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为什么这么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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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为什么这么衰败
国民党为什么这么衰败 阅读 379 笔记写好后，忽然想起浪子柳三变的《雨霖铃》，取点来配国民党前世今生，真够门当户对的。寒蝉凄切<font color='#15年秋意萧瑟中，中国国民党退守台湾已有六十六年。这一年秋冬，在决定命运的“总统大选”战役中，国民党望风而溃，全党上下弥漫着一股集体从沉船逃亡的气息。第二年3月，新当选的党主席洪秀柱，宣称将“在废墟中重建家园”，幻想东山再起。<font color='#月，世仇蔡英文就将取国民党而代之，正式入主台湾大位。多么熟悉的剧情。是的，此情此景，仿佛又回到了1948年深秋。彼时，战场上接连失利的国民党，四顾惶惶，朝野上下一片哀鸿遍野声。被当局者称为“徐蚌会战”、被胜利者写作“淮海战役”的大决战后，朝代更替的棋局已在事实上结束。<font color='#月，宋美龄带着全党心气，再次飞往华盛顿求援，试图重温“国会演讲”的外交旋风，幻想着大米国上下还会被她倾倒。可惜，昨日黄花，晓风残月，世界新霸主是一点兴致都没有了。杜鲁门甚至挖苦她“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重建家园?这话蒋介石也说过啊，精诚团结，反攻回来。六十多年过去了，大陆没反攻下，国民党连最后一块立足之地也要丢掉了。六十六年，大小双甲子，前世今生一轮回。江山依旧在，你咋又把它搞破碎了呢?骤雨初歇其实，天平一开始还是倾向国民党一方的。<font color='#46年， “抗战”结束后，积贫积弱的中国，近百年来第一次在与“列强”的对抗中成为胜利者一方。就算是在美苏帮忙下的惨胜，那也还是胜利。只要是胜利，就总比一本本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好太多了，何况“二战”中的英法两国，不也是在美苏协助下的惨胜吗?挟抗战胜利之威，蒋委员长领袖威望如日中天。甚至早在“二战”尚未结束时，他竟受邀参加了“开罗会议”，与罗斯福、丘吉尔并为三巨头，一起筹划“二战”后的世界新格局。近代史第一次这么垂青国民政府，按理说，你应该有个好未来才对得起上帝的剧本啊。然而，到了1948年，“国共内战”才打两年，国民党溃败之快，就让所有人瞠目结舌。就像后来，拿下人神共愤的陈水扁贪腐政权后，“小马哥”马英九雄姿英发，帅朗形象给政坛吹来一股清新之风，全党上下朝气勃勃，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谁能想到，一股作气走的竟是下—坡—路!这么好的江山，你怎么就有办法糟蹋呢?从1946，到2015，国民党到底中了什么邪，被下了什么蛊?都门帐饮无绪是国民党没有人才吗?当然不是。比起共产党，国民党的人才只多不少。军事上的人才，光一个“小诸葛”白崇禧，就与林彪不分高下;别说比“小诸葛”还会打仗、三次击败他的陈济棠了，更别说入缅歼灭大量日军、又多次击败林彪的虎将孙立人了。国共双方都有承认，国民党不是输在军事上。那是输在纵横捭阖的谋略上?国民党也不缺远见卓识的人物。比如杨永泰，世人知道不多，但他的能耐可说是当世无二。国民党完成形式上统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全拜此君谋略所赐，甚至他还提前预估到了连红军自己都没想到的北上路线。厉害吧?像这样的智谋人物，至少还有林蔚、贺国光等一干高手。你智商不差啊!好比你不能因为心沧桑了，就说自己不够帅，你也不能因为项羽倒在乌江，就说他帐中没人才。那么输在所谓“四大家族”贪腐上?这个李不太白不敢反驳。然而时过境迁，马英九治下的政府，恰恰以“清廉自守”著称，跟贪腐沾不上边，连习惯死缠烂打的对手民进党，都揪不到他一根小辫子。事实上，比起对岸三千年未有的“反腐”运动，马政府也确实是十分廉洁的。那一定是输在“失去民心”上了?可是，赢得抗战胜利的蒋政府、惩处阿扁贪腐政权的马政府，本来是民心在握的，民心又不是钱包，怎么说丢就丢呢?聪敏如宋美龄者，率直如洪秀柱者，都是人中凤凰。凤凰可以涅槃，但面对不争气的一家老小，她们至多就是一颗“速效救心丸”，缓口气可以，想救活国民党，那是痴人说梦。因为中国国民党老大哥的病，不在肌理，不在血脉，在骨头里。这个病，叫“拥兵自重不团结”。这个病，叫“旧中国分裂式后遗症”。这个病，始于曾国藩。暮霭沉沉楚天阔曾几何时，不知从哪刮起的一阵风，曾国藩忽然大热，就跟今天的马云、雷军似的。受此影响，当时刚读大学的李不太白，差不多把能找到的曾国藩的书都读了。老实讲，才智中等的曾国藩，能被后世称为“立言、立功、立德”三不朽的完人，确有其牛逼之处。这里就不细谈了。但很要命的一点，他无意中恢复了晚唐军阀“藩镇割据”的旧格局。曾国藩的湘军，作为当时国家倚重的主要军事力量，在干掉太平天国后，变得不好控制，弊病丛生。于是，湘军被遣散，薪尽火传，李鸿章的淮军崛起。然而，这里有个巨大的隐患被隐藏了：湘军只听曾国藩调遣，淮军也只认李鸿章——无论是湘军，还是淮军，都不对中央政府负责，只对对个人负责。所有在战争中立功的军人，均由曾国藩、李鸿章提名推荐，获授朝廷爵禄。而李鸿章的格局更小。李鸿章是个人才，有人说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跟他恩师曾国藩比，还是差太多太多。曾国藩年轻时的诗，是这么写的：“竟将云梦吞如芥，求信君山刬不平。”李鸿章的诗，却是这样的：“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霸气吧?是的。但心中打的念头却高下立判。曾国藩说，老九是拼命发财，少荃是拼命升官，我是拼命读书。一点没错。老九是曾国荃，少荃就是李鸿章。他比曾国藩精明，更懂人情世故，会耍滑头。但他的所有聪明，都是在个人升官发财的小格局中，他没有曾国藩那样的儒生济世之志。“兵为将有”的湘淮军阀旧习，被李鸿章的继承人袁世凯因袭，并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练的是袁家兵，口号基本就是“吃袁大帅饭，为袁大帅打仗”。拥兵自重，便舍不得自己的家当，舍不得自己的家当，就不会有超越一己之私的格局。当一支军队只认一个人时，那基本意味着它迟早有一天要造反。这在今天很多企业里，也是一样的。李不太白就亲身见识过几次。这跟孙中山的国民党有毛线关系啊?关系大了。千里烟波从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军队对某个人的依附作用，反过来又使个人萌发了割据一方的野心，并日益膨胀。这无论是对一个国家、一个党，还是对一个企业来说，都是致命的。我们不妨来看一个十分诡异、令人慨叹莫名的历史迷案。破译这个迷案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教授，他翻阅了大量保密史料，真实性经得起历史检验。这个迷案，就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行至桂湘境内，前有广东、广西、湖南地方军阀堵截，后有国民党中央大军围追，红军怎么可能凭人力逃出生天呢?毛先生再怎么神奇，在四方大军合围前，也没有渡过湘江的道理。唯一的谜底，是有人让出一条华容道。红军是被人有意放走的，而不仅仅是凭自己作战英勇、谋略高超。广东军阀陈济棠，首先与红军达成秘密协议，只要红军不滞留广东，他就一路放行，最好笑的是，粤军甚至用有线电与红军互通情报。广西的“小诸葛”白崇禧，定的九字围剿策略也很神奇：对红军“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就盼红军早点离开桂境。执行白崇禧策略的两个军长甚至吵了起来，因为尾巴也有大小嘛，到底击大还是击小啊?白崇禧再次指示，小尾巴，意思一下就行了。这么小意思一下，就叫红军损失超过两万人，让朱德、彭德怀陷入极其险峻的局面中，林彪甚至对自己部队还能撑多久产生了动摇。指挥部一度变成战场，连林彪、聂荣臻、左权都拔出了手枪。等到在蒋介石重压之下，稍作合击，86000红军，渡过湘江就剩下3万，损失大半。白崇禧要是出力真打，红军是扛不住的。白崇禧这么干，倒没和红军达成什么协议，有的只是对自己利益的精心算计。“小诸葛”的算盘是，老蒋围剿红军的确，但借“剿匪”名义来收拾我广西也是真，所以“有匪有我，无匪无我”，留着朱毛，他白崇禧才有发展机会。“小诸葛”是对的，蒋介石也没有错。直到败退台湾后，国民党也从没有在信仰上、组织上、人心上真正统一过。像陈济棠、白崇禧这样打着自己小算盘、蝇营一方的党国大员，何止成百?袁世凯死后形成的军阀割据、拥兵自重的局面，并没有通过多次“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冯阎战争”消失，相反，中国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实际上是多个割据军阀貌合神离的拼凑。“内忧”时如此，国破家亡的“外患”当头，也不肯放下自己的铁算盘。<font color='#35年，为了防止白银大量外流，蒋介石决定以法币代替白银，全国统一货币。这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并多次威胁要采取断然措施，因为这会加强中国的经济政治统一。而主政华北的宋哲元，禁止白银运归中央!宋哲元甚至谋求华北自治。当他就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后，实际上已经朝降日的方向跨出了危险的一大步。金一南少将在书中问到，全国抗战始于“七七事变”，但卢沟桥并非塞外边疆，它是在北京西南，为什么中日战争尚未正式打响，鬼子已经抄到京师以南扼住了我们的咽喉?要知道，华北日军不是关东军，其兵力全部加起来最多也就八千多人，驻守华北的宋哲元手握十几万兵力，竟然放任敌人以如此少的兵力深入领土，查遍世界战争史，可有第二例?因为在中央军和日本人之间，宋哲元正在翻来覆去打算盘，要守住他那点地盘。宋哲元如此，“鸦片将军”张学良实际又是一副什么德性呢?兵力只有一万八千人的日本关东军，要打败近20万东北军，本来不可能，但纨绔子弟张学良直接扔掉了整个东北。跑到北平的张学良一面向中央索取巨额军火粮食，一面玩自保。行政院长汪精卫飞赴北平，亲自施压，督促他出兵关外抵抗日军。张学良却说：“我去抵抗，受了损失谁来补偿?” 气得汪精卫两眼含泪说，“连你我都指挥不了，一枪不发丧失东三省，我怎样向全国民众交代?”张学良竟无耻地答道，“交不交代是你的事”。汪精卫伤心至极，回到南京即宣布辞职下野，以换取对张学良的惩处。蒋介石没敢惩处张学良，因为怕他投敌。这就是国民党内的真实现状。军阀派系，人人握着算盘，没有哪个是真正服从中央指挥调度的，没有谁的眼界能超过自家的二亩田。这样的党，焉能不败?这样的党要是不亡，谁亡?&今宵酒醒何处前世种下的孽缘，今生还在开花结果。接连输掉“三合一选举”、“总统大选”两大战役的国民党，还有机会翻盘吗?六十多年前没做到的事，现在也不能。国民党风雨飘摇，李登辉的挖空、拆迁作业，固然难辞其咎——但是，之后呢?曾经担任蒋经国秘书的宋楚瑜，另创亲民党，分裂国民党，虽有满肚子委屈，也无非是个人的那点利益放不下，与李宗仁有什么不同?长期担任“立法院长”的王金平，已被一再证明无领袖潜质，却从来隐性不合作，自矜自持，历来态度暧昧，和白崇禧有多大区别?踌躇满志的马英九，一再削弱连战、排挤宋楚瑜、打压王金平，重用没有实际治理经验的大学校长、学者理政，贪图容易驾驭之便，有考虑过“泛蓝”大局吗?朱立伦等党内精英，初时畏首不参选，不过是盘算自己那点前程，怕替国民党背黑锅。剩下一个真正的领袖人才吴伯雄，又被晾在一边暗自叹息。李不太白曾在复旦哲学课堂听一位老先生的课，他说大陆高层也很关心台湾选情，就问情况这样糟，国民党为什么不团结呢?被问者苦笑道：“国民党什么时候团结过呢?”这位老先生便是冯沪祥教授，曾担任过蒋经国八年秘书——在宋楚瑜之后、马英九之前。一语道破天机。国民党还是那个熟悉的国民党。即使它脱下了中山服，穿起了西装。从全党唯唯诺诺不敢对决蔡英文、集体通过洪秀柱参选2016，到“大选”前夜临阵换将，临时修改党章，以朱立伦取而代之，环顾当世，可有第二个这样的笑话?一个党懦弱苟且到如此田地，反反复复到这般情形，它不死，上帝真没法活了。失去心气的人，天意就不可违。气数已尽的国民党，天已不与洪秀柱——尽管她有辣椒一般热烈的斗志，藤条一般坚韧的意志;尽管她展现出来的节气、志气、骨气、勇气，为国民党数十年来所未见，足以令所有国民党男人低头羞愧。但那也至多赞扬她一声“时穷节乃现”!仅此而已。国际上，台岛内，时间，人心，没有任何一个条件能帮助到她。纵有一批深蓝的老同志在默默地为她祈祷，也只是孤臣尽忠罢了。蒋介石、连战、宋楚瑜、马英九失去的，不是一个花木兰能找回来的。大门已经关闭，句号已经划上，国民党哀伤的身影，将伴随着他那高冷的余音袅袅而去。六十六年前，失败者尚有海岛聊寄余生;这一回，在劫难逃。国民党这座老店，无论昨夜宿醉何处，今宵都是醒不来了。有些人活着，它已经死了。杨柳岸 晓风残月这种情形，恰如春秋时代的晋国。春秋初，晋国内部就出现了公室与贵族争夺君位的长期内耗。到了后来，大臣势力越来越大，公室君主屡被架空，或被弑杀，晋的内部割据势力逐步形成了范、中行、知、韩、赵、魏六卿，公室不再重要，而六卿之间角逐不息，你打来我打去，终于把自己打的遍地鳞伤，内伤深重，分裂成韩、赵、魏三家，再也不是强敌楚、秦、齐的对手，直至一个接一个亡于敌人之手。不然以晋的实力，朔北的凛冽风骨，怎么会让秦统一天下?不然，以国民党手中的优势资源，怎会失去最后一块家园?以此对照，国民党的内部，又岂止六卿?子曰：不知生，焉知死?要知为什么死，得问为什么生。前世因缘，感染了乱世“割据病毒”的国民党，本就不是以洁白之身来到这个世上的，它又没有能力自我康复，将自身病毒涤除干净，上天也没给他一个能超越个人格局的时代人物，所以一逢命运大对决，国民党总会习惯性惊惶失措，一败涂地。国民党，一个努力争取走上正道、却又一直被自我旧习戕害的孩子。六十六年两局棋，山河家国一场梦。命苦，也不能完全怨社会。此去经年如果国民党是一家企业，如果你是企业的带头大哥，又能从中借鉴到什么?从伊利裂变出了蒙牛，彼此是是非非不说，得了便宜的还是国外奶粉;冯仑六兄弟的分家，终究被一边的万科越甩越远;从桐庐一家派生出的申通、圆通、中通、韵达，哪一家超过了外敌顺丰?农业文明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缺乏西方的契约精神与信仰基础。守着自家田地的人，天时既然没保障，眼里看到的，就只有邻居的庄稼是不是比我好，加上“宁为鸡头、不为凤尾”文化心理，绵延至今天，人力、专业都不受重视与保障，人心难测，力不能合一，斤斤算计于一己之私，企业时时处在动荡与危机中。但人人打着自己算盘，又怎么可能产生伟大的品牌、伟大的企业、伟大的企业家呢?从这个角度思考，团结十八罗汉的马云、内部孕育出微信的腾讯、崇尚“利出一孔、力出一孔”的华为任正非，他们之于中华文明走向现代化的贡献，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真正的价值，都在财富之外。真正的商业精神，从来超越一切商业。所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是想开点吧!最后，从金一南少将书中摘一段话，警醒还在里外捣糨糊的、众多国民党式的企业：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一次动员会上说，“不要看中国是个现代的国家，好像有现代国家的一切特征，实际上中国是个分散的部落……对一般民众来说，顶多就是给谁交税的问题，并没有紧密的国家联系……它没有形成现代国家的这种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甚至社会制度之间的紧密联系，它非常松散。”板垣征四郎的意思，是中国社会可以分而制之，不要看人口多、兵力强，但却是分散的，各怀鬼胎的，各有各的利益的，相互争斗的，能够把他们各个击破。这是板垣1931年8月讲的。到了1931年9月，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翻阅多本图书，一个多月思考，一周多挤时间写，李不太白耗费的心血也不知是否有意义?但那已经不关我事了。谨以此文，感谢中国国民党为中华民族做过的贡献，以及因为他自身的分裂与软弱而带来的苦难。毛爷爷说，广阔天地大有可为。上帝却提醒你说，不能超越自我小天地的人，天地是不可能广阔的。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是赢得胜利的唯一法宝。
馆藏&42964
TA的最新馆藏国民党为什么那么容易分裂？
【摘要】据台媒报道，国民党“总统”与“立委”选战均惨败。
　　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典礼。前排自左至右依次为：蒋介石、萧佛成、邓泽如、吴稚晖、伍朝枢、胡汉民、王宠惠。　　国民党&派系林立&内斗严重历来为人熟知，影视剧中常有再现。蒋介石败退孤岛后，尽管他治下的&党国&没有再发生另立中央的事件，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史却始终未曾终止，并在&两蒋时代&结束后愈演愈烈。如当下台湾地区的亲民党、新党等政党皆是从原国民党中脱胎而来。　　自&换柱&以来，不少外媒报道发出了国民党&分裂危机化&&分裂将亡党&等论调。纵观历史，对国民党这家百年老店而言，分裂早已是常态。国民政府从1925年建立到1948年改组这短短23年间，发生过4次大分裂，随时都有反对派另立中央，两个国民政府对峙的现象司空见惯。　
　　孙文逝世产生权力真空
　　
中国
国民党自1919年由中华革命党改组成立以来，其组织与党员成分就相当复杂，尤其在孙中山宣布实行三大政策后，党内左、中、右派系日益明显。孙中山刚一逝世，党内右派团体就首次公然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此时广东的局面正如《中国国民党史》所载：&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渐在党内形成绝对权威，然而，孙中山忽视了对接班人的培养，尽管他拥有不少卓越的助手。因此，绝对权威的忽然丧失，国民党内便出现了权力真空，一时很难找出一位深孚众望的领袖。&　　孙中山北上前让胡汉民出任代理大元帅之职，但胡在党内的影响力远不及孙中山，孙在世时，他可以理所当然的以助手身份暂时控制局面，孙中山一旦逝世，胡汉民在党内的地位马上受到挑战。胡汉民自己非常清楚这个关系，所以在孙中山病危时他就对廖仲恺等人说：&大元帅职权，兄弟实不当再行代理，最好能将大元帅府根本改组为政府，并采用委员制，使本党同志，能有共同负责的机会。&　　胡汉民改组政府的提议得到众人认同，但不久后即传来孙中山逝世消息，国逢大丧，改组之事也被谭延闿以&大局未定，不便立即进行&为由搁置了。不久后，黄埔党军在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之役中取得胜利，广州革命策源地得到巩固，此事又再一次被提上议程。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做出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的决定，改组后的政府实行委员合议制。同时规定&政府的方针必须由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做出决定后再以政府名义执行&。也就是国民政府&以党治国&的原则。在组织形式上，胡汉民在公布的改组方案中为国民政府规定了中央、省、市三级机构。中央一级的机构具体有&设国民政府，掌握全国政务;设军事委员会，掌握全国军务;设监察部，监察政府各级机关官吏之行动及考核款务;设惩吏院，惩罚贪污不法及不服从政府命令的官吏&。　　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开府典礼在广州第三公园举行，宣告正式成立。参加第一次会议的国民政府委员共有16人，会议推举汪精卫、许崇智、谭延闿、胡汉民、林森为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主席由汪精卫担任，此外特任胡汉民为外交部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部长、徐谦为大理院长兼司法行政事务。同时聘任来自苏联的鲍罗廷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7月3日，国民政府成立了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军事委员会。军委会于8月26日决议，废除以省命名的粤、湘、滇等军事番号，并将之前的党军、建国军等番号一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宁汉对峙：国民政府第一次大裂变
　　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并不能根本解决国民党内日益分化严重的问题。即使是黄埔军校中，也有以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左派学员组成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国民党右派学员组成的&孙文主义学会&两个相互对立的学生团体。仅在政府改组一个月后，国民党左派代表廖仲恺被刺身亡。此前，以左派面貌出现的汪精卫、蒋介石也都被列为暗杀对象，蒋介石更是两次险遭刺杀。　　&廖案&打破了后孙中山时代国民党内汪、廖、胡三足鼎立的局面，不久后胡汉民因涉嫌&廖案&被迫出洋，国民党左右派各失一首，反而造成蒋介石的迅速崛起。日，邹鲁、谢持等右派元老组成&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1926年初，蒋介石将谢持与邹鲁永远开除党籍，其余人等则分别处以书面警告和&促其猛省，不可再误&的训令，党内的第一次分裂危机算是暂时平息了。但仅仅过了两个月，广州又发生了疑云丛丛的&中山舰事件&，尽管事态没有扩大，但整个长洲岛上已是风声鹤唳，国民党内(当时的共产党员也在国民党中)的意识形态之争已向着不可调和的方向发展，而这种矛盾终于在之后的北伐烽火中爆发，造成宁汉两府对立的大裂变。　　1926年7月，蒋介石发表北伐总动员令，宣告北伐战争正式打响。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几个月就打垮了吴佩孚率领的北洋军，并于当年10月攻占武汉三镇。10月16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各省区联席会议正式讨论迁都事宜。11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到武汉。当年年底广州国民政府停止工作，武汉国民政府于日正式办公。　　就在国民政府已决定迁都武汉时，蒋介石却在日召开会议，提出国民政府应迁往南昌，他的理由是&现在张作霖已经宣称自己是国家的首领，并准备和国民革命军打仗。河南局势变得非常危险，湖北的部队是靠不住的，所以武汉处于严重的威胁之下，同时浙江也已经发生了战事，在已经巩固了的南昌领导作战是较好的&。会后，他发出通电，&现因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住南昌&。　　蒋介石将国民政府强留在南昌的通电引起党内很多人的不满，即使是对武汉政府素无好感的李宗仁也说&南昌，断没有成为临时首都的资格&，他认为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汉的理由是驻汉部队非蒋的嫡系，不便于他控制中央。汉方对迁都南昌之事的反对态度更是坚决如铁，完全不理会蒋介石造成的&中央&已在南昌办公的&事实&，坚决要求在赣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赴汉办公。由于当时孙传芳势力尚未肃清，江西局势也不稳定，蒋介石只好屈服于武汉政府。　　这种屈服是暂时的，因为手握军权的蒋介石早已实际脱离汉方的掌控，待北伐军攻克上海后，他马上于4月12日发动了血腥&清党&，即&四一二政变&。&清党&的第一矛头指向了共产党员，同时，诸多国民党左派以及左倾人士也被殃及，仅在&清党通电&发布的两三天内，上海就有1000多名共产党员被捕，300多人被杀害，白色恐怖笼罩淞沪。从国民党本身的角度来说，这次政变&固然打击了它的对手
中国共产党
，但与此同时，国民党本身也因此失去了大批精英&，并造成许多浑水摸鱼之辈混入国民党，这些人使党内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发生大幅度下降。白崇禧后来也沉痛地说：&此次清党后，即发生许多以党营私之假革命党??使民众对本党已渐失信仰。&　　对于国民党而言，&四一二政变&造成的另一个影响就是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决裂。4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会议，决定在南京组建政府，胡汉民、张静江、伍朝枢、蒋介石等为国民政府委员;胡汉民为国民政府主席。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举行庆祝典礼，宣告成立，并于同日开始办公。此时，北京的北洋政府犹在，南方的国民党阵营中却出现了两个国民政府，史称&宁汉分裂&。这次两府对峙也成为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分裂。　　就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前一天，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布坚决的&讨蒋&命令：&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工会兴起轰轰烈烈的&讨蒋&风潮，武汉大街小巷更是贴满了&打倒蒋介石&&镇压反革命&等标语。宁汉分裂导致北伐暂时停止，武汉国民政府内部有两种声音，一是东征讨蒋，一是继续北伐，最后北伐派占了上风，武汉政府于4月19日举行第二次北伐的誓师典礼。与此同时，5月21日在长沙发生的&马日事变&也表明了武汉的汪精卫逐渐转向反共，加上冯玉祥等军事实力派强烈要求分共，汪精卫最终发动&七一五政变&，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分共。解决了共产党的问题后，宁汉双方在各路实力派的斡旋下开始和谈，汉方对政府合并开出的条件就是蒋介石必须下野。8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下野宣言，并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　　合并的条件皆已成熟，此时在上海另立中央党部的&西山会议派&也加入会谈。三方博弈的最终结果是武汉国民政府的&正统&地位也被否定，汪精卫于9月13日通电下野。宁、汉、沪三方的国民党中央在9月16日宣布在南京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国民政府重归统一，史称&宁汉合流&。　　国民党为什么那么容易分裂？
国家人文历史周瑜
[摘要]孙文逝世产生权力真空，宁汉对峙：国民政府第一次大裂变，北平、广州、福建相继另立中央，分裂“常客”汪精卫最终跨越底。国民党为什么那么容易分裂？ 日， 部分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合影，前排左至右：谭延&#38399;、许崇智、汪精卫、胡汉民、孙科、廖仲恺、林森，后排左至右：古应芬、程潜、伍朝枢、朱培德据台媒报道，国民党“总统”与“立委”选战均惨败，党主席朱立伦在今天的临时中常会正式去职，党内权力出现真空，包含前副主席胡志强、“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与“副总统”吴敦义等都是新主席热门人选，也引爆党内本土与深蓝势力对决隐忧。据悉，党内早已有人酝酿“防洪计划”，避免国民党“新党化”。国民党“派系林立”内斗严重历来为人熟知，影视剧中常有再现。蒋介石败退孤岛后，尽管他治下的“党国”没有再发生另立中央的事件，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史却始终未曾终止，并在“两蒋时代”结束后愈演愈烈。如当下台湾地区的亲民党、新党等政党皆是从原国民党中脱胎而来。自“换柱”以来，不少外媒报道发出了国民党“分裂危机化”“分裂将亡党”等论调。纵观历史，对国民党这家百年老店而言，分裂早已是常态。国民政府从1925年建立到1948年改组这短短23年间，发生过4次大分裂，随时都有反对派另立中央，两个国民政府对峙的现象司空见惯。孙文逝世产生权力真空中国国民党自1919年由中华革命党改组成立以来，其组织与党员成分就相当复杂，尤其在孙中山宣布实行三大政策后，党内左、中、右派系日益明显。孙中山刚一逝世，党内右派团体就首次公然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此时广东的局面正如《中国国民党史》所载：“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渐在党内形成绝对权威，然而，孙中山忽视了对接班人的培养，尽管他拥有不少卓越的助手。因此，绝对权威的忽然丧失，国民党内便出现了权力真空，一时很难找出一位深孚众望的领袖。”孙中山北上前让胡汉民出任代理大元帅之职，但胡在党内的影响力远不及孙中山，孙在世时，他可以理所当然的以助手身份暂时控制局面，孙中山一旦逝世，胡汉民在党内的地位马上受到挑战。胡汉民自己非常清楚这个关系，所以在孙中山病危时他就对廖仲恺等人说：“大元帅职权，兄弟实不当再行代理，最好能将大元帅府根本改组为政府，并采用委员制，使本党同志，能有共同负责的机会。”胡汉民改组政府的提议得到众人认同，但不久后即传来孙中山逝世消息，国逢大丧，改组之事也被谭延&#38399;以“大局未定，不便立即进行”为由搁置了。不久后，黄埔党军在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之役中取得胜利，广州革命策源地得到巩固，此事又再一次被提上议程。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做出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的决定，改组后的政府实行委员合议制。同时规定“政府的方针必须由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做出决定后再以政府名义执行”。也就是国民政府“以党治国”的原则。在组织形式上，胡汉民在公布的改组方案中为国民政府规定了中央、省、市三级机构。中央一级的机构具体有“设国民政府，掌握全国政务；设军事委员会，掌握全国军务；设监察部，监察政府各级机关官吏之行动及考核款务；设惩吏院，惩罚贪污不法及不服从政府命令的官吏”。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开府典礼在广州第三公园举行，宣告正式成立。参加第一次会议的国民政府委员共有16人，会议推举汪精卫、许崇智、谭延&#38399;、胡汉民、林森为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主席由汪精卫担任，此外特任胡汉民为外交部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部长、徐谦为大理院长兼司法行政事务。同时聘任来自苏联的鲍罗廷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7月3日，国民政府成立了最高军事领导机关&#8212;&#8212;军事委员会。军委会于8月26日决议，废除以省命名的粤、湘、滇等军事番号，并将之前的党军、建国军等番号一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宁汉对峙：国民政府第一次大裂变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并不能根本解决国民党内日益分化严重的问题。即使是黄埔军校中，也有以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左派学员组成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国民党右派学员组成的“孙文主义学会”两个相互对立的学生团体。仅在政府改组一个月后，国民党左派代表廖仲恺被刺身亡。此前，以左派面貌出现的汪精卫、蒋介石也都被列为暗杀对象，蒋介石更是两次险遭刺杀。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典礼。前排自左至右依次为：蒋介石、萧佛成、邓泽如、吴稚晖、伍朝枢、胡汉民、王宠惠“廖案”打破了后孙中山时代国民党内汪、廖、胡三足鼎立的局面，不久后胡汉民因涉嫌“廖案”被迫出洋，国民党左右派各失一首，反而造成蒋介石的迅速崛起。日，邹鲁、谢持等右派元老组成“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1926年初，蒋介石将谢持与邹鲁永远开除党籍，其余人等则分别处以书面警告和“促其猛省，不可再误”的训令，党内的第一次分裂危机算是暂时平息了。但仅仅过了两个月，广州又发生了疑云丛丛的“中山舰事件”，尽管事态没有扩大，但整个长洲岛上已是风声鹤唳，国民党内（当时的共产党员也在国民党中）的意识形态之争已向着不可调和的方向发展，而这种矛盾终于在之后的北伐烽火中爆发，造成宁汉两府对立的大裂变。1926年7月，蒋介石发表北伐总动员令，宣告北伐战争正式打响。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几个月就打垮了吴佩孚率领的北洋军，并于当年10月攻占武汉三镇。10月16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各省区联席会议正式讨论迁都事宜。11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到武汉。当年年底广州国民政府停止工作，武汉国民政府于日正式办公。就在国民政府已决定迁都武汉时，蒋介石却在日召开会议，提出国民政府应迁往南昌，他的理由是“现在张作霖已经宣称自己是国家的首领，并准备和国民革命军打仗。河南局势变得非常危险，湖北的部队是靠不住的，所以武汉处于严重的威胁之下，同时浙江也已经发生了战事，在已经巩固了的南昌领导作战是较好的”。会后，他发出通电，“现因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住南昌”。蒋介石将国民政府强留在南昌的通电引起党内很多人的不满，即使是对武汉政府素无好感的李宗仁也说“南昌，断没有成为临时首都的资格”，他认为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汉的理由是驻汉部队非蒋的嫡系，不便于他控制中央。汉方对迁都南昌之事的反对态度更是坚决如铁，完全不理会蒋介石造成的“中央”已在南昌办公的“事实”，坚决要求在赣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赴汉办公。由于当时孙传芳势力尚未肃清，江西局势也不稳定，蒋介石只好屈服于武汉政府。这种屈服是暂时的，因为手握军权的蒋介石早已实际脱离汉方的掌控，待北伐军攻克上海后，他马上于4月12日发动了血腥“清党”，即“四一二政变”。“清党”的第一矛头指向了共产党员，同时，诸多国民党左派以及左倾人士也被殃及，仅在“清党通电”发布的两三天内，上海就有1000多名共产党员被捕，300多人被杀害，白色恐怖笼罩淞沪。从国民党本身的角度来说，这次政变“固然打击了它的对手中国共产党，但与此同时，国民党本身也因此失去了大批精英”，并造成许多浑水摸鱼之辈混入国民党，这些人使党内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发生大幅度下降。白崇禧后来也沉痛地说：“此次清党后，即发生许多以党营私之假革命党&#8943;&#8943;使民众对本党已渐失信仰。”1927年，蒋介石的部队在“四一二”白色恐怖中控制上海之后，从工人纠察队手中收缴的步枪对于国民党而言，“四一二政变”造成的另一个影响就是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决裂。4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会议，决定在南京组建政府，胡汉民、张静江、伍朝枢、蒋介石等为国民政府委员；胡汉民为国民政府主席。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举行庆祝典礼，宣告成立，并于同日开始办公。此时，北京的北洋政府犹在，南方的国民党阵营中却出现了两个国民政府，史称“宁汉分裂”。这次两府对峙也成为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分裂。就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前一天，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布坚决的“讨蒋”命令：“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工会兴起轰轰烈烈的“讨蒋”风潮，武汉大街小巷更是贴满了“打倒蒋介石”“镇压反革命”等标语。宁汉分裂导致北伐暂时停止，武汉国民政府内部有两种声音，一是东征讨蒋，一是继续北伐，最后北伐派占了上风，武汉政府于4月19日举行第二次北伐的誓师典礼。与此同时，5月21日在长沙发生的“马日事变”也表明了武汉的汪精卫逐渐转向反共，加上冯玉祥等军事实力派强烈要求分共，汪精卫最终发动“七一五政变”，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分共。解决了共产党的问题后，宁汉双方在各路实力派的斡旋下开始和谈，汉方对政府合并开出的条件就是蒋介石必须下野。8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下野宣言，并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合并的条件皆已成熟，此时在上海另立中央党部的“西山会议派”也加入会谈。三方博弈的最终结果是武汉国民政府的“正统”地位也被否定，汪精卫于9月13日通电下野。宁、汉、沪三方的国民党中央在9月16日宣布在南京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国民政府重归统一，史称“宁汉合流”。北平、广州、福建相继另立中央“宁汉分裂”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即有实力反对中央者可自行另立政府。尽管蒋介石在下野后不久，即借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复出，并领导完成二次北伐，形式上统一中国。但在北伐完成后的短短几年内，实力派另立中央政府的事正如梦魇一般困扰着新生的南京国民政府。 1928年，国民革命军的三大统帅（左至右）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的合影在国民革命军中有嫡系与杂牌，中央与地方之分，造成这种现象也并非是有人刻意为之，而是国民革命军本身就是一支有联军性质的部队。在北伐过程中，如冯玉祥、阎锡山这类改旗易帜的军阀部队名义上虽属国民革命军番号，但实际控制权依然在军阀手里。等到北伐成功，作为共同打击目标的北洋政府覆灭后，这种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就会表露无遗。具体的表现有蒋桂战争、蒋唐战争和中原大战。在被称为国民党内部实力派终极角逐的中原大战期间，各路反蒋派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会议中居主导、支配地位的是晋系实力派人物阎锡山。这次会议以“民主政治为标榜，宣称要在党内国内恢复民主制度，推翻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日，扩大会议公布《国民政府大纲》，宣布北平国民政府成立，阎锡山于9月9日宣誓任政府主席。北平国民政府的《大纲》中“强调以党治国，但不得以党代政”；规定“以国民政府委员会议和部长联席会议行使国家统治权，从制度上防止独裁的重演”。这些特色既标榜了自己与南京国民政府不同，也对反蒋派极富煽惑力。反蒋联军在军事上连连失利，北平政府的主要人员也从北平撤到了阎锡山的老巢太原，他们还是继续开会制定约法。蒋介石的死对头汪精卫此刻再次走上前台，于当年10月底主持最后一次扩大会议，并通过了《中华民国约法草案》。虽然表面工程做得很到位，但毕竟扩大会议和阎记国民政府的命运从一开始就以中原大战紧紧相连，随着反蒋联军在战争中失败，北平国民政府也就匆匆结束了它短暂的历史。北方的中原大战刚刚结束，南方的分裂又起。日，国民党内的元老派、再造派、汪派、西山会议派及两广军人齐集广州，宣布效法1917年孙中山在穗召开非常国会之例，“组织非常会议以为本党之领导机关”。这一次反蒋风波是因同年2月28日，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引起的。胡被软禁后，蒋介石召开国民会议，提议制订《训政时期约法》，并将国民政府主席的职权大大提高。蒋介石总揽大权，使胡蒋两派的矛盾公开化，各路反蒋派重新组合，国民党再度面临分裂。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布成立，史称“宁粤分裂”。广州政府主席之职还是由蒋介石的老对手汪精卫担任。汪精卫就职后，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称为“伪政府”，并在发布的《国民政府否认南京伪政府宣言》中称，“与迷信武力统一中央集权之蒋中正及其个人独裁下之南京政府断绝一切关系”，“本党所赋蒋氏之职权，应即撤销，其国府主席之资格，已经不复存在”。6月12日，两广举行誓师大会，决定出兵“北伐讨蒋”。眼看一场内战不可避免，但当时正陷于“剿共”战争的蒋介石无法分身，只能一面派兵围堵控制事态，一面做出和平统一的姿态。宁粤双方就这样对峙相持了几个月，直到同年9月，东北风云突变，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国内反内战的呼声日益高涨，宁粤分裂的问题被推到不得不解决的地步。蒋介石在此时率先发起和平攻势，号召双方停战议和，共赴国难。双方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进行一系列谈判后，还是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达成协议，并取消广州国民政府。与宁汉合并时的情形一样，蒋介石下野后没过多久便又复出。宁粤合并也不能根本解决党内派系林立的问题。而当时的中国，第一次国共内战还在进行，侵华日军的步伐又步步紧逼，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裂变终于又在东南发生。1933年11月，以国军第十九路军将领为主的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福建福州建立反蒋政权，史称“福建事变”（闽变）。这次事变与宁汉分裂、宁粤分裂的性质都不同，因为福建政权直接抛弃了中华民国和国民政府的所有“旗帜”，另建国号为“中华共和国”，政府称为“人民革命政府”，十九路军改番号为“人民革命军”。政府以“抗日反蒋”为主旨。同时，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等8人联名致电宣布脱离国民党，共同组织“生产人民党”。这次闽变很快被蒋介石平定，建立仅历时53天“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亦随之烟消云散。分裂“常客”汪精卫最终跨越底线在另立中央政府现象此起彼伏的20世纪30年代，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中国各派势力的角逐，并准备随时插足染指。这双眼睛来自日本昭和军阀。在“中国一击论”出现以前，日本对华的主要政策还是以“蚕食”为主，其主要手段便是利用中国各派势力相互博弈，继而从中分化，逐步占领。在日本人眼中，国民党是一个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革命党，与之前的军阀有很大不同，所以日军最初的算盘是扶持北洋旧人来制衡国民政府，但段祺瑞、曹锟、吴佩孚等北洋政要都先后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日军只能拉拢到殷汝耕、张敬尧这些不入流的小人物。日至11月7日， 汪精卫( 右三）、孙科（右四）等广州政府的代表与南京政府代表蔡元培、张继（左边侧脸者）等在上海召开的和平统一会议。这次会谈的结果是迫使蒋介石下野，宁粤宣告统一卢沟桥事变前，欲图染指华北的日军就利用汉奸殷汝耕建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但这个政府影响太小，故而连“国旗”“国徽”等政权象征都不敢设。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本以为攻占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中国即会屈服，没想到国民政府迁入重庆后依然顽强抵抗，日本陷入战争泥潭。气急败坏的近卫内阁索性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实则就是关闭了和谈之门，国府的抗日部队也被日方称为“重庆军”。与此同时，日军又先后扶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等伪政权，这些政权打出北洋时代的五色旗作为“国旗”，妄图窃据中华民国的正统地位。但因其首脑都是梁鸿志、王克敏等不入流的货色，影响力根本无法达到日本人的预期。日，日军大举进攻广州、武汉之际，汪精卫向海通社记者发表了“如条件不妨碍中国之生存与独立，则或可为讨论之基础”的发言，这等于向日方公开了国民党内部主战、主和派之分歧，同时也放出求和信息。10月21日，广州沦陷之日，汪精卫又在对路透社记者的谈话中声称：“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否则无调停余地。一切视日方所提出条件而定&#8943;&#8943;”这无疑是更为露骨的一次求和信号。日军对于汪精卫的态度非常重视，日本首相近卫文&#40639;于11月3日发表《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的政府声明，宣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拒绝。”日方制定了诱降汪精卫，以汪代蒋的计划。诱降攻势展开后，汪精卫非常配合，很快派人与日方代表进行一系列会谈，并签署臭名昭著的《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其中就有承认满洲国、承认日本有优先权、承认日本以“特殊的方便”利用华北资源等卖国条款。从1927年以来，国民政府的每次分裂都有汪精卫的影子，但这一次汪精卫准备在日本的扶植下再一次另立“中央”，显然已经跨越了底线。按照汪精卫的最初算盘，是想利用自己的影响号召西南军阀拥护其在川、滇地区建立亲日政权。但他在日发出投敌“艳电”后，起初他预计可能参加“和平运动”的陈济棠、龙云、何健、张发奎等人纷纷发电声讨，“指斥汪精卫为民族罪人”。汪精卫在西南搞分裂的企图成了泡影，这意味着他只能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建立政权，而他与日方所谓的“谈判筹码”也就大打折扣了。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参与多次分裂的汪精卫最终跨越底线日，汪精卫在南京举行所谓的“国民政府”还都仪式，发表《和平建国十大政纲》，正式成立汪记“国民政府”。他的“和平运动”搞到最后只在一个问题上赢得日方让步，那就是新政府“国旗”的问题。起初日方是希望他的政府使用民国初年的五色旗作为“国旗”，但汪精卫坚持要用孙中山生前所订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日方最初以此旗是重庆国民政府的国旗，战场不易分辨为由反对，但汪精卫却在这一问题上坚决不让步，最终取得日本人同意，但他们要求在国旗上方附一条黄色丝带，上绣“和平、建国、反共”字样，以此和重庆政府区分。英国学者拉纳&#183;米特在其著作《被遗忘的盟友》中评述汪精卫此举动机：“汪精卫认为他的政府是真正的国民政府之延续，蒋介石已与共产党结盟，背弃了革命。采用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可以一圆汪精卫十三年来之梦&#8212;&#8212;当年北伐时蒋介石从他手中夺走权柄，现在他终于可以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遗志。”一面“国旗”既不能让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夺得正统之位，也不能洗清他失节附逆的污点。相反，随着汪本人于1944年在日本病死和1945年日本投降，他的汪伪政权也随之灰飞烟灭。他与他的伪“国民政府”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蒋介石结束了他7年的陪都岁月，但国内的局势与党内的乱象并不能使他安心。日，国民政府正式改制为总统府，历史上几分几合的国民政府走入历史。不过，政府的改组也没能挽救这个政权在大陆的崩溃。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逐渐失去优势，内部也多次出现分歧，如李宗仁等此前多次夺权失败的反蒋派又再次活跃起来。就在败退台湾的前夕，国府还上演了一出“桂系逼宫”的大戏。此外，由国民党内的左派、民主派人士筹建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等团体选择与中国共产党站在同一阵线，他们于1948年合并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选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后留在大陆参与建国，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八个民主党派之一。（文/周瑜）转自“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众号（gjrwls ），腾讯文化合作媒体，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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