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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父亲2014年5月份意外死亡，父亲在泗洪环卫所....
分类：工伤工亡-工亡赔偿 |
江苏 - 宿迁市
你好，我父亲2014年5月份意外死亡，父亲在泗洪环卫所一名扫路工人，早上天刚亮就到自己岗位上，中午吃过饭又去上班，中午在家也不到1个小时，晚上天黑才回来，5-6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就这样工作到他意外死亡，号，早上和往常一样上班，因为家里没人，到晚上8点，我2姐打电话回家，（我母亲这两天去舅舅家出礼，当天下午刚回来，）从母亲哪里得知父亲没有到家，就开始找父亲，又报了警。
第2天早上6点就在他单位找人， 他们队长竟然不知道我父亲昨天下午去向，他们单位每天不定时间在路上巡逻十几遍，一下午时间，竟然不知道我父亲在不在岗，这应该说，巡查力度不足，如果早点发现我父亲不在岗位，早点通知家人，应该可以避免这种可怕后果，5月24号早晨接到泗洪公安局的电话，说在界集那边发现不明死尸，叫我们到殡仪馆认认是不是我的父亲，我们一家几十口找了几天几夜，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单位给员工保意外保险，为了让父亲意外死亡得到一个科学解释，做了尸检，因为那几天温度都在30度左右，尸体高度腐败，鉴定结果是这样的，不排除排便诱发冠心病急性发作致心源性碎死，其倒地时头面及口鼻受压，并吸入泥土，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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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杨纪琬和新中国会计工作五十年
核心提示：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已在会计和教育界小有名气的父亲受浙江之江大学（后合并到浙江大学）的聘请，以月薪2两黄金和一座别墅住房为聘金到之江大学会计系任教。
日的凌晨四点，电话铃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传来了守候在我父亲病榻前的弟妹焦急的声音：&爸爸突然没有血压了&&&。我急匆匆地冲进病房，只见亲爱的父亲呼吸困难，昏迷不醒，但看惯了母亲近三年来，多次昏迷后，经抢救又得以生还的情景。当时的我还尚未意识到，这已是父亲弥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天&&。上午八点多，父亲突然清醒。问我，这是在哪里？当他得知是在医院病房后，又问我，住院费是否已预交，交了多少钱？我告诉他，已预交了二万元。他听后，做了一个无可奈何歉意的表情。我深知，他一直为近一年来，因住院治病花费了国家数万元医疗费而深感不安。当吃完最后一顿午餐后，他要求我回家把遗嘱找来，想要修改。但当我把它带回病房时，父亲却已与世长辞，我心如刀割，久久不能相信父亲已离我而去。虽然，父亲决意要修改遗嘱的内容已无人知晓，但我却能理解他老人家的心愿&&
一、解放初期，一位朝气蓬勃的年轻教授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已在会计和教育界小有名气的父亲受浙江之江大学（后合并到浙江大学）的聘请，以月薪2两黄金和一座别墅住房为聘金到之江大学会计系任教。这对年仅30岁的年轻教授是多么有吸引力呀，我们全家都为此十分兴奋。因为西子湖的美景，优越的生活条件深深地吸引着我们。早熟的我和母亲怀着喜悦的心情忙于打点行李，处理搬迁的事宜。父亲则忙于向上海的师友、亲戚辞行。离预定去杭州的日子还有三天，父亲再一次去向他的业师─上海著名的会计学教授安绍芸先生做临行道别。从安先生家回来后，父亲带来了一个令我们全家都产生梦幻般感觉的消息：安先生已应东北人民政府的邀请，准备前往东北任职，参加拟定成立的东北会计总局工作，他希望我父亲能共同前往。因为，父亲是安教授少有的得意门徒之一。父亲告诉我们，当时，陈云同志主持东北人民政府的财经工作，颇有眼光的他，深知上海有不少专家、人才，便特派朱理治同志到上海聘请会计专家。
听到这个消息后，向来在大事上不做决策的母亲却坚决反对北上，因为留在南方和北上不仅经济收入有天壤之别：之江大学，月薪黄金二两，合旧人民币200万元（相当于现在人民币200元）。而到东北就职，月薪仅为600斤小米，合旧人民币60万元。这对当时我们八口之家是难以维持生计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父亲的60万元的月薪常令我们捉襟见肘。而且塞外寒冷的天气，令南方人望而生畏。但是一生尊师重义的父亲，从不愿辜负恩师的期望，他毅然决定放弃杭州之行而北上迎接新生活的挑战。
1949年9月，在一个大雨天后，我们全家，离别了上海吉祥路安吉里24号，踏上了北去的征途。这一去，历经半个世纪，却给父亲创造了一个绝好的机遇，使他为新中国的会计事业献出毕生的精力，显示了他的卓越才华和智慧，成为了名扬中外的中国会计界泰斗。
火车的隆隆声把安绍芸先生和我父亲、胡宝昌、张运秀、刘葵初等南国的七名会计专家以及他们的家属二十余人带到了天津，又取道去东北沈阳。来时，穿着丝绸衣裙的我，一下火车后，塞外的寒意袭来，赶紧穿上了毛衣、秋裤。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领略了祖国疆土的辽阔！在沈阳魁星大旅馆住了近一个月后，由于新中国财经工作建设的需要，安绍芸先生等又受聘去北京政务院的财经委员会报到工作。一行人又辗转来到首都北京。中财委计划局副局长曹菊如同志接见了他们，并成立了成本价格处安排他们的工作。暂住北京前门西河沿解放饭店数月。后经安先生等同计划局的领导和中财委、财政部的苏联专家研究探索，最后确立制定会计制度的机构应设在财政部。来到财政部后，当时财政部办公厅主任吴波同志接待了这七位专家，并立即在财政部成立了会计制度司，由安先生出任司长，又在司下设二个处，我父亲被任命为一处处长，负责草拟会计法规、规章；工业、农业企业基本业务和供销机构的会计制度。这个安排，拉开了父亲为建立新中国会计制度而奋斗终生的序幕。
二、新中国第一批会计制度的诞生
父亲凭借着解放前曾在多所大学任教和多家公司和事务所从事会计、审计的实务操作，积累了丰富的会计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并以他的勤奋好学，不断向苏联专家学习，很快地就掌握了计划经济环境下，财会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并全身心投入到主持草拟新中国第一批会计制度。例如：《国营企业决算报告编送暂行办法》、《关于国营企业统一登记会计簿籍、填写会计凭证办法》和《国营工业企业统一成本计算规程》等。
当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父亲还主持制订了第一套《国营工业企业统一会计科目及会计报表格式》。为了使广大的会计人员能够正确地使用会计科目和编制会计报表，会计一处还编写了《国营工业企业统一会计科目及会计报表格式实例》，内容主要是如何根据假设一个月内发生的数百项业务，填写会计凭证，登记账簿，最后编制会计报表。这个实例不仅倾注了父亲的很多心血，而且为当时由于建国初期，会计队伍快速增长及会计人员素质不能满足工作需要，为他们提供一个进行学习、模拟会计基本工作的最好的范例。为培养新中国会计实务工作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以后，由于受到了&一边倒&左倾思潮的影响，财政部生搬硬套苏联的会计制度，1955年又制订了《国营工业企业基本业务标准账户计划》，《国营工业企业基本业务标准会计报表和说明》，《国营工业企业凭单日记账簿核算形式的标准账簿格式和使用说明（草案）》等会计制度。这些会计制度内容繁琐复杂，名词十分冗长。使广大的会计人员难以理解和掌握。我父亲以孜孜不倦的精神和忘我的工作，对制度涉及的内容、名词予以确切的定义，以利于解释和宣传。
由于父亲卓越的业绩，1957年被任命为会计制度司副司长。这是继安先生后，文革前十七年中财政部唯一提拔的党外人士出任副司长之职。这并不是出于统战工作的考虑，而是业务工作的需要和党的信任。
三、为大跃进时代的&变革&而拨乱反正
不久，大跃进时代到来。在那个狂热的年代里，全国掀起了一股&改革&旧规章制度的变潮。在所谓的&大破大立&，&不破不立&和&先破后立&等口号的影响下及批判繁琐哲学、打破条条框框的冲击下，迫于当时的形势，财政部于日和6月30日先后发布了《关于改革企业会计制度办法的通知》和《关于下放拟订地方企业会计制度权限的通知》致使造成了拟订会计制度的权限层层下放的局面，从而出现了&以单、表代账&、银行账由铁账变成了&豆腐账&的混乱现象。各部门、各地方和全国的汇总会计数据无法取得。给整个国民经济工作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失。为了尽快扭转这种局面。会计制度司在我父亲的领导下经过调查研究，先制订了《关于国营企业会计核算工作的若干规定》，以财政部名义于日颁发，着手整顿会计秩序。并连续制订了国营工业企业、建设单位等一系列的示范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以后又制订了《国营企业会计核算工作规程（草案）》以国务院名义于日颁发。接着，针对当时会计资料严重不实和企业领导指使会计人员弄虚作假的现象，在父亲主持下，财政部制订了《会计人员职权试行条例》于日以国务院名义颁发。广大财会人员在学习、贯彻实施这个条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要求财政部给予解答。为了帮助他们解决一些思想认识问题，调动财会人员的积极性，更好地& 执行&试行条例&，父亲建议在《工人日报》开辟一个&财会人员讨论会&专栏，这个专栏，从日到8月10日共发表了31期，先后讨论了&能不能坚持执行制度&、&财会人员的职权如何正确行使&和&财会人员在增产节约的运动中如何发挥积极的作用&三个问题，受到广大财会人员的热烈欢迎与积极的支持。8月24日至9月3日，《工人日报》连续发表了&光荣的岗位，艰巨的任务&、&认真坚持制度，善于执行制度&、&依靠领导，走好群众路线&、&加强对财会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财会人员的作用&和&发扬无产阶级勤俭节约的革命精神&五篇社论，以及李先念副总理的&对财务会计人员的几点希望&和财政部曾直副部长的&加强财务会计工作，促进增产节约运动&两篇文章，为这次&讨论会&作了总结。最后，《工人日报》将以上文章和社论，以及按三个问题排列的财务会计工作问题讨论的摘要，冠以&坚持制度，正确行使职权，发挥财务会计工作作用&的标题，汇编出版了《光荣的岗位，艰巨的任务─财务会计工作问题讨论专辑》一套。我父亲无论是在组织讨论、撰写社论还是为诸位领导的文章起草，都投入了大量劳动。经过以上一系列举措，&大跃进&年代给会计工作造成的破坏得到了纠正，开始逐步恢复正常的会计秩序。
四、文革中的委屈
历史的发展有时会令人啼笑皆非，大跃进时代的阴影尚未在人们的心中彻底清除，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接踵而来。父亲作为财政部第一批被揪斗的黑帮份子：财政部三家村成员（曾直副部长，许毅司长和父亲）之一，被迫离开了他所热爱的会计事业，先后被送到湖北沙洋、河北固安等地农场劳动改造。这一别就达十年之久。但无论他走到何方，人们眼中的他，仍是一位知识渊博的会计专家，常有人向他请教会计学问。在湖北沙洋农场劳动时，湖北财经学院曾有意请这位黑帮专家去任职讲学。在农场劳动时，父亲插过秧、耙过地、看守过菜地、参加运输队拉过煤&&这对从未参加过重体力劳动，年过半百并患过肺结核病的他是多么严峻的考验，全家都为他的身体健康而忧虑。但当他从农场回来时，见他被阳光晒黑的面孔，透着健康的色彩、快步如飞的步伐，使我们忐忑不安的心放了下来。父亲终于渡过了文革的难关。他告诉我们，在劳动中，常以回忆过去的工作和背诵古诗来渡过那漫长、孤寂的时光。且只要想到自己从未做过危害国家利益的亏心事，老天不会辜负无罪之人，总有一天，会回来与家人团聚并从事所热爱的会计事业，一切疲劳、委屈均烟消云散了。
五、改革开放，事业上的第二个春天
1976年，&四人帮&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不久，父亲也被恢复了名誉和工作。对这失而复得的机会。他格外珍惜，忘掉自已在文革中所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和委屈，以昂扬的斗志和更为饱满的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他认为要恢复正常的会计工作秩序，首当其冲的是抓队伍建设，于是着手对1963年国务院发布的《会计人员职权试行条例》进行修订。此项工作由包括父亲在内的三人起草小组负责。经过一段时间紧张的调查、研究、草拟工作，《会计人员职权条例》于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发布。该条例对于各单位建立健全财会机构、充实会计人员以及会计人员的职责权限等都提出了具体要求，对当时情况下重建会计秩序、做好会计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1979年，财政部恢复会计司，父亲自1980年始任司长。不久，恰逢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他以步入花甲之岁，主持并领导了会计司大刀阔斧地展开全面恢复会计业务秩序的工作，包括会计立法、会计核算制度的改革、会计人员管理、会计教育、会计理论研究等各个方面，迎来了他事业上的第二个春天。
父亲以其高瞻远瞩和远见卓识，根据其对新中国会计工作的经验和见解，认识到要维护会计工作的正常秩序、保障会计工作者依法履行职权，并充分发挥会计工作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必须有法律作保障。为此，他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积极落实全国人大代表关于&会计立法&的提案，从1980年开始着手会计法的起草，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成为我国较早的一部专业立法。《会计法》的起草工作，在他的直接组织领导下进行。为此，一段时间内他潜心研究法律，亲自查阅了四库全书及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法律。作了几十万字的笔记，发表了十余篇论文，探讨会计与法律的关系，总结并制定会计法的基本原则。该法自着手起草到正式发布历时4年多，其间几十次易稿，多次全国范围的大讨论，每次他都深思熟虑地提出许多问题，引导对会计法的讨论一步步走向深入，终使该法于1985年顺利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
为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经济环境，《会计法》先后于1993年和1999年经过两次修改。在进行第二次修改的过程中，父亲已卧病在床，但他始终在关注着会计法的修改问题。有关同志实在不忍去打扰他，然而有些拿不准的问题又不得不去请教他。每次去请教，他似乎就忘记了自已的病痛，撑着虚弱的病体耐心解答问题，陈述自己的见解，对会计法的修改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宝贵的意见。他这种对工作、对事业的忘我境界，使在场的同志感动不已。
会计核算制度的改革
1980年，在对文革时期会计制度进行全面修订的基础上，出台了文革后第一部全国统一的会计制度&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并以此带动了企业会计制度的全面修订。随后，会计司相继制定发布了国营供销、施工、基建单位等行业会计制度及一系列相关财务会计核算办法，包括建立会计报表汇总制度，为拨乱反正、建立新时期会计核算体系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后，大量外国投资流入中国。为适应形势的需要，父亲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的会计制度&《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为我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其后为适应市场经济而进行的全国范围的会计核算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
自1993年始，在世界银行的资助下，我国开始着手制定具体会计准则，父亲担任了会计准则中方专家组组长。我国过去没有会计准则，对制定准则没有经验，在准则制定过程中常常遇到困难。所有的难题，几乎都要去向他请教，每一份征求意见稿都要请他审阅并提意见。某一项准则如果见不到父亲的意见，起草人会觉得不踏实。他渊博的知识，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环境的深刻的认识，加上他造诣深厚的会计专业功底，使他的意见举足轻重；他对西方会计和中国会计的双重了解，使他在会计准则国际研讨会上常常成为中国会计界与外国同行交流的桥梁。他对中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前财政部长王丙乾称他为&中国社会主义会计制度的奠基人&。
重建注册会计师制度
八十年代初，父亲发起倡议恢复重建注册会计师制度，至今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今天的注册会计师事业，无论对于改革开放还是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都已经或正在起着积极作用，已经成为令世人广泛关注的新兴产业。回顾这短暂的二十年新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发展史，其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无一不凝结着父亲的智慧、胆识和心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大量&三资&企业开始设立，这些企业同当时的国有企业的最大差别，即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按照国际惯例，所有者需要通过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在客观上需要注册会计师对企业会计报表进行审计。时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的父亲，上书财政部领导，果断提出恢复重建新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并获得财政部批准。他多次往返北京与上海之间，发动一大批在三四十年代从事注册会计师执业的老专家重操旧业，并支持上海会计师事务所率先成立，开启了新中国注册会计师之先河。
1983年开始起草我国第一部《会计法》时，父亲作为起草小组主要负责人，力主在《会计法》中应写进注册会计师的相关条款，并在1985年最终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这使得会计师事务所在我国最早成为法定中介机构。《会计法》的相关规定，同时为1986年国务院颁布施行的《注册会计师条例》确立了法定依据。注册会计师法律条款和专门法规的颁布，使我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向着法制化轨道健康发展。
1988年，已经从行政领导岗位退下来的父亲接受财政部的重托，负责筹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并担任首任会长至1992年。在此期间，他坚持提倡要尽快恢复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制度，使那些具有真才实学，并且年富力强的中青年进入注册会计师行业，迅速改变注册会计师队伍的年龄结构。1991年举办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注册会计师统一考试时，他担任全国考试委员会副主任，并亲自主持命题工作。现在有关考试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都浸透着父亲的心血。
正式从领导岗位退居二线后，父亲还时常关心着注册会计师事业的发展，经常为财政部领导和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同志们提出意见和建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开始研究制定中国的独立审计准则时，父亲更是以他渊博的学识和几十年制定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的丰富经验，指导了我国审计准则的制订。尽管已年近八十高龄，他还亲自担任财政部中方专家咨询组组长，确立了独立审计准则研究制定的指导思想，并为准则框架体系的构建和具体条文的形成把关。
注册会计师事业发展到今天，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的每一个细胞，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可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的是，全国十几万注册会计师大军，将按照他提出的&以质量求信誉，以信誉求发展&的行业宗旨，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敬业精神，把前人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
会计理论研究的发展
父亲在主持会计核算制度改革的同时，一贯十分重视对会计理论的研究。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创建并主编了新中国第一本会计杂志：《新会计》，1952年1月，《工业会计》（月刊）问世。这些杂志为传达政府会计制度、交流经验、研讨会计问题，对推动新中国会计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79年3月，中国会计学会筹备组成立，父亲任组长。筹备组的任务是，一方面负责确定会计学会会员名单，另一方面负责组织提交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的论文。1979年底，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在广东佛山召开，中国会计学会正式成立，父亲任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这次大会是我国建国以来会计学术理论界的第一次盛会，标志着我国会计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会计学会成立的头几年，每年召开一次年会，要求会员及其他会计界人士就当前的会计问题提交论文并进行大会研讨，以此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会计界在会计理论研究方面的交流与发展。此外，中国会计学会还于1980年3月创建了《会计研究》杂志，父亲亲任主编。《会计研究》早已成为我国最有影响、高层次、具权威性的会计杂志之一。
父亲与闫达五教授共同提出的著名的&会计管理论&，向流行我国多年的传统的&会计工具论&提出了挑战，也向西方会计理论权威们提出的、并被我国一些会计理论工作者所推崇的&会计信息系统论&提出了挑战。这是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是理论联系实际、创造性发展会计理论的一项重要成果。这一理论观点，对近20年来我国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理论观点的提出，集中体现了他不唯上、不唯书、不祟洋、求实创新的非凡勇气和无私精神，也证实了他本身具有深厚的财政经济和财务会计理论根基和丰富的会计工作实践经验。
实施会计教育领域的改革
父亲十分重视实施会计教育领域的改革，亲自组织领导规划大专院校的会计课程设计，撰写和审定会计教材，着手建立相对完善的会计教材体系。
对外交流与合作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会计界的对外交流与合作主要是以会计学会作为窗口的。作为中国会计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父亲在这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自1979年始，一些著名的国际会计公司开始同我们展开接触，建立联系，包括申请设立驻华代表处、在国内举办培训班、接收我国会计人员到其国外事务所实习培训等方式；继而一些国家的会计职业组织也开始同我们建立联系，或应邀来华访问，或我们派出代表团出国访问，这些活动使得过去十分封闭的中国会计界开始活跃于国际会计舞台。这些工作大多都是由父亲亲自出面做的。刚刚对外开放时，外国同行对中国会计几乎一无所知，许多人以为中国没有会计，是父亲通过各种渠道和场合，向外国同行介绍和讲解中国会计，使用国际会计界开始认识和了解中国。父亲也曾或率团、或单独到境外讲授中国会计，还应国外同行之邀，写出了&中国会计&等著者，在境外以中、英两种文字出版，颇有影响。
年，父亲担任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中国代表，每年前往联合国参加工作组年会。这个工作组当时是我国所加入的唯一一个国际会计组织，是我们能够就国际会计问题发表意见、参加讨论的唯一国际会计论坛。他总是不失时机地抓住机会，介绍我国的会计发展情况，宣传我们的会计思想，积极参加会计专业技术问题的讨论，阐述我们的观点和立场。父亲的发言常常引起各国代表的关注，并时有代表在他发言之后就他的发言提出问题，表现了对他发言的极大兴趣；而他对于别人提出的问题，总是对答如流，侃侃而谈，深得与会代表的敬佩和尊重。
作为中国会计界的杰出代表，父亲在国际会计界享有很高的威望。每有国外会计同仁与中国会计人士相遇，常常被提起的人总是&Professor Yang &。
称父亲是中国会计界的泰斗和一代宗师是当之无愧的。他严谨的治学精神，精深而广博的的专业知识，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以及他对事物敏捷而深刻的分析判断能力，使他在中国会计界树立了崇高的威望。他似乎一生都在被别人请教，请教的人来自方方面面，各个领域和阶层，既包括他的学生、下级、同事、朋友、相识或不相识的人们，也包括高层领导。举例来说，自他从会计司的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会计司始终将他作为一个重要的支柱，许多工作离不开他的指导，重大问题总要向他请教。一些重要法规、制度、规定的制定与出台，总要先得到他的首肯才能放心；遇到有关部门，特别是司法检察部门要求对某些经济案件进行专业鉴定等重要事项，更是首先要征求他的意见。他的意见在有关部门的决策中一言九鼎，占有极重的份量。
在工作中培养干部
父亲在日常工作中，对身边干部的培养倾注了极大的爱心，使在他身边工作的年轻人深受感动。他对干部既压重担，让他们放手去干，又不忘随时指导点拨，耐心解说，为培养干部他从不吝惜时间、精力和心血；他对干部严格要求，一丝不苟，绝不允许粗制滥造。他以他的言传身教，带出了一批对工作兢兢业业、认真严谨、能够独立担当重任的业务骨干。
为了尽快改变我国会计队伍学历结构低、专业素质难以适应工作要求的状况，他与财政部原副部长谢明同志一道，赴西安考察总结开展会计函授教育的经验，创办了我国会计教育战线办学规模最大、布点最多且适合在职会计人员要求、备受国内外各界赞誉的中华会计函授学校。
1989年4月至1990年4月，父亲组织领导了中国会计学会与华人世界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首届全国会计知识大赛。此次大赛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共有260万人参加，其规模之大、热情之高、时间之长、影响之广，效果之好，都是空前的。李先念、薄一波等国家领导人分别为大赛题词，当时的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同志在大赛期间作了三次重要讲话，对大赛活动给予很高的评价。此次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全国广大会计人员学习钻研业务的热情，为培养和选拔会计人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提高全国会计人员的思想和业务素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六、分秒必争的勤奋学习和工作精神
一生信奉、身体力行的话：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业精于勤，行成于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父亲知识的博大精深，与其勤奋的学习钻研精神分不开。
熟悉父亲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脑子不能停顿。按他自已的话说是除了吃饭、睡觉，脑子始终处于思考状态，从来没有空白。大家在一起聊天，间或有停顿，他会马上拿起报纸或书籍阅读，谈话继续时，他马上放下报纸书籍加入谈话。
父亲对时间抓得十分紧，永远是分秒必争。他一边走路一边看书的故事曾被人们传为美谈。对此他风趣地说，我一心可以几用，走路看书不会撞到树上。
父亲有剪报的习惯，看到有用的资料马上剪下，形成自己的资料库。
父亲的许多文章是在夜里写就的。常常是睡到半夜，脑子里突然涌现对某问题的想法，马上起床，拿笔写下。
父亲学识渊博，不仅仅体现在对会计研究的精深，也不仅仅体现在对财政、金融、税收、证券等相关经济领域的谙熟。他的知识领域十分广泛，对历史、人文、社会等学科均颇有研究。他对中国历史的熟悉程度令人惊叹，任你随便点出一个时期，他便能侃侃而谈半天，不仅能讲出这段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还能讲出民间流传的故事，外加他自已的分析和评论。他对古典文学也颇有造诣，对古诗词情有独钟，兴起吟诵，倒背如流，常陶醉在古诗词优美的意境中。
七、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
以父亲60余年从事会计教学的生涯，虽然，多数时刻都是兼职或业余教学，却仍是桃李满天下。令他老人家十分欣慰的是这一批批的硕士生、博士生都学有所长，他们在祖国经济发展的大浪中、在不同会计工作岗位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传播着父亲一生积累的理论、方法和学识。
兴办会计研究生教育，培养会计高级人才
粉碎&四人帮&之后，父亲凭着职业的敏感性，预感到一场经济建设高潮即将到来，会计也将有一个大的发展。为此，必须在理论和人才上预先作出准备。基于这种认识，他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着手筹备成立中国会计学会和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在部领导的支持下，1978年他和许毅教授一道在财政科研究所组建了研究生部，1979年开始招收会计专业的研究生。就当时的物质条件而言，不要说培养研究生，就是办一所小学也不具备起码的条件。没有教室和宿舍，就用地震棚代替；没有课桌椅就到附近的中学去租。好在这些研究生长期以来接受艰苦朴素的教育，在物质方面并没有提出过多的要求。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导师是仰慕已久的杨纪琬教授。
1979年，他招收了一批英语专业的会计研究生，对他们进行了一段时期的会计教育后，将他们送到海外实习培训，开创了中国会计人才国外培养之先河。当时曾有人对此举不理解，后来回过头来看，不得不赞叹此举的远见与高明。父亲以这种方式为中国会计界培养了第一批开放型会计人才，并由此带动了一大批高级会计人才的成长，为我国会计事业注入了活力。
80年代中期。信息技术发展迅速，以父亲敏锐的感知，预见它将对古老的会计带来变革和生机。在父亲的主持下，于1985年财政科研所研究生部创建了会计电算化专业。培养出一批批战斗在会计电算化领域中的人才。我也始与父亲合作，成为了该所会计电算化专业的导师。
严谨的治学和工作精神
他治学的严谨有口皆碑，从不人云亦云。每有文章面世，必有创新的观点，正如他自己在所著《社会主义会计理论建设》一书的自序中所言，&惟自审每有写作，大都是经过长时期的深思默索而形成的自己的观点，往往为求此一得之见，历经数月的踟蹰，力求不囿于成见而有所创新，以期无愧于读者&。
工作中，他常对周围同志说的一句话是，&外国这样规定不一定就对，在那里合理在我们这里不一定合理。我们的规定要有我们自己的道理，要能够自圆其说&。
在与外国同行的交流、讨论中，他常常占尽优势，往往是一、两个问题就难住了对方。其对问题研究的精深、见解的独到，常令外国同行钦佩和折服。对此，他曾不无得意地说：这是因为我是知已知彼，既研究了外国，又了解中国；而对方则是只知已，不知彼。
&只有 99 分的学生，没有99分的会计&
父亲有一句口头禅：&只有99分的学生，没有99分的会计&。他老人家解释说：当学生时，考100道题答对99道是好学生；当会计时，记100笔账错一笔就是不合格的会计。父亲常用这句话告诫学生，做会计工作首先要有敬业精神，必须认认真真、一丝不苟，来不得半点马虎，否则就无法胜任会计工作。父亲对会计工作严谨性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他的学生有不少现在已为人师，他们一直牢记父亲的这一教导，并在教学中向自己的学生反复宣传父亲对会计工作严谨性的这一精辟论述；学生们可能早已忘记了父亲讲课的内容，但永远不会忘记父亲的这句名言，并以此作为他们的座右铭。
父亲为学生改错别字和标点符号
在财科所第一届会计学硕士生毕业时，父亲共指导了13篇硕士论文。每一篇论文，从选题、收集材料、拟定大纲到确定文章结构，父亲事必躬亲。尽管他当时已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忙于行政事务和中国会计改革的方针大计，又兼全国政协常委和民革中央常委等职务，可谓日历万机，但对学生的毕业论文却是抽百忙之瑕，甚至牺牲休息时间，反复审阅、仔细推敲。不要说是一个站不住脚的论点，或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引证，就是一个错字、别字，甚至一个错误的标点，也难逃过他老人家的眼睛。他特别强调不要小看了这些标点符号错误，并且深情地回忆起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告诉学生五六十年代周总理批阅财政部文件时就是连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也要改正过来，希望学生们学习周总理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
以理服人，让你心悦诚服
在一次研究生的课堂上，当父亲讲到一个会计制度的修改时，一位学生突然举手质疑，说父亲记错了，制度不是这么定的，也不可能这么定。父亲心平气和地问这位学生是不是记错了，可不可以再查一查。由于年轻人心高气盛，这位学生极不谦虚地说，不用查，肯定没错，他在企业里多年就负责这一块，记得清清楚楚云云。这时教室里的气氛十分紧张，大家都为这位学生捏了一把汗，怕父亲发脾气，批评他的无知与无理；不料父亲并未为这位学生的倔强动怒，而是面带笑容地把制定这个制度的背景娓娓道来，接着又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道理，说得那位学生连连点头认错。在场的学生无不为父亲谦逊的精神、广阔的胸怀所感动。最后父亲说，这个制度是他经手制定的，所以还是知道一点来龙去脉，有一点发言权的。
作为一个公认的会计权威，新中国会计制度的奠基人，父亲在学术问题上从不倚势压人，不论是对自己的学生还是对持不同学术观点的朋友，他从来都是把对方和自己放在平等的地位，先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再阐明自己的观点，以理服人，让你心悦诚服。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父亲经常讲，光会读书，充其量是个书生，会计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践问题。所以，除了向书本请教以外，还必须向实践学习。他言传身教，使学生们在毕业前掌握了调研的基本技能，能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学生们走上工作岗位后，都能够作到理论联系实际，很快适应工作，教委的同志评价道，财科所的研究生，不仅基础理论扎实，还有很强的动手能力。目前，他的学生无论是在实际部门还是在教学、科研部门，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中有不少学生已走上了领导岗位。学生们在回忆父亲时，都会发自内心地说，杨老的教学，不仅给了他们黄金，还教会了他们点金术，使他们受益一辈子。
凡有幸受教于父亲的学生，都无不为他老人家的探究新事物的心境、严谨的治学精神、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的能力、渊博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敏捷的思维、超凡的记忆力、平易的学风所折服。我作为他的长女，和父亲共同生活了将近61年，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慈父也是良师益友，更是一位善良、对弱者充满同情心的血肉之躯。
时光匆匆，当时钟敲响了共和国50周年诞辰的时候，父亲却溘然长逝已近八个月。我常在梦中见到父亲久居的老屋和那熟悉的身影。在儿时的记忆中，父亲是那样慈祥和蔼，总是有讲不完的知识，说不尽的故事。言行举止中，启发了我学会做人的道理，学会了对知识孜孜不倦的追求。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父亲不断地督促，勉励我上进求学，刚正做人。在父亲敬业精神的影响下，儿孙中有不少人先后继承了他的事业，努力地从事并深深地热爱会计工作。此时，这一幕幕往日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恍惚昨日。我想念父亲，多么希望他能够慢些走，看到祖国会计事业蓬勃发展，后继有人。
11月10 日是父亲八十二岁诞辰和从事会计工作六十二年纪念日。献上本文以寄托我的哀思。愿我的泪水化作绵绵的思念，父亲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选自：财务与会计，1999，11期；新华文摘，200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