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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内涵与推进路径
摘自公众号：发布时间： 1:18:16
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内涵与推进路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领导的党中央提出的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战略部署和创新举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也是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逻辑起点，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回答３个问题，即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内涵与分析范式、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内涵、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实施路径等，试图厘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意义与政策内涵，以及十三五时期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的优先战略举措。 一、供给侧改革理论基础与分析范式 在去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社会各领域改革的指导总纲领，而若要使供给侧改革真正发挥实效，则须找到其理论来源、产生背景与分析范式。 西方经济学中，亚当?斯密《国富论》对于供给和分工的表述，是经济思想史中对供给关系和结构管理的最初论述。19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对供需关系进行了系统阐述，他提出的“萨伊定律”（Say’s Law），即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论，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关于供需关系最为重要的表述。以萨伊定律为逻辑起点，“供给侧”学派经历并呈现出从“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到“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复辟-供给管理”的两轮“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发展脉络。从最初萨伊定律强调“市场的绝对主体地位，倡导经济政策以放任自由和不干预为特征”，发展到供给学派提出的供给管理的理论思想，已带有制度经济学的色彩，上升为宏观调控中应当特别注重运用供给管理的手段来调整经济结构、化解经济危机、优化制度供给、谋求长期发展。然而西方供给学派经济学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出现的滞涨背景下提出的，该学派的产生背景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环境并不相符，将该理论用于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因此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理论只供我国参考借鉴，并不能有效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总的指导思想，也是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是由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４个环节组成的有机整体，４个环节同时存在并相互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供给侧改革的阐述与西方供给学派的最大不同在于，不只从生产这一单一环节的供给侧来理解经济改革，而是重注４个环节的辩证关系；不只单方面分析或强调需求或者供给，而是更重点综合分析两者的相互关系；不只是分析经济现象，更深入揭示问题的实质；不只是分析供求的现状表现及其直接原因，更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经济制度的角度深入分析供求关系状况的深层次原因特别是制度根源；不只是片面强调需求管理或者供给管理的重要性，更重视的是相关制度变革和创新。因此，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才能得出更全面、更深刻、更科学的指导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适切理论。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领导的党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在深刻分析国际国内经济新形势、科学判断我国经济发展新走向基础上，对我国经济发展作出的宏观战略布局，并将结构管理确定为我国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点和战略突破口。其内涵可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公式来理解，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结构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提高结构质量和结构效率，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和匹配度，其要点在于扩大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当前的重点任务在于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通过深化改革，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使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二、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内涵 当前，我国教育供给，包括职业教育供给远远没有满足人民群众的客观需要，这既有教育总量的问题，而更关键的是由于教育供给与人民需求之间不匹配而产生的结构性矛盾问题。因此，要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重新审视当前的教育体系、教育结构、教育制度、教育体制与机制，科学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职业教育的关系，按照供给侧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深刻理解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 （一）将结构管理作为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突破口和方法论 我国职业教育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在宏观层面主要包括区域结构、城乡结构的不均衡问题，在中观层面主要包括管理结构、投入结构的不协调问题，在微观层面主要包括师资结构、专业结构、课程结构和就业结构等不平衡问题，上述结构性问题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叠加，其根本是由于职业教育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适应造成的。因此，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需以结构管理为重要突破口和方法论，通过解决结构性问题来推动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 一是解决职业教育区域、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区域结构问题。在区域发展方面，当前我国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区域的职业教育发展存在较为明显的区际差异，东部地区职业教育在总体规模和平均水平上处于显著的领先地位，东北地区在总量规模上偏小，西部地区在发展平均水平上滞后。而且，不同地区享受优惠政策和发展进程方面差距较大，迫切需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使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在城乡发展方面，我国城镇化率依然偏低，且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大大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迫切需要加快发展农村职业教育，通过农民转移培训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推进农民的市民化进程，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全面改善人力资本在城乡的分布结构。通过协调职业教育区域发展的结构性改革，在破解难题、补齐短板的同时又巩固和厚植原有优势，是让职业教育健康发展、行稳致远的一项重大举措。 二是解决职业教育管理结构单一、投入结构失衡的问题。当前职业教育管理存在政府越位、社会缺位、学校错位的深层次矛盾，以管办评为核心的政府、社会、学校多元治理格局尚未形成，严重制约学校的办学活力。投入结构失衡一方面表现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要素分配中借用、挪用职教资源用于普教发展，另一方面表现在对于职业教育的投入重硬件、轻软件，重基础性建设、少改革性探索等。这些结构性问题单纯依靠加大职业教育重视力度，增加职业教育投入的举措是难以解决的，必须改善供给结构，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不断创造和引领新的需求，培育和激发职业教育发展新动力。 三是解决职业院校发展要素结构性矛盾突出的问题。在师资结构方面，存在专兼职教师结构、职称结构、教师专业与所教学科专业的匹配度等结构性问题，需要突破一些体制机制性障碍才能有效化解。在专业结构方面，许多院校仍存在专业建设与区域产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追求大而全，随意扩张学科专业，尤其是一些专业设置门槛较低的文科专业，致使学院陷于低水平竞争和低质量增长状态，缺乏特色，发展受限。在课程结构方面，存在理论性课程多、实操性课程少，必修性课程多、选修性课程少，知识性课程多、方法性课程少，专业课程多、素质课程少等问题。在毕业生就业结构方面，存在二三产业就业与一产就业比例严重失衡、毕业生就业难与企业用工荒并存、毕业生实际就业岗位胜任力与实际岗位需求不匹配等多重问题。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化解职业院校要素结构性矛盾为切入点，促进要素优化重组，盘活存量资源，用好增量资源，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要素资源效益的最大化。 （二）将五大发展理念作为深入推动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引领我国社会改革发展的重要理念，深入推进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着力解决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职业教育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是以创新理念为指导，将创新贯穿于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全过程，把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原动力由基础设施建设、简单规模扩张转移到体制机制创新、引领区域产业经济和技术进步、提升全要素效率上来。 二是以协调理念为指导，把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协调好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关系，统筹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社区教育、终身教育的协调发展关系，发挥好职业教育对产业、经济、社会的支撑、引领、带动作用。 三是以绿色理念为指导，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和职业院校可持续发展水平。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强调基础知识、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的融合，注重人的全面发展，让每个学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职业院校发展重心要由规模扩张向内涵发展、特色发展、文化发展转变。 四是以开放理念为指导，加快职业教育“走出去”步伐，提高职业教育在人才、技术、管理等方面服务支撑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贡献能力，树立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国际品牌，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 五是以共享理念为指导，加大职业教育向社会开放程度，提升职业教育社会化水平。一方面，面向社会开放办学，将职业教育服务面向拓展至社区教育、成人教育与培训、技能培训与鉴定、现代职业农民培养等多个领域；另一方面，开放校园、开放企业、开放院所，以资源、人员、技术共享促进人民群众更好分享职业教育发展成果。 三、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应正确处理好五对关系 以供给侧改革为统领，以结构管理为突破口，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在“十三五”期间要认准主攻方向，精准发力，需正确处理好五对关系。 （一）教育总量与教育结构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有周期性、总量性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如同经济形势，我国教育整体状况总体向好，但总量性问题与结构性矛盾并存，且结构性矛盾成为构建完善教育体系、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支撑引领经济社会进步的突出矛盾。 2010年起我国步入人口红利下降期，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逐步进入教育红利期，教育红利大大抵消了人口红利下降的影响。但教育红利能否转化为人力资本红利，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高新增资本的配置效率以及能否实现创新驱动型的增长模式。新增资本配置及实现创新驱动的突破口在哪？就要从结构管理入手，通过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来完善教育结构和教育体系建设。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教育从供给侧发力，服务产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产业层次要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产业结构要优化升级，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结构将面临深刻、全面的变革，这些变化都将带来人才需求结构和教育结构的深刻变化。但是当前教育结构对经济转型升级的人才供给、需求严重不相适应，产业转型升级与现有人力资源结构不匹配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特别是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严重不足，仅占就业人员的19%，高技能人才数量还不足5%；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在1.5∶1以上，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1以上的水平，技工紧缺现象逐步从东部沿海扩散至中西部地区，从季节性演变为经常性。为此，供给侧改革需要把调整教育结构摆在重要战略位置。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培养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紧缺的技术技能人才，是教育结构调整的切入点和战略举措，也应成为当前教育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 （二）人民需求与职教供给的关系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二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因此不能摆脱人民群众对职业教育的需求而谈职业教育供给。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从职业教育发展的整体情况来看，总量性问题与结构性问题并存，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因此，要从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入手解决人民群众对职业教育需求问题。 一方面，职业教育作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教育类型，不能以高职高专层次作为天花板，需要打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构建中职-高职-本科-研究生相贯通的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而且，随着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涌现，未来几年毕业生就业难和企业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短缺的结构性矛盾将更为突出。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对人才需求结构的新变化，加强人才培养结构调整的预见性、前瞻性，也要求职业教育加快本科层次、研究生层次的应用技术人才培养，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人才供给结构对产业经济需求的匹配度。 另一方面，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需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增强服务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水平和能力。提高质量是推动职业教育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升级的重要抓手，只有提升质量才能为加快发展新经济、培育壮大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提供有力支撑。这就要求职业教育转变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将发展的着力点从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发展转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上来，加强质量品牌建设，完善标准体系和质量监管体系，以职业教育质量升级改善有效供给。 （三）有效供给与无效供给的关系 有效供给是指商品的价值得以实现的供给。有效供给如果低于商品的理想供给可称作有效供给不足，超过有效供给以上的那部分供给称为无效供给，无效供给既包括有效供给与商品的理想供给的差额部分，这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也包括超过商品的理想供给的那部分供给，这是由供给本身的不当造成的。[9]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即当前职业教育发展中存在的无效供给主要是由于供给本身不当造成的。例如，部分地区中职学校散、小、差状况十分严重，区域内高等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同质化，师资队伍中理论教师结构性过剩、“双师型”教师结构性短缺等，这些都反映了当前职业教育资源配置中的结构性过剩与错位问题，必须依靠合理整合职业教育资源配置、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来实现。为此，要从提高职业教育全要素生产率入手，从理念、思路、制度、模式、科研、学科、专业、课程、教材、教师等方面全方位改革和协同创新，以培养学生文化素质、技术技能和工匠精神三位一体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以职业教育紧密服务、引领区域产业经济发展为导向，优化供给结构，进一步减少阻碍职业教育主体活力的制度性、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因素，发挥职业院校主体能动性，促进有效供给。 （四）规模推动与创新驱动的关系 近些年来，职业教育迅猛发展，尤其在院校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上突飞猛进，其增长动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投资驱动和规模推动。经济新常态下，从要素相对优势来看，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要素质量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从市场竞争特点看，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将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竞争，通过供给创新满足需求；从产业组织方式看，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这些趋势性的变化要求职业院校要着眼供给侧的中长期寻找职业教育改革新动力，从要素推动、规模推动的粗放增长模式转变到创新驱动的集约化发展模式上来。第一，培育创新理念，以服务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为突破口，聚焦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推动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和技术应用创新，打造发展新优势。第二，提升创新能力，加强职业院校产学研一体化体制机制建设，积极融入以企业为主体的区域、行业技术创新体系，成为区域和行业的人才供给、技术创新和科技服务基地。第三，培养创新人才，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培养既具有扎实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又具有良好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素养的复合型、创新型、创业型技术技能人才。第四，应用现代技术，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形成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新优势。 （五）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关系 历史上美国、英国、德国、瑞士等国家都成功实施了供给侧改革并使得经济成功复苏，其存在的一个共同点是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打破供需错位的矛盾格局。与他国不同，我国政府对政治、经济、社会等资源动员能力非常强，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功经验也证明，合理发挥政府的作用，在规范的框架下行使干预职能，不仅不会损害市场机制的作用，还能弥补市场失灵。基于我国国情，仅凭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会出现市场失灵，因此，要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落实到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要在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管办评分离，既要进行科学的宏观调控，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市场选择、社会评价的职业教育竞争新机制，构建新型的政府、学校、社会关系。一是政府履行宏观调控职能，综合运用法律法规、政策规划、公共财政、信息服务、督导监测等政策工具，对职业院校规范办学进行引导、调节和监督。二是积极培育并建立由行业、企业、科研机构、社区等共同组成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对职业院校办学方向、战略目标、人才培训模式和办学效果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地监督与评价，发挥社会评价教育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形成多元开放的评价体系。三是进一步扩大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用人制度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鼓励高职院校在国家法律和宏观政策框架内，大胆改革，勇于创新，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建立健全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 本文摘编于《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作者为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郭静，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文系转载文章，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者完整性不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不对文章观点负责，仅作教育及非商业分享之用，版权属于原作者。如果分享内容侵犯您的版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及时审核处理。中国远程教育杂志微信ID：chinadis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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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下，硕士教育的另一条进路在哪
　　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的记者会上，他对新华社记者高校转型问题的回答，将高校人才培养的变革再次提到了社会焦点的面前。
　　在回答中，他谈到，中国高校的转型发展，实质上是中国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达到40%的毛入学率。现在中国有2500多所高校、3000多万学生，居世界第一。
　　然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社会还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社会的需求是动态的，随着社会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的不同，对于人才的需求结构也不尽相同。而中国的高等教育结构不合理。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学校比较少。学校同质化的现象比较严重。
　　而中国教育模式转变没有跟上经济发展速度，技术创新需要大量应用型的创新人才，而根据传统研究生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学术人才却往往擅长于理论研究，对工程实际缺乏了解。
　　在类似历史时期的美国，1936年哈佛大学开设历史上第一个教育硕士专业学位。1940年美国共授予硕士学位27000个，其中专业学位15000个，占55.6%。到1987年，美国硕士学位名称已超过660种,其中学术型学位只占15%,专业应用型学位则占85%。
　　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引入专业硕士是在21世纪初。2009年，我国开始招收专业硕士，招生数量也正逐年提高。但是，也出现了增长率逐年下降的特点。就发展状况来看，中国高校的专业型硕士的教育却仍存在很大问题。
　　现在什么绊住了我们？
　　从社会需求上来看，中国经济正值转型升级，对专业型硕士的潜在社会需求正逐年提高，现在中国的专业硕士教育规模尚未达到本科生提升专业能力的需求，我国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具备良好的发展潜力和很大的发展空间。
　　那么是什么原因抑制了目前专业硕士教育的发展势头？ 当前专业硕士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首先便是用看待“科学”思维看“技术”。不得不指出，目前国内大多数高校培养学术型与专业型硕士的方式差别不大，专业学位硕士的培养目标不清晰。很多高校在培养方案中仍把“从事研究工作”放在专业硕士培养方向的首要位置，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工程问题重视不够，仅仅按照对于“科学问题”的理解来考察“技术需求”。
　　多数高校没围绕专业硕士的实践能力这一关键要素制定详细的培养，教学上大量课程“学术”、“专业”不分，专业硕士的实践能力学习效果又缺乏有效的评估，实践环节甚至沦为“走过场”，找企业实践环节的副导师签字，一天车间都没进就算是完成了本该一年的实践能力培养环节。
　　此外，很多高校的导师在学术研究上是“行家”，但是对于实际应用中操作环节的技术问题却往往没有足够的认识。在培养模式上仍旧依赖着传统的培养学术型人才的模式。在专业硕士的培养过程中，没有面向“实际问题”而是仍旧按照科学研究的角度进行培养，导致很多能力在应用中“无用武之地”。
　　于是，传统教育模式对专业硕士实践能力培养问题认识不足的弊端就导致了专业硕士实践能力不突出、学术素质也没有学术性硕士过硬的尴尬局面。
　　 版权所有(C)教育供给侧改革有什么内容
教育供给侧改革有什么内容
　　十八大以来的教育发展，核心是公平、立德和改革，而公平和立德是教育质量中最本质的内容，改革改什么、怎么改是关键。
　　历经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教育改革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基本的走向和最终的归宿。这其中，学生是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最终体验者和消费者。改革要取得成效，要将&以学生为本&落到实处，就要使各项改革举措既符合学生的成长规律和认知习惯，又能不断提升学生的实际获得感。这正是教育领域&群众路线&的最终落脚点。学校要给予学生充分自由、平等、公平的发展机会，在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课程标准框架内，促进其健康快乐成长。其价值和成果体现在，学校治理和服务供给要对每个孩子发展提供支持和促进，为学生成长一生、和谐地进入社会奠定身心基础。政府是基本教育公共服务的主导者，决定着培养目标的达成度、目标与过程的吻合度等，影响着资源供给和服务质量的高低，更为重要的是，还决定着教育政策和治理方式的供给。这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问题导向的思想方法的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
　　解决当前教育领域疾顽症要坚持问题导向和原因导向，均衡与公平问题、质量和效率问题、教育理想与社会现实问题、国家需要与个人期望问题等，这其中，教育的供给侧改革是关键。
　　教育领域的供给侧改革，一方面是提高教育供给端的质量、效率和创新性，使其更贴近学生的消费需求和消费习惯，做到既能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又能对准未来社会的需求。因为说到底，学生最终是要离开学校的象牙塔，遨游驰骋于社会的。这就具体落实在对教育领域原有供给、服务的改造和转型上，在培养方式、学段衔接、专业部署、课程设置、评价、就业指导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等众多领域，努力调整改善原有教育供给中的僵化、单一、缺乏个性和吸引力、脱离学生实际、不尊重和保护学生爱好和成长的做法，实现育人减负的&降成本&、培养的&高效率&、评价考试的&扬长与补短&、就业创业的&产能提升&等。只有教育的供给端实现转型升级了，有效的教育供给、精准的教育供给、创新的教育供给才能够真正解决&办人民满意教育&的问题，仅仅靠减少、降低和限制手段，是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期待和需要的。
　　教育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另一方面是丰富教育供给结构问题，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元、可选择的教育资源、教育环境和教育服务模式的新供给侧结构，替代和打破原有单一的培养模式、统一的课程资源、僵化的考试评价供给结构。因为教育最核心的质量不是擅长&加工&而是善于&发现&，发现每一个孩子的禀赋，并进一步保护、支持其成长，这是教育应有的属性。这就具体落实在诸如教育领域的&学区制下的区域教育供给&替代和优化&单一学校教育供给&，&9年、12年一贯制和普及高中教育&替代和优化&对学生分段加工层层选拔&，&考试科目自主选择&替代和优化&文理分科统一科目的考试&，&面向学生的课程设置和拓展资源的社会实践&替代和优化&统一开设的课程和程式化的社会实践&，&管办评分离的教育治理&替代和优化&职责不清的教育管理&，&高精尖创新中心和鼓励学生自主创业&替代和优化&僵化管理科研项目和计划分配&，&普职高的贯通培养&替代和优化&规定分配职普比例&等等一系列改革的着力点上。只有教育的供给侧实现丰富多元可选择，才是对学生和人民群众需求的最大尊重，才有可能不再用规定、纪律和号召去&引导&需求，良好的教育生态才能够真正实现绿色、协调、持续，改革的成果才真正能够让人民群众乐于分享，而不是&被分享&。
　　消费观引导下的广义教育资源供给与服务，关注学生的实际获得。建立服务于学生成长的&统一战线&，就必须努力提高教育供给端的质量、效率和创新性，尊重和贴近学生的消费习惯，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还必须努力改善教育供给结构，形成丰富、多元、可选择的新供给侧结构，实现教育改革从&需求侧的拉动&到&供给侧的推动&的根本转变。
　　教育供给侧改革该如何入手?
　　&创新创业教育必须打破应试教育的顽固堡垒，教育计划应该满足市场需求。&1月26日上午，&教育供给侧改革与创新创业研讨会暨&云谷创新社&教育成果鉴定会&在北京经济日报社举办。本次会议由《经济》杂志社中国教育研究发展中心、赛云九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办。
　　创业教育是一个基础性的、全球性的教育学概念
　　会上，中国陶行知基金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研究会原副理事长滕纯分析了当前教育改革的背景，&1984年，美国的一份报告《国家处在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引起轰动，美国进行了以适应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教育改革。在德国，职业教育占教育的70%，科研学术只占30%，这才造就了&大国工匠&的体系。中国目前也处在教育改革之中。&
　　滕纯认为，创业不能仅仅被视为创办一个企业，而是渗透于人们生活中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是创造性地开拓或者破坏旧有规则，进行针对性教育，以促进社会的创业氛围，培养创业者的方式。可以说，创业教育是一个基础性的、全球性的教育学概念，培养和提高学生(学员)的创业素质，包括创业意识、创业能力、创业心理品质和创业知识等，承担着企业家、职业经理人、职业化员工、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和素质提高等重要支撑作用。凡是经济发达区域，创业教育都发展迅猛，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四种途径推进创新创业教育 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
　　中国城乡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梁葆真作了《创新创业教育的主要措施与途径》的主题发言，他认为，创业教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教育的&第三本护照&，被赋予了与学术教育、职业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创业教育不仅传授关于创业的知识与能力，更重要是要让学生学会像企业家一样去思考。我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可以走依靠创业教育推动创业发展的道路，在此背景下，创业教育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和更大的责任。
　　梁葆真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创新创业教育的途径，需扩展功能链条，促进创业教育与创业活动的联动，集成创业教育、创业辅导、天使投资等;构建多元主体，充分发挥高校、职业学校、社会培训机构、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组织作用，强化创业教育机构体系;加大扶持力度，形成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事业单位投入为主体的创业教育多元化投入机制，设立创业服务窗口，为各类创业人员提供各种相关资讯服务;注重内容开发，加强实践与调研，加强创业实训，加强创业精神培养，激发创业热情，将理论与实践结合。
　　实现教育改革从&需求侧的拉动&到&供给侧的推动&根本转变
　　中国文化产业研究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刘洋作了《创业教育供给侧改革思路》的主题发言，他认为，学生是公共教育服务的最终体验者和消费者。消费观引导下的广义教育资源供给与服务，关注学生的实际获得，实现教育改革从&需求侧的拉动&到&供给侧的推动&的根本转变。而&高精尖创新驱动和鼓励学生创业创新&丰富和替代传统僵化、过时、单一的专业课程体系是其中的关键。
　　刘洋分析说，产能过剩、就业供给不足倒逼创业创新，而创业创新也面临着传统教育模式、创业扶持监管不足、高校未能发挥充分支持作用、社会创业教育还较少等现状，因此需要加强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重点突破、经验示范，加快职业学校创业教育转型，广泛开展面向社会的创业教育，构建包容创新的学习型社会，普及中小学创业教育。
　　&与九年义务教育之于提高全民基本素质一样，将创业教育纳入素质教育与政府责任，扶持创业教育优先、率先发展，尽快形成&多层级、多类型、广覆盖&的创业教育格局，吸引更多人关注创业、主动创业，对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来说无疑是一条破局良策。&刘洋说。
　　据悉，《经济》杂志社社长陈志强，副社长陈颖，社长助理赵琬姝,《经济》杂志社中国教育研究发展中心主任、赛云九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辛世伟，中国陶行知基金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研究会原副理事长滕纯，创新人才教育研究会顾问、中国教育学会原常务副会长郭永福，中国城乡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梁葆真，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副会长、企业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李一杨，中国文化产业研究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刘洋，教育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袁军，中国消费金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孙伟，长春信息学院副院长马维东，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职业教育产学研联盟常务理事张相林, 《经济》杂志社书画艺术中心主任赵永博、中国教育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季晓秋、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刘璐等专家出席了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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