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淑女如何炼就？
& & &古代女子教育传统悠久：探秘古代淑女养成法（中国文化报贾增妍 10:29）
中国传统女子内秀温莞，贞顺淑雅。夫妻之间举案齐眉，相濡以沫，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虽然古代女子不能像男孩子一样前往私塾读书，但许多人家的女孩还是可以在家接受教育的，或由父亲、亲属教授，或专门聘请老师传授。而古代女子教育所使用的教材，既不同于男子所使用的成人教材，又有别于蒙学读物，自成一套体系，显示出其为“女学”的特点。
古代女学教材的最大特点是内容全部集中于妇德、妇职和闺门礼仪，其中影响较大的教材有四类。第一是纪传类教材，如刘向《列女传》，分为“孽嬖”、“辩通”、“节义”、“贞顺”、“仁智”、“贤明”、“母仪”等七类，每类代表人物为十五人。《列女传》强调“君臣、父子、夫妇三者，天下之大纲纪也”，宣扬贞顺节义、宽容去妒、循法守礼等妇德，同时也对一些关心国事，具有通才卓识、机敏干练、富于聪明才智的普通民女予以赞扬。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为妇女立传的专史，体现了对妇女“兴国显家”作用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
第二类是阐明义理类教本，如班昭的《女诫》。《女诫》分“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篇，着重从理论上论证女子立身处世的道理，并具体规定了约束女子言行的准则。《女诫》被奉为古代女子教育的经典，被誉为“简要明肃，足为万世之规”。
第三类是论传综合类教本，如吕坤《闺范》共辑录了经传典籍及历代女教家训的“嘉言”，选摘了历代妇女可资效仿的“女子之道”、“夫妇之道”、“妇人之道”、“母道”、“姊妹之道”等九类“善行”，流传颇广。
另外还有仪则规范类教本，如《女论语》分“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营家”、“待客”、“和柔”、“守节”等十二章，语言浅显通俗，对推广普及正统女教发挥了深远的影响。
帝王后妃、重臣名儒亲自撰写，是古代编印女教读本的又一特点。唐代长孙皇后“传古妇人善事，勒成十卷，名曰《女则》，自为之序”。武则天召士人撰写《孝女传》、《古今内范》等书，并以女皇名义颁行天下。明代数位皇后分别撰写了《内训》、《女鉴》、《女训》，帝王为之作序。其馀刘向、班昭、蔡邕、诸葛亮、曹植、魏征、解缙、张居正等名家也都有此类著述。
形式多样、通俗易懂也是古代女学教材的特点。在成百上千种女教读本中，既有面向宫闱后妃、官宦闺秀的，也有面向乡姑村妇的。形式上，或纪传，或论说，或图像，或格言，不拘一体，灵活多样，满足了向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文化层次妇女施教的需要。“夫画者，所以助教化，成人伦”，为普及女教，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着者还尝试为女学教材插图配画。刘向把《列女传》“画之于屏风四堵”，顾恺之为《女史箴》作插图，仇英为《列女传》配图像，这些图文并茂的读本，使空洞的说教变得形象生动起来。
古代女学教材独特之处还包括，大部分女教读本出自女子手笔，如汉代班昭晚年“但上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加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他门，取辱宗族”，编写训女之作《女诫》。也有以父母亲长教女的形式写成的，如唐代郑氏为侄女写《女孝经》，“戒以为妇之道，申以执巾之礼”，寄寓了对侄女的殷切期望和谆谆教诲。
如此繁复众多的女教读本，实为世界范围所罕见，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悠久的女子教育传统。
古代女子教育最能凸显女子神韵美（海峡教育网佚名 10:13）
纵观我国古代教育史，基本上讲述的是完整的男子教育史，不管是礼，乐，射，御，书，数，还是四书五经都基本是针对男子成材的教学。一般人们认为古代中国女子备受摧残，并无女子教育可言。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女子被排除在学校教育大门之外不等于社会放弃了女子的教育。相反，历代统治阶级无不对女子教育给予高度重视。
在古代，对女子也实行以《孝经》为代表的孝道教育，成就了中国士人“修齐治平”的伟大理想，也形成了中国文化特有的礼乐文雅之风。
古代女子教育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德育，智育，美育的教育，劳动教育等多方面，其中的德育是最主要的内容古代女子德育所围绕的内容一般是能够侍奉父母公婆，顺从丈夫，治家教子的贤妻良母着一培养目标进行的。
与男者“学业与外，志于四方”不同，女子为学“正洁于内，志于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从这里也能看的出中国古代女子教育重点是在德育上面，智育较之相比似乎微乎其微，但也值得我们今天来共同探讨。
智育包括传授知识，技能，培养认识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等要素。而中国古代女子智育教育基本上是处在日常文化书算的蒙养教育水平。而社会上对古代女子是否有必要接受读书识字教育，是否需要发长聪明才智，也存在较大争议反对女子读书识字的一派理由是“妇人识字多诲淫”、“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过正统女教占统治地位的意见还是主张对女子进行基本的文化书算教育。
首先，基础知识有助于提高相夫教子，治家理财的能力。所谓“愿女儿粗识字，酒谱茶经相夫子”清代陆世仪说的更直接“教女子只使之识字，不可使之知书义。盖识字则可理家政，治货财，代夫之劳，若书义则无所用之。”
其次，女子应当接受读书识字基本教育可以利于明礼修德。李晚芳就指出“读书则见礼明透，知伦常日用之事对女子是否发展聪明才智的争论和对德与才关系的认识是紧密相关的。
孔子在很早就把女子教育列入“治民之本”一般早期女教读本从教育的立场出发，对发展女子的聪明的态度还是比较宽容的。在春秋时期女子教育也的到社会的高度重视，妇女的才智也得到教多的发挥，受到社会的褒奖。
如齐侯之女齐桓工之夫人卫姬就在政治上有很大的成就。卫宣公之女，许穆公的夫人许穆夫人就在政治和文学艺术当面取得很大成就。班超《女诫》“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虽包含了对女子才能的轻视，但也突出了妇德并为一概反对妇女成材。
总体上说，传统女子教育并不强调女子“才明绝异”，但要有利于男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女子才华和行为还是予以肯定。刘向《列女传》树为典范的各类才华超群的妇女，亦为后代女子教育所推崇。就是在清代，也不否认“古之贤女，贵在才也。”
文化书算教育虽然并不提倡，但作为学习的基础和工具也是不容忽视的。严格的来说，这也是一种知识教育，知识处于初学打基础的层次较为浅薄，更为系统，高深的知识教育，只为个别家境优越“秀慧通书”的女子保留一条深造之路。
总之，在古代女子教育中，智育基本处于识文断字，文化书算的启蒙阶段，知识被看做是应付日常家务和进一步学习礼法进行妇德教育的从属手段。在系统知识和培养才智能里方面存在重大的空白和缺陷。
中国传统礼教中，对于女性的要求比较苛刻，其中所谓的“三从”、“四德”就是女性立身的根本，那么什么是“三从”、“四德”呢？
所谓的“三从”，是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意思是说女孩子在未出嫁之前要听从家长的教诲，不要胡乱地反驳长辈的训导，因为长辈们的社会见识丰富，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出嫁之后要礼从夫君，与丈夫一同持家执业、孝敬长辈、教育幼小；如果夫君不幸先己而去，就要坚持好自己的本份，想办法扶养小孩长大成人，并尊重自己子女的生活理念。这里的“从”并不是表面上的“跟从”之意，而是有工作性质的“从事”之本质。
所谓的“四德”是指：德、容、言、工，就是说做女子的，第一要紧是品德，能正身立本；然后是相貌（指出入要端庄稳重持礼，不要轻浮随便，）、言语（指与人交谈要会随意附义，能理解别人所言，并知道自己该言与不该言的语句）和治家之道（治家之道包括相夫教子、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等生活方面的细节）。
很多人片面地将“三从”、“四德”理解为对女性的压迫，这是不正确的！相反，古代对女子的教育方式还有许多值得今人借鉴参考之处。如果能将现代女性身上的知性与古代女子的温柔大气，两种气质相结合，必将能复原属于中国女性独特的东方魅力与气韵。（编辑：海峡教育网周华莹）
女子如何才能美貌又贤惠：班昭《女诫》教七招（汗青网佚名
班昭（约45——约117年），一名姬，字惠班，东汉文学家，中国第一个女历史学家。班昭是班彪之女，班固与班超之妹，曹世叔之妻，据闻是为难得一见的美人。曹世叔早逝，汉和帝知她博学高才，召她入宫担任皇后和妃嫔的教师。兄长班固编纂《汉书》未竟而卒，班昭承其遗志，独立完成了第七表《百官公卿表》与第六志《天文志》，《汉书》遂成。另外班昭还著有《女诫》，成为后世指导妇女行为准则的必读之书。她去世时，皇太后亲自素服举哀，为她行国葬之礼。金星上的班昭陨石坑是以她的名字命名。
东汉女史学家、文学家班昭，家学渊源，其父班彪是东汉时期的大文豪，长兄班固修《前汉书》，二哥班超投笔从戎，是打通“丝绸之路”的赫赫功臣。班昭本人常被召入皇宫，教授皇后及诸贵人诵读经史。在七十多岁高龄时，她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完备的女性礼教典籍《女诫》。她在书中从七个方面规范了女子立身处世的品德和行为礼仪，在之后的几千年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班昭在《女诫》中教导女子当以柔弱为美，以恭顺谦让为德。《女诫》的第一篇论述卑弱。什么是卑弱？《女诫》中说：“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可见，卑弱不是卑微卑贱，而是谦卑柔弱，这与君子的谦恭是一致的。女子要能够谦虚忍让，对一切人、事、物真诚恭敬。好事先让给别人，自己能谦退在后。做了善事不张扬，做了错事不推脱。忍辱负重，常常担忧自己做得不够好。这都是谦卑柔弱、在人之下的性情。所谓“满招损，谦受益”，水往低处流。一个谦虚，内敛，恭敬，顺从的人，自然在各种环境中都会受到大家的欢迎，从而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卑弱是女性最基本的处世之道。
《女诫》的第二篇是夫妇。曰：“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这里可以理解为，夫妇之道是上天根据阴阳契合的原理，本着宏大的慈悲，创造的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是人伦之中最关键的。而若“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丈夫若无德行，则无法引领妻子，妻子如果不贤德，则无法事奉、辅佐丈夫。丈夫引领不了妻子，则失去了威严，妻子辅佐不了丈夫，就失去了道义。
《女诫》的第三篇敬慎中说：“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意思是阴和阳的特性各是不同的，男女的行为也应有别。阳性以刚强为品格，阴性以柔弱为表征，男人以强健为高贵，女人以柔弱为美丽。又道：“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故曰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谓也；夫顺非它，宽裕之谓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宽裕者，尚恭下也。”这里明确指出，“恭敬柔顺”之道是女子的最大礼仪。恭敬就是要能持之以恒；柔顺就是要宽恕裕如。长久保持恭敬的人，知道适可而止，知足常乐，宽恕裕如的人，善于恭敬居下。“夫为夫妇者，义以和亲，恩以好合。”夫妻之间以恩义相待，刚柔相济，阴阳相合，相敬如宾，做到了这一点，才能获得真正的美满幸福。
《女诫》第四篇妇行中说“女有四行，曰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这是女子不能缺少的大德，即“三从四德”中的四德。班昭认为，妇德不必才明绝异，女子应该“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但要“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妇容不必颜色美丽，需“盥浣尘秽，服饰鲜絜，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妇功不必技巧过人，只要“专心纺绩，不好戏笑，絜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做到了这些，就尽到了女人的本份。
《女诫》第五专心篇，是指出了女子从一而终的道理。丈夫是妻子的“天”，我们生活在人世间，几时离开过天呢？这正如妻子和丈夫永不分离，是同样的道理。“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如果不能做到，天将惩罚于人。此外，专心还包括专心正色。曰：“礼义居洁，耳无涂听，目无邪视，出无冶容，入无废饰，无聚会群辈，无看视门户，此则谓专心正色矣。”守礼守义、纯净纯善，不合于礼的绝对不听，目光很端正，不左顾右盼、邪视他人，出门不能打扮得妖艳，居家也不能穿着太随便。不和品行不端者交友，不沉迷于外面世界的浮华。以上都是“专心正色”的表现。
在第六篇曲从里，班昭教授女子婆媳相处之道，曰：“夫虽云爱，舅姑云非，此所谓以义自破者也。然则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于曲从矣。”夫妻虽然恩爱，但是如果儿媳不被公婆认可，那家庭也无法真正和睦，要如何得到公婆的真心疼爱呢，就要做到“曲从”。公婆说的对要遵从，说的不对尤其要听从。不要争辩是非曲直，这就是所谓的曲从。曲从是一种谦恭卑下的态度，是敬长之德，也是忍辱之德。是非自有公论，忍的一时天地宽呀。
当然还有《女诫》的第七篇叔妹。“夫嫂妹者，体敌而尊，恩疏而义亲。若淑媛谦顺之人，则能依义以笃好，崇恩以结援。”丈夫的兄嫂弟妹，虽然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但却有深厚的亲缘和情义在，是为妇者所敬重或疼爱的亲人。谦虚柔顺的好女子，必定能够和夫家的亲人和睦相处。
古代女子大多不从事社会工作，以家庭为主，所以班昭认为女人要晚睡早起，辛勤洒扫，专心纺织，烹调美食以奉宾客。与夫家的父母、兄妹相处要谦顺忍让，宽容和睦，不要强争是非曲直，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要多从自已这方面找原因：“自非圣人，鲜能无过！故颜子贵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贰，而况妇人者也！谦则德之柄，顺则妇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
近代女权运动兴起，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强调男女都一样，班昭的《女诫》被批判为封建礼教（注：其实我国历史从先秦到清朝并非是封建社会）的精神枷锁，许多女人追求“解放”，个性强势逼人，背离了上天赋予女人的柔美特性，好比以己之短比男人之长。我们经常听到有男士在抱怨：我想娶的是女人，可她呢，即不温柔体贴，也不扫地做饭，一整天在外面跑，说话比我还声大，有理就不饶人，你说我要她干什么？由此女人便失去丈夫的爱护与尊重，有苦难言，家庭不和谐，还要在社会上拚搏，最后弄得身心疲惫。
传统女子以恭顺柔弱为美，顺天道故而生生不息，演绎了不朽的传说，繁荣了璀璨的华夏文明，班昭与蔡文姬、卓文君、李清照并列为古代四大才女，她十四岁嫁给曹世叔，夫妻谦让互补，育有几个子女，生活幸福美满，在哥哥班固死后独立续写《汉书》，被请到宫中尊为皇后与嫔妃的老师。她是一个卓越的女人，她的德行、才华与社会地位，几人可比？不论时代如何变迁，《女诫》依然对当代女子有值得借鉴之处。
班昭的《女诫》七篇，言之谆谆，用心良苦，是她发自内心给后世女性留下的“不朽名言”，它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女儿，遵从这样的女德规范做人，稳定着一个个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家庭，才使得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礼义文明薪火相传。
古代女子的教科书（《梅州日报》文博 11:26）
古人认为：女子是齐家之本，清国之源。在先周时代，太姜、太任、太姒等“三太”的德行，母仪天下，为天下女子所效法，光耀古今。关于女德教育，我们可以上溯到《礼记》的《曲礼》以及《内则》。
女四书作为古代女子的教科书，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被广大女性传播、阅读，直到戊戌维新时期，还被列为女子学堂的必修教本。它们包括：
《女诫》，成书于东汉，作者班昭。全书共分成七篇，主要是基于古礼与儒典，阐述女子修身齐家之道，教育妇女柔顺之礼。
《女论语》，唐朝女学士宋若莘作。这部教本借用了《论语》的问答形式，非常通俗易懂，事无巨细地规范了女性的言行举止、一笑一颦。
《内训》，作者为明朝成祖仁孝皇后徐氏，父亲是明朝开国功臣徐达。该教本采摘先人女教典训内容及太祖马皇后的言论编撰而成，流传至今的版本共有德行、修身、慎言、谨行、勤励、节俭、警戒、积善等20章。
《女范捷录》为明朝晚期儒者王相之母刘氏所作。该书以儒学的纲常之理作为“正内之仪”，共分十一章，即统论、后德、母仪、孝行、贞烈、忠义、慈爱、秉礼、智慧、勤俭、才德。
作为女人写给女人的箴言录，女四书意在告诉未经世事的女子们修身和为人处世的方法。举其要，约有如下六点：和柔敬顺的品格；慎言谨行、勤俭持家；孝道；夫妇之道；和睦亲友；母仪、母教、慈爱的家教氛围。
中国古代的蒙养教育及其现代意蕴（智悲德育网佚名 11:07）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未成年人开蒙教育的优良传统，蒙养教育思想极为丰富。继承这一笔可贵的遗产，对现阶段我国未成年人的教育尤其是道德养成教育大有裨益。
古代蒙养教育的传统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蒙以养正。古人非常重视人生的正本慎始，主张当婴幼儿智慧蒙开之际就施加正面影响，开发其智慧，促使孩子更好地成材。这包括两方面：一是胎教“正本”。古人认为，胎教是“慎始”的教育，是“立教之本原”，故而十分重视。据刘向《烈女传》记载，早在3000多年前，周王室就十分重视胎教。此后，汉代贾谊《新书》、戴德《大戴礼记》、王充《论衡》等著作中的一些篇目，以及许多家训都发展了周初的胎教思想。其中不仅包含优生优育的观念，而且着眼点仍是注重伦理道德的熏陶。例如家训名篇《许云邨贻谋》，对胎教提出的“五宜”要求就是“宜听古诗，宜闻鼓琴，宜道嘉言善行，宜阅贤孝节义图画，宜劳逸以节，动止以礼，则生子形容端雅，气质中和。”二是注重儿童少年期的早期教育。古代的许多思想家、教育家和文人学者都强调教育贵早，“以豫为先”。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颜氏家训》提出“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原因是“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大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只有“教妇初来，教子婴孩”，才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少教育家或家长还制订了从婴幼儿期到青少年期各阶段的道德教育规程，如朱熹强调，在孩子知识、性情未定时，要及早进行道德教育和道德行为训练，这样方能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的效果。司马光曾经针对借口幼儿无知而将教育延迟到长大后再进行的错误观念，认为这就像懒于摘除树苗的劣芽一样，等到长成大树以后再去砍那些枝杈，该费多大的力气？
第二、德教为先。古人认为，蒙养教育最根本的是“养正”教育或曰品德教育。《论语》记载孔子为学生开设有“文、行、忠、信”四门课程，其中三门都属于思想道德教育的范畴。司马光《居家杂仪》中设计的家教程序，将德育放在家庭教育的首位，从“始生”开始，对婴幼儿期、少年期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对孩子成长的不同阶段施行不同的养成教育内容，对违背礼教的行为即使再小也“严诃禁之”；指导子孙读书严格选择，以免“惑乱其志”，力求“养正”。
第三、习惯养成。譬如教育家朱熹就提出，15岁以前的儿童，主要应就其日常生活接触到的“知之浅而行之小者”和“眼前事”进行教育训导。所教之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等，只教他依此规矩去做”。在我国传统家训和蒙学读物中更是对那些未冠子弟、学童的行为习惯规定得具体详尽，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如《弟子规》，在学童刚开蒙识字时，就以生活起居、侍奉长辈、言谈举止、待人接物这些最为基本的道德行为准则要求他们，从人人皆知、人人可行的日常习惯养成做起，逐渐凝成品质，收到积土成山、积善成德之效。
第四、环境濡染。孔子认为择邻不到风俗仁厚的地方去，就非明智之举。“孟母三迁”的故事，更是注重环境对孩子品德形成作用的典范。这一思想与实践被荀子概括为“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中国传统处世箴言、家训教诲中几乎每篇都有要子弟谨慎交友的训诫。此外，古人也已经注意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化的相互配合、凝成合力的问题。认为“父兄教之于家，师长教之于塾，内外夹持，循循规矩，非僻之心，复何自入哉！”（陈宏谋《养正遗规》）
传统蒙养教育思想，剔除其中某些糟粕，对于我们今天的未成年人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仍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首先，蒙以养正、德教为先的教育理念启示我们在未成年人德育中应注重早教固本。蒙养教育是人生的最初教育，是培养公民品德的“雏形”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孩子，能否受到家庭（当然也包括托儿所、幼儿园）的正确道德观的教育、熏陶，对奠定我们社会所要求的公民道德素质基础极为必要。例如陶行知先生就认为，“人格教育，端赖六岁以前之培养。凡人生态度，习惯，倾向，皆可在幼稚时代立一适当基础。”重视品德教育从母亲开始、从人生的最初开始，是符合教育规律的。如果抓住这一阶段的有利时机，对孩子进行“养正”的教育，就能为以后优良道德品质的“成型”打下扎实的根基。
其次，注重养成的思想启迪我们在未成年人道德教育中始终坚持教化与践行的统一。儿童天真纯朴，求知欲旺，可塑性强，但思维能力较弱，知识较少，因而品德蒙养教育决不宜简单地向孩子灌输大道理，而要将“大道理”化为“小道理”，并与“生活”相结合，坚持教、学、做合一，从行为的养成着眼，从生活常规、日常小事入手，进行指导，逐渐反复强化，形成习惯，进而促成孩子良好品德“雏形”的建构。此外，在对未成年子女的道德教育过程中，家长更要言传身教并施，注重率先垂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训导、激励孩子。
再次，重视社会环境、人际交往对儿童品德形成影响的思想启示我们，应充分注意环境对未成年人道德形成的作用，极力营造有利于他们品德塑造的社会环境。当今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环境要比古人复杂得多，社会风尚、现代传媒、法制环境，以及接受成年人示范、熏染的人际关系环境等，对儿童品德培养的影响作用日渐增大，因而更应该在少年儿童的教育中增强德育环境意识，加大净化社会文化环境亦即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力度，注意将加强未成年人道德教育与整个公民道德建设结合起来，倡导成年公民增强责任意识，自觉以身立教，为孩子树立好的榜样。此外，古人提倡的“易子而教”，在今天似乎由学校教育解决了，但这一观点的实质也是强调德育环境问题，它启发我们要注意教育的多主体性，以更有利于促进孩子良好品德的形成。
贤良淑德就看古代女子教育（海峡教育网张丽杰 10:17）
中国古代女子教育
在中国历史上，女子的教育是严格、系统且备受社会重视的一种教育。中国古代女子教育途径有教育书籍的普及与传播、家庭教育的引导与制约等。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在重视早教，重视孝顺、贤良、慈爱、仁义等人格和美德的教育，重视家庭对女子教育的作用，重视妇道教育，重视母亲教育等诸多方面都对当代女子教育有着启示和借鉴意义。
今天人们往往对“女教”一语怒目而视，批判不已，尤其是女性。殊不知“女教”即女子教育。女子占了人类树木的一半，维系着人种的优化、社会的进步、家庭的幸福，担当者母亲、儿女、妻子、教师等多种角色，影响着子孙万代，关系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民族的强盛与壮大。
尤其在当今社会，家庭问题、两性问题如此之多，道德的昏睡与迷茫、价值的失衡与徘徊，是女性也是男性面临的难题。加强当今女子教育，才能努力构建出两性的和谐，进而形成家庭的和谐，最终达到社会的和谐。所以对女子进行必要的教育和引导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要重视早教
古代社会，提倡早教，《王节妇女范捷录》“幼而不教，长而失礼。”此语指出了早教的重要性。早教何时开始？早教，要早到胎教。古人对胎教非常重视，王室通常都会实行胎教之法。幼儿时便请子师（类似今天的保姆）或亲授，教他们日常生活的礼仪。等女子长到十岁左右便要接受“家政服务”教育，在十几岁就要学会作为夫人的生活技能。
（二）要重视孝敬、贤良、慈爱、仁义等人格和美德的教育。
（三）要重视家庭对女子教育的作用“教育之本，源在家庭。”
家庭作为社会细胞，担负着不可忽视的微观社会教育功能。女子教育更主要是来自家庭，来自父母，这在现代学校产生之前，已经是女性正常人生教育的必经阶段和主要场所。现今我们应更好地发挥家庭的社会职能，构建和谐的家庭，才能构建和谐的社会。
（四）要重视妇道教育
正所谓“家和万事兴”，女子道德的建设最终目的是构建和谐的两性关系，进而达到家庭和谐、社会和谐。
（五）要重视母亲教育重视女子之家庭教育
首先必须重视母亲的教育。整个封建社会，不单独为女子立学，重大的女子教育任务便全来自家庭。由于性别劳动分工的不同，母亲便在某种程度上担当此重任。母亲教育女儿，女儿又成为母亲教育下一代，如此循环不已。
家庭为人生最初学校，父母为子女之第一任教师。而母亲，是人生最初之环境，也是人生最早社会关系的领路人。仍对当今的女子教育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于母亲教育的理论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如：凡母亲者应是“精妙之教育家”，必须学习和掌握一定的方法和技巧。方法如：“极力磨炼儿童之意志”、“从实际上使之遭遇修炼之机会”、“学会校正儿童劣行及浪费之习，使他们知金钱之价值和使用方法”等。
关于母性的修养方面，指出了母亲的美德有：诚实、谦正、勤俭、体让、同情、清洁、管理等。而其要者，第一位的是“当光明正大”，作为父母特别是为人母亲的人，必“以诚为生活之目的，以光明正大为指归”。这些都对今天的女子教育有一定借鉴意义。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女子教育的是“终身”的、全民的、全社会的教育，内容丰富且具有相当的立体感。中国古代的女子教育是一个巨大的知识宝库，我们应取其精华并在借鉴中将其发扬光大。
而当前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渐渐引起人欲的膨胀，想要突破传统礼教和道德的束缚。在这种大环境下，女子教育就成为必要和迫切的问题。而女子人性和美德的发展与发挥，不仅关系到她们自身的生存的质量和价值的体现，更关系到她们子女的教育水准和道德素质。从这个意义而言，女子教育应该是人类教育发展的基础，更应该是当今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家庭幸福的基石。
相由心生：最值得娶九种淑女（汗青网佚名
中国传统女子幽娴贞静，四德守仪，行己有耻，动静有法。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阴阳和合，尊卑有序。神州五千历史大戏中，先周“三太”（太姜、太任、太姒），相夫教子，母仪天下，为普天之女子习承，故始有“太太”之谓。
相由心生，人的善恶来自于内心而显于面相，面由心生、面由心改，善良纯朴之人其善在心，其华在表。
真正美女之美，不在胖瘦，不在脸蛋，在于自然天成，更在于神韵。外表之美、丑、胖、瘦很难改变，而神韵之美是由内心而发，自然流露，故人人可得，人人可以修成。
中国传统女子幽娴贞静，四德守仪，行己有耻，动静有法。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阴阳和合，尊卑有序。神州五千历史大戏中，先周“三太”（太姜、太任、太姒），相夫教子，母仪天下，为普天之女子习承，故始有“太太”之谓。
没有嫉妒心的女子，神态会恬静，脸如秋月般静美；
没有嗔恨心的女子，常有柔顺似水的品行，眼神会非常清纯而水灵；
常能轻言细语，不说粗话，且能常随喜赞叹别人的女子，可以吐气如兰，成就甜蜜动听之音声；
不邪淫之女子，出污泥而不染，心如净荷，可得高贵圣洁之相，气质优雅，楚楚动人；
不骄慢之女子，可成就朴实清纯之相，有山泉涓涓流淌之美感；
对万事万物心存爱心，常行布施的女子，因平等之爱心，而生出母爱般的光辉，成就神彩照人的慈和之美；
不贪婪、不抱怨之女子，因神气清净内敛，可得丰满圆润之体韵，并有柔弱无骨之美感；
重德循礼，纯真善良的女子常能为别人着想，通达明理；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女子，可以吐气如兰，成就贤淑动听之音声；
做事专注、用心纯正，有具有以上诸德之女子，气注神凝，长久肌肤纯净如凝脂，神态恬美大方，静如皎月，动如波光熠动流淌，自然成就淑女诸种美德，形神魅力无可抵挡。
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日久天长就会凝固于人的脸上，可谓“有诸内者，必形诸外”。心念即生，必然作用于身体，如果内心平和宁静，神清气爽，达观宽厚，磊落光明，便会气血调和，五脏安宁，身体康健，必是满面光华，神采飞扬，美好的容貌可成。
男人如山，女人如水。自古以来山水相依才能构造一幅幅美丽的图画，光有山没有水，再巍峨雄伟的山都只能是一座枯山，只有有了水以后才能郁郁葱葱和生机勃勃。而此中水的作用就在于它的润滑、滋润和延展性能上，其中品性与女人所必须具有的温柔忍耐恰恰不谋而合。世界本就是这般神奇，万事万物只有做到了阴阳两合才能乾坤和谐。
女人之所以为女人，那是因为身上有着男人不常有或者是不能有的品质，一个女人若是不懂得温柔忍耐，是构不成完整的女性魅力的，同时她也自然放弃了上天所赋予的最有效、最美、最宝贵的力量和魅力。
&女子如何才能美貌又贤惠：班昭《女诫》教七招（汗青网佚名
班昭（约45——约117年），一名姬，字惠班，东汉文学家，中国第一个女历史学家。班昭是班彪之女，班固与班超之妹，曹世叔之妻，据闻是为难得一见的美人。曹世叔早逝，汉和帝知她博学高才，召她入宫担任皇后和妃嫔的教师。兄长班固编纂《汉书》未竟而卒，班昭承其遗志，独立完成了第七表《百官公卿表》与第六志《天文志》，《汉书》遂成。另外班昭还著有《女诫》，成为后世指导妇女行为准则的必读之书。她去世时，皇太后亲自素服举哀，为她行国葬之礼。金星上的班昭陨石坑是以她的名字命名。
东汉女史学家、文学家班昭，家学渊源，其父班彪是东汉时期的大文豪，长兄班固修《前汉书》，二哥班超投笔从戎，是打通“丝绸之路”的赫赫功臣。班昭本人常被召入皇宫，教授皇后及诸贵人诵读经史。在七十多岁高龄时，她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完备的女性礼教典籍《女诫》。她在书中从七个方面规范了女子立身处世的品德和行为礼仪，在之后的几千年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班昭在《女诫》中教导女子当以柔弱为美，以恭顺谦让为德。《女诫》的第一篇论述卑弱。什么是卑弱？《女诫》中说：“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可见，卑弱不是卑微卑贱，而是谦卑柔弱，这与君子的谦恭是一致的。女子要能够谦虚忍让，对一切人、事、物真诚恭敬。好事先让给别人，自己能谦退在后。做了善事不张扬，做了错事不推脱。忍辱负重，常常担忧自己做得不够好。这都是谦卑柔弱、在人之下的性情。所谓“满招损，谦受益”，水往低处流。一个谦虚，内敛，恭敬，顺从的人，自然在各种环境中都会受到大家的欢迎，从而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卑弱是女性最基本的处世之道。
《女诫》的第二篇是夫妇。曰：“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这里可以理解为，夫妇之道是上天根据阴阳契合的原理，本着宏大的慈悲，创造的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是人伦之中最关键的。而若“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丈夫若无德行，则无法引领妻子，妻子如果不贤德，则无法事奉、辅佐丈夫。丈夫引领不了妻子，则失去了威严，妻子辅佐不了丈夫，就失去了道义。
《女诫》的第三篇敬慎中说：“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意思是阴和阳的特性各是不同的，男女的行为也应有别。阳性以刚强为品格，阴性以柔弱为表征，男人以强健为高贵，女人以柔弱为美丽。又道：“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故曰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谓也；夫顺非它，宽裕之谓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宽裕者，尚恭下也。”这里明确指出，“恭敬柔顺”之道是女子的最大礼仪。恭敬就是要能持之以恒；柔顺就是要宽恕裕如。长久保持恭敬的人，知道适可而止，知足常乐，宽恕裕如的人，善于恭敬居下。“夫为夫妇者，义以和亲，恩以好合。”夫妻之间以恩义相待，刚柔相济，阴阳相合，相敬如宾，做到了这一点，才能获得真正的美满幸福。
《女诫》第四篇妇行中说“女有四行，曰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这是女子不能缺少的大德，即“三从四德”中的四德。班昭认为，妇德不必才明绝异，女子应该“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但要“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妇容不必颜色美丽，需“盥浣尘秽，服饰鲜絜，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妇功不必技巧过人，只要“专心纺绩，不好戏笑，絜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做到了这些，就尽到了女人的本份。
《女诫》第五专心篇，是指出了女子从一而终的道理。丈夫是妻子的“天”，我们生活在人世间，几时离开过天呢？这正如妻子和丈夫永不分离，是同样的道理。“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如果不能做到，天将惩罚于人。此外，专心还包括专心正色。曰：“礼义居洁，耳无涂听，目无邪视，出无冶容，入无废饰，无聚会群辈，无看视门户，此则谓专心正色矣。”守礼守义、纯净纯善，不合于礼的绝对不听，目光很端正，不左顾右盼、邪视他人，出门不能打扮得妖艳，居家也不能穿着太随便。不和品行不端者交友，不沉迷于外面世界的浮华。以上都是“专心正色”的表现。
在第六篇曲从里，班昭教授女子婆媳相处之道，曰：“夫虽云爱，舅姑云非，此所谓以义自破者也。然则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于曲从矣。”夫妻虽然恩爱，但是如果儿媳不被公婆认可，那家庭也无法真正和睦，要如何得到公婆的真心疼爱呢，就要做到“曲从”。公婆说的对要遵从，说的不对尤其要听从。不要争辩是非曲直，这就是所谓的曲从。曲从是一种谦恭卑下的态度，是敬长之德，也是忍辱之德。是非自有公论，忍的一时天地宽呀。
当然还有《女诫》的第七篇叔妹。“夫嫂妹者，体敌而尊，恩疏而义亲。若淑媛谦顺之人，则能依义以笃好，崇恩以结援。”丈夫的兄嫂弟妹，虽然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但却有深厚的亲缘和情义在，是为妇者所敬重或疼爱的亲人。谦虚柔顺的好女子，必定能够和夫家的亲人和睦相处。
古代女子大多不从事社会工作，以家庭为主，所以班昭认为女人要晚睡早起，辛勤洒扫，专心纺织，烹调美食以奉宾客。与夫家的父母、兄妹相处要谦顺忍让，宽容和睦，不要强争是非曲直，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要多从自已这方面找原因：“自非圣人，鲜能无过！故颜子贵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贰，而况妇人者也！谦则德之柄，顺则妇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
近代女权运动兴起，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强调男女都一样，班昭的《女诫》被批判为封建礼教（注：其实我国历史从先秦到清朝并非是封建社会）的精神枷锁，许多女人追求“解放”，个性强势逼人，背离了上天赋予女人的柔美特性，好比以己之短比男人之长。我们经常听到有男士在抱怨：我想娶的是女人，可她呢，即不温柔体贴，也不扫地做饭，一整天在外面跑，说话比我还声大，有理就不饶人，你说我要她干什么？由此女人便失去丈夫的爱护与尊重，有苦难言，家庭不和谐，还要在社会上拚搏，最后弄得身心疲惫。
传统女子以恭顺柔弱为美，顺天道故而生生不息，演绎了不朽的传说，繁荣了璀璨的华夏文明，班昭与蔡文姬、卓文君、李清照并列为古代四大才女，她十四岁嫁给曹世叔，夫妻谦让互补，育有几个子女，生活幸福美满，在哥哥班固死后独立续写《汉书》，被请到宫中尊为皇后与嫔妃的老师。她是一个卓越的女人，她的德行、才华与社会地位，几人可比？不论时代如何变迁，《女诫》依然对当代女子有值得借鉴之处。
班昭的《女诫》七篇，言之谆谆，用心良苦，是她发自内心给后世女性留下的“不朽名言”，它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女儿，遵从这样的女德规范做人，稳定着一个个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家庭，才使得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礼义文明薪火相传！
古代徽商教子做好官
教女做好儿媳（王世华 14:22）
教子、嫁女，人之常事。但不同的人由于价值观不同，教子与嫁女的做法就会千差万别。近来检阅有关史籍，发现几条徽商教子嫁女的材料，很有意思，读来也颇能发人深思。
清代嘉庆年间的许仁，字静夫，号耕余，徽州歙县人。他从小聪颖好学，因家境贫苦，只得弃儒经商。许仁贾而好儒，经商之余，仍然孜孜不倦地读书，“夜执卷吟哦，每至烛见跋（尾）始休”，著有《丛桂山房诗稿》行世。许仁也做过大量善事。道光十年（1830），芜湖发大水，凤林、麻浦二圩堤溃，圩区一片泽国。许仁正好从汉口来芜，见此情形立即主持救灾，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重新修筑圩堤。第二年春天，堤防刚刚竣工，夏季洪水又来袭，漫圩堤丈许。许仁又毅然担起赈灾责任，他雇船“载老弱废疾置之高地”，“设席棚，给饼馒，寒为之衣，病为之药”，还为农民代养耕牛；水退之后又分发麦种，“倡捐巨万，独任其劳，人忘其灾。”许仁曾制定凤林、麻浦《二圩通力合作章程》十六条，让百姓奉行。正因为许仁为芜湖百姓做了这么多好事，所以他去世后，“芜湖人感其德，请于官，立祠于凤林圩之殷家山，祀焉。”一个商人，能够得到百姓如此真心爱戴，真是难能可贵。许仁有四个儿子，第三子许文深曾为海南巡检（从九品官），赴任之际，许仁特意写了一首《示儿》长诗，诗云：
昨读尔叔书，云尔赴广东。交亲为尔喜，我心殊忡忡。此邦多宝玉，侈靡成乡风。须知微末吏，服用何可丰。
需次在省垣，笔墨闲研攻。懔慎事上官，同侪互寅恭。巡检辖地方，捕盗才著功。锄恶扶善良，振作毋疲窿。
用刑慎勿滥，严酷多招凶。勿以尔是官，而敢凌愚蒙。勿以尔官卑，而敢如聩聋。我游湘汉间，声息频相通。
闻尔为好官，欢胜列鼎供。况承钜公知，宜副期望衷。勉尔以篇章，言尽心无穷。
这件事及诗文见于《歙事闲谭》卷七。意思是说，昨天接你叔叔来信，得知你将去广东赴任。亲戚都为你高兴，我却为你担心。为什么呢？听说这里盛产宝玉，奢侈靡费已成风气。你要知道你只是一个微末小吏，衣服日用怎能贪图享受呢？你还要到省里等候补缺，一有闲空就应刻苦读书。对待上司要小心谨慎，对待同事要谦逊有礼。你担任巡检一职，稽查捕盗才能立功。你一定要锄恶扶善，不能尸位素餐。用刑一定要谨慎，滥用严刑必然招致祸端。你不要以为你是个官，就敢欺压百姓了，也不要以为巡检只是一个小官，就可以装聋作哑，敷衍了事。我虽然在湘汉经商，但信息还是灵通的。听说你是好官，我会非常高兴。况且你被任命，是得到上级的信托，就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这篇勉励你的文字虽短，但我心里对你的期望是无穷的。
儿子接到这首诗后，自然非常感动，史载许文深“官佛山时，常悬座右，故能廉洁自守，民情爱戴”。显然他是牢牢记住了父亲的教导并努力践行的。《松心文抄》云：“小琴（许文深字）官粤三十余年，九龙司、五斗司、沙湾司三任巡检，勤于缉捕，所至咸得民心。去任之日，士民沿途祖饯，去后犹称道不衰。”显然他没有辜负父亲的谆谆教诲，成为一位造福一方、口碑甚佳的好官。
另有一位徽商吴廷枚，歙县人，寓居江苏东台安丰镇，平时经商之余好学耽吟，曾著有《鸥亭诗钞》。女儿出阁时，他没有大操大办，作为商人，他不是没钱，但他并没有为女儿准备丰厚的嫁妆大摆阔气，而是写了一首《嫁女诗》赠送女儿：
年刚十七便从夫，几句衷肠要听吾；只当弟兄和妯娌，譬如父母事翁姑；
重重姻娅厚非泛，薄薄妆奁胜似无；一个人家好媳妇，黄金难买此称呼。
这个故事保存于嘉庆《东台县志》卷三十《传十一·流寓》（清道光十年增刻本）吴廷枚教育女儿到了夫家后，要把妯娌当成自己的兄弟一样和睦相处，对待公婆要像对待父母一样孝敬。夫家的亲戚很多，都要热情相待。我给你的嫁妆虽然不多，但比没有要强吧。你要知道，如果别人夸你是人家的一个好媳妇，这是黄金也买不到的啊。短短八句诗却表现了一个商人不跟风摆阔、崇尚孝义的不俗境界。
两个普普通通的商人无论教子还是嫁女，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教育他们如何做人。做官要当一个清官，做媳妇要做一个好媳妇。他们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境界？不仅是他们有文化，最重要的是明事理。他们知道，这是做人的底线和准则，越过了这个底线，违背了这个准则，绝没有好结果，这是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道理。历史是一面镜子，在这个镜子面前，我们今天应得到借鉴。（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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