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的出路在哪里？
原标题：农民如果靠农业养活不了自己了，该怎么办？
农业，这一古老的产业，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面临着一个又一个新的问题和困境。一方面，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居民，均离不开农业；而另一方面，中国农业已难以“养活”农民。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越是发展就会有新的问题发生。
农业的问题在哪？农业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农业问题的根源是劳动生产率过低
造成农业问题的根本原因不是水土资源制约，而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太低。
然后业内的相关专家也曾提到农业的问题。可归为如下几类：
01、水土资源短缺、开发过度、污染加重，资源、环境的约束加剧；
02、土地、劳力、农资成本快速上升，使粮食价格居高不下，降低国际竞争力；
03、“黄箱补贴”已逼近WTO的底线，难以为继；
04、主要农产品国内外价格倒挂，以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价托市的政策难以为继，农民增收的难度加大。
就以上的四个问题，上海“农业之窗”认为，其实主要问题可以总结为：生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粮食过剩，粮食营销部门亏损，财政负担加重，粮价下挫，谷贱伤农。
人多地少也不是农业生产的制约，只是说明我国需要集约利用土地，提高土地生产率。我国耕地退化严重。土壤肥力有下降趋势，北方黑土退化、南方菜地酸化严重，水土流失。所以土地资源的利用也应该珍惜，要多方面的保护土地资源。
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农业全新的发展，要抓住农业，解决农业的困境才能找到农业的出路，农业的出路尤为重要，找到了好的出路就能有新的农业发展。
农业的出路一：农产品品质与农产品的产量并重。
国人的粮食够不够吃？粮食农产品的安全也都是国人所关心的，所以产量和品质同等重要，把产量提高，严控把关农产品的安全。让食品安全可追溯，建立健全的追溯平台，制定标准，在恰当的地区种植农产品和粮食，同时促进贸易，达到农产品生产和销售并重。
农业的出路二：小农与大农相结合。
在考虑国人的农产品安全和粮食安全时，农民是在为自己的生计苦恼的。当前农业养不起农民，导致了农村的劳动力流失，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目前可以让一些散户和农业企业同时生产农业，让农业进行商业化、金融化。中国的农业主要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社会结构在现代农业下开始变化和流失，中国从小农到中农，大农的迈进过程，但是小农经济的是中国农业发展的特色，以台湾、日本农业为例的小农经济精致化、特色化，具有农家特色相结合，这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
农业出路三：农业发展需要城市放哺。
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大量的成本是由农村承担的，农村看似落后，农民比城市居民更贫困，原因就是工业化成本由农民承担了，于是进入新时期的现代农业，中国在“三农”面临困境时，应该需要城市反哺。要照顾好离开农村去城市的农民工，给他们提供机会，如工作，医疗保险，教育，另一方面还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投向农村，把技术、资金、激励机制补贴给农民，让他们能留在农村。企业下乡带动农民的发展，给农民提供技术、金融、市场和养殖全体系服务，实现“互联网+”的现代农业经济发展。
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不同，现在国家大力推行农业改革，就是要全面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如果还以传统的旧思维来干农业，肯定是不赚钱的，甚至赔钱。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头条号 农业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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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ights Reserved失地农民的出路在哪里?--《蚌埠党校学报》2007年02期
失地农民的出路在哪里?
【摘要】：正近期,笔者对我市雪华乡、燕山乡的9个行政村生产用地因城市建设被国家征用后,失去土地农民生产生活情况进行专题调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截止去年末,随着蚌埠市城市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地处老城区周边的雪华乡施徐、沈圩和烟墩等3个村,燕山乡燕山、岗北、陈梁、陶店、金圩和雅郢等6个村所有耕地或大部分耕地
【作者单位】：
【关键词】：
【分类号】：F301;F323.89【正文快照】：
近期,笔者对我市雪华乡、燕山乡的9个行政村生产用地因城市建设被国家征用后,失去土地农民生产生活情况进行专题调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截止去年末,随着蚌埠市城市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地处老城区周边的雪华乡施徐、沈圩和烟墩等3个村,燕山乡燕山、岗北、陈梁、陶店、金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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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中国农民的出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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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的出路在哪里？&&&&&&&&李昌平（1963年――）湖北监利周河人。曾于本世纪初的“两会”召开期间，就“三农”问题上书国务院领导，反应了当地农村面临的突出问题，受到高度重视。三年后，在“两会”即将结束之际，李昌平第一次面对电视镜头回忆了他当时上书总理的心路历程，阐述了他对“三农问题”的深层次思考。李昌平现为经济学博士，兼任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体改研究会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并兼任香港乐施会中国部顾问，朝鲜项目高级专员，“三农”问题专家。&&&&农民的出路在哪里？答案是： 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远的不说，近的就有亚洲“四小龙”。&&&&然而，从1978年算起，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了30多年，有户籍农民却由7亿增加到了9亿多。2008年，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袭来，中国2000多万“打工者”一一新工人不得不返回农村，重新做农民。&&&&中国依然是9亿农民为4亿市民“搞饭吃”一一“供大于求”，农民不穷都难啊。&&&&中国必须减少农民&&&&假如中国真的像发达国家一样，只有10%的农民了，8亿农民进城成为了“打工者”或者市民，那会怎么样呢？&&&&世界上发达国家不到6亿人，中国、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数十亿人。数十亿人为6亿人“搞制造”，“供大于求”，“打工者”不穷也难啊。这和“9亿农民为4亿市民搞农业一一越搞越艰难”是一个道理。&&&&发达国家制造业100元GDP有75元转化为国民收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制造业100元GDP只有35元转化为国民收入。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打工者”收入这么低，“打工者”何以市民化呢？假如将来中国城市里生活着8亿多月工资只有2000元的“打工者”，农村8亿多农民问题转化成了城市8亿多“打工者”问题，那会是什么局面？&&&&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中国必须让农民尽快尽多地变为工人或市民，否则，中国的农民是没有前途的。但站在全球的角度思考，中国农民转变“打工者”越多越快，全球性“中国制造”过剩就越严重，中国“打工者”就会越“制造”越穷。中国的“打工者”一一新工人是没有前途的。&&&&假如中国不减少农民，农民问题会更加严重一一中西部问题；假如中国农民转变为“打工者”越多，中国“工人问题”就会更加严重一一东部和城市问题。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中国拐点”&&&&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和劳动力总量占全球的1/5强。全球一般制造业一直是梯度转移的。在中国进入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历程之前，全球一般制造业的格局是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中国加入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之后，全球一般制造业出现了"中国拐点"一一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转变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了。&&&&在全球一般制造业出现“中国拐点”之前，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70元，在工业化中后期基本可完成城市化，即85%以上的农民转化为市民，社保、医疗、教育、生态等现代化水平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可是，“中国拐点”出现之后，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只有35-40元了，因此，我国“出口导向”工业化搞了快30年了，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了，但有户籍的农民数量还有9.4亿，比30年前还多出2亿多，社保、教育、医疗、生态等现代化水平远远落后于亚洲“四小龙”及更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即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这就是制造业全球梯度转移进程中的“中国拐点”出现之后的重大改变，因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劳动力报酬大大低于亚洲“四小龙”之前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农民转化为市民的速度大大延后，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进而导致内需不振，产业升级缺乏内在动力。中国现代化陷入了“劳动力比较优势”和“出口导向工业化”的陷阱。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战略解决不了中国的农民问题和打工者问题。&&&&不能重复1997年的故事&&&&中国现在怎么办？这是中国当下要回答的重大问题。&&&&中国现在的思路大体上是1997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思路：一方面，大幅增加政府财政投资，维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增加就业，维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采取出口退税、增加流动性等多种措施，帮助东南沿海出口企业度过难关，期待在短期内重新走上快速增长轨道。中国现在采取这样的应对策略，主要基于两个基本判断：第一，全球金融危机很快过去，外需很快就会恢复并持续增长，东南沿海很快会承担起“火车头”的作用；第二，“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战略，可以帮助中国整体上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但这两个判断的现实基础正在改变。&&&&第一，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危机，本质上与全球金融海啸关系不大，是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的必然现象，东南沿海“出口拉动型”模式不可持续；第二，“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战略，在亚洲“四小龙”之后，再不可能帮助大型国家整体上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了。&&&&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1997年，正是中国“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步入旺盛时期的初始阶段，现在是“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收尾时期。如果中国采取1997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办法，只会增加更多的产能，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危机，会造成长时期的“通缩”和更大的“经济危机”。不仅不能率先走出低谷，有可能在别国走出低谷肘，我们正好走进低谷。&&&&退一步说，即使美国等发达国家走出了低谷，也不必然中国就恢复2007年的增长速度，因为，美国等发达国家不一定偏好中国的制造产品，可能更加偏好越南、印度等国的制造业产品，甚至扶持朝鲜发展制造业替代中国的制造业。这都是可能的。发达国家有太多的选择，何况中国沿海的制造业已经失去了低成本优势。&&
防止“海口化”&&&&低增长不完全是坏事。日本在低增长下发展了近30年。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沿海地区应对危机是非常珍贵的。&&&&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在随后的近20年中，也出现了"倒闭潮"和"失业潮"。近30年来，日本一直是有步骤地向海外输出产业、资本、技术、管理、人才等，变日本经济为全球日本人经济。尽管日本国内经济一直处于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状态，但并没有因为经济低增长或负增长，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继日本之后的亚洲“四小龙”，最近10年，产业和资本等也一直在向外转移，同样，亚洲“四小龙”并没有出现十分严重衰退，资本积累快速上升，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为什么向外输出产业和资本等，可以帮助本土度过危机呢？因为“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战略是阶段性的，实现城市化、现代化后“出口拉动型”战略就没有意义了。产业和资本不向更落后的地区转移，必然会“倒闭”。而主动向更落后的地方输出过剩的产业、资本、品牌、技术、管理和人才（包括熟练工人），利用他国的土地、劳动力、资源能源、环境等创造价值，获得的是“绿色收益”（将污染留在了他国）。这是变“本土经济”为“非地经济”，虽然可能导致沿海GDP增长放缓，但沿海人的财富积累会加快，资本积累会加快，更有利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今天面对的问题，和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是同一类问题。要重点研究日本90年代以来是怎么走过来的，一定要将有限的财力用在社会升级和生态升级上（包括环保产业发展）。&&&&1990军前后，海口和北海是中国仅次于深圳的高速增长区和区域发展龙头。可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海口和北海开始走下坡路了，从此一蹶不振，十几年来几乎被人遗忘了。&&&&海口和北海为什么一蹶不振呢？这是值得危机之中的温州等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深入研究的。一栋“烂尾楼”要修起来，可能只需要数百万，但往往十几年之后也无人接手“烂尾楼”的修建，为什么？不是因为拿不出数百万的钱，是因为与“烂尾楼”相关的经济关系“紊乱”了，要理顺“紊乱”的经济关系，需要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数百万付得起，但时间和精力往往耗不起，“烂尾楼”的背后是经济关系“烂尾”了。&&&&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地区或城市），经济增长速度突然慢下来，应对不好，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烂尾楼”，从而导致经济关系大面积“紊乱”，甚至导致整个经济体（地区或城市）变成一个“烂尾楼”。整个经济体变成了“烂尾楼”，可能是数月之间的事，但重建“烂尾楼”可能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新工人的未来&&&&东南沿海的很多城市政府，现在手上是有财力的，也可以调动巨大的财力。这些可用的财力非常宝贵，用对了，可以帮助走出困境；“瞎折腾”，就会加速“海口化”、“北海化”。东南沿海很多城市政府视打工者为包袱，异口同声高喊“打工者返乡创业和就业”。这恰恰会加速“海口化”、“北海化”。&&&&为什么吸纳人口和提升社保水平可以防止“海口化”和“北海化”呢？这是因为，“制造业外移”后，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向是深化服务业。一个城市的社保水平越高，服务业升级就越快。服务业升级越快，人气就越旺，房地产等财产性收入就会稳步增长。如果一个地方制造业外移，同时人口大幅减少，就会出现财产性收入大幅下降，企业和居民就会出现“负资产”，银行就会出现坏账等等就会出现经济关系“恶性循环”。不仅会出现“烂尾楼”，整体经济关系都会出现“烂尾”。这就是海口化和北海化。&&&&东南沿海政府现在手上的财力，要重点用在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上；用在闲置厂房改居民楼上，用在打工者市民化上；用在环保事业上；用在成立资产信托公司，盘活存量资产，防止经济关系恶化上。不是向中西部政府和中央政府呼喊“打工者返乡”，而是要向中央要政策，安置打工者，将打工者变为市民。&&&&未来30年内，中国人口高峰不会低于15亿，中国如果像先发国家一样现代化，农民占人口的比例低于10%，城市要生活13亿多人，农民只有1.5亿人。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速度惊人的快，很多资源已经不得不依赖国际市场了但农民数还增加了2亿多，总量高达9亿多。即使今后每年城市化1500万人，再过30年，中国的农民数量可能也不会低于5亿，如果低于这个数，除了资源供应会严重短缺外，社会稳定也难保证。30年后，城市市民10亿人，农村（含乡镇）居民还有5亿多人。&&&&乡镇以下的农村要留住5亿多人，并过上和市民差别不大的“幸福生活”，这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所在。农民不能一股脑地进城，应该有序进城，进城的生活水平和没有进城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大。这就需要安排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来源：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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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污吏，利益集团的情妇，姨太太，七大姑八大姨组成的代言者)炒房团，联合地方政府，开发商，银行，要把可怜，跟风，猪脑的吊丝，赶上高耸入云的摘星楼，不说暴乱，战争，地震等地质自然灾害，不远的将来，水资源危机，能源（特别是电力）危机，困都把他们困死在天上人间，阿弥陀佛，看看核电站都要修到内陆地区就知道了！！知道深圳水淹，停水，停电，住高层的住户有多不方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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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国家，农民都是最辛苦，赚钱最少，生活条件较差的群体，国家应对农民实行优惠政策，让农民病有所治，老有所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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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农民问题关键吾以为是土地私有化，包括宅基地私有化，可入市交易。农民离开土地后到城市可直截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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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中国农民的出路在哪里？
农民的出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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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中国必须让农民尽快尽多地变为工人或市民，否则，中国的农民是没有前途的。但站在全球的角度思考，中国农民转变&农民工&越多越快，全球性&中国制造&过剩就越严重，中国&农民工&就会越&制造&越穷。中国的&农民工&一一新工人是没有前途的。
假如中国不减少农民，农民问题会更加严重一一中西部问题;假如中国农民转变为&农民工&越多，中国&工人问题&就会更加严重一一东部和城市问题。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中国拐点&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和劳动力总量占全球的1/5强。全球一般制造业一直是梯度转移的。在中国进入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历程之前，全球一般制造业的格局是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中国加入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之后，全球一般制造业出现了"中国拐点"一一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转变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了。
在全球一般制造业出现&中国拐点&之前，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70元，在工业化中后期基本可完成城市化，即85%以上的农民转化为市民，社保、医疗、教育、生态等现代化水平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可是，&中国拐点&出现之后，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只有35-40元了，因此，我国&出口导向&工业化搞了快30年了，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了，但有户籍的农民数量还有9.4亿，比30年前还多出2亿多，社保、教育、医疗、生态等现代化水平远远落后于亚洲&四小龙&及更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即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
这就是制造业全球梯度转移进程中的&中国拐点&出现之后的重大改变，因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劳动力报酬大大低于亚洲&四小龙&之前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农民转化为市民的速度大大延后，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进而导致内需不振，产业升级缺乏内在动力。中国现代化陷入了&劳动力比较优势&和&出口导向工业化&的陷阱。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战略解决不了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农民工问题。
不能重复1997年的故事
中国现在怎么办?这是中国当下要回答的重大问题。
中国现在的思路大体上是1997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思路:一方面，大幅增加政府财政投资，维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增加就业，维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采取出口退税、增加流动性等多种措施，帮助东南沿海出口企业度过难关，期待在短期内重新走上快速增长轨道。中国现在采取这样的应对策略，主要基于两个基本判断:第一，全球金融危机很快过去，外需很快就会恢复并持续增长，东南沿海很快会承担起&火车头&的作用;第二，&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战略，可以帮助中国整体上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
但这两个判断的现实基础正在改变。
第一，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危机，本质上与全球金融海啸关系不大，是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的必然现象，东南沿海&出口拉动型&模式不可持续;第二，&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战略，在亚洲&四小龙&之后，再不可能帮助大型国家整体上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了。
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1997年，正是中国&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步入旺盛时期的初始阶段，现在是&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收尾时期。如果中国采取1997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办法，只会增加更多的产能，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危机，会造成长时期的&通缩&和更大的&经济危机&。不仅不能率先走出低谷，有可能在别国走出低谷肘，我们正好走进低谷。
退一步说，即使美国等发达国家走出了低谷，也不必然中国就恢复2007年的增长速度，因为，美国等发达国家不一定偏好中国的制造产品，可能更加偏好越南、印度等国的制造业产品，甚至扶持朝鲜发展制造业替代中国的制造业。这都是可能的。发达国家有太多的选择，何况中国沿海的制造业已经失去了低成本优势。
防止&海口化&
低增长不完全是坏事。日本在低增长下发展了近30年。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沿海地区应对危机是非常珍贵的。
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在随后的近20年中，也出现了"倒闭潮"和"失业潮"。近30年来，日本一直是有步骤地向海外输出产业、资本、技术、管理、人才等，变日本经济为全球日本人经济。尽管日本国内经济一直处于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状态，但并没有因为经济低增长或负增长，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继日本之后的亚洲&四小龙&，最近10年，产业和资本等也一直在向外转移，同样，亚洲&四小龙&并没有出现十分严重衰退，资本积累快速上升，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为什么向外输出产业和资本等，可以帮助本土度过危机呢?因为&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战略是阶段性的，实现城市化、现代化后&出口拉动型&战略就没有意义了。产业和资本不向更落后的地区转移，必然会&倒闭&。而主动向更落后的地方输出过剩的产业、资本、品牌、技术、管理和人才(包括熟练工人)，利用他国的土地、劳动力、资源能源、环境等创造价值，获得的是&绿色收益&(将污染留在了他国)。这是变&本土经济&为&非地经济&，虽然可能导致沿海GDP增长放缓，但沿海人的财富积累会加快，资本积累会加快，更有利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今天面对的问题，和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是同一类问题。要重点研究日本90年代以来是怎么走过来的，一定要将有限的财力用在社会升级和生态升级上(包括环保产业发展)。
1990军前后，海口和北海是中国仅次于深圳的高速增长区和区域发展龙头。可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海口和北海开始走下坡路了，从此一蹶不振，十几年来几乎被人遗忘了。
海口和北海为什么一蹶不振呢?这是值得危机之中的温州等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深入研究的。一栋&烂尾楼&要修起来，可能只需要数百万，但往往十几年之后也无人接手&烂尾楼&的修建，为什么?不是因为拿不出数百万的钱，是因为与&烂尾楼&相关的经济关系&紊乱&了，要理顺&紊乱&的经济关系，需要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数百万付得起，但时间和精力往往耗不起，&烂尾楼&的背后是经济关系&烂尾&了。
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地区或城市)，经济增长速度突然慢下来，应对不好，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烂尾楼&，从而导致经济关系大面积&紊乱&，甚至导致整个经济体(地区或城市)变成一个&烂尾楼&。整个经济体变成了&烂尾楼&，可能是数月之间的事，但重建&烂尾楼&可能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新工人的未来
东南沿海的很多城市政府，现在手上是有财力的，也可以调动巨大的财力。这些可用的财力非常宝贵，用对了，可以帮助走出困境;&瞎折腾&，就会加速&海口化&、&北海化&。东南沿海很多城市政府视农民工为包袱，异口同声高喊&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就业&。这恰恰会加速&海口化&、&北海化&。
为什么吸纳人口和提升社保水平可以防止&海口化&和&北海化&呢?这是因为，&制造业外移&后，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向是深化服务业。一个城市的社保水平越高，服务业升级就越快。服务业升级越快，人气就越旺，房地产等财产性收入就会稳步增长。如果一个地方制造业外移，同时人口大幅减少，就会出现财产性收入大幅下降，企业和居民就会出现&负资产&，银行就会出现坏账等等就会出现经济关系&恶性循环&。不仅会出现&烂尾楼&，整体经济关系都会出现&烂尾&。这就是海口化和北海化。
东南沿海政府现在手上的财力，要重点用在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上;用在闲置厂房改居民楼上，用在农民工市民化上;用在环保事业上;用在成立资产信托公司，盘活存量资产，防止经济关系恶化上。不是向中西部政府和中央政府呼喊&农民工返乡&，而是要向中央要政策，安置农民工，将农民工变为市民。
未来30年内，中国人口高峰不会低于15亿，中国如果像先发国家一样现代化，农民占人口的比例低于10%，城市要生活13亿多人，农民只有1.5亿人。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速度惊人的快，很多资源已经不得不依赖国际市场了但农民数还增加了2亿多，总量高达9亿多。即使今后每年城市化1500万人，再过30年，中国的农民数量可能也不会低于5亿，如果低于这个数，除了资源供应会严重短缺外，社会稳定也难保证。30年后，城市市民10亿人，农村(含乡镇)居民还有5亿多人。
乡镇以下的农村要留住5亿多人，并过上和市民差别不大的&幸福生活&，这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所在。农民不能一股脑地进城，应该有序进城，进城的生活水平和没有进城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大。这就需要安排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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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瑜校对：总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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