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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区应该有多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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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人口与发展2010年第16卷第4期POPULAT；大城市户籍人口人户分离的特点与成因；骆勇；(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上海20043；)))基于广州市越秀区X街道、天河区Y街道的调查；摘要:由市内人口/人户分离0而造成的对实有人口管；关键词:人户分离;人口管理;社区治理;户籍管理;；中图分类号:C921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haracter
人口与发展 2010年 第16卷 第4期POPULATION&DEVELOPMENT Vo.l16 No.4 2010
大城市户籍人口人户分离的特点与成因
(复旦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上海 200433)
)))基于广州市越秀区X街道、天河区Y街道的调查和分析
摘要:由市内人口/人户分离0而造成的对实有人口管理的影响给我国大城市人口管理带来相当不便。通过对广州市市内人口/人户分离0的实际调查和分析,探讨了解决我国大城市市内人口/人户分离0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人户分离;人口管理;社区治理;户籍管理;专项普查
中图分类号:C92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066-07
CharacteristicsandCausesofUrbanPopulationCurrentStatuswithSeparationofLivingAreasfromTheirHouseholdLocatedAreas)))BasedonInvestigationandAnalysisfrom/X0CommunityofYuexiuDistrict&/Y0CommunityofTianheDistrict,
GuangzhouinChina
(SchoolofSocialDevelopmentandPublicPolicy,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Abstract:Populationcurrentstatuswithseparationoflivingareasfromtheirhouseholdlocated
areashasgivenChinacsurbanmanagementmanyinconvenience.ThearticlewasasurveystudyofGuangzhoucscurrentpopulationstatuswithseparationoflivingareasfromtheirhouseholdlocatedareas.Fromthisdiscussion,thearticlegivessomeeffectivemeasurestosolvetheproblemsofCh-inas'largecitypersonswhowereseparationoflivingareasfromtheirhouseholdlocatedareas.Keywords:populationcurrentstatuswithseparationoflivingareasfromtheirhouseholdloca-householdrtspecialcensus
/人户分离0指在城市内部,有本市常住户口的人口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在本市其它地区生
活、居住而产生的现居住地不是户籍所在地的/人0与/户0相分离的现象。而实际上,按照我国户籍政
收稿日期:;修订日期:
*文章实际信息调查收集过程中得到广东省、广州市人口计生委以及相关两个街道各部门的配合和支持,在此一并感谢。作者简介:骆勇(1984)),男,安徽肥西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
策规定,居民在某一地居住,应当到居住地公安户籍部门申请/落户0,为了便于人口管理,我国规定居
民居住地与户口登记上的地点应该一致,登记的户籍人口称为/常住人口0。/原则上-常住人口.应当
在户籍所在地进行居住生活,如果离开户籍所在地,则应当进行户口迁移,其目的是方便统计人口和管理,在法律上也作为诉讼管辖的依据0。但是,随着近年来城市发展中心区的转移,因跨地区买房、子女教育以及方便交通出行的原因而导致的城区内部以及跨城区人口流动日益增强,大城市特别是沿海特大城市内部/人户分离0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本文以我国南方特大城市广州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对广州市市内/人户分离0人口的变动趋势、人口学特征、/人户分离0状况及其原因等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解决目前我国大城市市内户籍人口/人户分离0问题的对策。
1 大城市户籍人口/人户分离0状况及其特点)))来自广州市越秀区X街道、天河区Y街道的调查和分析1
为了便于系统研究目前我国大城市市内户籍人口/人户分离0的实际情况,笔者于2009年10月在广东省相关人口计生部门的配合下,在广州市选取了两个人户分离人群典型集中区(即越秀区和天河区),再从这两个区中各选取出1个街道,即越秀区X街道与天河区Y街道,进行了对广州市市内人口/人户分离0的实际调查,调查过程中分别由相关部门组织公安、教育、出租房屋管理办、计生、卫生防疫、社区中心等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居委会代表、集体户挂靠单位代表、/人户分离0人群代表组织座谈,开展本街道内的/人户分离0情况摸底。本文试图以南方特大城市广州市为例,来探讨目前我国大城市/人户分离0的现状、特点以及产生的原因,进而寻求可行性解决路径,避免新的/人户分离0。
从实地调研掌握的真实情况以及目前搜集到的数据来看,目前广州市/人户分离0人群构成主要有以下几类人群:
(1)城市拆迁改造过程中的/人走户未走0的人群。此类人群大多是由于原先住在经济发达的主城区以及地域优势明显的地段,城市化过程中,政府按照政策予以拆迁补助、拆迁再安置时,往往这部分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群出于子女日后入学,找工作以及老人城市低保领取方便的考虑,而不愿意迁走子女户口和老人户口,甚至在亲戚处实施空挂户,/就低保对象这块,广州市民政部门很难掌握低保户-人户分离.具体数据。但是,老城区荔湾、越秀等老城
区,低保-空挂户.的情况相当严重,甚至有的区-空挂户.已经占了低保户总数的两三成。比如中山路、解放路、康王路等地的一些低保户,在城市拆迁
中不少人已经搬到了海珠、天河、白云等地,但他们的户口却依然留在越秀、荔湾等,申领救济金也在户籍地。0就所调研的老城区越秀区X街道而言,因旧城改造而造成的/人户分离0人群就达几百户,根据广州市越秀区X街道计生部门曾经做过的统计,这类人群现在有10000多人,根据街道公安派出所的权威统计,目前X街道因旧城改造而造成的/户在人不在0人群(即永迁户)截止2009年第三季度有3412户,/人在户不在0的人群达到386户,其中以应元路、小北路等地段改造、马路修建而造成的很多/户在人不在0的人群都不愿意迁,其中绝大多数人群户口处于/马路悬空0状态o,从广州市天河区Y街道来看,因房屋拆迁造成的/户在人不在0的目前就有300多人。按照现行户籍政策规定,对于因马路修建、旧城改造而造成的户籍变动情况,只要还有一个人户籍仍在原所在地点,但现在可能已经变成马路或者改造后的路面物(如垃圾堆、下水道硬井盖、十字路口红绿灯或其他路面障碍物等等),在公安部门户籍登记系统里的原居民居住地户口信息、原居住地地址、门牌等详细信息都不能删除,这已经给公安部门实有人口管理带来了相当不便。
(2)外来人口落户广州的现实困境所造成的/人户分离0。广州作为南方最具有吸引力的大城市,每年都吸引着数十万大学生以及研究生以上高学历高技能的知识分子落户广州,而对于这部分新兴落户广州的人群来说,由于刚进入广州市工作生活,大多都还未能有买房落户的能力,落户只能采取落户在单位或者落户在人才市场以集体户的名义落户广州,对于这部分人来说,落户在工作单位或者落
1之所以选取越秀区和天河区,是因为处于中心老城区
的越秀区与教育资源相对集中的天河区,因城市改造和发展以及因教育资源的争夺而造成的户籍人口人户分离现象比较典型。为了便于说明,本文凡涉及具体单位名称一律采取匿名状态,即隐去单位名称,下文同。
o/人户分离0人群户口的/马路悬空0状态为笔者形容
目前此种人群的实际户籍状态,即原户籍登记地点已拆迁变成现在的马路但户籍仍未迁,户籍仍在马路上的原登记地,实际户籍处于现在的马路上。
户在人才市场,实际的居住地点肯定不会在这些地点,他们因政策或者人为造成的/人户分离0现象,已无法避免。根据5信息时报62006年的统计,在广
州2006年就已经有数十万集体户,这些集体户大多都是外来迁入广州的外来人口,大多都是高学历的白领阶层,按照广州市相关户籍政策落户规定,对于那些原本户籍不在广州,因享受广州市人才引进政策而落户到广州的集体户口持有人来说,其户籍落户地点除了挂靠在广州的直系亲属处外,只能在人才市场或者现单位挂靠集体户,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其户籍所在地与其日常生活居住地,肯定不会在同一个地点,而对于他们来说无形中已经造成了政策性/人户分离0。而近年来,随着广东全省经济的发展,南下广州市的高学历人群越来越多,而现行户籍政策又一时无法接纳这么多,迁入人才市场的高学历人才谋取人才集体户口的人群越来越多,仍呈上升趋势,因而,这部分人群的/人户分离0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在所进行调查的越秀区X街道来看,中央直属、省直单位和市直单位新进人才挂靠集体户造成的/人户分离0人群相当严重,一方面,各单位每年新进公务员,必然造成一大批新入广州市户籍的人群,他们而言,很大一部分在广州没有自己住房、没有固定居住地,入户广州必然挂靠的是所在机关单位集体户户籍,但是居住地又不可能是机关单位,很自然形成/人户分离0,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进入中央直属、省直、市直单位若干年后在广州已经购房有自己固定居所的人员来说,由于涉及到中心城区的子女教育、医疗资源配置、公共服务供给等利益分配机制的存在,也存在着很大一部分不愿迁移户籍到现居住地去的中央直属、省直、市直机关人员。据越秀区2008年单位集体户摸查表的相关情况显示:越秀区截止2008年8月底,越秀区共有集体户籍挂靠单位42家,这其中既有中央直属政府单位、也有省级政府单位、市级政府单位,既有学校、派出所、银行、部队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也有中介机构如人才市场等等,2008年越秀区集体户挂靠人数为5158人,其中男性2726人,女性2432人,已婚男性1260人,已婚女性1374人,集体户人群生育子女671人,其中生育的子女也入了集体户的121人,其中集体户最多的地段依次是东风中路、小北路一带,集中了26家集体户挂靠单位,集体户人数挂靠最多的前6位依次是XX人才市场3576人,XX留学中心218人,广东省XX办公厅187人,广州市XX中学175人,XX检察院123人,XX军后勤部115人。
(3)为子女进名校而再次购房甚至是到亲戚处为子女/空挂户0的人群。随着近年来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城市各地区教育水平自然呈现出发展不均衡的态势,部分地区集中了优势的教育资源,囤积了大量的名校,部分地区教育资源平平。而按照现行小学特别是初中升学模式,往往都是采取就近入学模式。首先优先安排户籍所在地的受教育人群/就近入学0,其次安排因/市政动迁0户籍暂没有迁入本区居住地的学生,可以凭动迁证明按居住地就近入学。再次,是安排父母是持引进人才居住证的学生。在这一政策下,就出现了当优势教育资源集中的地段特别是名校集中的地区,其周边的房地产业必将欣欣向荣,为子女进入名校优先获取教育资源,购得起/二房0的人在对口的居委会购置一套房产,实施子女户籍迁移落户的人越来越多。购不起/二房0的人想方设法把子女户籍空挂在诸如办公楼、商铺等不符合居住条件的集体户口上甚至将户口挂在亲戚、朋友、同事家。/只是为了子女入学方便,人为造成的/人户分离0或/空挂户0的儿童现在在广州各区已经有数十万人,就广州教育程度最集中的越秀区而言,截至2008年6月底,越秀区/空挂户0儿童在册总数已达2.4万人,其中从荔湾、天河、海珠三区转入越秀区的人数达1600人。0
所调研的天河区Y街道来看,因教育资源配置而引起的/人户分离0的问题相当严重,天河区Y街道面积10.56平方公里,下辖13个社区居委会,高校科研单位云集,辖内有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9所部、省级高等院校,有信息产业部五所、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13所,以及广州市第47中学等重点中小学,天河区较其他市辖区因教育资源分布而导致的/人户分离0人群主要在于:因国家相关政策导致的在高等教育接受者中产生的人户分离人群,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大学生毕业后可以由学校保留户籍两年,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广州市每年因大中专毕业生毕业暂时不迁户籍的就有13-14万人,天河区Y街道每年街道内众多高校毕业生不迁户籍而造成的/户在人不在0的人户分离人群就有数千人之多,仅华南理工大学每年就
有200多毕业生档案在人才市场、户籍在学校、工作不在天河区的/人户分离0人群,华南农业大学则更为严重,每年有1000多毕业生进入/人户分离0人群。高校、中小学教职工家属以及亲戚子女争夺高校里以及高校附近重点中小学教育资源而导致的/人户分离0,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高校和重点中小学教职工亲戚在此空挂户、以及高校和重点中小学教职工孙子、孙女因入学以及获取教育资源便利,而从实际父母居住地迁移到爷爷奶奶所在地高校或者重点中小学安置户口但实际又不在户籍所在地居住的/人户分离0人群,这类因教育资源的争夺而人为造成的/人户分离0人群在天河区Y街道目前相当严重。第二种是原户籍和居住地都在高校和重点中小学附近的主城区,但是因改善住房面积和居住环境而在原居住地以外的地方购房居住的人群,但是又因主城区日后子女教育资源便利而不愿意从原居住地迁移户籍到现居住地的/人户分离0人群,这类人群在天河区Y街道也相当多。
(4)买房投资或者有多处房产实施出租的人群。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现在在广州以及全国其他大城市都出现了一大批买房投资或者有多处房产的富裕家庭,对于这部分人来说,由于其在原居住地已落户在原居住房上的户口,在购置新房以后或者在房屋投资、出租过程中,其已搬入新房,但是户籍仍遗留在原来居住地上,未能及时进行户籍迁移的人口目前在广州已有数十万。因这部分人群现居住地与原户籍登记地点不一致而造成的/人户分离0总数每年都在上升。根据调研,从越秀区X街道以及天河区Y街道出租屋办相关工作人员处了解到,位于老城区中心地带的越秀区X街道/户在人不在0人群众多,大多都是屋主在别处购买新房,而把旧房予以出租,但是户籍却一直未能迁入新房地址,还有就是因在此经商、投靠亲属而造成的人户分离人群,据越秀区X街道出租屋管理系统数据,目前越秀区X街道共有894栋6371套出租屋,流动人口7858人,男女各占50%,分别为男性3902人,女性3956人,非本街道但在此务工人数(有广州市户籍)3821人(包括已经在街道内找到出租屋居住以及还未能找到出租屋居住的),已经找到出租屋居住的有3379人,在此经商的有183人,投靠亲属的有80多人。据相关人员统计,越秀区X街道这部分人群中
90%属于/人户分离0人群。单就越秀区X街道社区中心的统计数字,截止2009年9月份,本社区街道共有60岁以上退休人员3840人,占到整个越秀区60岁以上退休人员的50%,越秀区截止9月份的退休人员为8000多人,X街道的3840人的退休人员中,/人户分离0人群共有1293人,其中/户在人不在0的有1175人,/人在户不在0的有118人,绝大部分都是退休后,在本街道以外子女处养老,他们也构成了相当一部分人户分离人群。而位于高校相对集中的天河区Y街道而言,人户分离人群主要受教育资源分布有关,从Y街道出租屋办得知的情况,出租房屋主要人群在于两大类,一类是子女在附近就读重点中小学,父母在此租房陪读而造成的人户分离,另一大类就是高校周边附近居民有多套住房(包括高校教职工),常年出租给大学生以及其他务工人群居住,本人已去他区重新购买新房,但是户籍仍在原居住地未能迁移,这部分人员也相当多。2 大城市户籍人口/人户分离0现象的成因)))基于广州市的个案分析
从实地调研以及组织相关/人户分离0人群座谈来看,我国大城市户籍人口/人户分离0现象的产生主要还是由户籍人口的主观意愿所决定的,目前大多数都是人为造成的/人户分离0,也有一部分是由于现行户籍政策的不完善致使落户人无法在本区落户而造成的/人户分离0。基于广州市户籍人口/人户分离0现象造成的原因来看,目前造成我国大城市户籍人口/人户分离0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1)因城市内部人口流动过程中市民的户籍迁移积极性不高而导致的/人户分离0
现实社会的一大特征是伴随着现代交通的发达,人们的出行方式日新月异,早出晚归异地工作,异地学习的频率大大加强,人口的流动性空前加剧。国内其他大城市而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内部人口的流动性不断加强,跨区工作的人群越来越多,居住地与工作地之间横跨一个区甚至几个区的越来越普遍,于是人们在早出晚归的过程中,大量的时间耗费在了出行过程中,加上城市交通的拥挤配套设施的跟不上,越来越多的工薪阶层开始筹划并实施在工作地附近买房或者租房,出售或出租原居住地住房,这已成为节省出行成本节约时间节省体力的一种有效方式,而另一方面,在我们大城市中,
特别是广州这样的经济高度发达但地域异常分散的特大城市(其他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重庆、武汉、南京等等),基于对城市现有公共资源配置、公共服务设施/用脚投票01的原则,人们在迁移出原居住地,搬进工作地点附近的新居时,也会去/用脚投票0综合考量,而遗忘甚至不愿意迁移户口到新居住地。加之现行户籍办理迁移手续的繁琐,市民更不愿意实施迁移,普便的看法是既然都是同一个城市户口,在哪都一样,市民对户籍迁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呈不断下降趋势,应该迁移的户口不及时办理迁移,人为的造成了大量的/人户分离0。
(2)因教育而产生的/人户分离0
在广州以及我国其他特大城市,近年来发现的一个特殊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人户分离0人群发生在小学生甚至是中学生身上,据现有资料显示,现在广州各区因入学接受教育而发生在儿童身上的/人户分离0总量已经达到数十万,正如前文资料所得,截至2008年6月底,仅越秀区/空挂户0儿童在册总数已经达到2.4万人,其中从荔湾、天河、海珠三区转入越秀区的人数达1600人之多。越来越多的城市内部同一个行政区内部由一个街道人口转向另一个街道以及城市内部不同行政区之间相互迁移的因适龄入学儿童迁移入学而带动的全家迁移过程中,居住地发生变化了户籍却仍停留在原地的人口总量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普遍,这种由于城区内部各个地区学校之间在师资配置、教学质量以及所处地域存在的差异和教学效果的不均衡,一部分市民为了子女能上硬件好、教学质量高的学校,举家迁移的人群在广州也越来越普遍,但是其居住地已发生了变化,户籍却没有及时迁出到新居住地落户,人为的造成了因教育而导致的/人户分离0人群。(3)郊区农民进城务工或经商以及城市富人到郊区居住而导致的/人户分离0
贾毓慧(2008)在2008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中,对/人户分离0人口进行了外出情况调查的研究。/按外出原因分的人户分离比例,务工经商占73.5%,是人户分离最主要的动因,远远高于其他原因,工作调动、分配录用等组织行为的迁移位列最后,受经济利益驱动的自主性流动成为人户分
离的主导。0就所调研的广州而言,构成广州市城区/人户分离0人群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广州郊区,从郊区农村来主城区打工、做生意而导致的人户分离人口,郊区农民到主城区务工经商,在主城区没有自有住房只好借房、租房。由于未取得合法固定住所,致使这些务工经商人员无法迁移户口而陷入/人户分离0状态。从人口学的角度来讲这部分
人口本质上属于流动人口的范畴,但是实际上讲,由于其本身已具有广州市户籍,但是由于户籍在郊区农村老家,而现打工地以及居住地却在城区,其已经在城区形成稳定的工作生活居住状态,只是按照现行户籍政策其不能够把老家的郊区户口转移落户到现居住所在的主城区,这部分人实际上也就构成了相当一部分/人户分离0人口,这种情况在我国其他城市也相当普遍,只是在广州这样的南方特大省会城市表现的尤为明显。另一方面,伴随着另一部分富裕家庭近年来居住空间的改善,在郊区环境优美的地方购置别墅的也越来越多,富人住乡下,穷人住城里的格局,在部分发达城市已经实际上形成,只是富人住乡下,穷人住城里以后富人的户籍仍然在城里,穷人的户籍仍然在乡下,穷人想迁入城区户籍,富人不想迁入郊区户籍。这在统计城市/人户分离0人口时,也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实际上这两种原因造成的/人户分离0状况在我国各大城市表现得也相当明显。
(4)居民住房条件的改善而导致的/人户分离0人群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居民的整体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上世纪90年代以后富裕起来的人越来越多,富者买房投资在我国各大城市已相当普遍,房屋作为不动产,随着近年来城市规划以及主城区商业的发展,买卖房屋投资在我国各大城市变得越来越
1/用脚投票0,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蒂伯特(Charles
Tiebout)提出的:在人口流动不受限制、存在大量辖区政府、各辖区政府税收体制相同、辖区间无利益外溢、信息完备等假设条件下,由于各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组合不尽相同,所以各地居民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来自由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居民们可以从不能满足其偏好的地区迁出,而迁入可以满足其偏好的地区居住。本文借/用脚投票0的原则,形象说明/人户分离0人群决定在原居住地和现居住地之间是否迁移户籍以及选择户籍落户何地,仍会把地方政府公共服务配置、公共资源分布作为一个重要决定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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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户分离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曹萍 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强化,人口动态化日趋加大,流动人口、暂住人口日 益增多,人户分离日渐突出,管理难度越来越大。新... 上海户籍人口人户分离状况及特征分析_调查/报告_表格...按分离的表现形式,城市内部人户分 离人口又可分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人 口以区县内部跨乡镇街道的人户... 所在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不仅影响了经济发展和城市管理,对社区一些主要工作的...分析人户分离的成因与现状特点,笔者进行了专门调查。...城市社区异质性与社区凝聚力
——以社区邻里关系为研究对象
日 10:45:54
社会学视野网
&&&&作者：
蔡禾 贺霞旭
原文载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转自：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社会学》，2014年06期
【内容提要】市场经济的改革导致城市社区异质性的增长，社区内异质性对居民邻里关系具有负面影响，但在社区间异质性不同的城市里，社区内异质性的效应不同。在社区间异质性程度低的城市，社区内居民的职业差异是影响居民邻里关系的主要因素；在社区间异质性程度高的城市，社区内居民的阶层差异是影响居民邻里关系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居民的社会参与和社区公共空间的供给会显著地增加居民邻里关系水平，这意味着城市社区凝聚力的提升有待于社区公共领域的发展。
【关 键 词】社区凝聚力、邻里关系、异质性、社会参与、社区公共领域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城市“单位制”解体，城市社会管理的重心逐步从“单位”转向社区，“社区”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创新社会管理、实现社会善治、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场域。事实上，社区建设并非仅仅只是当下中国面对的问题，吉登斯在他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中谈到，“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使得‘以社区为重点’不仅成为可能，而且也变得必要，这是因为这一进程产生的向下压力。‘社区’不仅意味着重新找回已经失去的地方团结的形式，它还是一种促进街道、城镇和更大范围的地方区域的社会和物质复苏的可行办法”(安东尼·吉登斯，2000: 83)。
滕尼斯是最早提出社区概念的社会学家，在他那里，“社区”强调的是“共同体”(斐迪南·滕尼斯，2010: 58)，意指那些建立在情感和共同性基础上，彼此具有认同感、安全感和凝聚力的社会群体(黄平、王晓毅，)。不过，这一概念在学术界的沿用过程中，形成了两类不同的研究视角(陈福平、黎熙元，2008)，一类研究围绕地缘共同体展开，例如农村村庄、城市街区；另一类研究则关注非地缘/跨地缘共同体，例如网络社区。本文是在地缘共同体的含义上使用社区概念。
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特点决定了人口的流动性极低，而小农经济为了应对自然或社会风险的压力，往往是同一家族或宗族的人聚族而居，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叠加在一起，形塑了社区成员的共同情感、认同和凝聚力，成为社区整合的基础。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城市社会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是单位制，人们的各种需求都是通过工作单位来满足，“生产和生活在制度上是同一的，甚至在空间上也是一体的”(郑中玉，2011)；第二是每个人都是按照国家统一制定的分配体制获取资源，在收入和福利上的阶层差别较小；第三是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机会被限制在户籍所在地，在职业上缺乏自主选择的权利，在空间上缺乏自由迁徙的权利。这三个特征导致了城市社区居民不仅在社会经济特征上差异不大，而且居民之间或者因同一“单位”而熟悉，或者因世代为邻而熟悉，“单位”的业缘关系与世代为邻的地缘关系叠加在一起，形塑了社区成员的共同情感、认同和凝聚力，社区整合是建立在居民对“单位”或对国家的资源依附基础上的。
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劳动力自由流动和住房商品化，中国城市社会正在发生快速的分化，这种分化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横向的分化，指城市居民在种族、民族、语言、文化、宗教、职业等领域的特征差异加大；二是纵向分化，指城市居民在收入、财富、教育等资源占有上的差异加大。这种分化呈现在社区中是社区异质性的增加，即原本毫不相干的个体，诸如不同单位、不同职业、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和不同民族的人经由住房的市场机制(指购房或租房)开始居住和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另外，城市中快速的人口流动使社区中的街坊/邻居也不再是同一宗亲或世代为邻的熟人，而是不断变换的“生人”，社区似乎正在失去传统社区所具有的“熟人社会”的特征。城市社区的变化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关于“社区消失”与“社区保存”的争论。“社区消失论”的研究认为，社区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逐渐消亡，传统社区中个体之间、邻里之间关系密切等方面的特征在现代城市中已不复存在。“社区保存论”的研究认为，城市化所导致的社会变迁并未造成城市社区的消亡，相反，城市社区可以缓冲社会变革力量的影响，邻里之间紧密的关系仍在一定程度存在，同时，城市居民也利用着邻里关系来进行社会交往和获得各种社会支持(兰亚春，2012: 21；陈福平、黎熙元，2008)。然而，正如桂勇和黄荣贵对这一争论的分析，不管“是‘社区消失论’还是‘社区保存论’都缺乏充分的来自中国城市社会的实证研究结果的支持，他们的观点主要是基于思辨的分析以及对国外相关研究的梳理与综合的基础上”(桂勇、黄荣贵，2006)。
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城市社区居民之间的认同感、安全感、凝聚力确实在下降，社区异质性增加带来的社区整合问题是不言而喻的，一些经验研究已为这一变化提供了证据。例如王颖在上海的调查发现，那些邻里关系较少的商品小区日益增加，而邻里关系频繁的老式街坊小区则日益减少，真正基层共同体意义上的社区并不一定很常见(王颖，2002)。但是笔者认为，这一变化带来的问题，不是什么“社区作为共同体是否存在”，而是当原有的社区整合基础(即传统农业社会中的血缘宗亲关系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单位”或国家的资源依附)被打破以后，新的影响社区凝聚力的因素是什么？或者说是否存在提升社区凝聚力、实现社区整合的新基础？如此提出问题，是因为无论社会体制或社会结构如何变化，无论社区在现代社会里的功能是否不如传统社会，社区作为人类居家生活的场域，人类对美好家园的追求不会变，社区在学术研究和城市政策中的重要性也没有下降(Forrest and Kearns, 2001)，因为持久的邻里关系和社区环境对人类福祉、健康、心理压力、危险行为、心理态度和儿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Shinn and Toohey, 2003)。
本文旨在描述当下中国城市社区的异质性状况，研究城市社区异质性以及其他因素对街坊/邻里关系①的影响，探讨社区整合的新基础。
(二)文献回顾
社区是指一个有着空间边界(本文指居委会辖区)，以地缘关系或居住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凝聚力是指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信任、相互认同的存在状态，它是社区整合的一种表现，有助于社区协调一致地实现目标。在社区研究中，社区凝聚力既可以作为自变量，也可以作为因变量。当凝聚力作为自变量时，研究关注的是凝聚力对群体或个体行为的影响(Entwisle、Faust、Rindfussand Kaneda, 2007; Maccoby、Johnson and Church, 1958;Cradock、Kawachi、Colditz、Gortmaker and Buka, 2009; Cramm and Nieboer, 2013)。当凝聚力作为因变量时，研究关注的是社区人口结构、物理环境和组织特征等因素对邻里/社区凝聚力的影响(Cheong、Edwards、Goulbourne and Solomos, 2007)。
在社区中，邻里关系是所有社区成员共有的特征和最基本的社区社会关系。如同韦尔曼和雷顿指出的，“社区生活和人际关系研究一直关注同一地域的邻里关系，邻里之间因物理或空间上的接近而形成的群体关系纽带曾经长期以来成为社区讨论的唯一基础”(夏建中，2000，转引自Wellmanand Leighton, 1979)。邻里关系之所以被看做是社区凝聚力最主要的标志，是因为良好的邻里关系意味着社区居民之间的熟悉、信任、互助和团结。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对城市邻里关系的研究文献虽然众多，但基本结论高度地一致，即城市社区的邻里关系下降。学术界对城市社区邻里关系变化的原因有两种基本解释：一种解释重视物理空间特征对邻里的影响，另一种解释重视社会空间特征对邻里的影响。
1.物理空间与邻里关系
城市规划和人文地理的研究主要强调空间结构对社区居民之间关系的影响，认为空间的合理布局和设计是提升社区居民交流的重要途径(王华，2004；薛丰丰，2004；赵衡宇、孙艳，2009)。无论是追求“社会改革”思想的田园城市设计理念(戴烽、黄崇铭，2010)，或是重视人车分流，以教育设施为中心，环境安全为先的“邻里单元”设计思想(陶晓波，2010；李强，2006)，或是强调人文思想的“新城市主义”设计理念(徐一大、吴明伟，2002)以及后期的“住宅规划”理念，都主张从设计、规划的角度来提升社区交往，强调社区物理空间系统的层次性和空间尺度的可感知性。然而，已有研究发现，社区物理空间的设计虽然提供了居民交往的场所，为提升居民交往创造了可能性，但物理环境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往往是通过一些中间变量起作用(Talen, 1999)。有研究分析广州市商品房住宅区，发现相比传统的社区，商品房小区的居民邻里关系较弱，但对基于物理环境的满意度而产生的邻里依恋(Neighborhood attachment)较强，中国社区中邻里的功能已经从社会领域转化为私人的居住环境(Zhu、Breitung and Li, 2012)。弗雷特斯和卡恩斯认为这种邻里依恋是指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Forrest and Kearns, 2001)。物理环境的改善可以增加居民的地方依恋，但并不会促进居民的邻里关系，地方依恋对邻里关系的影响也很弱，例如新中产阶级中，居民是对住区漂亮、干净、有序和高档次的物理环境依恋，而不是邻里社会组成的依恋(Pow, 2009)。环境因素对居民的择居行为有影响，也可能会舒缓邻里疏离感，但对邻里的紧密社会交往或培养一些有限的社区责任是没影响的(Haggerty, 1982)。这也使我们将邻里关系的研究视角从物理空间的规划转为对社会空间的关注。
2.社会空间与邻里关系
此类研究可以归为两大类：一类关注的是什么社会因素影响了邻里关系，另一类关注的是邻里关系水平如何影响社区安全、居民健康和幸福感等。本文关注的是前一类问题。
社会学在“什么因素影响了邻里关系”的问题上，存在着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不同的分析视角。
在微观视角上，研究者把注意力放在社区居民个人的人口特征或社会特征上，以社区居民个体差异来解释居民邻里关系的状况。例如，仲继寿等认为，年龄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老年人与邻里交往的意愿普遍要高于中年人(仲继寿、赵旭，2010)；孙龙等认为，社区居民的地域身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社区内本地人和外地人在邻里关系上存在差异(孙龙、雷弢，2007)，外地人的邻里关系比本地人弱；杨卡则认为，居民的收入水平对邻里关系水平有显著影响，收入水平越高的居民，社区内的邻里关系越强(杨卡，2010)。
在中观视角上，研究者把注意力放在社区结构特征对邻里关系的影响。在这一研究视角里，国外研究者主要关注社区异质性对邻里关系的影响。例如，阿莱西尼亚和费拉拉利用收入、种族和民族三个维度分别构建了收入不平等、种族和民族分隔指标，发现越同质性的社区，社会交往水平越高，社区内收入不平等和种族混合度高是影响居民参与的最重要因素(Alesina and Ferrara, 2000)。他们在另一篇讨论信任的文章中也有相似的发现，即社区内种族的异质性越高，社区信任越低，人口流动性强的社区居民信任程度也低(Alesina and Ferrara, 2002)。戈林鲍姆(Greenbaum)等认为，城市社区的社会结构是基于居民的个人网络，他们比较了美国中西部一个中等规模城市中，两个种族异质性社区和两个种族同质性社区的居民在邻里亲密关系网方面的差异，发现在种族异质性社区，邻近性对居民社会关系的空间分布影响要强于同质性社区(Greenbaum and Greenbaum, 1985)。
国内学者对社区异质性的关注较少，其中代表性的研究是由李洁瑾等人完成的。在《城市社区异质性与邻里社会资本研究》一文中，她系统地介绍了国外“同质相容”和“异质互补”的理论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洁瑾、黄荣贵、冯艾，2007)，在《村民异质性与农村社区的信任——一项对农村地区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她将农村社区的信任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发现教育异质性可以削弱村层面的人际信任，而职业异质性会增加人际信任(李洁瑾、桂勇、陆铭，2007)。
不同于国外学者，国内学者在社区视角下开展的居民邻里关系研究，都会注意社区类型，即从社区住房的产权性质、社区居民的单位特征或街区历史维度，把城市社区分为商品房社区、单位社区、老式小区、公租屋小区等，认为社区类别是影响居民邻里关系的重要变量。例如，谭日辉等认为，与老式小区相比，居住在商品房小区的居民，其邻里关系冷淡(谭日辉，2012；桂勇、黄荣贵，2006；杨军，2002；邢晓明，2007)；赵衡宇等(2009)认为，维系熟人关系、联络感情等主要存在于老式小区，新建的商品房小区极为缺乏，其原因是老式小区中存在长期的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这种研究视角凸显了中国城市转型的特点。
居民邻里关系研究的宏观视角意味着将社区之外更大范围的社会结构或社会变迁纳入到解释框架中来。例如，托马斯·洛托罗用种族、教育、收入和产业四种变量构建了城镇水平的异质性指标，以志愿团体参与作为社会资本指标，揭示了宏观结构特征与个体社会资本的关系(Rotolo, 2000)。怀特(White)和格斯特(Guest)认为城市化加强了社会联系的分化(White and Guest,2003)，黎熙元等(2008)认为城市化程度和人口流动性的提高，会导致居民社会支持网从社区内转移到社区外，从而减弱社区内居民的社区认同和参与。在这一研究视角里，浩春杏(2009)的观点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他认为，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化，城市社区的分层结构日益深化，社区阶层化导致了传统“单位制”下的“身份同质性、地位异质性”社区正在向“身份异质性、地位同质性”社区转变，从而影响社区内的邻里关系。
不同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深化某一观点，但也容易产生理论解释上的局限，本文试图整合三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尤其是把社区阶层化这一当下中国城市正在发生的宏观结构变迁置于解释框架中，进而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的运用，来描述中国城市社区邻里关系的状况，比较三种不同层次的因素对居民邻里关系的影响，在理论解释的基础上回应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问题。
二、样本与测量
(一)样本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联合开展的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②，该项调查涉及全国28个省和直辖市，采用多阶分层抽样方法，共抽取969个村/居，10372个样本，其中涉及城市88个，城市居委会559个，城市样本量6098个。
帕特南认为任何社会都是由一系列人际沟通和社会交换网络构成，这些网络有的以横向关系为主，有的以垂直关系为主。邻里组织、合唱队、合作社、体育俱乐部、大众性政党、互助会、文化团体和自发工会等属于密切的横向互动，这些网络越密集，其公民就越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某些政党组织、等级组织或教会等属于垂直组织，垂直网络存在庇护——附庸关系，无论多么密集，对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帕特南，—205)。表1中“社团活动的参与率”所说的“社团活动”是指居民在工作单位以外参加的社团组织活动，例如俱乐部、沙龙、培训班、志愿团体、教会等安排/进行的活动。具体包括：健身/体育活动、娱乐/文艺活动、同学/同乡/同行联谊活动、有助于增进培养/教育子女能力的活动、有助于提高个人技能/技术的活动和公益/义务活动(如扶贫、社会救济、赈灾、扫盲、环保等)，这类活动均属于横向的互动，宗教信仰活动并未被包括在内。“参与率”是对这组社团参与活动进行因子分析而获得，因子得分越高，说明该居民社会参与率越高⑤。
“产权类型”主要是由被访者与住房的产权、租赁关系来决定。业主是指那些通过继承、自建或购买获得住房，且房产证上的署名是被访者本人或者被访者配偶(包括夫妻共同署名)的居民，其余被访者均被界定为非业主或租户。在样本中，非业主或租户的比例占52％，业主的比例占48％。
“社区为居民举办活动”是社区公共空间的表征，意味着社区为居民搭建互动交往的平台，有利于居民之间关系网络的形成。从样本看，只有少数社区积极为居民开展活动，有4％的社区为居民定期地举办文化/节庆活动。
(二)测量
1.社区凝聚力
社区凝聚力存在多维度和多层次的测量。研究者一般需要区分三种测量水平，即个体层次变量、综合的个体层次变量(aggregate individual-level)和集体水平特征上的结构变量。综合的个体层次变量多来源于个体层次变量的均值，集体水平的变量是在综合的个体层变量基础上，例如通过综合的个体水平数据的均值得分用来测量一些整体层面(setting-level)特征。从个体层次的多维度测量来看，桑普森(Sampson)等认为，邻里之间的社会凝聚力是集体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的组成之一，他们对社会凝聚力和信任的测量是通过五分制量表的五个问题构成，即“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这种说法？”分别是：社区里的居民喜欢帮助邻里，社区有紧密的邻里关系，居民值得信任，被访者不与居民和睦相处、不共享共同价值观(Sampson、Raudenbush and Earls, 1997)。布鲁恩(Bruhn)围绕邻里吸引力(例如：我打算长久居住在这个社区)，邻里关系程度(例如：我去邻居家串门)，社区的心理意识(例如：我感觉到与社区内的其他居民之间有一条共同的纽带)三个变量，构建了邻里凝聚力量表(Neighborhood Cohesion Instrument)(Bruhn, 2009: 64)。邻里凝聚力量表(NCI)和许多凝聚力的测量一样，包括两步整合来推测集体水平的特征，第一步是对每个个体形成一个均值，第二步包括界定一个地理邻里，绘制一个有代表性的居民样本，并且整合它们的均值(Sampson, 1991)。之后有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邻里凝聚力量表测量结果的稳健性，认为将其作为调查社区凝聚力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工具(Robinson and Wilkinson, 1995)。史密斯(Smith)在综合考虑了其他研究者对社区凝聚力的测量方法后，认为物理设施的使用水平、个人对社区的认同水平、社区内的社会交往水平和社区居民的价值共识水平四个方面可以完整地测量社区凝聚力。例如，邻里社会交往水平的测量，包括填写被访者家邻居的姓氏名称，在邻居家，或自己家里与邻里参加的晚餐、聚会、游戏、电影等活动，邻里的友好程度评价，互助五个问题(Smith, 1975)。阿巴达(Abadaa)等利用加拿大的全国青少年纵向调查数据(The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Children and Youth)第四轮中关于青少年对邻里感知程度的六条题目，构建了邻里凝聚力指标：它们分别是街区在晚上的安全程度、邻里熟悉彼此、社区居民是友好的、居民宁愿住在其他地方、邻里有年轻人可以敬仰的成年人、人们乐于帮助邻里，对这些问题的四分制量表的测量结果，相加后再计算均值作为邻里社会凝聚力程度(Abadaa、Hou and Ram, 2007)。
不难看出，不同的研究者在社区凝聚力的测量指标上是存在差异的，学界并没有形成一个被认同的指标体学。不过，斯科雅夫兰(Skjaeveland)在综合分析了大量关于社区凝聚力的指标后发现，绝大多数邻里概念是与外显行为(manifest behavior)相联系的，即强调可观测的社会交往、物品交换和互助，邻里社会特征中首要的测量因素是显性的社会交往质量(Skjaeveland、GC4Y612.JPGrling and Maeland,1996)。或者如格斯特所说，在城市社会中，社区力量的关键指标是邻里间的社会互动程度(Guest andWierzbicki, 1999)。
当然，也有研究将社区凝聚力看做是集体层次的测量，认为作为一个总体的社会凝聚力才是社区层次理论的核心概念。事实上，无论是个体层次还是集体层次的凝聚力测量，邻里关系都是社区凝聚力的必要形式。从社区居民个体的角度来看，街坊/邻里之间的关系是个体获得社区社会支持的重要途径，而从社区集体的角度来看，街坊/邻里关系则是促进社区目标实现的组织特征。本文采用个体层次的邻里关系测量。
2.社区异质性和社会参与
如前所叙，社区异质性分社区内异质性和社区间异质性。在本文中，社区内异质性主要从社区内居民家庭收入、职业类别两个指标来测量。
(1)社区内异质性
在社会学里，收入通常代表阶层。我们以社区内居民的家庭年收入标准差为社区内经济异质性指标，标准差越大意味着社区居民的家庭收入分化程度越高，即社区内经济异质性越大。
职业通常代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我们以社区内样本个体从事的职业类别数量为社区内职业异质性指标，样本居民从事的职业类别越多，意味着社区居民的职业分散程度越高，即社区内职业异质性越大。
(2)社区间异质性
社区间异质性是指在一个城市内部不同社区之间的差异性，这些差异同样可以用收入、职业来测量。本研究主要根据收入来构建社区间异质性指标，首先根据社区内样本家庭的年收入计算出每个社区的家庭年收入均值，形成了一个社区阶层化序列；再根据每个社区的均值计算出每个城市的社区收入均值的标准差，标准差越大意味着该城市社区间的异质性越大。
(3)社会参与
居民的社会参与是形成社区凝聚力的重要途径，本研究通过表l中居民“社团活动的参与率”与“社区为本地居民主办文化/节庆活动的频率”两个指标进行测量。前者反映的是个体的参与，后者反映的是参与的公共空间。
在(2005)CGSS调查中，“社团活动的参与”并没有区分是参加社区内还是社区外的社团组织活动，这对测量的精准性会有一定影响，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完善。在本文中，运用“社团活动的参与”这一指标的重要性是它有可能反映了社区居民的公共性。首先，一个人参与社团活动越多，意味着个体具有较高的社会参与精神和对公共事务的主动性；其次，一个人参与社团活动越多，有可能个体对异质性的容纳程度越高。因为相当多的社会团体本身就是超越职业、收入、教育而组织起来的，居民参与社会团体就是一个异质相容的学习过程。例如，人们因喜好唱歌这一同质性参加到合唱团，而一旦参与到合唱团，成员之间在职业、阶级、教育方面的异质性就会交集，一个人要维持自己的社团身份，就必须接纳具有异质性的其他群体成员。毫无疑问，社区居民的公共性越强，对邻里关系越有积极意义。尽管居民参与社团活动越多，有可能社区外的活动空间越大，花费在社区内的时间越少，但重要的是这种社区外参与活动的性质，是为了私人的工具性目标还是为了共同利益或公共事务，后者的参与是能够促进邻里关系水平的。
三、研究假设
(一)居民个体特征与居民邻里关系
尽管本文的分析中心在于社区异质性与居民邻里关系的关系，但是居民的个体特征同样对他们的邻里关系会产生影响。
我们可以把人的社会活动空间简单的划分为社区空间与社会空间，在社区空间，人们的社会活动主要是与居家生活的利益相关联，而在社会空间，人们的社会活动主要是与职业发展、社会地位、自我实现等更为多元的利益相关。显然，人们拓展社会空间的能力是与其自身的社会经济能力相关的，那些受教育水平高、经济能力强的居民，其自身的社会经济能力就越强，因此跨社区的参与能力和拓展社会空间的能力就越强，社区空间内的交往会越弱。由此我们从个体层面推出关于居民邻里关系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1：居民的社会经济能力与居民邻里关系呈反比。
假设1.1：居民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居民邻里关系越弱；
假设1.2：居民的收入越高，其居民邻里关系越弱；
社区是人们居家生活的场域，因此居民的居家生活特征对邻里关系可能是有影响的。首先，男女在居家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存在差别，一般女性比男性在居家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此对社区事务的和邻里更为关注；其次，年龄越大的居民，一般在社区中居住的时间更为长久，因此对社区的认同可能更高，与邻里相对更为熟悉；第三，随着住宅的私有化，那些拥有房屋产权的居民与社区有更紧密的利益关系，因此对社区事务可能更为关注。由此我们从个体层面推出关于居民邻里关系的第二个假设：
假设2：居民社区居家生活的利益相关度与居民邻里关系呈正比。
假设2.1：相对男性居民，女性的居民邻里关系越强；
假设2.2：居民的年龄越大，其居民邻里关系越强；
假设2.3：相对于没有房屋产权的居民，拥有住房产权的居民邻里关系越强；
(二)社区特征与居民邻里关系
社区作为一个地域性社会，其房屋、街道、公共空间的设计当然会影响到社区居民的交往。不过，社区空间形态的形成是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历史产物，而目前城市中存在的街坊社区、单位社区、商品小区、城中村等各种类型社区，无不反映出特定的社区历史和人际关系。街坊社区往往意味着世代相邻的邻里关系和拥挤老旧、缺乏私密性的环境；商品社区往往意味着流动、陌生的邻里关系和具有高度私密性住宅及良好的环境。由此我们从社区层面推出关于居民邻里关系的第三个假设：
假设3：居住在商品住宅小区的居民，其居民邻里关系弱于其他住宅小区的居民。
人们的交往行为受到个体特征的影响，趋向于“同质交往”，即人们趋向于与自己有相似特征的人交往。因为“社区内部人群的差异容易引起居民心理上的互不认同，提高引发矛盾与摩擦的可能性，从而降低邻里关系水平”(李洁瑾、黄荣贵、冯艾，2007)。波特尼(Portney)和贝瑞(Berry)对美国五城市的经验研究显示，在少数族群社区中，邻里的少数族群人口比重提高，即邻里同质性增强时，居民的邻里组织参与率提高(Portney and Berry, 1997)。由此我们从社区层面推出关于居民邻里关系的第四个假设：
假设4：社区内居民的异质性程度越高，居民邻里关系越弱。
假设4.1：社区居民的职业类别分散程度越大，居民邻里关系越弱；
假设4.2：社区居民家庭收入的标准差越大，居民邻里关系越弱；
(三)城市特征与居民邻里关系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指出，城市的异质性不仅存在于社区内部，还存在于社区之间。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给中国城市居民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居民收入分化的扩大和住宅商品化，二者导致了社区间异质性的增大。
城市的社区间异质性特征形塑了社区的外部环境，必然会对居民邻里关系产生影响，使得居民邻里关系在不同社区间异质性水平的城市中表现不一。城市社区间异质性水平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程度紧密相关的。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城市居民的收入是按照国家制定的制度分配的，城市居民的收入异质性不大，异质性主要体现在单位和职业上，人们的居住空间往往以单位和职业为主。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城市居民的收入主要体现为市场分配，收入差别成为最主要的社会异质性特征，人们的居住选择也不再以单位和职业为主。由此我们推出第5个假设：
假设5：在低社区间异质性的城市，社区内的职业异质性是影响居民邻里关系的主要因素；在高社区间异质性的城市，社区内的收入异质性是影响居民邻里关系的主要因素。
(四)社会参与和居民邻里关系
如果说社区异质性对邻里关系的影响是“自然”的，那么在一个分化日益加剧、异质性不断增长的社会里，有无可能提升居民邻里关系呢？
我们认为，在一个异质性日益增强的社会里，提升居民邻里关系仍然是可能的，其途径就是社会参与。无论社会资本是作为个体拥有的一种资源还是社区的一种结构特征，它都是社会参与的后果，是通过参与建构起来的。在个体层面，社会参与反映的是行动者主动参与公共领域的程度；在社区层面，社会参与反映的是社区为个体提供参与机会的程度，社区公共空间的发展。由此我们可以从社会参与的角度推出关于邻里关系的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6：居民参与社会团体的程度越高，其邻里关系水平就越高；
假设7：社区为居民提供公共活动的机会越多，居民邻里关系水平就越高。
四、城市居民邻里关系和社区异质性状况
(一)居民邻里关系
图1是样本居民邻里关系水平统计，最小值为4，最大值为20，其中63％的居民邻里关系水平在区间12—16之间，平均值为13.5，呈正态分布。这一数值说明，在以街坊/邻里关系为分析对象时，当下我国城市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熟悉、互助水平处于常态水平上，但居民个体间差异仍然是明显的。居民个体的邻里关系水平差异也决定了社区平均邻里关系的水平。从图2可以看到，社区的平均邻里关系水平也处于常态水平上，平均邻里关系水平从最低值的8到最高值的19，每个社区之间的邻里关系水平存在较明显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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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居民个体的邻里关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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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社区的平均邻里关系水平
(二)社区内异质性
在本文中，社区内异质性主要从社区内家庭年收入水平标准差、社区内职业类别分散程度两个指标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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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反映的是不同百分位点上的社区内异质性水平，可以看到，无论是收入还是职业，其差异性都是比较明显的。在职业类别方面，社区内居民的职业类别分散程度很大，只有约13％的社区有一半居民职业相同，但在大多数社区里，居民从事的职业是不同的，一半以上的社区，居民职业类别分散程度超过0.7。在收入方面，约75％的社区家庭收入标准差水平低于总的家庭收入标准差水平的均值，但也有10％的社区家庭收入标准差水平是平均水平的两倍。
(三)社区间异质性
社区间异质性反映的是同一城市内的社区之间的差异性，我们主要根据收入标准差来构建。表4是按照每个城市的社区间异质性大小排序的结果，可以看出，约71％的城市，社区间异质性水平低于全国城市的社区间异质性水平的平均值，而约10％的城市社区间异质性水平是全国城市社区间异质性水平均值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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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一个由东向西逐步推进的过程，因此社区间分化在不同城市呈现出差别，如果按城市将社区间异质性大小排序，并等分为高、中、低三类⑥，会发现东北和西部地区的城市表现出中低程度的社区间异质性，而东南部沿海城市表现出中高程度的社区间异质性，社区间异质性分布大致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应。
五、模型及解释
本文采用了多层线性模型，模型的层次依次为个体层、社区层和城市层。
首先，用零模型计算组内相关系数(ICC)，公式如下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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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模型中，相同城市内居民的相似性(ICC)为0.13，相同社区内居民的相似性(ICC)为0.2，相同城市内社区的相似性(ICC)为0.39，以上三组ICC属于中高关联度，所以需要使用三层次模型。
其次，为了分析社区层次变量的效应，模型首先选择了个体和社区两个层次进行分析，且均纳入了解释变量⑧。
再次，为了分析城市社区间异质性差异不同，影响邻里关系的因素差异，又采用了三层模型，后者的公式如下：
C4Y625.jpg
分别代表社区层次变量，依次为社区类型、社区内职业分散程度、社区家庭收入水平标准差(对数)、社区为本地居民主办文化/节庆活动的频率，C4Y626.jpg为各城市社区间异质性程度。
C4Y627.jpg
从表5可知，在个体变量中，教育对居民邻里关系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个人月均入水平对数与居民邻里关系的关系显著，收入越高的居民，邻里关系水平越低，假设1.1没有得到验证，假设1.2得到验证，部分的验证了假设1。另外，性别对居民邻里关系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年龄与业主身份对居民邻里关系影响显著，年龄越大的居民，邻里交往越多，不过年龄的平方为负，数值几乎为零，这说明存在一点倒U现象，即在高龄居民中，邻里关系下降，这显然与老年居民年迈体弱，街坊/邻里关系减少有关；相比其他个体因素，房屋产权对居民邻里关系的影响是很大的，相对于非业主，业主的邻里关系要频繁。假设2.1没有得到验证，假设2.2、2.3得到验证，部分的验证了假设2。
在社区层次的变量中，商品房社区中居民邻里关系水平要明显低于单位社区和街坊社区居民，验证了假设3。这一结论看似与业主身份的居民邻里关系的关系矛盾，因为理论上讲，商品房社区中的私有产权业主比例高于其他社区，照理居民邻里关系水平也应该高。导致这一结果的事实是，商品房社区中住房私有化水平高并不等于业主的入住率高，商品房社区中大量的住房其实是租赁给非业主的，(2005)CGSS数据显示，实际居住在商品房社区内的业主比例为47.84％，而非业主的比例为52.16％，与单一或混合的单位制社区中业主(47.93％)与非业主(52.07％)的比例非常相近，在街坊型社区中，业主的比例略低，占42.23％。
社区内异质性程度对邻里关系的影响也非常显著，职业类别分散程度越高，邻里关系越少，假设4.1得到验证；社区内居民家庭收入的标准差越大，居民邻里关系越少，假设4.2得到验证；假设4得到验证。
比较个体层次与社区层次的变量，我们不难发现，在整个解释模型中，个体层次变量对解释邻里关系的贡献相对要小，而社区层次变量对解释邻里关系的贡献相对要大。
不过，无论在个体层次还是在社区层次，社会参与对居民邻里关系的影响最为显著。比较表5的个体层次变量可知，“社团活动参与率”与居民邻里关系的相关系数在个体层次中是最大的，假设6得到验证；“社区内为居民主办文化/节庆活动的频率”与居民邻里关系的相关系数显著，假设7得到验证。
为了验证假设5，我们在表6中分别对社区间异质性低、中、高的城市进行分析，不难看出，在不同社区间异质性城市背景下，各变量对居民邻里关系产生影响的因素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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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区间异质性较低的城市，个体层次只有年龄的影响显著，社区内异质性指标中，社区内职业分散程度的影响显著。在社区间异质性中等的城市，影响居民邻里关系的因素主要是个体层次的变量：女性、教育水平、业主、社团活动参与率都对居民邻里关系水平产生影响。而在社区间异质性高的城市中，个体层次的年龄、收入和社团活动参与率的影响显著，社区层次的社区家庭收入标准差，商品房社区对居民邻里关系有影响。
值得指出的是，除了在低异质性社区中，“社团活动参与率”的影响不显著之外，“社团活动参与率”与“社区为本地居民主办文化/节庆活动的频率”这两变量的影响始终是稳定的，这说明无论社区间差异程度如何，只要社区居民有较高的社团参与率，社区能主动的拓展出居民社会参与的机会与空间，就一定能促进居民邻里关系水平的提高。
为了进一步检验居民邻里关系在不同社区异质性背景下的影响，我们在表7中分别对低、中、高三种收入水平社区进行分析，揭示各种因素的影响差别。结果发现，在不同收入水平社区内，影响居民邻里关系的因素有所变化，但是“社会参与”的影响仍然是最为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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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7可以看到，无论是何种收入等级的社区，居民的社会参与都会明显地提高居民邻里关系水平，进一步验证了假设6和假设7。不过，在低收入的社区内，居民的年龄、业主和社区内职业异质性对其邻里关系产生显著影响；在中等收入的社区内，个体水平的效应最为明显，社区水平的效应只有商品房社区显著；而高收入的社区内，仅有人口特征变量对居民的邻里关系有显著效应，社区异质性程度对其无影响。这些差异可能是因为低收入社区有更多的老街坊社区、单位社区的特点，所以社区内职业异质性的影响明显，而在高收入社区，居民家庭中的性别分工可能更明显，因而性别对居民邻里关系的影响突显出来；而中等收入社区的“中间阶层”特征，使其在居民邻里关系上的影响更显多样化。
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分化是近年来人们关注的焦点，其视角主要放在社会分化导致的社会分层和社会冲突的宏观层面，较少从社区的角度来看社会分化导致的社区异质性。本文运用大规模数据，描述了社会分化导致的社区内异质性和社区间异质性，发现了这两种异质性在当下中国城市并行存在的现状，并从空间上描述了社区间异质性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差异。
研究异质性对邻里关系的影响在社会学的文献中不乏见到，但是将该问题置于一个个体、社区、城市的多层次分析模型中加以研究并不多见。本研究表明，在个体层次变量中，年龄、收入、房屋产权对居民邻里关系有显著影响，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居民，年龄越轻的居民，其邻里关系越弱；在社区层次的变量中，社区类型，社区内职业分化程度，社区内收入分化程度对居民邻里关系有显著影响；不过，以上由个体特征和社区异质性对邻里关系带来的效应受到社会参与的影响，即居民的社团活动参与程度越高，社区公共空间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居民邻里关系水平就越能提升。而城市社区间异质性对邻里关系的作用并不是直接的，它是社区内异质性影响邻里关系的宏观背景，也就是说，在不同城市间异质性水平下，社区内异质性对邻里关系的效应不同。在社区间异质性程度低的城市，社区内职业异质性对居民邻里关系的影响显著，而在社区间异质性程度高的城市，社区内收入异质性对居民邻里关系的影响显著，这一特征与我国城市社会收入分化增大、社区阶层化趋势是一致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异质性对邻里关系的影响是“自然的”，是由人类“同质交往”的“本性”决定的。正因为如此，在社会学的社区研究中往往会看到一个困惑：一些研究社区内异质性的学者会提倡通过降低社区异质性来提升社区社会资本，但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增大社区间的隔离；而一些研究社区间异质性的学者则主张通过增加社区内的异质性来降低社区间的分化与隔离，比如在一个社区内建设不同档次的住房，让不同阶层的居民居住在同一个社区，但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降低社区内居民的邻里关系水平。本研究的主要价值可能不在于发现了当下中国城市中的社区异质性与居民邻里关系的关系，而是发现了无论异质性的程度高低，拓展社区公共空间、促进居民的社团参与，才是提升居民邻里关系，增强社区凝聚力最重要且稳定的因素。这一发现不仅呼应了当下中国创新社会建设这一实践主题的要求，还有助于我们在理论上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增强社区凝聚力、实现社区整合的新基础。
社区作为人类聚居生活的形态，每个居民在追求满足私人生活或私家生活利益的同时也面对其他居民对私人生活或私家生活利益的追求，人们在追求私利的过程中彼此联系又相互竞争，这导致了社区必须回应由私利产生的公共问题，这些公共问题的解决能力制约着社区凝聚力的形成，构建了社区整合的基础。
在前面我们曾经指出，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中，血缘宗亲这种“自然的或天然的状态”是形成社区凝聚力和实现社区整合的基础，社区公共问题的解决依赖于产生在这种自然关系基础上的家族权力和家族公共资源。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城市社区，国家在垄断全部生产和生活资源的同时也限制了居民迁徙的自由，社区凝聚力和整合是建立在居民对“单位”或对国家的资源依附基础上，社区公共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国家或作为国家代表的“单位”这一公权力和政府公共资源。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国家不仅与市场开始分离，国家也与社会相对分离，社区公共问题的解决既不可能通过逐利的市场来获得满足，也不可能完全依靠国家来解决，因为国家不仅失去了用公权力强制介入社会领域的合法性，也没有了“包打天下”式的解决社会问题的资源动员能力，社区公共问题的解决需要社区公共领域的建设。
所谓“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汪晖、陈燕谷，)，它使那些“不能指望从自我调节的市场中获得满足，转而倾向于国家调节”的公共问题在这里得到讨论(汪晖、陈燕谷，)。在当下中国城市，社区公共领域的建设有待以下三个方面的努力。
首先，社区公共领域的建设需要社区公共空间。如同哈贝马斯把咖啡馆、沙龙、社交聚会看做是17世纪欧洲公共领域形成最重要的空间一样(汪晖、陈燕谷，—170)，当下中国城市社区公共领域的形成更需要像社区公园、社区文化中心、社区学校、社区服务中心、社区舞台等这些在少数中国城市社区中业已存在，但并不普及的公共空间，这些空间为社区居民提供了彼此交往、建立网络、培养信任的公共场域。正如黄平所指出：“地方社区的衰落不仅以普遍地破败为标志，而且还以安全的公共空间——街道、广场、公园以及其他使人们感到安全的地方——的消失为标志”(黄平、王晓毅，)。不过，公共空间不仅意指这是一个物理的场域，更是意指这是一个“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并“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问题”的空间(汪晖、陈燕谷，)。也就是说，进入这个空间的所有主体都是平等的，不会因为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或者户籍身份的差异而有所区别。同时它是社区居民对公共问题表达意见、建立共识的场域。在这个公共空间里，意见的表达既不受资本的制约，也不受权力的强制。
其次，社区公共领域的建设需要社会组织的发展，尤其是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发展。市场经济把人们从依附性经济体制下解放出来，使人们获得经济自由的同时，也使人们变成了独立的“原子”。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人们普遍地处在“原子”状态，那么当社区遭遇市场或国家的强势时，社区将缺乏表达和实现利益诉求的能力；当社区面对市场不愿解决、国家无力解决的社区公共问题时，社区将缺乏解决社区问题的资源动员能力。而以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会组织是把“原子化”的个体连接起来的组织载体，它的存在和发展一方面使社会变得成熟和壮大，使之成为与市场和国家相互均衡的力量；另一方面使社区公共资源的动员、吸纳和运作能力得到增强，使政府社会职能转移、购买公共服务成为可能。如果说社区公共空间为社区居民的交往和意见表达提供了场域，那么社会组织的发展，尤其是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发展则为解决社区公共问题提供了行动能力。
第三，社区公共领域的建设需要社区公共话题的形成。社区是以地缘关系联系起来的一群人，但是，“一群人只是在地缘意义上凑在一起，彼此既无认同也无安全，更谈不上团结，那还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黄平、王晓毅，2011: 21)。如何在一个日益分化的社会里，在一个异质性不断增加的社区里，将具有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人吸引到一块并凝聚在一起呢？社区公共话题的形成是关键。所谓社区公共话题并非指所有与社区相关的话题，而是指那些不仅受到社区居民普遍关注，影响社区居民福祉的话题，而且对促进公平正义、形成社区认同具有意义的话题。近些年来，国家在城市社区建设上提出了许多目标，投入了不少资源，但是看不到社区居民积极普遍地参与，究其原因：一是这些目标往往是官员和专家“炮制出来”的，无法在异质性的社区内得到广泛认可或聚焦；二是社区领导者们往往局限于眼前的社区矛盾和社区冲突的解决，而不关注影响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凝聚力的社区传统的发掘或社区文化的建设，不关注当下问题的解决如何与深层次的公平正义的价值和秩序的建立相联系。如此的社区建设，虽然能够解决一些实际的社区问题，但却难以将异质性居民真正整合成一个有着认同感、归属感、凝聚力的共同体。一个有意义的社区公共话题，一定能够吸引社区居民进入公共空间，参与公共问题讨论，增进社区认同，形成社区文化。
总之，在面对异质性对社区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冲击时，吉登斯的以下论述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社区复兴政策不能忽视公共领域。一个开放的领域不论在国家层次还是在地方层次上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还是使民主化进程与社区发展直接联系起来的一种有效途径。如果没有一个开放的公共领域，社区复兴项目就很容易使社区从大社会中孤立出来并且很容易走向腐化。”(安东尼·吉登斯，2000: 89)
*收稿日期：
注释：
①“街坊”是一个比邻里有更大空间范围，与社区空间更接近的概念，本文所使用数据的问卷也是问“街坊/邻里”关系，但为了行文方便，简称“邻里”关系。
②本文使用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之“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执行，项目主持人为李路路教授，边燕杰教授。
③将最终完成的最高教育程度转化为受教育水平的年限。没有受过正式教育或自修则为0年，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依次赋值为1年至12年，职高和中专赋值为12年，非全日制大专赋值为14年，全日制大专和非全日制本科赋值为15年，全日制本科、国内研究生和国外研究生分别赋值为16年、18年和17年。
④商品房社区包括普通商品房小区和别墅区或高级住宅区。
⑤使用Cronbach'sAlpha信度系数方法对六个条目进行检验的结果显示，Alpha值为0.745。
⑥本文将只有1个社区的城市样本删掉，共保留了84个城市。且将城市社区间异质性水平由高到低排序，排名靠前的28个城市被看做是低社区间异质性的城市，中间28个城市被看做是中等社区间异质性的城市，靠后28个城市被认为是高社区间异质性的城市。
⑦公式参考了Stephen,—221.
⑧表6中的城市层未纳入变量，公式与表5模型5类似，为节约篇幅，文中不再赘述。
⑨低、中等和高收入的社区划分方法是，按照每个社区内居民的家庭年收入水平计算每个社区的平均收入水平，删掉2个仅有1个家庭填答家庭年收入的社区，和4个仅有1个社区的城市样本，最终共553个社区纳入分析，将其平均收入按高低顺序排序后，前184个社区定义为低收入社区，中间185个社区定义为中等收入社区，后184个社区定义为高收入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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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蔡禾，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广州 510275)；贺霞旭，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博士研究生(广州 51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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