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共军究竟消灭了日军多少人？
抗战时期共军究竟消灭了日军多少人？
——不敢正视历史，用谎言宣传的恶果
距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仅剩下了30多天。7月25日，凤凰网刊载了一则题为“红旗文稿驳‘共军抗日八年毙敌851人’”报道。这个消息最早出现在6月底新浪微博，有署名‘小右派’的网友发了这样一则长微博：‘日本公布了二战在华阵亡数据：死于国军之手：318883人。死于共军之手：851人。基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吻合。共军百团大战毙敌302人；平型关大捷毙敌167人；38年晋察冀秋季反围攻毙敌39人；39年冀南春季反扫荡毙敌37人；39年冀中冬季反扫荡毙敌27人；40年春季反扫荡毙敌11人；115师陆房突围毙敌16人。共击毙日寇599人，加上小战斗合计被共军杀死851人。死者都有姓名年龄、家乡，部队、死亡地点、被谁所杀详细记录。
这个消息，一下子在网上炸开了！被疯狂转发。许多“爱国人士”义愤填膺，疾言厉色要求政府严惩造谣者，大骂现在的愤青是汉奸卖国贼。官方的评论文章也称此为谣言。其实谁都知道这是谣言，打死我也不信抗战八年共军就打死851个鬼子！问题是却没人站出来还原历史真相。著名博主奇之傅先生在凤凰网上发了一篇文章《抗战期间共产党武装共歼灭了多少日军？》言下之意，希望官方尽快公布真相，以释群疑。
说实话，我看了真想笑。奇先生这样的名作者，未免也太天真可爱了。你这不是将某些人的军吗？让政府下不了台吗？
我只知道，国军一共打死日本将军45人，共军打死日本将军5人。具体名单如下：
被国军击毙：
1林大八，陆军少将，，毙于上海。
2仓永辰治，陆军少将，，毙于上海吴淞。
3家纳治雄，陆军少将，，毙于上海。
4浅野嘉一，陆军少将，，战伤毙命天津。
5加藤仁太郎，海军少将，
毙于长江下游。
6杵春久藏，陆军少将，
毙于山西运城。
7饭冢国五郎，陆军少将，毙于江西德安。
8小笠原数夫，陆航中将，
坐机于湖北孝感被击毁。
10饭野贤十，陆军少将，
毙于南昌。
11山田喜藏，陆军少将，
毙于湖北 大洪山。
12田路朝一，陆军中将，
毙于安徽南部。
13小林一男，陆军少将，
毙于内蒙古安北。
14中村正雄，陆军中将，
毙于广西昆仑关。
15秋山静太郎，陆军少将，
毙于山东。
16左藤谦，陆军少将，
毙于江西潘阳湖。
17木谷资俊，陆军中将，
毙于江西。
18水川伊夫，陆军中将，
毙于内蒙古五原。
19前田治，陆军中将，毙于山西晋城。
20藤堂高英，陆军中将，
毙于江西瑞昌。
21大冢彪雄，陆军中将，
毙于晋东南。
22井山官一，陆军少将，
毙于湖北宜昌。
23大角芩生，海军大将，
坐机于广东中山被击毁。
24须贺彦次郎，海军中将，
坐机于广东中山被击毁。
25上田胜，陆军少将，
毙于山西中条山。
26山县业一，陆军中将，
毙于安徽。
27酒井直次，陆军中将，
毙于浙江南溪。
28冢田攻，陆军大将，
毙于安徽太湖。
29藤原武，陆军少将，
毙于安徽太湖。
30浅野克己，陆军少将，1943/05
毙于广东东江。
31仁科馨，陆军少将，1943/
06/01毙于湖南。
32黑川邦辅，陆军少将，毙于云南。
33布上照一，陆军少将，毙于湖南常德。
34中畑护一，陆军少将，毙于湖南常德。
35下川义忠，陆军中将，
毙于湖北应城。
36横山武彦，陆军中将，
毙于浙江龙游。
37木村千代太，陆军中将，毙于河南。
38和尔基隆，陆军少将，
毙于湖南衡阳。
39大桥彦四郎，陆军少将，
毙于湖南长衡会战。
40左治直影，陆军少将，毙于湖北荆州。
41志摩源吉，陆军中将，
毙于湖南衡阳。
42藏重康美，陆军少将，
毙于云南腾冲。
43南野丰重，陆军少将，毙于云南芒市。
44与野山寿，陆军少将，
毙于华中。
45山县正乡，海军大将，
毙于浙江椒江。
被八路军击毙
1沼田德重，陆军中将，，被八路军击伤毙命于山东。
2阿部规秀，陆军中将，，被八路军毙于河北涞源。
3吉川贞佐，陆军少将，被共产党员刺杀于河南开封。
4饭田泰次郎，陆军中将，940/11/28被八路军毙于华北。
5吉川资，陆军少将，
被八路军毙于山东半岛。
日本人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称，日本在整个战争中的总伤亡人数为261.2万人，包括陆军152.4万、海军42.8万，官民65.8万。以上数据来自日本复原局和经济安定局本部，相对可信。
著名军事专家徐焰认为：中国战场上日军的死亡共45万人，只占其战时死亡总数的22%。（徐焰《抗日战争的真实战况》）
我认为上述两个来自敌对国家的数据比较接近，应该比较可信。如果按照官兵比例推算，我认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击毙日军总数应该在5——10万人之间（打伤的不算）。
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到中国在抗战中的作用时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是一个支队，不是主力军。”（《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当年中国太贫弱，虽有大国之名却无大国实力，只是以持久战拖住日本。世界上打败法西斯的主力军是谁呢？从实力看还是苏、美、英三国。
可悲的是！！可笑的是！！可叹的是！！我们的历史课本上却说共产党消灭日军52.7万，日伪军共计171.4万。这岂不是满嘴跑火车的弥天大谎吗？我不知道这“消灭”两字是什么意思，但是这样的数据肯定是误导青少年的伪历史！日后贻害无穷！！
所以，那些官方媒体只是说“851人”是别有用心的人在造谣，但又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来反驳。其实不是拿不出数据，是因为根本没法拿出数据！！拿出数据就等于自己打自己耳光！！不敢正视历史，用谎言欺骗宣传的恶果再次让撒谎者丢尽了脸！也让国家蒙羞！
为什么还不吸取教训？我从来不否定雷锋、黄继光、董存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但是，为什么现在的许多人把他们当成恶搞调侃的对象？说穿了，就是被你们的拙劣宣传给骗怕了，变成什么都不信了。官方为什么哑口无言？面对谣言，那些正能量哪里去了？吞吞吐吐，苍白无力，悲夫！！
林肯在1864年说过一句名言：“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欺骗所有的人，你也可以在所有时间内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永远无法在所有时间内欺骗所有的人。”
&【前苏联为何取消历史考试】前苏联的历史课本充满编造和谎言。1988年6月，前苏联宣布取消高中历史考试。《消息报》赞扬取消历史考试的决定：“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
戈尔巴乔夫惊人地坦白：“测验学生知道多少谎言是没有意义的。”
有两种记者。
一种记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
——1946年《新华日报》创刊八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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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从日本史料看谁是真正的抗日英雄，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日 09:21:33
来源：鼎盛军事微信号　　作者：三山五岳
　　这次回沪，坐出租车时，有个司机愤愤不平地说：“实际上，真正抗日的是国民党，根本不是共产党，共产党是个大骗子，把我们这些中国人都骗了。”我这才发现，当今中国人抗日史观之混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不知从何时起，一股妖气，阴气开始弥漫在祖国的大地上，控制着中国各大喉舌媒体，欺骗着善良的中国民众。这股妖气摇唇鼓舌抹黑共产党的军队，歪曲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别有用心地为蒋介石歌功颂德，对蒋介石消极抗日招幡呐喊、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究竟谁真正抗日?我看，作为当时敌国的日本是最有发言权不过的了，他们才最清楚谁对自己打击最大，谁在真正抗日，他们最怕谁。下面，披露部分日本史料，以还原于历史的真相!让中国人看清楚，谁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1、蒋介石对日本采取的“不抵抗政策”语录
　　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政府可同意与日本谈和，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国民政府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转述蒋的口信(出自：1931年10月日本新闻)
　　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有须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蒋介石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1934年12月日本新闻)
　　奢言抗日者，杀无赦。——蒋介石在中日签定《何梅协定》后的讲话(1935年)
　　2、蒋介石与日本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大举进攻长城各口，共军赤匪顽守抵抗，蒋介石国民军不战而败。5月31日， 国民党政府派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塘沽协定》内容：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于昭和8年(1933年)5月25日，在密云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派军使、该分会参谋徐燕谋所提出的正式停战提议。依此，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关于停战协定，委任全权于该军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少将冈村宁次，在塘沽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委任的停战协定全权、华北中国军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签订停战协定于下：
　　一、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大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后，即发生效力。
　　作为以上证据，两代表于此签名盖樱
　　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
　　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盖章) 　　华北中国军代表熊斌(盖章)
　　(出自《中外约章汇要》)
　　1934年签订的《塘沽协定》，认可长城线是与伪满的政治分界线，默认了“满洲国”的存在，及日本对满洲国的控制。
　　3、蒋介石所谓“抗战”的底线
　　蒋中正在日的国防联席会议上讲话：“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赂。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为疆界。”——国防联席会议记录(日)。蒋中正就这样把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对日谈和的交涉条件。
　　但日本政府不理睬蒋中正的条件。他们用行动回答了蒋介石，继续攻占上海、南京。日日本政府的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终止“陶德曼调停”(当时蒋介石企图通德国大使陶德曼与日本谈和);近卫首相于日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1939年3月，蒋介石亲自指挥复兴社的杜石山、柳云龙与日本宣野长知、小川平吉在香港举行讲和谈判。3月17日，柳云龙向宣野提出和平条件：必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关于满洲，另行协定”。小川、宣野对蒋中正的条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政府于日发表声明，决定扶植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香港日蒋谈和告吹。 　　(以上出自《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东京1973年版，614页)
　　周恩来为皖南事变的题词
　　4、国民党蒋介石抗战期间卖国反共的《和平意见》
　　据日本档案《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忆录》收录的双方“对答记录”和中国方面3月10 日提出书面的《和平意见》记载，蒋介石的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一)“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此表示承认毫无异议”。目前，中国方面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为保护国”。(出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4、136、341页。)
　　(二)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万一“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一部分撤兵”。(出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7、340页)。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的表述是：“中国方面提出，当撤兵之际，在具体方法上，日本军可在必要地点，相当长期地延缓撤兵。”
　　(三)中国(即蒋介石国民党方，下同。)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出自：《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出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四)可以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出自：《今井武夫回忆》第133页)。“绝对同意”给日本臣民以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自由。(出自：《和平意见》第五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中国招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出自：《和平意见》第六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5、蒋介石卖国投敌“档案”揭秘
　　年秋，中日方有过三次议和，档案材料显示，蒋中正的国民政府一方，以苟安性质的“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底线”，对日谋求妥协。而天皇制日本的权力机构则明确决定要设法使中国现中央政府崩溃。
　　1938年7月，五相会议决定的《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规定，日本政府的方针是：“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中正垮台”。在双方“底线”有天壤之别的交涉中，日本方面的条件一步步升级，变本加厉，而且对重庆寸步不让。而蒋中正及其代理人却一味地单方面让步，答应诸如对“满洲国加派公使或大使”;缔结特别协定，认可伪满作为日本、中国的“保护国”，同意“讨共”，“用密约办理”;重庆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划内蒙为“特殊地区”;可以华北和长江下游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承认共同开发中国资源、接受日本顾问等等。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内容是：
　　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
　　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
　　三、中日共同防共。11月至12月间，中日双方就“广田三原则”多次进行谈判。1936年1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国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认三原则，亦非全然不承认”。1936年11月间，蒋中正的代表张群曾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进行秘密谈判(出自：“高宗武参与其事”)，谈判达成的条件之一就是承认“满洲国”。
　　河南大饥荒人民开始吃草根、树皮
　　6、蒋介石集团借抗战之名发国难财
　　(第六部分的资料出自美国)
　　二战中的最大丑闻：走私贪污军用物资。1942年6月美国与中国签订《租借协定》，向中国提供价值为35亿美元的军用物质。但这些援助物质，被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们视为“唐僧肉”，大家都试图从这里捞一把。装满战略物质的卡车从印缅公路开进中国后，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这些战略物质就出现在黑市上，不少军用物资还通过走私的方式卖给了日本人。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也向罗斯福密报很多美援物质都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日本把国民党政府对军用物质的走私贪污称为“二战中最大的丑闻”。
　　宋氏家族借机大发国难财
　　掌握国民党政府经济运营大权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机大发国难财。50年后的1983年，美国公开了联邦调查局1943年的调查报告，其中这样写道：“宋氏家族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更超过对政治的欲望，美国5亿美元贷款相当一部分已经装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美国财政部甚至还有人把宋氏家族戏称为“宋氏贼团”。
　　蒋宋家族如此，结果是上行下效。国民党军官也乘战争之机搜刮民财。管辖河南战区的汤恩伯将军，借战争之名向农民征收“特别税”，把农民的最后一点存粮也强行夺走。汤恩伯的苛税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当时河南农民有这样的口头禅：河南两大害，黄河和汤恩伯。
　　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到河南采访报道了那里饿殍遍地，人吃人的惨状。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在《时代周刊》刊登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人很反感中国政府不顾民众的需求，强征老百姓口粮的作法。宋美龄看到《时代周刊》的报道后大怒，认为有损于中国政府的形象，要求《时代周刊》解雇写该报道的记者，但被 《时代周刊》拒绝。
　　抗战8年货币发行量增加738倍
　　1942年2月美国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贷款后，要求中国汇报资金的使用情况，但重庆政府却在美元汇率上做文章。当时法币和美元兑换的官价是20元法币兑换1美元，而黑市价格却是3000多元法币兑换1美元。在重庆一包香烟按照官价兑换的价格为5美元，而在黑市上1美元就可以买到160包香烟。重庆政府则按照官方兑换价向美方汇报美元的使用情况，自然是数字水增，在重庆国府的报帐中，修建一个公共厕所的造价都要1万美元，在美国传为笑谈。
　　重庆国府由于经济状况恶化，不得不靠增发货币的方式来维持财政。据重庆国府公布的货币发行额：1938年23亿元、1939年43亿元、1940年79亿元、亿元、1942年底344亿元、亿元、亿元、亿元，抗战8年期间货币的发行量居然增加了738倍。大量增发货币的结果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在重庆，不仅一般民众食不饱腹，连中流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都陷入苦境，而政府的各级官员却乘机大发国难财，导致民怨载道。人们对蒋介石政府失去了信任，转向支持共产党的人越来越多，国民党政权的倾覆已显露端倪。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伪军的数量大约为118.6万人，比在华的日军还多
　　7、蒋介石政府给日本伪军发放军饷
　　说出来可能让人不信，国民党政府竟然给投降日本鬼子的伪军发放军饷。这是世界史上千古罕见的“奇闻”，而这件奇闻就实实在在地发生在蒋介石身上。战后有人开玩笑说，伪军没有战斗力，只是白白消耗日军粮食。其实，不少伪军投敌后，并没有消耗日本人物资，而是享受着重庆的军饷，用非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钱帮日本人养伪军杀中国人。这个事实是国民党投降将领们亲口告诉日军首领冈村宁次的：“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该资料的来源，参见日本人稻叶正夫编写的《冈村宁次回忆录》一书第327页。
　　该资料披露后，连当年的盟国也为之哗然，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又一丑闻：中国军队身处盟军阵营，却给为日军服务的伪军发军饷。不过，投降日军的伪军也有他自己的原则：只打共产党，不打国民党。
　　8、日军把国民党军队称为“友军”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中，记载41师团在1942年2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了这样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中国的汉奸媒体为蒋介石翻案时，最喜欢强调的就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的辉煌业绩。很多人还振振有辞地指责中共历史教材隐瞒“国民党是抗日主力”的真相。
　　其实，二战结束至今，日本的中小学教材中，指责最多的就是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还一再将“南京大屠杀”的罪过追加在蒋介石政府的头上，说“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一味逃跑，放弃南京，不保护本国老百姓，才让日军杀戳了中国人，导致了南京事件(即南京大屠杀)。”相反，日本教科书从来没有指责过蒋介石积极抗日，反说蒋介石数次和日本讲和，与日本沆瀣一气、共同反共。
　　现在好了，国民党成为日寇“友军”的历史真相由日本人自己披露出来，这实在让那些盛赞国民党军队是抗日主力的中国汉奸精英们无地自容。对那些打着还原历史真相旗号，动辄拿“国民党抗战死亡多少多少将领”说事，拿“击毙多少多少日军将领”说事，就是不说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投敌后还领着国民政府的军饷来屠杀中国人的这些脏事和破事。他们的脸皮太厚，已经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
　　百团大战
　　9、日本《朝日新闻》对日军战果的年度总结报道
　　敌西部《朝日新闻》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电：华北军(指日本军队——摘者注)发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综合战果，充分说明了日军在今天已完全转变为以扫荡中共军为主要任务的事实……。“敌大半为中共军……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与中共党军的作战占七成五，交战的二百万敌兵力中，半数以上都是中共党军，我方收容的十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党军约占半数。而七万四千的俘虏中，中共党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三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大家看清楚没有，日本《朝日新闻》报道的这则消息，内容和数据均来自日本华北方面军的年度工作总结。被蒋介石污蔑的“游而不击”的军队，一年作战次数竟占一万五千次的七成五!而且与日寇交战的军队占半数以上，战死的遗体中，中共军队也占半数。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落入敌寇之手的俘虏人数。比国民党军队交战次数多、参战人员多的八路军，落入日寇之手的俘虏却比国民党军队少了接近一半。连日本鬼子自己都承认：“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笔者在这里要问一句：一个“劣弱”的军队能称为抗战的主力吗?一个交战意识“昂扬”的军队能说他们是“游而不击”吗?
　　我们再看看叛国投敌的伪军自己是如何说的：
　　《新民报》(笔者注：北平伪政府办的报纸)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载中华社(笔者注：北京伪新闻社)讯：中共军……潜行于地下，发动正规军二十万，配之以六十万之农民游击队，与组织突破二百万之农民自卫团。……吾人对解决大东亚战争之关键之中国事迹之终局，乃在解决中共军，此当再加确认者也。
　　看到没有，在日伪军眼里，消灭八路军已经上升到结束“大东亚圣战”的战略高度。自诩“武运长久”的大日本“皇军”已经不把国民党军队看在眼里，而把“游而不击”的八路军作为主要的作战对象。那些对共产党恨之入骨的汉奸“精英”们，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总得相信日本人自己说的话吧，总得相信日本人自己的年度总结报告吧!其实，当年充当日本皇军的“伪军”们对这场战争最有发言权。因为他们是日本人的炮灰，打仗冲在头里。他们是见过真枪实弹的，也多次领教过八路军的厉害，所以感受深，说话也比现在的“精英”们实在。
　　中国的“精英”们以及只知道“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而不知共系国军(指八路军和新四军及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其他的抗日历史，就断言抗日战争就是蒋系国军完成的，人云亦云的从众之人们，看了上面的文字后，还有脸说国民党抗战，共产党不抗战，“游而不击”吗?
　　我爱人的父亲是个被迫参加日本侵华战争的日本人，当时只有19岁，是个小“军曹”。谈到侵华战争时，他就说过，“当时日本人不怕蒋介石的正规军，因为他们一打就逃。就怕共产党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因为八路军纪律严明，他们不怕死。”
　　历史事实不容歪曲和篡改，史实终究要以真相大白于天下。判断史实的真伪必须以当时的原始资料为证，而不是汉奸精英的所谓云云。
（本文选编自鼎盛军事微信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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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文稿驳:“共军抗日八年毙敌851人”
　　红旗文稿驳：“共军抗日八年毙敌851人”
　　“在评价国共抗战战果上，国内知识界有人在故意使用‘双重标准’：在评估共产党战绩时，用日军大本营资料，且用不完全材料；在评估国民党战绩时，用国民党当局资料”
　　版画：冲锋 新华社发 罗清桢 作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自年初开始，互联网微博上就有许多贬抑共产党敌战区战场的帖子。最耸人听闻的一则谣言出现在6月底新浪微博。有署名“小右派”的网友发了这样一则长微博：“日本公布了二战在华阵亡数据：死于国军之手：318883人。死于共军之手：851人。基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吻合。共军百团大战毙敌302人；平型关大捷毙敌167人；38年晋察冀秋季反围攻毙敌39人；39年冀南春季反扫荡毙敌37人；39年冀中冬季反扫荡毙敌27人；40年春季反扫荡毙敌11人；115师陆房突围毙敌16人。共击毙日寇599人，加上小战斗，合计被共军杀死851人。死者都有姓名、年龄、家乡，部队、死亡地点、被谁所杀详细记录。”这则微博一出，诸多实名网络大V争相转载。目前，这则谣言在网上阅读量百万次以上，转载量超过数万次。如不说明真相以正视听，将来又会如同此前“日本人从没有轰炸过延安”一样，由“谣言”上升为“真相”。
　　由于工作需要，国防大学《战事》剧组阅读了大量抗战文献，其中就有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六卷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两卷本《华北治安战》、单行本的《长沙作战》、《河南作战》、《湖北作战》、《广西作战》、《香港作战》、三卷本《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等，此外，我们还阅读了日本侵略者在多方搜集东北抗联信息情报基础上于1936年撰写的两卷本《东北共匪之研究》，曾任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后又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回忆录》。现从中摘录部分资料，以正视听。
　　1、共产党抗日武装每天都在战斗
　　我们阅读日本人撰写的资料后，得出一个印象：共产党抗日武装每天都在战斗状态，都在袭扰日军。
　　《华北治安战》这部书，详细记载了日本侵略者与坚持在华北敌战区与之进行游击战的共产党抗日武装之间的反复“拉锯战”。其中包括了1939年以来，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冈村宁次指挥下，对共产党抗日武装先后发起的冀东、冀中(包括五一扫荡)、冀南、晋南、晋中、鲁西等地数十次所谓“肃正作战”，以及先后五次勾联指挥华北华中伪政权机关、伪军和特务针对八路军、新四军发起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书中确认，“中共游击战”是一场“不分昼夜、连续不断、永无休止的战争”，是使日军“深陷泥潭里的浴血战争”。
　　兹举书中若干记载：
　　华北方面军第一一0师团报告，在1938年8月――1939年10月一年多一点时间中，与共产党武装交战次数约为2250次，每日平均约5次(上卷第156页)。
　　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报告，从1939年1月至1940年11月间，仅该师团出发讨伐次数大小合计29168次，讨伐战斗次数为2759次(上卷第278页)。
　　1941年1月的所谓“冬季肃正作战”，日军各部与中共交战次数，仅在1月份内就达1682次，每日约有五六十次战斗(下卷第17页)。
　　2、共产党敌后抗战战果辉煌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尽管没有正面战场那样的大会战，但在正面战场几乎所有的会战都以失败告终的情况下，惟敌后抗战节节胜利，不仅陷日寇于“每日面对不可测的恐怖”这样的惶恐不安之中，而且“积小胜为大胜”，有效消灭了敌人有生力量。即使是从日本人的记载中，敌后战场战果与正面战场大会战相比也毫不逊色。
　　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写道(第326页)：“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日本史学家、1941年从军的藤原彰在《中国战线从军记》中证实了冈村宁次的说法。
　　《华北治安战》中还记载有“百团大战”期间，日军几个小部队被共产党武装全歼的案例。
　　关于各方歼敌总数量方面，在拍摄《战事》过程中，我们特地找日方研究战史专家证实，所谓“共军总共毙敌851人”没有任何根据。相反，任何人仅仅只要根据日本防卫厅现有资料中零散的数字，也会清楚那则谣言是多么荒唐！
　　需要说明的是，日本防卫厅在编撰系列战史时，关于战果部分，是根据战时日军各部上报给大本营的记录整理出来的。但正如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在回忆录中所承认的那样，日军各部都在夸大己方战果，抑减中国方面战果。“大本营发表的统计数字相当可观，但其中70%是为了夸耀战果而增加的水分。”(转引自《华北治安战》译序第2页)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把国共歼敌数量进行一个简单对比。
　　据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第三卷第二分册第179页)，仅1941年这一年，华北方面军各部与中共交战次数为17198次！日方损失是战死2352人，负伤501人。
　　可能有读者仍然认为，战死2352人，与共产党宣称的毙敌数目仍然有较大差距，且无法与国民党正面战场相比。那我们就进行一个对比。
　　第一次长沙会战与第二次长沙会战，均由国民党战将薛岳指挥，国民党方面声称每次歼敌都在4万至5万余人。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在《长沙会战》一书中有如下记载：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没能给予重庆军以应有打击……我方损失竟达战死1591人，战伤4412人。”(第214页)
　　“第11军发表的第2次长沙作战的战果及我方损失如下……敌遗弃尸体28612具……我方损失战死1591人，(其中军官数108人)战伤4412人(其中军官数241人)，死伤战马1766匹。”(第215页)
　　对比一下，两次长沙会战，毙敌数量均远少于同一部书中所记载的1941年中共抗日武装所击毙日军数量的2352人！
　　再作一个对比：1943年5月至8月间浙赣作战，日方作战部队为中国派遣军第十三军和第十一军，对手是国民党第九战区长官薛岳指挥的第五十八军、第七十九军和第四军。日方在《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中记载日第十三军报告战果如下(上卷第170-171页。)
　　“第一阶段(5月15日至5月29日)，国军遗弃尸体48151，我方战死281人。
　　第二阶段(5月30日至6月15日)，国军遗弃尸体12180，我方战死484人。
　　第三阶段(6月16日至8月14日)，国军遗弃尸体6048，我方战死442人。
　　第四阶段(8月15日至9月30日)，国军遗弃尸体1351，日方战死77人。”
　　“总计国军遗弃尸体共64430具，日方战死人数1284人，其中军官76人。”
　　所记载第十一军报告战果如下(上卷第188页)：
　　“国军共遗弃尸体15758具，我方战死336人，其中军官22人。”
　　对比一下可发现，浙赣会战各阶段，国民党军毙敌数量，与1942年以来共产党抗日武装在任何一次反扫荡作战中日方所记载的毙敌数量在同一个量级！ 如：日方记载，“对中共的察南南境反击作战中，仅我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方面我战死133人、生死不明31人”。“冀中三号作战，我方战死161名，其中军官9名，伤323名”。
　　因此，在评价国共抗战战果上，国内知识界有人在故意使用“双重标准”：在评估共产党战绩时，用日军大本营资料，且用不完全材料；在评估国民党战绩时，用国民党当局资料。而他们最害怕的，就是用一把尺子量：因为如果都用日军大本营资料时，国共两党抗战战绩如何，就将大白于天下！
　　3、敌后游击战功效不只是歼灭有生力量
　　还要看到，共产党敌占区游击战固然要歼灭敌有生力量，但最大的功效是“心理战”：让敌人恐惧，让人民看到胜利的希望！
　　日本战史刊物《历史群像》2002年第10期也刊登一则日本老兵回忆录：“我和国民党军打过仗，也和八路军打过仗，论武器装备是国民党军好得多，但八路军极善运动，也就是说对战场的控制力极强，随时随地都会向你发动进攻。和他们作战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中。作为战士我们更不愿和八路军交手。……和国民党军打仗，敌人败了就一跑了之，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追击，和八路军打仗，即使撤退，他们也会设下各种陷阱，我们绝不敢掉以轻心。”
　　4、“兵民是胜利之本”
　　由于共产党抗日武装深深扎根于人民，成功粉碎了日寇一次次疯狂扫荡并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对此，《华北治安战》有记载。
　　第一期晋中作战(第一次反击作战)之后，在总结失败教训时，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长片山中将回忆如下(上卷第311页)：
　　“八路军的工作已深入到居民当中，村民正如‘空室清野’的标语那样，几乎逃避一空不见踪影，并且好像曾经积极协助八路军。因而在作战期间，日军的动向被详细地泄露给八路军，但在日本方面则对八路军的情报完全不明。”
　　莫让疯狂迷失了双眼
　　综上所述，仅仅根据日方极少部分部队很零散的参与所谓“肃正作战”时的战报，不包括共产党武装主动发起的攻击，消灭日军已经甚众。不知何来“抗战八年共军击毙日军仅851人”的根据？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如此离谱的谣言，在互联网上不仅登堂入室，还得到众多公知、大V们争相点赞和转载。足见有些人“为反对而反对”到了何等地步？
　　抗日战争是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抵抗外侮获得的一次伟大胜利。纪念抗战胜利70年，本是再次宣示捐弃历史前嫌、共同努力振兴中华的一次契机，但一些公知、大V出于消解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目的，大量制造和传播贬损中共敌后抗战谣言，其结果只能是重翻历史旧账，再次撕裂阶层鸿沟。对此，我们不能不予以高度重视和坚决反击！
　　(据《红旗文稿》，有删减)
【编辑:何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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