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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间的战争收藏
春秋时代的战争规则，其实就是中世纪欧洲的“骑士精神”。欧洲骑士的行为准则是：不伤害俘虏，不攻击未披挂整齐的骑士。不攻击非战斗人员，如妇女、儿童、商人、农民、教士等。这岂不正是“宋襄公精神”？可惜的是，相当多的中国人崇拜骑士精神，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它是“宋襄公主义”的欧洲版。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是子路正冠。说的是孔子的弟子子路，在战争中阵亡，临死前还不忘系好被对手砍断的帽缨，正冠而死。重视仪表、重视细节，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教养。子路在敌人的刀锋下系好帽缨，体现了贵族式的在死亡面前的从容不迫。西方的贵族社会也能找到相同的例子。法国大革命高峰的时候，路易十六和皇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皇后上断头台的那一刻，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留下了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优雅的一个道歉：“对不起，先生。”正如这位皇后的下意识反应一样，“贵族文化”的首要特质就是优雅。子路的最后一个动作，不叫迂腐，叫教养，叫贵族风度。另外一个故事，今天的读者读起来可能感觉更奇怪。鄢陵之战中，晋国将军韩厥打败了郑国的君主郑伯。郑伯乘车逃走。为韩厥驾车的驭手杜溷罗说：“赶快追。他的御者左顾右盼，心不在焉。很快就能追上。”韩厥却说：“算了吧。不能再次羞辱国君了。”他命令驭手调转车头，放过了郑伯一命。这 个故事反映了贵族社会的一个重要信条，即对对方的君主保持尊重。欧洲政治中也有类似的传统，那就是做过国王的人即使被从王位上推下来，也会受到必要的礼 遇。这是骑士精神的表现之一。因此，欧洲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鲜有被处死的例子。人们无法容忍一个国王杀掉另一个国王。他们不是不知道养虎遗患的道理，只是 不愿破坏自己的骑士风度。春秋时代的战争中，还有许多有趣的插曲。比如发生在楚国与晋国的另一次战争“之战”中的一个画 面。那场战争中，晋国被打得大败，在逃跑时，晋国的许多战车陷入泥坑，狼狈不堪。楚国士兵不但不乘机追杀，反而还跑上前教晋车如何抽去车前横木，以便冲出 陷坑。晋军脱离困境后，回头对楚军开玩笑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意思是，还是你们逃跑有经验啊！这种“可笑”的场景在中世纪欧洲贵族的王位之争中也常能看到。1135年亨利一世去世，他的外孙享利二世和外甥斯蒂芬都认为自己有权继承英国王位，斯蒂芬抢先一步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不服，因此领兵前来争夺王位。在第一次王位争夺战中，年仅十四岁的亨利二世经验不足，准备不充分，还没开战军队就没有了粮饷，陷入饥饿，困窘之下，他居然向敌人斯蒂芬请求支援。而斯蒂芬呢，竟然慷慨解囊，借钱让亨利二世把饥饿的雇佣军打发回家，第一次战争就这样可笑地不了了之。数年之后，亨利二世羽翼已丰，卷土重来，双方再次展开大战，这次亨利二世很快取得胜利，斯蒂芬俯首投降。然而，双方谈判后达成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双方约定，斯蒂芬继续做英国国王，但要宣布亨利二世为继承人。这些故事反映出，贵族间的战争一般不以杀戮和彻底征服为目的，只为分出胜负。战争一般点到为止，给对方留足面子。在战场上，大家是敌人，下了战场，大家仍然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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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兴趣而生，贴吧更懂你。或欧洲的国王贵族，为何必须参加一线战斗，在军队后方指挥不行吗？
1141年英国的林肯战役，英格兰国王斯蒂芬带领他的下马骑士与敌军徒步作战。斯蒂芬挥舞着一把战斧，不久这把斧子砍断了，国王换上了他的宝剑，继续战斗，宝剑很快也砍断了。最后，敌军的...
1141年英国的林肯战役，英格兰国王斯蒂芬带领他的下马骑士与敌军徒步作战。斯蒂芬挥舞着一把战斧，不久这把斧子砍断了，国王换上了他的宝剑，继续战斗，宝剑很快也砍断了。最后，敌军的一个骑士俘虏了国王。1176年，意大利北部的莱尼亚诺附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帝国骑兵正与意大利伦巴第联盟的步兵浴血奋战，这时两队骑兵从后方突破了帝国军阵线，歼灭了腓特烈的护卫队，皇帝本人也摔下马，身负重伤。1213年，法国图卢兹附近的米雷，西班牙阿拉贡王国的国王佩德罗二世纵马至队伍前沿，他脱下王室甲胄，穿上了普通士兵的简朴盔甲。然而敌军的第一骑兵中队发起冲锋时，阿拉贡的骑士不堪一击，佩德罗摔落马下，他大喊着”我是国王“，依然被杀死。上述战役中的国王、皇帝都身先士卒、英勇战斗，或者至少处于军队大阵中 ，而非后方安全的指挥地点，但显而易见，国王、皇帝所在的一方都输掉了战役。实际上，西欧中世纪的战争中，无论国王还是贵族，都会与手下骑士同仇敌忾、并肩战斗，少有例外。作为最高指挥官，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投入战斗值得吗？领袖身先士卒，固然能激励士气，尤其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可一旦投入到战斗，他们对所在战斗地点以外的己方部队就难有影响，从而失去了对整场战役的驾驭。更何况如果国王皇帝被俘、阵亡，将带来无可弥补的巨大政治损失，本文后面会具体分析 。莱尼亚诺战役，神圣罗马帝国之所以大败，原因之一就是深陷局部战斗中的腓特烈一世，不能从全局高度把握战役，没有和己方步兵保持联系，没能发现从后方袭来的意大利骑兵。莱尼亚诺战役古典时代的指挥官怎么做？不只是中世纪的指挥官才上阵搏杀，古典时代也不乏同类。亚历山大远征的历次战役中，都亲率部队作战。战场上，对变化做出的有效反应主要来自他手下将军的主动性，而不是靠亚历山大的全局指挥。当然，亚历山大作为欧洲战争史上最伟大的天才之一，在军事战术战略的诸多领域都有卓绝的创造性实践，本文并不否定这个事实。亚历山大之后的另一个天才汉尼拔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经典的坎尼战役中，汉尼拔没有直接参战，他所处的位置能纵览全局。汉尼拔还掌握了一支可以随时支配的预备队，最终靠这支预备队完成了对罗马军队的包围。战前建立一支预备队，会为指挥官影响战斗结果提供一种确有保障的资源。此后，打败了汉尼拔的西庇阿以及凯撒都都使用了预备队。在罗马内战决定性的法萨卢斯战役中，庞培左路的骑兵驱赶走了凯撒的右路骑兵之后，转身攻击恺撒中军暴露的翼侧。这时，凯撒事先部署在中军翼侧后面的重装步兵预备队，极其猛烈地进攻毫无准备的庞培骑兵，后者逃离战场。预备队的致命一击，扭转了法萨卢斯战役的战局，为凯撒最终取胜奠定了基础。法萨卢斯战役中的庞培一方指挥官不参加战斗，位于能指挥战役的地点以及提前建立预备队并在关键时刻运用之，这两点是古代军事战术史上一次重要的进步。然而中世纪西欧的大多数指挥官没有继承这种做法，他们鲁莽地发起骑兵冲锋，亲自投入战斗，忘记了指挥官最重要的职责，虽然时不时也会有少量预备队，但并不能有效地运用，更不用说他们往往严重忽视步兵的价值。从纯粹的战术与指挥角度看，中世纪西欧为什么退化了？这要从中世纪的政治分权角度谈起。地方分权、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之后，欧洲中西部分布着蛮族建立起来的继承国。这些王国理论上对其领土拥有“主权”，比如法兰西王国（前身是西法兰克王国），神圣罗马帝国（前身是东法兰克王国），以及其后的英格兰等国。然而国王、皇帝的实力与地盘未必比其封臣（公爵、伯爵等）强大，他们对后者缺乏足够的权威。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由数百个附属政治实体组成，包括公国、侯国、宗教及贵族领地、自由城市等，以伦巴第地区为核心的意大利东北部的独立性尤其突出。与东方中央集权国家的皇帝相比，神罗皇帝对帝国的控制就是小巫见大巫。上述的莱尼亚诺战役之前，腓特烈一世向他的封臣萨克森公爵、巴伐利亚公爵“狮子”亨利寻求援兵，惨遭后者拒绝。狮子亨利的婚礼卡佩王朝早期，法国国王仅能控制巴黎周边被称作“法兰西岛”的地方，国王的封臣诺曼底公爵、阿基坦公爵、安茹伯爵等拥有的领地都远比法王广大。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后来征服了英格兰，其继承者还一度占有整个法国西部，建立起安茹帝国，法国国王只能自惭形愧，阿基坦公爵更是傲慢到不出席法王的加冕典礼。中世纪早中期的英格兰算是欧洲王权比较强大的国家，但英格兰与威尔士交界的地区也很难控制，而且如果国王性格不强势，不擅权术，也掌控不了野心勃勃的英国贵族。更糟糕的是，这些国王的封臣下面还有自己的封臣，比如小贵族、领主或骑士，他们与国王、大贵族一样，拥有封地、城堡、追随的骑士或者扈从。整个西欧就是由大大小小的领主领地构成，相当大程度上，国王也仅仅是领主中的一个，最终决定这些领主之间关系的是实力（通过联姻和联盟加强）。一个贵族、骑士作为封臣，甚至可以向多个宗主效忠，低地地区的伯爵、公爵既是法国国王的封臣，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封臣。中世纪指挥官能做些什么？这种地方分权、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之下，经济落后的西欧没有一个王国，能像罗马帝国那样建立有效的行政与后勤管理体系，维持一支由职业军人构成的常备军。维京人和马尔扎人的侵袭劫掠基本结束后，中世纪西欧的战争主要是领主之间的冲突，他们的军队由家族骑士，临时召集起来的骑士、地位低下并缺乏训练的农民、城镇步兵以及雇佣兵组成。作为主力的封臣骑士通常只有四十天的服役期，中世纪早中期不算很普遍的雇佣兵也很少签订长期合约。军队最高指挥官，一般由地位最高的贵族或国王、皇帝担任，但他们不能像罗马军团的将军命令百人队队长那样，对其追随者如臂使指。按照欧洲史学家的研究，在战争中，中世纪指挥官也下达命令，但劝说、鼓励与其地位相仿的贵族（甚至骑士）似乎更常见。罗马军团里那种上下级分明的指挥链并不存在，指挥官的声望，以及其拥有的贵族骑士都崇尚的勇武与军功，往往更能发挥作用。罗马军团的百人队队长因此，一个中世纪指挥官想鼓励追随者冒死战斗，他自己要敢于冲锋在前，或者至少位于主力军队中。1214年的布汶战役，法国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四世分别处于中军的第二阵线，且有亲兵保护，但战斗中两者都曾落马，几乎被杀。在早年与英格兰“狮心王”理查的战斗中，菲利普就被打得落入河中。理查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指挥官之一。他懂得步兵和弓弩手的价值，能充分发挥不同兵种间的协同配合。在法国的一次围城战中，理查与很多中世纪指挥官一样勇猛无畏，却被敌军一支弩箭射中，几天后身亡。理查的弟弟、不能打仗的约翰继位后，疆域辽阔的安茹帝国很快就终结了。中世纪指挥官都有尽早做出决策的压力。他们如果谨慎从事而不立即发起正面进攻，骑士文化主导的贵族会认为他们或是胆怯无能，或是夸大困难和敌人的力量，或是为迟缓甚至不采取行动找借口。前面提到的米雷战役开战前，阿拉贡国王佩德罗被建议采取守势、用弓弩和投枪远程打击削弱敌人，佩德罗认为那不符合骑士精神，拒绝了这个建议。佩德罗之死与这个愚蠢决定有很大关系。指挥官要迅速做决定的原因还包括后勤补给困难，必须赶在骑士服役期满前，或付给雇佣兵的佣金花完前。中世纪早中期（公元1300年之前），西欧战役中最常见的打法是骑兵正面冲锋，指挥官即使想采取复杂的协同配合战术，一般也很难做到。最高指挥官往往在开战前不久，才集结了所有军队。他并不了解手下军队的素质、骑兵与步兵的比例。骑兵里尽管会有方旗骑士那样的中层指挥官，但整支军队没有建立起清晰的指挥链条。他更没多少时间训练队伍，士兵们完全不如共同生活的罗马帝国军人那样长期训练、纪律严明，缺乏默契和凝聚力。中世纪当然也有不少例外，比如布汶战役中，法国骑士就比较守纪律，也有凝聚力，他们或者是法王菲利普忠实封臣手下的忠实骑士，或者是王室的家族骑士。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阿苏夫战役中，狮心王理查也能较好地指挥骑士。菲利普和理查皆以“骑士国王”著称于史，他们对骑士的成功控制既来自其政治权威，尤其是菲利普；也因为两人亲身投入战斗符合中世纪贵族骑士对军事领袖的期望，尤其是理查。阿苏夫战役中世纪西欧虽有很多著名的野战战役，但实际上最常见的战争形式，是劫掠、突袭和破坏，围城战也不是很多，野战战役发生的频率就更低。因此除了比武竞技外，中世纪骑士少有直接的战役交锋经验。骑士虽然靠集体冲锋形成威力，但他们推崇单打独斗的个人英雄主义，不屑于、也较少了解集体战术配合，十字军东征除外。1264年英国的刘易斯会战既是中世纪军队组织的典型，也是一个战役上的特例。战前，指挥官莱切斯特伯爵西蒙.德.蒙特福特发现，他的军队没有统一的编制单位，没有建立起指挥链，没有任何训练和共同战斗经验。蒙特福特花了一天一夜时间整编改组，将混乱的军队按一定的规则组织成四个列阵，他亲自控制一只预备队，部署于三个主阵之后。尽管刘易斯战役开始时，蒙特福特一方遭遇不利，但在关键时刻蒙特福特命令预备队出击，彻底打败了数量占优的敌军，最终俘虏了敌方参战的统帅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蒙德福特成为英格兰的“无冕之王”，实质性统治英国一年。古典时代名将经常运用的预备队，在中世纪西欧只有少数指挥官真正理解，蒙特福特是其中成功运用的指挥官之一。刘易斯战役总而言之，由于严重的地方政治分权，后勤保障和组织能力低下，军人服役期较短等因素，中世纪早中期的西欧，不能如罗马帝国以及同期的拜占庭帝国那样拥有正规常备军。骑士文化主导下的西欧野战战役，更多地依靠骑兵正面冲锋；作为最高指挥官的国王、贵族在同侪压力下，冒着生命危险投入到一线战斗，尽管他们落马、被俘和阵亡经常导致灾难性的军事和政治后果。古典时代已经发展出来的指挥官掌控全局、拥有预备队、多兵种协同作战等战术与指挥理念，由于战争文化的改变，组织能力、战术素养和军队凝聚力的下滑，只有少数优秀的西欧指挥官才能运用实施。当然，西欧的战术实践远非一无是处，重骑兵冲锋的高度发展，城堡防御体系的构建，以及英国长弓和欧陆的十字弩等，都是中世纪早中期对军事史的重要贡献。更多军史好文，欢迎关注微信公号“冷热军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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