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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为什么要不断改进技术改善管理,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率?企业这样做会产生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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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不断改进技术改善管理,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市场竞争力. 企业竞争力是指在竞争性的市场中,一个企业所具有的能够比其他企业更有效地向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并获得赢利和自身发展的综合素质.企业的竞争力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产品层,包括企业产品生产及质量控制能力、企业的服务、成本控制、营销、研发能力； 　　第二层面是制度层,包括各经营管理要素组成的结构平台、企业内外部环境、资源关系、企业运行机制、企业规模、品牌、企业产权制度； 　　第三层面是核心层,包括以企业理念、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内外一致的企业形象、企业创新能力、差异化个性化的企业特色、稳健的财务、拥有卓越的远见和长远的全球化发展目标. 　　第一层面是表层的竞争力；第二层面是支持平台的竞争力；第三层面是最核心的竞争力.从这一结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企业文化对企业增强竞争力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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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
经济研究论坛
当前位置： > 经济研究论坛
"2013年（第二届）国际经贸青年学者论坛"综述?
& 稿件来源：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继续扩大开放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要求，对于对外开放来说，能否摆脱对低端要素的过度依赖，能否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能否获得国际经济和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的规则制定权与主导权，能否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是中国国际经济学界亟需回答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由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杂志社及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共同主办，厦门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承办，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国贸纸业有限公司、厦门泛臣广告有限公司协办的&2013年（第二届）国际经贸青年学者论坛&，于日&12月1日在厦门大学召开。南开大学佟家栋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林桂军教授、南开大学盛斌教授、厦门大学彭水军教授、湖南大学许和连教授等就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等议题做了大会主题发言。来自南开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厦门大学、湖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早稻田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多所国内外高校和学术机构的学者以及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师生欢聚厦门，共享了一批富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 一、 全球经济治理与多双边经贸合作
&&&&&& 全球化与区域化是当前国际经济并行的两种潮流。在后危机时代，如何重建世界经济新秩序，如何开展多双边经贸合作，始终是学界关注的议题。与会学者就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 中国人民大学王孝松副教授通过在国际贸易引力模型中加入贸易壁垒因素，定量考察国外对华反倾销给中国出口贸易带来的影响。他使用年中国同24个贸易伙伴分行业的三维混合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贸易伙伴对中国商品实施的反倾销措施显著抑制了中国商品的出口。反事实模拟结果表明，尽管反倾销并未对中国出口造成根本性不利影响，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平均而言，反倾销使中国的出口额减少1?4&2个百分点，而发达国家的反倾销的抑制效应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反倾销带来的&贸易缺口&还具有显著的行业差异，并且在一些年份给中国相关行业对重要贸易伙伴的出口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春顶副研究员等探讨了德布鲁系数的计算，并在自由贸易协定生效措施方面介绍了德布鲁距离指标。他采用包括贸易成本的15国全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测算了目前的情况和潜在的亚洲贸易集团之间的德布鲁距离，计算结果显示，所有参与的亚洲国家将从亚洲贸易集团性安排中获益，除非这些自由贸易协定只能取消关税。与小国相比，大国将获益更多。亚洲自由贸易区、亚洲联盟和RCEP将使得成员国获益超过东盟10+3。
&&&&&& 湖南大学博士生吴钢等构建了一个国际贸易网络分析的新框架，将国际贸易流量网络扩展到国际贸易比重网络和国际贸易偏好网络，并按数值、比重和排名三种方式对不同纬度的国际贸易网络进行等级划分。通过采用2010年全球218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数据对不同纬度和不同等级的网络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国际贸易流量网络并不能全面反映世界各国及地区间的经济关系，不同纬度和不同等级的国际贸易网络与原始国际贸易完全网络在结构特征上存在较大差异。
&&&&&& 中央财经大学梅冬州助理教授等将Kiyotaki & Moore（1997）的&信贷周期&模型推广到开放经济中，引入借贷约束，建立了一个两国DSGE模型，分析了外生冲击下跨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模型中借贷约束的存在通过杠杆效应放大了外部冲击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同时扩大了经济波动跨国传递的影响。模型的脉冲分析和主要变量的二阶距表明，跨国贸易规模越大，企业借贷杠杆率越高，杠杆效应导致的跨国产出波动的同动性越高。即使没有考虑金融一体化带来的&新渠道&，模型仍可以产生跨国产出波动的高度同步性。对于理论模型得到的结论，文章搜集整理了91个国家年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验证，发现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一致。
&&&&&& 厦门大学王华副教授建构了一个反映两岸经济交互作用过程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用以考察两岸生产分工和贸易往来格局对于两岸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传导机制。通过对相关参数进行赋值校准，该文模型可以复制两岸经济周期波动及其协动性的部分特征事实，尤其可以较好地拟合我国台湾地区宏观经济波动的动态路径，对两岸产出波动的相关性也给出较为一致的预测结果。基于该模型的冲击响应分析与实验分析表明，与两岸贸易途径相比，两岸经济体外生技术冲击的相关性对于两岸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形成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两岸在参与全球生产分工和市场开拓中实现合作共赢的格局也已初步形成。
&&&&&& 二、 优化与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 中国对外开放已经三十多年，在新形势和新挑战下，如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如何从形态与体制方面优化开放结构？实现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的相互促进？如何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竞争新优势？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全面优化和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与会学者围绕企业内销、省际贸易与国际贸易之间关系等主题进行了探究。
&&&&&& 南开大学包群教授等研究了信贷融资对企业内销行为的影响。采用世界银行企业调研数据，通过将企业销售划分为本城市、省内其他城市、省外市场以及出口，该文考察了信贷融资对企业市场扩张的作用。结果表明，企业获取信贷资源不仅显著地提高了出口概率，而且也明显促进了企业成功进入其他省份市场。进一步研究表明，融资约束高、受到严重地方保护的企业的融资需求相对大，同时民营企业更为依赖信贷融资。该文研究不仅证实了完善的金融体系对企业市场拓展的重要作用，也表明消除区域贸易壁垒、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于扩大内需具有深远意义。
&&&&&& 厦门大学张少军副教授首次以中国5年30个省份的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在分析年中国省际贸易与国际贸易特征之后，构建了联立方程模型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第一，省际贸易与国际贸易均呈现出高地理集中度和高产品集中度的特征，但是这种高集中度并不影响中国省际贸易与国际贸易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第二，中国的省际贸易与国际贸易之间的传导机制表现为如下两条渠道：&沿海的省际调入&沿海的进口&沿海的省际调出&，&沿海的省际调入&沿海的进口&沿海的出口&，体现了隐藏在贸易活动背后的&中国内陆?中国沿海?全球&的分工体系。第三，在省际贸易与国际贸易之间的传导机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分工体系发挥的作用在下降，而国际分工体系发挥的作用却在上升，从而省际贸易在增长的相对位势上发生&塌陷&。
&&&&&& 厦门大学陈雯教授等基于产品与市场的二维分析架构，利用年的CEPII BACI数据库，全面刻画了我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的特征性事实，并对我国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年，集约边际主导了中国的出口增长且其对中国出口增长的贡献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提高国际市场占有率和劳动生产率对集约边际的提升作用显著大于对扩展边际的提升作用；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对集约边际的抑制作用大于对扩展边际的抑制作用；研发强度的提高和外资参与度的提高对集约边际起抑制作用而对扩展边际起促进作用。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胡宗彪等基于服务企业生产率可变，诠释了国际服务贸易成本下降通过企业内生技术选择效应促进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的微观机理。经验结果表明：更低的贸易成本与更高的生产率及更快的生产率增长相联系，且该效应主要体现在生产性服务部门，不过服务贸易成本下降的生产率及增长效应都要远远低于商品部门。在针对中国的检验中，不论是生产性还是生活性服务部门，其双边贸易成本下降并未带来服务业生产率及其增长的提升，而商品部门的表现与跨国分部门的经验结果一致。他们将这一现象称为&中国对外服务贸易成本的生产率效应悖论&。
&&&&&& 厦门大学王璐航使用中国海关年间数据，估计了针对中国出口市场和产品特征的需求函数。再结合中国年度制造业调查数据，她考察了质量与中间品投入选择的关系，发现进口行为与出口到北美和欧洲的产品的质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质量升级可能是一个特定的渠道，通过该渠道进口中间投入可以提高企业生产率。她还发现工资与质量正相关，这表明通过贸易自由化吸引富裕国家消费者可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技能提升。
&&&&& 三、 关于&引进来&与&走出去&
&&&&&& &引进来&与&走出去&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同时并举的两条路径。如何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加强外资的溢出效应？如何使得外资促进中国福利水平的提高？如何引导支持企业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如何创新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模式，支持&走出去&的企业相互协同、集群发展？这些问题需要中国在&引进来&与&走出去&的过程中积极探索。与会代表就海外研发机构、外资与工资差距、ODI等话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 浙江大学吴国杰等基于技术创新拓展模型，检验了海外研发机构不同技术密度的研发投资与我国不同类型研发投资的互补性，并研究了不同技术密度的海外研发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海外研发机构低技术密度研发活动对我国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大于溢出效应，会抑制我国技术创新；而海外研发机构高技术密度研发活动则相反。
&&&&&& 北京师范大学李宏兵等利用2002年和2007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CHIP），将劳动力个体特征变量与城市宏观变量相结合，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和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方法（IVQR），实证考察了外资进入对城镇居民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总体来看，外资进入对男性和女性工资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男性的工资提升作用明显强于女性，性别工资差距被拉大；第二，从技能水平看，尽管外资进入对不同技能水平的男性和女性工资均有正向影响，但二者差距仍被进一步拉大，且不同年份不同技能水平表现各异；第三，从收入分布看，外资进入总体上对中低收入群体性别工资差距的拉大作用强于高收入群体，且在不同年份均有一致表现。
&&&&&& 西南财经大学王珏副教授等以6家在非洲进行矿产投资的中国企业为例，通过研究表明：首先非洲东道国不完善的正式制度环境将削弱国有企业选择绝对控股或独资的意向；其次缺乏技术优势的民营企业在对非直接投资倾向选择合资，而我国政府的政策支持促使具备一定资源优势的大型民营企业更敢于选择绝对控股甚至独资；最后，东道国不完善的正式制度环境、与我国之间的非正式制度距离对民营企业进入模式的影响小于对国有企业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我国企业在非洲投资时，企业的社会网络关系能够更好地促进其找到可信任的合资伙伴。
&&&&&& 厦门大学陈爱贞副教授等采用DEA法将中国6个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增长。实证分析发现，年期间，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增长而不是技术效率增长；装备制造业出口对其技术发展有抑制作用，中间品和成套设备进口对其技术发展都有积极效应。可见，装备制造业进口国外高端设备获取知识和技术溢出的同时，却疲于占据国外中低端市场，把自己锁定在低端分工水平上而抑制了技术发展。
&&&&&& 四、 新新贸易理论与空间经济学
&&&&&& 新新贸易理论与空间经济学，是当前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前沿。此次参会的代表报告的论文紧跟国际经济学主流，对多产品出口企业及其产品转换行为、进口与生产率、金融发展与异质性企业、制度成本与企业异质性、企业异质性与本土市场效应等命题展开了深入研究。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勇兵副教授等运用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全面地刻画了多产品出口企业及其产品转换行为的特征性事实，并进一步分析了企业内产品转换行为与中国出口企业绩效之间的动态联系。结果发现，中国的出口活动存在双重集聚现象，出口集聚在少数大型出口企业与多产品企业出口集聚在核心出口产品；多产品出口企业的产品转换行为可以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但这一影响存在着一定的所有制和区域差异。
&&&&&& 中央财经大学周世民副教授等使用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探索进口与企业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联系。通过异质性比较发现，进口企业在主要规模和效率指标上都优于非进口企业，就全要素生产率而言，单边进口企业的生产率水平高于非进出口企业，双向贸易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也高于单边出口企业。然而，进口活动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正向联系是由进口学习效应而非自我选择效应引致。对于非出口企业、加工贸易出口企业和出口企业中的非加工贸易企业，都没有发现进口行为的自我选择效应，但是非出口企业和加工贸易出口企业都能从进口中获益，而出口企业中的非加工贸易企业却未能获得进口学习效应。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曹亮教授等采用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研究了金融发展对于不同外部依赖度行业的异质性企业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促进了外部融资依赖度高行业中的新兴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出口决策行为，同时对外部融资依赖度较低行业中的国有企业也有很显著的正影响。研究还发现，金融发展对于不同规模企业的出口决策都有积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而增大。此外，各地区间地理位置的不同也导致了金融发展对东部和东北地区的企业的出口决策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
&&&&&& 中央财经大学高云龙以经典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为基础，引入衡量消极制度因素的&制度成本&概念，将企业的异质性表达为生产率与制度成本二者的结合，分别对封闭和开放两种情形进行了分析。封闭情形下，高制度成本降低企业进入门槛，降低企业生存周期，提高企业的投机经营动机；开放情形中，高制度成本具有出口推力作用，迫使部分企业离开国内市场，形成表面的促进出口作用，但制度成本的存在扭曲了出口中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在长期，高制度成本抑制出口和生产率提高，因此在未来我国应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多项制度进行改革，打击腐败与寻租，约束地方政府行为，以便于降低企业的非生产投入。
&&&&&& 厦门大学杨曦等构建了一个完全一般均衡模型，以分析包含企业异质性和资本跨国流动的本土市场效应。该模型研究了在工资率、公司股价以及福利等方面的国际不平等。该文证明当发生贸易自由化时，存在一个工资率倒U型的国际不平等。然而，公司股价的国际不平等始终被放大，由于有利于小国的出口企业导致了更强的再分配效应。该文还发现，贸易自由化并不总是促进不同的国家在福利水平上的收敛，原因在于出口方面的企业异质性和固定成本。
&&&&&& 五、 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 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引起的全球经济秩序的调整和国际贸易政策的演变，关系到全球贸易与投资的发展趋势。中国作为碳排放大国和贸易大国，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国际贸易政策的调整，显得尤为迫切。为此，本次论坛的学者就空间集聚和气候变化之间的机制、加工贸易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碳生产率、碳排放的结构分解与影响因素、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的差异、跨境外部性的单边和多边气候政策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
&&&&&& 厦门大学武力超等运用99个国家年的面板数据，用新近发展的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考察了空间集聚和气候变化之间的机制转移效应。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假设，城市化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个连续平滑转换的机制，城市化将以阈值为界，从一个机制转换到另一个机制，且新旧机制之间不同。实证结果支持了城市化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存在着机制转换效应；在不同的转换变量水平下，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城市化水平之间有不同的曲线关系。
&&&&&& 浙江理工大学张少华副教授等依托中国30个省份年的数据测算出考虑产出的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对加工贸易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展开深入分析。研究表明，加工贸易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意味着在初期，从事加工贸易可以改善中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然而随着加工贸易规模的不断增长，尤其当加工贸易占货物贸易的比重超过0?35的临界值时，加工贸易将对中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效应。与此同时，研究也发现，出口和进口在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中有着完全相反的作用，加工贸易进口可以促进中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而加工贸易出口却有损于中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李小平教授等采用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在测算出各国考虑产品异质性的出口复杂度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碳生产率等因素对出口复杂度演进的影响，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碳生产率作为一种新的比较优势决定因素，对提高各国出口复杂度至关重要；第二，各类资本禀赋与出口复杂度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在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中存在差异；第三，自然资源禀赋不利于出口复杂度提升的&资源诅咒&现象更容易在低收入国家出现，高收入国家的国家制度和基础设施等对出口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经济开放度扩大更有利于低收入国家的出口复杂度提升。
&&&&&& 厦门大学彭水军教授等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序列，评估了年中国生产侧碳排放和消费侧碳排放。结果显示，研究期间中国生产侧碳排放和消费侧碳排放均出现大幅的增长，而生产侧碳排放一直高于消费侧碳排放，并且在&入世&后，这种差距呈持续扩大趋势。中国大量的生产侧排放服务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最终需求，呈现出&发达国家消费，中国污染&的现象，而中国消费侧排放主要发生在国内。进一步结构分解结果显示，国内生产部门碳排放强度的下降是抑制中国生产侧排放和消费侧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但是这种抑制作用近年来有减弱趋势。国内最终需求规模的增长和国内生产部门投入结构变化则是推动中国生产侧碳排放和消费侧碳排放增长的两个重要因素。对于中国生产侧排放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因素还包括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前向产业关联的变化以及国外最终需求来源地结构的变动。
&&&&&& 山东大学李爱军等评估了伴随着各种跨境外部性的单边和多边气候政策的影响。为此，他们开发了一个理论性的一般均衡框架，该框架能够结合跨境外部性和恰当的评估单边和多边气候政策。主要结论表明：首先，单边气候政策将导致多种跨境外部性，包括竞争力问题、跨境反弹效应以及碳泄漏。此外，这些跨境外部性可能是相互作用的。其次，各项跨境外部性的功能成为世界减排的障碍，因而限制了主要经济体参与到世界减排当中。最后，大的减排任务意味着对每个经济体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这对达成稳定的协同减排国际协议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 六、 结语
&&&&&&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与全球经济秩序均处于迅速变化和重新调整之中，全球竞争更加激烈，中国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从内部压力来说，中国经济也面临着诸多深层次矛盾，经济发展方式亟需转变。如何继续扩大开放和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开放与改革的良性互动，已成为中国国际经济学界的新课题。中国国际经济学界仍需负重前行，本届论坛希望能够营造一个良好的开端。
&&& 作者：张少军、彭水军、林季红，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邮政编码：361005，电子信箱：, , 。
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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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匿名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4)04-0020-10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高速的发展，以国内生产总值计，到2010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也迎来了新的增长高峰，其不可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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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4)04-0005-05当前，中国经济正在进入“转型期”和“换挡期”，转型和换挡的意义可能远比我们过去所理解得要深刻。直到年，大多数人还认为只要采取积极的宏观经济…
作者：盛鹏飞杨俊陈怡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10期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4)04-0020-10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高速的发展，以国内生产总值计，到2010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也迎来了新的增长高峰，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资源的高消耗、能源的高消费、碳排放的高增长以及其他污染物如二氧化硫、COD、粉尘等排放的增长。参照美国能源部的数据，中国在2005年也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家，占全球碳排放的22.35%左右。一方面，碳排放等环境污染物的增加对中国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06)估计环境污染将每年侵蚀掉8%到12%的GDP；另一方面，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碳减排成为全球社会新的重要议题，作为全球碳排放最大的国家之一的中国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压力，2009年中国政府主动承诺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到50%。因此，如何正确认识碳减排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中国经济由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由忽略环境增长到环境友好型增长转变的关键。要认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需要构建有效的生产分析框架。现有包括非期望产出的生产分析框架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将非期望产出直接引入到生产函数之中；另一种是将非期望产出通过一定的变形，将其倒数形式或者负数形式引入到生产函数之中。第一种方法是基于非期望产出的弱可处理性原则，也即非期望产出的减少是有成本的，这种观点符合物质平衡规律和基本的生产理论。[1]第二种方法是认为非期望产出可以通过一定的变形转换成正向的变量，从而能够以强处理性原则来满足期望产出和变形后的非期望产出都增加的情况。[4]在非期望产出被先验地认为弱可处理的情况下，环境技术效率指标的构建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保证投入固定，期望产出增加和非期望产出降低的情况下来构建环境技术效率指标。[1-3,5]另一种方法是在保证投入和非期望产出不变，期望产出增加的情况下来构建环境技术效率指标。[6]在非期望产出被先验地认为是强可处理的情况，环境技术效率指标的构建也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保证投入和非期望产出的变形(如倒数或者负数)不变，而期望产出增加的情况下来计算环境技术效率；第二种方法是在保证投入固定，非期望产出的变换形式和期望产出都增加的情况下来测度环境技术效率。[6]
在模型构建方面，基于Luenberger(1992)提出的短缺函数(ShotFunction)，[7]Chung等(1997)构造了方向性距离函数(DirectionalDistanceFunction)，并在投入固定、期望产出增加和非期望产出降低条件下来建立环境技术效率。[1]Tone(2001)基于SBM(Slacks-BasedModel)模型提出了一种采用投入松弛和产出松弛来测度环境技术效率的方法。[8]Portela等(2004)提出了一个考虑非期望产出的RDM(RangeDirectionalModel)模型来测度环境技术效率，这种方法保证了测度结果不随样本单元和变量转换的变化而变化，从而能够更好地适应于非期望产出的负数形式的引入，然而由于RMD模型主要依靠距离生产前沿最远的样本点来测度样本的效率，并不能在样本比较中产生一个有效的效率值和排名。[9]Sharp等(2007)在RDM模型基础上提出了修正的SBM模型(MSBM)，MSBM模型继承了RDM模型的优点，同时将投入松弛和产出松弛考虑在效率测算中，从而获得了更为有效的测度结果。[10]Kerstens和Woestyne(2011)提出了更为一般的Farrell距离生产函数(GeneralizedProportionalDistanceFunction，GPDFM)，从而能够将负的投入或者产出引入到效率测度过程中。[11]Sahoo等(2011)基于GPDFM生产框架，结合SBM模型，在假设非期望产出强可处理的条件下提出了一种新的效率测度方法，并采用1995年到2004年22个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GPDFM模型的结果介于MSBM模型和RDM模型之间，但是基于所有模型的效率排名并没有变化，因此可以采用任何一种DEA模型来进行环境技术效率的分析。[6]基于上述理论与方法，大量的文献考察了环境约束下中国整体、中国工业和鄱阳湖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12-15]并讨论环境污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然而既有研究是将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综合起来计算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并不能区分期望产出增加与非期望产出降低的效率。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分析：(1)在方向性距离函数(DDF)的基础上来构建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Non-RadialDDF)，从而能够使生产技术满足期望产出尽可能增加和非期望产出尽可能降低，并尝试建立经济增长效率指标和碳减排技术效率指标；(2)由于经济持续增长和碳排放持续降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本文利用逼近理想解法(TOPSIS)[16]建立了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协调度指标；(3)采用中国29个省1998年到201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中国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实际情况，并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
二、经济增长效率与碳减排技术效率分析框架本文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构建包括碳排放在内的生产前沿，然后采用非径向DEA模型分别测算经济增长效率和碳减排技术效率，并且基于TOPSIS方法建立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协调度指标。(一)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生产技术T表示投入x可以生产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并且满足如下要求：(1)零结合性(NoFreeLunch)，即在非期望产出生产为零的条件下，期望产出也不会生产；(2)有界性(Boundedness)，在一定条件下，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是有限的；(3)强可处理性(StrongDisposable)，投入、期望产出可以获得生产前沿以下的任何生产点；(4)弱可处理性(WeakDisposable)，即非期望产出的降低是有成本的；(5)凸性(Convexity)，即生产技术符合边际产量递减规律。[5]Shephard(1970)创造性地提出了产出距离函数(OutputDistanceFunction)，[17]将非期望产出如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引入到模型中：表示在当前技术水平下，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可以按照同等比例来增加或者降低。由于Shephard产出距离函数并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目标，因此Chung等(1997)提出了方向距离函数：[1]
表示在当前技术水平下，生产方式可以转向增加期望产出降低非期望产出的形式，从而满足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状况。尽管方向性距离函数解决了期望产出增加和非期望产出降低的情况，但是其并不能反映实际经济活动中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真实变化，因此本文构建了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NDDF)：其中，表示扩展的方向性距离函数，表示期望产出增加的权重，表示非期望产出降低的权重，NDDF距离函数可以反映在现有技术约束下非期望产出尽可能降低而期望产出尽可能增加的情况，同时另一方面权重的确定又可以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引入人们的预期，从而使得生产效率的测度更加符合人类自身的意愿。图1三种生产函数对比图1表述了Shepard距离函数(DS)、方向性距离函数(DF)和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DG)的具体情况，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当将期望产出从提高到时，Shepard距离函数则需要将非期望产出从增加到S，而方向性距离函数则可以将非期望产出降低到F，使其符合人们的预期和生产技术的发展，而NDDF距离函数则更加富有弹性，它根据经济体的实际情况可以保持非期望产出不变，也可将非期望产出降低到或者更低的点，从而其包容性更强，更能满足生产技术发展的要求。
(二)经济增长效率与碳减排技术效率以中国29个省、市和自治区等①为生产决策单元(DMU)，每个DMU采用劳动(L)、资本(K)作为投入变量，采用地区生产总值(Y)和二氧化碳排放量(C)作为产出变量，然后基于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建立如下的CRS-DEA模型：通过上式，我们可以得到第j个生产决策单元的最佳地区生产总值和最佳碳排放，因此经济增长效率和碳减排技术效率可以定义如下：DNDEE和UDNEE分别表示经济增长效率和碳减排技术效率，并且都是介于0和1之间的一个数值。DNDEE表示在当前技术条件下地区生产总值与最佳地区生产总值之间的相对距离，当DNDEE趋于1时表明地区经济增长效率较高，而趋于0则表明地区经济增长效率较低；UDNEE表明最佳的碳排放与地区实际碳排放之间的距离，1-UDNEE则表明了地区的碳减排空间，当UDNEE趋于1时表明地区碳减排技术效率较高，碳排放量趋于最佳碳排放量，而当UDNEE趋于0时表明地区碳减排技术效率较低，碳排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重视和治理。(三)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调度指标的构建Fare等(2007)用“没有不冒烟的火”形象地描述了在没有非期望产出(如碳排放)产生的同时，期望产出也将不会被生产，[3]但是经济发展也没有像Shephard产出距离函数描述的那样悲观，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提出了一种新的生产技术来满足在期望产出尽可能增加的同时非期望产出尽可能地降低，从而能够提出允许经济发展在“生更大的火”的同时“冒更少的烟”的分析框架。但是在实际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技术、产业结构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从而不同地区或者同一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在处理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关系上并未达成一致。然而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个地区来说经济增长和碳减排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关注经济增长效率与碳减排技术效率之间的协调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经济增长效率与碳减排技术效率均是在现有技术水平约束下实际的资源配置与最优的资源配置之间的差距，因此经济增长效率与碳减排技术效率之间的协调性并没有违背“没有不冒烟的火”的原则，而是指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实际经济增长水平与最高经济增长水平的距离和实际碳排放水平与最低碳排放水平之间的距离的协调。从而经济增长效率与碳减排技术效率之间的协调性是技术约束下的协调，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协调。
最后，在Hwang和Yoon(1981)提出的逼近理想解法(TOPSIS)[16]的基础上，本文构建方向性协调度指标来衡量经济增长和碳减排的协调性，即利用经济增长效率对否定理想解的相对接近度、碳减排技术效率对否定理想解的相对接近度来构造协调度指标：其中：DDEE为经济增长效率到理想解的距离，DUDEE为碳减排技术效率到理想解的距离，UDDEE为经济增长效率到否定理想解的距离，UDUDEE为碳减排技术效率到否定理想解的距离。H为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相对协调度，它是一个介于0和1之间的数据。当H=0.5时表示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调发展；1＞H＞0.5表示第i个省份处于碳减排滞后于经济增长的不协调状态；而当0.5＞H＞0表示第i个省份处于经济增长滞后于碳减排的不协调状态。三、中国省级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一)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本文所采用的是中国1998年到2010年29个省级面板数据，共计包括13年的序列、30个截面和390个样本点，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对于物质资本存量，基于永续盘存法，采用张军等(2004)[18]的研究结果，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为计算对象，以隐含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为价格缩减指数，以固定资产经济折旧率为9.6%来计算中国1998年到2010年的物质资本存量：其中：i为第i个省，j为第j年，K为物质资本存量，I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δ为经济折旧率。对于劳动力，本文采用年底全社会就业劳动数来进行测度；对于地区生产总值，本文采用以1998年为基期的地区生产总值来进行刻画。对于二氧化碳排放，结合《中国统计年鉴》的划分将所有的能源种类包括在内，其中有原煤、洗精煤、其他洗煤、型煤、焦炭、焦炉煤气、其他煤气、其他焦化产品、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炼厂干气、其他石油制品和天然气共计17种，采用IPCC(2006)公布的数据来计算碳排放量：
(二)中国区域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现状由于碳排放强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相关数据中可以发现：全国和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在1998年到2002年显著下降，但是从2002年到2006年则有一定的抬头。结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地区司气候办(2006)的数据，本文认为在这期间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且低碳经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并且本文发现这期间各个省份均迎来了新一轮的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的热潮，如全国层面的第二产业占比增加了3.16个百分点，各省的平均值则增长了5.85个百分点，从而导致了这期间的碳排放强度不降反升的状况，然而随着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各个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在2006年之后明显改善；从分地区的差异来看，东部地区的碳排放强度最低，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在1998年到2008年之间并没有太大差距，但是中部地区在2008年之后的下降幅度最大，因而西部地区成为碳排放强度最高的区域。四、中国省际经济增长效率与碳减排技术效率的测量(一)中国省际经济增长效率的空间变化1998年到2010年中国各省的经济增长效率的空间变化为：②(1)从全国层面来看，中国总体的经济增长效率在不断下降，说明中国尚未实现从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的转变，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于资源的投入，而技术则出现了不进反退的境地；另一方面标准差的持续下降也反映了区域内各个省份的经济增长效率的差异性在不断拉大，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日益拉大的区域不平衡现象。(2)从区域划分来看：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效率最高，并且在样本期内没有明显变化，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效率较低，并且有明显的下降趋势。(3)从东部省份的变化来看，除天津、海南、河北和山东之外，所有省份的经济增长效率均有所增长，说明东部地区的大多数省份都正处于从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阶段，技术已经逐渐成为其经济发展的新动力。(4)从中部地区的变化来看，所有省份的排名均有明显的下降，说明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省份的经济增长正在进一步粗放化，技术有明显的不进反退现象。(5)从西部地区的变化来看，其经济增长效率均处于较低的水平，但是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并且在2007年之后其经济增长效率有微弱的增长，说明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长期落后，其经济增长也主要源于资源的大规模投入，技术并没有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
结合中国正在发生的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现象，随着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增加、资本的快速流动和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但是产业转移主要依托于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转移产业也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能源矿产开发和农产品加工等对技术要求不高的产业，其一方面对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产业转移并没有为中西部地区带来有效的技术溢出，不能促进其地区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反而冲击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资本投资和技术发展的相对比较优势，加速了中西部地区的粗放化经济增长模式。(二)中国省际碳减排技术效率的空间变化1998年到2010年中国各省碳减排技术效率变化为：③(1)全国平均水平从1998年到2010年有一定的上升趋势，但是其仍处于较低水平，以2010年来看，全国平均的碳减排效率为0.82，说明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中国仍有18%的碳减排空间。(2)东、中、西部地区的碳减排技术效率均有所增加，其中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并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碳减排效率的标准差均有一定的下降，而西部地区则有所上升，说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差异在不断降低，而西部地区的差距则有扩大的趋势。(3)就东部各省份而言，除上海和广东持续保持领先之外，其他省份均有较大程度的好转，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在2010年成为碳减排的最佳实践者，这主要得益于北京市长期推动的产业结构转型和污染型企业的转移政策。(4)中西部地区除湖南和江西之外，其他省份的碳减排技术效率也有微弱的好转现象，而湖南和江西在样本期内碳减排技术效率则持续恶化。(三)中国省际碳减排技术效率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协调性分析1.中国省际碳减排技术效率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对比分析图2报告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效率与碳减排技术效率的变化状况，从中可以发现：(1)整体上经济增长效率与碳减排技术效率的差异在不断减小，说明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碳减排的责任，从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趋向“又好又快发展”。(2)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效率与碳减排技术效率的差距最小，并且到2010年碳减排技术效率已经超过经济增长效率，说明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化，碳排放正在趋于减少，然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效率和碳减排技术效率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从另一方面也表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碳减排还有较大的空间。(3)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效率与碳减排技术效率的差异最大，这是因为中部地区作为中国资源储备相对丰富和资源开采技术较为成熟的地区，其资源密集型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据较大的优势，从而导致了碳减排技术效率的相对低下。(4)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效率与碳减排技术效率的差异较低，并且差距降低的幅度最大，由于东部地区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并且产业结构正处于不断优化的阶段，环境污染尤其是碳排放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日益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因此其经济发展模式正从粗放型模式向集约型模式转变，并将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协调发展的地区。
图2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效率与碳减排效率对比2.中国省际经济增长效率与碳减排技术效率的协调性分析根据方向性协调度指标测度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效率与碳减排技术效率的协调度，图3描述了该协调度的变化。从中可以发现：(1)从全国平均水平而言，1998年到2010年协调度指标均在0.6以上，说明在中国存在显著的碳减排滞后于经济增长的现象，并且协调度在样本期内有一定的增长，说明碳减排滞后于经济增长的现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没有获得新的改变。(2)中部地区的协调度指标最高、东部次之、西部最低，并且中西部地区在2002年到2006年的变化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等大规模的国家政策支持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并没有对碳减排政策进行有效的执行，从而导致了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并没有有效地控制地区的碳减排，另一方面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现象也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从而导致其碳减排不增反降。然而，自2006年以来中国实行了强有力的“区域限批”、“流域限批”和“行业限批”等政策，从而为地区碳减排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碳减排趋于协调。图3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效率与碳减排技术效率协调性分析表1报告了中国省际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调性的动态变化情况，从中我们发现，在1998年有上海、广东、福建、江西、新疆和青海等七个地方处于协调状态，其他省份则均处于经济增长领先于碳减排的状态；对于新疆和青海，其在样本期内均处于协调状态，这主要是由新疆和青海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以及工业化程度较低造成的；对于陕西、江西、福建、上海和广东等五个在样本期初处于协调状态的省份，其在样本期内均存在显著的从协调发展到碳减排滞后于经济增长的趋势，说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些省份忽视了对碳减排的关注，而过分地注重经济增长的效果；对于在1998年处于不协调的省份，辽宁、湖北等在初期碳减排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的省份出现了从不协调到协调过渡的现象，而初期不协调程度较低的省份如内蒙古自治区、甘肃、河南等其不协调程度在进一步加深，从另一侧面也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协调性程度有趋同的趋势，在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尽管存在着资本密集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污染密集型企业等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但是客观上也促进了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产业技术的提高，从而导致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的协调度呈现出趋同的趋势。
本文通过扩展Chung等(1997)[1]提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来构建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并提出了经济增长技术效率和碳减排技术效率，然后利用TOPSIS方法建立了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调度指标，采用中国29个省1998年到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论如下：从经济增长效率来看，总体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效率有一定的下降，说明在当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实现从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的转变，经济增长还主要依赖于资源的投入。东部地区正在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但是中西部地区仍然处于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并且在产业转移大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有进一步粗放化的趋势。从碳减排技术效率来看，在逐步融入低碳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总体的碳减排技术效率较低，碳减排依然有较大的空间；东部地区的碳减排技术效率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碳减排技术效率相对于经济增长效率有较大的差距，表明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过于注重经济增长的迹象，但是碳减排技术效率与经济增长技术效率的差距正在不断减小，从而预示着碳减排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美好前景。从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发展的协调性来看，总体上中国经济发展与碳减排协调度从1998年到2010年有一定的上升，说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碳减排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中部地区的协调度指标最高、东部次之、西部最低，本文认为这主要是中部地区由于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较为成熟的自然资源开采技术从而导致中部地区工业化程度尤其是重工业化程度相对于东西部较高，而西部地区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碳减排的压力较小，但是西部地区的碳减排技术效率最低，从而其碳减排空间最大。最后，本文的结论表明中国存在显著的碳减排滞后于经济增长的现象，并且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从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增长，从而为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因此，本文认为中国应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促使经济发展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大对产业转移的管理，避免东部地区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转向中西部地区，从而实现东中西部地区共同的产业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①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和宁夏等五个地区并未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
②限于篇幅，图表未予列示，有需要可与作者联系索取。④本文将协调度值位于[0.45，0.65]之间的省份认定为经济增长与碳减排协调发展的地区。作者介绍：盛鹏飞，河南大学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环境经济与管理研究，邮箱：100.；杨俊，重庆大学教授，主要从事能源经济学、技术经济与管理等研究；陈怡，重庆工商大学讲师，主要从事环境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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