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八大帅哥将领 蒋介石目光中自有一种不怒而威的慑人气势
原标题：国民党的八大帅哥将领
国民党的领袖蒋中正，英武肃然，挺拔潇洒，目光中自有一种不怒而威的慑人气势。
风流倜傥的少帅张学良，一生蒙无数红颜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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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解放前夕策反国军将领程潜、陈明仁起义始末
　　余志宏策反程潜记
　　1947年初，在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余志宏受党组织派遣，回到长沙。不久，他与地下党长沙市工委负责人官健平接上了头。这年暑假，官健平带着余志宏来到中共湖南地下省工委所在地与书记“唐先生”（周里的化名）见面。从此，余志宏就在周里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统战和情报工作。
　　1948年7月，程潜来到湖南，出任国民党长沙“绥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湖南省工委对他进行了全面分析后认为，他还是有可能走和平道路的。那么谁来做程潜的工作呢？周里把目光放在了地下党员余志宏身上。余志宏毕业于中山大学，曾任前湖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的秘书，后到湖南大学任讲师，而且他与程潜还是醴陵老乡。周里认为由他来做程潜的统战工作再合适不过了。周里任命他为省工委策反小组组长。
　　要争取程潜，就要通过能接近程潜的人去做工作，程潜的族弟程星龄无疑是最佳人选。余志宏通过马子谷（原在福建省政府当顾问，因“杨潮案”被国民党反动派驱逐出福建，当时在长沙闲居），了解到因共产党嫌疑被蒋介石囚于台湾的程星龄已获释，欲回长沙。余志宏认为此时把程星龄接回长沙，将大大有利于策动程潜起义。他的设想得到了周里的赞同。不久，余志宏就托人带信给程星龄，希望他尽快回长沙。1948年8月，程星龄举家回到长沙。
　　程星龄回到长沙后，周里和余志宏多次与他会面，商量如何争取程潜。当时他们主要开展了两项影响较大的活动：一是王家菜园（蒋昆住处）的时事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人员有绥署秘书长刘岳厚、长沙市市长蒋昆和在省银行工作的唐文燮等六人。目的是通过议论时事，了解各方面的动态。这个座谈会每周一次。二是桃子湖（方叔章住处）的便宴。这是经余志宏安排，由程潜的顾问方叔章出面邀请的。前来赴宴的有湖南大学教授李达、伍薏农，民盟湖南地下组织负责人肖敏颂，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肖作霖、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还有程星龄、余志宏。宴席中李达的一番话给人印象深刻，他说：“内战是的确打不得了，但国民党一定要打。其实，打下去对国民党也并没有什么好处，打就只有灭亡得更快更彻底，现在的形势已经非常清楚了。颂云（程潜的字）先生是国民党元老，是一向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孙先生生前就已经深知只有和共产党合作，中国革命才有希望。以颂云先生的经历，当然应该有更深切的体会。”事后，肖作霖、邓介松向程潜汇报了这次便宴的情况。程潜对李达所说的话表示赞同说：“本来就是他说的这样，现在确实没有别的什么路好走了。”
　　1949年元旦，新华社广播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宣布了一批战犯名单。程潜的名字赫然在列。此时的程潜内心十分矛盾：既想靠拢共产党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又怕共产党把他作为战犯惩办，因而终日坐卧不安。为了打消程潜的顾虑，方叔章多次与程潜谈话，向他讲了中共不咎既往的政策，又指出国民党的败局已定，如果不主动起义，势必要被迫投降，与其被迫投降，不如主动起义。程潜经过深思熟虑，表示愿意接受李达的建议，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1月初，程星龄即以程潜代表的身份向余志宏提出，希望会见地下党省委负责人。余志宏请示周里，周里同意由余志宏陪同其会见程星龄。会见时，周里对程潜起义表示热烈欢迎，称赞他这是为人民做了件大好事，人民一定会记得的。至于个人安全问题，不必有任何顾虑，但希望先做5件事：一、由我方推荐新化、醴陵等5县县长；二、撤换长沙警备司令蒋伏生；三、不要进攻我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四、约束特务宪警，不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不得压制进步的群众运动；五、在军政高级官员中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周里指定余志宏代表地下省工委与代表程潜的程星龄正式联系，定期交换意见及有关军政方面的情况。程星龄向程潜转告了周里提出的5件急需做的事，程潜都一一答应。　　二
　　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为了使湖南和平起义得到顺利实现，程星龄和余志宏商定了三条具体措施：
　　一是把在武汉当警备司令的陈明仁调来长沙。这是三条措施中最关键的一条。因当时在湖南掌握兵权的是以李默庵、黄杰为首的蒋介石的嫡系。黄杰是反共的；李默庵在白崇禧倡导和平时倾向和平，但要他投向中共，就疑惧不定了。而陈明仁与程潜既是同乡，又是师生关系，相处甚好，如把陈明仁调来长沙，掌握兵权，对湖南和平起义是十分有利的。
　　日陈明仁来到长沙。他主动把蒋介石密令他监视程潜的事告诉了程潜。程潜说：“你要捕就捕，要杀就杀。”陈明仁则说：“我要抓你就不会告诉你。我不听蒋介石的，听你颂公的。”不久，陈明仁派出亲信李君九、温汰沫和陈庚作为他的代表，同地下党的代表余志宏正式联系。为了协调程潜、陈明仁的行动，余志宏组织程星龄、马子谷、李君九、陈庚定期碰头，一方面听取他们关于起义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另一方面传达省工委的指示，商讨解决一些重大问题。
　　二是通过程潜，任用唐星为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使之周旋于程潜、白崇禧之间。唐星长期反蒋，赞成程潜起义，他与白崇禧又有一定的交情。这样他通过和白崇禧的接触，可以了解到桂系的一些动态与意图。同时唐星在白崇禧的面前对于程潜的情况可以相机加以掩饰，以保障起义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程潜的安全。
　　解放军抵达湖南境内后，白崇禧决定陈明仁守长沙，自己率领桂军向衡阳撤退，要求程潜率领湖南地方部队向广西撤退。唐星对白崇禧说：“湖南地方部队靠不住，怎能让其撤退到我们的后方去，万一出了岔子怎么办？不如让他们向邵阳撤退，由我同魏镇（原系桂系，当时任邵阳警备司令，已决定随程潜起义）负责掌握。”白崇禧想了想，同意了唐星的提议。在白崇禧向衡阳撤退的同一天，程潜率部向邵阳撤退，最终摆脱了白崇禧的控制。
　　三是策反军统大特务张严佛、宪兵团长姜和赢。张严佛曾任军统局中将主任秘书。戴笠死后，他在保密局内部受到排挤，回到湖南任湖南省党政军联合办公室副主任。程星龄向程潜建议：为了防止特务对起义工作的破坏，应积极争取张严佛，借以控制长沙的军统特务。余志宏就此事请示周里，周里说：“如能通过张严佛控制住特务的破坏，当然是好事，但要特别警惕。”余志宏派涂西畴去做张严佛的工作。由于张自身就有和平起义的意向，涂西畴很快就做通了张的工作。不久，在张严佛的影响下，湖南的保密局特务骨干都表示愿跟颂公走向和平。
　　1948年冬天，余志宏通过唐星、马子谷做宪兵团第十团团长姜和赢和保安团团长刘鸣球的工作。姜、刘都表示愿意跟随程潜起义。于是长沙城内敌人的主要武装力量都被稳住了。当时夏印曾说过：“一个地区的军统特务全部落网和整个宪兵团起义，是以前没有过的事。”　　三
　　1949年4月，解放军逼近武汉，白崇禧急谋退守湖南。这使程潜深感不安。在这种情况下，程潜担心程星龄联系的中共地下党这条线，同人民解放军联系不上。因此，他告诉程星龄，想和地下党负责人面谈。
　　程星龄把这件事告诉了余志宏，余志宏向周里作了汇报。周里指示说：“我不好出面，你可作为地下党的代表见他。”
　　不久，余志宏由程星龄陪同去省政府主席办公室见程潜。程潜见程星龄领来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便说：“你呀！我看你不像是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我要见你们的负责人。”同时他郑重表示：“我要搞就搞明的，不搞暗的，我不会害共产党的负责人的。”由于程潜坚持要见地下党负责人，第一次谈话只得草草结束。
　　余志宏将情况向周里汇报后，周里说：“你再去对程潜说清楚，你虽不是地下党的负责人，但是地下党派来的代表，要他有话尽可同你讲，你可以向党中央直至毛主席转达，不会泄密，不会暴露。”
　　余志宏和程潜第二次见面时，把周里的话对他讲了，程潜这才相信。这次会面，余志宏着重阐述了共产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同时代表党组织向程潜提出三点要求：一、释放一切政治犯；二、负责保护国家财产、机关、档案和工厂、交通、桥梁；三、不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程潜表示第一、二条完全可以做到，就是第三条有些困难，因为捕人权一部分是由蒋介石掌握的特务干的，他无法完全控制，但表示会努力去做。同时程也向我党提出三条：一、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但不参加共产党；二、反对蒋介石但不背叛国民党；三、不要把他放在战犯之列，起义后能保全首级就如愿以偿了。他在南京、上海、长沙都有房子，只要把上海的房子留给他，就满足了。这次会谈打消了程潜的顾虑，坚定了他起义的决心。
　　日下午，国民党湖南军政首脑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8月5日，湖南耆宿和各界著名人士唐生智、周震鳞、仇鳌等100余人通电响应起义。当晚，人民解放军进驻长沙，湖南宣告和平解放。
　　湖南和平解放后，余志宏担任湖南大学的军代表兼湖南大学的秘书长，后调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1972年10月，余志宏因胃癌流血不止，在市立第四医院去世，终年56岁。　　二
　　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为了使湖南和平起义得到顺利实现，程星龄和余志宏商定了三条具体措施：
　　一是把在武汉当警备司令的陈明仁调来长沙。这是三条措施中最关键的一条。因当时在湖南掌握兵权的是以李默庵、黄杰为首的蒋介石的嫡系。黄杰是反共的；李默庵在白崇禧倡导和平时倾向和平，但要他投向中共，就疑惧不定了。而陈明仁与程潜既是同乡，又是师生关系，相处甚好，如把陈明仁调来长沙，掌握兵权，对湖南和平起义是十分有利的。
　　日陈明仁来到长沙。他主动把蒋介石密令他监视程潜的事告诉了程潜。程潜说：“你要捕就捕，要杀就杀。”陈明仁则说：“我要抓你就不会告诉你。我不听蒋介石的，听你颂公的。”不久，陈明仁派出亲信李君九、温汰沫和陈庚作为他的代表，同地下党的代表余志宏正式联系。为了协调程潜、陈明仁的行动，余志宏组织程星龄、马子谷、李君九、陈庚定期碰头，一方面听取他们关于起义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另一方面传达省工委的指示，商讨解决一些重大问题。
　　二是通过程潜，任用唐星为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使之周旋于程潜、白崇禧之间。唐星长期反蒋，赞成程潜起义，他与白崇禧又有一定的交情。这样他通过和白崇禧的接触，可以了解到桂系的一些动态与意图。同时唐星在白崇禧的面前对于程潜的情况可以相机加以掩饰，以保障起义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程潜的安全。
　　解放军抵达湖南境内后，白崇禧决定陈明仁守长沙，自己率领桂军向衡阳撤退，要求程潜率领湖南地方部队向广西撤退。唐星对白崇禧说：“湖南地方部队靠不住，怎能让其撤退到我们的后方去，万一出了岔子怎么办？不如让他们向邵阳撤退，由我同魏镇（原系桂系，当时任邵阳警备司令，已决定随程潜起义）负责掌握。”白崇禧想了想，同意了唐星的提议。在白崇禧向衡阳撤退的同一天，程潜率部向邵阳撤退，最终摆脱了白崇禧的控制。
　　三是策反军统大特务张严佛、宪兵团长姜和赢。张严佛曾任军统局中将主任秘书。戴笠死后，他在保密局内部受到排挤，回到湖南任湖南省党政军联合办公室副主任。程星龄向程潜建议：为了防止特务对起义工作的破坏，应积极争取张严佛，借以控制长沙的军统特务。余志宏就此事请示周里，周里说：“如能通过张严佛控制住特务的破坏，当然是好事，但要特别警惕。”余志宏派涂西畴去做张严佛的工作。由于张自身就有和平起义的意向，涂西畴很快就做通了张的工作。不久，在张严佛的影响下，湖南的保密局特务骨干都表示愿跟颂公走向和平。
　　1948年冬天，余志宏通过唐星、马子谷做宪兵团第十团团长姜和赢和保安团团长刘鸣球的工作。姜、刘都表示愿意跟随程潜起义。于是长沙城内敌人的主要武装力量都被稳住了。当时夏印曾说过：“一个地区的军统特务全部落网和整个宪兵团起义，是以前没有过的事。”　　三
　　1949年4月，解放军逼近武汉，白崇禧急谋退守湖南。这使程潜深感不安。在这种情况下，程潜担心程星龄联系的中共地下党这条线，同人民解放军联系不上。因此，他告诉程星龄，想和地下党负责人面谈。
　　程星龄把这件事告诉了余志宏，余志宏向周里作了汇报。周里指示说：“我不好出面，你可作为地下党的代表见他。”
　　不久，余志宏由程星龄陪同去省政府主席办公室见程潜。程潜见程星龄领来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便说：“你呀！我看你不像是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我要见你们的负责人。”同时他郑重表示：“我要搞就搞明的，不搞暗的，我不会害共产党的负责人的。”由于程潜坚持要见地下党负责人，第一次谈话只得草草结束。
　　余志宏将情况向周里汇报后，周里说：“你再去对程潜说清楚，你虽不是地下党的负责人，但是地下党派来的代表，要他有话尽可同你讲，你可以向党中央直至毛主席转达，不会泄密，不会暴露。”
　　余志宏和程潜第二次见面时，把周里的话对他讲了，程潜这才相信。这次会面，余志宏着重阐述了共产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同时代表党组织向程潜提出三点要求：一、释放一切政治犯；二、负责保护国家财产、机关、档案和工厂、交通、桥梁；三、不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程潜表示第一、二条完全可以做到，就是第三条有些困难，因为捕人权一部分是由蒋介石掌握的特务干的，他无法完全控制，但表示会努力去做。同时程也向我党提出三条：一、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但不参加共产党；二、反对蒋介石但不背叛国民党；三、不要把他放在战犯之列，起义后能保全首级就如愿以偿了。他在南京、上海、长沙都有房子，只要把上海的房子留给他，就满足了。这次会谈打消了程潜的顾虑，坚定了他起义的决心。
　　日下午，国民党湖南军政首脑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8月5日，湖南耆宿和各界著名人士唐生智、周震鳞、仇鳌等100余人通电响应起义。当晚，人民解放军进驻长沙，湖南宣告和平解放。
　　湖南和平解放后，余志宏担任湖南大学的军代表兼湖南大学的秘书长，后调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1972年10月，余志宏因胃癌流血不止，在市立第四医院去世，终年56岁。蒋介石听到哪位国民党投诚将领讲话后吃降压药压惊？|蒋介石|国民党_凤凰历史
蒋介石听到哪位国民党投诚将领讲话后吃降压药压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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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蒋介石称为“创造了人世间的奇迹，不愧为难得将才”的陈明仁将军在9月19日政协大会发言道：“我起义了，这既是对白崇禧实行兵谏，也是我对蒋介石的大义灭亲……”当时，蒋介石听到陈明仁的公开讲话，头一下子大了起来，不得不服降压药。
核心提示：被蒋介石称为&创造了人世间的奇迹，不愧为难得将才&的陈明仁将军在9月19日政协大会发言道：&我起义了，这既是对白崇禧实行兵谏，也是我对蒋介石的大义灭亲&&&当时，蒋介石听到陈明仁的公开讲话，头一下子大了起来，不得不服降压药。&本文摘自：《中老年时报》日第7版，作者：孟洪，原题：《新中国诞生这天的蒋介石》日这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之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举国欢庆，华夏沸腾。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会铭记的重要时刻，尤其是对一个人，似乎更加难忘，这个人就是毛泽东的&老对手&&&蒋介石。此时此刻，他在哪里，在做什么? 最后关头放弃空袭计划 日。 清晨。 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陈济棠公馆&&蒋介石在广州的居所。 蒋介石的官邸死一般地寂静。突然，电话铃声响起，打破了寂静，也打断了正在思考的蒋介石。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已经打过几次电话了，但蒋介石一直犹豫不决，下不了决心。每一次，周至柔得到的回答都是&再等等&。 &校长，再不起飞，我们就不能按时到达了。&周至柔焦急地向蒋介石说出了最后的底线。 蒋介石猛地站起身，对着话筒说：&任务取消。& 周至柔大惑不解，连忙问：&校长，请再考虑考虑，我们准备得很充分，保证完成任务。& &任务取消。&蒋介石又一次更加坚定地重复一句，然后放下了电话筒，他慢慢地坐回沙发，脸上没有一丝的表情。 不过，在今天看来，蒋介石倒是作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他取消了用空袭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计划。这个计划蒋介石与周至柔密谋了很久，也精心准备了很长时间。蒋介石为什么在最后关头取消这一计划呢？因为他最终明白：即使他把天安门地区炸个稀巴烂，破坏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他得到的只能是中国人民的更加愤恨和美国人对他黔驴技穷的蔑视。而且，天安门广场与故宫相连，如果把故宫炸了，把北京的古建筑毁坏了，自己就成了烧阿房宫的项羽和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了，这样会招致全中华民族的指责和唾弃，成为千古罪人。所以，蒋介石最终放弃了破坏计划。 尽失人心，最后希望的破灭 日。 下午。 蒋介石一直守在收音机旁收听着中共的新闻，每听到他的许多老部下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典的消息时，蒋介石就愤然站起，破口大骂：&娘希匹，一群混蛋，老蒋待你们不薄，一群卖身求荣的王八蛋!&除此之外，蒋介石没有说过其它的话。 据美国人易劳逸著《毁灭的种子》一书，蒋介石的失败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许多部队倒戈投向共产党。书中说：&自日本投降后，国民党部队投向共产党的第一次重大倒戈，发生于日，高树勋将军与他的整个部队一起投向了河北的共产党。此后，倒戈部队的数目迅速增长。共产党宣称在1946年7月至1949年1月间抓获了370万俘虏，这些俘虏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是倒戈过去的。& 事实上，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高级将领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已成为大势所趋。 日，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军舰&重庆&号巡洋舰在吴淞口宣布起义，给国民党长江防线以沉重的打击；4月27日，在南京即将解放前夕，在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的率领下，25艘舰艇1200多名官兵起义；8月4日，程潜、陈明仁这对黄埔师生在长沙宣布起义。被蒋介石称为&创造了人世间的奇迹，不愧为难得将才&的陈明仁将军在9月19日政协大会发言道：&我起义了，这既是对白崇禧实行兵谏，也是我对蒋介石的大义灭亲&&&当时，蒋介石听到陈明仁的公开讲话，头一下子大了起来，不得不服降压药。而就在同一天，国民党驻绥远中将军长董其武，不顾蒋介石电报劝告，拒绝蒋介石派来的前军令部长徐永昌和空军副司令王叔铭的劝说，毅然在起义通电上第一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起义通电迅速传向北平，传向全国；9月25日，国民党驻新疆的近10万部队由陶峙岳领衔宣布起义。第二天，包尔汉代表省政府通电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 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北京举行宴会，专门宴请了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等26名国民党起义将领。席间，毛泽东几次举杯庆祝到会的原国民党军将领响应人民和平运动的功绩。毛泽东说：&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夜深了。然而此刻的蒋介石仍然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他烦躁地反复调换着收音机频率，尽管收音机里杂音很大，但他还是耐着性子听着。 这时，收音机里报道了一则北京破获一起国民党特务破坏活动的消息：&阴谋在人民政协开会期间进行捣乱活动的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分子木剑青，于20日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逮捕。该犯为国民党中统局特务，化名王建坤，于9月2日来京&&经北京市公安局连日侦审，特务匪犯木剑青已初步供出该案为国民党中统局有计划之捣乱活动&&&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再次落空，一股无名火直窜上脑门，他不由得大发雷霆：&一群废物!&骂得身边的人半天没敢吱声。夜色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对蒋介石来说，日这一天也许是他一生中最漫长、最难过、最刻骨铭心的一天吧。&
[责任编辑：高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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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点击排行国军将领忆长春解放围城：饿殍遍地 人间地狱
1961年，郑洞国与全家合影。后排右起：长子郑安飞、长女郑凤云、郑洞国、夫人顾贤娟、长媳焦俊保；前排右起：长孙郑建邦、小女郑安玉、次孙郑耀邦。1987年，郑洞国(左)在长孙郑建邦陪同下重访黄埔军校。194 8年10月，长春解放后，郑洞国(中)被送往哈尔滨。第十七期“我当时看到那个太阳都是没有光芒的。”1948年，45岁的郑洞国临危受命，任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吉林省主席，驻守长春孤城，与共军对峙，被困7个多月。从3月25日上任到10月21日投诚，他认为，这是自己“一生最为艰难和痛苦的一段时光”。10月21日凌晨，郑洞国所在的司令部外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这该是共军发起的最后攻击吧，”他想。随即身着戎装，神色庄重，平躺在床上，准备用枕头下的手枪自戕，可手枪早已被部下收走，他被迫投诚。此时，“兵不血刃”，共军终于完成了对长春的“和平解放”。20世纪50年代离开东北后，郑洞国后半生未再踏足这片土地。失守长春1950年郑洞国离开东北后再也未回过长春，1948年7月，格外漫长和燥热，这是这座城被包围的第二个月。市内存粮急剧减少，粮价飞涨，市场混乱。根据吉林省档案馆收藏的时国民党新编第一军重炮营第二连少尉指挥员胡长庚的日记，到7月16日，高粱米从最初的几元一斤涨到了每斤90万元；7月18日，他写道：“长春真不成世界了，这个死城。”亲历者后来回忆起当时的长春，常称其为“死城”或“人间地狱”。5月底丢失机场后，长春与外界唯一的空中交通被彻底断绝，粮食补给更加困难。7月以来，这座城市已有饿殍出现。郑洞国在回忆录中说，“因身体极度虚弱而病死、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就死去了，尸首也无人安葬。后来街市上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剧，我虽下令追查，但也不了了之。”他曾发动地方“慈善机关”收容被抛弃的婴孩，又动员军队眷属抱养，但弃孩越来越多，有时每天竟多达近百名，许多孩子因此而死掉。他还下令处决了3名囤积居奇的不法商人，又严处抢藏空投物资者，但这类事件仍屡禁不止。他不得不要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本票，票面数字最初是几十万元一张，后来提高到几十亿元，甚至几百亿元一张，临到长春快解放时，一两黄金也换不到几斤高粱米。面对极度饥饿威胁下的长春百姓，郑洞国自知前途茫茫，却不得不假装镇定，尽力维持秩序。到8月及9月份，他说：“长春已在山穷水尽的边缘了。”8月初，郑洞国收到蒋介石在发来的电令，开始开放南向沈阳、东向永吉两条路口，将长春城内的居民向城外疏散。1933年出生的沙秀杰和她的家人就在这个时候逃出了城，但由于出城不畅，大批百姓因此聚集在两军阵地之间的真空地带，出不得，入不能。沙秀杰一家人滞留在洪熙街(现红旗街)上，她的三弟说了句“那我不等了”，当晚饿死。另一名时任国民党军官段克文回忆，在真空地带停留过的儿子告诉他：“死尸遍地都是，经过热毒太阳一晒，肚皮胀得好高！到处腐臭难闻，真吓死人。”这些只是死去的上万人中的一小部分。据郑洞国回忆录，这些地方“终日哭号声不绝……饿死、病死的人无法计数，据说长春解放时，在城东、南郊一带掩埋的尸体就有几万具。”时任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回忆，在哨卡内外地区掩埋的尸体约8万具，卡哨以内居民，几乎每家都有亲人死亡。“当时我眼中的太阳，已失去了光芒，我真正体会到所谓日月无光的滋味。”作为司令官的郑洞国非常痛苦，“长春本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此时城内外却是满目疮痍，尸横遍地，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间地狱，人民遭受了一场亘古少有的浩劫！”长孙郑建邦在广州接受采访时说，祖父晚年每次回忆起长春围城，都是心惊肉跳，感到万分痛苦和歉疚，觉得此生此世都愧对长春的父老百姓。日凌晨，随着中央银行大楼外的一阵枪响，长春彻底解放。这一年的长春围城，是郑洞国军旅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1950年郑洞国离开东北，后再也未回过这里。“文革”后，郑建邦在东北师范大学读书期间，曾邀请祖父回东北，他也没有答应；吉林省党政领导也多次邀请他回长春看看，他都婉言拒绝。究竟多少百姓死于这次围困，不得而知。郑洞国说，他奉命防守长春时，哨卡线内外居民有50余万人，加上军队、军官眷属、公教人员和警察近70万人；时任国民党新七军参谋长龙国钧回忆，5月底失去机场时，全市居民就只剩下约15万了，到10月解放时，全长春仅有市民五六万。除开早期成功逃离长春的，尚传道认为，死去的长春市民约有12万人。5个月的围困，树叶、树皮、草根……一切能当作食物的东西，都被掘地三尺，伴随着这座城无声的哀鸣，又和百姓的躯体一起，回归了这片土地。准备殉职他给蒋介石发了一封诀别电报，“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他的长处在于坚忍不拔。”曾在缅北战场做过其随从参谋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如是评价郑洞国。戎马半生，这位黄埔军校一期的毕业生脑中，大概从未有过投降的念头。起初，在东北待了整整两年的郑洞国已对局势感到失望，想借病离开，远离内战，却临危受命，要驻守长春。“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困难的时候，我不负责，有谁负责？”当晚郑洞国辗转反侧，最后说服了自己，在1948年3月底，带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凉心情，抵达长春赴任。在经历了共军发动的冬季攻势之后，那时的国民党军队只剩下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孤立据点。到任之后，郑洞国立即采取的做法是“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粮食”。经过这些努力，他自信长春城防固若金汤，可以同共军较量一番。然而5月底长春机场的丢失，使空中交通中断，国军只能龟缩城内，再也不敢轻易大规模出击了。此后5个月围城，长春真快成为“死城”。郑洞国这边，虽面对百姓的死去痛苦不已，但也“丝毫没有改变坚守到底的决心”。10月3日，郑洞国开始下令拼死突围，然而这时，他发现士兵们已不能也不肯卖力气打仗了，打了几天，毫无结果。锦州失守的第二天，10月16日，蒋介石命令突围。紧急时刻，国民党60军起义了，长春一分为二。60军军长曾泽生给郑洞国写了封信，劝其起义，但郑想起蒋介石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唯恐(自己)在这最后关头因临阵起义而落下个‘卖主求荣’的坏名，故宁愿死心塌地地顽抗到底。”共军代表给他打电话，劝他不要做无谓牺牲，郑洞国愤愤地答道：“既然失败了，除战到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新7军参谋长龙国钧来见他，希望郑能一同起义。他说：“你们的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既然你们已决定放下武器，那么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好了。”19日上午，国民党新7军全体官兵放下武器，这前后，包括地方保安部队在内的国民党驻长春各部队也相继集体投诚，只有兵团特务团还据守在中央银行大楼内抵抗，成为重重包围中的一个小小孤岛。此时对郑洞国来说，是真的山穷水尽了。20日夜，他给蒋介石发了一封诀别电报，“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做好了随时殉职的准备。21日凌晨，中央银行大楼外突然枪声阵阵，郑身着戎装，平躺在床上，准备自戕，却伸手找不到手枪，他生怕稍迟一刻成为共军俘虏，忙站起来，慌张地在室内寻找任何可以结束生命的器械，不过闯入的国军卫士将他团团围住，阻止了他。原来副参谋长杨友梅等人，已与共产党谈妥，当日朝天放枪，佯装抵抗后放下武器。第二天，郑洞国经永吉，被送往哈尔滨解放区。两天后，《中央日报》发表文章《郑洞国壮烈成仁三百官兵全体殉职》，说“孤守长春之东北剿匪总司令兼吉林省主席郑洞国将军，自市区战起，率部坚守核心据点中央银行大楼，与匪英勇搏斗，嗣以弹尽粮绝，终于廿一日上午发出最后之一弹，壮烈成仁，所属三百官兵，亦全体殉职。”在上海看到这篇报道的郑洞国第二任妻子陈碧莲悲痛欲绝，9月，她还曾写信给郑，问其安好，又担忧又焦急，怪他：“不顾性命在干，这是为了哪种？”然而另一边，21日的《人民日报》就已发表《郑洞国率部投降 长春完全解放》，后《东北日报》发表了郑洞国到达哈尔滨车站的照片。至此，郑洞国的军旅生涯结束。冒名考试考入黄埔一期开始戎马生涯，成为名将郑洞国一生的事业始于黄埔军校。1903年生于湖南石门县南岳寺村一个农民家庭的郑洞国，家里排行老小，有长自己14岁的兄长郑潼国，还有3位姐姐。尽管家里条件不佳，但读过两年私塾的郑父千方百计供潼国、洞国两个儿子读书。郑潼国赴日留学后，回到家乡教书，他口中的“民主”“革命”这类新鲜词语，给郑洞国留下一个观念：清朝皇帝不好，必须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中国才有希望。1921年，他弃学投考湖南陆军讲武堂，但由于局势混乱，讲武堂无法开办，又只好回到石门县，接着读书。从军不成，郑洞国后来只好报考长沙的商业专门学校(今湖南大学前身)，开始学习经商。然而1924年，孙中山将在广州创办军官学校的消息传到郑洞国耳朵里，他说服兄长借钱给自己，没有告诉家里其他人，再一次弃学从军，这次，他来到了广州。但他还是去得晚了些，此时，军校第一期的报名已经截止。正当他大失所望时，朋友黄鳌说，自己初到广州时，怕一次考不上，先后报了两次名。现在他已被录取，却还空着一个名额，建议郑顶着他的名字去考试。郑想了想，觉得除此也无他计，于是决定大胆冒名一试。就此，郑洞国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始了24年的戎马生活。先后参加东征、北伐和抗日战争，成为名将。再卷入国共内战的东北战场，1948年长春被围困后，他被迫放下武器。随后，郑洞国参与到新中国的国家建设中来。1952年，他举家从上海迁往北京，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后来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于1979年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还是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三次婚姻对于覃氏的死，他悲痛万分，与她结婚十余载，两人和睦相待1918年，经父亲包办，15岁的郑洞国就和同乡一名大他8岁的农家姑娘覃腊娥结婚了。3年后，他的第一个孩子郑凤云出生，两年后，长子郑安飞出世。第一次东征后，郑洞国回了趟老家，看到了两年未见的妻儿，这期间，覃腊娥又有了次子郑安腾。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郑洞国派人将在湖南老家的父亲和妻儿接到蚌埠团聚。然而中原大战硝烟还未停，覃腊娥携子女去武昌居住时，不幸感染风寒病故。他在回忆录中说，听到这个噩耗时，兄长的话犹如惊雷击顶，他眼前一黑，顿时晕厥在地，不知过了多久，才渐渐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对于覃氏的死，他悲痛万分，与她结婚十余载，两人和睦相待，互相从未红过脸。祸不单行，第二年，郑父和郑潼国护送覃腊娥灵柩回石门，路途上，竟遇土匪，郑父惨遭杀害。数月之间，先后两位亲人离世。郑洞国的第二次婚姻始于1933年，他出差南京，看望病中住院的老乡，与陈碧莲邂逅。30岁的郑洞国和17岁的陈碧莲几乎是一见钟情。婚后他继续四处征战，而只要军队一有短暂驻扎时间，她便赶去与他团聚。两人虽未有生育，感情还算融洽。然而在上世纪50年代初，当他决定接受周恩来邀请，回北京工作时，陈以不服北方水土为由，不愿一同前往，两人最后协商离婚。经友人介绍，郑洞国在北京认识了第三任妻子顾贤娟，彼时郑52岁，顾35岁，还带着与前夫生下的一女。婚后一年多，顾氏生下一女，取名安玉。1972年夏，顾贤娟病故。郑洞国在给儿媳焦俊保的信中说：“贤娟的死，是我人生又一次最大的打击。”5年后，21岁的女儿郑安玉，竟被工作厂内一个求爱不成的男青年残忍杀害。此时的郑洞国，在北京又孑然一身了。后来陈碧莲还提出想和他复合，但被郑洞国拒绝。郑建邦回忆，陈碧莲活到了90多岁，他们还会经常去上海看望这位继祖母，“每次一说她都很后悔，当时三十几岁，太任性，没有跟我祖父去北京。”次子台湾失联上世纪80年代郑洞国曾尝试寻找，却至今杳无音信1948年，当郑洞国被困长春时，郑安飞和郑安腾收到蒋介石送的钱，决定去台湾读书。兄弟俩发现台湾当时也是人心惶惶，待了两个月，郑安飞选择回大陆继续读书，而郑安腾则留在了那里。此后海峡两岸，郑安腾与家人失去了联系。上世纪80年代大陆与台湾恢复交往后，郑洞国曾尝试寻找次子，却至今杳无音讯。作为军人，郑洞国与家人团聚的次数几乎屈指可数，也很少亲近自己的孩子。他回想起东征后第一次回乡探亲，郑凤云和郑安飞躲在覃氏的身后，怯怯地看着他，不敢说话。覃氏死后，3个孩子便过着寄人篱下、漂泊不定的生活。抗战期间，郑凤云嫁给其表兄陈某，从此一直生活在石门乡间。抗战胜利后，郑安飞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后被分配到沈阳工作。“文革”期间，郑洞国的家被红卫兵“光顾”过两次，但两次都“很文明”，郑建邦后来想，或许是周恩来总理保护了祖父。倒是儿子郑安飞，由于去过台湾不被信任，饱受迫害。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郑安飞一家才在组织的照顾下，迁居北京，和郑洞国一起生活。郑建邦留在阜新县做知青，后考上东北师范大学，毕业后也回到北京工作。郑洞国和孩子的话并不多，长孙郑建邦回忆，小时候常看到祖父和父亲俩在一个房间，一天也不说一句话。相比于父子之间的生分，郑洞国对孙辈则温和很多。郑建邦眼中的祖父一点都不威严，“不了解他过去的人，不会知道他是军人。”他极少主动跟孩子们回忆过去的戎马生活，常给他们谈论的都是历史或古代诗词。后来需要写回忆录时，也是郑建邦问一句，他答一句。日，郑洞国病逝于北京。临终前，他告诉家人：“我是个军人，对生死都看得很淡，你们不要为我难过，好好生活，我这一生对国事家事均无所憾，只可惜没看到祖国统一，如果国家统一了，国民革命就算彻底成功了。”参考资料黄仁宇著张逸安译《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2001年章戈、石灃《黄埔忠魂———郑洞国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年张正隆《雪白血红：国共东北大决战历史真相》，香港天地图书，1991年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郑建邦、胡耀平《铁血忠魂———中国抗日名将郑洞国图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辽沈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专题顾问曾庆榴(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教授)李杨(广州市社科院黄埔军校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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