派在党内虽然享有很高地位，但并没有多少实力，不足以同广州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相抗衡。半年后，汪精卫以“廖仲恺被刺”案首先发难，将胡汉民排挤出统治集团，但汪在随后的“中山舰事件”中，又被党内新进、手握军权的蒋介石逼走。此后，蒋介石凭借黄埔“党军”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北伐中声名鹊起，从而导致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权力膨胀，并一度将代表最高权力的“党权”纳入自己手中。但由于蒋在党内的历史地位终归较浅，引起许多元老的不满和不服，从而在党内掀起迎汪运动，开始处处打击和限制他的独断专行。蒋氏则利用反共清党，联合胡汉民等，形成宁汉对峙。　　宁汉合流后，蒋虽一度下野，但因汪、胡积怨颇深，难以合作，最终被迫双双出国。蒋仍依靠自己控制的“军权”得以顺利复出，完成二次北伐。此时，蒋介石相对收敛，他自知在党内资望尚浅，仍需要得到党内领袖汪、胡中任何一方的支持，以确立他在国民党内的正统地位，因此很快形成蒋胡合作的局面。蒋胡合作的基础是，他们都主张反共，建立中央集权，消除地方军权。　　但双方对集权的理解，却存在重大分歧。胡主张集权于党，以党治国，蒋则着重于独握军权，指挥一切。此时，在野的汪精卫联合各种反蒋势力，以反独裁号召，同南京政府对抗，甚至一度同与自己政见显然对立的“西山会议派”合作，导演了一出“扩大会议”的闹剧，最终以蒋胡合作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而告结束。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暂时震慑住了一切敢于公然违背南京中央政权的地方军事武装。凭借此役的胜利，再次引起他的第二次权力膨胀。他自以为羽翼已经丰满，在国内已没有敢于公开同他抗衡的力量，可以为所欲为，根本谈不上将他个人掌握的军权交归胡汉民所渴望的党权指挥。蒋胡矛盾不可避免。蒋便不顾一切地扣押胡汉民，终于酿成新的“宁粤对峙”事件，并迅速形成了国民党内前所未有的各派反蒋势力的大联合。这是原来十分自大的蒋介石没有料想到的。在此期间，因胡汉民被扣，汪精卫在野，而以孙科为首的太子派在党内地位迅速上升。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面对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宁粤双方被迫中止军事冲突，进行和谈。获释后的胡汉民为削弱蒋氏权力并报被囚之仇，坚持蒋必须下野。蒋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被迫辞去本兼各职。汪精卫同胡汉民因历史积怨难平，双方缺乏真诚合作的基础，于是只好共推孙科主政。蒋介石也从失败中汲取教训：自己在党内尚未取得绝对支配权时，不可同时对抗胡、汪两人。此后，蒋通过种种手段，最终分化了汪胡反蒋同盟，形成蒋汪合作的新局面。　　面对错综复杂的党内矛盾，胡汉民不得不承认他入主南京的希望极小。虽然蒋介石已经下野，但蒋手中的军权并没有削弱，政治上的影响依然很大，再加上蒋汪合作逐渐形成，胡的力量更显得单薄。因此，他只好寄希望于西南，而不愿重返南京同蒋合作。　　123下一页　　胡汉民返回广州后，就有把两广建成自己基地的打算。他一改过去主张中央集权的态度，提出了“均权”理论。他在广州国府纪念周演讲时称：“满清以集权而亡，袁世凯以集权而死，今之人以集权而乱。”“我反对集权，是为的主张均权。”[ 胡汉民：〈论均权制度〉，《三民主义月刊》，第3卷第2期（日），第1页。]此后，在他的指使下广州四全大会通过了“实行均权以求共治案”，其目的就是想在西南站稳脚跟，使它对南京中央政府的半独立状态合法化，以此同蒋对抗。在胡的授意下，粤方四全大会决议在广州成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代表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处理西南的党务政务。胡汉民、萧佛成、邹鲁等人分任这两个机构的委员，由胡汉民主持全局。　　但是，此时在胡汉民眼中以为最可依靠的广东实力派首领陈济棠，其实并不可靠。他之所以支持胡汉民，无非是想借助胡在国民党中的威望，来维护并扩大自己在广东的势力和南天王的地位，并不愿意胡汉民真的在他头上指挥一切。这一点，从陈济棠没有在广州四全大会上列名提议设立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一案中，即可略见一斑。此后，他对待胡的态度可说是“尊之若神仙，防之若强盗”，对于胡汉民在广东建立反蒋基地的种种计划，陈济棠总是从中作梗。古应芬之死，更使胡丧失了一个能够制约陈济棠的人物。　　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陈、胡之间的矛盾势必日益扩大，而将胡置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已经吃够蒋介石苦头的胡汉民自然不想重尝这种滋味。“胡虽不舍伯南之广州政府，然亦无法亲临合作，仅能于香港妙高台遥领。”[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23页。]胡希望打着西南执行部的旗号，遥控两广，并利用西南各省领袖同蒋的矛盾，在西南建立新的联合，加强反蒋力量，并希望“由西南扩充到华中、华北、西北、华东、华西、东北、内外蒙各地方，并在组织上，再加以更进步的改造。”[ 胡汉民：〈论均权制度〉，《三民主义月刊》，第3卷第2期（日），第2页。]为此，胡汉民积极组织“新国民党”，发行《三民主义月刊》，标榜自己是国民党的正统，以此同南京中央分庭抗礼。但胡汉民始终没有再公开挑战南京中央的合法性。　　“非常会议”虽然一度迫使蒋介石下野，并建立起亲胡的孙科政权，但孙科内阁因缺乏蒋、汪、胡的支持，本身又缺乏实力，很快在财政、外交上一筹莫展，仅仅支撑了一个月便宣告夭折。孙科派的政治主张，原本更倾向于胡汉民。但此时胡一心想控制两广，保持西南半独立状态，无意重返南京，而陈济棠根本不愿意孙科在广东分割自己的权力。因此孙陈之间无法合作。早在“非常会议”期间，两派就因争夺海、空军权，闹得水火不容。孙的亲信傅秉常就曾明言“不应捧此"土军阀"。”[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23页。]　　尽管孙科痛恨汪精卫抢走了他的行政院长，对蒋介石的独裁也表示不满，但他已无可奈何，而立法院长的高位，对孙仍有相当的吸引力。权衡利弊得失后，孙科最终还是回到南京，出掌胡汉民曾长期担任的立法院长一职，“太子派”要人梁寒操任秘书长、吴尚鹰任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傅秉常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陈肇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立法院在此后十余年间，成了孙科一派的主要政治舞台和实力据点，孙科并以“精诚团结，挽救危亡，缩短训政，实施宪政”相号召[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66页。]，希望依托立法院长的地位进一步扩大自己一派的政治势力。　　“西山会议派”自国民党“二大”后，即被排除在统治集团之外。在此期间，尽管邵元冲等因蒋反共转而支持蒋，但该派势力仍游离于国民党统治核心圈外。国民党“四大”后，西山派领袖全部恢复党籍，在团结御侮的号召下，重新回归党内。覃振、居正、谢持、许崇智、熊克武等人纷获高位，或出任五院正副院长，或当选国府委员。这些人虽是国民党元老，但自身并无实力，尽管给他们安排的都是有名无实的虚职，他们也乐得以此终老。从此，“西山会议派”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不复存在。有趣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没有一名西山派重要成员投奔新政权，尽管他们并非心甘情愿地屈服于蒋介石的集权统治，但都一直坚持自己最强烈的政治主张反共。这在国民党其他派系中所仅见（以北伐时最早建立的国民革命军八个军为例，随蒋介石到台湾的仅有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第二军先后两任军长谭延]、鲁涤平和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均于抗战前去世，第五军军长李福林1952年病逝香港，其余四位全部投奔共产党和新中国，他们是四军李济深、六军程潜、七军李宗仁、八军唐生智）。　　在蒋汪合作下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几乎容纳了全部曾经武装反蒋的地方军事领袖，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陈济棠等人都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仅有张发奎例外。上海和谈期间，张发奎在汪精卫授意下，促使第四军离开广西，对蒋汪合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汪出任行政院长后，为了表现同蒋精诚合作，竟避而不见张发奎。第四军最后奉命调入江西“剿共”，张也被迫接受蒋介石所赠十万元出洋费，赴欧考察。从此汪张破裂，也结束了张桂军长达两年多联合反蒋的历史。[ 程思远：《政坛回忆》，第60页。]　　蒋汪合作政府组成后，尽管蒋独揽实权，但他在党内地位仍未能超越汪、胡两人。蒋介石通过“宁粤对峙”事件，深知以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一时尚不具备同时对抗汪、胡的能力。因此，他一改过去一人身兼国民政府主席、中政会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多职的妄自尊大行为，而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职，牢牢握住军权。“委员长”一词，在很长时间内成为蒋介石的专用称呼。国府主席继续由林森担任，行政院长让给汪精卫，中政会也改由蒋、汪、胡三常委轮流主席，同时，蒋还容纳了过去党内众多反对派如“改组派”、“太子派”、“西山会议派”，将他们全部吸收进新政权，地方实力派军事领袖也纷纷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　　尽管胡汉民此后仍以“在野”之身，坚持抗日、反蒋，并以“均权”相号召，但始终未能形成新的反蒋浪潮。胡所控制的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在形式上也不得不始终表示服从中央。这说明各派反蒋势力，在经济上比起有江浙财阀支持的蒋介石要软弱得多，在外交上得不到欧美列强的支持，军事力量也不及蒋强大，无论哪一派都不可能脱离蒋介石独立掌权，只能处在依附于蒋介石的地位。此后虽然出现过三次规模较小的武装反蒋事件，如1933陈铭枢领导的福建事变、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以及1936陈济棠、李宗仁领导的两广事变，但大都是地方实力派独自发动，缺少党内力量的广泛支持，没有产生全局性的影响，很快就在蒋介石的武力压迫下，迅速瓦解。　　伴随着国民党内各派势力的相互妥协，此后党内再难形成各派联合一致的反蒋基础，逐步确立了在蒋主导下，党内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在这一局面下，蒋介石以退为进，巩固并加强了他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　　1935年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由于日本加紧侵略华北造成的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在国内的声望逐步提高，他的权力也已经相当巩固。对此，自由派知识分子领袖胡适曾评论到：“蒋先生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一个事实，因为更没有别人能和他竞争这领袖的位置。”[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1月版），第159页。]但蒋介石仍深知，尽管地方实力派和党内领袖无人再拥有向他挑战的军事实力，但就党内历史地位而言，他还没有达到说一不二的地步。他也吸取了以往两次下野的教训，不再斤斤计较于名分。为此，他亲赴山西太原和山东泰山，面邀阎锡山和冯玉祥来南京出席五全大会。　　就在这次五全大会上，有代表提议《请推举蒋同志为本党领袖案》[ 《请推举蒋同志为本党领袖案》（台北：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5.1／13.15－3。]、《本党应恢复总理制案》[ 《本党应恢复总理制案》（台北：党史馆藏，毛笔原件），档案号5.1／13.61－9。]，都被蒋介石婉言拒绝，他不肯以领袖自居。国民政府主席继续由林森担任，在新选举的国民党中央组织机构中增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二项新职务，蒋介石分别让给胡汉民和汪精卫，而他自甘担任这两个机构的副主席，只是牢牢抓住军权，成为事实上的领袖。蒋介石此后还多次在日记中对当年扣胡一事进行自省，“当时讨平阎、冯叛乱以后，乘战胜之余威，应先积极统一各省军民财各政，而对中央内部谦让共济，对胡特予信任与尊重，以国府主席让之，则二十年胡案不致发生，内部自固矣。”并以此提醒自己“不可再蹈民国十九年冬之覆辙”。[ 蒋介石日记，日；他在同年4月5日日记的《上星期反省录》中记道：“对溥泉斥责事，愧悔不知所止。此为余每十年必发愤暴戾一次之恶习。回忆民十对季陶，民廿对汉民，而今民卅对溥泉之愤怒，其事实虽不同，而不自爱重之过恶则同也。”]　　1936年5月，胡汉民在广州去世，蒋介石的地位无形中又得到提高。西安事变时，中共主张和平解决，也因为此时的中国尚无人可以代替蒋来实现全面抗战。到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蒋才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不久汪精卫降日，被开除党籍，蒋氏终于成为党内的唯一领袖。　　此时的国家元首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只是一个礼仪性的职务，仍由林森担任。依照1931年12月国民党四全大会修订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任期二年，可连任一次。该组织法还将国民政府主席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五院院长依次代理的规定予以删除。到1936年元旦，林森已满两任任期，依法不能再行连任。这时已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夜，此前1935年1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决定于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因此临时决议将林森的第二任国府主席一职的任期延长至宪法颁布之日止。[ 〈国民政府主席任期延长案〉，《中央党务月刊》第89期（1935年12月），第1027页。]到日，国民党中常会23次会议议决：以国民大会选举事宜不克如期办理为由，再次决定将国民大会召开日期延缓。[ 《中央党务月刊》第99期（1936年12月），第1035页。]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大会更被无限期延缓。所以林森的国民政府主席一直连任至1943年8月病逝时止。　　1943年5月，林森已因病不能视事。为此，国民党中常会修正了延用12年之久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在原法第13条后增加一项：“国民政府主席因故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院长代理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十三条第二项修正案〉，《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574号（日），第2页。]当年删除此项条款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蒋介石集权，但12年后的蒋介石早已大权在握，此时恢复这一条款并无任何障碍。8月1日，林森病逝。当日夜间，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决定选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自即日起代理国民政府主席。9月，国民党举行五届十一中全会，正式修正了《国民政府组织法》，这次修正的主要内容如下：（一）国民政府任期改为三年，连选得连任；（二）主席因故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长代理；（三）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四）五院院长、副院长由主席于国民政府委员中提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五）国民政府主席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五院院长对主席负责；（六）国家行为由主席署名行之，由关系院院长副署。[〈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修正案〉，《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605号（日），第1页。]这次修正，使国民政府主席不再只是林森担任时的礼仪性职务，而能直接掌握一切大权，基本恢复到1931年6月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所赋予国民政府主席的权力。从此，蒋介石不但以国民党总裁、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总揽党政军大权，更将国家元首的职位“国民政府主席”一职拿到了手。1948年4月，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作为唯一的总统候选人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但这时已到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末期。仅仅过了一年半，蒋介石在内战中彻底失败，被迫退守台湾。　　注：本文系作者原稿，与出版物的定稿略有差异。
(责任编辑：UN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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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邮箱：加载中，请稍候...李济深（日—日），字任潮，原名李济琛。广西梧州市龙圩区人[1] 。黄埔军校副校长；原国民党高级将领[2]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创始人，领导人之一[2] 。早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曾留学日本。历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师长，西江善后督办、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留守广州。1927年曾参与蒋介石的反共活动。1933年联合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27年4月初，李济深和古应芬到上海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反共会议。会后，返回广州，发动“四·一五”政变，派军队包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办事处和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查封工会、农会、学生会等革命团体，杀害邓培、萧楚女、熊雄等两千多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李济深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和第八路军总指挥。9月，国民党宁、汉、沪三方合流后，又任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曾派重兵围攻进入潮汕的八一南昌起义军。1929年3月，在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爆发蒋桂战争。3月15日，蒋介石以伙同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扣押，软禁于南京汤山，剥夺军政大权，并“永远开除党籍”。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被释放。日西安事变爆发，李济深向全国通电反对内战，分别致信宋庆龄、何香凝、张群和吴稚晖，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李济深等人接受了中共主张的“逼蒋抗日”。“李济深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就主动上庐山和同是民主派的冯玉祥一起找蒋介石面谈，说蒋介石如果不立即对日作战，他们就以政治家地位与蒋介石对峙；如蒋介石执行抗战，他们就以军人的地位服从他的驱策。”抗日战争胜利后，李济深联络冯玉祥等人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曾两次在庐山与蒋介石面谈，批评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他同李章达、蔡廷锴等先后两次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并被推选为主席，联络国民党内爱国民主人士，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为促进国内和平民主而努力。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宋庆龄被推选为名誉主席，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曾说：我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但我相信共产党、毛主席是真正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一切稍微具有正义感和民族感的人，都应该赞同和拥护共产党、毛主席的主张和事业。新政协会议后正式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当选为政府主席，李济深与朱德、宋庆龄等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李济深先生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积极从事国家政权建设。他真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在制定大政方针，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统一，增强同各国人民的友谊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日，李济深因患胃癌和脑动脉血栓，在北京逝世，终年75岁。弥留之际他留下了“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的诗句。新政协会议后正式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当选为政府主席，李济深与朱德、宋庆龄等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李济深先生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积极从事国家政权建设。他真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在制定大政方针，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统一，增强同各国人民的友谊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展开余下全文百度新闻打开百度新闻，遇见更多精彩立刻打开当前位置： &
开国上将中为何有一位蒋介石的嫡系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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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4:08 &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1949年9月中旬，毛泽东对前来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的说：“新政治协商会议就要开幕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有，唯独缺少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你是第一个，你来了，代表性就全面了。”陈明仁是国民党军著名将领，他在长沙率部起义后，成了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五军军长。程潜开后门，陈明仁成了黄埔军校学生陈明仁的从军轨迹让两个人意想不到。一个是老校长程潜，一个是新校长蒋介石。程潜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开后门进来的学生陈明仁，官至中将，还与自己一同率部起义，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之中。而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一手大力栽培的陈明仁，最后竟然起义了。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洪源乡洪源冲的陈明仁，于1924年春赶赴广州投考陆军讲武学校。讲武学校是孙中山委派程潜开办的。程潜兼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李明灏任教育长。可当陈明仁赶到广州时，讲武学校已停止招生。一心想投笔从戎的陈明仁，拿着在长沙兑泽中学的优秀成绩单，找到了同乡程潜和李明灏。程、李见陈明仁一身灵气，相貌不凡，学习成绩又优秀，便有心想录取他，但又苦于“同乡之嫌”。于是，程潜和李明灏几番商量，将陈明仁的籍贯改为“浏阳县”，录取编入了文化水平较高的第一学生队。1924年9月，讲武学校与黄埔军校合并，陈明仁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六队学习。1925年1月，陈明仁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任黄埔军校教导团见习排长。此时，盘踞东江的军阀陈炯明计划攻打广州。孙中山为了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决定进行东征，平定陈炯明之乱，史称“第一次东征”。在第一次东征中，陈明仁敢打敢冲，指挥一个排在东莞城内，缴获了一个营的枪，立下大功，受到团长刘尧宸的夸奖：“我以为我是世界上最不怕死的人，哪晓得陈明仁比我还不怕死。”他报请东征军第一军军部批准，将陈明仁破格升为教导团一营三连连长。陈炯明被击溃后，又得到了外援，趁东征军回师广州之机，复据东江地区作乱，于是，孙中山再次决定东征。第二次东征军总指挥是蒋介石，总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部队于1925年10月初从广州出发，10月中旬开始进攻惠州城。惠州城防司令是陈炯明部的一个叫杨坤如的师长，杨坤如是粤军著名的骁将，再加上惠州倚山带河，三面环水，易守难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10月13日傍晚，担任冲锋团团长的刘尧宸亲自率队冲锋。在架梯登城时，他不幸被一梭子弹击中头部，当场阵亡。担任敢死队队长的陈明仁一个箭步扑在刘团长身上，悲愤交加，痛心疾首地呼唤：“团长，我要为你报仇！”说完，陈明仁猛站起来，转身对副连长说：“今当以死报国，如你我两人有幸一人活着攻下惠州，父母妻女互托照顾！”说完，陈明仁把连队一分为二，与副连长各带一队继续登城。这时，随着“轰轰轰”三声连发炮弹的爆炸，城墙被打塌了一角，城头上的机枪“哑巴”了。陈明仁亲自扛起旗帜，沿着炸开一丈长的城墙缺口，奋力冲上去，将青天白日旗插在城楼上。士兵们看到城头上有了自己的旗帜，信心倍增，后续部队蜂拥而上。而守城官兵看见对方的旗帜，心惊肉跳，丢枪遁逃而去。惠州城攻下来了。这一幕幕都被现场指挥的蒋介石和周恩来等人在望远镜里看得一清二楚。蒋介石问：“手持大旗，第一个登上城墙的是谁？”“你的学生陈明仁！”站在蒋介石身边的黄埔教官李明灏响亮地回答。“嗯，这个，这个要立功！”蒋介石喜形于色。3天后，在惠州城内召开的庆功大会上，蒋介石发布命令，吹三番军号向陈明仁致敬，并亲自带头呼口号：“向陈明仁看齐！”他还当场宣布提升陈明仁为三营营长。后来，惠州战例一直被国民党军所宣传。1949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见到陈明仁时，第一句话就说：“你还认识我吗？打惠州的时候，我还向你举枪敬过礼哩！”扬名惠州的陈明仁，在北伐中，还救过蒋介石一命。那是在1926年6月，北伐军打到南昌时，中了敌人的埋伏，在南昌城外牛行车站的北伐军总司令部中的蒋介石、白崇禧陷入军阀孙传芳部的重围，情形十分危急。陈明仁受命率三营解围，救出了蒋介石和白崇禧，还当场俘虏了孙传芳部一个团长。如此有军事才华的陈明仁，让蒋介石起了笼络之心。蒋介石和宋美龄要给陈明仁当“红娘”，想把国民党要员的女儿介绍给陈明仁。但陈明仁不忘家乡的妻子谢芳茹，谢绝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美意。一手不成，再来一手。当不成红娘的蒋介石，玩起了封官许愿的买卖，先是升陈明仁任黄埔军校上校队长，后升任国民党军陆军第十师二十八旅五十六团上校团长。此后，陈明仁便紧随蒋介石，唯蒋介石是命。当然，陈明仁事后承认自己当初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叛变革命。身为军人的陈明仁，此时已身不由己。1930年，陈明仁升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八旅少将旅长，1933年9月被晋升为国民党军第八十师中将师长。1934年初，陈明仁到庐山海会寺军官训练团轮训，任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兼中队长。学习结业后，陈明仁被任命为国民党军第二师中将参谋长。随后，他又换了几个岗位，先是国民党军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后是国民党军军政部中将处长。滇西抗战，陈明仁战功卓著蜚声中外1935年春，陈明仁去国民党军陆军大学（第十三期）学习，1938年春毕业后，被任命为国民党军陆军第二预备师中将师长。此时，中国抗战全面爆发。上任不久的陈明仁，奉命率第二预备师参加武汉会战。在开赴途中，预二师司令部的6个处长跑掉了5个。陈明仁说：“不中用的家伙越少越好，正好可以放开手脚进行人事调配。”此后，陈明仁从过去的陆军大学同学中挑选志同道合者，充入到中层领导岗位，又从陆军军官学校录用了一批中下层军官，从而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在九江，陈明仁率预二师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坚守住了阵地，预二师因此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但因国民党军内部派系林立，明争暗斗，在陈诚的指使下，预二师成了“牺牲品”，被撤销了番号。后来，陈明仁到了汉口，何应钦决定将四川的3个补充团整编为一个师，改换成正规番号，交给陈明仁指挥。陈明仁借机提出恢复预二师的番号，得到何应钦同意。1939年冬，陈明仁率预二师参加广西桂南会战，陈明仁身先士卒，受到嘉奖。1941年冬，陈明仁奉命率预二师进入云南昆明。预二师在陈明仁的经营下，发展很快，兵力达到将近一个军的数量。陈明仁不禁自我感觉良好起来。他觉得，这几年官位尽管仍然停留在中将师长的位置上，但实权在握，运筹自如，唯一不甚满意的是，由于长年累月作战，到云南后又担任修建工事任务，官兵的服装得不到上级补给，像个乞丐部队。对于这件事的不满，陈明仁不久在蒋介石面前爆发了出来。原来，蒋介石在云南昆明游西山风景区时，碰上了穿着破烂的修筑工事的士兵，觉得有损国格。恼怒的蒋介石回到昆明，细细一查，得知这些士兵都是陈明仁部队的。他一气之下，对陈明仁来了一个明升暗降，改任陈明仁为第七十一军副军长，并限两天内办完移交手续。这样的命令，陈明仁自然不服气。在蒋介石找陈明仁谈话时，陈明仁第一句话就是责问蒋介石为什么会这样？蒋介石说：“你这个师长没当好！”陈明仁更不服了：“我什么地方没做好？论作战，我每次得到嘉奖，也都是你给的；论训练，名列第一；论校阅，也算不错；前些日子，你还亲自发电报嘉奖我师纪律严明，为入滇部队之冠。为何今日突然变坏了呢？”蒋介石自知理亏，便脱口而出：“你的部队衣服没穿好。任何部队没有像你这个部队穿得这样烂。”陈明仁说：“我的部队衣服没有穿好，不能怪我，要怪只能怪你。衣服是你发的，质料这样差，只穿一水就破了，并且去年发给我们的还只有四成新。”“绝无此事，绝无此事！”蒋介石重复着说了两句。陈明仁紧追不放：“此事有账可查！”如此一来，陈明仁与蒋介石当场争执起来，结果蒋介石十分恼火，命令宪兵营长把陈明仁押回重庆（此时，国民党政府已迁入陪都重庆办公）去。陈明仁不吃这一套，还是硬对硬，激愤地大声嚷道：“我犯什么罪？莫说押，杀头我也不服。我这个中将师长算什么啊？你想怎样便怎样？我现在不要这个官了。”嚷完，陈明仁一把扯下领章掷在地上，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蒋介石大为震怒。恰好这时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来访，极力劝解蒋介石，才算平息了这场嘴仗风波。陈明仁敢当面顶撞蒋介石与陈明仁的脾气不无关系。据陈明仁的儿子陈扬钊回忆说：“在我的印象中，许多叔叔、伯伯及他的部下都很怕他（指陈明仁），说他瞪眼睛、扁嘴巴，发起脾气来可不得了。所以暗地里给他取了一个‘扁嘴巴’的外号。”这场风波很快在军中传开，陈仁明得了一个“傲上将军”的美誉。战事频频，蒋介石还是要借助陈明仁的力量。在支援英美盟军在缅甸抗击日军攻势时，蒋介石命令陈明仁以副军长的身份率第七十一军及预备第二师加入中国远征军序列，开赴滇缅地区参战。陈明仁喜不自禁，终于有了报效国家抗击日军的大好机会。后因战局发生变化，陈明仁未能率部入缅作战。1943年10月至1944年5月，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先后对侵占缅甸北部和中国云南西部的日军进行了反击作战。陈明仁所在的七十一军奉命在滇西反击。滇西重镇保山被日军第三十三军三十八师团占领已有多年。从反击线路讲，必须从惠通桥、攀枝花渡过怒江，才能取龙陵、保山一线。但为了出其不意，陈明仁奉命率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翻山越岭，绕道怒江，从原始森林中分两路向镇安街进攻。八十七师出敌不意发起猛攻，一举击溃守敌，占领镇安街。龙陵日军指挥部获知镇安街失守，立即派出一个加强中队，会合溃逃守军向镇安街猛扑，企图夺回这个公路要点。八十七师师长张绍勋一看势头不对劲，吓得立即产生了“撤退”想法，慌张地越级请示总司令宋希濂，要求“变换阵地，放开公路”。恰在此时，陈明仁的电话也接了进去。听到了张绍勋的“请示”，陈明仁毫不客气地说：“这样做会影响整个战局。今天七十一军归我指挥，师长不能直接报告总司令，总司令也不能直接处理这个问题。”陈明仁知道，指挥官决心动摇，则军心不稳。于是，他果断更换了张绍勋，另外任命了新师长，有力地振奋了部队士气，给日军予以重创。此役结束后，陈明仁升任第七十一军军长。当上军长后的陈明仁，更是放手对日军作战，打得日军节节败退。据《陈明仁自传》中称：“当时凡属任何部队攻克不下的地方，都是由七十一军来担任，例如芒市附近的三台山、襄佐寺，畹町附近的回龙山等，都是七十一军攻克的。而攻克回龙山一役，不但挽回了当时的整个战局，而且增加了我个人在国内乃至国际上不少声誉，我自己也认为是我生平的又一得意之作。”回龙山战役的经过是这样的：1945年1月，英美盟军和中国远征军计划攻克日军最后据点畹町、芒市，与中国驻印度的部队会师。畹町的门户是回龙山，要想取得滇西抗日的最后胜利，必须夺取回龙山。一开始攻打回龙山的是国民党军第九师和第二○○师。打了一个星期，不但没有拿下来，而且伤亡巨大。远征军司令部立即召陈明仁商议，让七十一军出面进攻回龙山。出面找陈明仁商议的是他黄埔军校的同学黄杰，此时担任国民党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杰说：“子良（陈明仁的号），回龙山久攻不下，我与卫立煌司令长官思谋良久，非请你出马不可了。攻击回龙山的战役由你统一指挥。”站在一旁的美国联络官显然对陈明仁不了解，他通过翻译告诉陈明仁：“美国指挥部有指示，从明天开始，对攻击回龙山的部队不再派飞机协助，也不空运物资。”黄杰不等陈明仁开口，忙向美国联络官介绍说：“这就是陈明仁将军，我已经将攻占回龙山的任务交给这位将军了。你们继续空援，不要气馁，好消息定会到来。”七十一军在整个滇西战役中战功赫赫，美国联络官早有所闻。不过，美国联络官还是问道：“你哪天可以拿下回龙山？”陈明仁坚定地回答：“我的部队明天到达，后天接防，第三天攻下。”陈明仁的话让包括黄杰在内的所有人都不禁惊愕和疑惑。美国联络官自然疑问多多：“你一天能攻下回龙山？有什么根据？”陈明仁充满自信：“我是中国的中将，说话从来算数！”“三天攻不下，怎么办？”美国联络官步步逼问。“拿不下回龙山，我与回龙山共存亡！”陈明仁誓死攻山，立下了军令状。结果，陈明仁指挥七十一军，扬长避短，针对日军崇尚武士道、机械顽固死守的特点，实施包围作战，以各个击破阵地的战术消灭日军，拿下了回龙山。盟军指挥官对陈明仁刮目相看，称赞其不愧为中国军队的名将。日，日本无条件投降。1946年3月，陈明仁奉蒋介石命令，率七十一军开赴东北。毛泽东对陈明仁说：“林彪打仗不如你！”日，陈明仁率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进至四平前线。此时中国的形势是，国共尽管都还处在战略过渡时期，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已然形成。因此，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一到四平前线，就与国民党军新一军联手攻打林彪指挥的驻四平的东北民主联军。陈明仁与林彪的交手立即展开。陈明仁说：“不攻下四平，绝不罢兵。”林彪誓言：“死守四平，寸土不让。”真是针尖对麦芒！两支部队打得是难解难分，一打就打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国民党军死伤1万余人；东北民主联军伤亡8000余人。死拼，显然要让东北民主联军吃大亏。毛泽东致电林彪强调：“（一）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二）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5月18日，林彪决定撤出四平。四平是当时辽北省的省会，位于中长、四洮、四梅铁路的交点，为东北交通、工业及军事重镇，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林彪撤出四平后，陈明仁率七十一军进驻四平，为损失严重的部队补充兵员，整训士气，构筑工事，修固城池。直到1947年5月，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夏季攻势，又打到了四平城外。林彪决定夺取四平，报当年的一剑之仇。此时如果四平失守，国民党军在长春、沈阳将孤立无援。蒋介石电令陈明仁死守四平。陈明仁认为“自己平生打仗以克敌制胜而称著，又是蒋校长的学生，当应效忠于蒋”，因此立下遗嘱，日夜督战，死守四平40多天，巷战19个昼夜，顽强抵抗住东北民主联军的进攻。后来，陈明仁在自传中承认，这是“我平生一段罪恶最深的历史”。七十一军的四平战绩，让蒋介石看到了希望，急令4个军增援四平。东北民主联军根据敌情变化，于6月30日放弃攻城，撤围四平。7月1日，毛泽东致电林彪：“四平战役虽未全部解决敌人，但已取得经验，给了敌人很大打击。”陈明仁死守四平，闻名一时。由此，陈明仁晋升为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但好景不长，国民党政府不久派陈诚任东北行辕主任。早年因预备第二师番号之争的陈诚对陈明仁怀恨在心已久。因此，陈诚到东北后，明察暗访，抓住了陈明仁几个“短板”，撤了陈明仁的职，让陈明仁回南京休养闲居。对于陈明仁在南京休养闲居之事，陈明仁的儿子陈扬钊回忆说：“我父亲怀着满腔的怨愤，在南京赋闲期间，脱去军装，穿上长袍，留着胡须，每天与儿孙们游玄武湖、灵谷寺、栖霞山、燕子矾、中山陵等地。他最喜欢到中山陵和廖仲恺的墓园，我们常与他陪客人在那儿照相。平时多与老友们打麻将，这是他最喜欢的娱乐。这段时间里他由于心情不舒畅，还经常饮酒。他的酒量也是闻名的，一次饮一瓶贵州茅台也不醉。有时到朋友家，高兴时喝得酩酊大醉而归，由副官背他下车。他醉酒从不乱讲话，只是昏昏入睡。”自此，陈明仁因蒋介石不能主持公道而隐怀异志。更让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一手栽培的陈明仁，在日，竟然与程潜领衔通电起义了。此时的陈明仁已就任国民党军华中“剿总”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率第二十九军、第七十一军驻扎在湖南长沙。全国解放大势所趋之时，陈明仁宣誓：“军人以保国卫民为天职，明仁忝膺省政，服务桑梓，既爱国，复爱乡士。”于是，陈明仁和程潜率国民党所属长沙“绥靖”公署、第一兵团部辖3个军9个师和3个保安师等共12万余人起义（其中，有顽固军官带4万人起义后不久叛逃）。程潜和陈明仁率部起义后，毛泽东致电程、陈两将军称：“毅然脱离伪府，参加人民革命，义旗昭著，薄海欢迎。”日，毛泽东亲自修改新华社时评《湖南起义的意义》，明确指出：“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在湖南起义，严重地震撼了华南、东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残部，国民党残部唯一的光明前途，就是脱离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集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8月29日，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成立，陈明仁任副司令员。司令员、政委分别由人民解放军十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委黄克诚兼任。9月10日，陈明仁和程潜应毛泽东电邀抵达北京，作为特别代表出席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聂荣臻、罗瑞卿、张友渔等到车站迎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多次接见并宴请陈明仁等人。9月19日，毛泽东邀请陈明仁和程潜等人游天坛。到了天坛祈年殿，毛泽东特地从人群中召唤陈明仁：“子良，来，来，我们两个单独照个相。”合影后，毛泽东问陈明仁：“你准备放大加洗多少张照片分赠朋友啊？”陈明仁顺口说：“洗十打。”毛泽东风趣地说：“少了嘛，洗五十打！这样就没有人说你被共产党软禁了。”几天后，陈明仁被毛泽东邀请在家里吃饭时，主动提到四平之战，表示内疚。毛泽东笑了笑说：“两军相战，各为其主嘛！犹如划船，都想划赢呀！”陈明仁表示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向解放军学习，服务人民，效力国家。毛泽东征询地问：“你今后的打算是从政还是带兵？”陈明仁说：“如果可能，我还是在军事上为国家尽一些力。”毛泽东鼓励说：“我看林彪打仗不如你。让你担任解放军二十一兵团司令员吧，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出来。”陈明仁以职业军人的姿态答道：“报告主席，我现在真正服从了共产党，无条件服从领导。”毛泽东笑容满面，说：“啊呀，人家提出条件，我倒好办，你这个没有条件的，我倒不好办了！这样吧，从今以后，解放军有饭吃，你也有饭吃，共产党的军队有衣穿，你有衣穿，一视同仁。”9月25日，陈明仁在政协全体会议上发言，坦诚地回顾了自己的历史。陈明仁说：“我是一个军人，我是黄埔第一期的一个学生，本来是以卫国救民为天职的。20多年来，参加北伐，参加抗日，打了不少硬仗。不料，蒋介石在抗日胜利后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内战，他欺骗我们，驱使我到东北与解放军作战，我仍旧也和胜利以前一样，替他出过不少死力。但是，由于事实的教训，使我们开始渐渐发觉参加这种内战，徒然为蒋介石私人做工具，完全违反人民利益，心理上总是耿耿不安。嗣后和各方面接触较多，了解进步，对于这种内战，更属越加由怀疑而厌恶，由厌恶而苦闷，最后终于觉悟过来。蒋介石在起义前几天还派员送电报给我，要我‘大义灭亲’。因为程潜将军是我进黄埔以前的老校长，意思是叫我杀害程将军，并要我率部十万死守长沙。我现在发现了蒋介石不仅是不革命，简直是反革命，简直是人民的公敌，我当然要打倒他。他是我们的校长，现在我便给他一个‘大义灭亲’。当时白崇禧也派专机送来一个命令，叫我派兵包围程潜将军所住的水陆洲，实行兵谏，必要时采取断然处置。倒是白崇禧他本人如此反动确是需要给他一番兵谏的，我的起义即为兵谏的有力表示。我多年在蒋政权之下，徘徊惶惑，到现在才大梦初醒，才走向真正的革命方面来。在黑暗中挣扎过多少年的我，一旦获得光明，可以大步迈进，我的心情，是多么愉快，多么兴奋。我愿意完全接受毛主席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思想，虚心学习，努力实践，改造我自己，改造我所统率的部队，绝对以不怕死、不怕苦的精神来完成我们革命军人的任务。”1949年11月，根据毛泽东向林彪、华中局、湖南省委关于陈明仁部队的整编问题的指示和起义部队的人数，陈明仁率领的国民党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辖第五十二、五十三军。陈明仁任二十一兵团司令员，唐天际任兵团政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在驻地浏阳县城举行隆重的成立大会，兵团司令员陈明仁身穿解放军军服，精神焕发地主持成立大会，并宣布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成立大会上，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到场讲话。陶铸说：“二十一兵团的全体同志们在程主任、陈司令员领导下，所走的路是正确的，是光荣的。这不仅在于敢冒危险排除困难，坚决举行起义，对湖南人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更在于起义后经过学习与自我改造，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坚决地表示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这是同志们在陈司令员领导下，经过严重思想斗争所取得的胜利”。陈明仁在大会上激动地说：“二十一兵团宣告成立是一个最值得纪念的日子。从今天起，我兵团已经踏上光明之路，开始新生了!从今天起，我兵团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子弟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努力改造，一切都要向其他兵团的解放军看齐!从今天起，我兵团将要成为一支既具有高度政治素养，又具有近代的军事技术的强大军队!”成立大会通过了第二十一兵团向毛泽东和全国发出的通电：“一致宣誓永远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旗帜下，奋勇前进，加紧学习，努力改造，努力进步，向我人民解放军一切先进的兄弟兵团看齐。一定把自己变成为一支强大的国防军。”成立大会之后，陈明仁、唐天际率兵团部进驻醴陵，所属第五十二军驻攸县，第五十三军驻安仁，并进行了集中整训。195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进行了整编，兵团一级的领导机构大部分撤销。1952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五军。上级有意调陈明仁到大军区任职，但陈明仁提出担任五十五军军长。就这样，陈明仁成了共和国第五十五军军长，五十五军政委由王振乾担任。下辖第一四四师、二一五师、二一九师，归中南军区建制。1953年2月，陈明仁和王振乾率五十五军从广西桂林移防广东湛江，担负雷州半岛守卫任务，为祖国南大门站岗放哨。日，陈明仁被中央军委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作为中共党外人士的一位军长，被授予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陈明仁感慨万千：“我从军三十年，还是第一次荣获上将军衔。我十分感谢共产党和解放军对我的信任和关怀！”1968年9月，陈明仁因慢性风湿病一再发作，向中央军委提出申请回湘离职休养，得到批准。根据周恩来的批示，湖南省人民政府在长沙市麻园岭拨给陈明仁一栋花园楼居住，使陈明仁安度了晚年。1972年，周恩来获悉陈明仁得了癌症，便安排陈明仁到北京治疗，并对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治疗方案进行了审定。日，陈明仁病情恶化，在北京病逝，享年71岁。5月25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进行了陈明仁追悼会，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出席了追悼会；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主持了追悼会，国防部长萧劲光大将致悼词，对陈明仁作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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