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回顾：蒋介石庐山号召抗战 国共第二次合作作者:姜燕来源:新民晚报编辑:李啸啸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相继发表抗战宣言，全国各党派、社会各界纷纷表达支持抗战之决心。国共两党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危机的加重，由原来的对立、停战走向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在延安号召共产党员抗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宣言日，第29军挺进卢沟桥战事前线资料照片宛平城外响彻天际的炮火，唤醒了中华民众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相继发表抗战宣言，全国各党派、社会各界纷纷表达支持抗战之决心。国共两党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危机的加重，由原来的对立、停战走向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发表通电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蒋介石，“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要求“本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7月9日下午，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等代表全体红军打电报致蒋介石：“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同时，红军将领致电宋哲元，表示“誓做贵军后盾”。北平中共地下组织发动各界同胞援助29军抗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代表赴前线慰劳抗日官兵；青年学生参加情报、募捐、救护等工作，并组织战地服务团；长辛店的工人运送枕木、铁板和铁轨到宛平，修筑阵地；郊区农民为前线输送粮食、饲料、燃料和民工。人民群众的支援，激发了29军广大官兵的抗日热情。蒋介石庐山号召抗战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也把国民政府从有限妥协推上了抗战建国的道路。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确立了“不挑战，必抗战”的态度，并立即派军队北上，增援华北。7月10日，蒋介石向全国各行营、绥署及各省市发出密电，要求全国各地方各部队“确实准备，勿稍疏懈，以防万一”。这件密电实际上是一秘密的全国动员令。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不是偶然突发的，是日本“处心积虑的谋我之极”的结果，卢沟桥事变发展的结果直接关系着“中国存亡的问题”，中国已到了“最后关头”。“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中国政府对事变的解决有四点立场：（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国政府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廿九军现在所驻地域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中国政府解决事变的最低立场。卢沟桥事变若不能和平解决，“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蒋介石在庐山的这一谈话，是国民政府对日方针的根本性转变，标志着国民政府抗战建国方针已初步确立。从当时社会反应看，宣言的发表，无疑是一次全国抗战的大动员，它向世界宣示了中国政府团结御侮、反抗侵略的正义立场，日本当局也由此意识到面对侵略起而反抗的“中国国民政府对日全面战争的明明白白的决心”。8月14日，也就是淞沪抗战的第二天，国民政府正式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向全世界庄重宣布：“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之后，中国军队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复兴，在战场上和日寇展开了殊死搏斗。各党各派坚决抗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各党各派也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立即对日作战。原先活跃在中国社会的一些中间党派，如第三党、国家社会党、青年党、救国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派等，迅速参加到抗日的阵营中来。日，第三党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团结御侮、抗日救亡的八项主张。10月，李济深、陈铭枢等为表示“拥护政府”、“增强全民族团结”，自动解散中华民族革命同盟。1938年4月，国家社会党领袖张君劢、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先后致书蒋介石、汪精卫，表示“方今民族存亡，间不容发，除万众一心，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外，别无起死回生之途”。除拥护政府对日作战，各中间党派还在创办报刊，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各种民众团体支援抗战；发动募捐，慰问将士，救济灾民；贡献良策，争取宪政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更有许多中间党派成员，直接参加正面或敌后战场的对日作战，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英勇捐躯。中间党派在抗战中还有一个特殊贡献，就是调停国共。他们在抗战的两大党派之间调和纠纷，促成谅解，为全国团结抗战、一致对外起了积极有效的作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双方正式磋商合作抗日的具体事宜。谈判从日开始，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历时近五个月，会谈三次，在政权、军队、根据地等根本问题上未能完全达成协议。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产生了一股无与伦比的强大动力，冲开了从1935年底开始酝酿、西安事变奠立基业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功之门。继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表示愿为效力后，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即“共赴国难宣言”）。7月17日，国共第二次庐山谈判开始。8月18日，蒋介石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同意中共方案。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正式发表中共的《共赴国难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接纳共产党为国效力，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历尽坎坷，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正式形成。此后，在长达八年的时间内，国共双方的军队分别以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为主体，共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各界投入抗日洪流卢沟桥的炮声成了中华民族总动员的号角。全中国人民不分党派、阶级、民族、宗教、职业、性别、年龄，纷纷自觉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整个中华大地到处都是抗日的怒火，形成了中华民族史上空前的团结御侮、抵抗侵略的壮观局面。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后，山西、广西、四川、宁夏、云南、青海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仍占据着地盘，并拥有数量不少的军队，中国实际上还处于半分裂的状态。卢沟桥的炮声促成了国民政府军令、政令的统一。事变发生后，各地方实力派纷纷发表通电，拥护中央，拥护抗日。1937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防会议，各省军政长官均出席会议。知识分子在卢沟桥事变后也改变态度。蒋介石庐山讲话之前，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对记者说：“再这样下去，国将不国，还谈什么研究问题、科学救国！当今最大的问题，就是全国同心，把日寇赶出中国！”抗战爆发后，抗日急先锋青年学生们长途跋涉来到大后方，在那种“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面雨已息，里面犹在滴”的教室中坚持学习，保存和发展着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当祖国召唤、形势需要的时候，他们又毫不犹豫地投笔从戎，奔赴战场。血战沙场的士兵和源源不断的兵源补充，主要来自农民。他们一个个走上前线，兄去弟又离，子亡父不归；他们把自己胼手胝足收获的粮食一袋袋供应前线。农民以努力生产、协同作战支持着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以节衣缩食、忍饥挨饿支撑着大后方的巩固。世界各地华侨纷纷组织起来，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富商巨贾，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血汗。捐款是华侨表达自己爱国之心的一种方式，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1年初，广大华侨捐款总数达二十六亿美元，平均每月约六千万，成为支撑抗战的重要财源。张海鹏：为什么说共产党是抗战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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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为什么说共产党是抗战中流砥柱
　　核心观点
　　 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是主动积极的，国民党是被动接受的。从这个角度说，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难道没有道理吗？
　　 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创造性地把游击战上升为抗战战略，拖住了侵华日军的一半以上。
　　 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建立抗日根据地，与日军相周旋，与西南大后方相比，其艰苦程度是可以想见的。设想，没有敌后战场，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侵华日军全部压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上，国民党政府能够坚持两年以上吗？
　　 正面战场虽然败仗居多，牺牲惨重，但在阻滞日军迅速灭亡中国的图谋中还是起了重要作用。这方面也应该如实评价。
　　 正是两个战场的战略配合，才把日本军队的大部分拖住在中国，使它既不能迅速灭亡中国，也不能把更多兵力投放到太平洋战场，投放到亚洲其他地区。这是中国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巨大贡献。
　　 国民党的传统观点是不承认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认为共产党“游而不击”，这是不值一驳的。现在一些“国粉”与国民党的传统观点相呼应，全面美化国民党抗战，否认共产党抗战，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近年来，有些所谓网络“国粉”片面夸大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作用，似乎只有国民党政府领导了抗战。有的博文认为“蒋介石在抗战中的地位无人可以替代”，“纵观中国近现代史，蒋介石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有人甚至攻击共产党是中流砥柱的论断，认为只有国民党是抗日的。这种认识是不客观的，是不能反映抗战历史真相的，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
　　推动建立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有力证明
　　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近代中国唯一一场胜利了的对外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从“低谷”走向“上升”的标志，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枢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认识下实现的。离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难以想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全力推动的。由于民族大义当前，这个主张得到了全国民众和各政治团体的支持，也得到了执政的中国国民党的支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实际上存在两个领导中心，国民党是一个领导中心，共产党也是一个领导中心。少了一个，抗日战争获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个月占领我东北全境。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政府仍然采取不抵抗政策，加紧围剿江西苏区。日军继续挑战长城内外，侵略军进驻北平西南郊的丰台，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日，红军还在长征途中，中共发表《八一宣言》，主张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从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主张，推动民族的团结和国事的进步。蒋介石置全国人民抗日热情于不顾，命令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继续围剿刚到西北不久的共产党和红军，并且到西安督战，这不仅激起了西北人民的抗议，也激起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将士的民族大义，这导致后来张杨发动事变，扣押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出于民族大义，不顾血海深仇，和平处理了西安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后十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如果战端一开o那就是地无分南北o年无分老幼o无论何人o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表示了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经过国共两党谈判，国民党在9月22日正式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文件，蒋介石随之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确立了国共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确保抗战胜利的根本方针。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是主动积极的，国民党是被动接受的。从这个角度说，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难道没有道理吗？
　　敌后战场的存在是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又一证明
　　八年抗战，是靠两个战场来支持的，是靠两个战场的配合取得胜利的。这就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做战略配合，共同抵抗日本侵略。无论少了哪一个战场，民族战争取得最后胜利都是不可想象的。国民党掌握了政府，它有几百万军队，可以调动全国资源和人力。正面抵抗日军的进攻，当然非它莫属。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前，正面战场的形势还是好的，虽然首都丢了，上海、武汉、广州都丢了。面对强敌，这个代价是不得不付的。
　　武汉失守以后，正面战场的形势就不那么好了，国民党政府还有求和的表示，日本也有诱降的策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害怕日本的强大，主张退让，对抗日低调，大敌当前，却从事“和平运动”（对日投降活动），终于在1938年12月公开响应日本近卫首相对国民政府的诱降声明，走上了背叛国家、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道路，在南京成立伪政府。上百万国民党军队投降日本，成为在中国土地上帮助日本打仗的“伪军”。如果没有敌后战场的存在，中国抗战是支持不下去的。这一点，只需要看到，侵华日军的一半或者一半以上都用来对付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就可以了解问题的所在。
　　敌后战场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进日本军队占领的地方，在敌人的后方建立的战场。共产党没有掌握国家政权，不掌握国家军队，不能调动国家资源和人力。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都是很穷的地区，出产也不丰富，人口甚少。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战开始不过几万人，到抗战胜利也不到百万。开头一年多，国民党政府还给八路军、新四军拨付军费，此后就由共产党自己筹措军费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创造性地把游击战上升为抗战战略，拖住了侵华日军的一半以上。在敌人后方，不可能有阵地战，不可能有大部队展开，用游击战方式打击敌人，极为艰苦。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建立抗日根据地，与暴日相周旋，与西南大后方相比，其艰苦程度是可以想见的。设想，没有敌后战场，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侵华日军全部压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上，国民党政府能够坚持两年以上吗？正是因为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拖住了侵华日军半数以上，才分散了正面战场的压力，使得正面战场可以从容组织抵抗。说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难道不是历史事实吗？
　　正面战场虽然败仗居多，牺牲惨重，但在阻滞日军迅速灭亡中国的图谋中还是起了重要作用。这方面也应该如实评价。因此，对正面战场作战的军人，我们要肯定他们的功绩，高度评价他们的牺牲精神。但是如果离开了敌后战场对日军的牵制，离开了敌后根据地对日本占领者的骚扰和打击，正面战场坚持的时间是极为有限的。
　　反过来也一样，只有敌后战场，没有正面战场，抗战坚持到胜利也是完全不可能的。正是两个战场的战略配合，才把日本军队的大部分拖住在中国，使它既不能迅速灭亡中国，也不能把更多兵力投放到太平洋战场，投放到亚洲其他地区。这是中国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巨大贡献。
　　两个战场的战略配合，这就是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特点。这个特点，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和西方战场，都是唯一的，在亚洲和欧洲，没有哪一个国家有这种情形。法国号称欧洲强国，国家正规军队有一百多个师，编制师的数目甚至比德国多，但德国攻入法国，不到两个月，法国就投降了。法国未能形成两个战场对德作战，是一个原因。后来戴高乐在英国组织流亡政府，法共在国内组织了抵抗，但是毕竟颓势难挽。
　　在抗战的整体大局中，国民党、共产党都起着领导作用，不承认其中任何一个中心发挥的领导作用，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我们要追问：抗日战争究竟是谁领导的呢？一些网上活跃的“国粉”马上会答复：是国民党。这个回答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国民党政府可以领导正面战场，可以领导敌人未占领的大后方地区，却领导不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也领导不了敌后战场。反过来，共产党领导不了正面战场，领导不了大后方地区。抗日战争的全面领导是通过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来分别实施的。
　　说国民党是领导中心，是因为它掌握政府。这个政府是民族战争所必需的、国际国内承认的统一政权，它指挥着国家军队，担负着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必须要有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才可能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推动全国抗战的开展，才可能有全民族的抗战。没有蒋介石、国民党的参加，单凭共产党的力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难以独立支撑全国抗战大局的。抗战后期，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的国际联系作用也不可忽视，他们代表中国与苏联、美国、英国等，谈判废除《辛丑条约》和治外法权，蒋介石作为中国首脑出席开罗会议，做出了从日本手中收回台湾等地的决定以及参与建立联合国，这些成绩离开了国民党政权也是不行的。我们要尊重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
　　说共产党发挥了领导作用，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是因为它倡导、推动并始终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民族战争所必需的国内团结能够维持下来，而且，共产党还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动员敌后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担负着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从这些来说，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心，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共产党推动国民党抗日，监督国民党抗日，批评国民党在抗日大局上的动摇，都是从民族战争的共同利益出发的。幸好，国民党在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监督下没有放弃抗战的旗帜，把抗战坚持了下来，否则抗战前途不堪设想。共产党的这种监督作用，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这也是一种领导作用。没有这种领导作用，抗战往前进行是极为困难的。
　　客观地说，在抗日战争的整体大局中，国民党、共产党都起着领导作用。这个作用，都是全局性的。不承认其中任何一个中心所发挥的领导作用，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承认国民党的领导中心，没有削弱、更没有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中心的全局性作用。承认共产党领导中心，也没有否认国民党政府领导中心的地位。双方这种都是全局性的领导作用，是通过各自的领导能力来实现的，是在又统一、又矛盾的斗争中来实现的，是不能相互取代的。这种情形，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所决定的，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历史开始走上上升趋势所决定的。否定任何一方都不符合历史事实。
　　国共两个领导中心历史地位发生着此消彼长的变化
　　必须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又统一、又斗争的过程中，国共力量的消长发生着变化，总的历史趋势是国民党政权的力量由盛转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由弱转强，并且历史性地改变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国民党这个领导中心的作用由大变小，共产党这个领导中心的作用由小变大。抗战初期，国民党这个领导中心的作用稍微大些，抗战中后期，共产党这个领导中心的作用就越来越大了。
　　最明显的标志至少有两个：一个是1941年皖南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反共达到高潮，共产党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赢得了民心，赢得了民主党派的支持，两个领导中心的政治天平开始倾向共产党一边；再一个是1944年豫湘桂作战的失败，大后方批评重庆国民党政府声浪高涨，重庆、贵阳、昆明的大学教授、工商界知名人士对国民党政府明显失望，两个领导中心的政治天平再一次大幅度偏向中共。共产党领导能力和声望明显上升，国民党政府领导能力和声望明显下降。这是对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的切实说明，也是为什么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就垮得那么快，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迅速成立，近代中国历史开辟了新纪元的原因。
　　国民党的传统观点是不承认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认为共产党“游而不击”，这是不值一驳的。现在一些“国粉”与国民党的传统观点相呼应，全面美化国民党抗战，否认共产党抗战，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只要回归历史事实，抗战时期的领导作用是不难搞清楚的。
　　战时日本人怎样评价国民党和共产党
　　抗战时期，中国人民的死敌怎样评价国民党和共产党呢？这里举几个战时日本人的例子。
　　对于中国共产党实行持久战战略方针，日本侵略者极为敌视。曾做过日本首相、身为大将的阿部信行在1940年写道：立足于四川盆地的重庆政府，对于日本来说已不足为虑，但是共产党的力量却延伸到中国四百余州，一举手一投足都极为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命运，无论何时都主张对日抗战，阻挡了日本将中国殖民地化的“进路”，因而成了所谓“东亚新秩序”的头号大敌。阿部信行的看法很简单：重庆国民党政府已不足为虑，主张对日抗战的共产党是日本的头号大敌。
　　1944年，中华民族的持久抗战历经艰难曲折，已看到胜利的曙光，中共中央及时地发出了积极为战略大反攻做好准备的号召。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加紧研讨所谓中国形势和“剿共方针”，在研究报告中论及中国抗战历程时，突出提到了“中共以毛泽东名义”提出的持久战“三阶段论”，不得不承认：“彼我抗争的经纬与国际战争、政治局面的推移，大体上就是沿着上述阶段过来的”；并且，“中共必然实施大反攻的概率很大”。这也不只是在华北的日军高层的看法。日本情报机构“大东亚省总务局总务课”，在同年编撰的《中共概说》中称：“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后中共迅猛发展的步骤，大有注意的必要”。因此，该机构在这年专门编印了《毛泽东抗战言论选集》，将《论持久战》等5篇毛泽东著作全文译出，向日本当局“提供反映国共统一战线、抗日中国动向的宝贵资料”。
　　《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发表了原载日本《This is 读卖》杂志三笠宫的文章。三笠宫是昭和天皇的弟弟。1943-44年，三笠宫亲王化名若杉参谋，广泛考察中国战场以后，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干部发表了讲话：《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他在这个讲话中列举日本自甲午战争以后侵略中国的事实，揭露日本军人的残暴行为，说日本对中国是“无所不取，掠夺殆尽”，特别指出共产党的军队“对民众的军纪也特别严明，决非日本军队所能企及”，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若不“猖獗”，“那将成为世界七大奇迹中的第一大奇迹了吧”。他还说：“在我看来，这样的日本军队，是无法与中共对阵的。”
　　以上三则例证，都是反映1940年后的历史事实，表明日本侵略者高层是怎样评价共产党、怎样评价国民党的，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共产党是抗战时期一个领导中心，共产党是抗战时期中流砥柱。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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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朱书缘、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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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678910有关抗日战争几个不容置疑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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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有关抗日战争几个不容置疑的结论
　　中国抗日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世人对这场战争的关注经久不衰。长期以来，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人士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观点和形式来描述这场战争，留下了许多研究成果。下面，笔者就抗战研究中的几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作一探讨。
　　《田中奏折》的真伪是伪命题
　　《田中奏折》原件称《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这份秘密文件据说是爱国志士蔡智堪利用日本政党的关系，和他在日本经商多年的朋友关系，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日本皇宫内的皇室书库，用了两个夜晚抄录完成的。在1929年末经南京《时事月报》披露以来，其真伪问题已争论了半个多世纪。
　　对《田中奏折》是否存在，日本方面一开始就持否定意见。1930年，日本外务省向中国国民政府抗议，称《田中奏折》是伪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没有找到《田中奏折》原件。对于这一问题，历史研究者也有许多不同解释。日本研究者提出了许多疑点，甚至有人从冷战的视角出发认为是苏联情报部门伪造了《田中奏折》，目的在于引日本“南进派”进攻东南亚，遏制日本军事势力“北进派”进攻苏联，从而缓解苏联东西面临两面作战的压力。
　　关于《田中奏折》的争论，其实涉及两个层面的根本问题：
　　其一，《田中奏折》作为历史文件是否必须有原件才能确认其存在，是否因为找不到其原件就可以否认其存在？答案是不能否认。这是因为日本当局在日投降前后，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销毁了大量有关侵华行动及其战争罪行的档案。比如，日本人销毁了关东军、宪兵队、南京大屠杀、细菌战、活人试验、化学战、在朝鲜半岛和中国强抓“慰安妇”等有关战争罪行档案，然后翻脸不承认。这些相关的档案原件找不到，不代表这些罪行就不存在，因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其他相关证据链来证明。中国研究者发现，在《田中奏折》公开后，中国官员在国联有关会议上透露了文件抄自日本皇家书库。日本当局随即将书库官员小下勇以下28人全部免职。而蔡智堪也遭到拘捕，身陷囹圄，财产损失殆尽。这些事情从侧面证明了《田中奏折》很可能存在。对《田中奏折》，当时的日本外相重光葵后来在《昭和的动乱》一书中承认:“其后东亚所发生的事态，以及根据此种事态日本所采取的行动，似乎正好是以田中备忘录为教科书的，因此消除外国对此项文书之疑惑，是很困难的。”
　　其二，《田中奏折》作为一个系统的侵略纲领，是否真实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的意志。现在的事实是，日本在1927年以后采取的侵略行动的方向、步骤、进程，与《田中奏折》中所作的战略规划如出一辙。很难想象，局外人能够对战争作出如此精准的预测！
　　可以说，日本方面极力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就是为了替自己作辩解。历史已有力证明了日本侵略者试图征服中国、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即使没有过《田中奏折》，也不能改写日本军国主义在历史上犯下的罪恶。
　　七七事变不是“偶然事件”
　　有日本学者认为，七七事变是“偶然事件”。当时，日本虽有侵华意图、有并吞中国的准备，但没有具体的作战计划。日本的战争假想敌是苏俄和美国，对于中国只是希望稳定东北建立满洲国，在其他地方则利用军阀割据的形势逐渐建立傀儡政府、实现控制。
　　事实上，虽然日本提出以苏联和美国为首要的假想敌国，并确定了南北并进的方针，但不管是针对苏、美，还是北进、南进，都必定先打中国。先征服中国，不仅可解除后顾之忧，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得战争资源和作战基地。可以说，征服中国是日本世界战略的核心。因此，日本在确定用兵计划时，始终把中国作为首要的侵略目标。
　　在1936年9月日本陆军省修订的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中，对侵华兵力使用作出了具体规定：对华北方面，使用2个军（5个师团），根据情况发展可再增加3个师团，用以占领平津地区和华北五省；对华中方面，使用第9军（3个师团）占领上海附近地区，另组建第10军（2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两军互相策应向南京方向推进，占领并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对华南方面，使用1个师团占领福州、厦门、汕头等地。
　　1936年上半年，作为日本准备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战略性步骤，广田内阁决定加强日本中国驻屯军，扩大其编制，提高其地位，司令官由少将军衔升格为中将军衔，且为由天皇直接任命的“亲补职”。新编成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兵力由改编前的1771名增至5774名，兵力增加近3倍。1936年9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在非法侵占丰台后，即以中国军队驻地为目标，开始进行频繁的挑衅性军事演习。演习的次数由每月或半月一次，增加到三至五天一次；演习的时间由白天扩大到昼夜不停；演习用弹则由空包弹发展到实弹。10月26日至11月4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北平西南郊举行秋季大演习，步兵、骑兵、炮兵、坦克协同配合，这是以夺取北平外围卢沟桥、宛平城等要点，最后攻占北平为目标的一次预演。1937年3月上旬至6月中旬，日本军部先后派出6批将校级军官，前往中国华北、华中和东北地区，进行战略侦察活动，为策划全面侵华战争做准备。5月至6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华北的军事演习进入紧张阶段，特别是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一带的演习愈益频繁。
　　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后，为了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迅速作出对华增兵的决定。日，日军参谋本部分别向其关东军和驻朝鲜日军下达命令，以指定的部队向华北开进。日本陆、海军还就华北协同作战问题达成了协议。7月15日至17日，日军参谋本部又相继作出《形势判断》，制定了《对华作战要领》和《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要领》，预定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国中央政权。接着，日本援军源源不断地开赴华北。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网上网下质疑的人不少，极端者甚至说“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时候除了做了宣传以外，几乎没干什么实事”。说这些话者不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说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并不是否定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历来承认国民党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主要力量，并肯定其正面表现。但是，纵观国民党在抗战中的整体表现，实在让人难以恭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轻而易举占领东三省，十几万东北军根本未作有效抵抗。国民党政府一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把精力主要放在“剿共”上，对日本的侵略仅仅是向国联申诉。直到“西安事变”后，被“兵谏”的蒋介石才被迫停止剿灭共产党抗日武装的军事行动。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有多于日本侵略者的军队，在正面战场也进行了顽强抵抗，但由于战略指导和战役指挥的重大失误，国民党军没有阻止住日本侵略者，几乎丢失了大半个中国。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的抗战又由初期的比较积极逐步走向消极，还有大批人员投降日本侵略者成了伪军，国民党内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汪精卫都成了汉奸。蒋介石虽然一直坚持抗战，但始终给自己留着与日本进行和谈的后路，下不了向日本宣战的决心。直到日本人袭击珍珠港导致美国对日本宣战后，国民党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对日军基本上是消极防御，很少有积极的反攻行动。在抗战后期的豫湘桂作战中，在中美空军完全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面对已成强弩之末的侵华日军，仍溃不成军。在短短的8个月内，国民党军就损失近60万人，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丢掉城市146座、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中国共产党的表现，让人们看到了抗战的希望。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率先举起抗日的大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受到国民党军重兵围剿时，中国共产党仍投入很大精力领导东北抗日斗争。中国共产党还从民族大义出发，率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全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全国抗战开始后，八路军在平型关初战告捷，打了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仗，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正如时任国民党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续范亭所言：平型关之战的特别意义，“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了我们的士气。”全国抗战开始初期，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国民党军节节后退，丢城失地；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却不惧艰险，迎难而上，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更是成为抗击日本侵略的主战场，对抗着约58%―75%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到抗战胜利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日本法西斯最凶残
　　每年8月，日本广岛和长崎都会举行纪念原子弹受害者悼念仪式。日本俨然把自己当作一个战争的“受害者”。事实上，日本法西斯才是最凶残的。在日本法西斯铁蹄下，中国大地到处是人间地狱，城市遭到轰炸，村庄遭到焚烧，父老兄弟遭到屠杀，母亲姐妹遭到蹂躏，大好河山惨遭践踏。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和亚洲很多国家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罄竹难书，其灭绝人性，世所罕见。
　　在日本法西斯身上，看不到任何所谓“文明人”的影子，看不到任何“人性”和“人道”的影子。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拿无数中国人鲜活的身体和生命进行生物武器试验并进行细菌战。除“731”部队外，日本还在其他侵华日军设立了名为“防疫给水”的细菌战部队。这些部队对中国军民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造成的中国军民的巨大伤亡难以统计。如1942年5月，日军对云南保山、昆明等地进行细菌战攻击，造成云南56个县霍乱暴发，两个半月内染疫人数达12万之多，死亡9 万多人。滇西日军在其侵华战争失败前，丧心病狂地实施细菌战，致使滇西16个县鼠疫流行，一直延续到1953年。
　　在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中，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屠杀。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野蛮的无差别轰炸、赤野千里的“无人区”、残暴的“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在日本侵略者那里，中国人民没有最起码的尊严。1934年，日本侵略者为隔绝人民群众与抗日民主联军的联系，采用“集家并村”，把南起宽甸、北至抚远长达1000多公里，遍及39个县、旗以及热河省沿长城一带广大地区划分为“无住地带”和“集团部落地带”，把500万以上农民赶入所谓“集团部落”。被迫居住在其中的人没有任何权利，只能任日寇奴役、侮辱和迫害，许多人被残酷折磨而死。日，日军攻占南京，进行了长达6周的烧杀抢掠，其令人发指的暴行，就连同为法西斯的德国也惊叹：日军是“兽类的集团”。1942年5月，日本侵略者在对冀中地区进行的大扫荡中，残暴地杀害群众5万余人，使冀中地区出现了“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的悲惨景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多数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顾虑到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国际公约的限制，同时也担心受到对方使用化学武器的报复，基本上没有将化学武器用于实战。但日本肆无忌惮地在中国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日军在战场一旦遇到中国军队殊死抵抗、局面不利时，便使用化学武器。20世纪90年代，经有关方面调查和不完全统计，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地点，遍及中国的18个省区；使用化学武器的次数超过2000次，至少造成中国军民直接中毒伤亡10万余人。日本投降时，还将大量未使用的化学武器遗弃在中国境内，至今留下无穷后患。
　　日本法西斯对自己的国人同样没有人性。最极端的例证便是战争后期的“神风特攻队”。为消灭对手完全不顾及特攻队员的生命，让他们做战争最后的炮灰。特攻队完全是日军高层推动，作为特攻队员，即使心中不愿意也没有办法逃避，不得不接受赴死的命运。战后的日本不但不对此进行反省，在安倍上台后，日本鹿儿岛县“知览特攻和平会馆”还于日向联合国申请将333件“神风特攻队”队员遗书等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这明显是在挑衅人类的良知！
　　东京审判绝不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单方面审判”
　　日本右翼鼓吹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单方面审判”。其理由很滑稽，诸如：东京审判是由美军负责人麦克阿瑟将军签发法庭宪章和任命法官，这是作为美国占领政策的一环来进行；美国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杀戮了20万日本平民和苏联违反日苏中立条约突然参战，也应该进行追究；涉及法官的构成，不能只由战胜国派遣，应该任命第三国、中立国的法官，甚至应该让日本的法官也参加审判；对最高决策者天皇以及皇室免予追究战争责任，等等。这些所谓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日本右翼否定东京审判不是单纯否定一次审判的结果，而是要否定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负责东京审判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设立，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它根据的是《波茨坦公告》和莫斯科英、美、苏外长会议决定。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日修正)。 远东军事法庭法官由11个国家（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的11名法官组成，具有充分的代表性。
　　东京审判在长达两年七个月的审理过程中，法庭并没有以战胜国的姿态对战争罪犯做主观、武断的判决，而是采用英美法系“辩论式”的审判方式，以国际法为根据，在大量人证、物证的基础上，在给予战犯充分自我辩论的基础上作出法律判决。审判期间开庭818次，庭审记录约5万页，文字1000万，出庭作证证人419人，出示法庭证据4336件，英文审判记录48412页，判决书1213页，用了9天的时间才宣读完毕。审判吸引了20万旁听者。法庭根据许多第一手原始资料和1000多人的证词，不仅从法律的角度认定了日本发动的对中国、东南亚和美英等国战争的侵略性和非正义性，而且通过核实大量史实，系统地揭发和列举了日本政府和军部策划发动侵略战争及其在战争中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种种罪行，尤其是南京大屠杀，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震动，确认了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期间所进行的都是侵略战争。
　　东京审判用法律的手段审判和严惩了因策划、发动和指挥侵略战争而犯下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的战犯，伸张了和平、正义与人道主义的精神，从而在政治上确认了任何侵略战争行为都是违反国际法的，都将受到严厉惩罚。这有利于防止战争，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符合人类进步与世界和平的历史发展规律。所以，远东军事法庭是代表所有战争受害国，代表世界人民对战争罪犯进行的审判，而绝不是什么所谓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单方面审判。它的本质是国际正义对法西斯邪恶势力的审判。
　　当然，东京审判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天皇是日本宪法体制和战争责任体制中的最高权力者，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就不可能彻底地追究日本国家的战争责任。二是在检察官的起诉书中，几乎没有涉及日本对朝鲜、台湾地区等殖民统治地，特别是在中国的占领区进行的残酷统治罪行。如在中国实施最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数以千计的惨案和对无设防城市居民的大轰炸，以及强制劳工、强迫妇女做随军“慰安妇”等，更没有把日本殖民统治的暴行作为战争犯罪来进行追究。三是没有严惩实施细菌战、化学战的战犯。四是审判虎头蛇尾。在对7名甲级战犯执行绞刑后，麦克阿瑟总部即宣布释放仍在狱中服刑的岸信介等19名甲级战犯嫌疑犯。日，又宣布对乙、丙级战犯也结束审判，不再逮捕、搜查战犯嫌疑犯。日，更颁布“第5号指令”，规定所有根据判决书仍在日本服刑的战犯都可以在刑满前按“宣誓释放制度”予以释放。因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只能说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部分清算，很不彻底，很不完全。这也是造成战后日本一些政治势力和民众长期拒绝对战争进行深刻反省和忏悔，政治上长期右倾化的重要原因，更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少数右翼势力否认、歪曲和美化其侵略历史的谬论肆意泛滥，为军国主义战犯招魂的闹剧连年迭演，政治右倾化势趋日益严重的主要历史渊源。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编辑部）
(责编：曾伟、肖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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