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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二战中日本毒气基地 遗留毒气能杀死全人类
时间：日07:22　　来源：杭州网--都市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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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期间，日本违反国际条约秘密制造用于作战的毒气，并将大量装有毒气的炮弹运进中国，残害中国人民。半个多世纪后，侵华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仍然威胁着中国民众的安全。为揭开这段尘封的往事，人民日报记者专程前往战争中日本的毒气制造基地――大久野岛。
　　乘新干线西行入广岛县界，再从三原转乘去忠海港的列车，下车后便能看到濑户内海。站在港口向远处观望，海中有个独立的、为绿树所掩盖的小岛，周围景色极美，很难让人相信这里曾经就是臭名昭著的“毒气岛”。
　　行前，记者与熟悉“毒气岛”历史的山内正之先生约定相见，赶到忠海港时，正遇上山内先生忙着接待前来参观的福山市盈进中学的学生。带队老师说，参观“毒气岛”是社会学科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为便于听山内先生统一讲解，我们临时加入了参观者的队伍。山内原是中学教师，退职后出任毒气资料馆负责人，他的名片上写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大久野岛学习战争加害的历史。”
　　为掩盖罪恶行径 它从地图上消失
　　大久野岛不大，周长约4公里，岛上建筑物不多，从航拍的照片看如同一片漂在大海中的落叶。此岛在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期间曾作为弹药库，60年代开发成度假村，建有网球场和游泳池，但无人居住。
　　大久野岛与日本军方的联系始于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后，日军“为了保卫军都广岛和军港吴港”，将大久野岛改造成军事要地，在岛上修建了16处炮台。1927年，日军开始在岛上建立毒气加工厂，1929年投产。知情人说，为了掩盖制造毒气的罪恶行径，当时采取了极严格的保密措施，岛上实行24小时警戒，“车子经过都要掩上窗户”，大久野岛从此成了“从日本地图上消失”的地方。
　　直到1945年战败，大久野岛在前后16年间都是日本陆军的毒气生产基地，从这里制造的毒气被运到九州的曾根，在那里被装进迫击炮弹和航空炸弹送往战场。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岛上的毒气生产量剧增。先后制造了糜烂性、刺激性和窒息性等多种类型的毒剂，品种有芥子气、路易氏气、氰化毒气、催泪毒气、喷嚏性毒气等5种，高峰时有7000人在岛上工作，最高年产1200吨。有统计说，大久野岛的毒剂生产总量为6616吨，其中一半被运到国外投入战争，包括芥子气、路易氏气等致死性毒剂大量运往中国。
　　山内先生带领我们参观了几处制造毒剂的遗址。当年遍布岛上的制造车间现在已全无踪影，只留下片片空地，只有从散布各处被堵塞的防空洞还能依稀想象出当时的情景。山内说，当年的数十处设施主要建在岸边，“凡是现在变成空地的地方都是当年厂房的所在”。
　　毒气资料馆里明明白白 遗留毒气能杀死全人类
　　由于整个岛屿都由政府环境厅管理，被堵塞的防空洞不能随意打开，里面至今还存放着多少毒剂罐谁也说不清。不过，不远处的“毒气资料馆”较系统介绍了“毒气岛”的历史。该馆是在上世纪80年代由毒气受害者与和平人士共同出资修建的，每年有4万多人前来参观，成为一处“学习历史的和平场所”。
　　资料馆内陈列着各种毒剂容器、液化毒气制造装置、防毒面具和历史资料，其中两份文件资料记载着日军发动毒气战的史实：
　　其一是《中国使用武器战例教科书》，这是一本日本军校使用的军国主义教材，里面清楚地记载着防毒、放毒和辨认毒性的方法，同时列举了日军在中国河北、山西等地发动的几场毒气战；
　　其二是美国公开的日军总参谋长载仁亲王日发给华北方面军司令杉山元的密令，令其在山西地区使用“黄剂(糜烂性毒剂)等特种资材”，“研究其作战价值”，并要求在实施过程中采取措施“绝对保密”，特别是对第三国“更不能承认”。日，载仁还曾指令侵犯山西等地的日军使用装入迫击炮弹内的“赤筒、赤弹”(刺激性毒剂)，做到“使用毒气事实严格秘匿，不留痕迹”。
　　有统计说，二战期间，日本总共发动过2000多次毒气战，直接造成10万多人死亡。
　　记者在岛上参观了七八处当年贮藏毒剂的设施，最大的是长浦贮藏库，曾存放过容量为100吨的6个大型贮藏罐，环境厅立的牌子上说：“从1929年到战争结束，旧陆军在该岛上秘密制造过毒剂，主要制品是芥子气和路易氏气，皆为糜烂性毒剂，使皮肤溃烂，年产量达1200吨。”
　　据调查，二战结束后大久野岛及周边地区遗留约3240吨毒剂和16000发毒气弹，这“相当于全世界的人都能致死的量”。战后在美军指挥下用一年时间做了清理，或投弃海洋，或进行燃烧或就地掩埋。
　　毒气仍然祸害毒气岛 中日人民都是受害者
　　“毒气岛”诉说着毒气战的罪恶。正如山内先生所说，“毒气岛”所反映的不仅是历史，也是现在的问题，“毒气问题是现在进行时”。
　　1996年，日本原环境厅对“毒气岛”做土壤和水质调查时发现，当地土壤中含有大量砷化物(俗称砒霜)，污染浓度最大达正常值的470倍。政府被迫投入巨资把受污染的土壤挖出，送到秋田县的工厂进行清理，岛上污染最严重的地方曾经深挖6米处理。大久野岛的地下水至今不能饮用，完全靠从岛外输送。在修建海水浴场和防波堤时，发生过多起芥子气和氢氰酸中毒事件，证明岛上及近海地区仍然残留着糜烂性毒气。
　　侵华日军不仅在中国多次发动毒气战，其中包括日在河北省定州北疃村发动的毒气战中，上坂少将指挥的日军往地道里注入毒气，致使上千名居民死亡，而且战败后又把大量化学炮弹投入中国的田野、河川，仅已查明的就有200万枚以上，遍及全中国数十个省市，在战争过去60年后的今天，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仍威胁着中国的和平居民。
　　“我制造了毒气我有罪” 昔日加害者为历史作证
　　在山内先生的陪伴下，我们来到竹原市的藤本安马家访问。年近八旬的藤本老人现在是“毒气岛历史研究所”的顾问。他从14岁起进入毒气厂工作过3年多。
　　藤本说，战争期间自己虽然没有去中国，但也是加害者，感到惭愧。他说当年参与制造毒剂的人差不多都有后遗症，最多的是支气管炎，患癌症、胃病、肺病的人比正常人群要高4倍。
　　藤本回忆，当时岛上到处都有宪兵监视，不想干的人马上会被送往战场。厂里工伤事故不断，越到战争末期工作量越大。战后自己还被迫签了“誓约书”，对任何人都不能说出“毒气岛”的秘密，否则就会被捕。
　　前些年，当他通过电视看到在中国发现的毒气罐时，气得浑身哆嗦，“这就是当年在大久野岛生产的，它还在害人！”于是从1994年开始，沉默多年的藤本开始主动为“毒气岛”上发生的罪恶作证，同时也开始了向中国谢罪的行动。
　　2004年8月，藤本和“毒气岛历史研究所”的同仁访问了中国，现身说法揭露日军暴行。在1942年日军使用过毒气的河北省北疃村，他们见到了幸存者李庆祥，藤本紧握着他的手谢罪：“我制造了毒气，我有罪！”而在那场毒气战中失去弟弟妹妹的李庆祥却平静地答道：“侵略是铁的事实，但日本人民也是受欺骗走上战场的，让我们一起尊重史实、争取和平吧！”
　　藤本虽然有严重的慢性气管炎，但从中国回来后释放了压在心中多年的压力，精神特别矍铄。他决心在有生之年为揭露历史的丑恶做一名“证言者”。他说：“我以前是鬼，有了加害者的意识才重新变成人；我以前是作为鬼为侵略服务，现在作为人要为真相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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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魔窟：二战时有多少中国人死于纳粹集中营？
　　日，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纪念日，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一　　可能有一个中国幸存者　　奥斯维辛国家博物馆历史研究中心负责人皮珀博士昨天晚上　　汉堡明日集中营里的中国人　　20世纪初，从中国回来的欧洲商船渐渐多了起来，很　　谁能想到此时的我会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即使想到了，那也肯定必死无疑，因为我是
原标题：杀人魔窟：二战时有多少中国人死于纳粹集中营？-趣历史
　　日，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纪念日，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一道长拜奥斯威辛，共同慰藉110万亡灵，表达后人六十年不衰的哀思、感悟世人六十年不变的希望。世界上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地方，一个民族的命运、许多民族的命运都和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在二战德国纳粹建立的集中营里并不仅仅关押迫害犹太人，从目前资料看也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被德国纳粹关押进了集中营，乃至在集中营里遇害。下面凤凰网历史频道综合多家媒体报道，统计一下究竟有多少中国人曾被关押在集中营，又有多人同胞因此遇难。　　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有5名同胞遇难　　新华社维也纳(2005年)1月27日电在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之际，中国驻奥地利大使卢永华27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介绍说，根据现存资料，至少有5名中国人曾被关押在奥地利的纳粹毛特豪森集中营，并在那里遇难。　　据介绍，2002年11月，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管理委员会负责人沃尔夫冈·班丢恩教授在查阅集中营中保留的资料时，发现了5名遇难的中国人的登记资料，并将这些资料交给了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　　卢永华说，由于年代久远，集中营保存的资料有的已被销毁，有的则由于多次转移而变得残缺不全。有关5名遇难中国同胞的资料也只是对他们身份和进入集中营时间的不完全记录，并没有他们如何被关进集中营以及在集中营中的生活经历等方面的情况。因此，人们无法准确地知道，这5名中国同胞当时在集中营里经受了怎样的境遇，但根据涉及毛特豪森集中营的有关描述，人们完全可以想象这5名中国同胞在这座集中营里会有怎样的悲惨经历和遭受了怎样的非人折磨。　　毛特豪森集中营是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后于1938年8月开始修建的，是纳粹迫害犹太人及反法西斯人士和奴役战俘及无辜平民的重要场所。这座集中营及其附近的49座附属营地里共囚禁过20万人，其中10万多人被枪杀、毒死或折磨致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毛特豪森集中营被改建为纪念馆。在发现遇害者中有中国人后，中国政府决定以中国驻奥使馆的名义在这座集中营为遇难同胞立碑。日，毛特豪森集中营举行了中国遇难同胞纪念碑揭幕仪式。深色的大理石纪念碑上镌刻着：“纪念在此集中营遇难的中国同胞”。　　根据现存资料，在毛特豪森集中营遇难的5名中国同胞是：　　唐阿汀，男，日生于广东。　　夏津凯，性别不详，日生于。　　王楠平，性别不详，日生于中国某地。　　阿明杰，性别不详，日生于中国某地。　　乔治·谭，男，日生于柏林。　　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中国人　　(2005年报道)60年前的今天，苏联军队走进了用带刺铁丝网围起的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救了数千名囚犯，他们目光呆滞，身体瘦弱不堪。奥斯维辛博物馆历史研究中心最新研究结果显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设立的4年多时间里，共有130多万人被关押，其中110多万人在集中营丧生，大多数是犹太人。此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关押的还有吉卜赛人，波兰、苏联等国的战俘以及30多个国家的平民，其中包括中国人。　　可能有一个中国幸存者　　奥斯维辛国家博物馆历史研究中心负责人皮珀博士昨天晚上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中发现了中国人，只有1个。　　奥斯维辛国家博物馆提供的资料显示，这名幸存的中国人是男性，名叫TailaKotLuanKun，编号为181292，被捕原因不详。根据编号判断，他于日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一直待到1945年1月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苏联军队解放。　　当记者问及如何确定这名囚禁者就是中国人时，皮珀说，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后，当时的工作人员对所有获释者进行了登记，包括询问他们的国籍，这名囚禁者在登记时说自己是中国人。皮珀还告诉记者，这名中国人在纳粹集中营被解放后，可能还多待了几天，进行了登记，但以后的去向他们就不得而知了。　　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处官员章禾告诉记者，根据使馆掌握的信息目录，目前尚无波兰正式官方材料确认奥斯维辛集中营遇难者中有中国籍公民。但据波兰前驻华大使齐奂武先生(ZdzislawGoralczyk)称，在遇难者名单中发现有一个名字，从拼写上判断极有可能是中国人。不过不清楚此人真实身份，究竟是中国公民抑或是已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人，没有明确说法。曾长期从事二战史研究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郑寅达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研究过程中接触到一些材料显示德国纳粹集中营里有中国人，但人数很少。郑寅达教授告诉记者，在集中营里，管理人员通常会在囚禁者的衣服上标明国籍，例如，来自法国的囚禁者衣服上就会标上“F”，代表法国的简称，但没有发现囚禁者服装上出现代表中国的字母“C”。这些证据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纳粹集中营里没有大批的中国人，只有零星的几个。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的中国人　　(2005年)4月10日，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档案馆工作的一位女士热情接待了记者，并展示了一份从数据库中查找到的有关3名被关押中国人的有关档案材料。　　此前，记者曾在集中营负责人那里得知，时至今日，在集中营能够收集到的死难者档案中，大约只有3万多人的信息，而真正的死难者人数约为5.6万。因此，不能确定其中是否有中国人。　　面对由档案馆工作人员提供的3个曾经被押中国人的档案，记者希望能够了解到他们在集中营被解放后的命运如何，但遗憾的是档案中并未留存更详细的说明。从档案资料看，这3名中国人是从其他地区转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他们当中有2人明确是政治犯，即在当时从事了反对纳粹政权的活动;另外1人被注明是遭驱逐者，但很有可能也是出于政治原因。至于是否有中国人以苏军战俘的身份被关押，则无从查证。　　记者研究了3名中国人的档案材料，并根据档案纪录的姓名拼音，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和出生地等信息，分别是：WanLiLei，日生于中国山东，职业是锁匠和鞋匠，日被解押到布痕瓦尔德，日被转送它地，政治犯;JoTonTschau，1914年生于中国浙江，职业是厨师，日被解押到布痕瓦尔德，政治犯;WuChungMing，日生于中国浙江，职业不详，开始被关押时间不详，日被转送它地。　　从年龄分析，这3名中国人如能躲过大屠杀并存活至今，也已是年近百岁的老人了。但考虑到当年的战争环境，他们尚在人世的可能性很小。 　　汉堡明日集中营里的中国人　　20世纪初，从中国回来的欧洲商船渐渐多了起来，很多中国船员的妻子也跟着四处漂泊。日子久了，有些船员的家属因为疾病或生小孩，不能再随船队出发，就暂住汉堡，在首饰街聚集。当1921年中国领事馆建立时，首饰街一带已居住了2000多名华人。当时的《汉堡晚报》称这一带为“小中国”。　　百名中国人逃离纳粹魔掌　　首饰街华人的生活越来越红火。1929年10月，来自浙江宁波的老海员陈纪林，在唐人街成立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协会——“水手馆”。不过好景不长，随着1933年希特勒的上台，华人的噩梦开始了。　　1939年前后，纳粹政权逐步加大对移民的迫害。　　1944年5月初，“水手馆”陈纪林接到纳粹内线的密信，说纳粹准备向中国人动手。他紧急告知了当地华人，几日内，100多名中国人逃离唐人街。日，秘密警察以凭空捏造的“通敌罪”将首饰街的中国人全部逮捕，投进位于威廉斯堡的“明日集中营”。　　140多名华人集中营受凌辱　　虽然唐人街几乎被毁灭，但有一家名为“香港饭店”的小旅馆，至今仍延续着百年前“汉堡小中国”区的历史。旅馆不大，只有一层楼，总共加起来不到15间客房。50多岁的女店员布基特指着墙上挂着的两任旅馆老板的照片，向人们讲述起旅馆创始人张先生的故事。　　在纳粹当局于1944年展开的“中国行动”中，张先生也未能幸免。在狱中，中国人遭受严刑拷打，部分人不堪重负和凌辱而死，但凭借坚强的毅力和不懈的抗争，张先生与其余140多人活了下来。战后，他们重获自由。然而，由于战争重创，中国人都纷纷离开了汉堡，只有张先生等少数人留了下来。　　张先生重新盘下“香港饭店”，克服重重困难后，几乎以一己之力延续着唐人街的历史。战后，曾经以来往汉堡的中国旅客为主要客源的旅馆生意，因中国人的离去变得举步维艰。张先生闯过了一道道难关，将“香港饭店”的生意坚持下来，并操持得有声有色。　　1983年，张先生去世之后，这家旅馆由他的女儿接管。现在，这家“百年老店”虽然经历诸多风雨飘摇，却仍然稳稳地屹立于“小中国”区的街角，接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　　朱德元帅女儿回忆集中营里的黑暗岁月　　德国法西斯6月22日向苏联发动了战争，侵略的铁蹄踏上苏联的国土，我们疗养的地方首当其冲成了沦陷区。顷刻间，远离祖国的我又失去了革命的“家”。　　疗养院的孩子里，只有两个是中国孩子，我和张闻天的儿子。他仗着男孩胆大，趁黑夜逃出了疗养院，想跑回莫斯科，可被无情的炮火炸死在途中，那年他才12岁。这是我后来离开德国集中营，回到苏联才知道的。　　没有多久，我们十多个夏令营的孩子被德国鬼子塞进闷罐火车，押往德国境内。火车整整走了一个星期，挤在臭气熏天、瘟疫蔓延、死人病人成堆的囚车里，我都麻木了，不知道哭泣，不知道害怕，也不知道死活，直到下火车，站在刺目的阳光下，看见自己的影子在晃动，这才相信自己还活着。　　进入集中营前，每个人都要换掉身上所有的衣服，没收携带的物品。我眼睁睁看见一个德国鬼子拿走了父亲送给我的派克钢笔，那是父亲给我的惟一纪念。我不知哪来的胆量，悄悄将一枚列宁胸章含进嘴里，我不想再失去这个国际儿童院的纪念。这个能带来杀身之祸的举动居然躲过了德军的严格检查。以后，这枚胸章成为我的希望，期盼有一天能从这个城狱回到祖国，回到父亲的身边。　　晚上，月光照在囚室的窗棂上，我用手掌摩挲着胸章，只有这时我才能拿出来摸摸，慰藉自己：明天或许就会自由了，明天或许战争就结束了……然而，天一亮，所有的明天又化为皮鞭、做工、吃发霉的黑面包。　　对明天的期盼和明天的无情整整伴随我在集中营渡过了4个寒暑。　　我被押送纳粹集中营，莫斯科国际儿童院的老师和同学都不知道。我的失踪，让斯大林操了不少心，在苏联红军进入战略反攻收复沦陷区时，他亲自下达指示：解放一个城市寻找一个城市，一定要找到朱德总司令的女儿。到收复最后一个沦陷城市也没有找到我。　　大家都以为我遇难了。 　　谁能想到此时的我会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即使想到了，那也肯定必死无疑，因为我是中国八路军总司令的女儿，一个患病的弱女孩!　　在集中营里我受尽折磨，亲眼看见许多无辜的人被屠杀，至今想起心里都颤抖。　　集中营，这个和法西斯联系在一起的名称，在我面前展示了一个血腥残暴、丧失人性的场面。我亲眼目睹过法西斯屠杀手无寸铁的犹太人，看见一个个苏联战俘走进一个大房子“洗澡”后，再没有活着出来，他们被毒气活活憋死。记得一次，德国兵当着我们一群孩子的面，打断了一个10岁的女孩的手臂，然后又让这痛哭惨叫的女孩，用自己的断臂一铣一铣为自己挖一个坟坑，惨无人道的法西斯用大皮鞋将这个受尽折磨的孩子踢进坑里活活埋掉!所有的罪名就因为她是有犹太血统的女孩。　　至今，那“扑通扑通”的盖土声还常常盘旋在我耳边，只要想起来，心就阵阵地颤悸!　　当时，我在法西斯眼里是个瘦弱不说话的支那女孩，他们任意嘲笑我，耍弄我。动不动就毒打我，因为我骨瘦如柴，他们都懒得动手打，用大皮鞋就可以把我踢出几米远。那些年里，我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好的，鞭痕棍瘢，终日累累。进集中营后，我患了颈部淋巴结核，因为得不到治疗，结核块溃疡，脓血糊满了衣领，变硬的衣领又不断磨擦结核块，加剧了溃疡。　　一天，一个德国兵看押，看见我脖子肿胀得厉害，就带我到集中营的医务室治疗。那个医生用深凹的蓝眼珠子注视了我一眼，那眼光充满了鄙视。白衣天使沦为侵略者，竟比魔鬼还要恶毒三分。他抓起一把剪刀，压住我的头，上来就是一剪刀，剧烈的疼痛使得我浑身颤抖，忍不住大哭了起来，这丝毫没引起这个医生的怜悯，他在没有麻醉，没有消毒的情况下，活生生用剪刀剪开我脖子上的结核块，把脓血硬挤了出来。　　犹如酷刑的治疗结束后，这个混蛋医生竟然觉得是他的恩赐，要我谢谢他。我头一扭，捂着脖子，哭着跑回牢房，身后传来一阵大笑。没有几天，结核块又开始溃疡，这次溃疡面积比上次还大，还时常受高烧的折磨。　　那时德国鬼子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否则我的结局不会是一把剪刀，恐怕比那个活埋的犹太女孩更加悲惨。尽管我活到走出集中营的那一天，可我哪里还有个人形?18岁的大姑娘却还像个15岁的小孩，发育几乎停止在进集中营前的水平上。瘦弱得皮包骨头，脖子上的淋巴结核成片的溃疡，整天淌着脓水。因为长期与世隔绝，我几乎丧失了语言功能，整整4年没有说一句中国话，俄语讲得也不流利，德语又没有学会，我只能终日默默无语，显得我更加神秘和孤独。　　至今我说话都不太流利，残酷岁月的痕迹刻得太深，太痛，以至影响了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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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日本“毒气岛” 所产毒气能够毁灭全人类(2)
11:41:32 &钢蛋超人 & &
&&&&模仿当年库房样式建起的&毒气资料馆&内，陈列着大量当年留存的历史证物，如造型复杂的化武制剂冷却过滤装置、陶铅合制的各款化武容器、作业员工用的防毒护具、化武制剂储存罐&红桶&等。
&&&&录像室内播放的专题资料显示：到二战后期，这里化武制剂产量猛增，仅芥子气的年产量就达到四百多吨。主要被用于对华侵略战争，至少使用了两千多次，造成数万人伤亡。而侵华日军战后在中国境内遗弃的数以百万计的大量化武，至今仍在不断造成危害。
&&&&有统计说，二战期间，日本总共发动过2000多次毒气战，直接造成10万多人死亡。有研究者估算，&毒气岛&开业十多年间累计制造的各类化武制剂，其总杀伤力足够涵盖当时的整个世界人口。
&&&&96年，日本环境厅对&毒气岛&做查时发现，当地土壤中含有大量砷化物，污染浓度最大达正常值的470倍。政府被迫将受污染的土壤挖出，送到秋田清理，岛上最严重的地方曾经深挖6米处理。大久野岛的地下水至今不能饮用，完全靠从岛外输送。在修建海水浴场和防波堤时，发生过多起芥子气和氢氰酸中毒事件，证明岛上及近海地区仍然残留着糜烂性毒气。
&&&&如今已年近八旬的藤本老人14岁起进入毒气厂工作过3年多。藤本说，战争期间自己虽然没有去中国，但也是加害者，感到惭愧。他说当年参与制造毒剂的人差不多都有后遗症，最多的是支气管炎，患癌症、胃病、肺病的人比正常人群要高4倍。
&&&&04年8月，藤本访问了中国，现身说法揭露日军暴行。他们见到了当年毒气战幸存者李庆祥，藤本紧握着他的手谢罪：&我制造了毒气，我有罪！&而在那场毒气战中失去弟弟妹妹的李庆祥却平静地答道：&侵略是铁的事实，但日本人民也是受欺骗走上战场的，让我们一起尊重史实、争取和平吧！&
&&&&战争终结后，大久野岛长时间都是个无人岛。在研究设施内实验用的兔子在温暖及没有天敌的良好条件下繁殖，成为岛上唯一的居住者。其后国民休暇村及大久野岛毒气资料馆的启用，令岛上的兔子成为了特色之一。
&&&&岛上居住了约300多只兔子，因为大久野岛亦被称为兔岛，每年约有10万名游客到访这个&兔子的乐园&。为保护岛上兔子，禁止带同犬只到访该岛。大久野岛可以说是兔子天堂，到处可见野生兔子，每年吸引大批游客，带着红萝卜及蔬菜喂饲兔子，度过快乐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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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妈妈已经受伤了，小孩子千万不能再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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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二战中的生化武器，虽然在《日内瓦公约》中被明确禁止使用，而且各国家都有签字，但是在真正的战场上，由于生化武器的威力大，持续杀伤性强，难以治愈的特点，所以导致参战国对于生化武器的使用还是屡见不鲜，其中日本使用次数最多，中国受伤最深。
　　早在二战前，在1935年，意大利就对埃塞俄比亚空投过液态芥子毒气弹，在空投毒气弹后，埃塞俄比亚的天空下起了长达4个月之久，雨水中带有芥子的死雨，造成了埃塞俄比亚大量百姓直接或间接的死亡。
　　在二战中，使用过生化武器的国家有日本、波兰、德国、意大利等，其中德国使用过两次（一次是对苏作战，一次是在集中营内使用），波兰使用过一次，意大利使用过两次，而日本使用生化武器的次数，明确记录在案的就有五次，而且多是在战场上大规模的使用，中国是受日军生化武器伤害最大的国家。
　　日，侵华日军在中国宁波上空投放生化鼠疫弹，在之后的一个月中，宁波有数万百姓感染鼠疫，有110余人直接死于鼠疫。
　　1941年春天，日本的731部队在中国常德市及其附近铁路线投放鼠疫跳蚤，4月21日，又在新登县投放，直接导致有500余名中国百姓死于鼠疫，数万人感染鼠疫病毒。
　　1942年4月，日军在浙赣战役中，对于中国战俘注射伤寒病毒，然后将中国战俘释放，导致伤寒病毒在中国军队与浙赣地区快速传播。
　　日，东南亚日军对于中国远征军使用毒剂炮弹，导致中国守军伤亡惨重，丢失阵地。
　　1943年10月，日本在太平战场上，首次对于美军使用生化武器，美军伤亡不明。
　　虽然在二战中，日本对于中国与美军使用过数次生化武器，给中国军民与美国军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但是在1945年的8月，日本也遭了报应，它收到了一份比生化武器更加致命的礼物，那就是世界上第一种核武器―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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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演：艾斯?库珀/ 查宁?塔图姆/ 乔纳?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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