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西南联大：在战火硝烟与物资匮乏中治学
抗战中的西南联大：在战火硝烟与物资匮乏中治学
　&& 1939年10月，西南联大新生光远来到昆明时，新校舍已经落成。刚来的时候，学校没有装电灯。寝室里是八人一组，公用一盏油灯。图书馆用汽灯。偌大一个图书馆并没有几盏，因此抢座位比在电影院购票还要拥挤。光远写道：“天未黑，馆外黑压压地站满了人，门一开便向里涌，涌进门便分头向汽灯下面跑，等跑到坐定，低头一看，往往便会发现笔记本挤烂了，洋装书的硬封面挤脱了，笔记丢了。这还是幸运的。不幸的是出了一身汗还分不到一点灯光的人，于是便只有垂头丧气地又踏出了倚斜的馆门。”那时，联大的学习氛围很浓。从内地来的、从沦陷区集中上海再从海道来的，都集在这里，抱着一种希望，想学到一些什么。那时昆明的凤翥街很热闹，那是昆明以北数县上省的驮马队驻足的地方，这些莘莘学子便与为伍，燃马粪看书。在联大上课，课分散，教室更分散，无时不须“马拉松”。联大学生记录道：“一课在新舍东北区，一课在后来改为女生宿舍的南天一柱，或是乾坤正气大教室，另一课也许在昆北食堂，再一课也许又得跑出大西门到现在师院去，而又一课或者又须跑进城到现在的云端中学(那时的昆中)，跑到教室，工作并未完，还得抢椅子，因为座位不够，到迟一步，便只有立着听课了。” 　　虽然条件艰苦而清贫，联大的课堂却是大师云集的地方。后来成为翻译大家的许渊冲在昆中北院一号教室旁听陈寅恪讲“南北唐史研究”。许渊冲在他的书《逝水年华》中回忆道：“他闭着眼睛，一只手放在椅背上，另一只手放在膝头，不时发出笑声。”钱锺书那时才20多岁，戴一副黑边大眼睛，手拿着线装书和洋装书，常穿一套淡咖啡色的西装，有时换一身藏青色的礼服。他除了给“大一”新生开课，还为外文系高年级学生开了两门选修课，“欧洲文艺复兴”和“当代文学”。他讲课只说英语，一口牛津腔，要求学生们学习标准的伦敦音。联大的课堂上，清华、北大、南开的名教授、各显神通，非常精彩。有朱自清讲《古诗十九首》、闻一多讲《》、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魏建功讲《狂人日记》、冯友兰讲哲学等等。联大不但校内名师云集，校外名人来演讲的也不少。、老舍、范长江都来联大作过大报告；孙伏园、曹禺来作过小报告；巴金、沈从文、萧乾来参加过座谈会。联大没有礼堂。一些重要的演讲就安排在昆华中学北院进行，有的就在云南大学礼堂举行。 　　抗战期间，学家董作宾、科学社社长任鸿隽、政治学家罗隆基、甲骨文研究权威陈梦家和长老会传教士W.H。克拉克都被学生自治会邀请来联大演讲。在学生自治会的协助下，钱端升谈美国与东亚的关系，何永佶谈英国与东亚的关系，洪思齐谈苏联与东亚的关系，贺麟谈青年与仰，沈从文、朱自清、罗常培和闻一多则探讨各种文艺问题。抗战时期，联大在昆明为大学生提供了一块相对远离战乱与喧嚣的精神家园。据美国学者杜易强统计，仅仅是1942年秋，一个学期下来，“国文学会和历史学会联合举办的文史论坛就推出了联大教授主讲的20多场讲座，每位演讲人在自己的领域都有深湛的造诣”。
　　1941年初，昆明已屡有空袭。到了8、9月，学校大遭轰炸，图书馆、饭厅、教室、寝室都有损坏，联大同学当时是“床床雨漏无干处”。跑警报逐渐成了日常课程。费孝通后来写道：“警报密的时候，天天有；偶然也隔几天来一次。我在这些日子，把翻译《人文类型》排成早课。大概说来，十点左右时最可能放警报的。一跑可能有三四个钟头，要下午一二点钟才能回来。所以，一吃过早点，我太太就煮饭，警报来时，饭也熟了，焖在锅里，跑警报回来，一热就可以吃。”有一次躲警报回来，“文化巷已经炸得不大认识了。……哭声从隔壁传来，前院住着一家五口，抽大烟的父亲跑不动，三个孩子，一个太太，伴着他，炸弹正落在他们头上，全死了。亲戚们来找他们，剩下一些零碎的尸体。在哭。更坏的一件一件传来。对面的丫头被反锁在门里，炸死了。没有人哭，是殉葬的奴隶。我鼓着胆子出门去看，几口棺材挡着去路，血迹满地。我打了一个恶心，想吐，连忙缩了回来。……城里的轰炸从那时起一直到‘飞虎队’光临，足足有两年，着实凶恶了不少”。在战争中，毕生的学术成果可能毁于一颗炸弹，也可能消失在一次空袭警报的混乱中。无论什么时候跑警报，教授都携带着《认识论》的稿子，这部稿子花了他近30年心血的成果。躲在小山坳里避难时，他就坐在那件宝贝上，格外注意防范。一天，空袭警报解除之后，他匆匆忙忙往城里赶。刹那间，他意识到自己把手头的巨著丢下了，便赶紧返回原地，但书稿已经不见踪影。事隔差不多40年后，他调侃着回忆，“很可能被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他重写了全部70万字的书稿。 　　战时的研究者是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工作的。藏有珍稀典籍的图书馆和配有最新科学设备的实验室都搁置在沦陷区。运出的藏书和仪器要么毁于途中，要么在到达目的地时已七零八散。从化学用品到书写用纸，基础材料的供应都很吃紧。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1943年3月访问云，发现自然科学的每个学科都有人在简陋至极的实验室里坚持工作。那时，战时科学研究最有成果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战时在云南开展的大量研究，尤其是理工科的项目，都是在昆明僻远的乡村进行的。清华的无线电研究所设在大普吉，距昆明城有五六公里路。清华的农业研究所病害组也设在大普吉。沈同教授在泥地瓦屋这样简陋的小屋里继续开展动物生理学研究。战时，数学系的华罗庚发表了20多篇论文，以他的第一部通论性著作《堆垒素数论》获得教育部嘉奖。由于设备极度缺乏，实验科学的研究成果削减得最为厉害。联大的实验物理相当薄弱。 　　北大的吴大猷认识到，除非中国最重要的学者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保持研究的技能和精神，否则战后不可能开展学术建设。为了维持科研水平，他开始自行设计器材，利用抢救出的分光仪的光学部分，加上一具同事从美国带回来的低压汞弧灯，在岗头村一个小泥屋里的临时木架上拼凑成一个简陋的分光仪，研究拉曼效应。曾经留学剑桥的赵忠尧和张文裕则继续做实验研究宇宙射线。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曾回忆，他后来的工作，包括他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都可以追溯到他在联大时期在吴大猷指导下写的学士论文；而他的硕士导师、毕业于剑桥的王竹溪，是昆明“最热情最渊博的教授之一”。1945年，杨振宁进入芝加哥大学深造，师从著名学者费米(Enrico Fermi)和泰勒(Edward Teller)，却惊奇地发现，“在芝加哥课堂上的收获并不比我在中国所学到的多”，因为中国的老师在教学上“更认真，准备更充分，内容也更深”。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年底，美国加入反法西斯的阵营。“皖南事变”发生后，压抑的气氛迫使学生退出政治行动，回到课本，满足于茶馆和电影院的小乐趣；“左派”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宣告了联大三年来活跃政治氛围的终结。陈纳德及其“飞虎队”来到中国，帮助击退了日机，基本上消除了空袭的威胁。而就在这一年，通货膨胀开始加剧，不停地蚕食着联大沉潜研究的极其有限的资金保障。“皖南事变”以来，三青团和群社一度热火朝天的政治辩论渐渐沉寂。联大学生要么埋头苦读，要么泡茶馆、打桥牌、跳舞打发时间；刚开始的激情四溢，而今意兴阑珊，暮气横生。 　　对教授们来说，在通货膨胀的形势下凭着薪水养家糊口，战争岁月里在云南的生活一点也不浪漫，相反，是沮丧失意的。1943年，蒋梦麟校长在给当时在任驻美大使的的一封信中写道：“联大苦撑五载，一切缘轨而行，吾辈自觉不满，而国中青年仍视为学府北辰，盛名之下，难副其实。图书缺乏，生活困苦(物价较战前涨百倍以上)，在此情形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孟真之创联大之议。”北大语言学家罗常培描绘了一幅更加惨淡的画面：“在昆明住了六年，颇有沉闷孤寂之感！……绝对的同行……偶尔写一点东西，错处没人修正，好处没人欣赏……我渐渐失去了学术重心，专以文科而论，如锡予、如觉明，都是想做些事的，一则限于经费，一则限于领导者的精力，处处都使工作者灰心短气。”1943年5月，费正清访问昆明时发现，营养不良的“联大教授坐在太阳下喝茶，什么事都不想做”。 　　希望维系一个宁静学术和精神家园的联大，最终无法抗拒卷入抗战与政治的浪潮中。年冬天，西南地区的城市开始正式招募学生参加军事服务，驻华美军及美国人在印度训练的远征军，人数越来越多，他们特别需要译员与中方沟通。就在“事件”爆发前，美国(即“飞虎队”，后来的第14航空队)抵达昆明时，有些联大学生响应号召参加双语志愿团。1944年4月，联大教授会表决要求，毕业班所有身强体壮的男生投笔从戎当译员。激进的革命力量也在酝酿着。1943年10月的一天，有个学生经过新校舍一间教室，听见闻一多高亢的声音，他朗诵了《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卫们》之后，：“我们沉醉在软弱的弦调里太久了，我们需要鼓的音乐！鼓的敲击使我们想到战斗。什么是鼓的时代？战争的时代！”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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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大 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来源：中国新闻网日字号：|
创作了大量抗战诗歌并也从军的诗人穆旦
联大旅行团
联大旅行团乘船渡江
杜运燮 张同道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易社强著、饶佳荣译
九州出版社出版
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对于历史中的西南联大师生来说，他们赶上了一个最坏的时代，国家被强敌入侵，他们的青春注定带着战争的硝烟。这是一种苦难。而他们却在苦难中，留下了一笔可贵的联大精神遗产。
　　时隔七十多年后回看，战争中的西南联大仍然是中国教育的奇迹，不仅诞生了学术思想上的大师，也培养了一批投笔从戎的勇士。只不过，对后一类人来说，他们的人生注定不止一次抗战。
　　但不管境遇如何，联大人都从未输掉作为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尊严。
　　《吾血吾土》：那些渐隐在历史中的脸
　　孙小宁
　　11月1日，远在西南边陲的昆明，举办了庆祝西南联大在昆明建校76年的校庆。这个消息，我是从朋友的微信圈获悉。无论如何，对身处21世纪种种现实事件包裹中的人们来说，这个消息显得有些邈远。况且，发现西南联大这个历史精神矿藏，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惊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值得一说再说。
　　一个在战时由几所院校组成的临时学府，经过了颠沛流离的三千里远征，最终落脚于昆明。而它坚持教育的时间，正好与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等长，战乱、饥饿、飞机轰炸是战争中的常态，但却无法扼杀他们自由思想的活力。大师由此孕育，他们的轶闻佳话也由此流传。西南联大无疑已成为传奇，但其传奇的本质，却需要我们在无数有关西南联大的文本中细细甄别与体会。在此之中，易社强先生所著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无疑是其中可靠的文本之一。那里面既记录了西南联大的变迁，也描摹了无数联大人的日常，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即使是在战时，联大人的选择仍然是个体的，并且随时有不同思想主张的撞击。而西南联大的精神遗产正是由这些组成，论其遗产的本质，易社强先生在书尾留下了精辟的一句话：“在艰苦的环境下，保持着最尊贵的思想和精神；在战争和革命的年代，展示出通才教育的适应力，联大为自己在人类的奋斗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当然，联大人让人心生敬意的还不止于思想，他们同时还有行动。“八百学子去从军”，这其实只是一个普泛的说法——很多人认为，数量远不止八百个。在那些奔赴抗日疆场的联大人，不乏穆旦、杜运燮这样著名的诗人。当然，还有一些无名的身影，隐没于历史中。
　　也许对这些无名人士的想象与书写，只能落到小说家身上。云南作家范稳在完成了他的藏地三部曲后，潜心于云南远征军历史的追寻，他从这个脉络接上了西南联大，塑造了一个就学于西南联大，后来参加远征军，同时又在后面的人生中坎坷求生的普通老兵。无论从学子到老兵，这个故事转折有多大，这仍然是西南联大历史的延续，其人生轨迹，也是联大人诸种命运之一种。
　　从易社强先生一著中看，联大八年，因为正处战争，的确对该学习还是该从军，有过不小的争论。历史证明，那些仍然能够在战乱中坚持做自己的科学研究、醉心于学术的人，最终都为这个民族乃至人类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那种咏唱着“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的诗句奔向战场的另一群人，同样是我们民族精神命脉能够永续的脊梁。只不过和后来返回北平、天津继续求学的同学相比，这一批人因为这一特殊际遇，后来的人生路，变得更加一言难尽。
　　范稳的《吾血吾土》中，借助“联大三剑客”的人物塑造，展现了从军者的命运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最初的理想志向相似，但走着走着，每个人还是有了不同的选择。廖志弘，是那个时代穆旦式的人物，国难当头，他怀着一颗诗心投笔从戎，最终献身于这场中国人民抵抗外侮的战争中。赵岑，也就是早先的龙忠义(改名为岑，正是在向唐代的边塞诗人致敬)。因缘际会，他在国共两边都抗过日，但最终没有随着一辆大车奔赴延安，后来进到远征军，从此便像有了一个暗黑的印记，必须在后来的审查过关中遮藏掩埋。刘苍壁，曾经的西南联大化学系高材生，在被那辆大车载着奔赴延安后，他一直位居共产党高位。和昔日的同学赵岑，后来成为审查者与被审查者的关系，但晦暗不明的历史中，他一直做的是保护者的角色。这份超常勇气下的肝胆相照，靠的是从年轻时建立起的对良知对正义的信仰。
　　赵广陵，是书中重中之重塑造的人物。他先后叫做赵迅、赵岑、廖志弘、龙忠义。每个名字，都代表一张身世底牌，一张张翻开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大历史当中的载浮载沉。
　　从当年青春浪漫的学子，到战场上拼杀的战士，再到后来的戏剧导演，以及低到尘埃的木匠，范稳在这个命运曲折的老人身上，还注入了细密的历史信息：西南联大、黄埔军校，作为国统区的重庆，作为解放区的延安。中国之外，有日本；滇西的松山、龙陵战场外，还有远征军曾经战斗行军过的缅甸、印度、野人山……
　　我们甚至能够感到，这诸多历史重负的叠加，已经让这个人物的面孔，变得模糊起来。无脸似乎成为他的最主要印记，无脸首先是因为，他曾在战场中受伤，失去了一张正常人的脸。无脸更是因为，他必须极力地隐藏，将脸刻意变得模糊。这是一个人在命运的幽谷暗礁中闪转腾挪的生存术，我们不禁感叹，这个远征军老兵的一生，真是经历了不止一次的抗战。
　　而一个有着知识分子底色的普通老兵，又如何在这历次的“抗战”中突围，范稳给了这位老兵在人生最后重上疆场的一次机会。中日老兵隔着岁月再次在昔日的战场相遇，范稳将之形容为宿命对决。他们之所以还能相逢，是因为各自都还有未完成的使命。就日本老兵来说，他想要取回昔日战友的遗骨，而在赵广陵老人，则是要让这个日本老兵对曾经的罪行忏悔。
　　这究竟是怎样的对决，范稳在此做的是自己大胆而充满想象的书写。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幸曾和范稳在他搜集素材阶段一起走过一次滇西。以我在滇西所感受到的氛围，当地的老兵并不愿做这样的面对。日本人就等同于侵略者的这个概念深入骨髓，让他们彼此面对面交谈，莫如让他们拿起枪再拼一战。
　　但范稳没有做这样的简单表达。他让这场对决，既充满关于战争罪责的激辩，也体现出两个各自经历沧桑的老兵的人生况味。小说的结尾是，赵广陵老人被老鬼子寻找遗骨的行为刺激点醒，全力以赴去到缅甸，寻找失落的战友遗骨。而那位战友，正是当年在战场上被错认成他的，昔日联大学友廖志弘。
　　范稳所记述的种种，因为有了那次共同的滇西之行，很多都能在细节中找到底片印证。而里面出现的真实人物：闻一多、曾昭伦、穆旦等等，又随时能把人唤回到联大战时的氛围当中。读这样的作品，不能不回望滇西这片土地，这不仅是在消化历史的复杂，也是在让自己的心灵变得阔大坚韧，而富于承受。
　　当然，它也从另一个意义上提示了西南联大，另一种精神遗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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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追忆与反思“联大”的系列图书近期集中出版。如：“西南联大”系列之《联大教授》《联大八年》《联大长征》，与岳南著的《南渡北归》一起，为读者再现了当年最有范儿的大学和大师们。
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丰碑，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书写了一段中国大学的传奇。评论家陶林说：“世上恐怕少有一段历史进程像中国抗战八年这样，国家多舛而学术益盛的。”“联大”系列图书何以引起读者追捧？如今，我们的文化天才都到哪里去了？针对这些话题， 记者采访了系列图书的代表作者及业内专家，与读者一起去感受沧桑辉煌的“联大”时光。
再现大师风范
最早于1946年7月初版的《联大八年》是唯一由联大学生自行组稿编撰的联大文献，又有闻一多亲笔题署，颇为珍贵。如今，历经60年后该书首次完整再版，书中既有联大校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也有衣食住行甚至如何跑警报等各种生活实录，更有当时学生刻画联大闻一多等联大教授的文章，文字朴实，读来别有风味。《联大教授》收录了联大教授冯友兰、吴大猷等和联大学生杨振宁、汪曾祺等所著文章，通过大师们的峥嵘岁月、大学史上的重彩华章，如实呈现了西南联大的风气与风骨。由于是联大师生倾情之作，无论是描摹同事之神气抑或书写师长之风采都栩栩如生，别具一格。《联大长征》则收录了最早对联大长征的全面报道、数十年来唯一详细记载“旅行团”历程的《西南三千五百里》以及多位亲历者的日记，真实再现了联大长征的点点滴滴。书中对途中气候山川、人物风情，均有细致描绘，文笔清新生动，内容丰富有趣。
而《南渡北归》，则描写了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尔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整部作品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钱钟书等。作品对这些知识分子群体的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
《南渡北归》笔端所至的那些学者，在隆隆炮火、朝不保夕的困境里仍然坚持不懈地进行学术探索；在既无“评奖”也无“职称申报”，甚至没有一点稿酬回报的前提下，还能不慌不忙、不急不躁地一部一部地推出学术精品，培养出大批日后成就斐然的优秀人才，让人感慨万分。
“南渡必亡国”的规律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全面侵华，很快平津沦陷，民国知识分子们的好日子彻底结束了，开始面临生与死，南渡到相对安全的地区或留守北方做亡国奴的艰难抉择。梅贻琦、金岳霖、梁思成、林徽因等本来在北平过着舒适的学者生活，此刻却必须要放弃原有的富足和优厚，踏上前途渺茫的南渡之漫旅。
媒体人康慨告诉记者，“此前的中国历史曾有过三次大规模南渡，即晋之南渡、宋之南渡、明之南渡。而三次南渡之人最后看到的是国破家亡，再也没有回归中原，徒令后人哀叹。此次南渡虽然奇迹般地摆脱了‘南渡必亡国’的规律，这一扭转乾坤的历史转折，与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深明大义，以及所做的努力和重大牺牲有着重要的关联。正是有了这批知识分子不屈不挠的奋发精神，才在精神上提升了全民抗战的力量，为民族保存了文化血脉与读书的种子。”
透过《南渡北归》，我们还了解到：有一批知识分子如胡适、梅贻琦、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钱穆、毛子水等，随着内战爆发，携家带口越过台湾海峡，并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傅斯年语）。记者获悉，胡适和陈寅恪的弟子、著名历史学家、百岁老人何兹全先生读罢《南渡北归》表示，很早就期盼这样一本全面讲述民国那一批大师的大作了，现在一百岁了，终于看到了，甚感欣慰。老人希望全体中华儿女都能读一读它，读一读那些前辈大师的生活和命运。 文/吴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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