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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八年当为十四年论
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抗战已经66周年了。然而，抗日战争究竟是14年还是8年竟然还有争论。说白了，之所以有“八年说”，是因为八路军、新四军和老蒋的军队，都只有八年抗战的历史。但是，中国人民的抗战的确是14年啊！政府和人民，谁才是国家的主体？所以——
抗战八年当为十四年论
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0多年了。长期以来,说到抗日战争的历时时间,我们都习惯说“八年抗战”,指的是日卢沟桥事变后的全面抗战至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这八年。可是,自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我国东北后,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我国的抗日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其间不乏军事战争。难道仅仅因为此时的抗战只是或东北,或上海,或华北的局部抗战?从一定程度看,全面抗战后的抗战,在一定期间内仍然也只是局部的抗战。我以为,这其中的原因是因为卢沟桥事变前的抗战不是由政府直接领导的,而是由民众、军队自发进行的;国民政府是在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才正式提出“蒙受损害超过忍耐之限度,而决然出于抗战”的原则,“抗战”之词才第一次出现于国民党最高会议之决议纸上。〔1〕因为政府“抗战”态度之迟缓而否认人民早已“抗战”之事实,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故有必要予以辩析。
一、卢沟桥事变前,中国政府抗战态度暖昧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侵略由来已久。早在1927年4月,日本军阀便伪造一个由田中内阁呈日皇的“秘密奏折”,扬言:“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2〕说明日本的大陆政策以中国东北和内蒙为侵略的初步计划。从1929年到1931
年,日本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四次秘密侦察情况,制定侵略中国东北的作战方案。1931年6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制定了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此后,日本便不断在中国东北制造事端,借口挑衅。
日夜,日本关东军在沈阳附近柳条湖炸毁铁路,制造事件,迅即突袭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第七旅奉上级“不抵抗”命令,为避免冲突,退出北大营。次晨,日军攻占沈阳城。同日,日军占领长春、安东、营口, 21日占领吉林。日军以少数兵力,得以在短短时间内迅速占领两省重镇,其原因就在于东北军未进行任何抵抗。
“不抵抗”政策的起源,系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当时,关东军为制造侵略借口,多方挑起事端,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东北军负责人张学良在万宝山事件后,曾与国民政府主席、陆海空军总司令兼行政院长蒋介石交换过意见。蒋介石在日致张学良铣电说:“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予不顾。”〔3〕9月12日,蒋介石又在石家庄召见张学良,对他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枪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辨不清了。”〔4〕所以,当“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5〕
正是因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侵略行径,长期以来采取的是妥协的方式,对“九一八”事变也不例外。事变发生后,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一是命张学良“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二是求助于国际干预,寄希望于英美控制下的国际联盟阻止日本的侵略。而国联,最初采取消极观望态度,主张中日双方撤兵,消弭战火。后日本扩大侵略占领东北三省,至日,国联行政院始决议派遣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
调查团于日抵达中国, 4月21日至6月4日在东北各地调查。7月20日在北平起草报告书, 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国联所在地日内瓦、中国南京、日本东京三地同时公布。根据这一报告书,国联于日专门组织了一个“19国特别委员会”起草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报告书坚持了满洲主权属于中国和不承认伪满洲国等重要观点,并于日的国联特别大会上以42票对1票获得通过。
在国联调查、裁决此事的同时,日本仍继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侵占秦皇岛、齐齐哈尔、锦州等地后,又在日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还于1932年3月在东北组织了伪满洲国。当国联欲“制裁”日本时,日本政府遂于日发表声明并通告退出国联。蒋介石希望由国联出面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扩张的希望落空了。
日本在侵占东三省和进攻上海获得在吴淞等地永久驻军利益后,又于1933年向热河、察哈尔及关内进行新的侵略扩张,公然宣称热河省是伪满的一部分,长城是伪满的国界。热河失陷,察北察东被扰,日军将战火已经烧到了平津一带。华北门户洞开,日军可以随时进占冀察,直取平津。
说蒋介石就是卖国贼,心甘情愿让日本侵略中国,显然不是事实。但是,当“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不是以主要精力对付外敌的侵略,而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置日本侵略于不顾,以军事主力围剿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却是不争的事实。日,蒋介石明确条示:“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须先安内。我中国之大患,乃在人心复杂散漫,精神萎顿不振,而又不能忍苦耐劳,乃致寇深匪狂,望我政治宣传各同志,刻苦耐劳,坚定工作,忍辱负责,打破目前之难关,完成剿匪之使命,有厚望焉。此致宣传诸同志。”〔6〕正是因为有“攘外必先安内”思想作祟,才导致对日本入侵“不抵抗”,使日军轻易侵占中国东北、华北的大片领土。
蒋介石也并不是不想“攘外”。在“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还是采取了若干备战措施: 1931年底,为加强国防建设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为资源委员会),统筹规划全国国防与经济建设。193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确定今后物资建设根本方针案》,确定国民经济的重心在内地,提出“于经济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威胁之区域,确定国防军事中心”等,以国防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方针。与此同时,在财政金融方面,进行财政整理、币制改革,并着重于云、贵、川、陕后方抗日基地的建设,通过经济措施,强化中央政府的影响。日公布了《兵役法》,同年9月8日颁布《征兵令》,建立了征兵动员制度,到1937年,已整编扩充陆军182个步兵师又46个独立旅、9个骑兵师又6个独立旅、4个炮兵旅又20个独立团,共约170万人,并初步训练壮丁200万人。同时还迅速扩建空军和海军,以南京为中心分区分期陆续构筑工事。
这些备战措施,表明南京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地区的侵占和对华北地区的不断吞食入侵以及进一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还是有所准备的。日,蒋介石明确指示军政部长何应钦:“据昨今形势,日方已具一战决心,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7〕遗憾的是这一切都只能称作“准备抗战”。在外敌入侵已数年并已侵占大片领土的时候,作为中国的政府,未能担负起领导人民抗击侵略的责任,是令国人失望的。
二、面对外敌入侵,中国民众自觉掀起抗战
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相反,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中国民众自觉地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民主运动和对入侵者的武装抗击。“九一八”事变后仅仅一天,即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发表宣言,提出了“发动群众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8〕的号召。上海、天津、广州、北平、香港、青岛、太原、长沙、武汉、重庆等地的工人、学生、城市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日反蒋运动,以抗日示威游行、反日大罢工、通过对日宣战决议、组织抗日救国会等形式,对日本侵占东北表示极端愤慨,形成了席卷全国的抗日热潮。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东北人民展开了反对侵略的抗日战争。从1931年到1933年,在东北的一部分抗日爱国军队,如黑龙江的马占山、苏炳文,辽宁的邓铁梅、唐聚伍,吉林的王德林、李杜、丁超等;还有许多由农民自发组织的“大刀会”、“红枪会”,都投入了抗日斗争。这些抗日武装都曾给日本的侵略行动以相当的打击。如: 1931年黑龙江义勇军马占山部在北满嫩江桥一带,给日军以很大打击,延缓了日军迅速占领东北的侵略计划; 1932年自卫军李杜、丁超等部在松花江沿岸的抗日斗争,抗日救国军王德林在吉东的活动,唐聚伍部在辽宁通化一带的进击,邓铁梅部在凤凰城附近的抵抗,都给日军以极大的威胁和杀伤。总计在1932年一年中,辽、吉两省的重要城市被义勇军袭击的达30余次,单沈阳一处便被袭击11次,沈阳和哈尔滨的飞机场被义勇军焚毁,抚顺煤矿的发电厂也被义勇军破坏。〔9〕到1933年,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得日军得以集中力量对付东北的义勇军,各自为阵的义勇军的活动遭到很大的困难并先后失败,迫使大部分义勇军转移或分散活动。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城市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纷纷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开展游击战争。从1932年到1933年,先后成立了盘石游击队、东满游击队、珠河游击队等。从1933年9月到1935年,各地游击队在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又相继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这些抗日武装力量,因有党的领导,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性都较强,又有广大群众的支援,因而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讨伐”,给日军的殖民统治以沉重的打击。1934年更粉碎了日寇的“春季大讨伐”和“秋季大讨伐”,在斗争中壮大了自己。
1936年1月,东北各抗日部队为统一指挥对日作战，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公推杨靖宇为总司令,赵尚志为副总司令,李红光为参谋长,下辖7个军,后来又增加了4个军,全军人数约有45000人。他们袭击敌伪据点,焚毁仓库,炸毁机场,破坏交通,大量消灭敌人达14万多人,迫使日本增加在东北的兵力达30万。〔10〕
1932年1月中旬,日本侵略者又在上海制造事端,于28日夜派兵进攻北站、江湾、吴淞等地。当时在上海驻防的第十九路军,在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的领导下,受到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的影响,对日军的侵略行动进行了英勇的抗击。蒋光鼐等人于29日发表抗日通电,谓:“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极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至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俭(28日)夜12时,在上海闸北公然侵我防线,向我挑衅。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卫守土,是其天职,尺土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心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11〕
十九路军上海抗战开始时,日军指挥官狂妄宣称4小时内即可占领上海,指挥海军陆战队6000人分数路向闸北进攻。十九路军分路应战,上海人民立即支援,激战两昼夜,分别逐退日军。日军初战惨败,日领事佯装要求和平,托英美领事出面调停,停战三日,同时密集重兵,准备再战。三日之间,日军增兵万余人,于2月2日又发动猛攻,战线扩大至蕴藻浜、吴淞一带。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的坚决支持下,与日军血战到7日,打得日军三换指挥官,连遭失败,源源增兵到10万人。而十九路军连同后来参战的第五路军,总共不足4万人,武器装备更不如日军,但由于广大人民的支援,直接参战或配合协战,迫使日军直到29日仍处在沿海的窄狭地带,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是,在十九路军一月有余的抗战中,国民党政府始终不发一枪一弹,不派任何军队支援,坐视其孤军奋战。抗战到3月1日,十九路军因“日有重大伤亡”,“后援不继”,“侧面后方,均受危险”,〔12〕不得已向全国各界发生退守待援的电文后,将全军撤退到嘉定、黄渡之线。
1933年元旦,日军以优势兵力向山海关发动进攻。当时驻守山海关的中国守军只有两个营的兵力,仍然奋起反抗,终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出山海关。1933年2月下旬,日军侵占热河。3月9日,日军对长城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共有12个军40个师30多万人与日军3个师团约10万人在长城各口展开了“长城抗战”。东北军王以哲部队驻防古北口,但一遇日军进攻,即节节败退,后由中央军徐庭瑶部增援,古北口虽未夺回,但使敌锋受挫,双方相持于南天门一带。喜峰口原为东北军万福麟部,在日军进攻面前溃不成军,西北军宋哲元二十九军增援,以近距离白刃战杀退日军,重新夺回喜峰口阵地。喜峰口胜利是长城抗战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捷报传来,全国人心大振,二十九军大刀队的威名,几乎家喻户晓。日军在古北口、喜峰口受挫,遂增兵重点进攻晋军商震部驻防的冷口。
冷口失陷后,日军向纵深发展,二十九军腹背受敌,被迫转移至通线以东,沿运河布防。4月下旬,中国军队反击日军并收复卢龙、迁安、昌黎、抚宁,推进至北戴河。虽然南京当局仍谋求对日妥协,于5月31日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中国军队不得不撤出长城沿线,但是,中国军队在长城各口血战70余天,以血肉之躯给予侵略者沉重打击,仍然为中华民族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悲壮乐章。
日,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冯玉祥在张家口发出通电,谓:“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得寸进尺,直以灭我国家,奴我民族,为其决无变更之目的。握政府之大权者,以不抵抗而弃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热河,以不彻底局部抵抗而受挫于淞沪平津。……玉祥僻居张垣,数月以来,平、津、沪、粤及各省市民众团体,信使频至,文电星驰,责以大义,勉以抗日。玉祥深念御侮救国,为民众所共有之自由及应尽之神圣义务,……在察省前线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13〕察哈尔同盟军高举抗日旗帜,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支持,华北一些爱国武装及退到察省的东北义勇军也集合到同盟军的旗帜之下,迅速由几千人发展到十几万人。6月20日,同盟军分兵三路迎击日伪军,连克康保、宝昌、沽源等地,伪军纷纷反正,同盟军声威大振。7月4日,前敌总指挥吉鸿昌率领同盟军进攻察北重镇多伦,吉鸿昌亲率敢死队爬城,终于12日攻入城内,乘胜追击,将日伪军完全逐出察省境外。可是,蒋介石却以“脱离中央,妨害政令统一”,“滥收散军土匪”,“煽扬赤焰”〔14〕的罪名,并以16个师的兵力封锁张家口,强迫冯玉祥离职,取消了同盟军。
1934年7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七军团,奉命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开赴闽浙皖赣边区活动。他们与方志敏红十军会合后,成立红十军团,继续分两路北上抗日。但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堵追下,终因众寡悬殊,在1935年1月失败。方志敏被俘,英勇牺牲。
日,由日本关东军豢养的伪“大汉义军”,在日机配合下,向绥远省境内红格尔图发动攻击。中国军队固守阵地,伪军连续三日不能夺取该地。18日凌晨,中国军队主动出击,奇袭伪军,将其击溃。关东军重新部署,并派日机轰炸中国军队,准备再次进攻。日伪侵绥的消息震动了全中国,各界人民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援绥抗日活动;在人民的支援下,傅作义军于11月23日夜袭伪蒙在绥远北部的据点百灵庙,激战10小时,将盘踞该地的号称精锐的伪蒙军第七师击溃,并一鼓作气收复百灵庙。12月8日,伪军两个旅在锡拉木伦庙起义,消灭了集结在该庙的伪蒙军,并处死日本军官和特务29人。〔15〕
大量的、客观的历史事实就是如此:从“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后,包括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队在内的中国民众,立即就正式揭开了抵抗侵略的抗日战争。哪里有日本的侵略,那里就一定有中国人的抗日战争。尽管在卢沟桥事变前,中国民众的抗日战争几乎未能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但是,此时的抗日战争仍然沉重地打击了侵略
三、在民众推动下,国民党政府正式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着国家存亡的危险时刻,抗日救亡是当务之急。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却对外敌的侵略不抵抗,对内施行法西斯独裁,围剿、镇压要求抗日的革命力量。
这种“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决策,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斗争的高潮。其中影响特别大的事件有: 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1932年12月,宋庆龄、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号召团结抗日力量,反对妥协投降;日,曾抵御日军侵略上海的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 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阵; 日,北平爱国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 日,国民党广东实力派人物陈济棠和广西实力派人物李宗仁、白崇禧,发表通电,宣称“北上抗日”,把他们的军队称为“抗日救国军”,出兵湖南。
在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压力下,蒋介石的对日态度有了某些改变。日,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对国民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做了解释:“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16〕从此时起,国民党政府在对日交涉中,改变了以往一味迁就屈服的妥协态度,在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上,不再让步。而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最后完成了“逼蒋抗日”的壮举。
退入关内的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日本侵略者节节进逼,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在全国各阶层人民、举国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共同对敌的企望下,以大无畏的气魄和惊世之举,于12月12日对亲到西安逼张、杨两部执行他的围剿红军计划的蒋介石实行“兵谏”。西安事变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及其他爱国人士的斡旋下,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之国家”等六项“承诺”。〔17〕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经过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蒋介石基本上兑现了他在西安事变中的承诺,放弃了“安内攘外”政策。
日,日军在北平城西南宛平县卢沟桥制造事端,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挑衅和进逼,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同声愤慨。二十九军在卢沟桥的抗战,受到了人民的热诚拥护和支持。民族矛盾的急骤上升,使抗战御侮,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阶级各民族最紧急的共同任务,从而促进了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团结。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18〕。15日,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中央,这个宣言以团结抗日,实行民主政治为主旨,提出了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等具体建议。
8月下旬,在西北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下辖三个师,随即东渡黄河,开赴山西迎击日寇。9月,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至此,国共第二次合作宣告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卢沟桥事变后的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四个条件: 蒋介石明确表示:“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毛泽东将蒋介石的这次谈话称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19〕面对日本不断扩大侵华战争的危险,中华民族挺胸屹立,在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和国民政府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
四、政府和人民,“八年”不能取代“十四年”
不可否认,自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中国的抗战因为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下,由国民政府出面组织的;国民党军队主要承担了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主要承担了敌后游击战场。此时的抗日战争,无论是日军侵略的规模,还是对侵略行动的抵抗、反击,其战争的规模、消耗、影响都大大超过于卢沟桥事变前。但是,这种变化并未改变日本的对华侵略和中国抗击侵略的战争性质。
1931年—1945年的日本侵华史,虽然可以以卢沟桥事变为界大体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日本发动了一场局部的侵华战争,后一阶段是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两个阶段虽有不同,但这两个阶段又是有必然联系的。历史已经证明,有了“九一八”,就必然会有“七七”,当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柳条湖事件,进攻沈阳北大营时,它也就向通往卢沟桥的路上迈出了步伐。在日本侵华战争的两个阶段中,惟可区分的是:在局部侵华阶段,作为国家政府代表的国民党集团,奉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对外敌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共产党的红军主力远在江南;东北、上海、华北的抗日战争主要是由中国民众自动发起的。在全面侵华阶段,由于全国抗日救亡活动的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直接组织领导了抗日战争。
正是因为蒋介石是在1936年才首次提出了“抗战”,在1937年才正式担负起了抗战的责任,所以,从国民党政府的角度而言,只愿提及“八年抗战”。而中国共产党是在1934年经过长征于1935年才到达陕北,其军队也是在卢沟桥事变后才正式投入抗战的,严格地说,也只有八年抗战史。
可是,在“九一八”之后至卢沟桥事变这一阶段,中国民众的抗战史难道可以忽略不计吗?
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20〕国家是人民的,作为共和国(民国)的政府是人民选出来的(尽管抗战时的政府并未能做到这一点),政府应当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自日本发动“九一八”侵华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息过。日军的侵略行动无论是局部还是全面,中国人民对它的抗击活动也就相应地在局部或全面展开。中国政府抗战是八年,而中国人民的抗战是十四年。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识问题,我们必须承认代表正义、代表人民大众的十四年抗战。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21〕我们如果继续坚持“八年抗战”,那就意味着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中国人民竟对这一侵略熟视无睹。这样的结论,对具有反抗外敌入侵光荣传统的中国人民而言,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因此,我们决不能抹煞中国人民的抗战历史及其功绩,而必须在一切涉及抗日战争的文件、宣传、研究中明确无误地宣称:中国进行了十四年的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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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7:28&&&&来源：中国网&&&&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由于各种原因，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和经历的时间在认识上不尽统一。最具有代表性的两种说法：一是1931年说，从1931年算起，即中国进行了十四年抗战；二是1937年说，从1937年算起，即中国进行了八年抗战。这里既有思想认识和宣传报道不尽统一的问题，又有口语习惯说法和文字表达不够严谨的问题，则需要在宣传报道和党史、军史研究及有关展览中，进一步统一口径，以免产生误解。&
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是要把有关概念区别清楚。由于概念不同，不仅内涵不同，而且外延也是有区别的。其中， 关于抗战与局部抗战、全国抗战的概念也不能混为一谈。中国的抗日战争，如概括地称为中国抗战，应包括中国局部抗战和全国抗战两个大的阶段，应是十四年抗战，而不是八年抗战。中国局部抗战，是指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主要是包括东北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部分华北和华中军队的中国军民抗战。全国抗战主要指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的全国抗战，亦称为全民族抗战。人们习惯地称作“八年抗战”，实际上是指全国抗战，或称全民族抗战。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词中的“他坚持抗战八年多”，就是如此。大量的事实表明，以1931年9月作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开端是实事求是的。这一观点，从2017年起在中小学生教材中得以落实，是非常必要的。将有利于全面完整地反映中国抗战史，凸现以东北抗联为主力军的东北抗日军民14年艰苦卓绝斗争的重要贡献；有利于准确研究和把握国共两党的抗战表现，理直气壮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有利于确立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彰现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东方主战场作用；有利于坚持唯物史观，资政育人，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抗战精神。
目前，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党史军史界，尤其在大量新闻媒体报道中，可以说不乏其例，甚至在长期从事研究的同仁中，经常听到一种说法，日，全面抗战开始。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是不够严谨和准确的，也是没有文献资料根据的。全面抗战与全国抗战，一字之差，不仅概念不同，而且内涵相差甚远。
全国抗战，是相对于局部抗战而言的，是从地理范畴上进行区分的，指抗战的地域不同。1931年至1937年的中国抗战主要是在包括东北和华北、华中部分地区的中国局部地区进行的，而1937年至1945年的中国抗战则是在全国范围展开的。“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毛泽东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2页。)时隔4个月即1937年11月上海、太原失陷后，仍“是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时期中。片面抗战已无力持久，全面抗战还没有来到。”(《毛泽东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9页)据此，1937年7月开始的抗战是全国抗战亦称全民族抗战的开始，而不能认为是全面抗战开始。
全面抗战是相对于片面抗战而言的，根本的区别是指参加抗战的成份不同，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共两党抗战的政治路线问题。中国共产党主张实行一条依靠人民群众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即全面抗战路线；而国民党则是主张和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军队和依赖外援，以取得抗战胜利的片面抗战路线。是否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一场人民战争，则是国共两党两条抗战路线的焦点。
然而，如果以1931年作为抗日战时期的开端，那与此相衔接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下限就相应地由1937年改为1931年，则是不可取的。说中国抗日战争从1931年9月算起是必须的，但抗日战争时期应从1937年7月算起。众所周知，1931年至1937年，虽然在东北和华北、华中部分地区进行着抗日战争，并在东北地区中日民族矛盾已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从全国范围来讲，毕竟还是局部的，而作为中国两股最大政治力量的国共两党主要进行的是“围剿”反“围剿”的阶级斗争。中日民族矛盾从1931年开始，逐步于1935年华北事变后才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开始了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向抗日战争时期的过渡。从总体来看，1931年至1937年我党我军进行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就是土地革命战争。因此，要求改变抗日战争时期的上限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下限的说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同时需要指出，别的战争与战争时期也有类似的情况。如解放战争时期开始于1945年9月，结束于1949年9月，10月1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而解放战争则开始于1946年6月，结束于1950年6月。但无论是解放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都是4年。因此，只有把有关概念分清，才能准确地反映中国抗战从何年算起和共进行了多少年的问题。否则，就难以判定哪种说法的正确或错误。
关于中国抗战14年与8年的称谓，本是一个事实问题，不难理解。但至今仍有人，甚至个别资深专业研究工作者，否定中国抗战14年的概念，而坚持中国抗战只有8年的说法。其理由是，以当时执政的国民政府何时对日宣战和声明作为界定标准。按照这一逻辑，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即日。据此，中国抗战就只有4年，连8年也不是，这一表述是难以接受的。照此逻辑，退一步讲，即使是8年，也不是日开始的，而是8月14日。众所周知，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推动和日本帝国主义打到上海、直接威胁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形势下，即淞沪会战的第二天，国民政府才于日发表了《自卫抗战（暴）声明书》。据此，中国8年抗战，开始于此时。
其中，不言而喻的，是关于国家何时抗战的认知标准不同。是以形式上代表中国、而实际上蒋介石国民党控制的国民政府，还是以共产党和人民抗战的主张与行动为标准，是得出不同结论的关键因素所在。众所周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控制下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执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即反共第一、抗日第二，实际上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一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才被迫放弃了这一政策。与此相反，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代表全国人民利益迫切要求抗日的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宣言和声明，旗帜鲜明地进行抗战。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就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宣言》。从9月20日至1932年4月，中共中央和中华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连续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和《对日战争宣言》等多份文件。同时，中国共产党号召、推动和影响下的东北义勇军一度达到50余万人，活动范围达100余县，并进行了著名的江桥抗战等。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至1937年10月，发展到11个军，进行了难以统计的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的反日大“讨伐”作战。在此期间，国民党军广大前线爱国官兵，也相继进行了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和绥远抗战。这难道仅是像某位台湾国民党大佬说的是一般的抗战活动，而不能称为中国抗战吗？尽管中日双方对于战争的性质和事实认知不同，但日方关于战争的时间问题也是不回避的，与中方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稍有不同的是，日方以年头计算，称日中战争史15年；而中方按周年计算，是中国抗战14年。
据此，仍有人质疑，既然中国抗战8年改称14年，还可称为50年，甚至是70年。其理由是：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1894年进行了甲午中日战争。如果仅就一般意义上讲，从日本帝国主义的蓄谋已久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和中国抗战的连续性来说，是有道理的。但作为一个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不仅看其主要矛盾和任务有别，还要视一场战争或战役的上限和下限之间，其过程是否间断。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抗战概念由8年定为14年，不仅是一个时间差的问题，而且作为一场战争的进程始终没有中断，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因此是立得住脚的。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终点：一些非常权威人士和领袖著作的注释，以日日本帝国主义口头宣布投降，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结束的下限，是不准确的，因为战争实际上没有完全结束。而9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签字投降，才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的时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日。据此，抗日战争时期的终点，即抗日战争的下限：不是8月15日，而是9月2日。
其历史原因是：日，中国政务院曾规定8月15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但日政务院发出通告，改变了原来的规定，指出：“每年9月3日，全国人民应对我国军民经过伟大的八年抗日战争和苏军出兵解放东北的援助而取得对日胜利的光荣历史举行纪念。”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的形式庄严决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以敌人最后签字投降日的第二天作为胜利一方纪念日，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前一天，则是抗战的结束日，是不言而喻的。
【军事科学院原军史所抗战组长&&研究员&&&岳思平】
岳思平简历：
东北抗战研究会顾问。1947年5月出生，山东省齐河县人，1968年入伍到总参通信部，军事科学院原军史所抗战组长，研究员，国家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成员，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主要成员，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成员、八路军研究会首席专家，入选《中华名人铭鉴》。
主要从事以抗日战争为主要方向的人民军队历史方面的研究，参与撰写《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全国解放战争史》和《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2卷、《永远的丰碑》《中国抗日战争知识手册》和《托起新中国的太阳》，专著有《八路军战史》和《百团大战》，各种著作、教材与辞书共30余部，在国家、军队报刊、杂志和广播电台发表文章、录音l50余篇，共形成文字成果达880余万字，获得国家、军队和军事科学院各种奖近20项，审读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的文选、传记和史书550余部，审看电视剧、剧本及文献片500余部，审修《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注释和《中国人民抗战战争纪念馆》《军革博物馆》《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等全国多处大型纪念馆的展览方案，担任《东方主战场》《东北抗日联军》等多部大型文献片和长篇电视剧的专家顾问。
[责任编辑：吉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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