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不想多生了？年轻人认为孩子是拖累|中国人不想多生-社会新闻_华商网新闻
为什么中国人不想多生了？年轻人认为孩子是拖累
[摘要]近来有关国家年内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报道以及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的否认，都引发了新一轮争议。本文试着讨论“为什么中国人不想多生？”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一直以来呼声很高。近来有关国家年内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报道以及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的否认，都引发了新一轮争议。　　在此不说政策是否应该放开，只是想从学理角度和历史数据来讨论，到底是什么让中国人不想多生了。　　中国人不想多生　　现在人们的生育意愿不是一般的低　　当下，出生率、生育意愿齐齐下行，不少人都有切身的体验。这是为什么呢?　　一般观点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人均GDP水平、人力资本水平是中国生育率急剧下降的三大推手。只不过，这三个变量在不同时期对生育率下降产生的影响，并不相同，呈现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首先，生育政策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边际效果渐趋下降。第二，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对生育率下降造成的影响日益增强。　　换句话说，人们要么忙着挣钱，要么忙着上学，读完硕士还要读博士，生孩子的事自然就往后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是最有效的避孕药。而相对来说，贫穷就是最合格的助产士了。　　在很多年轻人看来，现在经济繁荣，娱乐至上，世界那么大，孩子是拖累。　　按照人口学规律，一个国家或地区，一旦总和生育率[注1]在2.1的替代水平下，就意味着进入了低生育率阶段。　　也就是说，一家两个娃，整个社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才能保持平衡，人口结构才可以保持稳定，就不会走入老龄化社会了。但是，现在人们的生育意愿不是一般的低。　　从历史上看，解放后到20世纪70年代，总和生育率通常处在5-6的水平上。现在呢?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算出，全国的总和生育率事实上已经多年低于1.5了。　　地方层面，有学者在江苏进行了数年的人口调查，结果发现，在假设不受政策限制的情况下，平均每对夫妻期望的孩子数大概是1.7个，也就是说显著低于2.1的替代水平。　　这意味着，即使将来不再限制生育子女的数量，生育率回归到高水平的可能性也非常小了。 编辑：时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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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什么都不愿意生孩子了？
　　我是个很喜欢孩子的妈妈，虽然有了两个孩子，但是看到别人的小宝宝依然是很喜爱。虽然现在都不怎么限制生育了，但是谁又能想生就生的不加考虑呢？不仅仅我是如此，身边的很多朋友，对待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回答，不生！为什么千呼万盼的“二胎政策”终于出台，可却在大城市遇冷。全国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夫妇也不及预期的一半。讲究多子多福的中国人突然不爱生孩子了，我们看看下面的这些资料统计，也许大家就都明白了！
　　单独二孩政策在上海也遇冷了。上海市卫计委统计，目前上海进入婚育年龄的女性，有90%符合双独或单独的政策，但是申请二孩的比例不足5%。
　　日，上海市卫计委的官员发出了罕见的呼吁：符合二孩生育政策的上海家庭要多多生育，“因为对于家庭结构的稳定性和社会的发展而言，两个孩子更适宜”。搞计划生育的反过来大声疾呼“多生育”，实在是太违和，太不符合大家的习惯了。
　　事实上，上海双独二孩的申请也远低于预期。上海有200万个双独家庭。卫计委调查显示，40%-50%的双独家庭有生二孩意愿，但过去5年，只收到1.5万个申请。
　　再看全国。2013年12月，在单独二孩政策颁布之初，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提到：单独二孩政策施行后，“近几年出生人口会有所增加，大概每年增加200万人左右”。但日前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表示，截至2014年底，全国有近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不及预期的一半。
　　2014年11月，中青报社会调查中心在全国范围内针对2052名居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符合单独二孩申请条件的受访者中，仅24.9%的人提出了申请。这个数据意味着，即使改行自主生育甚至鼓励生育，愿意生孩子的家庭比例也不高。
　　在许多媒体的妖魔化描述中，中国人一直是生育狂的形象，但冷冰冰的数据给出了相反的事实。中国人为什么突然不爱生孩子了？
　　生育成本上升
　　“突然”当然只是印象。如果把生不生、生几个看成投资行为，那从成本与收益的变动就不难窥见生育行为变化的轨迹。
　　先看妇女的生育成本，主要由两块构成。
　　一是在工业与城市的时代，重智力、轻体力的白领工作大量涌现，男女同台竞争就业机会，妇女几乎能顶家庭收入的半边天。妇女从怀孕到哺乳，至少需要一年半时间；如果小孩满三周岁才上幼儿园，那就至少需要三年时间。职业女性休产假一般为三四个月，上班后的工作外时间亦不得主要用于照料幼儿而非充电提高专业水平，为此妇女不得不放弃相当的收入与职业晋升机会。
　　二是养育一个小孩的直接费用也不菲。上海的调查显示，一个家庭养育一个0~3岁孩子的直接费用为32719.5元，4~6岁孩子的养育费平均为31943元，7~12岁的为31226元，35%的父母认为“养孩子是沉重负担”。有人估算，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连吃带用加上读书、找工作与结婚，要花100多万元。
　　男耕女织的农业时代，承担体力活的男人是家庭收入的主力，生育成本的第一块（妇女放弃的收入）很低，生育率就很高，一个家庭生四五个孩子很常见，在养育模式上势必是重数量、轻质量，导致生育成本的第二块（直接费用）也不高。
　　但在工业与城市的时代，生育成本的第一块剧增，一个家庭生一个孩子都是重大决策，在养育模式上势必改为重质量，导致生育成本的第二块也上升。如此情势之下，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家庭只有1/4愿意再生一个也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城市化率2012年为52.57%，并且这是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率增长。2012年上海的城市化率为89%。城市化内蕴的生育成本上升对生育率的压制所用非常大。这非中国独有，乃是所有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都发生过与发生着的现象。生育成本上升之后，也很难再降下来，西方国家补贴生育的措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扭转不了趋势。
　　当孩子不再是资本品
　　在家庭养老之下，年富力强时父母生养孩子付出艰辛，而不是及时行乐，年老体衰失去工作能力时由子女支付至少一部分赡养费用。子女比其他任何人更关心自己父母的生活与福利，这是写入基因的人性。养育孩子体现出资本品的特点：投资是未来消费，以放弃现在消费为代价。
　　不过，在现收现支的社保制度之下，雇员和雇主均被要求每月按照该雇员基本工资的一个百分比来强制缴纳社保税，一直缴到该雇员退休为止。以雇员与雇主名义缴纳的部分，其实均是公司用工成本的一部分。现收现支的本质，是强制工作者、年轻人与下一代集体养老年人、退休者与上一代。
　　在这种模式下，家庭的考虑就变了：既然政府保证我们将来退休后的生活待遇，等我们退休时，别人家的孩子在工作并缴纳社保税，养老金能确保退休后的生活无虞，那现在就没有必要含辛茹苦，省吃俭用多生养个孩子。节省下来的钱和时间可以买更好的车子、更大的房子，可以到处旅游，可以过上更有品质的生活。人生苦短，如果不是为了将来的考虑，谁愿意现在过苦日子？由是，从意愿的角度，孩子就被削弱甚至剥离了养老投资品的功能。
　　同等重要的是，在投资意愿被削弱甚至剥离之外，现在的工作者把生孩子作为养老投资的能力也被削弱了。在家庭养老之下，每一个家庭的工作者能在与父母协商在代际恰当地分配自己的收入，以确定多少给父母养老，多少自己消费和投资，多少用于养育孩子。父母和子女之间有爱，父母不会侵夺子女和孙子女的生活资源。这就能确保一个家庭对孩子的投资份额，也能确保在代际之间，资源能稳定地向下一代转移。
　　但在现收现支之下，所有工作者被强制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所有退休者的养老，没得商量；所有退休者也有动机向政府施压提高自己的退休待遇，从而进一步加重所有工作者（别人家的孩子）的负担。这就必然削弱所有家庭对孩子的投资能力，还导致资源在代际之间的流向出现了逆转，整体上不是向下一代转移，而是向上一代转移。
　　由此，生养孩子作为养老投资品的意愿和能力都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为了享受天伦之乐或对热切希望抱孙的老人有个交代，生养个把孩子就行了。甚至丁克家庭也大量涌现，将来有别人家的孩子为自己的养老金添砖加瓦，何苦费心一把屎一把尿地养孩子？浪漫、逍遥和自在的两人世界多好啊！
　　1970年代以来，西欧与日本的生育率稳定地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单单靠生育成本上升不足以解释，孩子的资本品属性被削弱导致生育收益的下降，亦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从安排上，中国的社保是大统筹、小账户，大统筹就是以现收现支为主，再加上个人账户不断累积的空账，整体上与现收现支无多大差别了，在“养老靠政府”的观念之下，只有不高比例的人愿意生二胎，也就不奇怪了。
　　重质量的传统
　　上述两个因素还不足以充分解释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为何如此之低。新加坡几乎是一个华人社会，其城市化率是100%，不过没有实行现收现支的社保制度、而是实行纯个人账户性质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上述两个因素只占了一个，但新加坡的生育率也很低，只有1.2（年）。
　　再看其他华人社会。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年的总和生育率，澳门分别为1.0、1.0与1.1，香港分别为1.1、1.2与1.3。台湾与在美国的华裔生育率都很低。其他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社会也是如此，如韩国的生育率只有1.2，日本的生育率只有1.4。
　　照道理说，儒家文化强调“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鼓励生育的，不过一千多年来“学而优则仕”令华人与儒家文化圈的尤其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在传统社会，考取功名有各种好处，可以免税，可以入仕，可以在当地提升社会地位，由此导致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心理取向。经过N代人的传承与加强，这已经成为了Meme。
　　1976年，英国科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新造了Meme 一词，含义为：“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及行为模式等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作用相类似的东西。”是说，如果生物进化的基本单位是Gene（基因），那文化进化的基本单位就是Meme（谜米或文化基因）。Gene通过遗传传承，Meme通过模仿。
　　哪怕后来科举制度消失了，这个Meme就像病毒一样仍有独立的生命力。由此导致进入现代社会，华人及儒家文化圈的社会比其他社会更重视子女的教育，对子女教育的投入会更高。这是一种重子女质量的模式，对质量的投入与对数量的投入之间有替代关系，势必会压抑生育子女的数量。
　　现在中国城市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普遍从娃娃抓起，自己宁愿省吃俭用也要让孩子多一门才艺，多亲炙一位名师的教诲。许多课外培训机构因此大发其财。大家都这么重视质量，谁也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结果给孩子的教育培训是层层加码。这会反映在生育成本第二块的构成上，华人社会的教育支出要明显高过其他社会。
　　低生育率陷阱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1811，上海只有0.73665。其中城市人口全国总和生育率为0.88210，上海只有0.7133。城市人口中，一对夫妇只生育0.88个孩子，下一代人口规模以44%的速率指数级衰减。
　　不过即便生育自主甚至鼓励生育，由于上述三个原因导致的中国人生育意愿超低，中国的生育率也不可能大幅度回弹了。考虑到符合单独二胎政策的家庭只有约25%会真正申请，而生育会分摊到几年之内进行；参考上海一年的申请率不到5%，不妨假设单独二孩政策每年可将总和生育率提高5%，那全国生育率也不过1.24；就算可提高10%，那全国生育率也不过1.3，仍处于超低生育率的范畴。
　　一个孩子的家庭大概占62%。双独二孩、单独二孩放开之后，意味着大部分生育潜能已经放开了。即使放开自主生育，低生育率陷阱也很难走出来了。
　　生育成本的上升、孩子的养老功能被削弱、对孩子高质量的培养，等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让我们都变成了不愿意生孩子的妈妈们，如果鼓励生育，却没有后续的生育福利政策支持，大家又怎么会心甘情愿的多费精力花半辈子多培育一个孩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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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ulation前几天携程 CEO 梁建章有一个发言，他认为，人口不仅是社会问题，还和创新息息相关。而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人口数量和质量都存在突出的矛盾。经济现象许多规律可以用人口来解读。比如城镇化，比如房地产，大家总喜欢用人口流出流出去解释。最近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发展得很好。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是人口规模。中国庞大的市场非常适合互联网公司的发展。互联网公司商业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边际成本为零。用户规模上去了，成本就下来了。有时候甚至规模决定商业模式是不是能够行得通。人口较少的国家没有办法产生较大的互联网公司，跟这个也有关系。他们的规模有天花板。即便是在日本，因为人口有 1 亿，但是互联网公司最多也就能获得数千万的用户，也有天花板。所以从全世界来看，一个是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因为它掌握了英语世界的用户，一个是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它掌握了中文世界的用户。这两个是赢家。同时在研发上，比如说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可以找到很多工程师，很多程序员，但是别的国家就不一定有这么多人才了。在数据上，中国庞大的规模和数据也给商业模式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举例而言，中国的道路状况复杂，采集的信息对无人驾驶很有用；中国的病例较多，对临床研究也有很好的作用。所以拥有人口基础优势的本土市场，有利于企业创新，并且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中壮大起来，再去全球竞争。人口基数较小的市场，商业模式还没有培育起来，就已经涨不动了。但是现在问题就比较突出了。梁建章研究人口，他表示， 每年新增的人口平均只有 2600 万。放开二胎后，新增 1600 万。每一代人口都在减少。中国人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不仅是在城市，在农村，妇女也不愿意生孩子。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是老龄化了，现在又要面临少子化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比日本更严重，因为中国的社会财富还没有积累到日本的规模，但是年轻劳动力已经开始减少了。这就很可怕了。人口红利是最大的红利，这个红利已经开始消失了。很多商业模式都要调整，许多人没有看到这一点，但是这个挑战是必须的，也是被迫的。这个时候我们又回到了前几天看到马云说的话（见文章《未来 30 年变化超乎想象，马云对未来的三条预言》），人工智能，机器人，也许是应对人口危机的一个道路。在这方面的投入也许会爆增。这也就是潜在的商业机会和价值。雪球是一个投资者的社交网络，聪明的投资者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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