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世界的第一本经济学书(大众经济学家梁小民重磅之作，以中国人的视角看世界，以老百姓的视角看中国。每个人都需要懂一点儿经济学，别听专家讲道理，听“一介小民”说点儿闲话，经济学也可以很好玩。)》(梁小民)【摘要_书评_试读】- 蔚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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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213000&&&&&
页数：233&&&&&
开本：小16开&&&&&
包装：平装
梁小民：中国少数几位能游刃有余地将经济学原理融入生活的经济学家！梁小民的经济散文一直深得大众的喜爱，这与他简朴的叙事风格和深入简出的内容阐释分不开。他的经济学散文已经成为喜欢作者文字和思想的读者期盼。一直以来，梁小民都希望经济学可以变成一种好玩的东西，经济学知识能够成为闲话。他把这些思想也带进了写书当中，和他的经济学专业融在了一起，让经济学在中国得到普及和推广。
面临不计其数的决策与判断，我们都希望能有一种终生受用决策依据和思维方法，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人人都希望懂得一点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和原理。世界的经济危机，中国的经济崛起，在这之间，经济学能为我们带来哪些启示，能为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梁小民教授以通俗、简介的语言，通过分析一个个经济事件，让我们一本书轻松读懂世界经济局势，让我们在面临某些问题时能够更加睿智、理性地做出决策。
经济向钱看GDP 不是的未来不是预测出来的别把模型当个宝死亡和税收确定无疑大危机的货币因素利率是影响经济的纽带利率成了牛鼻子汇率让你喝到免费啤酒蒙代尔作秀的资本格林斯潘的皮包另类的货币政策央行需要独立费尔普斯获奖了内需不足，企业有责
经济向钱看GDP 不是的未来不是预测出来的别把模型当个宝死亡和税收确定无疑大危机的货币因素利率是影响经济的纽带利率成了牛鼻子汇率让你喝到免费啤酒蒙代尔作秀的资本格林斯潘的皮包另类的货币政策央行需要独立费尔普斯获奖了内需不足，企业有责市场化扶贫创新从制度开始走在政策变动之前皮洛斯的胜利克鲁格曼的预言卢卡斯的辉煌与尴尬经济走在钢丝上莫让病人吃错药海水之中有湖水经济不玩过山车背着抱着一样沉餐桌上的曲线宏观调控不是筐公债哲学的是是非非赤字财政不是药预期不是占卜GDP 与全球一体化模型比推理更管用从投入增长到技术进步世界末日不是危言耸听官商结合新解共同富裕不靠劫富济贫渐进式改革不是让步、妥协技术进步，制度在先站在利益集团之上血汗工厂，责在政府企业不是惯出来的善人种出恶果资本创造历史中国的世界工厂之路穷国穷在制度上减税减得有学问货币量与通货紧缩战争时期的货币武器经济转型中的通货膨胀反通货膨胀的功与过大萧条的经验与教训减税如何刺激经济不要踩在美联储的头上格林斯潘的经济魔术凯恩斯主义的全盛时代政策运用的经济前提调节经济的艺术拿起经济学之剑假设、理论与现实法国包税制的教训圈地运动的历史功绩市场营销与市场结构欧佩克不再风光哈韦路假设的破产工业化道路上的体制混乱重税之下无发展迎接东南亚经济一体化让GDP变轻政府该管什么价格引导公众进行正确预期学会应对随机冲击经济学也讲道德经济学不能陷入道德误区把经济学拉下神坛经济学家不能治国
摘要与插图
走在政策变动之前央行宣布加息之后，各路理财专家活跃起来了。有的为你分析存款是否应该转存；有的建议你购买债券选短券、弃长券；有的让你选择固定利率房贷，等等。这些都是有效的理财方式，但又都是“马后炮”。人人都想把长期债券抛出去，争相购买短券，长券价格下降，短券价格上升，你有什么收益呢？银行发放房贷是为了利润最大化，加息了你想改为固定利率，人家干吗？这世界是一个未知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家庭理财正是在这不确定的世界中实现财产的保值和增值。如果一切都尘埃落定，没有不确定性，也没有风险，人人都知道怎么做，你的理财会有多大收益？学会在不确定的世界中理财，才能回避风险，或者利用风险。这就需要对未来进行预测，并根据这种预测来选择不同的理财方式。当你知道未来即将加息时，在央行未宣布加息之前抛出长券、收购短券，理财才会成功。同样，在加息之前有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可供选择，你才可以根据自己对未来利率的预测进行选择。不关注未来的变动，仅仅在变动出现之后忙于应对，永远是家庭理财的“初级阶段”。在这不确定的世界上，能引起风险的事件极多，从世界经济走势、国际冲突，到汇率变动、自然灾害发生，无一不影响家庭理财决策。当然，如果一定要对这大大小小可能发生的事件都做正确的预测才可以进行家庭理财，那就没有人敢理财了。对我们普通老百姓而言，进行家庭理财最重要的还是预测短期中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比如，在近期内央行会不会调整利率或汇率，会调整多少，等等。然后，再根据这种预测做家庭理财决策。只要预测大体正确，理财就能成功。但是，如果人人预测都正确，都做同样的理财决策，这就与人人都不预测，或者人人都预测错误，没什么差别了。只有别人没有进行预测，或者别人都预测错了，你才能成功。用个比喻说，人人都预测今天要下雨，出门带了伞，你的伞就卖不出去。只有大家都不知道今天有雨，唯独你知道，你才能卖伞赚钱。如何在别人不进行预测，或者做错误预测的情况下，做你的正确预测呢？这不仅需要你有点悟性，而且需要你有点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知识，并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变动。宏观经济政策并不是决策者为所欲为，或者灵机一动拍脑袋决定的。它有一定的规律，宏观经济学讲的正是这种规律。政府用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经济的目的是实现经济稳定。也就是让经济既不过热，出现通胀或存在通胀压力；又不过冷，出现衰退与通货紧缩。如果由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经济出现或冷或热的波浪式发展就是正常的。政府的宏观调节就是在经济过热或出现通胀苗头时采用加息这类紧缩性政策，在经济过冷或出现衰退的苗头时采用降息这类扩张性政策。各国政府都根据这个原则来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根据这个规律，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央行加息了。中国的经济连续多年实现了高增长。经过调整，2005年GDP增长达到10.2%，2006年上半年又达到10.8%。这种增长率正常还是偏热呢？根据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中国适度的增长率在7%～9%。低于7%，存在衰退，高于9%就出现了过热。也正因为如此，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属于经济过热。而且，这种高增长是由固定投资增加和出口增长带动的。尤其是固定资产增长过快已引起一些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为了抑制经济的过快增长和固定投资增加过多，使经济在稳定状态下运行，采取紧缩性政策就是必然的结果。关于经济过热的情况，媒体常有报道，经济学家也有分析。如果你关心宏观经济走势，就不难得出加息势在必行的结论。根据这种预测，在央行尚未宣布加息之前调整家庭理财的方式，理财不就成功了吗？在经济中，利率的变动是极为重要的。它不仅影响存款与贷款，还要影响股市和汇率。一般而言，利率与股市价格反方向变动。加息会引起股市下跌，降息会刺激股市上升。所以，当你把股市炒作当作家庭理财的一种重要方式时，一定要通过预测利率的变动来决定在股市上抛还是进。利率也影响汇率，通常是利率上升，汇率也上升，利率下降，汇率也下降。如果你持有外汇，或想通过外汇买卖来实现家庭理财，也必须考虑利率与汇率之间的关系。当然，在中国目前市场经济尚不完善、股市运行并不规范、汇率还没有放开的情况下，利率对股市和汇率的影响还是有限的。但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利率、股市以及汇率之间的关系对家庭理财会越来越重要。根据宏观经济状况来判断宏观政策的走势，或者说预测央行会加息还是降息是家庭理财决策的基础。只要能正确判断宏观经济状况，预测就不难。难是难在对宏观经济状况的判断上。我们老百姓并不是专家，而且专家也会由于信息不充分或其他原因而作错误判断，我们该如何判断宏观经济状况呢？首先要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字。例如，GDP增长率、CPI（消费物价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出口增长率，等等。这些数字很容易获得。要注意的是专家对这些数字的解释。例如，这两年CPI并不高，但专家指出由于CPI中所选的商品种类与各种商品所占的权重，CPI实际上低估了通货膨胀率。其次是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如央行领导，有关经济问题发表的讲话。他们作为官员公开讲的代表了政府对经济状况的分析。他们又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者。因此，他们的讲话中往往含蓄地表达了政府的政策意向。最后还要关注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的讨论。他们的言论也许不一定全面、客观，他们相互之间的看法也不一致。但是那些对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有某种影响的经济学家的观点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样去进行家庭理财也许会累一些。但如果不这样做，走在政策的前面，人云亦云地去理财又有什么好果子呢？皮洛斯的胜利2005年金秋十月，当以色列经济学家奥曼和美国经济学家谢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南京城里，国美和苏宁正打得难解难分、硝烟弥漫。奥曼和谢林获奖是因为他们运用博弈论为走出冲突设计出了求解之道，南京的价格战是非要打个你死我活。一边是双赢，一边是两败俱伤。同样的冲突，结局却不同。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可以化解。在价格竞争中，这种情况也不少。20世纪初，美国汽车工业是一个暴利行业，厂家有400家之多。福特先挑起价格战，没有和解，没有让步，一路打下去才有了福特、通用、克莱斯勒这三家巨头，才有了强大的美国汽车工业。由于生产技术特点，汽车企业只有做大才能做强。汽车行业是一个典型的寡头行业，那些达不到规模经济的企业应该被消灭、被兼并。但没有一家企业自愿退出，这就只有走对抗竞争之路。而且，福特之所以敢挑起这种对抗是因为它有实力。福特发明了自动装配线，又对工人实行效率工资，生产效率远远高于其他中小企业。生产效率的优势使它稳操胜券。当生存竞争的规律要求优胜劣汰，而且优者有明显优势时，解决冲突的方法当然是把打击坚持到底。这个过程对被淘汰者有一点残酷，但自然规律无可奈何。但历史与现实并不全是这样，有时和解比对抗更有利。当年英国资产阶级和王室达成和解，成为英国产业革命的制度保证，才有了以后的大英帝国。法国的资产阶级消灭了王室，但这种成功又给法国社会带来多少进步呢？有时，力量稍强的一方胜利了，也是“皮洛斯的胜利”。皮洛斯是古罗马的一位国王，他在一次双方实力相当的战斗中胜利，但也损失大半精锐部队。皮洛斯望着横尸遍野的战场，感叹地说：“再有一次这样的胜利，我就完蛋了。”“皮洛斯的胜利”就成为代价巨大的成功的代名词。不过“皮洛斯的胜利”总算还是胜利，如果双方实力相当，连“皮洛斯的胜利”都没有，结果岂不是双方都很惨？我看国美与苏宁就是这样。国美与苏宁分列全国家电零售业的第二、第三位，可以说实力相当。就企业的管理效率而言也是在伯仲之间。而且，南京又是苏宁的总部所在地，苏宁当然要对抗到最后一兵一卒。国美何苦挑起这场价格战呢？双方死拼硬打，售出的电器价格甚至打到五折。没有完善的制度，没有一流的物流、资金流调配体系，只能靠压低供给商的进货价，收取进店及其他费用，或拖延还款。这种两伊战争式的打法，最后只有两败俱伤，连皮洛斯国王还不如。人类社会的许多冲突正是这种谁也灭不了谁、谁也无法获胜的状况。小的如国美与苏宁这样的价格战，大的如美国与苏联的军备竞争、如今仍看不出希望的巴以冲突。国美与苏宁最后不会有赢家，美苏军备竞争浪费了资源，巴以冲突是两个伟大的民族都在流血。奥曼和谢林正是在努力寻找化解这种冲突的出路。博弈的目的不是与什么都斗就其乐无穷，而是为了共赢。化解冲突，走出对抗当然是要通过谈判来实现。谈判的起点是达成共识。这就是双方知己知彼。比如，在价格战中双方都会知道，我降价，对方也会进一步降价。这样双方你来我往地降下去，最后低于成本时，不就是双方共亡了吗？如果能达成这种共识，双方就有了通过谈判而和解的愿望。由愿望变为现实就只有一步之遥了。无论是价格战、国际冲突，还是其他博弈，都不是斗气，不是匹夫之勇，作为理性行为者应该在无益的对抗中达成这种共识。在双方的谈判中当然要有妥协。实现共赢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不过这种代价比对抗到底要低得多。双方付出多少代价取决于各方的实力。不过谢林的研究证明，并不是力量强的一方逼迫力量弱的一方做更大让步。恰恰相反，是弱的一方往往比强的一方有优势。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在这种情况下，强的一方要主动做更大让步。因为谈判失败，强的一方损失会更大。在巴以冲突中，以色列政府顶住了国内右翼势力的压力，主动退出加沙地区，正是一种让步。一些亿万富翁在与弱势群体的冲突中不愿意做让步，执意对抗到底，最后玉石俱焚，谁的损失更大？当然，奥曼和谢林的博弈论还有更为严格的推理和更丰富的内容，否则何以能获诺贝尔奖？但他们的理论并不是“看起来很美”，是有现实意义的。明白化解冲突实现共赢的道理，再去学学奥曼和谢林告诉我们如何谈判，应该付出什么代价，你在打价格战和冲突中突会理智得多。国美和苏宁的老板们也许无暇关心奥曼和谢林，但这两位学家者的贡献的确与他们相关。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一位吉林农民的女儿患先天性心脏病，无力医治，急中生智，向他听说的富豪施正荣等六人写信求助，让他们献爱心。这本来是现实中并不少见的事。有困难向本不相识的富人求助，富人接到这样的求助也不鲜见，捐不捐钱是个人的事。但一旦媒体介入这件事情，性质就完全变了。在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弥漫着仇富情结的情况下，被求助的富人就面临着强大的压力。基于这种压力，这些富人做了积极的回应。这在本质上与富人遭到绑票，不得不拿出钱一样。无非这次形成威胁的不是刀枪的暴力，而是舆论的暴力，不是肉体生命的拷打，而是道德声誉的拷打。我把这种做法称之为“道德绑票”，是对舆论暴力的滥用。一个和谐社会不能容忍这种道德暴力的存在。媒体利用自己控制的舆论工具“拷打”富人，逼他们进行捐助，是对富人人权的侵犯。这种做法只能助长不利于社会和谐的仇富情绪，而无助于社会进步和共同富裕，也无助于鼓励富人用财富回报社会。用暴力绑票与用道德绑票在实质上都是一种对富人的威胁行为。此风绝不可长。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没有人敢公开赞扬水浒英雄或佐罗们的暴力绑票行为了。但从网民的反应看，对这种道德绑票的支持者还颇多。这里的原因除了仇富心态与对穷人的同情外，更多的还是对企业家社会责任的误解，似乎富人赚了钱不拿出来捐给社会和穷人就是“为富不仁”，应该全民共讨之。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是什么？早在几十年前，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企业家就是在守法和保持道德底线的前提下实现利润最大化。正如医生的社会责任是救死扶伤，教师的社会责任是教书育人一样，企业家的社会职责就是做好企业，做好企业的标准是利润。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的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是一致的，做好自己的事就同时履行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责”就是做好自己的事。离开自己的本职工作去谈社会责任，一心要去救国救民，其结果往往是害国害民。那些农民起义领袖不好好种地，却要救天下苍生于水火之中，结果除了救他们自己外，给人民带来了什么？当企业家遵守法律，保持道德底线去为利润而做好企业时，他们就是在履行社会责任。他们为了利润最大化就要向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提高了，社会财富也增加了。他们把利润用于投资，企业越做越大，就业人数增加了，交给政府的税收也增加了。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自己也富起来了。他们个人的财富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属于他们私有的财富，但另一方面也是整个社会财富的一部分。社会财富并不仅仅是由政府支配直接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财富。社会财富是分别属于个人、社会组织（集体）和政府的财富之和。富人无论是把他们的财富用于个人消费或投资，都造福于社会。把富人的个人财富与社会财富对立起来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中国经济还不够发达，企业的实力也还不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就在于把企业做大做强，带动我们整个经济的强大，带动更多的人实现共同富裕。企业家在自己致富的同时就实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我们承认有少数企业家是靠压低工人工资、苛待工人、官商勾结，或用不正当手段致富的。但这并不属于社会责任问题。这些人不是没承担社会责任，而是违法或缺德。而且，这少数人也不能代表整个企业家集体。借少数富人的不良行为宣扬为富不仁，为暴力或道德绑票辩解是极其危险的。绑票是用某种手段去威胁他人，无论用暴力或舆论，即使对少数的确为富不仁者，也是犯罪行为。在一些人看来，社会责任就是捐助，这是一种误解。企业家作为富人有捐助的义务，但这种义务仅仅是一种道德层次的更高要求，并不是必须履行的义务。一个人有钱而不愿捐助，你可以骂他“一毛不拔”，但他并没罪，你也没有权力用暴力或舆论逼迫他捐助。他一毛不拔是道德层次上的缺失，你对他绑票威胁是法律上的犯罪。当然，我们从道德的层次希望富人有爱心，把自己的财富捐给社会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但这要有一个过程。富人有一个道德不断提高的问题。只有他们在致富之后道德得到升华才会有真正发自内心的捐赠意识，才会有大量捐助。想用舆论去逼迫他们捐赠，其结果适得其反。今天媒体帮助吉林农民逼迫富人捐助，也许会有效，如果以后这成为让富人捐赠的常规武器，这天下岂不要乱了吗？即使富人有了捐赠意识，由媒体帮个别人逼迫富人也不是人间正道。捐助要有一套制度，成为规范化的组织行为，而不是这种困难者求助，媒体运用舆论武器，富人捐钱的模式。和谐社会包括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和谐。这种和谐不能通过绑票式的均贫富来实现。和谐要靠经济发展，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只在于做好企业。克鲁格曼的预言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东南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是没有牢固基础的“纸老虎”，迟早要崩溃。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是由投入（劳动与资本）增加带动的，缺乏技术进步。此论一出，引起许多人士，尤其是东南亚人士的激烈反对。不幸的是他说对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这个地区的严重经济衰退。至今经济学家对这个事件仍然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已为所有的人所接受：没有技术进步就没有持久而稳定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自从经济学产生以来，经济学家就关注经济增长问题。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研究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就是增长问题。在这些年的研究中，经济学家把经济增长的原因归为三类。一是制度，这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路径依赖”。其中心意思是只有有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才会有迅速的增长。二是投入，主要指劳动与资本的增加。早期的经济增长往往是由投入增加引起的。因此，早期经济增长理论往往强调投入增加，尤其是资本增加的重要性。三是技术进步。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所关注的问题，也是经济增长的中心。经济增长过程的一个特点是生产率的提高。亚当.斯密把生产率的提高归因于分工和资本积累。分工和资本积累引起的人均资本增加提高了生产率，这其中包含了技术进步。但明确把技术进步作为增长重要因素之一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把决定增长的因素分为劳动增加、资本增加和技术进步。美国经济学家肯德里克等人在此基础上估算了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对增长贡献的大小。根据这一估算，技术进步在增长中的作用占一半以上，即经济增长率中有一半以上是由于技术进步所引起的。经济学家把技术进步确定为包括知识进展、资源配置改善以及规模经济等。这种分析引起人们对技术进步的关注，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有一个重要缺点，这就是把技术进步作为增长模型的外生变量。在计算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余量”。这就是说，根据生产函数，计算出劳动增加和资本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余下的就是技术进步的贡献。例如，经济增长率为3%，如果劳动增加引起0.5%的增长率，资本增加引起1%的增长率，余下的1.5%就是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增长率。这种分析实际上割裂了劳动、资本、技术进步在增长中的内在关系。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的新增长理论把劳动、资本和技术都作为经济增长模型的内生变量，从而深入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解决了一些重要问题。例如，根据传统的理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递减，即随着资本的增加，产量在增加，但增加的比率越来越小。然而现实中并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是什么呢？新增长理论解释了这一点。简单来说，资本增加不是量的简单增加，而是质的改变。这种质的改变体现了技术进步。例如，一个工厂的资本从10万增加到100万，并不是从一台牛头刨床增加到10台，而是用了一台先进的数控机床。如果仅仅是牛头刨床数量的增加，当然会出现边际生产力递减；但用了先进的数控机床，边际生产力不仅不递减，反而递增。这就解释了资本增加与技术进步的内在关系：资本增加是技术进步的条件，技术进步表现在资本质的变化上。同样，劳动的增加也不是人数或工时的增加，而是人力资本的增加。人力资本的增加同样体现了技术进步。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不同的新经济增长模型。这些模型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资本、劳动、技术之间的内在关系，说明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中心地位。这一点已得到公认，并指导各国经济增长政策的制定。克鲁格曼之所以认为东南经济增长是“纸老虎”，就是因为这种增长来自劳动与资本的大量增加。仅仅依靠投入来增长，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递减，增长必然放慢，甚至衰退。克鲁格曼指出，东南亚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明显，没有起到应有的中心作用。这些国家与地区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即使像日本这样的经济大国，主要技术仍然是引进的，缺乏原创造性。像这样的增长，即便没有各种复杂因素引发的金融危机，也迟早要出问题。今天再读克鲁格曼的文章，不禁感到他的分析的确入木三分。如果说东南亚经济衰退是新增长理论的一个反例，那么，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连续近十年的稳定增长则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尽管经济学家对个人电脑、互联网对增长的作用还难以作确定的定量分析，但这些技术进步对美国经济繁荣的贡献是无可否认的。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说，技术进步是增长的中心已无人怀疑了。21世纪将是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占领技术制高点才有经济增长点。我们该怎么办就一目了然了。初读克鲁格曼的文章时总让我们感到有点不快，似乎他总和咱亚洲人过不去。可是抛开感情色彩，冷静想一想他那冷酷的分析，你得到的启示一定不少。这也就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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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主体将全线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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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院长洪永淼 教授
　　30年来，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一直处于深刻的转型中，从以政治经济学和计划经济理论为主的理论体系，转为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现代经济学。这一点，与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转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一致的。
　　在中国高校，各种层次的经济学教育，已经从原来以政治经济学为主的经济理论体系，转变为以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学课程体系。与此同时，经济学研究方法，也从以价值判断和政策研究为主的规范经济学，转为以数据和实证分析为主的研究。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经济学者在国际上的经济学英文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那么，在目前，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与世界上先进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到底还存在多大差距? 中国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是一个怎样的关系? 中国经济学将会如何演变? 中国经济学今后将有什么特色?
　　毋庸置疑，过去30年间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进步是巨大的。记得2004年，一位知名香港学者曾经称，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没有超过5名西方学术意义上的经济学家。这在当时引起很大关注与争议，很多人都在猜那5位中国经济学家到底是谁。现在，能够使用通用的国际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在经济学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的中国经济学家，已经不再是少数。由此可以看出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快速进步。但是，总的来说，30年来，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还是一个“输入”的阶段、一个“拿来主义”的阶段，与国际上最先进的现代经济学教育和研究水平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巨大的。例如，几乎没有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家所创立的为国际经济学界熟悉并承认的原创性经济理论。在经济学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上，话语权还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手里。在国际顶尖的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很少出自中国本土经济学家。与国际同行平等对话、同台竞争与合作，还没有真正成为现实。在这个巨大的差异面前，毫无疑义的是，中国经济学家还会继续追踪，努力缩小与现代经济学最先进的教育和研究水平的差距。二战之前两百年左右，英国一直是先进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发源地与学术中心，从亚当&斯密、马克思到凯恩斯均是如此。二战之后，随着英国的衰落和美国的崛起，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经济学世界学术中心。那么，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而且扮演越来越重要的领导角色，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又会走向何方呢?
　　十年来，中国经济学以现代经济学为导向的转型有日益加速的趋势，这有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有了互联网，有关经济学研究的信息流通更快了，中国本土的经济学者现在可以迅速地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欧洲的经济学家所做的最新学术研究。
　　第二，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学界与国际经济学界同行的交流日益频繁。在中国，每年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国际学术会议，并且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同行参加。
　　第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海归经济学者回国加盟中国高校，他们在海外受过系统的现代经济学训练，掌握最新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学研究方法，他们的加盟，对中国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的转型起着越来越重要的领头羊作用。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转型与进步，中国经济学是否会越来越彰显自己的中国特色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清楚地理解中国经济学的内涵。什么是“中国经济学”? 在中国，常常会听到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经济学”这样的豪言壮语。但是，对什么是“中国经济学”，人们的理解可能大相径庭。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发展史上，王亚南可能是最早提出“中国经济学”这个概念的中国经济学家。王亚南主张应该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国经济，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应该面对中国的经济现实问题进行研究，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建立“中国经济学”。但是，王亚南先生后来放弃了“中国经济学”这个提法，因为他认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只有一种，在中国的应用是属于经济学基本理论在特定环境下、特定经济体的运用，并不是创立一个不同的经济理论。经济学基本理论和中国经济学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为了避免让人误解中国经济学是有别于一般经济规律的另一种经济理论，王亚南在他学术生涯的后半部分便放弃使用“中国经济学”这个名称。
　　王亚南使用“中国经济学”这个名称以及后来发生的转变，还有他对中国经济学的深刻理解，至今仍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中国正在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大的区别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混合市场经济，最大的共同点是均为市场经济，即市场机制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基础性的调节作用。既然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机制，那么在总结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几百年来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而建立起来的现代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家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有借鉴意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市场经济理论，主要就是研究在市场条件下，经济决策者如何对稀缺资源进行最优配置的一门科学，其基本框架、基本原理、基本分析方法是无国界之分的，可以用来研究实行不同经济制度，同样运用市场调节机制的所有经济体。因此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只有一个。但是，生活在不同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环境中的人的行为方式会有很大差别，因此存在着与政治经济制度及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独特经济现象，如美国经济问题、欧洲经济问题、日本经济问题、中国经济问题等。这些不同经济问题或现象，是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在各个不同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与王亚南有同样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市场经济一般原理在中国经济现实中的运用。什么是中国经济现实? 主要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混合市场经济制度。当一般的市场经济理论应用于中国经济时，将以中国现实的特殊性方式表现出来，但并不是意味着这是另一种市场经济理论。
　　不少人认为，西方现代经济学不能适用于分析中国经济现实，因为中国经济有其特殊性，或曰“中国特色”。例如，在中国经济中，国有企业虽然目前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不大，但在整个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比较大，此外，中国历史文化如家庭价值观对经济的影响与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有很大的不同。其实，不管是私有制，还是中国目前的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混合市场经济制度，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实践者，无论是公有制企业的法人代表，民营企业家，还是消费者个人，均有各自不同的利益，都是在维护自身所代表的利益的前提下，根据市场价格信号，从事经济活动，这也是中国加入WTO 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要求世界上其他国家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的理由。
　　长期以来，很多人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混淆在一起。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他认为商品生产是一个客观经济法则，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有，封建社会、奴隶社会也有，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就不能有商品生产呢? 1992年，邓小平更进一步指出，计划和市场只是两种经济调节手段和运行机制，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在当今现实世界中，即使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有不同的模式，例如美国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以及日本、新加坡的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等。在目前中国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混合市场经济制度下，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或者现代经济学有相当部分理论可以用来借鉴并指导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深化经济改革。例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在国与国进行经济交往时如何更好地维护中国的自身利益?在充满风险的国际市场，如何利用金融衍生产品规避风险? 在发展中国金融市场的过程中，如何在金融监管与金融开放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如何应用“委托―代理理论”与信息经济学保护国家利益?这些根本性或非常重要的经济问题，均可以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中得到有益的启示。现代经济学虽然是从考察、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运行而总结、抽象出来的市场经济理论，但其一般原理也适合于描述、分析各种市场经济的运行。
　　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前提基础上的。诚然，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由于其假设前提与中国实际相差甚远，可能不适用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但具体哪些理论不适用，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要因为若干个具体的经济理论或模型适用于中国经济研究，就全盘接受现代经济学;也不要因为有一些经济理论或模型不适用于分析中国经济现实，就全盘否定现代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实际上，不可能有任何两个国家具有同样的国情，即使同为资本主义国家，或同为转型经济国家，具体国情也不可能完全一样。甚至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经济发展也可能有不同特点。的确，中国经济有西方经济所没有的特殊性，但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我们所观察到的中国各种经济现象都是一般市场经济规律在中国特定条件下的具体表现。
　　中国经济学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任务，是运用现代经济学先进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结合中国经济现实进行理论创新，从理论上解释中国经济现实并指导中国经济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吸收全世界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和理论创新的所有合理成分，为我所用。王亚南说过，在理论上，经济学在各国只有一个，而在应用上，经济学对于任何国家却都不一样。在对待海外经济理论与研究中国经济的关系上，王亚南是他那个时代应用海外先进经济理论来研究中国经济的典范。他的被称为“中国式的资本论”的《中国经济原论》，及回答了“李约瑟难题”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就是应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的范本，具有很强的原创性与很高的学术价值，至今对我们学习、借鉴、正确理解现代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应用仍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20世纪90年代，我曾经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几位教授研究8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成效，其中有一个实证研究至今仍记忆犹新。在80年代，不少国有中小企业处于亏损状态，这究竟是因为企业本身的潜力问题，还是因为经营管理的问题，没有很清晰的答案。中国各地方工业主管部门当时试验了一项改革，叫承包制，即允许企业和社会上其他单位的人竞聘企业厂长(经理)职位，承包企业经营权。这种承包制，类似于经济学中的“拍买”(auction)机制，拍买是能够充分发现真实信息的一种机制。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将获得承包经营权的厂长(经理)分为两类:一类是本企业原来的厂长(经理)或其他内部员工获得承包经营权。另一类是企业外面的人获得该企业的承包经营权。实证研究发现:第一类企业在承包后，企业经营业绩有了显著改善，而第二类企业在承包制度实行后经营状态却没有显著改善。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信息经济学的非对称信息和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由于信息不对称，现任厂长(经理)或企业内部员工对本企业的潜力比较了解，他们不会去承包那些没有潜力的企业，而企业以外的承包者因为不了解企业内部情况，他们能够承包到的企业大都是潜力比较差的企业，因此，虽然这些承包者的能力可能很强，但因为企业本身的问题，也无力回天。这个例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虽然中国国有企业是公有制企业，但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展――信息经济学同样适合于分析中国国有企业。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以现阶段很快的增长速度来看，可以预计在不远的将来，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每时每刻都产生着海量经济数据，这给中国众多经济学家提供了非常好的“原材料”，而身在其中的中国经济学家在掌握和理解这些原材料背后的经济制度与经济机制运行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运用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结合中国实际，用符合现代经济学规范和国际惯用的术语与方式，来解释中国经济实际运行的规律，这将是中国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将大大丰富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市场经济理论的理论内涵，而不是试图去独创另一套有别于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经济理论。这就是“中国经济学”的实质内涵，也是“中国经济学”的特色，有望形成Ronald Coase所说的“中国经济学派”。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要用国际同行惯用的术语与范式? 简单地说，因为这样才能让国际同行理解，达到交流的目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总理有一次招待外宾看歌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外国客人不知这是什么故事。周恩来说，这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外国客人一听就恍然大悟了。
　　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随着中国经济学家学术标准的日益提高并与国际接轨，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学家将会使用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与范式，以国际同行惯用的术语和方式，向国际同行阐释中国经济运行规律。中国经济学家当中的佼佼者，将能够有国际一流的原创性经济理论贡献，并且能够与国际同行平等对话与合作，从而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学术影响力。在这方面，匈牙利经济学家Janos Kornai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代表，值得中国经济学家学习。他应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包括均衡分析)，揭示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财政软约束和政府“父爱主义”观念的条件下，产生过度需求，从而造成短缺经济现象。Janos Kornai的短缺经济学在国际经济学界和中国曾经有过广泛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翻译了他的《短缺经济学》学术著作。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方面，中国经济学家有两个优势:首先，他们有天然的优先条件，比较熟悉中国的经济现实，中国的经济制度与运行机制，以及中国的历史文化;其次，不少中国经济学家比较擅长数量分析，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特别是计量经济学和经济理论(如微观经济理论、数理经济学)方面也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
　　但是，中国本土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经济现实问题的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2010年夏天，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和WISE为庆祝邹至庄教授八十华诞，在厦大召开了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研讨会。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China Economic Review 主编Belton Fleisher教授应邀发言。他说，投稿到China Economic Review 的学者，有中国本土经济学家和海外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但是，海外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能够将中国经济问题讲得很清楚、很透彻，而大多数中国本土经济学家还做不到这一点。这应该与中国经济学教育有关，包括训练、研究范式、英文写作等等。
　　最近几年，有不少人批评回国加盟中国高校的海归学者不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应该说，海归学者受过系统、严格的现代经济学训练，掌握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如果他们对中国经济现实比较熟悉，那么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确实对他们来说将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但是，目前大多数海归学者刚从美欧高校博士毕业，在头几年里，他们的研究主要是将其在海外高校写的博士论文整理发表。另外，寻找与从事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或研究领域，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在对待海归学者是否一回国就要开始研究中国经济这个问题上，需要有宽容的态度。其实，大多数海归博士回国后马上参加指导研究生(包括硕士生与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写作，这些研究生论文几乎都是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
　　整体来说，中国学生和经济学家，数理基础比较扎实，有一部分海归学者在海外攻读博士期间，研究领域是计量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如微观经济理论和数理经济学等)。他们的优势是理论思维和方法论研究。这些人回国后，如果要求他们马上去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可能没有任何比较优势可言。应该发挥他们的长处和比较优势，允许并鼓励他们从事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国际最前沿理论研究，这也是中国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可能的贡献。在我看来，由于中国学生在数理背景上的优势，中国经济学比较容易与国际接轨的领域中，计量经济学是最有可能的领域之一。另外，中国学者不必局限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中国经济正在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研究全球经济问题和世界上其他经济学家共同关心的经济问题，对中国经济学家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不但中国经济问题正在日益成为世界经济问题，而且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问题也正在成为中国经济问题。这一点，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例如，最近几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都对中国经济产生很大影响。
　　在中国经济学快速转型、日益与现代经济学接轨的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提到中国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时候，虽然也研究现代经济学，但主要是从经济思想史、经济学说史的角度来研究的，而且主要是从批判而不是借鉴的角度。Paul Samuelson的《经济学》中文翻译版，每版前言都要声明阅读此书是为了批判它。在中国经济学转型的过程中，不少中国经济学家，尤其是老一辈中国经济学家，可能比较担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前景。这个问题一定程度上涉及意识形态，所以至今仍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不用回避，也不必担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这是马克思在吸收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前人的经济理论研究成果、总结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写出的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显示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非凡观察力与洞察力，这一点至今无人能出其右。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30多年实践的基础上，也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进行了重要的理论探索，初步总结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些运行规律。但是，这个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随着世界范围内计划经济的转型，一些教条化的东西已经没有现实指导意义了。事实上，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及理论的局限性，更不用说，它已经不适合于指导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基本制度之后，毛泽东对中国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运行规律也作了有益探索。特别是，他在中国的人民公社实践基础上，提出了无论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还是集体所有制企业或生产单位，都要遵从价值规律，实行等价商品交换。这其实是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思想源头。但是，由于时代和实践的限制，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最近几十年人类的一项崭新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在市场机制条件下如何运行的研究非常少。事实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运行与实践，在马克思逝世后的100多年来，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何运行这方面的研究却不够。与此同时，现代经济学是在总结几百年来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大胆吸收、借鉴包括现代经济学在内的有用的先进经济理论、经济思想以及研究分析方法，探索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过程中，借鉴现代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全人类所有的先进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无疑是一种正确的思想方法。特别是，只要中国经济学家坚持王亚南所提出的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研究中国经济，将会永远把握正确的研究方向。应该强调，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并不是不借鉴外国先进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王亚南本人就是借鉴外国经济理论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杰出代表。借鉴外国的先进经济理论和经济学说，可以更好地维护中国的经济利益。
　　在中国，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经济学必须通俗易懂。高深难懂的经济理论，特别是那些大量使用高深数学工具的经济理论，只不过是某些经济学家的故弄玄虚而已。这种观点如此普遍，甚至高校中不少经济学教师也持这种观点，导致中国很多高校经济学的教育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
　　应该承认，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因而具有社会科学的共同特点。但是，经济学又是社会科学中最接近自然科学的，因而又具有自然科学严谨的特点。现代经济是一个复杂系统，对复杂系统的研究需要复杂的分析方法与工具，简单的方法已不再适用。由于经济系统和研究方法的复杂性，现代经济学家便有了明确的分工，并且分工进一步细分，在经济学领域产生了隔行如隔山的现象。另外，由于规范化的需要，现代经济学创造、使用很多专门术语，以方便理论的简洁表述与同行之间的交流。不少经济学术语，比如“Winner’s curse”，一般需要受到经济学训练才能理解。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阶段，即没有经过系统、专门训练的人一般无法看懂海外经济学学术期刊的学术论文。这种现象与物理学等其他自然科学是一样的。如果要求经济学必须通俗易懂，首先必须将分析工具或方法简化，这样就没有办法对复杂的经济系统进行深入、透彻、严谨的分析，只能停留于事物的表面现象，而不能深刻地把握经济规律本质。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物理学充满大量数学公式，比经济学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要求物理学必须通俗易懂，也从来没有听过物理学的理论(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深奥难懂是物理学家在故弄玄虚。
　　事实上，要求经济学必须通俗易懂，在一定程度上是将经济理论的专业性研究与经济学知识的普及化、大众化、实务化混为一谈了。马克思曾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经济理论也不例外，特别是经济理论研究的是社会大众的经济活动，与所有人密切相关。1958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深感各级干部非常缺乏经济学的知识，曾多次号召全党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经济学，特别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等著作，以便认识经济客观规律，更好地率领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果广大干部群众能够理解、掌握经济学的一些基础知识，将极大地促进整个经济的高效、高速发展，也将能迅速提高每个人的生活质量与福祉，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理论需要普及。但是这种普及不能替代专业化的经济学术研究，这与医学知识的普及是一样的。如果能够普及医学知识，那么整个社会大部分人的健康水平将大为提高，但是这不能替代医生的作用和医学研究人员对医学知识的探索。正如对艾滋病的预防及传染渠道的知识宣传普及，并不能取代医学界对艾滋病疫苗和药物的研发一样。
　　因此，经济学是否需要通俗易懂，需要视对象而定。对于初学者或者实际工作者，如果只是想了解经济学的一般道理，大众化的介绍与教学就可能已经足够。如果想从事具有创造性、高水平的经济学研究，则必须能够阅读代表世界上经济学最高研究水平的经济学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了解现代经济学最前沿的发展，包括先进的研究方法等。这些学术论文大都深奥难懂。记得1987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福特班”学习期间，对关于经济机制设计的学术论文感到深奥难懂，就问一位来自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系的任课教授，需要多长时间的训练才能看得懂。他简单回答说，五年。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他是指必须经过经济学博士学习阶段(在美国，大约为五年)的系统训练，才能看得懂所学专业的学术论文。
　　在中国，经济学家这个概念可能比西方高校的经济学家的概念广泛得多。中国的经济学家不但有西方学术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也就是以严谨学术研究为己任的经济学家，这一类经济学家，在中国将会越来越多，他们在中国高校里、在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中，将会起主导作用，而且，中国也会有相当一批的政策经济学家和实务经济学家，这一群体因为环境不同，并不会像中国高校里的学术型经济学家，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与范式去从事严谨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但是他们对重要经济现实问题常常有很好的经济直觉与观察敏锐性。他们主要是通过各种形式和各种场合向社会各界发表他们对中国经济实际问题的看法与思考，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中国社会对这一类经济学家有巨大的需求，因此他们的市场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长期存在。这一点，将是中国与西方其他国家在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差别。
　　与此同时，在中国高校中，目前经济学研究存在着多种学术标准。除了严谨的学术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外，一些高校非常鼓励教师撰写政策报告，甚至如果有国家和地方领导人批示，这种政策报告在这些高校评价体系里根据批示官员的级别就可以抵几篇权威文章或核心文章。有些中国高校还热衷于以媒体宣传的方式去从事学术活动，这当然可以扩大和提升经济学科的社会影响力，但本质上并不是一种严谨的科学研究。这些现象的存在，是因为在中国有它们存在的土壤。有不少中国经济学家成名，其实并不是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而是通过在媒体上发表引人注目的言论。通过这样的方式提高知名度，这一点和西方经济学界有极大不同。对于经济学科来说，扩大其社会影响力是十分必要、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这对吸引优秀生源和从事社会服务很有帮助。但是，不能以此取代严谨的学术前沿研究。科学是实实在在的学问，来不得半点马虎与忽悠，应该提倡与发扬经济学家甘于坐冷板凳的科学奋斗精神。
　　多种类型经济学家的存在和多种学术评价标准的并存，其实对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发展有时候会造成一定的困扰。在中国高校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特别是学术型研究生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应该有一个主要的、比较客观的学术评价方式和体系。而真正能够体现学术水平和科学价值的是高水平的、经过匿名审稿的经济学学术期刊，特别是海外高水平的经济学学术期刊的论文。以在高水平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作为中国高校经济学者最主要的学术评价标准，有助于改善目前国内普遍存在的浮躁学术氛围。其他评价体系可以存在，但是应该作为一种附属、一个过渡，而且应该逐渐减少。中国高校在一些方面已经有了改变，比如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内高校中，科研成果主要是以发表在经济学主流期刊上的学术论文为主，教科书和专著已经被弱化。可以说，随着将国内外一流经济学学术期刊论文作为经济学研究最主要甚至唯一的学术研究评价标准，中国高校经济学研究目前相对比较浮躁的学术氛围将大大改善，中国经济学研究水平也将大幅度提升。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学在经历过这次深刻的转型过程后，将成为一门既与现代经济学接轨，又能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全球化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的科学，形成具有广泛国际学术影响力的中国经济学派。
　　摘自《中国经济学教育转型――厦大故事》第十一章《中国经济学之路》，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
　　不久前,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的微信公众号曾推送陆铭教授的《再谈“把实证研究进行到底”》一文。在文中，陆铭教授强调，“让我们的经济学研究走向现实，让我们将实证研究进行到底。”该文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也有很多学者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例如，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朱富强教授就认为，根本上，经济学的发展应该是多元主义的而非一元主义的，计量实证分析只是占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所打造的“科学神话”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实证研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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