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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许成钢教授做客凯原法学院“张元济法学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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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下午，凯原法学院&张元济法学讲座&第6讲在上海交大徐汇校区廖凯原法学楼202会议室举行，本次讲座由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科斯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许成钢担任主讲嘉宾，演讲题目为&中国制度的渊源及宪法制度产生的条件&。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教授主持讲座，美国科斯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科斯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宁教授与中心执行主任黄韬副教授担任评议人。&
季卫东院长首先对许成钢教授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并介绍了许成钢教授在法律经济学领域卓越的学术成就。许成钢教授是国内的顶尖学者，于2016年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并担任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科斯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随后，本场讲座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开始。
许成钢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制度的渊源，提出把中国制度概括为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制度，并且提出一个重大的历史分界线&&日本明治维新，他认为从此世界开始了制度大分流。紧接着，他介绍了理论分析框架，在机制设计理论的启发下，制度变化统称为转型，制度转型能不能稳定取决于是否实现了有效的激励相容。在这个分析框架下，他对比分析了中国与世界其他主要制度在近现代历史中的转型演变大相庭径的原因，例如中华帝制、罗马-拜占庭帝制、德川幕府封建制、沙俄帝制等等。最后，他提出，任何实质性激励相容的转型只有在制度基因已经改变的条件下才可能发生，而最重要的制度基因就是普通人要有产权、要有权利，他们自己愿意并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权利。
评议阶段，季卫东教授认为，许成钢教授本次讲座运用了宏大视角和丰富素材，对几个重要转型国家做了有针对性的深刻分析，提出了一个非常精致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富有启发意义。
两位评议人也高度评价了许成钢教授的学术报告。王宁教授回顾了RDA模型的提出，他认为，把本来在数学上非常复杂的理论简约化来解释中国的制度问题很有意义，制度转型中&人的观念&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还对西方民主、希腊民主和中国民本的概念展开了引申探讨。黄韬副教授指出，许成钢教授的分析框架提醒我们，历史是许多人彼此利益冲突的结果，因而激励相容的考察显得很有意义。他提出，法律本身就是一种激励机制，制度基因的话题有非常大的解释力，可以把中华帝国的历史连接起来，但同时这种分析方法也带有一定的悲观色彩。
在交流互动环节，许成钢教授与现场听众就RDA模型、激励相容的分析框架、制度转型中的利益相关者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最后，季卫东院长代表凯原法学院向许成钢教授颁发了感谢状，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凤凰网全程直播了此次演讲，在线人数近6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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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成钢：中国转型必须改变制度基因|凤凰大学问原创
本文根据许成钢教授在上海交大法学院的演讲整理而成，凤凰网大学问独家直播并发布。许成钢教授将中国定义为“分权式威权制”，是经过改革开放从原来的苏联式加中国传统极权过渡而来。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转型成宪政国家？文章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有这个漫长而强大的皇帝专制基因，相比于日本明治维新前存在的贵族分权，后者的主要参与者可以获得权力，具备激励相容，而中国结构与帝制时代高度相似，如果转型就需要改变制度基因，需要激励相容的力量。作者：许成钢，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科斯法与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博士；曾任香港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特聘教授、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员，2016年中国经济学奖得主。中国的地方分权式威权制的渊源为了能够清楚的理解中国制度的特点，我几年以前制造了这样一个概念，把中国的制度概称为向地方分权式威权制。在政治学里，威权主义制度指的是在政治、社会、经济上高度集权的一类制度。这个制度的特点一方面是政治上的高度集权，没有竞争，但是又在行政和经济上是向地方分权的，有大量的资源分配到地方，而且地方是有行政权力和经济上处置权力的。这样一个制度在世界上是相当少见的, 它的渊源之一是中国有两千多年帝制的传统。第二，在1950年的时候，苏联的极权主义被移植到了中国，但是接着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革命巨大的冲击把中国的制度冲偏离了苏联式的极权主义，把大量的资源和行政权力从中央的手里被转移到地方去了。这就是中国经济改革前夕中国的制度。当今制度的历史渊源，一个重大的历史分界线我把它叫做制度的大分流，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日本的明治维新引起世界上三个伟大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变化，朝着不同方向走。除了日本，首先甲午战争引发了中国的戊戌变法，然后日俄战争引发了沙俄的宪政革命。这两个变化试图想要走的方向都是要走日本相同的方向，都想学日本明治维新核心的制度变化——君主立宪制。而沙俄帝国和满清帝国原本都是绝对君主制的，想要转变成君主立宪制，就是要建立议会来和君主来共享权力，保证国家的运作更满足社会的利益。但是无论是沙俄还是中国，这些朝着日本的方向进行君主立宪的变革都失败了，而且不但都失败，最终都走向了和原本君主立宪正好相反的一个方向。为什么在日本君主立宪最终能够稳定，为什么沙俄学习日本试图推动君主立宪的改革在进行了十几年之后最终失败？取代它的是极权主义政治，极权主义制度比原来沙皇的制度权力更集中。中国的几个情况跟沙俄是完全相符的，中国推动君主立宪失败后是共和革命，一直没有能力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宪政的政治结构，最终建立了一个苏联式的极权主义制度。清末君主立宪失败的启示:激励相容——制度设计的基本道路极权主义的制度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原来的帝制的变形，新的制度和老的制度之间的差别很小，就相对容易制造出来，因此在这个革命的制度下面，它产生出来的激励相容的条件就会和在帝制的时候产生出来的激励相容的条件很相似。我的分析框架是制度设计理论，下面讨论的实际上就是从制度设计理论来的。首先，无论什么样的制度变化，我把它统称为转型，我们关心的是最后这个转型能稳定下来，能够稳定下来的这些制度转型一定必须是激励相容的，这就是制度设计理论的基本道路。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转型使所有参与人或者主要的参与人都得到好处了就稳定了，不想再变回去了。那么，为了理解这个问题，非常基本的一个分析的框架就是所有参与的人实际上在参与社会转型、制度转型的过程中，都是在面对社会给他带来的各种约束条件，包括制度给他带来的，也包括其他人的行为给他带来的，面对一个约束条件他选择要做什么，决定他要做什么，无论这个人是专制制度里的一个暴君，还是这个人是奴隶社会里面的一个奴隶，没有例外。他们的不同只是在于他手里有多少资源，他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约束条件是非常重要的。具体一点说，在共和革命第一轮之后，因为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共和派没有能力和清军作战，就找到袁世凯谈判，凭借军事力量让满清政府退位，从此大清帝国解体，总统就是你的。果然谈判赢了，袁世凯变成了大总统，他雇佣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古德诺(F.Goodnow,)做他的宪法顾问，设计中华民国的宪政。纯粹作为一个学者，古德诺凭着自己的好奇心对中国的社会做了研究，写了一篇论文说，这个时候的中国实际上没有可能模仿美国的共和制度，中国人信皇帝，可能对于中国来说最可行的革命是君主立宪，可惜当时已经是共和制了。如果一个社会转型不是激励相容的，它可能在短时间里建立一个制度，但是只要它不能在社会转型之后变成激励相容的，那一定是不稳定的。传统的讨论背景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人都是平等的，通常讨论的制度里没有强迫，没有奴隶。但是我把这个分析的框架扩大，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分析专制制度是怎么样演变，是怎么社会转型的，而专制制度一直带有强迫，所以我要特别强调一个专制制度下的激励相容的转型。这里面核心的内容就是我讨论的激励相容条件里面包括暴力。比如说在沙俄，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重大的改革就是取消农奴制，原来是用暴力迫使农奴在某一处工作，现在把暴力拿掉，面对暴力的这一面他们自由了，但是另一面，原来他的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是不用他关心的，因为他是别人家的财产，他家的主人一定不能让他饿死，但是自由了之后没有地没有钱，没人雇你的时候你就遭殃了，所以我们讨论激励相容条件，这两面的东西都要考虑到。再看另一面就是贵族，解放之后这些农奴就不是他的了，对于贵族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他会得到多数的农奴的欢迎，但是会得到大量的贵族的反对。制度基因：中国的政治结构与古代帝制时期高度相似简化我的分析框架，引进来一个概念，我们把这种任何的对激励机制产生重大影响的制度成分，同时他有不断自我复制的成分合在一起叫做制度基因。它是自我复制的，是因为这一群人选择了我还要这东西，如果这个社会上的一群人不断的选择我还要这东西，无论怎么改这个社会，这东西就一直持续在社会里存在。分析中华帝国的制度基因来看，首先在这很长的帝国的历史中，我们会看到这个帝国的一些核心制度的成分不断的被重复，有趣的就是中国历史上发生多少次朝代被农民起义推翻，这群原本没读过书的农民用暴力推翻了已有的朝代以后，重新建立的制度跟原来的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社会科学家跟我讨论说，中国历史上没有革命，只有造反，革命的意思是改制度，但是农民从来不改制度，只是不断重复。再一个例子就是外民族入侵，当时的蒙古帝国是世界最大的帝国，完整的把南宋拿下来建立了元朝。作为一个有自己的语言、制度、文化的外来民族，元朝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文化、制度，全面的采用了中国的制度。我们叫它制度基因。也就是说原来的制度成分会自我复制，哪怕外来的力量非常暴力，外来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也要放弃他自己的东西，而选成这个。再有，我们讲制度大分流以后，自从戊戌变法以来，中国人想学日本人，干了两次也都失败，然后接着共和革命想学美国，也失败。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中华帝国推翻了，最后发现它建立起来的，能够相对稳定的结构又跟原来的帝制很多很多部分是相似的。我把它叫做制度基因。今天当我们描述中国的分权式威权制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分权式威权制里边的非常重要的一些制度的成分是来自于中华帝国的。我把从隋朝以来的中华帝国的统治结构概要成这一个三位一体的结构图，中心的部分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郡县制，从社会角度讲郡县制就是官僚制度，中华帝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的用官僚制来统治一个帝国的。但是官僚制自身是没有可能稳定的，所以它一定需要别的东西，要有这么一个三位一体的结构互相支撑着，才能长命。科举制最重要的功能是切断贵族产生的根源，考试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就是解决官僚来源的问题，第二，我叫做人事制度，是意识形态制度。考什么皇帝说了算，皇帝要决定，谁洗脑洗得好就让你当官。光有这两部分还是不够的，得有物质的基础和法理的基础，法理的基础不光靠司法体制，法理的基础的核心部分就是土地皇权制，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关于皇帝统治国土各种各样的说法，讲的就是从法理上皇帝有权最终控制全部的国土。马克思说中国有一个重大特点，在别的国家还没见过，在中国主权和产权合一。主权这个概念是属于一个相对近代的概念，之所以有主权的概念，就是为了要和产权分开。主权意味着要征税，税意味着东西是人家的，而产权意味着你收租，那是你的东西。但是在中国，自古以来税和租不分，原因是土地皇权制。这是中国帝制的制度基因，统治结构的制度基因的概述。今天的资产不仅仅是土地，今天的资产很大一个部分是金融，金融绝对的大头是国家。比如说银行业，民营的基本上屈指可数，占比例很小很小，上市企业中民营的也占很小。所以就是保证了金融是国有控制的，土地是完全国有的。今天的制度的基本成分和相互的关系，跟中国帝制的时候是高度相似的。隋唐以来，中央部门分成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一直传到清朝崩溃。中央跟地方是由省一级、府一级、县一级，至今也如此。在中央有六部，县一级有六房，六房和六部一一对应，六房并不直接听六部的，听县太爷的，六部的大臣来县视察发现有一个问题，他不去找六房，他找县太爷，这就是基本特点。每一个基层单位都有完整的功能，然后有完整的功能统一的地方首长统管，这是古代的制度。今天，从这个角度讲，一模一样，国务院有这些部委，你到县里有这些科室，县里的这些科室向县委书记报告，各部部长不会去找你县里的科室，有什么事也是找你们书记说话，不跟科室说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基本特点，这是一种类型的组织的方式。这制度基因的重要性，首先是为什么这个制度演化成这样，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帝制，皇帝是真正可以主动设计制度，皇帝图的就是我做天下坐越长越好，我们家的人坐得越长越好。我把它翻译成经济学的模型，我设计我的制度，面对我的一系列的激励相容条件的约束条件来让我统治的时间越长越好，那越成功的皇帝，或者说设计越成功的制度就让他的统治越长，不成功的制度让统治没办法长。日本的制度基因是分权的，所谓明治维新参与者是激励相容的，中国也需要激励相容的力量改变原来的制度基因，转型才能稳定下来下面我们就来看是不是中国帝国的皇帝长寿，长寿不是指的是生物年龄，指的是统治年龄。随着帝制不断的向前演化，制度里边的很多细节在不断演变，来帮助皇帝自主。在中国各个朝代越到后面越稳定，最后的朝代清，可以看到它的稳定程度。我们跟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大帝国来对比，可以看到所有其他的帝国简直比他走得太短了。罗马帝国非常的短，原因就在于罗马帝国是从罗马共和国蜕变的。罗马共和国原本是个宪政制度，是宪政制度被将军们给破坏了，变成了独裁的帝国制度，但是由于它原来的制度是宪政制度，意味着内部有大量约束的因素，和在这个帝国里边存在着大量的其他的力量，其他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就不能够完全被皇帝用，因此在这个背景下，对他的统治不利。拜占廷帝国是罗马帝国的延续，时间更靠后了，有能力更集权，有能力扫清贵族，于是延长了他们的统治。实际上跟中华帝国最像的是奥斯曼帝国和沙俄帝国，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的统治寿命也是中华帝国以外最长的。从制度上看，奥斯曼帝国跟中华帝国没有相似，在奥斯曼帝国里，贵族的地位大幅度的削弱，沙俄也是。贵族的地位削弱了，就造成了皇权更集中，更稳定。这个就是中华帝国和其他制度概要的对比。因为我们的起点是制度大分流，制度大分流说的就是明治维新，要理解明治维新，必须先去看德川幕府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明治维新能够成功，成功的例子就是他能够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度，原因就是原本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就是封建制。虽然它没有正规的议会制度，但是由于它的社会是被贵族集体管控，因此它有非正规的权力联盟，权力联盟时不时要在一起讨论。在中国，因为它原本就是自上而下的统治，并不需要任何的权力联盟，并不存在贵族。这个背景下，明治维新启动的时候就是一群和德川幕府政治上相左的贵族想要改变这个制度，或者你也可以解读成想要夺取权力，这群贵族去找了天皇，当时的天皇是完全被架空，没权力，找到天皇谈的条件就是我们改变制度，共享权力。这个就是激励相容的安排，从这一群要变法的贵族的角度讲，从无权变成有权，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从天皇的角度讲，从无权变成有权对天皇有好处。那下面的问题是，一旦搞成，这个制度能不能稳定？所以所谓的明治维新实际上是以正式的制度形式把能做成的这件事给规定下来了，所以不能说日本全部西化了才有这个想法，而是原来的制度结构已经给了这个基础，使得变法之后对新的制度和这些拿到权力的人是激励相容的。中国的这个制度安排是倒过来的，因为这个社会里原本就不存在独立于王权的任何的力量，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军事上都没有，因此无论什么人去号召，号召的人一定是没有权力的，哪怕是名义上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度，最后也不可能是激励相容的。因为皇帝原本有所有的权力，让他把自己原来拥有的所有权力让给别人来限制他，对他来说这不是激励相容。沙俄也是相似的，原本沙俄皇帝权力没有中国皇帝那么大，但是他仍然掌握了大部分的权力，因此建立君主立宪制要意味着要限制沙皇的权力，但沙皇手里的权力足够阻挡，因此在沙俄试图建立君主立宪，对于沙俄皇帝来说不是激励相容的，违反他的激励相容条件，虽然他们想做，但他们并没有足够力量能做成，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但是我们还没有解释它为什么最后变成了走到更极端的情况。实际上在这个社会中推动激进的革命，往往会推动出来一个新的类型的一种专制的制度来代替老的专制的制度，而推动出来的新的专制的制度在某种条件下会更远。在刚才我们讲过的那样类型的制度下，包括中华帝国，包括沙俄帝国，甚至法国在从绝对君主制向君主立宪过渡的时候都碰到了很严重的问题，原因都跟刚才讲的是相似的，虽然法国的权力集中不如沙俄那么大，但是由于权力集中，由于社会上的独立力量弱，因此在法国革命的时候，都会产生出来这些更极端的专制的力量，这样的制度条件会使得建立极权制变得对于这些革命精英来说是激励相容的。这个社会会不会朝着极权主义走，和原来这个社会里的产权的分布是直接相关的。我最后简短的概要一下，我们是从很多次的君主立宪制改革的失败到共和独立不成功，变成了后面的革命，建立了一个苏联式的制度，然后再从大跃进、文化革命以来，苏联式的制度变成了一个去分权的极权主义制度，这个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的制度。对于改革开放来说，由于向地区分权大大帮助了改革开放以后可以做的许多事。从分权式极权制到今天分权式威权制，最重要的已经发生的变化都在经济方面：第一点就是市场，有很大的进步；第二点就是私有制，从没有变成了很大。如果说三点，就是原本在极权之下，绝对不允许存在另外的意识形态，绝对不允许讨论政治学、社会学。所以中国关于宪法的教育根本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这当然就是已经从极权制变成了威权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学术上讲的有限的多元化。如何从分权式威权制走到更远，我们将来如何进行改革，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威权制的核心就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解决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你这个社会不再是由唯一的官僚制度完成。特别是在基层，不再眼睛看着上级，而是眼睛看着民众，是让民众决定谁来管民众的事。任何实质性的这种激励相容的转型，它只能在制度基因已经改变的条件下才能发生，你不动制度基因硬推是推不出来的，可以表面上推出一个制度变化来，但只要制度基因没有变，或者是假变，都会变回去。当我们讲这个制度基因的时候，制度基因必须得变，哪些是最最重要的基本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普通的人要有产权，普通的人要有权利，当普通的人有了产权，普通的人有了权利，普通人可以组织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自己会愿意保护自己的权利，而且也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权利。本文版权所有，转载请联系授权。欢迎关注凤凰网大学问公众号（ID:ifengdxw）阅读更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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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基因、金融发展与“法律家长主义”进和退（下）——功能视角下的“中国悖论”及求解.pdf 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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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1------------------------------交大法学sJTNUJaWRevi。．3(2。16)制度基因、金融发展与“法律家长主义’’进和退(下)功能视角下的“中国悖论&及求解张建伟目次一、问题的提出二、法律如何影响金融发展：若干功能性机理的再陈述三、金融发展的普通法精神、替代性“制度基因”及公共政策含义四、金融发展的“法律家长主义”进与退：中国悖论及求解(一)中国资本市场的“初生之婴”与邓小平的“催生术”(二)包办婚姻：中国式“资本观念”与“社会主义观念”的联姻(三)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赶超冲动”：从“望子成龙”到“拔苗助长”(以上上期已刊载)(四)“救市冲动”与ST制度(五)状告无门：投资者法律保护的尴尬与“中国的法律与金融之谜”(六)“法律与金融的中国悖论”与求解：中国式“法律家长主义”何去何从五、结论性评价摘要本文重新评述与论证了法律与金融发展之间的若干功能性机理以及在金融发展中，普通法基因的重要性，尤其反思了法律与金融理论中的“法系决定论”’之理论缺陷，论述了其他替代性“制度基因”在中国“新兴加转轨”的特殊环境下之适应性功能、角色以及公共政策含义，然后结合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与法律成长经验，反思了“法律与金融发展的中国悖论”之理论命题，指出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初期发展，并非像主流法律与金融理论所强调的那样是源自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而更多地却是来自国家对投资者的“法律家长主义呵护”。中国在未来需要及时转变“家国基因”主导下资本市场发展与治理的“法律家长主义”作风，更多地以“园丁”身份并本着“生态主义精神”去着力维护“新型金融业态”的生态平衡，同时努力培植市场治理与司法治理相结合的普通法“制度基因”与精神，以增强中国金融法律适应市场演进的能力，促使中国金融市场成长为一个更加包容、开放而且能够自我扩展的内生秩序。而在此过程中，“金融法之艺术”或“金融治理的法律艺术”可能比法律起源对金融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关键词法律起源金融发展法律家长主义金融法之艺术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所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142·--------------------------Page2------------------------------张建伟：制度基因、金融发展与“法律家长主义”进和退(下)(四)“救市冲动”与Sr制度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初期很明显地存在为维护大局稳定或配合政治周期，而调动国家政治资源，以“家长主义”态度去呵护、救护乃至推动整体意义上的资本市场发展的倾向。C54]这说明，在司法失灵、强行政治理或弱司法治理的金融治理格局下，中国金融法的“法律家长主义”治理模式曾经充当了投资者保护法律机制的替代性角色，虽然不是最优选择，但至少也不会使中国初期的资本市场发展陷入半途而废之困境，从这种意义上说，良性的政府行政性治理对资本市场发展的确很重要，但过度的家长主义“呵护”却会在长期意义上损伤资本市场本身的内在“生长秩序”。无论是国有企业脱困充实资本金还是证券印花税的征收抑或监管费用的征收，中央政府都有直接的动力去对二级市场的指数实施影响，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的“政策市”。如果我们回过头来进行观察就会发现，从1992年至2000年初的沪市股票异常波动的实证资料来看，政策性因素是首要因素，约占总影响的4696／。5【由于中国股市政策常在规范与发展之间徘徊，形成“活——乱”循环和某种“政治周期”。在这种周期中，政策和其他制度实施力度也表现出了相当的弹性。早在1997年5月，由于股市泡沫风险不断加大，政府果断地对4只异常波动股票做出停牌处理；到7月以后，发挥股票市场筹资功能变得更为重要，此时，为维持二级市场活跃，尽管有多只股票异常波动，远远超过5月份的4只股票，政府也是“难得糊涂”而未采取过停牌措施。6]面对股市的周期性波动，监管层的周期性“救市”活动几乎成为投资者可预期的“规律性”行为，这种规律性行为虽然可以带来短暂的财富幻觉，但从长远来看，则有可能对股市本身的资源配置功能和免疫能力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在中国过去的资本市场治理实践中，各种政策工具还被“综合或混合”运用，除了调整印花税率这一“常规武器”之外，还涉及国有股减持、外围资金入市以及新股发行节奏控制政策C573乃至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评论，均可进入政策选择范围，这在资本市场可能存在“潜在系统性危机”与风险时表现尤为明显。由此可见，“救市”与“呵护”在中国资本市场诞生之初就曾是一种“旧常态”，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在面对资本市场的周期性波动时，也仍然会不断出现。我们可以将时间追溯到资本市场发展初期的1992年。该年8月，上海股市曾在5天内出现两次比较大的跌落起伏，上证指数从
正在加载中，请稍后...吕本富：“互联网基因”重塑中国经济组织转型
日09:20&&&来源：
网络时代，国家安全与发展进入“双空间”模式。“互联网基因”成为网络经济发展的内生控制力。“互联网基因”来源于“硅谷基因”，具有“平等文化、产品为王、模式创新”三个维度，正推动中国经济，包括党政军企民在内的各种组织从团队运行、商业模式、决策方式、时机融合、合作伙伴和人才使用等六个方面加速转型。
In internet age,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are taking on a shape of dual dimension. “Internet gene”, originated from “silicon valley gene” and featuring cultural equity, product priority, model creativity, is pushing forward all parts of China’s economy to reconstruct and to reform in the way of team running, commercial modeling, decision making, merging timing and cooperative partnering.
网络时代，引发产业革命的是互联网技术，互联网应用已经渗透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现在已经取得成果看，互联网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聚合了人、人际关系、数据、信息、知识，形成了和实体空间平行的网络空间，各种组织、机构的运营方式都要变革――都必须采取“双空间”模式。
以产业为例，在十年左右时间里，PC、手机、音乐、出版、影视、物流、零售、金融、电信等行业等都发生了剧烈变革。有的企业“双空间”经营战略顺利，实现了华丽转身；有的企业“画虎不成却成猫”，被新兴的互联网公司冲击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传统企业失败的原因在哪里？专家们往往会提到一个关键词“互联网基因”。
以电信行业为例，微信正在边缘化电信运营商，虽然运营商奋起应战，开发了很多互联网产品，但却战绩惨淡。从财力、员工的能力、国家政策支持的层面看，传统的电信公司都有优势，但是缺乏互联网基因，从而导致竞争处于劣势。
一、从硅谷基因到互联网基因
世界上一些著名500强公司，也正在迎接互联网的挑战。他们都在采取一个统一措施，在硅谷或附近区域开设分支机构，目的就是在当前的企业文化中注入来自硅谷的独一无二的基因，基本上是互联网基因的变种。这批企业中有Target这样的连锁零售商，也有通用电器和福特汽车这样的工业巨头。毕竟传统机构在如今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中，需要来自硅谷的冒险精神、开放态度、创新意识以及一念之间定成败的超级竞争概念。
1. 失败者们的教训
AOL、摩托罗拉和朗讯科技是这个时代的失败者。朗讯最终于2006年和其法国对手阿尔卡特合并成为了现在的Alcatel-Lucent SA，虽然新公司运营得不错，回首其前身Lucent的硅谷故事时，都令人惋惜异常。已被Google收购的摩托罗拉移动则表示，其最近成立的先进科技及产品部门是它10年硅谷旅途中的关键一步。AOL公司最近对开放网络和科技标准的欢迎态度，让人看到了积极的希望。这三家公司虽然开展了“西进运动”，但过于封闭的专利标准和陈旧的想法阻碍它们“开放文化”――互联网文化的基石。
Barnes & Noble是一个投入硅谷怀抱没有吸收硅谷精神的典型。当Barnes & Noble在2009来到硅谷并开发了电子阅读器Nook时，这家公司极不情愿开放Nook的app以及丰富的图书资源，他们把整个Nook生态封闭起来而不是试图让他们兼容别的平台。这么一来，资源提供者们的客户就只有Nook用户这一微不足道的群体。B&N对开放系统的认识也暴露无遗。作为结果，当时的CEO William Lynch因为设备销量不足而下台，Nook在后来也终于向其它平台开放。
2. 成功者们的经验
沃尔玛于2011年收购了初创公司Kosmix――其电子零售部门研发主力@WalmartLabs的前身。自此之后的一系列收购使得这个传统零售巨头迅速掌握了在数据、移动技术、搜索和社交科技方面的开发和使用方法。这些东西促成了的新搜索引擎，这个引擎为沃尔玛带来额外20%的实际购买量。
福特把它的硅谷办公室视为一个和整个组织有机结合的成分。资深技术管理人员K. Venkatesh Prasad大部分时间都在福特密歇根总部和硅谷办公室之间穿梭，他说：“硅谷办公室是福特全球研发部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是一个团队，一起工作。我们有一系列共同合作的研发项目。”这些项目中包括利用3D打印，内嵌式电子设备和软件技术的6周快速建模和一些跨地区的合作计划。
这些企业带着开放和融合精神投入硅谷怀抱，获得迅速的正面回报，像由电子商务带来的销售增长、进入新兴市场和更短的产品开发周期等。
3. 硅谷基因的直接嫁接
除了设立研发机构之外，这些硅谷移民还通过和大型公司建立伙伴关系来获得利益。宝马和苹果的合作就是个很好的例子。15年前，宝马第一次来到旧金山，和苹果首次将iPod集成到了宝马车中。帮助宝马制造了i3电动车型的Darren Liccardo表示，如果没有亲自来到硅谷，这种合作根本不会实现。“我们在整个组织内普及并推广新的想法”，Liccardo如是说。加州的研发人员通常要在慕尼黑工作上2到3年，而德国的高管们也会定期访问宝马的硅谷部门。
传统公司和硅谷之间的合作是双赢的互惠关系。前者得到了技术，后者得到发展需要的资金。2013年4月，通用电气以1.05亿美元购得了初创公司Pivotal 10%的股份。通用将会用Pivotal的技术帮助其软件部门开发更符合其未来远景的应用程序。GE全球软件中心的副主管Bill Ruh的评价还是那句老话：“如果你没有亲自来到硅谷，这一切是不会实现的。”
正如内裤外穿不能使你获得超人的能力那样，在硅谷开个分公司之类也不代表着你就真正地融入到这个文化体中了。既有宝马和苹果早期在车载娱乐系统上的甜蜜合作，也有Barnes & Noble这样的落寞者。聪明的合作者往往懂得谨慎且批判地从硅谷的独特文化中汲取养分并巧妙地使其和本身文化融合；在与伙伴的合作过程中，他们也是步步为营地各取所需。
二、互联网基因的三个维度
互联网是一种工具，但运营互联网却是一种思维方式。会用互联网、能评互联网与真做互联网，三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别。这不是经验的差别，而是思维方式的差别，甚至是思维惯性的问题。这种差别就是互联网基因，它有下面三个维度。
1. 平等文化
真正的互联网人是蔑视权威的，无论财富权力多高，是平视看待周围一切的，不会仰视也不会俯视，这是骨子里的基因。不是因为高傲，而是因为大家更相信平等与公平带来的自尊和自信能带来更大的创新创造力！高智商的工程师普遍具有理想主义情怀，每天面对着电脑写程序，必须严谨细致。同时又耳濡目染乔布斯、扎克伯格、施密特的创业故事和不羁的创新精神，往往心思活跃，天马行空。
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中，首先，上下级的观念必须淡化，同时工作关系要越简单越好，这样能给予创新产品以基本的土壤。在工作沟通时不会认为感觉到职级的差异，便于激发基层员工的创新精神。其次，企业内部必须有鼓励产品创新的氛围。在激励体制和组织架构上，必须以产品为中心，以市场成败来论英雄。
这种企业文化是和中国传统的国有文化是背离的，如果一家具有国资背景的公司要下水做互联网，那么就先反思自身是否具备了淡化的行政色彩、允许适度自由和鼓励创新、以产品成败为核心的企业文化。
2. 产品为王
互联网行业产品为王，用户体验至上。谁的产品能体贴入微地解决用户的需求，谁就能生存下来。在依靠一种核心产品吸引用户之后，可以建立排他性的产品优势。在此基础上扩充产品功能，逐步搭建平台，创造直接伸往用户终端的渠道。
首先，互联网文化是一种解决社会底层群众最迫切需求的文化，产品创新的同时，用户体验要非常好。例如，360公司的安全卫士从困扰小白用户的杀毒功能开始做起，慢慢延伸至桌面管理、系统维护、软件下载等领域，逐步搭建了一个桌面平台，牢牢抓住了用户的终端入口。其次，产品的基础功能必须免费。这已经成为互联网行业的基本共识。只有当产品取得了绝对的市场占有率，并且因此搭建了一体式平台之后，才能开始考虑盈利问题。谁考虑对基础用户收费，谁家产品就会失去最庞大的用户群体。
由于互联网行业不存在准入门槛，用户也是极其挑剔，在同类产品中的迁移成本很低，因此在面临竞争时，必须时刻注意用户的使用体验反馈，快速迭代版本，敏捷开发。在上一个功能没有取得用户的绝对认可之前，不能冒险开发下一个功能。那种抱着推出产品第一个版本就涵盖了大而全的功能的想法，已经证明了是一种失败的策略。如果有一天产品停止了更新，新版本不再具备新功能，那么用户流失就开始变成现实。在快速的版本迭代中新开发出来一个接一个的新功能，不断地加强用户的体验，才能牢牢抓住用户的心。
如果一家公司在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对用户的需求不敏感，停止了反映用户的诉求的版本迭代，那么它会面临强烈的挑战。如果公司内部开发流程或者沟通成本很高，产品的前景同样不容乐观。恰好有一种开发模式都符合这两个缺点，那就是产品开发外包。我们在后续会聊到具体的案例。
3. 模式创新
互联网上的创业者们发明了许多全新的商业模式，这些商业模式完全依赖于现有的和新兴的技术。利用技术，企业们可以以最小的代价，接触到更多的消费者。通过模式创新，互联网公司悄悄地腐蚀着传统产业巨头的地盘，当这些巨头觉醒时，生死已定。
每一次商业模式的革新都能给公司带来一定时间内的竞争优势。但是随着时间的改变，公司必须不断地重新思考它的商业设计。随着（消费者的）价值取向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一个行业，公司必须不断改变它们的商业模式。一个公司的成败最终取决于它的商业设计是否符合了消费者的优先需求。随着时代的进步，商业模式也变得越来越精巧。
互联网公司常常使用“饵与钩（Bait and Hook）”模式，也称为“剃刀与刀片”（Razor and Blades）模式，或是“搭售”（Tied Products）模式。在这种模式里，基本产品的出售价格极低，通常处于亏损状态；而与之相关的消耗品或是服务的价格则十分昂贵。比如说，剃须刀（饵）和刀片（钩），手机（饵）和通话时间（钩），打印机（饵）和墨盒（钩），相机（饵）和照片（钩），等等。这个模式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变形：软件开发者们免费发放他们的文本阅读器，但是对其文本编辑器的定价却高达几百美金。其中有三个诀窍：
（1）用付费产品来补贴免费产品。招徕顾客的廉价品是做生意的幌子，例如通过价格不菲的爆米花来补贴不赚钱的电影，或是通过餐厅里昂贵的红酒来补贴便宜的饭菜。免费还会以更多的形式出现，某种商品不仅仅是打折出售，而且是完全免费赠送。“内有免费礼物”或是更常见的免费样品就属于这种推销手段。这种免费的商业模式很久之前就存在了，我们很熟悉，而且它的表现形式也很直接，因此我们就不赘述了。
（2）用日后付费来补贴当前免费。赠送手机但必须使用移动通讯商两年以上的服务就是一个经典的长期交叉补贴案例。这种营销手段把手机服务从追求某个时间节点的收入延伸到更长的时间段。如果你使用了这种服务，那么就是未来的你在给现在的你提供交叉补贴。使用这种服务的人不会去多想每年要付的手机费，而是会因为今天刚拿到的免费手机而沾沾自喜。
（3）付费人群来给不付费人群提供补贴。类似的例子有俱乐部男士买门票而女士免票，“孩子免费入场”，富人多付税、穷人少付税（有时候不付税）的累进税制。把市场根据人们愿意付费的诚意和能力划分为不同的人群，是一种传统的定价理论。在这种情形下，免费以非常极端的形式出现，商家希望免费得到产品或服务相关的消费群体能够掏腰包。商家寄希望于不用掏钱的消费者能够吸引到掏钱的消费者（俱乐部女性的例子），或是可以带来会掏钱的消费者（小孩的例子），而且不用掏钱的消费者中日后有一部分人也会慷慨解囊。当你在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徜徉并欣赏建筑物奢华的装饰时，你确实不用掏钱，但是这些大楼的老板们希望你能够停下来去赌场赌一把，或是去商场血拼购物（如果你既去赌钱又去购物，他们会笑不拢嘴的）。
三、组织转型的六个策略
我国面临着很多迫切的互联网转型任务，其中既有掌握千亿市场份额的国有企业，也有各种教育、医疗、军事等组织，都需要“双空间”运行。如何以互联网的思维方式来应对互联网运营方式的冲击，如何用互联网基因来变革传统方式，如何有效调合两种运行方式，下面6个策略，值得参考：
1. 两个团队平行运作
在一些重要的传统组织中，要进行互联网的变革，一定要两条线。传统运营模式与互联网基因会产生冲突，不能把两种思路两条线放在一个团队里去干。
2. 衍生新的商业模式
对客户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变得很重要，成为提供优质服务和衍生新商业模式的基础。通过对客户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完成新的布局。携程网是个典型，2002年时，发现商旅客户不去五星级酒店而选择价位适中的酒店时，就合资成立了如家。近几年发现，自助游客户越来越多的倾向于寻找特色客栈度假时，则投资了中国古镇网等一系列新业务。
3. 一线进行决策
由于客户行为成为研究重点，用户体验是关键，所以一线人员具有最多的发言权。通过现有客户资源的深度挖掘，以提升重复购买率。通过大数据分析模型，了解客户的爱好，可以提高推荐成功率高，线上的所有设计都是为了拿到客户的行为数据，以最终达成线下更高的准确率。总之，现在是谁有数据谁有发言权。
4. 恰当时机的融合
什么时候整合线上和线下两个团队，必须在线下与后台系统做深度结合以后。完成线上线下的明确定位，让线上线下的业务形成的服务闭环，才能真正实现业务的全面转型。
5. 发展合作伙伴
定位自己的核心能力，开放平台，引入合作伙伴来完善服务，建立整合资源和产品包的营销能力。中国企业现在大多面临着由以前的提供产品到提供服务的转型过程，尤其是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千亿级企业，服务转型对于企业来说，就是由资源独占到资源共享的过程，然后基于这种数据或资源的架构进行自由选择和组合，提供按需服务。
6. 如何使用人才
如果是原来的机构内部产生互联网业务，其基本的人才架构应该是从既有的体系里衍生出来的，即便聘请互联网高人，那么高人能否打破企业既有的思维定式，在既有的资源之下重建人才结构，在总体生存压力下，能否让新兴的互联网业务毫无历史掣肘地、稳稳当当地按照互联网规律布局，这是传统机构内部需要突破的重点和难点。
（来源：中国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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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实习生、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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