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的怀疑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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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诞生于西方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等基础之上，而中国等包括苏联，根本就是在经济发展十分落后，甚至还是封建集权思维十分浓重的土壤上，实现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其结果和表现，自然与马克思原资本论著中的描述和定义有所不同。虽然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本就是在集权封建思维很浓重的情况下，继续建设社会主义的。但毕竟还是以那个方向走，但是历史上为此付出了10年文革动乱等惨痛的代价，这也是人们质...
这主要还是因为相关信息主义诞生于西方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等基础之上，而中国等包括苏联，根本就是在经济发展十分落后，甚至还是封建集权思维十分浓重的土壤上，实现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其结果和表现，自然与马克思原资本论著中的描述和定义有所不同。虽然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本就是在集权封建思维很浓重的情况下，继续建设社会主义的。但毕竟还是以那个方向走，但是历史上为此付出了10年文革动乱等惨痛的代价，这也是人们质疑，到底是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还是扎根中国的时机不对？毕竟我们没有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到高级、后期极端的经历的洗礼！现在看网上一些欧洲人士嘲讽中国等国，说他们才是实质内涵上的社会主义，这样几乎让人汗颜。要注意——社会主义国家的定义，是在集权思维的共产国际苏联定下定义的，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定义未必准确！
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淀的大同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根植中国的文化缘由，而对马克思主义怀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受西方不良浸蚀所致。
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说的。
1、1912——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期间年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是，主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是...
作为一个国家，强大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制度的优势，正如我们曾经的强大是因为我们有着比其他国家都完善的适应了当时生产力状况的封建制度，英国的崛起也是因为他比别的...
女性尿中有白色浑浊物是什么东西呢？有没有懂这方面的说下。
答: 1．立志有恒
孔子认为人生活在社会上，不应该以个人现在物质生活为 满足，还应有将来精神上的更高要求，这就是对社会发展有自己的理想和尽自己的义务。他在教育学生如何...
答: “伪”在汉语里是假的意思。指出一个事物是假的最确切的办法是更多的了解真的事情，本文所指即为科学。了解科学不是简单的知道科学事实（比如太阳到地球的距离，地球的年龄...
答: 1．立志有恒
孔子认为人生活在社会上，不应该以个人现在物质生活为 满足，还应有将来精神上的更高要求，这就是对社会发展有自己的理想和尽自己的义务。他在教育学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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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问答：123456789101112131415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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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探索，马克思主义才逐渐在中国大地上扎根，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根据现实需要而不断深入的发展过程。
中学时代的马克思，立志为了“
提要：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探索，马克思主义才逐渐在中国大地上扎根，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根据现实需要而不断深入的发展过程。
中学时代的马克思，立志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工作。此后，马克思便以彻底击中人民生活园地的&思想的闪电&来兑现自己的誓言。为了弘扬马克思的思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多重维度或层次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讨。最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内容涉及到马克思思想的诸多领域，向读者展示了一幅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总体画面。每本书虽然各有侧重，但都坚持用学术化的语言和方式，论说马克思的思想及其发展。这套丛书的问世，已然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未来的一个路标。在这套丛书中，王南湜教授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及其规律研究》，针对学界以往研究这一问题的某些不足，如理论哲学视野、预成论思维、忽略学术化研究的实际贡献等等，从实践哲学视角出发，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倡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学术化理路。该书把实践哲学指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并将之当作全书的理论基调。在学界已有认识基础上，本书明确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种现代哲学之典范的现代实践哲学，相关的论证大体上如下:
(1)以如何看待实践与理论活动之间的关系为标准，哲学史上形成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两大路向。理论哲学由黑格尔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暴露出巨大的困境，马克思由此发动了一场哲学革命，开启了一种新的实践哲学路向。
(2)基于对实践及其社会生活地位的不同理解，实践哲学分为古代和现代的两种类型，马克思与众不同地强调物质生产实践的意义，便形成了堪称典范的现代实践哲学。
(3)西方哲学经历了本体论或实体性思维范式、认识论或主体性思维范式、人类学或实践哲学思维范式的演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适应中国社会生活变化的匹配性要求，也有大致类似的思维进程。而向实践哲学范式的转变，就是向马克思哲学原初精神的回归。可以说，正是因为启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形态即是实践哲学，本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考，可谓切中肯綮，合乎逻辑。
面向实际的问题意识，该书把马克思哲学之真精神落到实处。与强调马克思实践哲学思维方式相一致，本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主题的处理，不预先设定前提，不做空泛之论，而是坚持从现实问题出发，根据翔实的材料进行可靠的分析。作者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并没有真正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只是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探索，马克思主义才逐渐在中国大地上扎根，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武器。这就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根据现实需要而不断深入的发展过程。作者尤其透辟分析了毛泽东哲学具有一个关于人与其活动环境的存在论结构，从而既有助于人们合理解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又有可能因处理不好两者的不确定性关系而陷入错误。正是如此这般的科学态度，作者以问题为导向，富有说服力地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不同时期的学术成就和特点。由此可见，本书的理论叙述富有历史感，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本书在叙述方法方面，力求把所论问题还原到相关的学术史之中，紧扣学术史上下文联系来展开论述。作者通过追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来讨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思维范式的特质;作者通过分析李大钊所阐发的唯物史观，以便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阶段的学术特征，继而讨论瞿秋白、李达和艾思奇等人所开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工作，最后凸显毛泽东实践哲学的重大意义;在讨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作者的分析视野既指向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实践，又涵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化研究，并据此而展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未来发展。这种叙事方式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引导读者领会所论问题的一般意义，产生思想共鸣。不消说，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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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扎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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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某种特殊的喜好,而是有其客观的必然性.　　第一,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结合各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具体实际,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加以民族化、具体化；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在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开辟自身的发展道路.所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所在.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挥指导作用,就必须将其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第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客观需要.　　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科学真理,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中国有着特殊的国情,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分析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不一样,要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适合中国特点的新的理论,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也证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发挥指导作用,不仅因为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科学思想的结晶,而且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它同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它被中国人民所掌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源于对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经历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实际,创建了工农红军,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政府,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连续击退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在艰苦的条件下,发展了党和其他革命组织,展开了群众革命斗争.这一切都是由于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但这一时期内,特别是由于1931年开始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路线,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几乎陷入绝境.错误和挫折教育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开始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提出关于中国革命的完整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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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扎根生长考研分析题 个人觉应该从两个方面去考虑回答,一个是扎根,一个是生长,扎根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生长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请大家把二者结合起来,简练一点地表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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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马克思胡子长 所以能在中国扎根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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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知识体系的几点思考
作者：吴玉敏&&来源：第八届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
网络编辑：亦文
发布时间：
　　关于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经验方面成就早已累累挂果、内容丰富。现在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用中国自己的学术框架和理论体系对自己的作为方式与成效进行界定和解说。但令人深感遗憾的却是当下中国并没有一套完整、严密并极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和范畴，能够对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变革、变迁的内在逻辑进行说明和阐释。由此，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紧迫的时间性要求的同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与框架的建构就更是迫在眉睫。这是马克思主义真正在中国社会扎根、结果，并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作用的应然要求。
　　一、问题的提出
　　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共产党以其为指导思想在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革命的伟大成就，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社会思想变革的重要性和巨大影响力都是其他许多外来理论所无法比拟的。尤其在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成为中国现代化实现之根本路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指导作用更是无谁能取代。但一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现象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崇高政治地位与其在普通民众思想中理应得到的接受和认可状况形成反差。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中国社会中相当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现实的解释力心存怀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合理性、科学性充满困惑。个中原因除了思想多元化、认识多样化的环境改变之外，则是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存在根基的牢固性不足有关。再往下追究，更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尚未完成，中国社会还没有建构起真正属于自己的本土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和框架，其学理意义上的内在逻辑和思想范畴尚未真正形成。从而造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验成就很突出，理论体系呈现分散乃至影响力减弱的状态。政治色彩浓厚、学理阐释有限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明显的矛盾存在特征。
　　其一，如何合理、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仍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难题。今天，几乎没有人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跌宕起伏，以及塑造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巨大影响作用。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因为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国别差异，呈现出具有明显矛盾特色的多样性。这一点汉娜·阿伦特的看法是对的：“与当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困难相比，我们今天面临的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困难，更是颇具学术性的工作”⑴。关键在于，“因为这种困难一开始就与政治有着紧密联系，不论赞成还是反对，都被还原成政党之间的冲突的立场”⑵。
　　从马克思主义影响世界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态与理论特质的理解、把握就争议不断。马克思在世时也曾对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表达过“我只知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奈。尤其到马克思主义成为许多国家进行革命的理论纲领、社会主义运动在全世界成为潮流之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学术流派渐次被作为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所遮蔽、甚至代替。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则在各种各样政治需要的取舍中被涂上了红、黑、白等不同色彩。于此，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基本都陷于政治划界的纠葛中，致使政治正确成为认识、判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导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和学术深意被逐渐忽略甚至淹没。进一步地说，在马克思主义思潮广泛传播和流行的过程中，不能否真实的马克思学说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但更不能低估的是，这“也在某种意义上遮掩和隐灭了真实的马克思学说”⑶。
　　在对马克思进行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溯源，特别是在梳理马克思与斯大林极权主义的所谓紧密关系时，阿伦特的观点应该是非常正确的：“马克思在以往的大思想家中独一无二，他不仅使得我们去关注今天还没有能摆脱的那种困境，而且也是被极权主义这个新的统治形态所利用，或者可以说被误用的人物。也可以这么说，他为我们提供了能回归传统的可靠足迹。”⑷所以，面对世界范围内几乎普遍存在的各取所需的想法和做法，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马克思其实都有着不能否认和摆脱的片面与局限。
　　其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功能的过于强化，加上前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的种种偏差，甚至谬误，已然对今天准确理解乃至接受、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消极、不利影响。
　　必须严肃地承认这样一个根本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是因为它可以从理论上很好地解决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一种万能的斗争武器，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与维护功能，最终要归结为科学的认识与科学的信念上。但是，马克思主义常被人们用作进行政治辩护的工具；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常被用作对具体的方针、政策与政治运动进行注解与辩护的理论依据，片面甚至错误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哲学的批判性，变成为一些人手中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棍子。这种庸俗化的理解，极大地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弱化了人们对它的兴趣，也逐渐丢失了马克思主义对人们的吸引力。
　　同时，前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仍然对马克思主义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造成的客观阻碍作用不能小觑。从世界范围来说，“要通过现存的共产主义的积极方面来引导激进分子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变得越来越困难，其根源在于苏联模式自身的客观缺陷和失误。”⑸而中国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体系是以前苏联的教科书为基本框架。尽管在在一些细节或具体观点表述上与其有所差别，但总体上的谱系关联，使所谓马克思主义在当下中国的存在状况与表现很纠结：一方面，官方的或正统主流的表达和运用依然延续着这套体系和话语，与学术界逐步完成的对旧体系的远离和扬弃有着比较明显的张力；另一方面，普通民众已然形成因对马克思主义的空洞、抽象的教条化印象而表现出的疏离、冷漠态度，与急需一套合理、有效的解读、阐释中国现实与问题的内在紧迫要求又同时并存。
　　二、必须与必然
　　透过一百多年的世界历史风云，马克思主义冷峻的理论穿透力和强大的理论解释力在不断得到验证。一百七十年来，每当人类社会发展面临重大问题或遭遇重大转折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会引起人们格外的关注，都会以新的方式重新出场。但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是，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近百年传播的时间历程，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思想指导的重要地位，都令其亟需有一套与中国环境相配套的解说体系和学术框架。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影响地位与马克思主义尚未形成属于中国的学理体系形成强烈反差。正如有学者所言：无论从内部世界还是外部世界来看，中国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的现状令人担忧。从内部来看，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知识精英，无能解释自己的社会，对社会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清，更不知道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⑹。所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尽快构建、形成一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学说体系。而且从现实来看，这个问题已经上升到国家软实力建设的层面，是一个亟待增强的精神力量之一。
　　其一，学术解释的乏力使中国在当今世界的言说地位始终得不到广泛的承认，且经常陷于被动。
　　人类社会进入到21世纪后，在硬实力竞争依然至关重要的前提下，软实力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与作用日益重要。而软实力的核心就是有本国文化特色基础上的先进文明。但眼下的事实则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九十年革命、建设里程，客观上已经使马克思主义逐步从一种外来外在的理论思潮转化内化为思想观点、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达。有学者说：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当代的最优实践，但没有知识体系来解释。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解释权，似乎永远在外国人手中⑺。也就是说，对中国目前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呈现的样态、特质、根由等，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西方各种人士，基本都在用西方已然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架构进行解读和阐释。尤其中国也很努力借用其他国家也即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己，解释自己，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来向他人不断推广自己，但又达不到预期效果，甚至还会适得其反的悖谬，这正是中国知识界正在面临甚或已经陷入的一种困境。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中的许多精英因为国家的落后而求教于西方，在引进西方先进器物之后，又开始接受西方的思想理念，力图从“体”、“用”两相结合上让中国尽快赶上欧美发达国家。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探索与选择也基本是以发达的西方国家为学习摹本。无论是知识框架还是表达话语都有着鲜明而强烈的西方印迹，从而呈现为对西方知识依附的状态和特征，并一直延续至今天。所以，在中国崛起之时，面对以西方诸国为主导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舆论围剿，中国的自我辩护显得很被动，能力也很低，阐说的方式与力度都非常有限且成问题，反倒更使中国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陷于不利。
　　其二，中国社会渐趋盛行的功利主义风气，既让官方意识形态的社会广泛认同度不高，又使社会精神的离散倾向不断蔓延，而马克思主义在民间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式微。
　　客观地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价值的多元化以及文化的变迁，一方面使国家失去了文化上的垄断，国家的制度推进似乎缺少与之相配套的价值支援、文化支援。特别是进入市场经济以后，文化上出现了迅速的世俗化、大众化、功利化的价值取向，变迁的洪流冲动了最后一块磐石，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变的，一切都是暂时的，都会成为过去，这恐怕就是一种最深刻的社会危机。因为人们总是需要一些不变的东西可凭借，可依赖，可托付终身，以不致失落在“逝者如斯”的慨叹中。当由原有的党政意识形态所整合的社会文化体系逐渐解体以后，它所给出的乌托邦式的承诺也烟消云散。这使人想起马克思的名言：“一切固定的古老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清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⑻尤其是愈发强盛的实用主义的价值导向，令社会中的权威部门实际上日渐放弃了伦理上的表率角色，更加剧了社会信仰危机、道德危机，与此相应的是一种极端功利主义的为人处世的态度的盛行。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社会，既然存在着各个不同人群的认识判断和特殊需求，自然就不能排除各种不同的理论选择和价值判断。但任何一个有序的社会，还应该在这些具体的、个别的选择、判断之上，建立一种大体统一的能够帮助人们合理认识的知识框架，以及作为人们共同行为规范的社会价值尺度和要求。其主要功能就是为了帮助人们能够认清、洞察社会现实的本质与未来趋势，发挥调节和约束人类的功利选择和行为的作用。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各种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碰撞、交锋、变革以及转换的时期，由于传统思想体系的地位滑落、价值尺度的崩裂破碎，已然失去了旧有的影响力、约束力和感召力，而新的、统一的对各种问题和思想疑惑进行有力阐释、有效规范的学术体系和社会价值尺度与标准尚未形成并确立，人们只是从各自的需要、利益出发对不同的叙述理论进行选择和认定，并提出不同的价值意向和标准，这就使整个社会的思想认识、价值选择陷于一种混沌无序状态。这种状况一方面能够使无数相互矛盾的力量可以自发地汇成社会发展的合力，另一方面却也使社会的发展因此会受损于无规则状态下各种分力的相互抵消。
　　其三，中国正在进行的发轫于西方但又区别于西方的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方式，需要有属于自己的学术理论体系加以可信而有力度的诠释。
　　有一个事实应该承认，西方不仅是现代化、工业化发展的发源地和“中心”，而且也是各种现代社会科学思想理论的起始和“中心”。“西方文明中心论”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现在的问题是，要想打破这种“西方中心论”的看法与现实，就必须要有自身的可以立足且具力量的发展形态和阐释理论与之回应，而不是靠简单而情绪化的语言宣泄。中国最近30多年的发展成就，尽管问题多多，但也构成了挑战西方模式和思维的态势。如何在经验震慑的同时，再用属于自己的、中国化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进行解读和阐释，就已经成为一个焦点和必须要突破的症结。
　　应该看到，尽管“中国模式”一经提出就饱受争议和质疑，但“中国模式”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认可。其中的一个缘由在于：它为“发展中国家探索一条非西方的现代化路径指出了光明前景，让非西方国家追求现代化的信心大增”，而“选择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变成为许多国家的普遍共识，非西方发展模式的理念逐步进入主流视野”。并且，“‘中国模式’广受关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不拒绝一切先进的东西，并把西方和他国成功的发展经验融合进自己的模式，给当今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样本。”⑼同时还有一个重点因素在于，如同国外一些学者所看的，中国是“在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在实践层面奉行务实变通，在理论层面实行兼收并蓄、继承发展，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紧密结合国情的发展方略”⑽。于此，中国在不断进行实践推进和经验矫正的事实发展中，当然就迫切需要一套由自己建构的学术知识体系，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特色与方式予以提炼、总结和解说。这种思想理论体系的建设有着实践与理论的双重重要意义。
　　其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能够长期稳固、长久存在的根本要件，就是要形成一套集自身内在根本价值、思想逻辑与概念范畴为一体，融合了中国文化特色与思维特质，且具思想深度、学术严密和诠释力度为总和的学术理论体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也在加快，西方关于政治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也开始影响我国，引发国人对政治合法性及其来源和基础的思考，也迫使对执政党在中国政治的合法性问题被提了出来。从理论实质上说，马克思主义以对“资本逻辑”的深刻分析与批判为重点，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及内在规律的特质。真实展现了人类从最早的原始状态走向阶级消灭和国家消亡的内在必然趋势，使资本主义的灭亡与社会主义的胜利都具有内在的历史合理性与必然性。在这样深度的理论阐释基础上，以实践的思维将相关任务和目标的完成落实到共产党的领导责任上。这就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逻辑展示为一个完整的链条。所以，只要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正确性，就必然要承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自然必然要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长期执政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但是，现在的和困难问题是，仅靠某些抽象而空洞的大道理和政治说教所进行的说明、论证，已经很难产生令人信服的阐释和解释力，基本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愿望和效果。
　　面对当今日趋复杂的世界变局和人类社会扑朔迷离的发展前景，人们都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特有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和认识到在新形势下多向度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现实必然性和极端必要性。换种说法，时至今日，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始终是世界思想界难以回避的强大“磁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研究与创新的重点必须要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存在的实际情形下，实现进一步拓宽，要在世界历史的趋势与全球化的背景中，以更为广阔的视野，阐释中国的发展经验、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以国际化的语言，切实达到对“中国模式”的真实学术理论建构和深度思想诠释的目的。
　　三、几点想法
　　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即在当下的中国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知识体系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和问题。旧体系架构的难以冲破，并不理想的学术研究环境。加上政治干预对学术独立研究和创新的掣肘，都对构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框架造成障碍和阻力。但即便如此，还是需要以理性和责任的态度把这项工作摆上日程并予以实施。为此，笔者的认识思路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
　　其一，以理论创新为动力，有效整合各层面马克思主义研究、创新取得的最佳成果，且以学术性凸显其内在合理性。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任务。但是，如果仅仅以意识形态或政治性为唯一取向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合法性与说服力必然会备受质疑。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要以学术根基的牢固性、理论结构的科学性为支撑，才能实现其现实性立足与政治性指导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固然有其实践的方面或“实践的阐明”，例如，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就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理所当然地要求与“理论的阐明”相结合、相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质和现实关注决不意味着它漠视理论或轻视学术，并从而把这样的领域让渡出去。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地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学术向度⑾。
　　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建构的立足点就是中国的传统与现实统合。这既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观点，并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进的具体实际加以扬弃，又要自觉借鉴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有益内容，汲取和吸收近现代西方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种理论的积极因素，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那些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自由、平等、民主的重要思想传统，在中国建设最先进、影响力深远的关于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体系，更要加快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特别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已有的思想文化传统相结合，即吸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并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改造，不断改进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学说，使其在中国大地真正扎根。
　　其二，真正跳出前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的羁绊，以对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原本思想的现代研究成果为基本内容。
　　不客气地说，曾经极为权威的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所谓“经典”表述，从根本上说是物质本体论的思路，体现的是实在论立场和知识论的取向，带有浓厚的旧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色彩。这套体系，不仅丢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而且使哲学思维高位降低到了许多，从而丧失了哲学所应有的睿智。为什么大多数的大学生从心底深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存在强烈的抵触情绪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一定的程度上还没有完全摆脱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影响，或者是在传统的本体论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下来建构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容纳不下实践的观点，或者仍未摆脱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内容上浓厚的本体论色彩、教条化和体系化影响，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和感染力非但不高，甚至得到某种程度的内容扼杀与地位降低。虽然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和阐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提高，但是在教科书内容的安排上现行的普及版本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基本框架和结构。旧的体系尚未终结、新的体系远未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处于尴尬境地。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状况的典型意义就在于：马克思是把“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的。在其思想中，这一理想的充分实现，需要通过“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亦即诉诸人的实践活动。作为高度融合的总体性范畴——实践扬弃并超越了有关物质—精神、主观—客观、主体—客体、理性—非理性、可说—不可说……等一切二元对立的模式。因是把实践作为整个哲学体系建构的前提和出发点，也必然使马克思真正从逻辑预设的层面上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知性意义上的机械对立，从而达到马克思所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高度。回到实践本身，就意味着彻底消解了那种对象性的观照方式，真正摆脱了旧唯物主义及一切旧哲学的影响与羁绊。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建构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时，一定坚持整体性的思维与思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理论研究和体系建构。后人在评价卢卡奇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时，都承认并喜欢引用他的一段话：“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Vorherrschaft），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Herr - schaft），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Tr?ger）。”⑿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决不是一个纯哲学内的变革，这一变革不仅表现在从思想到现实的根本转变，即哲学的出发点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在以新世界观为指导和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和发展规律的深刻揭露与批判，并实现了和共产主义的内在的统一。马克思把实践的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看着是同一个东西。他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⒀这也印证了高放教授给马克思主义下得一个比较合适的定义：“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其实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以改变并实现人类真正解放为现实使命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三个部分无论与马克思的本意，还是与现实的要求相比，都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和不合理之处，需要作出深刻而比较彻底的变革。
　　其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同时，更加凸显马克思主义的学理性特征，以平和、说理、严密的逻辑架构，显示其理论的说服力和解释力。
　　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是实现国家意识形态功能的基础和前提。要实现国家意识形态对国家复兴的巨大功能，首先必须实现国家意识形态自身的“高势位”建设。所以，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有着勿庸置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仅有意识形态的崇高地位还不足以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作为合理而科学理论的魅力与功能，必须要有深度穿透力的学术力度，已实现对实践经验与问题的解读和探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前苏联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领域许多僵化观点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迈出了不小的步伐。但是，学术的繁荣进步不仅需要有深刻的思考、研究，更需要有相对自由而宽松的环境与氛围，从而有利用于学术思想在各种观点的相互批判、相互借鉴、相互启发中形成并发展。所以相比起来，我们对苏联时期错误的学术政策的反思和批判远远不够，甚至这项任务要远比对具体学科领域学术观点的批判要重要的多，且直接关系到学术观点发展的环境。需要切实形成一种正确的认识，即理论家与党和国家的现行政策之间不能仅仅是一种宣传和解释的关系，而且还应该包括讨论和批评的关系。只有这样，学术才能进步，理论才能发展，政府的决策才能减少失误。有必要切实形成并营建起一种新的认识和氛围，那就是“知识体系是政治最重要的支持力量”的意识。这就需要中国的政治从知识体系领域自觉撤出，尽可能减少对知识学术研究的过分干预和控制。为此，应该鼓励理论家研究社会热点问题，关心党和政府的决策，更应该鼓励人们以学术的独立严谨的思维，探索构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真正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学术的面貌，确立中国在世界之学术理论队伍中的应有地位，并发挥其之于世界思想理论的解释功能。
参考文献：
　　⑴⑵⑶⑷〔美〕汉娜阿伦特，孙传钊译《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3页、第4页、第4页、第10页
　　⑸马克思回来了吗——访美国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利奥·帕里奇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2548
　　⑹⑺郑永年，“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联合早报网—早报早读
　　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页
　　⑼吴玉敏，“‘中国模式’解读下社会主义坚持问题”《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5期
　　⑽转引自唐晓，“欧美媒体对‘中国模式’的评价及其启示《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
　　⑾“阐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访吴晓明”《光明日报》2010年10月26日
　　⑿〔〔匈〕卢卡奇，张西平译《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7页
（作者：中共青海省委党校哲学社会学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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