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次听说门萨俱乐部，是腾讯新闻上一个高二的小女孩，因为十分优秀，颜值又非常之高，被哈佛大学提前录取，提到她是会员。跟朋友谈论的时候，她说，你真是少见多怪，你知道某某教授吗，追你表姐那个，他也是会员。本来我只是认为他智商高一些，见识过他过目不忘的本领，没想到智商高到这种程度，听说的时候有些震惊。当时并没有最强大脑这样的节目。再加上社会上，一直炒作情商的重要性远大于智商，所以我对于智商的感受有些不以为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社会上在十年前也是大肆鼓噪，不上学才有前途，学历好的不如打工早的。加上什么天才早折，自古就有，这样的言论，让我并没有特别在意与智商相关的问题。更有一些论文说智商完全遗传，后天无法改变不过最近兴起了最强大脑，上面很多选手都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图像式思维了得。观察力，记忆力也是智力的部分内容，有很多人不是天生，后天持续的训练获得。我自己的感受，是我跟老公都是从小排名很靠前的学生，感觉在智力方面的表现，就是数理化这样的科目并不是很难，能够得到不错的分数。我至今记得我中学数学很少不是满分哈。在学校，得第一名上非常骄傲的事情，当时自信比较爆棚，每天很阳光，作为学生，这差不多是最有力的认可了。但是社会上天才易折的言论不少，很多人为培训出来的所谓天才牺牲了其他，让孩子在某个特定的方面花费了所有时间，造成孩子虽然这方面很长，其他地方的短板也很致命。这或许是家长格局和社会环境所致。而我们身处北京，也算是国际化的大都市，自认为见识还够，不至于说因为某方面怎样而大惊小怪。最强大脑上的中国战队，一堆的战神级别的人物，相信他们也是吃饭拉屎的正常人。我觉得自己不至于说孩子某方面突出大惊小怪并且因此放弃关于格局和境界的培养。相信每个妈妈心里明着暗着有时也会有些念想想想我的孩子有一天能够成为天才，或许还能引领人类社会发展，改变并且服务全世界。是吧，各位。天才培养，图像化的思维很重要，让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关键词：图像化。你新认识了一个人，会最先记住他的长相还是名字呢？一幅画画的很精致，下面还有画家的电话号码，我们最先记住的肯定是画的内容。实际上，图像记忆相关左右脑，人类的大脑是极其喜欢记忆图像的。图像比数字和文字的记忆效率高多少倍呢，据说以百万倍计算。对于刚接触数字和基本运算的孩子，如果我们把这些数字和运算，用图像给孩子做输入，大家想象一下会是什么效果呢。孩子喜欢，学的快，有兴趣，注意力集中，不知不觉能够学会，效率高，是吧。如果在孩子刚开始输入数字的时候，给到图像思维的方式，以后对孩子的数学启蒙，是意义非常深远的。天才第一步，从图像化输入数字和运算开始，&关于具体的操作方法，敬请期待。欢迎各位添加米儿香公众号，所有内容原创，欢迎鉴赏，长按二维码添加。米而香(mierxiang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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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网安备78信息时代的阶级、种族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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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的阶级、种族与国家
信息时代的阶级、种族与国家
作者：王小东
来源：《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5期
本站发布时间： 1:02:28
阅读量：32次
&& 信息技术将对未来社会产生极为巨大的影响，这一点已勿庸置疑。然而，它对于未来社会的阶级结构、种族关系、国家以及国际关系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目前人们还很难看清。但是，我们现在就必须开始研究、探讨这些问题，预见未来社会的一些大轮廓，即使这种预见是极不成熟的。因为时间已经十分紧迫，我们必须为自己在未知的海洋上导航。
　　本文即试图对未来社会的这些大轮廓，作一些大胆的、不成熟的预见。
　　一、智力因素将成为划分未来社会阶级结构的最重要因素
　　如果我们先排除传统因素的惰性和反抗，隔离与信息技术同步突飞猛进的新技术——如生物遗传工程技术的影响，画一张只考虑信息时代特点的世界地图，将是什么样子呢?它的“国界”划在什么地方呢?笔者认为，它的“国界”很可能划在不同智商的人群之间。让我们从一些现象谈起。
　　美国大夫与印度秘书
　　曾有这样一个有关信息时代的小故事。故事说，美国大夫有一个习惯，看完病后自己不写病历，而是口述病历，由专门负责誊写病历的秘书记录并打印出来。在信息时代之前，高度工业化的美国已经出现了专门负责此事的公司。美国任何地方的医生看完病之后，只要对着特别设置的麦克风口述病历，公司里高度专业化的记录员就会记录下病历并打印出来，几分钟后通过传真返回医生手中。但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这家公司把记录业务搬到了印度。现在，美国大夫仍在麦克风前口述病历，但他的信息不是留在美国境内，而是通过远距离通讯网传到了印度，由印度秘书记录并打印，几分钟之内又传回美国大夫手中。这样的操作，在信息时代之前如果说不是不可能也是没有效率的，但现在已经可以做到了，而且更有效率、更经济。这件事虽不大，但意味深长：过去，你可以仅仅因为是美国人就能得到这份记录病历的工作，现在不行了，你必须与远在几万公里之外的印度人竞争这份工作，在能力上要竞争，在工资上也要竞争。如果你说你因为生在发达国家就要多挣钱，雇主不给你就找政治保护，那么好，雇主就把买卖搬到别的国家去，至少是那些主要与信息有关的买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搬走。这意味着传统的断层线——“国界”的模糊化。但另一方面，它可能使一个地理社区内的精英与一般民众之间的断层线凸现或宽阔起来。
　　“贫穷人海之中的一个个高科技群岛”
　　什夫·纳达(ShivNadar)是印度HCL公司的总裁。他的公司从1976年一个制造可编程计算器的小厂，发展到今天拥有5.5亿美元资产的大软件公司，预计到本世纪末，年收入可以达到30亿美元。记者采访他时注意到一个细节，纳达那间大办公室的十几扇窗子都用百叶窗关了起来。记者写道：“对于51岁的纳达来说，就在HCL外面的那个世界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政府的那些粗暴的规章制度，那些靠及时的政治‘献金’来夺取合同的竞争者，以及永远处于紧急状态的印度经济，纳达只能用百叶窗把这些关在公司之外，让大伙不去分心。所以，HCL一直是雇员们的一个知识‘净地’，一个他们可以舒适地想像那些无限的可能性而不必去受窗外那不协调的现实——贫困、宗派之争、模拟化思维的侵扰。”[1]
　　欧洲共同体负责科学技术预测的主任里卡多·佩特拉认为：“到下个世纪中叶，像德国、意大利、美国或日本这类民族国家，将不再是最主要的社会经济实体和最主要的政治结构。取而代之的却是一些诸如美国加州的奥林奇县、日本的大阪、法国的里昂、德国的鲁尔区等地区，它们将取得社会经济的统治地位……。未来真正的决策力量……将是和城邦地区政府结盟的那些跨国公司。”这些单位将成为“在贫穷人海之中的一个个高科技群岛。”[2]
　　如果我们排除起作用的其他因素，只考虑信息技术社会所带来的影响，21世纪的世界地图很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在全世界浩瀚的贫穷人海之中，散布着一个一个的高科技群岛，在这些群岛里面，一片安宁、舒适、雅致，科技精英们居住在里面，思考着“无限的可能性”，而在群岛之外，则是肮脏、贫穷、罪恶、流血争斗、疾病、污染。其中，那些最小的岛很可能是用玻璃罩起来的，岛与岛之间则用高速通讯线路相联，通过这些线路，岛民们也许相隔万里，却亲密无间，而近在咫尺的岛外却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幅国界线比其它任何断层线都要凸显的世界地图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在农业社会中，原本就不是这个样子。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一个国家内的精英集团与近在咫尺的贫穷大众之间的隔阂远比他们与另一个国家的精英集团之间的距离要大。在农业社会中，重要的断层线是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只有到了工业社会，富国与穷国，或者干脆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断层线才变得更为重要了。关于这一点，英国学者厄纳斯特·吉尔纳的经典著作《民族和民族主义》作了系统、详尽的论述。[3]作为实例，我们只要想一想离现在这个时代还不太远的欧洲各国贵族之间的频繁交往、通婚就会明白了。
　　工业革命打碎了这种“贫穷人海之中的一个个群岛”的模式。工业社会强调规模化生产，规模化生产要求社会组织也规模化，要求把更多的人整合到一起，要求整齐、均质、一致行动。当时的信息传播能力，一方面可以把比农业社会大得多的范围人们整合到一起，另一方面却还不能完全克服距离的障碍。正是这种技术条件形成了我们看到的一个个相对隔绝、内部相对均质化、在地理上基本连成一片、规模适当的社团，我们称之为民族国家。
　　信息技术革命则在两方面改变了工业社会模式：一是“分量化生产”[4]，降低了规模化生产的比重(我认为不可能完全消除规模化生产);二是其传播信息的能力完全消除了距离的障碍。这就使得，第一可以形成与周围“贫穷人海”隔离的小岛(这一点在农业社会其实是做不彻底的，因为那时的精英集团不仅需要劳苦大众在田里劳动，而且需要其中的一些人在自己近旁服侍。今天，科技的发展使得精英集团越来越不需要低级劳动力，即使是廉价的);第二，并不特别迫切需要把这些小岛在地理上搬在一起，完全可以通过高速通讯手段把它们联结到一起，使你感觉不到其间的地理距离。当然，这些小岛在一定程度上还可能往一起凑，如美国的硅谷。
　　智力决定阶级地位在发达国家基本已成为现实
　　1994年美国出版了一本极具争议的书：《钟形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力和阶级结构》。之所以引起极大的争议，是因为它声称在不同种族之间存在着先天的智力差异，黑人的智能先天地低于白人和东亚人。但是，抛开遗传学问题和政治情绪不谈，这本书以详尽的资料分析了美国生活中的智能和阶级结构，是希望真正了解当今社会结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人们不可不读的。
　　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了一个“认知精英”(cognitive elite)的概念。为什么要用“认知”(cognitive)而不用“智能”(intelligence)这个词呢?作者说是为了避免有些人抬杠。如果你用“智能”这个词，那音乐才能算不算智能呢?体育才能算不算智能呢?人际关系能力算不算智能呢?自我调节情绪能力算不算智能呢?作者认为这些都不能和智商搅在一起，真正的智商测验的只是语文、数学和空间感知三项能力。为了避免在用词上纠缠不清，作者创造了“认知精英”这个概念。所谓“认知精英”这个概念。所谓“认知精英”就是指上述三项能力特别强、我们平常称之为“智商高”的人。作者认为，20世纪初以来的世界基本上是按金钱、权力和地位划分阶级的，古代的世袭门第越来越不重要，而财富、文凭和才智则越来越重要;而21世纪将开始一个以认知能力为决定性力量划分阶级的世界，现代技术社会对认知精英的需要越来越大，金钱和权力将越来越多地转移到认知精英身上，技术的进步使得现代社会从各个角落中筛选和抽取认知精英的能力越来越强，聪明人本来就与社会其它部分高度隔绝，而以后只能是更加隔绝并不可能逆转，政府对此将回天乏术。[5]
　　信息社会将使智商成为凌架于其他人类美德之上的突出优点
　　人类最引以自豪的、恐怕也是唯一优于其他动物的长处，就是人类的智能。但迄今为止，人类借以在社会上取得成功，获取财富、吸引性伴侣的优点不仅仅限于智能。然而，信息技术很可能使得智能占据成功要素的极大百分比。在信息时代，人们之间的距离将变得很近，人们将越来越多地和地理上相隔遥远的人随时交往、合作，这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少地和自己周围的人直接面对面地交往、合作，因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将隔着一层“窗纱”。隔着这层“窗纱”，个人是否有魅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智能。你的相貌、气质、脾气、幽默感完全可以虚拟：你在平时的直接交往中也许不善言词，很乏味或脾气很坏，但在“虚拟交往”中，智能能掩饰你的不足，使你在“信息空间”中风趣幽默、风度翩翩，制造出一个“虚拟人格”来。你没有领导、组织才能吗?不要紧，信息社会——互联网络本来就不需要组织和领导，每个人只要遵守那几个基本的“通讯协议”，就可以把自己的东西搞上去，大家就这样“无组织、无纪律、无领导”地把东西凑到一起，就能出产品、出效益、出事业，因为信息空间有“自组织”能力。
　　另一方面，很多现在报酬十分丰厚，却不是依靠智能而是依靠其它长处的职业，将会被信息技术取代。就像在过去几百年中，很多依靠体力的工作被机器取代一样。我们可以想像，在不远的将来，随着软、硬件技术的进一步提高，现在已经在影视制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电脑动画制作技术将完全取代演员。到了那时，演员可以做到的，电脑都能做到，演员做不到的，电脑也能做到，还要演员作什么?
　　总而言之，在信息时代，不仅力量将主要归属于智能(这一点我们已很容易看到，如制作软件、加密解密、进行其它各种高科技开发等获取权力和财富的能力主要取决于智能。信息时代的大规模犯罪也几乎完全依赖于智能，如打进他人计算机网络，对自己用于犯罪目的的通讯进行保密等)。就连取悦别人的能力也将主要取决于智能。在信息时代，“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老话比其他任何时代都更加正确，更加绝对。
　　伦理学问题
　　按智力划分阶级公平不公平?很多人会认为不公平。特别是听到智力就是智商，即认知能力时，就会感到不公平，进而对此表示怀疑，并找出对于智力这一人类最根本美德的其他解释。“情商”(EQ)的说法最近风靡一时，有关“情商”的书在许多国家都十分畅销。“情商”的真正含义究竟是什么，它与智商是什么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人们对它如此关注恰恰反映出人们对于智商的关注：人们想看看智商之外究竟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决定人生命运的东西。
　　就目前而言，智商尚未完全占据垄断地位，这可能是因为有些智商不能解释的人类美德(如“情商”的倡导者们所主张的那样)还在起作用，也可能是因为还有些与人类美德无关的更不公平的因素(如门第)在起作用。就中国人而言，我们今日常常听到的抱怨是财富和权力不按智商分配，因而不公正，如“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等等。这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在近十几年中处于转型期，有一定程度的混乱，因而人们看到了许多至少在表面上智商不高的“粗人”(但也许他们之中有一些人智商不低呢!因为中国不是美国，还远远不具备把高智商的人从各个角落筛选出来，送到名牌大学受教育的能力)发了财，更多的愤怒则集中于那些靠门第暴富的人(以科学的严格性说，从统计意义上看，门第高的人往往智商高于平均水平，但无论是按门第致富还是按门第做官，都违反了按智商排列人的等级的原则，使得很多高智商的人屈居于智商相对比他们低的人之下)的身上。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目前处于比美国落后得多的发展阶段，缺乏按智商排列人的等级的完备的技术手段，况且需要也没有这么迫切。再一个原因是人们夸大了未按智商分配财富和权力所造成的不公平。实际上，中国在相当程度上至少是按受教育程度(在中国高智商还不能完全等同于高学历)分配财富和权力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和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之间，在收入、待遇、社会地位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否则，就无法解释即使在一片“读书无用”的抱怨声中，那么多的家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把孩子抬过大学的那道门槛。
　　如果社会中的人必须划分成三六九等，则按智商划分应该是最合理的。最早发明开科取士制度的中国人根深蒂固地这样认为，其他主要文明、至少是西方文明圈的人们也这样认为。真正的伦理学问题是，该不该把人划分开?很多人对这样的划分表示担忧。特别是按智商划分人显然是一种直接根据一个人的固有特点进行的极为本质的划分，一旦社会环境给人们创造了进行这种划分的条件，人们就很难再做不同阶层间的融合。而少数人掌握着与他们的人数不成比例的巨大权力，掌握着他们根本不交往、也不关心的其他许多人的命运这样一种前景，则更令人担忧。问题是信息技术革命很可能恰恰是强迫人们进行这种划分的一种技术革命。我们唯一能够自慰的是：在人类历史上一直都有阶级的划分，这一次的划分标准我们觉得至少比过去更公平一些。
　　群岛能有多大?
　　在不少展望信息时代的著述中，信息时代是一个万民同乐的天堂，在这个天堂里，每一个人都可以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能、最充分地实现自我。如果可以用世界地图来比喻，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应该是一片嫩绿的大地，没有任何断层线，绝不应该是前面所描绘的一片灰黄色的浩瀚沙漠之中星星点点地散布着一些绿洲，或者是一片肮脏起泡翻腾着的“贫穷人海之中星星点点地散布着一些高科技群岛”这样一种景观。他们确实有很多理由：比如计算机，过去只是少数科学家的禁脔，现在不是越来越多的人都用上了?比如互联网络，这是个最民主的地方，没有层级管理结构，任何人只要花不多的钱跟它联上，就成了网上一个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享有平等权利的“网民”，现在已有几千万“网民”了，而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更多的人会有机会加入到这行列中来。
　　笔者不能完全同意这种看法。首先，从历史上看，权力永远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在信息时代恐怕也不会例外。实际上，今天计算机的普及是由于人机界面的不断改进，不断变得更容易使用促成的。这就掩盖了一个事实，真正懂得计算机，能够在信息空间中防护自己的人比例并不见得提高了多少，绝大部分计算机使用者是不懂计算机的。更进一步说，懂不懂、懂多少计算机还不仅仅是个经验的问题，它确实牵涉到一个人的智商。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其系统越来越复杂，而要弄懂它(我们可以给“懂”下一个粗略的定义：“懂”不是指什么都懂，而是指你有在信息空间中自我防护的能力。这个定义不准确，但可凑合使用)所需的智商越来越高，使得能够掌握它的人数比例反而会越来越小。防护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你能不能够利用信息技术获取报酬(我们可以把有这个能力作为“懂”的另一个定义)。很可能你不能，你只能用电脑打打游戏，看看电影，信息空间里面的大量的专业信息你也看不懂，至多在上面和人聊聊天而已，再就是用电脑打打字。你不懂，你就受人摆布，你就没有权力。软件是这样，更不用说硬件了。那些通讯网，那些芯片，它们的技术，它们的管理，无一不是掌握在少数精英手里。很可能，信息技术将打破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但取而代之的很可能不是人们原来设想的一张网结构，而是两张网结构。一张是小网，那是精英集团，他们互相之间没有层级结构而是平等的网装结构，但他们的这张小网是高高在上的;另一张是大网，低低在下，绝大多数人都在这张大网里。
　　其次，群岛的大小取决于地球上资源，如能源、粮食等的稀缺程度——当然也在较小的程度上取决于精英集团的包容性。无论科技如何进步，很可能能源和粮食还会是限制群岛大小的制约因素。
　　二、种族的界限仍是最为牢固的断层线
　　当我们考察信息时代时，我们不仅要考察那些最具有信息时代特点、最受信息时代影响的断层线，还要考察其反面，那些最不受信息时代影响的断层线。就世界政治地图而言，最不受信息时代影响的断层线恐怕莫过于种族之间的断层线。其他东西，如文化、语言、宗教、意识形态，甚至国家，观念的成分比较大。观念成分大的断层线易受信息时代的影响，在信息时代往往会变得模糊不清或错综复杂。而以人的体形特征、遗传学构造这些最为基本的差异为基础的断层线——种族，则要经过更为漫长的时段才能融合。
　　在这里笔者必须说明，认为种族差异重要并不等于就是种族主义者：种族的断层线是明摆在那里的事实，闭目不见或矢口否认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我们必须敢于正视种族的问题才有可能更好地解决它们。
　　种族差异的生物学基础
　　种族差异绝对是有生物学基础的：两个黑人男女生不出一个白人孩子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现代的生物学研究正在逐步解开种族差异的遗传学奥秘。旨在解开人类各种族、各民族及各“人口”(Population，按照某种不严格的划分标准，世界上大致有个不同的人口)之间的遗传学差异及亲缘关系奥秘的“人类基因组差异性项目”(the Human Genome Diversity Project，简称HGD项目)已经启动。[6]
　　此外，斯坦福大学72岁的Cavalli-Sforza教授领导一个小组花了16年时间，终于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人类基因世界地图集，[7]其中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发现。比如，一般人会想像澳洲土著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在遗传上应该是比较接近的，因为他们有相同的肤色和类似的体形，但实际上，澳洲土著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在遗传上是相距最远的，而与他们的东南亚邻居才是相距最近的。再比如，作为种族差异明显标志的眼睛颜色，实际上主要是对气候的一种适应。欧洲人是亚洲人和非洲人的混血，其中亚洲基因占65%，非洲基因占35%。从总体上说，人类在遗传学上的族内差异比族间差异更大。不同的种族往往有一些相同的等位基因，没有发现某一“人口”共同具有而另一“人口”都不具有的等位基因。
　　《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8]认为这些重大发现反击了一些人认为种族在某些特性上的差异具有遗传学根据的观点，如前面提到的《钟形曲线》的作者，认为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智商差异是有遗传学基础的。由人类基因组差异性项目北美委员会撰写的《人类基因组差异性计划常见问题回答》对于“可以从遗传上定义族群吗?”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就科学家现在所知而言，没有特殊的基因决定一个人是爱尔兰人或中国人或祖鲁人或纳瓦霍人，这些都是文化标签，与基因无关。”[9]
　　关于人类遗传问题的研究，以及关于种族智商差别的研究，不仅是科学问题，也是敏感的政治问题。仅仅在几十年前，欧洲人、包括科学家，对于他们有可能与非洲人享有共同的祖先的想法极为反感。著名的古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写道：“当1931年我的父亲告诉他剑桥大学的学术导师，他计划去东非寻找人类起源的化石时，他受到很大的压力，导师要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亚洲而不是非洲。”[10]后来，那些带有强烈种族歧视色彩的说法销声匿迹了，这固然是由于生物学、考古学的进步戳穿了那些谰言，但政治气候的变化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种族主义为人类主流社会所不齿。但这也带来了另一个方面的问题，科学家及一般大众都倾向于缩小而不是夸大人类的种族差异，特别是涉及到遗传学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领域以及智商这个有关人类自信与自尊的敏感领域。《钟形曲线》的作者就曾抱怨：一些敢于发表其对于人类种族智商差异的研究成果的科学家被打成了“贱民”。人类主流社会，特别是西方知识分子这种倾向的用意是极为善良的，他们真诚地希望世界各种族能够和睦相处，共同发展，而不要去多提那些有可能造成裂痕的事。但如果差异确实是存在的，那么把差异摆出来，并加以探讨和研究，认真估量这些差异可能造成的结果，以谋取解决之道，总比掩盖差异好得多。在信息时代尤其如此，因为在信息时代什么都掩盖不住。
　　其实，就目前科学家所了解的事实看，种族差异并不像前面提到的《时代周刊》那篇文章所说的仅仅是“皮肤那么厚”(only skin deep)。说“种族差异仅仅是皮肤那么厚”，或者说爱尔兰人、中国人、祖鲁人或纳瓦霍人这些名称仅仅是“文化标签”(“cultural labels”)的主要根据是，人类基因的群内差异远大于群间差异，但这并不等于群间就没有差异。
　　就我们的日常经验而言，不同种族在肤色、头发、眼睛、面容、头型、体型，甚至身体所发出的气味方面是如此明显地不同，我们一眼就能辨别出来，根本无法视而不见——不管这些差异是由于遗传基因造成的，还是由于对气候的适应造成的，还是什么其他别的原因，我们反正无法视而不见。而这些差异是如此难以改变：一个中国人可以完全为西方文化所浸透，但如果他想把自己与西方人的身体差异也消除掉，那恐怕需要许多代的混血。
　　如此难于消除的差异当然会造成断层线，即使是在信息时代也一样。
　　种族主义：远未消失的幽灵
　　正是因为种族之间存在着许许多多极易辨认的差异，所以种族歧视一直是人类社会的顽症。在人类历史上，人们很少能够较为平等地对待与自己在外貌上存在着极大差异的其他种族。当然，在同一种族之间也经常发生相当残酷的战争、屠杀;在被称为不同种族，实际上体质差异并不那么明显的人群之间也发生残酷的屠杀和“种族清洗”。但是，这些屠杀和“种族清洗”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当白人与非洲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相遇时对后者的奴役、屠杀和种族清洗那么残酷，那么干净彻底。谈到种族清洗，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纳粹德国对于犹太人的屠杀。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因为犹太人在西方主流文化占有较大的“话语权”(因为智商高?)，而黑人和印第安人则无法发出那么强烈的声音而已。白人与亚洲人相遇时情况也是十分残酷的，但因为亚洲各民族在文明(或者说是科技)发展阶段上比黑人和印第安人高，所以才没有落到类似于美洲印第安人的命运(而黑人之所以也没有被完全灭绝，则是由于他们身体更强壮，更适宜于在种植园中当奴隶)。
　　种族歧视的现象在美国一直延续到本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即二三十年前。只是在黑人民权运动高涨，并且大量的白人转而反对种族歧视之后，情况才大大改观。但我们还不能说种族歧视已经不存在了，也许永远没有机会说。对此，我们一方面得赞叹人类的伟大，或者说上帝的仁慈，竟然能够在道德方面迈出如此巨大的一步;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担忧：我们真的迈出了这一步，真的不会再退回来了吗?
　　恐怕还不能这么说。最近，在西方出现了一股潮流，就是强调西方的独特性，不光是新法西斯主义“光头党”，右翼政客，而且有著名学者，都在唱这个调门。其基本点是：我并不认为自己比他们(非西方人)更优越，但我绝不允许他们掺和进来。[11]法国右翼国民阵线的二号人物Bruno Megret在他的党在地方选举中获胜后说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们从哪来就回哪去……不是因为我们恨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污染了我们的民族特性并抢走了我们的工作。”[12]《文明冲突论》的作者亨廷顿最近在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又发表了一篇题为“西方：独特的，而不是普适的”的文章。[13]过去西方人讲西方的优越性，讲全世界都得皈依西方文化，现在则讲独特性了，讲非西方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西方化。这难道不是进步吗?中国有些不求甚解的人甚至写文章为此而欢呼：你瞧，现在连西方人都承认我们自己的非西方文化也有存在的价值了。实际上，亨廷顿这篇文章的主题根本不是承认非西方文化的价值，而是大声疾呼西方各国团结起来，一致与非西方国家对抗。他呼喊道：“西方各民族必须吊在一根绳子上，否则我们就会被一个一个吊死!”这充分表明了西方种族主义的抬头，而且像亨廷顿这样著名的知识分子也在或多或少地加入它的行列。
　　种族主义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是有生物学基础的，还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哪种成份大一些?我们不得而知。令人遗憾的是，无论其根源为何，种族主义或种族灭绝在历史上往往是十分有效的：比如美国，它今天之所以没有像英国北爱尔兰那样的问题，或是像中国西北、西南地方那样的问题，并非如它所宣称的那样，是由于它是各民族友好融合的大熔炉，而是因为它干净彻底地灭绝了印第安人(还剩下一些，但已构不成一种力量)。试想，如果今天的印第安人数多一些，他们就很可能对白人高呼着“从哪来就回哪去”，并到处扔炸弹。
&信息时代有可能缓和种族差异
　　种族差异肯定是有其生物学根源的，但它确实也有文化标签的成份。比如我们曾提到过：澳洲土著看来与非洲黑人十分相像，实际上却在遗传上相距最远。种族差异给人的感觉以巨大影响的恰恰是外表的差异。正如笔者在前面提到的那样，信息时代使得人类除了智能之外的其他特性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信息时代人类极为频繁的跨国、跨洲信息交往也必然会大大冲淡种族差异中的文化差异部分。这就使得信息时代有可能缓和种族间的差异或不和。有较长网上经验的人都会体会到，在信息空间中，人们多半不会关心你的肤色、种族、国籍、性别、年龄等所有这一切，把人聚合成不同群体的原因纯粹是思想的相投与否。
　　种族识别生物武器
　　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大大地促进了生物学的进步。实际上，生物学的进步也是非常惊人的，并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祉，如疑难病症的治疗，喂饱越来越多的人口等，但也带来了许多新的威胁，有些是十分可怕的，其中包括发展“种族识别生物武器”的可能性。
　　《人类基因组差异性项目常见问题回答》断然否认这一可能性：
　　问：这些样本(指采集的各种DNA样本)能够被用来制造针对特定人口的生物武器吗?
　　答：现在所有已知的技术都无法利用遗传学进行种族灭绝。根据我们对于人类基因变化的了解，这种武器似乎不可能被开发出来。该计划将谴责并禁止任何将数据用于此类目的的努力。该项目的高度透明性及其伦理的约束更将使这种企图几无实现的可能。
　　然而，托夫勒在《未来的战争》一书中曾引用1992年瑞典国防研究院主任博·瑞贝克的话说：由于我们能够辨别出不同种族与人种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差别，“我们将有能力区别黑人、白人、东方人、犹太人、瑞典人、芬兰人之间的差异，并能开发出一种用以专门消灭某一特定人种的制剂。”[14]笔者曾就这个问题特地询问过英国著名生物学家Patrick Dixon博士有关“Race Discriminating Bio-warfare”的可能性。Dixon博士说：“I think it could be a horrifying possibility”。
　　根据人类各种族基因差异的特点，要想造出能够精确地识别某一特定人口，并加以灭绝的生物武器确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完全有可能造出一种生物武器，它可以杀伤A人口中的80%，却只杀伤B人口中的50%(这里的数字没有任何科学根据，只是打个比方，但遗传学的进步将能够精确地确定这些百分比)。《人类基因组差异性项目常见问题回答》很可能是因为怕失去公众对于该项目的支持而掩饰了这种可能性。只要有这种可能性，只要数据在技术上可用于制造这种武器，“谴责并禁止”是没什么用的，“高度透明性”也是没什么用的。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这种生物武器不能精确识别，那么，又有谁敢使用它?政府也许不敢——除非到了非同归于尽不可的时候，但非政府的种族主义组织也许就没那么负责，那么理性了。
　　在存在着开发这种可怕的武器的可能性的时代，西方却又出现了种族主义的死灰复燃，这确实是一件可怕的事。要知道，信息技术也给煽动种族主义提供了便利手段，而就目前而言，能够利用信息技术的绝大多数是白人。这就是信息时代的种族断层线，它至少在目前是与第一部分所说的智力断层线在某些地方互相重合，因而互相加深加宽的。
　　新的人造种族出现的可能性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一书中曾表露过这样的担心：
　　“……遗传工程已开始使人们步入窘境，这种窘境不久将使20世纪的意识形态之争显得在智慧上是原始的，并可能分裂人类，其矛盾的尖锐程度甚至超过以前将人分为特权者和贫困者。”
　　“从遗传上改进智能和体能将主要用于——至少在一般时间里——世界上的有特权的人，那是大有可能的。实际上，在人的状况方面将出现新的和戏剧性的差距。的确，人们可以合理地猜测，能提高人的智能和体质的遗传工程到一定阶段，完全可能首先只由最先进国家的最强有力和富裕的上层人士所采用(贫穷国家里的少数的类似的上层分子也可能采用)。从而在遗传上改进的人和其他人之间就可能出现新的和真正造成不和的分裂(在某些方面会令人心有余悸地想起希特勒的种族纯化的冥想)。”[15]
　　遗传工程完全有可能将精英集团的权力、财富等“固化”到他们的遗传密码中去。那时，精英集团不仅在思想上、在生活上与一般大众隔绝，而且在人种上也与一般大众距离越来越远。这将是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深刻的人与人之间的断裂。
　　三、信息时代国家作用的变化
　　即使到了21世纪，大多数世界地图上最为醒目的轮廓线恐怕还是国境线，各个不同的色块还是代表国家而不是代表别的(当然，海洋除外)。在不同智商人群之间的阶层划分的重要性，不是体现在其绝对值上，而是因为它的重要性因最具有信息时代的特点而增加得很快。种族断层线的重要性则主要在于其永久性：有朝一日国家消亡了，种族也不见得就融合得很好了。但就其在可预见的三五十年之内的当量，恐怕还是赶不上国家，国家在此期间还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要演员——至少大国仍旧是。
　　但在信息时代确实有不少因素模糊了国界，削弱了国家作为国际政治基本单位的垄断权。另外还有一些因素则要求国家继续发展其效能。
　　国家应该有多大?
　　美国学者约翰·纽豪斯在一篇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的开首就说：“民族国家对于处理日常生活来说是太大了，而对于处理国际事务来说又是太小了。”[16]这种说法在目前是十分典型的，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否则就无法解释欧洲国家为什么一方面要搞欧洲联盟，甚至货币都要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却像纽豪斯所说的那样，欧洲许多城市等其他级别的政治实体另搞一套，自己串联，不再听命于国家，也不再指望国家。
　　促进这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跨国界活动越来越多。“经济一体化”这个词我们听得很多了。信息技术当然是“经济一体化”的催化剂之一，并且使其更为彻底。而单个国家在直接管辖“一体化”的经济活动，包括贸易问题、劳工福利标准、消费者权利等许多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另外，在许多方面，如立法、打击有组织的犯罪等等，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也使得国界越来越模糊，国家越来越不管用。如赌博，美国一些州是不准赌博的，但赌场老板把网上赌场设在了加勒比海上——其实只要搬一个服务器过去就避开了美国的法律。还有版权问题，对于网上出版物来说，哪里版权法松它就可以搬到哪里去。信息技术使得许多立法、司法与执法问题变成了跨国界的问题，否则就不能奏效。
　　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提到了在几个方面的“中间”层次将消失。比如，他认为处理信息和批发产品的中间人最好是另谋生路。他还认为，公司的中间管理层次将被削平。[17]在信息时代，这样的前景可以举出很多。例如，在军事方面依靠能够实时分析、处理大量数据并相互交流的计算机网络技术，高级指挥官可以同时指挥和协调数量极大的单兵，中间层次的作用大大降低。实际上，信息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没有中间层次(想想我们在第一部分所说的“两层网”，无论是两层之间，还是任何一张网之内，都符合这个特性)。这在互联网络上体现得极为充分：一方面互联网络极大，覆盖着整个地球，几千万人——将来是几亿、几十亿人——附着于其上;另一方面在互联网络上完全没有中间管理层次，个人只要直接附着于其上就可以在信息空间中漫游了。在信息社会中，个人(或社区)的社会、政治生活也有这个趋向：一方面人(或社区)与人(或社区)在整个地球的范围内互相联系和交往，因而需要一个极为庞大的社会、政治框架作为支撑;另一方面，恰恰由于个人(或社区)可以在如此大的范围内活动，他(或他们)对于中间层次的依赖及中间层次对于他或他们的控制力都将下降，而原来的民族国家很可能恰恰属于这个倒霉的中间层次。
　　那么，究竟国家应该有多大才能在21世纪发挥作为世界秩序中的基本单位的作用呢?基辛格认为：多半是一些大陆型国家，如印度、中国、统一的欧洲、美国和俄罗斯，再加上日本。[18]基辛格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多半不是信息技术，但他讲的未来国际秩序中的基本单位应该相当大这个感觉是对的。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上述这些国家也不够大——至少对于某些问题是如此。
　　国家对于武力的垄断地位将受到严重挑战
　　在近代以前，国家并不具有对于武力的绝对垄断地位。在国家内的贵族、军阀等往往拥有自己的武装，它们往往不完全听命于国家的统一号令(秦统一后的中国这种现象要少一些)。然而，到了近代，国家已成为唯一可以合法地使用武力的单位，它的武力往往占据绝对的优势。[19]其他单位往往是不能合法地拥有自己的武力的，而非法地拥有武力的那些集团，如匪帮，其规模与能力也往往无法与国家相匹敌。只有在某些特殊场合，反对国家的武装力量才强大到足以与国家相匹敌并推翻原有的国家。但在这些特殊场合，战而胜之的力量往往随即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于是国家又恢复了对于武力的垄断。今后，情况则将发生变化，虽然国家的武力仍将占有极大的优势，它却将不得不认真地对待非国家的武装力量。这一趋势已日益明显。
　　在美国《新闻周刊》所作的一次民意测验中，32%的人认为在21世纪对于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来自恐怖主义，26%认为来自国际犯罪与贩毒组织，15%认为是种族仇恨。第四位才轮到民族国家：13%的人认为是中国，4%认为是俄罗斯，1%认为是北朝鲜。[20]这是美国一般民众的感觉，而美国军方对于非国家的武装力量也是认真看待的。美国陆军在一份关于21世纪陆军战斗任务的报告书中，明确把“非国家力量”列为“未来的敌人”。[21]在它的第二章第二节“未来敌人的特点”的B段“非国家力量”中写道：
　　“使用赋予它们类似于民族国家的适当能力的现代技术的非国家安全威胁，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正在向传统的民族国家环境挑战。从范围看可以分为三类：
　　(1)次国家性的。次国家性威胁包括政治、种族、宗教、文化和民族冲突，这些冲突从内部对民族国家的规定性和权威提出挑战。
　　(2)无国家性的。无国家性威胁与他们所属的国家无关。这些实体不是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也不想建立这种地位。地区性的有组织犯罪、海盗和恐怖主义活动构成了这类威胁。
　　(3)超国家性的。超国家性威胁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在地区间乃至全球范围内活动。它们包括宗教运动、国际犯罪组织，以及协助武器扩散的非正式经济组织。”
　　美国陆军的这份报告已经清楚地说明了非国家武力所构成威胁的实在性及其大致的类别结构。从技术、资金、组织能力等方面看，这种现象几乎是信息社会的必然趋势，我们必须面对它。
　　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对于武力的垄断之所以能够维持的根本原因在于，只有国家才有能力从头到尾掌握全套武器系统的技术和制造。其他集团可以合法或非法地获取一些武器，如枪支、炸药等，但质次量少，破坏能力有限。相形之下，在古代社会，制造武器的技术十分简单，国家便难以进行垄断，但那时的武器破坏力不大，武力的主要基础是组织、动员能力，而不是武器。信息社会使得武器技术一方面十分开放易得，另一方面破坏力极大，这就给了非国家武力以全新的活动舞台。信息时代要求有前途的技术必须是一个“开放系统”，只有开放系统才能适应技术的迅速升级，并与别的系统相衔接。单搞一套的专用系统是绝对无法与无数家企业、无数科技人员共同努力开发的开放系统相竞争的。现代的整套技术系统是如此昂贵、庞大，即使是美国军方也难以单独开发、单独使用。这决定了现代技术系统必须走军民两用的道路，而且对所有消费者开放。因此，任何人都可以用从市场上买得到的高科技产品制造令人生畏的战争武器。托夫勒曾提到，数百万美国家庭中安装的有线电视盒中的高精密码加密技术可用于导弹导航;任何人有钱都可以从俄罗斯、法国、日本甚至美国订购到太空监测影像服务，精度比70年代军方所拥有的技术要好得多(俄罗斯提供的服务分辨力达到5米，不久就能提高到1米，这意味着可以通过商业购买就获得精确度达到1米的诸如军队坦克、导弹部署位置的材料)。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的高度流通，制造许多武器的专有技术已经大大扩散。
　　要建立强大武力的另一个要素是资金。从一些数字我们可以对今天跨国犯罪集团调动资金的能力究竟有多大有一个感觉。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毒品与恐怖主义小组委员会1990年提供的数字说，世界上大约有3000亿美元是从贩卖毒品中获得的。英国国会国内事务委员会1989年的一份报告说：估计有18亿英磅的毒钱流过这个国家。[22]联合国官员最近估计每年犯罪集团的收入为7500亿美元，其中亿为毒钱(美国缉毒局估计)。[23]这些都是富可敌国的数字，从中抽出一些来搞武力并不太难。全球联网的银行系统十分有助于这些钱的转移，一笔钱在24小时之内就可以走十几家银行。更为可怕的是，将来可以某些对于银行管制不太严的热带国家建立“网上银行”，这样，国家不仅收不到税，对于钱的流向也一无所知。[24]更进一步说，随着加密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完全可以建立正式银行之外的地下银行系统——在中国传统的帮会中就有过类似的系统，但如果能够结合上现代网络及加密技术，当然就会如虎添翼，并成为各国犯罪集团共同接受的惯例。
　　除了钱，还有组织能力。有组织的犯罪过去的规模就不小，但现在的趋势是跨国犯罪组织建立跨种族、跨文明的“战略同盟”关系。[25]现代通讯技术的迅捷及金融系统转移金钱的便利和隐蔽无疑地促进了这种联合并使之效能大大增强。在此规模上组织起来的犯罪集团足以和多国政府周旋一番。实际上，只要非国家力量能在技术、金钱、组织力量上与国家缩小差距，由于它们的灵活性、隐蔽性、无疆界性，非国家力量甚至在某些方面取得对于既跑不了又得对许多事情负责的国家的优势。
　　然而，与信息技术结合得最紧密、最具信息时代特点的非政府武力还不是上述以金钱多、规模大为特点的犯罪组织。实际上，随着社会走入信息时代，对于信息网络的依赖加强，一个人只要有极少的金钱，就可以实施对国家的“战略进攻”。
　　与国家共同发挥作用的组织形式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今年的一月/二月号上发表了Jessica T.Mathews的一篇文章，题为“权力的转移”，专门论述非国家参与者在新时代国际国内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26]这些非国家参与者之中，首先是“非政府组织”，即NGO。NGO在今日世界影响极大，即使是那些大国政府，甚至联合国也得与它们合作。NGO不但在民众中影响大，而且具备许多政府及正式的国际组织并不具备的专业知识，因此，政府和正式的国际组织在解决许多问题时不得不求助于它们。另外，在许多国家，NGO提供着许多政府没有提供或提供得不好的服务，如城乡社区开发、教育、卫生保健等——特别是在政权不稳、政府无暇顾及这些事务的时候。有些NGO钱不多，但影响很大;有些NGO钱也不少，如提供各种服务的巨型非政府组织CARE，年预算达四亿美元。
　　Mathews认为，新技术对于NGO急剧增大的影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主要是指互联网络。互联网络使得NGO能够以极低的成本传播其思想，扩大其影响，完全打破了政府及传统媒体对于信息的垄断，并且可以毫无阻碍地跨越国界。另外，她还从新技术的特点的角度分析了更为广义的组织形式变迁：
　　“信息技术瓦解了等级结构，把权力分散到更多的人和群体当中。由于极大地降低了通讯、磋商和协调的成本，新技术把分权化的网络结构置于比其他组织模式更为优越的地位。在网络中，个人或组织可以相互联系以采取联合行动，却用不着建立一个有形的或正式的实在机构。在网络中，没有任何人居于最高或中心的地位。在网络中只有许多节点，在那里一堆个人和群体为了各自不同的目标而交互行动。企业、公民组织、民族集团，还有犯罪卡特尔，全都准备充分地采用了网络结构。另一方面，政府的精髓却在于等级结构，无法摆脱一个与新技术造成的所有可能性都不能兼容的组织模式。”
　　“刚刚开了一个头的信息与通讯技术的演进，多半将大大偏向于非国家实体，包括我们现在连想都没有想到的非国家实体，而不是国家。新技术促进非机构化的、灵活转移的网络，而不是固定的官僚等级结构，而后者恰恰是单一声音的主权国家的标志。新技术消除了问题和机构与一个固定地点相联系的纽带。并且通过赋予个人以力量，新技术弱化了个人对于社团的相对依附，在现代社会中，这些社团中最杰出的就是民族国家。”
　　以上这两段话对于我们理解信息时代的社会组织结构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信息时代有两张网，而不是一张网，这两张网是相对隔离的。总体上来说，信息技术将促使权力从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转移到个人或其他群体手中，但这些个人或群体不是全体人类，而是认知精英集团。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认知精英集团的网状“集体领导”，会比等级状官僚领导更有效率，也更仁慈。但完全的平等是不可能的，信息时代也许还有些其他因素将加深隔阂，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布热津斯基的担忧。
　　在非国家参与者中，我们不能不提到跨国公司。它们之中的许多也是富可敌国的。如美国的通用电器公司，总资产达2551亿美元;福特汽车公司，总资产达1989亿美元;通用汽车公司，总资产达1882亿美元。近年原本已十分巨大的跨国公司，进一步大合并。超大规模的公司是信息时代、高科技时代的一个特点。我们在前面说过，信息时代组织单位的一个特点是要么极大，大到现在我们无法想像，要么极小，小到个人(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认为，到2020年，发达国家中最大的一群雇主将会是“自己”)。因此，我们多半会看到跨国公司进一步巨型化。
　　跨国公司在历史上曾经扮演过政府的角色，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曾经统治过整个南亚次大陆，并引起了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另外还有日本的“满铁”在中国，美国的许多跨国公司在拉丁美洲，它们都不仅仅是单纯的商业组织，而且插手政治、军事等多个领域。后来，由于人们对跨国公司插手其他事务产生反感和警惕，它们才开始约束自己。今天，随着信息时代国家疆界的进一步模糊化，跨国公司很可能将插手多方面的事务。它们有足够的资源，在某些方面还具有相对于国家的信息优势，因而很可能将成为21世纪具有极大力量的多功能实体。跨国公司插手政治、军事等事务，曾经有过极其黑暗的章节，在新的篇章中，也许有黑的，也有白的。
　　非政府组织与跨国公司，将是未来时代与国家共同发挥作用的主要组织形式。
　　国家仍将是弱者的主要保护者
　　美国的《时代周刊》日发表了Lewis M.Simons的一篇文章，题为《出卖高科技就业机会》(High-tech Jobs for Sale)，内容是讲波音公司为了向中国出售飞机而从中国购买飞机零件的作法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文中最后一段说：“波音只要能够得到飞机订单就能赚钱——即使这些飞机是中国工人制造的也没什么关系。无论克林顿和国会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对华贸易政策的实际效果，至少在当下，是保护了美国某些股东的利益而损害了美国某些工人的利益。”这篇文章反映了当前一种十分流行的看法，即经济一体化不利于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拉大了发达国家国内的贫富差距。经济学家们对此是有争论的，但在过去20年中，发达国家的非熟练工人每况愈下却是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事实。从1973年到1993年，没有高中毕业文凭的美国人的每小时实际工资从11.85美元降到了8.64美元。70年代前期，美国5%最富家庭的收入比5%最穷家庭的收入多10倍，而今天是多15倍。[27]
　　在信息时代，发达国家的精英集团会很高兴地看到国界的逐渐模糊，最好是消失，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更为有利可图的商业活动，其中包括可以压低发达国家的工人工资所带来的好处。对于不发达国家的精英集团来说，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全球一体化给他们也带来了更好的商业和就业机会，他们可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其所属国贫穷、落后给他们带来的不利地位，挣到与发达国家精英集团越来越接近的收入，得到越来越接近的生活条件。然而，对于发达国家的下层阶级来说，他们在信息时代就不得不面临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激烈竞争了，他们的发达国家国民的身份所带来的特权将逐渐消失。其实，中国这十几年的经验已经十分戏剧性地展现了这一幕：在改革开放初期，即使是中国精英集团，见到任何外国人都会自惭形秽，不自觉地去巴结。改革开放十几年后的今天不同了，精英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已经过上了比西方中下阶层远为富裕的生活(抛开靠腐败发财的那些人不算，还有一些人是靠智商、靠高科技致富的)，已经不大瞧得起一般的“老外”了。讲到发展中国家的中下阶层，信息时代、全球化对于他们倒也不像发达国家的工人一样，全都是失，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经济一体化才过上好一点的日子的(与发达国家的工人生活差距缩小，对于发达国家的工人是失，对于他们当然是得)。过去几十年，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中，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当然，信息时代、全球化的好处不一定能遍及全世界所有的贫穷国家，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就几乎被人遗忘了，因为信息时代根本就没有它们的位置。
　　实际上，精英集团多倾向于国际主义，而下层阶级多倾向于排外主义，这是古来已有的倾向，并不局限于信息时代。美国有位学者曾反复给笔者讲这个道理，他说自威尼斯那个时候就这样，你决不能指望着精英集团爱国，因为他们不需要国家，在哪儿都是过好日子，没有必要爱国，而排外的、反对移民的，多半都是下层阶级。
　　如果说，在过去，那些根本不需要国家的保护和其他服务，在哪儿都可以过得很舒服的精英集团只是极少数贵族、豪富，那么，在信息时代就必须加上“认知精英”。对于这个集团来说，国家的边界也许是越模糊越好。当然，他们也不是完全不需要国家所提供的服务，至少还得有国家提供经济学家所说的“公共物品”。但他们往往并不需要某个特定国家的保护。在实际生活中，你可以看到，中国的某些精英是这样，其实美国的精英又何尝不是这样。
　　真正需要一个固定国家保护的是那些没有能力到任何地方都可以过得很好的人。他们必须依靠社团的力量，而最强大、最靠得住的社团就是国家。当然NGO往往也发挥着保护弱者的作用，也许在某个特定情况下比国家干得还好，但毕竟力量有限，范围有限，可靠性也不那么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弱者最需要依赖国家，但国家的中坚力量并非由弱者组成，国家的中坚力量毫无疑问地属于精英集团(NGO又何尝不是这样)，他们靠为公众提供保护和其他服务而领取回报。
　　国家保护本国的弱者的具体行动有许多，如征差别税，转移资金给穷人，各种其他社会福利，把移民挡在国门之外(这也许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本国的穷人)等等。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保护本国的穷人(也许还包括弱企业家)的行为莫过于贸易保护主义了。如果不是为了保护本国的弱者，理性的国际贸易行为应该是即使别人搞贸易保护主义我也不搞——如萨缪尔森所主张的那样。经济上的强国往往主张自由贸易——因为它需要保护的弱者少，而弱国往往要求多保护一点——因为它需要保护的弱者多。当美国在经济上由强变得相对弱了的时候，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就抬头了——甚至连种族主义都抬头了(《芝加哥论坛报》的一名资深编辑曾以此理由对笔者解释了美国为什么种族主义、反移民倾向又有所抬头)。另一方面，美国的硅谷却是一片自由贸易、自由移民的气氛。
　　国家的断层线在有些地方是与种族、文化的断层线相重合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又会有更多的“弱者”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国家的保护。例如，在非西方国家中，可能有不少以任何西方标准看都应属于精英集团的人，由于其肤色、文化、语言等因素，走出了国门就会遭遇种种困难，至少是得不到应得的待遇。因此，国家对于他们也不是无所谓的。譬如中国人到了美国，有些人甚至达到了很高的地位，也得到了很高的待遇，但总是感到某种种族或文化上的隔阂，因而仍旧认同于中国，希望中国强大。更多的人可能是因为得到的待遇比应得的要低(也许从绝对值上看已经不低了，已经超出了美国的中等水平了)，从而也感到与当地优势种族之间深刻的隔阂。特别是在某些领域，种族或文化的因素起着重要作用。比如娱乐业，这也是一个在信息时代飞速发展并聚集着极大财富的地方(很可能是未来聚集着最大财富的地方)，但这个领域与纯科技产业不同，种族、文化、语言等因素往往起着很大的作用。这个领域并非白种人独占，如黑人就占有重要位置(但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这个位置很可能会失去)，但中国人，甚至日本人就很少能够插足。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这个领域也将越来越为智商因素所决定，这时的情况可能会好些。但无论如何，一些差异，尤其是种族的差异，很可能是根深蒂固的，当这些差异与国家的断层线相重合时，处于弱势的集团就很可能需要国家的保护。这与弱小的工业往往要求国家的保护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国家与高科技群岛的结合
　　从某个角度来说，国家代表着传统的强大力量，过快的变革多半会削弱它的权力，因而它有保守的一面。而科学技术的本质就在于求新、求变，不怕变化所带来的广泛后果，对于变化持支持和乐观的态度。当国家发现科技的变革将威胁到它的权力基础时，它很可能会采取行动抑制这种变革而保住自己的权力，也保持住社会的相对稳定。这种做法有时也许是妨碍了科技的发展，有时也许是绝对必要的。比如美国政府拼命地抑制民间对于加密技术的开发使用，这恐怕妨碍了科技发展(但也只能在美国领土范围内妨碍，这方面的公司已纷纷迁往国外)。但各国政府对于生物技术的发展作某些限制恐怕就是绝对必要的。
　　另一方面，科技的力量是如此巨大，国家要维持自己的权力，就必须鼓励科技事业，并与其紧密结合。实际上，国家对于科技事业往往进行大量的投入，有时甚至是不计成本的。我们今天使用的计算机之所以价格这么低，部分原因就是由于许多国家的政府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不惜血本，投入大量资源的结果。
　　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说，虽然我们前面说过弱势阶层更依赖于国家的保护，但反过来说，国家却决不是专门保护弱者的。国家的统治阶层是精英集团的一部分，他们与其他精英集团的关系比他们与弱势集团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只不过保护弱势集团是他们必须承担的职责之一罢了。从国家维持自己生存的角度说，它也必须与强势集团，在高科技时代则特别是与认知精英集团紧密结合，为他们服务才行。为了生存，国家将不遗余力地将高科技产业拉到自己的领土范围内来。美国在这方面做得最成功。它利用自己在高科技方面领先一步的优势，把世界各国的认知精英全都拉到美国去，加强自己在这方面的领先地位。未来世界地图上的高科技群岛很可能高度集中于美国，其次是今天的发达国家，在其他地方则只是星星点点。如果出现了智商断层线与国家断层线完全重合的情况，那么这个世界的裂痕就更深刻了，在这个世界里生存的弱势国家及其国民也就更难有出头之日了。
　　从许多方面说，高科技群岛无必要搬到某一特定的国界内，但从另一些方面说，也许还是有这个必要的。比如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都会影响到高科技群岛的迁移。未来的世界地图上高科技群岛的散布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各个国家能够给它们提供什么样的环境。
　　信息时代的国家形态
　　前面提到的“权力的转移”一文对未来的国家形态有一番展望：
　　“历史证明(在国家权力被削弱之后——译者注)除了部落时代式的无政府状态之外还有其他选择。帝国，无论是实行严密控制的还是松散统治的，都获得过成功和效忠。在中世纪皇帝、国王、公爵、骑士、教皇、主教、行会，还有城邦，对同一块领土行使相互重叠的世俗权力。这是一个十分接近于现代的三维网络的体系，而不是那个后来取代它的脉络十分清楚的等级化国家秩序。”
　　“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国际体系50年后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在过渡阶段，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将与正在演进的体系同时并存。国家将制定规则，而其他参与者将根据这些规则运作，但外部力量将越来越多地自己作出决策。在利用企业界、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去处理国家没有能力或不愿意自己去处理的问题的过程中，国家往往会在无意之中进一步削弱自己。”
　　就不远的将来而言，国家在权力、财富和能力方面的优势还是压倒性的。但它与非国家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分享权力，共同合作处理问题，则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这不是由国家的意识形态决定的，而是由技术所决定的，因而是根本的、不可逆转的趋势。在此趋势下，国家即使仍然十分强大，也必须顺时顺势而动，才不致被技术革命所抛弃。
　　注释：
　　[1]Joshua Cooper Rarno：“Welcome to the Wired World”，Time，Feb 3，1997.
　　[2]阿尔文·托夫勒、海迪·托夫勒：《未来的战争》，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286页。
　　[3]Ernest Gellner：Nation and Nationalism，1983，BasilBlack Well Ltd.
　　[4]同[2]。
　　[5]Richard J. Hermsteinn Charles Murray：The Bell Curve：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1994，Simon & Schuster Inc. New York.
　　[6]“人类基因组差异性项目”不是“人类基因组项目”(Human Genome Project)的一部分，二者要解决的生物学问题也不相同。
　　[7]这本地图集题名为《人类基因的历史和地理》(The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Genes)，为Luca Cavalli—Sforza，Paolo Menozzi和Alberto Piazza三人所著，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8]Sribala Subrmanian：“The Story in Our Gencs”，Time，Jan 16，1995.
　　[9]笔者是从斯坦福大学的服务器上找到这个文件的。
　　[10]理查德·利基：《人类的起源》，中译本，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
　　[11]陈燕谷：“从种族到文化”，《读书》1996年第10期。
　　[12]参见Newsweek日号的“perspectives”栏目。
　　[13]Samuel P. Huntington “The West：Unique，NotUniversal”，Foreign Affairs，Nov/Dec 1996.
　　[14]同[2]，第142页。
　　[15]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1、92页。
　　[16 ]John Newhouse：“Europe’s Rising Regionalism”，Foreign Affairs，Jan/Feb，1997.
　　[17]比尔·盖茨：《未来之路》，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230页。
　　[18]亨利·基辛格：“重新思考世界新秩序”，《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
　　[19]Emest Gellner：Nation and Nationalism，1983，BasilBlackwell Ltd.
　　[20]Newsweek Poll：“Living in the 21st Century”，Newsweek，Jan27，1997.
　　[21]Tradoc Pamphlet 525—5：Force XXI Operations，此为美国陆军编写的小册子，在网上公开，却未出版。下载网址为：http：.67：1100/force 21/tradoc525—5toc.html.
　　[22]Nigel South：On “Cooling Hot Money”：TransatlanticTrends in Drug—related Money Laundering and its　Facilitation，1995，安全社会委员会提供，其网址是：http：///crime/.
　　[23]Jessica T. Mathews：“Power Shift”，Foreign Affairs，Jan/Feb，1997.
　　[24]Steven Levy：“The End of Money?”，Newsweek，Nov.61995.
　　[25]Phil Williams：“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Strategic Attiance”，The Washington Quarterly，1995 Winter.
　　[26]同[24]。
　　[27]Ethan B. Kapstein：“Workers and the　World　Economy”，Foreign Affairs，May/Jun，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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