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堪舆与隋唐社会-兼议阴阳五行与隋唐堪舆的关系_历史百家争鸣_传送门
学术|论堪舆与隋唐社会-兼议阴阳五行与隋唐堪舆的关系
历史百家争鸣
摘要：阴阳五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的唯物观和方法论，也是构建堪舆文化的理论内核之一。以阴阳五行为切入点，深入剖析隋唐都城帝陵、“五姓相宅”说等堪舆理念。通过对隋唐风水名士的堪舆活动，以及隋唐时期民众选宅卜葬风俗的研究，揭示出“五姓相宅”等阴宅学说的虚妄本质和堪舆阳宅理论的科学合理性。从而揭开堪舆文化的神秘面纱，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关键词：阴阳；五行；堪舆；风水；阴阳五行 风水又名“相地术”，古称“堪舆术”，是选择阴宅(坟墓)、阳宅(住宅)择吉避凶的术数。选阴宅是为了荫庇子孙，择阳宅是为了人丁兴旺，福禄双全。《黄帝内经·序》曰：“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凡人所居，无不在宅，虽只大小不等，阴阳有殊，……故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若安，即家代吉昌；若不安，即门族衰微。”风水学家将山称为阳，水称为阴，山南水北称阳，山北水南称阴。追求地形要“负阴而抱阳”，背山而面水。日常的生活实践让先民深刻体验到“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①，故而风水家择地必“相其阴阳”，唯有“阴阳和合，风雨所会” 的风水宝地，方能“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②。风水师还把山态的圆、直、曲、锐、方，取类比附为金、木、水、火、土等五行，名之曰“五星形体”，认为五种山形若按五行相生排列即是“生龙”③。唐代卜应天《雪心赋》卷1中云：“详察五星之变化。”这里的“五星”即指“五星形体”。另外，尚有“阴龙”、“阳龙”、“阴阳水”、“五家五行”等等，足见阴阳五行是风水术的理论内核。尤其是起源于两汉，盛行于隋唐之际的“五姓相宅”学说。是这一时期的堪舆文化的主导理论，阴阳五行学说在其中的应用发挥更是淋漓尽致。一、隋唐风水名士（一）隋唐堪舆“双子星座”历代风水家与命理学家、相术家等皆各执一端，互相攻讦，一争雌雄。对此，唐代李淳风曾扮演和事佬的角色，以超然物外的态度言到：“八分相，八分命，八分坟宅，共凑二十四分，乃为全吉。”④这样似乎可以息事宁人，各得其所了。可风水家仍不甘雌伏，力辩道：“相貌命分虽并重要，皆出于坟宅之中，而坟宅为尤重。若以为坟宅无关于后人，一听之于相貌命分，则公侯将相安从而致?”⑤ “余尝论三才之道，地道为独重。盖凡在天之丽，莫不由于地，而人则有以相论者，有以心论者，有以命论者。然相生于心，心复生于命，命虽在天，其本则根于地。” ①风水学家这样认为，也自有其一定的理由。因为面相与命运都是先天决定的，是无法变更的事实。相术和命理学也只是起到预测的功能，并不能改变命运。然而风水的阴宅学说却可“夺神功，改天命”，风水家不甘雌伏也就自然不足为怪了。唐太宗未即位时，温大雅曾“数陈秘策，甚蒙嘉赏”，官至礼部尚书，封黎国公。据《旧唐书·温大雅传》载：“大雅将改葬其祖父，筮者日：‘葬于此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将含笑人地。’葬讫，岁余而卒。”此后，其弟温彦博果然青云直上，于贞观十年升为尚书右仆射。无独有偶，咸亨三年（672年），唐高宗因病欲辞位武则天，时任检校兵部尚书的郝处俊挺身力谏曰：“尝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违反此道，臣恐上则谪见于天，下则取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伏乞特垂详纳。” ②高宗于是作罢。郝处俊由是埋下了祸根，及至后来“处俊孙象贤，垂拱中为太子通事舍人，坐事伏诛，临刑言多不顺。则天大怒，令斩讫，仍支解其体，发其父母坟墓，焚爇尸体，处俊亦坐斫棺毁柩。” ③对于此事的结局，风水家认为非是武则天挟私报复，而归咎于盛行唐代“葬压龙角，其棺必斫”的风水观念。④追本溯源，这种观念实则来源于魏晋堪舆经典《青囊海角经·中集》：“葬龙唇，按龙角，不三年自消索，出人少死外逃亡，存殴幽冥皆不乐。葬龙角，按龙唇，不久儿孙作配军，飞来灾祸重重见，八卦流年不顺情。”相传《青囊海角经》的流传与丘延翰有关，据《古今图书集成》卷679引《山西通志》记载：丘延翰，闻喜人。永徽时，有文名。游太山于石室中，遇神人授玉经，即《海角经》也。洞晓阴阳，依法扦择，罔有不吉。开元中，为县人卜葬地，理气交见。太史奏曰：‘河东闻喜有天子气。’朝廷忌之，使断所扦山，诏捕之，大索弗获。诏原其罪。诣阙，陈阴阳之说，以天机等书进呈，秘以金函玉篆，号《八字天机》。拜亚大夫之官，祀二仙祠。丘延翰有此等奇遇，冠以唐代堪舆界“双子星座”之一，的确是实至名归。而另一位风水名宿杨筠松，更是名噪一时，风行四海。《古今图书集成》卷679引《地理正宗》记载，杨筠松“字叔茂，窦州人。寓江西，号‘救贫先生’”。唐僖宗时期贵为“国师，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掌灵台地理事”。黄巢义军攻破长安之际，杨筠松“乃断发入昆仑山步龙。一过虔州，以地理术行于世，称救贫仙人是也”。魏晋以降，风水术日渐繁盛，代有新人，相关著述亦是汗牛充栋。迨及唐代，遂分为两大流派。明代王祎《青岩丛录》云：后世言地理之术者分为二宗:一曰宗庙之法，始于闽中，其源甚远，至宋王伋乃大行。其为说主于星卦，阳山阳向，阴山阴向，不相乖错。纯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克之理。其学浙间传之，而今用之者甚鲜。一曰江西之法，肇于赣人杨筠松、曾文辿，及赖大有、谢子逸辈，尤精其学。其为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专注龙穴砂术之相配，其它拘忌，在所不论。其学盛行于今，大江南北，无不遵之。[①]其中所谓“大江南北，无不遵之”，绝非夸饰之词。杨筠松在堪舆学上具有极其崇高的地位，与孟子在儒学上的地位大致相当，其著作《撼龙经》、《疑龙经》、《青囊奥语》、《天玉经》、《都天宝照经》等，均为风水学中的经典著作。他本人扑朔迷离的死因，也似乎为他神乎其技的堪舆术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赣州府志》卷18《纪事志·轶事》明确记载：唐都监杨筠松避地于虔，谒卢光稠，为其卜地云出天子，卢遂改葬其父母，复问还有此地否？曰：“有，一席十八面。”曰：“何面出天子？”曰：“面面出天子。”卢恐他姓得之，遂毒杨。杨觉，携其徒曾文辿亟去之，至一处间，问何地名，曾答：“药口。”曰：“药到口死矣。”仇不可不报也。小子志之。说卢王于虔州磨车湾安水碓，十字路口开一井，则世世为天子矣。曾曰：“何谓也？”曰：“磨车湾安碓，单打卢王背，十字路口开井，卢王自缢颈。”后卢果疽发背，痛不能忍，缢死。赣府志。
杨筠松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开宗立派的堪舆大师，因为其堪舆术不仅尊袭了汉晋以来的阴阳五行学说，而且他结合亲身的踏勘山水实践，注重从自然环境中地形、地势及地物的影响，《地理正宗·青囊奥旨序》誉之为“曲尽地理造化运行之机，真参赞化育之大道”。（二）隋唐堪舆名僧除此两位唐代堪舆双子星座外，还有司马头陀、一行、浮屠泓等众多风水名僧。《古今图书集成》卷679引《江西通志》记载：司马头陀习堪典家言，历览洪都诸山，钤地一百七十余处，讫今犹验。一日，至奉新，参百丈曰:“近于湖南得一山，乃一千五百善知识所居。”百丈曰：“老僧可住否?”曰：“不可。和尚骨相，彼肉山也。”时华林觉为首座，询之，不许。一见典座灵佑，曰：“此为山主人也。”后往住山，连帅李景让率众建梵宇，谕于朝，踢号同庆寺。天下禅学辐辏焉，竟如其言。司马头陀的大名直至宋代，还时常被人用来借尸还魂。《古今图书集成》卷679引《江西通志》又载：“ (刘)潜，南康籍，哲宗时人。上世为司马头陀，著有《地理诸说》行世。永乐二年，得其书于佛像下，见《地理纂要》。” 《古今图书集成》卷679引《吉安府志》也有类似记载：“达僧姓刘氏，居安福下村水南院。师司马头陀，善地理之术，所著有《撼龙经》、《天元一气》诸书。世有传之者。” 司马头陀固然是一位深谙堪舆之术的高僧，但有唐一代擅长此道者不胜枚举。如唐代著名的天文学家和佛学家一行禅师，亦擅长风水术，他所撰《五音地理新书》30卷①，以及提出的“山河两界说”，对后世堪舆家们的“界水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故被专门罗列历代堪舆名士的《地理正宗》奉为正宗人物。还有一位武周时期的高僧浮屠泓，常游走于王侯贵胄间以售其术。《古今图书集成》卷679引《湖广通志》记载：浮屠泓，黄州人。武后时，尝为张说市宅，戒无穿东北隅地。他日见曰：“宅气索然，奈何?”与说共视东北隅，有三坎。泓惊曰：“公富贵一甘而已，诸子将不终。”说惧，将修之。泓曰：“客土无气，与地脉不连。譬身疮痛，补他肉无益也。”后，说子皆污戏斥死云。唐中宗神龙元年，仍有浮屠泓堪舆活动的身影。“相地者僧泓师，与韦安石善。尝语安石日:‘贫道近于凤栖原见一地，可二十余亩，有龙起伏形势。葬于此地者，必累世为台座。’” ②因韦安石妻担心结交江湖术士，会招来不测之祸，故将此地转给韦安石弟韦绦购去，葬下一个夭折的儿子。后来，韦绦果然官升太常卿礼仪使。（三）隋唐堪舆辨疑诸如上述，神乎其技的堪舆术百试不爽，令人如坠雾里云中。我们不妨从以下两则事例，或可见其中些许端倪。隋代著名术士萧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长沙宣武王懿之孙。博学多才，尤精阴阳术数。“及献皇后崩，上令吉卜择葬所，吉历筮山原，至一处，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然（隋文帝）竟从吉言。” ③萧吉预言隋朝国运两千载，显然滑天下之大稽，但此乃其导演策划的一场政治阴谋——退而告族人萧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谢余云：‘公前称我当为太子，竟有其验，终不忘也。今卜山陵，务令我早立。我立之后，当以富贵相报。’吾记之曰：‘后四载，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气应，上又临丧，兆益见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当有真人出矣。吾前绐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运也。吾言信矣，汝其志之。” ①可见此次择地受太子杨广之托，欲通过卜地荫护杨广登基。“及炀帝嗣位，（萧吉）拜太府少卿，加位开府。” ②萧吉一朝得势，便乘机报复与他素来不睦的杨素，“尝行经华阴，见杨素冢上有白气属天，密言于帝。帝问其故，吉曰：‘其候素家当有兵祸，灭门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后从容谓杨玄感曰：‘公家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为吉祥，托以辽东未灭，不遑私门之事。未几而玄感以反族灭，帝弥信之。” ③工于心计的萧吉，明知炀帝素来忌惮杨氏手握重兵，故托之改葬以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与萧吉同一时期的舒绰，堪舆手段也着实不俗。据《浙江通志》记载：隋代东阳人舒绰，稽古博文，尤善相家。吏部侍郎杨恭仁欲迁葬祖坟，延请舒绰等海内风水名家为其择选佳地。然纵说纷纭，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杨恭仁于是命人去葬地，各取样土一斗，密封起来，然后将之示众。唯舒绰所言毫厘不差，其言：“此土五尺外有五谷，得其一即是福地，世为公侯。”杨恭仁遂往其处挖掘，掘至七尺，果现一穴，贮栗七八斗。杨恭仁佩服得五体投地，时人皆奉若神明。④以今视之，舒绰神乎其神的风水术，不过是建立在自己长期的堪舆实践活动，对地质形貌环境等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如萧吉、舒绰能言机变者，毕竟寥寥无几。侯门一入深似海，自古伴君如伴虎。《东观奏记》上卷载：术士柴岳明洞阴阳术数，于公卿间声名籍甚。上一日召于便殿对。上曰：“朕欲为诸子孙□□□院，卿宜相其地。”岳明奏曰：“人臣迁移不常，有阳宅、阴宅。入阴宅、入阳宅者，祸福刑克，师有传受。今陛下居深宫，有万灵护卫。阴阳二宅，不言帝王家。臣不敢奉诏。”上然之，赐束帛遣之。面对扑朔迷离的时势，术士大多巧言令色以明哲保身。“阴阳二宅，不言帝王家”，赤裸裸地暴露了其欺世盗名的本质。二、隋唐风水理论（一）隋唐时期的阴宅观念司马承祯在其所著《天隐子养生书·安处篇》中，曾以居宅来阐释养生之道称：“何为安处,曰非华堂遂宇、重茵广榻之谓也。在乎南面而坐，东首而寝，阴阳适中，明暗相半。屋无高，高则阳盛而明多；屋无卑，卑则阴盛而暗多。故明多则伤魄，暗多则伤魂，人之魂阳而魄阴。苟伤明暗，则疾病生焉。” 侧面反映了阴阳观念对唐代风水学说的影响。而五行学说对隋唐风水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当时民间流行的“五姓相宅”，即将人的不同姓氏分别归之于“宫、商、角、徵、羽”五音，以此为理论内核来占卜宅地。唐初阴阳术数家吕才对此也曾说“《诗》称‘相其阴阳’。《书》云：‘卜惟洛食’。此则卜宅吉凶，其来尚矣。至于近代师巫，更加五姓之说。言五姓者，谓宫、商、角、徵、羽等。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吉凶，依此为法。” ①这一时期有《宅吉凶论》三卷、《相宅图》八卷、《五姓墓图》等多种专述卜宅的论著②，是民间家居生活的常备之书。敦煌文献唐写本伯3865号文书保存了较多的《宅经》残卷，上面也提到“可以家藏一本，用诫子孙，密之宝之”。③可见，隋唐风水学仍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并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较之风水阳宅理论，阴宅学说对隋唐社会生活影响更为至深。唐代不论官民，凡丧亡皆有“卜宅兆”、“卜葬日”的习俗④。唐代宗大历年间，婺州人士周士龙及其叔父以“能辨山岗，卜择坟墓之地”闻名乡党。“门庭车马如市，人之夭寿官位、吉凶厉害，一切以地断。”仅一次给兵马使娄瓘卜择墓地，周士龙就得财千余贯。⑤唐玄宗开元十五年，集贤学士徐坚告假葬妻，临行之时，特意造访张说请教阴宅墓葬之事。张说向其转述了风水术士泓师有关墓葬之论：“墓欲深而狭，深者取其幽，狭者取其固。……” ⑥另外，唐诗中有关卜阴宅葬地之诗句也不胜枚举，如杜甫《寄题江外草堂》和《寄赞上人》中有“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 ⑦、“一昨陪锡杖，卜林南山幽” ⑧之句，以及白居易《游蓝田山卜居》、《香山下卜居》等诗篇。时人重视阴宅葬地由是可见一斑。长安多大宅，列在街西东。往往朱门内，房廊相对空。枭鸣松桂枝，狐藏兰菊丛。苍苔黄叶地，日暮多旋风。前主为将相，得罪窜巴庸。后主为公卿，寝疾殁其中。连延四五主，殃祸继相钟。自从十年来，不利主人翁。风雨坏檐隙，蛇鼠穿墙墉。人疑不敢买，日毁土木功。嗟嗟俗人心，甚矣其愚蒙。旦恐灾将至，不思祸所从。我今题此诗，欲悟迷者胸。凡为大官人，年禄多高崇。权重持难久，位高势易穷。骄者物之盈，老者数之终。四者如寇盗，日夜来相攻。假使居吉土，孰能保其躬？因小以明大，借家可喻邦。周秦宅崤函，其宅非不同。一兴八百年；一死望夷宫。寄语家与国，人凶非宅凶。①白居易此首《凶宅》诗，绘声绘色地展现了长安城众多豪门大宅竟变为无人敢居的“凶宅”，以至于成了蛇鼠之窝。“人疑不敢买，日毁土木功”充分反映了当时民众宅居风水理念，营建新宅必请风水术士卜宅，当时人们深信宅地有“吉宅”和“凶宅”之分。居吉宅家康业旺，子孙昌盛。反之，居凶宅百病丛生，败家亡丁。天宝年间，韩朝宗就在长安南罗城发现一处大宅，“其宅中无人居，问人，云此是公主凶宅，人不敢居。乃知大凶宅皆鬼神所处，信之。” ②不唯大宅有凶宅，小宅也不例外。寇墉在永平坊曾购一小宅，“传授凡十七主，皆丧长。” ③即没人敢居，又无法卖出，方布施给罗汉寺，他才以四十贯从寺院廉价买去。当时太尉李晟府前也有一宅，因“相传甚凶”，“贫贱之人，固难安也。”④ 此宅被窦乂低价购买转赠李晟后，拆除其房舍改为戏马场。这种凶宅思想源于隋唐阴宅观念，当时民众普遍认为宅地风水好坏，关乎子孙后代的祸福兴衰。京兆城南杜陵后裔旺达，累世为公卿高爵，时人称其宅地有壮气，谓之“杜固”。唐初杜正伦和城南诸杜同姓异宗，请求与诸杜合谱不成，怀恨于心，私奏朝廷开凿“杜固”“泄其地气”⑤，自此杜固子孙后代一蹶不振。在唐代阴宅风水观念中，还有“金盏”、“玉杯”宅地之说。风水术士泓师曾言：“长安永宁坊东南是金盏地，安邑里西是玉杯地。”及后永宁坊、安邑分属王锷和马燧之宅。最终两者皆家败势穷被抄没归公，将王宅赏赐给袁弘、史宪诚等高官，“所谓金盏破而成；马燧宅（废毁）为奉诚园，所谓玉杯破而不完。” ⑥唐后期名相李吉甫与牛僧孺分别在安邑坊、新昌坊建宅，风水术士泓师亦称李宅为“玉杯”，牛宅为‘金杯’。“牛宅本将作大匠康聓宅，聓自辨冈阜形势，以其宅当出宰相。后每年命相有按，聓必引颈望之。宅竟为僧孺所得。”[②]正因“金盏破而成”，牛僧孺贬而复位；“玉杯破而不完”，李吉甫暴亡，其子李德裕也亡于贬地。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堪舆的阴宅学说，虽系虚妄之辞，确有其理论渊薮。隋唐风水观念主要秉承《葬书》发展演变而来的，《葬书》认为“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盖生者气之聚，凝结者成为骨，死而独留。故葬者反气纳骨，以荫所生之法也。”[③]即是说，人之身体源自父母，父母的骸骨乃子孙之本，二者气息密切相通。若祖先枯骨得气，则子孙必得荫庇福佑。斯“遗体受荫”说，是以“生气说”为纽带。《葬书》曰：“葬者，乘生气也……夫阴阳之气……行乎地中而生为气，生气行乎地中而生乎万物。”[④]而保护生气的主要因素是风与水，《葬书》又云：“气，乘风则散，遇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⑤]故隋唐时期堪舆择地是以“藏风得水”为主要标准，这在《葬书》中称为“四神地”模式。《葬书》语：“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服。”[⑥]（二）隋唐皇陵及都城世人皆望子孙隆盛，福寿绵长，何况封建帝王？武后驾崩，风水师严善思就是否将武则天和唐高宗合葬，曾谏言：“陵墓所安，必资胜地，后之胤嗣，用托灵根，或有不安，后嗣亦难长享。……然以山川精气，土为星象，若葬得其所，则神安后昌；若葬失其宜，则神危后损。所以先哲垂范，具之葬经，欲使生人之道必安，死者之神必泰。” [⑦]堪舆术在隋唐陵墓和都城选址中，更是被运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关中渭北平原上，唐十八陵绵延百余公里，莽莽苍苍，气势恢宏。这些皇陵的建筑、选址，都出自当时堪舆名家之手，是唐代风水理论的产物。十八陵横亘于黄土高原南侧的北山山脉，东西一字排开。北山是陕、晋交界的吕梁山支脉，自东北向西南，横卧在关中平原北部。地势由东到西，渐趋变低。恰恰符合《葬经》“青龙蜿蜒，白虎驯服”的要求。而前有南边的骊山、华山、终南山、首阳山，从低至高阶梯直入秦岭，后有一望无垠的黄土高原为依托，又应了《葬经》的“朱雀翔舞，玄武垂头”。此外，以十八陵方位而言，多数背北面南。北有黄土高原拦阻，东北有吕梁山遮挡，西边和南边又分别有青藏高原、秦岭遮护，加之十八陵都面对着从西至东奔流的渭水，故而造就了长安成为“藏风得水”的绝佳之地。汉长安城 “此城从汉以来，凋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⑧]杨坚遂令宇文恺择选“山川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的龙首高原建大兴城。“隋开皇三年，自长安故城迁都龙首川，即今都城是也。初，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⑨]宋代程大昌对龙首原六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雍录》卷3《龙首原六坡》曰：“元都观在朱雀街西之第一街，而街之自北向南之第五坊也。宇文恺之营隋都也，曰朱雀街南北尽郭有六条高坡，象乾卦六爻。故于九二置宫殿， 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 不欲常人居之，故置元都观及兴善寺以镇其地。刘禹锡赋看花诗即此也。裴度宅在朱雀街东第二街，自北而南则为第四坊，名永乐坊。略与元都观东西相对，而其第基之比观基， 盖退北两坊，不正相当也，……盖权舆之谓‘宅据乾冈’，即龙首第五坡之余势也。然而度之所居，张说在其西，尤与元都观相近，而张嘉正之第正在坊北，何独指度以为据占乾冈也，小人挟私欺君皆如此类。”文中所提裴度宅居之事，乃指唐敬宗时期，宰相裴度住宅长安永乐坊，恰处于龙首山第五坡余势。时民谣相传“非衣小儿袒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非衣小儿”、“天上有口”分别指裴度和吴元济，暗寓裴度戡定吴元济之事。唐敬宗宝历二年，裴度自汉中入朝，政敌欲置其死地，弹劾称“名应图谶，宅据岗原，不召而来，其心可见”，诬其有僭越称帝之心。[⑩]《易传·系辞上》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即言造化万物，天为至尊。乾卦六爻皆为阳爻，不仅象征了崇高的上天，而且同时也被寓意为飞腾万化的龙。[11]集上天、飞龙、纯阳于一体的乾卦，其尊崇自是不言而喻。以龙首原的天然六条冈阜兴建都城，给民众心理上烙下的神秘性、庄严感，也自不待言。纵观此设计，帝王宫阙及百官衙署处于全城制高点，彰显出统治者高高在上，君临天下的恢宏气势。这无论是以安全戍卫而言，抑或从地理风水环境来说，都足见宇文恺深得堪舆之妙。
隋唐长安城乾卦六爻地形示意图[12]三、隋唐风水术批判隋唐时期，有关五音、五姓之说被广泛应用于堪舆术。据《隋书·经籍志》收录有关五音、五姓的堪舆著述，即有《五姓墓图》、《五音相墓书》5卷、《五音图墓书》91卷、《五姓图山龙》等。新、旧《唐书》艺文志和经籍志亦收录了《五姓墓图要诀》、《玄女弹五音法相冢经》、《五音地理经》等。在“五姓相宅”说方面，甚至出现了专著《五姓宅经》。[13]长安新昌里尚书温造的府邸，曾是堪舆术士桑道茂之宅。宅中有两株参天的柏树，桑道茂语：“夫人之所居，古木蕃茂者，皆宜去之。”凡有古木的居宅人得病，盖因“木盛则土衰”所致。“于是以铁数十钧，镇于柏树下。既而告人曰：‘后有居，发吾所镇之地者，其家长当死。’”及至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温造居其宅，因修建堂宇，遂发地，得桑生所镇之铁。后数日，造果卒。”[14]敦煌文献P.3281Vb也有相关记载：“商姓，东南上利，大吉，西北下利，小吉。”[15]P. 3647更为明确记载：“商姓金行：丑，大墓；未，小墓。葬其地，绝世，大凶。绝世在南，金位火，名大灭门，大祸，凶。五刑在东方，出刑戮人。大德在北方，世禄长远，大[吉]。五福在四季，世禄延长，大吉。重阴在西方，少利多害，不宜子孙及财物平。宜葬壬、癸、亥、子，大吉，出公卿；上辰、戌、干、巽，小吉。” [16]
五音相墓吉凶配属表五音宫商角徵羽上利大吉西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下利小吉东北西北东北西南东北墓月大凶三月十二月六月九月三月墓日大凶戊辰辛丑乙未丙戌壬辰 除此之外，涉及于此的敦煌文书还有P.2615a、P.2630V0、P.2962V、P.3492、P.3507、P.3594、P.4522、S.4534等等。而另一类敦煌文献刊本历书（877年S.6号文书），则更为详尽地表明了“五姓相宅”的流传之广。这份历书包含了4种与“五姓相宅”有关的栏目：1.五姓修造日；2.五姓种苗日；3.推丁酉（877）年五姓起灶图；4.五姓置门户井灶图。《旧唐书》卷191《方技传》中也有相关史实记载：严善思，同州朝邑人也。少以学涉知名，尤善天文历数及卜相之术。初应消声幽薮科举擢第。则天时为监察御史，权右拾遗、内供奉。数上表陈时政得失，多见纳用。稍迁太史令。圣历二年，荧惑入舆鬼，则天以问善思。善思对曰：“商姓大臣当之。”其年，文昌左相王及善卒。此处所谓“商姓大臣”，即是针对五姓而言的。弥漫于隋唐社会生活的“五姓相宅”之说，唐人吕才在《叙宅经》一文中曾批判说：至如张、王等为商，武、庾等为羽，欲似同韵相求。及其以柳姓为宫，以赵姓为角，又非四声相管。其间亦有同是一姓，分属宫商，后有复姓数字，徵羽不别。验于经典，本无斯说，诸阴阳书，亦无此语，直是野俗口传，竟无所出之处。唯《堪舆经》，黄帝对于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黄帝之时，不过姬、姜数姓，暨于后代，赐族者多。至如管、蔡、成、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并是姬姓子孙；孔、殷、宋、华、向、萧、亳、皇甫，并是子姓苗裔。自余诸国，准例皆然。因邑因官，分枝布叶，未知此等诸姓，是谁配属？又检《春秋》，以陈、卫及秦并同水姓，齐、郑及宋皆为火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系所属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宫、商、角、徵，共相管摄。此则事不稽古，义理乖僻者也。[17] “五姓相宅”说是指古人将姓氏划分为宫、商、角、徵、羽五类，五音配属五行（宫属土，商属金，角属木，征属火，羽属水），又以五行定五方。在敦煌卷子遗书伯2632号就有一部《宅经》，上面提到五姓修宅法，并作说明某姓可于某月某方位造宅舍。如张、王、杨等姓与商音相类，故属商，五行则属金，宅忌向南(南属火，火克金)。这一思想观念秦汉时期早已盛行，王充《论衡·诘术》就曾言及：《图宅术》曰：“宅有八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其姓，姓与宅相贼，则疾病死亡，犯罪遇祸。”……商家门不宜南向，征家门不宜北向。则商金，南方火也；征火，北方水也。水胜火，火贼金，五行之气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门宜有向，向得其宜，富贵吉昌；向失其宜，贫贱衰耗。[18]随后的王符在其《潜夫论》中也说：亦有妄传姓于五音，设五宅之符第，其为诬也甚矣！古有阴阳，然后有五行。五帝右据行气，以生人民，载世远，乃有姓名敬民。名字者，盖所以别众猥而显此人尔，非以绝五音而定刚柔也。今俗人不能推纪本祖，而反欲以声音言语定五行，误莫甚焉。……俗工又曰:“商家之宅,亦西门出门。”此复虚矣。五行当出乘其胜，入居其隩乃安吉。商家向东入，东入反以为金伐木，则家中精神日战斗也。五行皆然。又曰：“宅有宫商之第，直符之岁。”既然者，放其上增损门数，即可以变其音而过其符邪？今一宅也，同姓相伐，或吉或凶；一宫也，同姓相伐，或迁或免；一宫也，成、康居之日以兴，幽、厉居之日以衰。由此观之，吉凶兴衰不在宅明矣。[19]至于五姓五音，《大汉原陵秘葬经》上说：“欲得商，舌粱张。欲得徵，舌主齿。欲得角，舌缩壳。欲得宫，舌隆中。以切韵定五音，喉音宫，齿音商，牙音角，舌音徵，唇音羽。”《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曰：“近世相传，以字学分五音，只在唇舌齿调之，舌居中者为宫，口开张者为商，舌缩却者为角，舌拄齿者为徵，唇撮聚者为羽。阴阳家以五姓分属五音，说正如此。”[20]上文所提温造宅，正应于此。温姓“喉音宫”属宫，五行则属土，故而说“木盛则土衰”。还有前文所述隋文帝命萧吉为独孤皇后卜葬，萧吉择卜了一处“卜年二千，卜世二百”的风水佳地，并上疏称：“去年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鸡未鸣前，有黑云方圆五六百步，从地属天。东南又有旌旗、车马、帐幕，布满七八里，并有人往来检校，部伍甚整，日出乃灭。同见者十余人。谨案《葬书》云：‘气王与姓相生，大吉。’今黑气当冬王，与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孙无疆之候也。上大悦。”孤独姓“舌缩却者为角”属木，黑气属水，故与之相生。其实，隋文帝对卜葬是将信将疑的，他说：“吉凶由人，不在于地。高纬父葬，岂不卜乎？国寻灭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布吉，朕不当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当战没。” [21]但在强势的风水卜葬观念影响下，隋文帝也“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依之行事。唐人吕才于《叙葬书》中，进一步对“五姓相宅”批判说：暨近代以来，加之阴阳葬法，或选年月便利，或量墓田远近，一事失所，祸及生人。巫者利其货贿，莫不擅加妨害，遂使葬书一术，乃有百二十家，各说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载，乾坤之理备焉；一刚一柔，消息之义详矣。或成于昼夜之道，感于男女之化，三光运于上，四时通于下，斯乃阴阳之大经，不可失之于斯须也。至于丧葬之吉凶，乃附此为妖妄。……葬书云：“富贵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寿延促，亦由坟陇所招。”今按《孝经》云：“立身行道，则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易》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则泽及于无穷。苟德不建而人而无后，此则非论安葬吉凶，而论福祚延促。臧孙有后于鲁，不关葬得吉日；若敖绝祀于荆，不由迁厝失所，此则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义四也。今之丧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并在国都之北，兆域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义？赵氏之葬，并在九原；汉之山陵，散在诸处。上利下利，蔑尔不论；大墓小墓，其义安在？及其子孙，富贵不绝，或与三代同风，或分六国而王。此则五姓之义，大无稽古，吉凶之理，何从而生？其义五也。且人臣名位，进退何常？亦有初贱而后贵，亦有始泰而终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师。卜葬一定，更不回改，冢墓既成，曾不革易。则何因名位，无时暂安？故知官爵宏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义六也。野俗无识，皆信葬书，巫者诳其吉凶，愚人因而徼幸。遂使擗踊之际，择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选葬时以规财禄。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莞尔而受吊问；或云同属忌于临圹，乃吉服而不送其亲。圣人设教，岂其然也？葬书败俗，一至于斯，其义七也。[22]吕才层层论述，鞭辟入里，撕破了蒙在阴宅风水头上的神秘面纱。后世司马光对吕才之论，也持肯定的态度。《司马温公文集》卷13《葬论》中说：“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亲之暴露，故敛而藏之。……今人葬不厚于古,而拘于阴阳禁忌则甚焉。……今之葬书有相山川冈阜之形势,考岁时月日之支干，以为子孙贵贱、贫富、寿夭、贤愚皆系焉……举世惑而信之……人之贵贱、贫富、寿夭、贤愚皆系于天，贤愚系于人，固无关乎葬。……何忍不顾其亲之暴露，乃欲自营福利耶？” 明人张居正在其《张文忠公全集·文集六·葬地论》中，更是以堪舆之矛，攻堪舆之盾，他说“近世言堪舆者，皆宗江右曾、杨二姓。今江右之区，贵门世族，踵相接之，以自庇其后人乎？又何工于为人谋，而拙于自为谋乎？”吕才、司马光及张居正三人言论正确与否，以今观之，不言自明。隋唐皇陵及都城选址皆依堪舆章法，奈何未见其子孙繁茂、国运恒久？唐代名将郭子仪祖坟，为宦官鱼朝恩所掘，缘何其八子七婿皆官居显耀？！尤其是宋陵，宋国姓赵，属角音，五姓属木。依五行生克之理，宜坐南朝北，故宋巩县八陵皆坐南面北。对此，朱熹在《朱文公文集》卷15《山陵议状》中言：“今人偏信庸妄之说,全以五音尽类群姓，乃不经之甚者。洛、越诸陵无不坐南而向北，固已合于国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耶？”可谓一语中的。有如此风水形胜宝地，为何屡有“城下之盟”，乃至“靖康耻，犹未雪”。在铁的历史事实面前，那些所谓的百试不爽的阴宅风水理论显得苍白无力。
四、小结风水术是在人们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文化的综合体。抛开其深邃晦涩的表述言语，归根结底，即是“天人合一、阴阳和谐”——中国文化的精髓，因而其中还是吸收了不少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李约瑟曾高度评价说：“‘风水’在很多方面都给中国人带来了好处，比如它要求植竹种树以防风，以及强调住所附近流水的价值。但另外一些方面，它又发展成为一种粗鄙的迷信体系。不过，总的看来，我认为它体现了一种显著的审美成分。” [23]尤其是风水学说中的阳宅理念，其方法论与中医理论相似，也讲究系统观念。或从日月星辰到地面形势，或从空气、风、水到土石、植物，抑或从静止的山脉到运行的气流，都要反复勘察，综合联系起来加以分析。还有阳宅的核心理念是追求人地和谐，主张保护生态环境。如不乱挖山掘土，不轻易改变池塘湖泊，不随意砍伐林木；阳宅的地点须择选在既干燥又便于取水之处，方向要力求充足的日照；用水要清洁，臭秽水、泥浆水都不得饮用等。这在大力提倡建设生态和谐社会的今天，仍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即便是虚妄的阴宅风水理论，我们也要透过表面文化现象看到其本质。中国是一个农耕文明社会，历来注重伦理纲常，有着浓郁的祖宗崇拜传统。加之风水奠基之作《葬书》，成书于门阀制度森严的魏晋南北朝。士族子孙福禄荫袭祖先，庶民亦可敬孝双亲“举孝廉”。而是否尽孝，一定程度上又以葬礼的隆重和虔敬为参照对象。所以，无论是“遗体受荫”说，抑或“葬先荫后”论，不正是传统宗法制和孝文化的间接反映吗？！诚如高友谦先生所言：谈起“风水”，人们很容易跟迷信联系起来。可是，深入研究下去，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并不能划等号。在研究风水前，我也觉得风水跟过去其它一些迷信并无二致。可是经过这么几年的研究，我发现，虽然在形式上，在外表上，似乎风水迷信成份较多，可实际上其内容，其本质却有许多合理的可取之处。这里首先有个参照系问题。过去，我们之所以把风水看作迷信，主要是因为以西方自然科学为参照系。但问题是，中国的风水本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发育起来的一种传统文化，其中不仅含有科学成份，更主要的，它还是一门处理方位的艺术。因此，我们看待风水时，就不能仅仅只从科学角度出发，有时还需要用艺术的眼光去分析。因为，如果仅仅以科学为参照系，有些东西确实很难理解，但是如果改换参照系，从心理学、从美学，从艺术的角度去观照风水，那么就会发现，风水之中还含有许多美学的艺术的内容。[24]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教授渡边欣雄在《汉族的风水知识与居住空间》一文中，亦言：在这100年到200年之间，亚洲的学者们摒弃了自己的传统知识而去吸收欧洲的知识，并把它作为“知识正当性依据”。和欧洲一样，在亚洲至高无上的知识也在“科学”的名义下形成体系，变成了受限的知识。所以，当亚洲想亲自回顾“风水知识”时，就理所当然地把它作为低等知识而视同“宗教”；或者是从所谓“科学”的立场出发而把它视为“迷信”。[25]总之，风水术来源于我国先民的长期生活实践，同时也吸收了大量的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如《辞源》所说“风水，指宅地或坟地的地势、方向等。旧时迷信据以附会人事吉凶祸福”之类的看法，流于武断，失之偏颇。 本文原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双核心期刊， 系四川省教育厅课题 项目编号：13SB048①黄帝：《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中华书局，2010年，第38页。②左丘明：《国语》卷3《周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28页。③ “生龙”指山峦连绵起伏，行止井然有序，生动美观大方。④顾颉：《堪舆集成·管氏地理指蒙·释子位第十三》，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143页。⑤顾颉：《堪舆集成·管氏地理指蒙·次舍祥沴第二十九》，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182页。①顾颉：《堪舆集成·管氏地理指蒙·次舍祥沴第二十九》，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143-144页。②刘昫：《旧唐书》卷84《郝处俊》，中华书局，1975年，第页。③刘昫：《旧唐书》卷84《郝处俊》，中华书局，1975年，第2800页。④《太平广记》卷389引《朝野佥载》记载：“唐郝处俊，为侍中死。葬讫，有一书生过其墓，叹曰:‘葬压龙角，其棺必斫。’后其孙象贤，坐不道，斫俊棺。”[①]张荣明：《方术与中国传统文化》，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222页。①南宋晁公武在所著《郡斋读书后志》一书中，称其“以人姓五音，验八山三十八将吉凶之方。”②李昉等：《太平广记》卷389，引《戎慕闲谈》，中华书局，1961年，第3180页。③魏征：《隋书》卷78《萧吉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页。①魏征：《隋书》卷78《萧吉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776页。②魏征：《隋书》卷78《萧吉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776页。③魏征：《隋书》卷78《萧吉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页。④嵇曾筠：《浙江通志》卷197《方技下》，商务印书馆影印，民国23年，第3391页。①刘昫：《旧唐书》卷79《吕才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页。②魏征：《隋书》卷34《经籍三》，中华书局，1973年，第1039页。亦可参看《旧唐书》卷47《经籍志》。③吴玉贵：《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78页。④杜佑：《通典》卷138《凶礼五》，中华书局，1988年，第页。⑤李昉等：《太平广记》卷289《周士龙》，中华书局，1961年，第2298页。”⑥刘肃：《大唐新语》卷13《记异》，中华书局，1984年，第195页。⑦彭定求等：《全唐诗》卷220《寄题江外草堂》，中华书局，1999年，第2325页。⑧彭定求等：《全唐诗》卷218《寄赞上人》，中华书局，1999年，第2911页。①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1《凶宅》，中华书局，1979年，第3页。②张鷟：《朝野佥载》卷6，中华书局，1979年，第131页。③李昉等：《太平广记》卷344《寇墉》，中华书局，1961年，第2725页。④李昉等：《太平广记》卷243《窦乂》，中华书局，1961年，第页。⑤欧阳修等：《新唐书》卷106《杜正伦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039页。⑥周勋初：《唐语林校证》卷7《补遗》，中华书局，1987年，第610-611页。[②]周勋初：《唐语林校证》卷7《补遗》，中华书局，1987年，第609-610页。[③]顾颉：《堪舆集成·汇考十五》，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340页。[④]顾颉：《堪舆集成·汇考十五》，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340页。[⑤]顾颉：《堪舆集成·汇考十五》，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340页。[⑥]顾颉：《堪舆集成·汇考十五》，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342页。[⑦]刘昫：《旧唐书》卷191《严善思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103页。[⑧]魏征：《隋书》卷1《高祖纪》，中华书局，1973年，第17页。[⑨]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1《关内道·京兆府》，中华书局，1983年，第1-2页。[⑩]刘昫：《旧唐书》卷170《裴度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427页。亦可参见《资治通鉴》卷243宝历二年本条下“胡注”。[11]《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484云：“乾卦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12]李令福：隋唐长安城六爻地形及其对城市建设的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13]《旧唐书·经籍志》记载《五姓宅经》一书为2卷，而《新唐书·艺文志》则是20卷。[14]李昉等：《太平广记》卷144《温造》，中华书局，1961年，第1035页。[15]金身佳：《敦煌写本宅经葬书校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145页。 [16]金身佳：《敦煌写本宅经葬书校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260页。[17]刘昫：《旧唐书》卷79《吕才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页。[18]王充：《论衡》卷25《诘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81-383页。[19]彭铎：《潜夫论笺校正》卷6《卜列第二十五》，中华书局，1985年，第296页。[20]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6，中华书局，1956年，第6166页。[21]李延寿：《北史》卷88《艺术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页。[22]刘昫：《旧唐书》卷79《吕才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页。[23]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88页。[24]此为日，高友谦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台副台长兼“人生热线”节目主持人苏京平先生之邀的访谈录。[25]高友谦：《理气风水》，北京：团结出版社，2010年，第6页。 作者：兵三进一，历史百家争鸣特邀荐稿编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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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 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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