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访问的网址暂时无法访问&>&&>& > 正文
马钟成：铭记甲午剜心之痛--中国从哪来要到哪去
作者：马钟成
发布时间：
来源：华夏网
字体：&&&|&&&&|&&
甲午战争的失败，从根本上看是洋务运动的失败。
　　日，北京华夏文化交流促进会&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研讨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30多名军队和地方的首长、领导和专家学者参加本次研讨会。以下是北京华夏文化交流促进会研究部主任(华夏网总编)马钟成先生发言。
　　铭记甲午剜心之痛&&反思中国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很多，军事原因，经济原因，政治和文化原因等等。这里主要分析一个方面。甲午战争的失败，从根本上看是洋务运动的失败。政治和文化上腐朽的统治阶级，必然无法在经济层面实现成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甲午战争的背后，其实是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这两种不同的工业化模式的较量。洋务运动的失败，实际上印证了毛泽东这一论断：&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庸于帝国主义的。&
　　一、晚清洋务运动&&市场主导的依附性工业化路线
　　清末经济及洋务运动有四个特点仍然值得我们反思：
　　第一，洋务运动在李鸿章手里其实是一场大生意，表面上是为了国家的富强，其实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这样的商人型官员和腐败型官员，必然在强敌面前成为汉奸买办。
　　第二、洋务派奉行鼠目寸光的市场经济战略，除了必须的军工和军备外，洋务派的投资策略是以短期盈利为目的，这样一些当时的战略行业，如钢铁行业，从一开始就是被放弃的。就连军工行业，李鸿章也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短期效益最大化的市场逻辑，其战略眼光远远低于曾国藩和左宗棠。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在1876年左右开始暂停造船，一停就是近30年。
　　第三，由于清政府及洋务派有很强的买办性和对西方的依附性，洋务工业基本上是依附性工业。
　　第四，清政府和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奉行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逻辑，在国门大开情况下，不注意利用政府手段保护和培植本土的民族工业，更不重视金融主权，大批的原有的民族工业在外国商品和外国资本的攻击下消亡，金融完全被外资把控，整个国民经济日益成为西方附庸。
　　从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到以上的问题。
　　1、李鸿章&&腐败亲兄弟，卖国父子兵
　　清末官员腐败是普遍现象，但李鸿章集团，却是晚清最腐败、最卖国的官僚集团。正是这批人，在长时期内把控了晚清内政外交大权，主导了洋务运动的走向。
　　例如，李鸿章的亲信李凤苞用国家巨款购买军舰时，以两成的回扣中饱私囊，使所购军舰大幅减少。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担任天津军械局总办&偷盗抵换&，使黄海之战舰队炮弹缺少，炮弹去哪了?卖给了日军，李鸿章的外甥得银数十万两。当时清政府命兵部左侍郎王文锦确查具奏，王文锦奏称，张士珩所卖军械，多被日本人买去。此案最后由张之洞所办，因张之洞与盛宣怀等人之间的暗箱交易，张士珩仅以玩视防务罪被革职，后来又在李鸿章帮助下东山再起。
　　甲午战争中，张士珩手下任军械局书办的刘树棻，被日本著名间谍石川伍一收买，出卖了大量清军情报。李鸿章却以各种理由，极力袒护日本间谍及其收买的相关官员，使日本间谍案没有得到彻查。比如，石川伍一曾在供词中承认，他和刘树棻仅仅是小角色，李鸿章外甥张士珩勾结日本间谍头目神尾光臣(当时住在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泄露了中国大量机密：&张士珩四大人与神大人(即神尾光臣)最好，因此将中国各营枪炮子药并各局每日制造多少底细告知神大人。&
　　据石川伍一的供词，李鸿章身边之人，不仅仅只是张士珩一人通敌，&神大人半夜在裕太饭馆中请中堂亲随之人，并王小波、于子勤、戴京春、戴姓、刘姓、汪大人、刘树棻等商议密事，遇有紧要军情，即行飞电。&李鸿章身边的大量亲信和高级官员替日本当间谍，泄露了诸如高升号的相关情报信息，致使高升号被日军伏击围攻，近千名官兵遇难。石川伍一在供词中明确承认：&叫日本打高升船官兵的信，是中堂衙里送出来的&。总而言之，战争过程中，李鸿章的一举一动都在神尾光臣的掌握之中。
　　然而，权力通天的李鸿章将此惊天大案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在国内强大舆论压力和光绪皇帝高度关注的情况下，最后仅仅处死了刘树棻及石川伍一两人，关键的高级日本间谍神尾光臣及其收买的李鸿章的大批亲信如张士珩等都被李鸿章包庇下来。在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提供的伪供词中，将高升号泄密事件及其大批亲信充当日本间谍等相关信息全部隐去。后来礼部侍郎志锐参奏李鸿章欺骗朝廷提供伪供词，并将石川伍一原供词附上，但是奏折却被军机处的亲王大臣们压了下来，光绪皇帝完全被蒙在鼓里，由此可见当时李鸿章权势之大，令人恐怖。也怪不得就连张之洞也不敢严惩贪官和汉奸张士珩。而郎志锐的奏折，在军机处的旧档案堆里一沉睡就是上百年。
　　由于权力通天的李鸿章对日本间谍及中国汉奸们的包庇，甲午战争中清朝军政顶级机密大量被泄露给日本一事就成了悬案，直到今天也没完全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日本国将相关档案销毁不少，伊藤博文等人则后来在其回忆录里对间谍案大放烟雾弹，以掩护李鸿章家族。
　　1895年翰林院向清廷参奏李鸿章，称李鸿章&有银数百万，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伊子又在日各岛开设洋行之所&。原来，1890年9月李鸿章长子李经方曾被清廷任命为出使日本国钦差大臣。出使期间，他与日本关系甚密，李鸿章父子已经和日本结成利益同盟。据当时许多人揭露，李鸿章在日本有商号、洋行、茶山，李经方在日本也曾开有八百万资本的洋行一座，且与日本天皇&情意亲密&，&与其宫眷相往还&，&侨王之女拜伊为义父&，&复议聘为儿媳&。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购买大量大米和煤炭，开战后部下建议停止供货，但李鸿章却命令继续供货&以示信用&，李经方直接操办此事。
　　甲午战争中，李经方经常参与李鸿章的&密室聚谈&，大量事务由李经方主持。甲午战争后，在李鸿章的极力主张下，李经方以参议身份随李鸿章于1895年3月赴日谈判。李鸿章抵达日本后，在日本的强令要求下，李鸿章被清廷任命为全权大臣。李鸿章受伤后，李经方又成为全权大臣。李鸿章父子在电报中处处谎报情报，例如，当时日本国内政治动荡、国库空虚、&征兵调及幼丁&，因此其势难以持久，这些情况很多人都看得明白，长期在日本经营此时又身在日本的李鸿章父子也获得了大量相关信息。但李鸿章在电报中却对这些情况一字不提，反而和伊藤博文等人一唱一和，大肆渲染日本军队的强大，以恐吓清廷。例如，李鸿章父子于4月31 日连续向总理衙门发出两封电报，声称日军很快即可攻入大连，以恐吓清廷：&察看近日日人举动，已遣运兵船二十余艘，由马关出口赴大连湾&，&广岛已派运兵船三十余艘出口，赴大连湾，小松亲王等明日价队继进&。李鸿章父子就是这样诱使清廷认为日本不可战胜，恐吓清廷接受了李鸿章卖国主张，批准他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李从办洋务中大发横财，清末有&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说法，容闳说李&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两以遗子孙&。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曾任两广总督，是一个和当时李鸿章齐名的大贪官，以搜刮民脂民膏、买官卖官、收受贿赂、经营私人票号、官商一体等等著称。孙中山曾撰文揭露李瀚章将两广地区所有的官职都设定了价格以供买卖。
　　清末李家真可谓&腐败亲兄弟，卖国父子兵&。当时&就地产来说，半个安徽是李家的&，&上海的半条华山路是李家的&。仅李鸿章长子李经方一人的遗产，除了数不尽的房产、股票、存款之外，还有在汇丰等外国银行有500万英镑的秘密存款。李鸿章后人现在有不少亿万富翁，子孙遍及海内外。后来的著名汉奸女作家张爱玲即李鸿章的重外孙女。
　　还不仅仅是这些。之前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取得&镇南关大捷&后，李鸿章在谈判时就曾反常地软弱出卖国家利益，在签订《中俄密约》中李鸿章受贿卖国也是铁证如山。人们很难相信，甲午战后谈判中，早已与日本利益融为一体的李鸿章父子没有收受日本的变相贿赂。
　　实际上，李鸿章本人就是被外国财团控制的高级傀儡和买办。1899年，李鸿章通过汇丰银行向与其关系密切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汇款4万两白银，购买了罗氏旗下&北京辛迪加&的股票，此后罗氏便一直向李鸿章通报此公司的财务情况。在李鸿章的帮助下，此公司却实际上获得了山西、河南等地煤矿开采权，还获得了不少&超国民待遇&。短短几年时间里，罗氏企业就获利上百万英镑，而本土的民族产业遭受打压。
　　李鸿章的汉奸嘴脸，在甲午战争之前已经是千夫所指，广为人知。扬州苏昆名丑杨鸣玉(排行第三)因在戏剧表演中讽刺李鸿章(排行老二)软弱卖国而获得满堂喝彩，演出盛况空前，结果杨鸣玉被李鸿章于1889年迫害致死，当时民众替杨鸣玉写了一副著名晚联：&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这是在甲午之战的五年前，&李二先生是汉奸&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了。
　　2、李鸿章们的洋务工业是买办阶级主导的依附性工业
　　洋务运动中有一些比较盈利的民用企业，但这些往往是李鸿章这样的地方大员与西方资本合作的产物。洋务运动中办的很多企业，都是官、商、洋人合办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而且其中官大多是贪官和汉奸，商又是买办，因此总体上是依附性工业。例如，李鸿章主持设立的开平矿务局(1877)、招商局轮船公司(1873)，主要的初始投资都有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借款，这些是中外合资的混合所有制股份公司。好的投资机会盈利机会，一定会有外资魅影。
　　洋务派投入巨资兴建的军事工业也带有很大的依附性，其特点是资金周转依靠外国银行，技术上依靠洋人，中国方面一直没有掌握多少核心技术，购买外国的钢铁材料和零部件，而管理者很多是买办，如李鸿章办洋务的主要助手盛宣怀就是与外国财团关系很深的大买办。
　　总之洋务运动所办企业，无论是民用的还是军工的，大多是外国资本的附庸，离开外国资本，无法独立自主地生存壮大。从1865年至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的30年中，洋务运动共创办大小军用企业24个，民用工业企业20多个，所有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都是由买办亲手或协助创立的，例如江南制造总局总管丁日昌就是&以诸生充洋商雇用&(容闳语)的买办，盛宣怀、唐廷枢这些洋务运动的骨干都是著名的大买办。买办阶级是洋务工业直接的经营者和管理者。
　　李鸿章开办的江南制造总局，是洋务运动中规模最大的军事企业，从创办至1894年的28年时间里，耗费国库银1600多万两，但生产能力却很低下，28年间，共生产轮船15艘(都是无法打仗的小船)。其各种产品的质量都很低劣。李鸿章奉行&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市场化、买办化战略，热衷于对西方输送利益，不注重掌握核心技术，必然出现这种结局。当然，另一关键原因是官银被洋务腐败官员们中饱私囊。洋务运动没有实现富国强兵，仅仅是养肥了李鸿章家族及其大大小小的汉奸买办官员。
　　3、清末金融主权和经济主权完全沦陷
　　甲午海战前，丁汝昌主张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需银60万两，李鸿章声称无款，其实大批海军巨款已经被他分别存储到外资银行中。甲午海战后李鸿章不得不承认，二百六十万两白银存在汇丰等银行、洋行那里。这些钱可以再买一艘镇远舰了。
　　这里显示的信息有两个，第一，清政府没有自己的银行业，金融主权完全丧失。第二，北洋水师成军后装备更新停滞，弹药缺乏等等，主要原因并非没有钱，而是将钱存入了外国银行，用来修颐和园给慈禧过六十大寿。
　　当时，清政府搞市场经济、搞民营化、搞外资化搞到什么程度?仅仅汇丰银行一家银行就基本垄断了清政府金融业的半壁江山，当时中国的国际汇兑、国际贸易、国内存款贷款都主要依赖汇丰银行。至甲午战争前，汇丰银行已经向清政府贷款近三千万两库银。通过洋人赫德，汇丰银行实际上掌管中国海关收入的实权。汇丰银行还拥有发行货币的特权。
　　当然，不仅仅是金融业。由于洋纱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的土纱纺织业在几乎全部停歇。清政府及洋务派官员实行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市场体制，任由西方的资本和产品在中国泛滥。在缺乏政府的保护和扶植情况下，包括炼铁行业在内中国的本土手工业，在西方工业品的冲击下日益萎缩。
　　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农产品的产量比日本多很多。但工业品则不同，比如中国煤炭产量就远远低于日本。中国某些工业品的产量和日本大体接近在同一数量级，然而中日一大区别是，中国生产的工业品，一大半是由外资生产，而日本则主要是民族工业。
　　晚清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完全由洋行把持，中国的航运业也由其垄断。洋行雇佣的雇员即买办，甲午战争前人数接近一万人。从1840年至1895年，中国买办阶层的总收入接近4亿两，是当时中国工业资产(包含外资)总额的四倍，洋务工业的实际管理者也是由一些大买办直接把控。虽然后来从买办阶级中分化出了一小撮民族资产阶级，但其力量十分软弱，改变不了整个买办阶级依附于西方资本的事实。
　　由于工商业的利润大部分都被外资瓜分，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给日本的巨额赔款，便主要从农民身上榨取，这进一步加重了中国农业及本土工业的凋敝。
　　4、为何今天有人替李鸿章翻案？
　　看看这些历史，对比今天的现实，一定程度上给人以时空错乱之感。比如今天的招商局集团，和当年李鸿章的招商局轮船一样，又展露出了买办化的趋势，其创办的金融业巨头平安保险，又被汇丰银行控股。和当年的李鸿章一样，今天不少官员收受外资的贿赂或者秘密股份，帮助外资一起围剿自己的国企和民族工业&&
　　今日的中国，存在非常庞大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广泛。本来从毛泽东再到邓小平，对李鸿章早已盖棺定论，然而今天却成了纠缠不清的问题。替李鸿章翻案的主力部队，基本上都是亲西方的反共反华的汉奸学者，其势力之庞大，其影响之广泛，使不少普通国民也被欺骗。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今日中国类似李鸿章这样的买办汉奸势力已经发展壮大，他们必然要为李鸿章翻案。
　　二、日本明治维新&&由政府主导的自主型工业化路线
　　1、日本明治政府&殖产兴业&的国产化战略
　　日本明治维新则完全不同。中国洋务运动的结果，主要是引进了西方的资本和商品，没学到西方的技术。而日本明治维新则是通过政府的力量，集中全国资源，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着重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设备，抵制西方的资本和产品，以实现独立自主的工业化。
　　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是名符其实的东方俾斯麦。他提出&殖产兴业&战略，强调实现日本民族产业的现代化来对抗外来压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奖励国产、扶持国货出口。
　　明治政府还专门建立工部省等中央计划部门，确立了铁路、矿山、造船、钢铁等几个重要的优先发展产业，专门推进国家的自主工业化。甲午战争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1873年任日本工部卿时，就狂热地追求钢铁、造船等行业的国产化计划，他在计划书中说：&铁道、船、一切铁制品都有必要自立制造&。
　　明治维新一个基本底线是，本国经济不能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不能引进外资。维新之初，法国要介入日本电信事业，美国提出修建日本铁路，都被日本抵制。
　　2、日本明治政府排斥外资、扶植民族产业，建立了独立完整工业体系
　　日本明治维新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方案。与中国的金融完全由外资把控不同，至1882年，日本全国共创办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国立银行&150多所，完全由政府主导，禁止外资渗透，形成了完整的金融体系。至1892年，日本各类商社发展到四千家，银行金融机构一千多家，已初步确立起以产业金融资本为核心的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体系。
　　1883年，日本成立大板纺织会社，使用纺织机械和蒸汽机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至1890年，当中国的纺织业被西方商品击垮的同时，日本国内的近代棉纱生产已超过进口量。日本政府通过扶植三菱汽船会社，在1870年代打败了美国和英国海运公司，将外国势力全部赶走。而同时期李鸿章的航运公司招商局依附于英国太古、怡和洋行与之签订 &齐价合同&，扼杀了中国其它民族航运的发展。
　　大久保利通重视航运、矿山、铁路，煤炭及钢铁业。至甲午战争前，中国铁路不到400公里，日本国土人口比中国小很多，却有铁路三千公里，仅1894年修建的铁路就达400多公里。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铁路不发达，运输物资和兵力效率低下。而日本则可以迅速调动全国资源投入战争。
　　掌握自主核心技术，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持之以恒的基本战略。三井物产等综合商社培养专门的情报技术人员派驻欧美，追踪新技术。1884年英国人发明了蒸汽涡轮机，1905年，日本海军得到英国海军将采用蒸汽涡轮机的情报后，立即从美国进口蒸汽涡轮机，三菱造船厂则从英国取得了涡轮机的专利权，随后靠自己的研究力量成功国产化。
　　3、日本是如何&大炼钢铁&的
　　钢铁工业，是近代军事工业的基础。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一个关键原因是没有自己独立的近代钢铁工业。由于钢铁工业投资大、盈利周期长，李鸿章从未认真考虑过钢铁工业。当时中国所有军事工业用铁都依靠进口，1885年进口9万吨。面对这种情况，张之洞于1890年才匆忙兴建汉阳铁厂，前后投入五百万两巨资，然而炼出的钢铁却不合格，在甲午之战中没发挥任何作用。
　　而日本早在幕府末期就开始持之以恒地学习西方建立自己的近代钢铁工业，1857年釜石矿山大桥地区就成功建立了洋式高炉，所炼生铁可以铸炮。日本明治政府于1873年前后开始建立了规模庞大设备先进的国营釜石矿山，采用25吨的大高炉，然而由于燃料问题被迫停产。随后日本军队御用粮商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田中制铁所，采用小高炉，至1891年，可生产五千多吨生铁，其质量达到国际优质水平，用于生产子弹炮弹。1893年，成功恢复了大高炉。当年自主生产生铁1.5万吨，自给率已经接近40%。至1894年时，日本已经有了大高炉炼铁工业，日本军队子弹炮弹所需生铁，已经可自产。而中国则仍需全部高价进口，这是北洋舰队训练不力，作战时炮弹不够，从而被日本打败的一个关键原因。此时日本所需的钢仍然需要大批进口。甲午战争后，日本依靠来自中国的巨额赔款，在之前炼铁工业基础上，用了5年多时间就建成了现代化的钢铁工业。也就是说，中国本身有的资源财富，足够支撑起一个庞大的现代化的钢铁工业。如果洋务运动初期李鸿章就像日本明治维新或者新中国那样大炼钢铁，建立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甲午战争绝对不会输。
　　三、反思甲午&&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以上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根本性战略差异，决定了甲午战争的胜负及中日两国命运的巨大差异。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人由于日本的成功和中国的失败，得出了日本文化优于中国文化，乃至日本人种优于中国人种的结论。这都是完全错误的。日本的成功，中国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英美主导的国际地缘政治的结构性结果。日本战胜中国的背后，是英日同盟和美日同盟。比如20世纪初日本就从英国购买到了最先进的涡轮机技术，这对于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日本的成功(和以色列一样)有很大的地缘政治因素。英美可以扶植日本来对抗俄罗斯和中国，但是绝对不会帮助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发达起来。这就是李鸿章、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必然要面对的失败宿命。中国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买办性依附性决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假如日本的维新三杰生在中国，也无法使中国通过资本主义方式复兴。
　　近代中国的失败，主要是以慈禧、李鸿章、蒋介石、汪精卫等为代表的地主买办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失败，主要是腐朽的统治阶级的失败。在西方妄图肢解中国灭亡中国的时刻，正是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如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让西方列强畏而却步，从而使中国没有沦为彻底的殖民地。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被先进的思想组织和武装起来，我们在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可以说一血前耻。
　　战争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综合较量的结果。小国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通过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获得了比起中国毫不逊色的物质力量。甲午战争中，中国一方的物质力量并非处于绝对劣势，但由于精神的萎靡、文化的腐朽、政治的腐败、汉奸的卖国，结果一败涂地。
　　中国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在抗日战争中，虽然中共人民军队的武器与日军的差距，远远大于之前满清和日本的差距，与国民党军队也有很大差距，但我们在日本占领大半个中国的情况下，依靠人民战争，依靠信仰和精神的力量，收复了绝大部分农村失地，并将大部分亲华日军拖死在敌后战场，使之灭亡中国、以战养战进而征服世界的战略基本破产。虽然中共人民军队武器装备极差，没有全国性资源，也没有国外援助，还必须应对国民党与日本相勾结发动的反共高潮(如皖南事变)，但歼灭的日伪军数量远大于国民党军队。后来在朝鲜战场上，仍然在武器装备十分落后情况下，又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军队从鸭绿江打退到三八线，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随后又在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自主强大完整的工业体系，我们在1979年不仅仅有强大的钢铁石油机械电子工业，还拥有了两弹一星、核潜艇、运十大飞机、灯塔导航卫星等等。新中国用短短3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两百年、日本一百多年才完成的工业化任务，这些都是世界上最壮丽的人间奇迹。
　　回顾甲午，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新中国从哪里来，应到哪里去。
声明：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
责任编辑：红土地维舟 ： 假如中国打赢了甲午战争 _ 腾讯 ? 大家
维舟，77年生人。毕业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好读书不求甚解。涉猎驳杂，少时沉迷于古典文学与历史，长而旁及社会学、人类学等，2004年起撰写博客至今。
《大家》官方微信
微信扫描二维码，每天获取精彩资讯
假如中国打赢了甲午战争
虽然中国的教科书历来都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进入近代史的分水岭，但真正让中国人普遍感受到震动的，其实是五十年后的甲午战争。这场一百二十年前夏天爆发的冲突，使中国人迎来了一个全面危机感的时代，“亡国灭种”的真切可能，形成一个笼罩在中国人心头的阴郁未来，终于将所有人从沉沉的大梦中震醒，而中国近代的主题也从此由“图强”转向“救亡”。 在此之前，中国在世人眼中的形象，多是一个麻木不仁的沉睡巨人，尽管没少受刺激，但却始终未能发挥其潜在的力量。堪称“中国通”的赫德爵士曾在1894年说出一番颇具预见性的话：“两千年的经验，虽把中国人磨练得非常冷静，但如果照现在这样下去，我想很可能有一天绝望情绪以最激怒的方式爆发出来，我们在北京的外国人也许将会通通被杀光，每个人中国人将说：‘如果没有这帮番鬼，我们怎会闹到今天这样，在我们自己被毁灭之前，且让他们先尝尝滋味！’”但第二年在甲午战败之际，他又失望地说：“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作一番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朦胧地睡着了。”（资料图：《甲午大海战》影视剧照） 但这次苦涩的战败的确让中国人格外受刺激，因为他们竟败给一个自己长期瞧不起的邻居（自此“国耻”一词在中国近代史上便主要指向日本而非英美），用梁启超的话说，当时的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在这种鲜明的对比之下，一种混杂着耻辱和危险的感受促使人们急迫地行动起来，其结果是引发了国家和社会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多年后，翰林院编修恽毓鼎一语道破：“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甲午战败，成了新变革强大的原动力。 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这场惨败促使所有人都在危机之下逐渐达成一个社会共识：现存的国家体制出了根本问题，不论如何都得有所改变，不变是不行了，而且是需要一场更彻底的变革才能拯救中国。即便慈禧太后后来镇压戊戌变法，但时隔不到三年，她竟自己大力推动新政，因为此时，争议的焦点已不是变不变的问题，而是如何变、由谁来主导变法。这种“求变”的心理，在中国近代史上是首次被社会普遍接受，且变革的领域几乎涉及国家社会的方方面面――因为它应对的，乃是一个全面危机。（绘画：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等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 甲午战败，首先决定了清朝的命运：觉醒的新一代精英基本丧失了对清王朝及其体制的信心，因为战败无比鲜明地暴露出清朝的国家体制已不能适应一场现代化战争，于是新的耻辱（战败）唤醒了旧的耻辱（满清原是对主体汉人的异族统治），排满、革命、剪辫等思潮随即涌起。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有一段著名的话：“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派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人们对清廷主导变革丧失了信心，多年后辛亥革命的成功，归根结底是清朝中央政府合法性丧失的结果，而其根因仍得追溯至此。 最关键的是：战争中暴露出的问题，反映了当时的中国仍非一个现代国家，人们并无整体的国家观念，基本是各行其是的实体。当时的西方观察家曾一阵见血地指出：这是李鸿章一人与日本之间的战争。战争结束后，《泰晤士报》评论：“中国仅为各省之堆积，全然没有可称为统一国家等之价值。”当时最可笑的一个例子，竟有人向日方提出，隶属广东海军的广丙不是北洋军舰，希望日军能予归还。许多人都缺乏民族国家的整体观念，“今思十年前甲午之役，台湾既已割让，然官僚中竟有不知之者。甚至庚子之变时，京畿之地虽为之震惊，然东南地方官僚中竟有全然不知、歌舞醉饱者。”（《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一编《三、黄瑞麟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实际上是在抵抗侵略的国难与危机中形成的――实际上，最初体现在康有为公车上书之中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是经由日本明治宪法而介绍到中国来的。而按孔飞力的观点，“这种看法的出现，只有在国家面临着外来征服以及――用1890年代这一帝国主义时代所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语言来说――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刻，才是可能想象的。” 而日本之所以变强，被普遍认为是其明治维新成功的结果。这使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必须谋求新学，而传统文化已不足以救亡。王国维后来曾自述：“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而孙诒让也说过类似的话：“自甲午款议成后，深识之士始知兴学为自强之基。”虽然科举直至1905年才废除，但根由在此刻便已埋下：因为人们越来越急切地意识到：要自强救亡，就得推行新学，而如不废科举，士人便不会放弃传统文化而群趋新学。在战败后的短短十数年间，中国学生群趋东邻，形成到此时为止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留学生运动，并产生了民国时期的第一代领袖。日后成为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陈独秀，也曾高中秀才，他后来回忆：“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胡适也承认：“倘使科举制度至今还存在，白话文学的运动绝不会有这样容易的胜利。”甚至于晚清的平民教育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等，也都是受这一救亡思潮影响的余波。 我们不妨作一假想：如果中国打赢了甲午战争，那又会如何？这乍看似乎可以为中国争取到一个喘息期，得以在不那么糟的条件下与日本展开竞争。但很不幸，这一假设似乎很难证实。前此十年的中法战争中，李鸿章深知中国最好趁胜议和，将局面敷衍过去，但这场战争的胜利却使主战的清议派错误地大受鼓舞，从事后来看，清廷也并未利用这一胜利带来的缓冲期加速改革以适应现代化条件下的竞争，以至于最终全部问题在甲午战争中暴露无遗。王家俭在《李鸿章与北洋舰队》中曾说：“中日两国海军之发展，几可谓以中法战争为关键，中法战后，中国朝野上下为未赔款未割地而获胜利，深感自满，因而产生一种晏安心理。以为天下自此太平无事，故其后海军发展几乎陷于停顿。而日本却反以北洋海军访日之刺激，乘机大力扩张海军。”事实上，近代中国的胜利，常常得不偿失：直到1899年的三门湾事件中，意大利最终放弃租借三门湾，也使朝中大臣产生错误的力量对比，以为只要对洋人一味强硬，便足可使之不能得逞。 事实上，在开战之初，中国国内普遍的预期是认为日军必败。最初的牙山战役中，清军败战后谎报胜利，国内一片欢腾；开战才一个月，《申报》还扬言“我正宜乘机惩戒日本，规复琉球，乃可一劳而永逸”（日）。但参照中法战争的结果，中国当时即便战胜，也多半不能削弱日本的力量；甚至就算夺取琉球群岛并逼迫日本退出朝鲜半岛，也不过是为下一次战争做好准备罢了――在甲午战后，“三国干涉还辽”结果便是日本将之视为大耻，举国备战，终于在十年后的日俄战争中迫使俄国低头。以当时清军的实力，暂时的胜利并不能转化为“一劳永逸”的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优势地位。 从这一点来说，当时清军如果侥幸获胜，其最大的可能，或许仅仅是将失败和随之而来的全面变革推迟了数年，而我们也无法看出清廷主动进行彻底改革的可能性。赵鼎新在《战争与国家形成》中曾得出结论：“军事失败特别能创造出新的机遇，因为它促使人们质疑既定秩序和考虑制度变革。因此，战争的压力不仅制约了持续性的再生，而且还产生了促进变革的机遇。”历史也的确一再证明如此。和晚清中国一样，德意志诸邦当年也曾是各行其是的一盘散沙，1806年普鲁士在耶拿战役中被法军击溃而沦为三流国家，举国大受刺激之余大力改革。康有为也曾说过：“非经甲午之役，割台偿款，创巨痛深，未有肯翻然而改者”（《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概言之，传统中国社会的体制和社会结构，适于在和平时期的维持，但在面临现代化条件下的激烈竞争时，则必须全面改组。这一点，实际上直到抗日战争时仍是如此。1943年，社会学家陈达便曾说：“我国的社会，去现代化太远，一遇非常的变动，如战争，将各种弱点暴露无遗。”黄仁宇的历史思考，也是奠基于此：在长期的内乱、尤其是外敌入侵的全面危机中，中国社会如何进行自我重组，而这一漫长的重组，即便从甲午战争算起，竟也历时半个多世纪之久。 然而，一如Jon Elster当年所言，“当面临严峻形势时，人们希望创新的动机会非常之高，但他们实现创新的能力和机遇却会非常之低。”在甲午战败后，中国的弱点暴露无遗，而巨额赔款又不得不向欧洲列强借款来偿还，这些均以清政府的海关税收和地方货厘、盐厘作担保，由此列强控制了清政府的海关行政权和监督权，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浪潮；日本工业品进入中国市场倾销又对中国工业化造成强大的阻力。这也就不奇怪为何在此之后，中国会兴起两个看似相反的思潮了：一个是救亡抵抗的思潮，另一个则是全盘西化的主张。这两者其实是在危亡之下同根所生：人们对自己传统的一套丧失了自信，起初谋求现代化是为了挽救中国，到后来则异化为“要现代化就得完全根除传统那一套”。这其实是在惨败之下常有的心理，就像二战后的日本，战败的打击使日本人彻底重估旧有的价值观，甚至激起了一种“亵渎以前所崇拜的，崇拜以前所亵渎的”彻底破除旧习的欲望。 历史自然不能假设，也无法重演，但推想历史事件的种种可能，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那些迄今为止对我们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就战争本身而言，胜利当然比失败要好，但就战争的结果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而言，这就不那么确定了。英国的惠灵顿公爵在率军击败拿破仑之后曾感慨：“胜利是仅次于失败的第二大悲剧。”他的意思无非是说：有时失败能刺激变革，而胜利反而导致掉以轻心和错误的自我评估，以至为更大的失败埋下伏笔。事实上，前些年的极端民族主义著作《中国不高兴》一书中甚至认为，为了获得必要的外部刺激来唤醒民众，中国需要再打一次败仗。 当然，就历史解释本身而言，这种“失败更好”的看法也摆脱不了“依照现在来解释过去”的辉格史观之讥。一如Herbert Butterfield所嘲讽的，“尽管黑死病和伦敦大火是天灾或者说天罚，人们仍然会把迫于无奈变成心甘情愿，把旧世界的衰落作为创造新世界的机会。这种说法延续到了辉格派历史学家那里，他们在回溯这场灾难时，所能看到的仅仅是获得的好处和令人高兴的调整。”如果我们仅仅把甲午战争的惨败看作是带来变革的好事，那我们就容易忘记了，那一代中国人是在多么不利的全面危机之下被迫开始调整的了，若说“令人高兴”，那最多只能是后人的感受，因为和我们不同，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未来是阴郁还是光明。这也不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只是我们不能不自问这个问题：“如果中国打赢了甲午战争，情况会比失败了更好吗？” （版权声明：本文系腾讯《大家》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责任编辑：代金凤）
维舟，77年生人。毕业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好读书不求甚解。涉猎驳杂，少时沉迷于古典文学与历史，长而旁及社会学、人类学等，2004年起撰写博客至今。
作者其它文章：
文章所在谈资:349本谈资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