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研讨】刘博玲：试论17世纪俄国东正教会分裂的缘由
(文摘精选)
【俄罗斯研讨】刘博玲：试论17世纪俄国东正教会分裂的缘由
来源：《俄罗斯研讨》2016年第3期作者：刘博玲&&&&&&&&&&&&&&&&&&&&&&【内容提要】17世纪俄国东正教会的分裂运动，是俄国宗教史和文明史上的重要事情。教会分裂的缘由，不只仅在于改变某些仪式的细枝末节，而是有着更深层的历史文明缘由。从教会内部而言，这次分裂是教会内部低级神职人员和高级神职人员之间积累已久矛盾的迸发，也是尼康受狂热的神权政管理想的驱动，在教会中积极推行拜占庭化的结果。从教会内部来说，沙皇的“第三罗马”帝国梦想及其积极推行的西欧化政策，促成和巩固了教会分裂的理想，使得俄国东正教会的分裂无法愈合。【关键词】俄罗斯东正教 &第三罗马帝国 &俄罗斯教会分裂【中图分类号】D751.2; B976.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X(2016) 03-0163(21)&17世纪俄国东正教会的分裂运动，是俄国宗教史和文明史上的重要事情。1653年，在沙皇的支持下，俄国东正教牧首尼康对俄国东正教经书和仪式进行了严重改革，要求按照希腊正教经书修正俄国东正教经文，一致俄国各种东正教仪式，包括不允许教徒用两个手指画十字，要求他们像希腊教徒一样必须用三个手指画十字等方面的内容。这些改革惹起了部分神职人员和广大教徒的强烈不满，最终形成了教会分裂。那些反对尼康改革、坚持俄国旧礼仪的信徒从教会分离出来，被称为分裂派或者旧礼仪派(старообрядчество)。俄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教会分裂运动是怎样发生的?分裂的缘由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教会分裂的缘由不只仅在于改变某些仪式的细枝末节，这次分裂运动的发生有着更深层的历史文明缘由——既有俄国教会内部的缘由，也有来自教会内部的缘由。笔者认为，形成这次教会分裂的次要缘由有以下三个方面：（1）处于混乱时期的教会内部的矛盾——低级神职人员对高级神职人员的一些不道德行为很不满，要求在教会中实行礼仪和道德的复兴，这激化了低级神职人员和高级神职人员已有的矛盾，奠定了教会最终分裂的基础。（2）教会内部的拜占庭化——让俄国的东正教成为世界东正教的中心，这促使牧首尼康在教会中积极按照希腊礼仪强制进行改革，直接导致了教会的分裂；沙皇建立“第三罗马”的理想与尼康建立“东正教”帝国的理想不谋而合，因此沙皇积极支持尼康的改革，加剧了教会的分裂。（3）教会内部的西欧化倾向——在“第三罗马”理想的驱动下，以沙皇为首的俄国下层社会中西欧化倾向明显，教会内部出现了许多不利于教会一致的要素，使得教会分裂的情况得以巩固。&一、教会内部的矛盾&17世纪的俄国内忧内乱，国内发生了暴动、起义，对外又不断与波兰、立陶宛、土耳其、瑞典发生和平，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整个世纪是在极度紧张和不安，在意见分歧、口角和争论中度过的。这是一个不断造反和起义的世纪。”从1604年伪德米特里下台到1613年米哈伊尔建立罗曼诺夫王朝的十年被称为“混乱时期”。这个时期俄国政治和思想认识形状上的悲剧，对俄国人的身体和心灵都形成了沉重的打击。俄国人开始考虑“罗斯怎样了，是什么缘由导致‘这个最虔诚的国家’处于灭亡的边缘，并且要挟到它的继续存在”。考虑俄国命运的一些人将其作为上帝对罗斯罪孽和统治者的惩罚。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经常会有由于罗斯没有恪守上帝的约，没有用基督教的态度对待本人的东正教兄弟，不想承担本人对国家和教会命运的责任而遭到惩罚的主题。当时俄国最大的宗教中心——圣三一修道院的院长修士大司祭狄奥尼斯（Дионисий）就是勇于揭露俄国社会成绩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俄国人的罪孽之一是酗酒，还指出富人的社会罪孽，写了很多揭露当时社会成绩的作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狄奥尼斯公开指出，俄国人，特别是莫斯科的下层人物，没有按照基督徒应有的方式行事，因此遭到上帝的惩罚。“他感兴味的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和错误，而是整个罗斯的罪孽和整个社会的举止，是整个第三罗马的失误，是罗斯对基督约的轻视。”因此，俄国一些虔诚的东正教徒提出应该进行改革，进步人的道德程度，改变社会上的不良风俗。并且改革首先要从教会内部开始。在17世纪初期的俄国教会改革中起关键作用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以深受狄奥尼斯影响的神甫伊万·涅罗诺夫（Иван Неронов）为代表，另一部分人是当时围绕在沙皇周围，为巩固神职人员和教徒们的道德而建立的“爱上帝”小组——Боголюбцы。这两部分人在尼康改革之前就曾经开始在教会内部进行改革，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他们是旧礼仪派的前身，当前成了捍卫俄国旧信仰，反对尼康改革的次要力量。伊万·涅罗诺夫是教会早期改革的先锋人物，他积极鼓吹神职人员要过道德的生活，认为当时那些无次序、不道德景象的缘由在于神职人员缺少基督教教育，尤其是从礼仪中获得的基督教教育。1636年，下诺夫哥罗德的九位大司祭和神甫在涅罗诺夫的领导下向约瑟夫（1634-1641）牧首递交了一份报告，指出俄国教会中让人绝望的道德情况，请求采取紧急措施提升宗教虔诚和援救处于风险中的东正教。他们在给牧首的信中指出了弥漫在教会中的混乱和不恪守信仰的情况，并且指摘神职人员懒惰且玩忽职守。由于当时教会中一些神职人员想尽快结束礼拜，因此在教会中进行多声礼仪（神职人员同时读祈祷文和唱诵圣咏）。这导致人们听不懂礼拜的内容，信徒们不能够从教堂中获得有益精神的教育。除此之外，社会上也充斥着多神教残余的混乱无序景象。涅罗诺夫认为，这些无次序不道德景象的缘由在于缺少基督教教育，尤其是从礼仪中获得的基督教教育。他们向牧首建议，为了使基督的话语和祈祷的意义进入信徒的心中，必须缓慢、清晰、明白地经过一种声响进行礼拜。应该禁止多声礼仪，采取措施进步人们的道德程度，改善神职人员的纪律情况。下诺夫哥罗德神父们的声响被牧首听到了，牧首部分满足了他们的要求。1636年8月14日，牧首以莫斯科神职人员之首的名义发布了一份特殊的公告，规定教会中禁止两种、甚至三种声响同时进行礼拜，并且要求神甫们愈加严肃地对待教会的礼拜和生活。几乎与此同时，牧首的监察员被派往下诺夫哥罗德，全权担任检查教会的书籍，重建神职人员的次序。这次改革获得了积极的呼应，礼仪和道德的复兴运动次要覆盖了俄国北部和伏尔加河下游，在分裂后这里成为旧礼仪派的次要发展地区。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于1645年登上皇位，当时沙皇还不到16岁，所以身边的人对他影响很大。“沙皇周围有三位对他有特殊影响的人物，他们是年迈聪明的沙皇的叔叔大贵族莫洛佐夫（Морозов）、沙皇的忏悔神父斯特凡·沃尼法季耶夫（Стефан&Вонифатьев）和少年沙皇本人亲近的朋友费奥多尔·勒季谢夫（Федор Ртищев）。这三人都忠实于教会，是真正的信徒。对他们而言，信仰是个人生命和国家事务的一部分，他们总是在生活中尽力践行信仰的准绳。”1647年，涅罗诺夫从下诺夫哥罗德来到莫斯科，加入了沙皇身边的这个宫廷小组。这样，涅罗诺夫和斯特凡·沃尼法季耶夫、沙皇的朋友费奥多尔·勒季谢夫，以及后来成为牧首的尼康，共同组成了“爱上帝”小组。1649年，“爱上帝”小组决定在全俄宗教会议上提出关于单声礼仪的成绩，此举目的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单声礼仪。他们认为，单声礼仪是他们纲领的次要部分，恢复残缺的礼仪是教会和国家复兴的奥秘的道德和教育工具。当时以主教为首的高级神职人员并不想在全国推行单声礼仪，但是沙皇认为“爱上帝”小组的提议是正确的，因此向牧首约瑟夫施加压力，这样牧首约瑟夫没有立刻否决推行单声礼仪的决议，他决定暂时推延单声礼仪的成绩，同时向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寻求建议。1650年2月16日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回复坚决而清晰：单声礼仪不只仅是可以的，而且应该在一切教堂中推行。最终牧首发布公文处理了这一成绩。“爱上帝”小组最终得到了清晰明确的回复，可以说，他们在宗教会议上打败了主教，这也是司祭对主教的成功，低级神职人员对高级神职人员的成功。1651年2月9日新的宗教会议召开，会议的纲领记录在沙皇亲身起草的报告中。纲领的第一点就是支持单声部唱法，第二点是要推行愈加清楚的唱咏，第三点是读诗篇的成绩。虽然宗教会议最终决定推行单声礼仪，但是主教管理机构间接支持的争议在一些偏远地方和外省继续着，多声礼仪不断持续到18世纪末。在与沙皇及政府合作的期间，“爱上帝”小组没有局限于传道、恢复单声礼仪、推行新的印刷出版物。他们利用本人对政府的影响，尽力在生活中完成本人的理想和建立能够提升普通民众和神职人员道德的环境，减少酗酒，吸引居民进入教堂。1645-1652年间，“爱上帝”小组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政府和教会出台了很多法令禁止酗酒，严峻谴责酗酒，禁止神职人员和修士进入酒屋、喝伏特加，命令神职人员本身与酗酒做斗争。“爱上帝”小组为规范礼仪，推行和加强单声礼仪所进行的多年的斗争，就是为了确立俄国陈旧的章程和陈旧的信仰。而以尼康为首的官方教会对经文和仪式进行的修订，只是为了与希腊仪式保持分歧，以完成“东正教帝国”的梦想，没有顾及俄国本国的传统，因此尼康的新举措必然会惹起这些为复兴俄国教会而斗争的“爱上帝”小组成员的反对。此外，17世纪初期俄国教会中高级神职人员和低级神职人员的矛盾日益突出。蒙古入侵当前，俄国东正教会中主教的人选次要从修士中选拔任命。这种“修士出身”的主教逐渐将主教变成了与白衣神品隔离的组织，他们不理解低级神职人员的需求，经常鄙视这些没有受过教育、非常贫穷、来自堂区的没有影响力的兄弟。白衣神品和主教团之间的差别表如今教育、生活方式和物质生活方面。白衣神品的大多数人是在距离修道院很远的地方接受的教育，如果白衣神品和平信徒的子女偶然进入修道院学习，修道院的领导也会努力将他们留到修道院或者剃度。因此堂区的神甫或者辅祭的文明程度很低，甚至不太识字。而相反，主教中很多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擅长写作。除此之外，主教拥有很多财富。“甚至像特维尔和罗斯托夫这样的小主教区的主教，都会从1000多名教会农民那里获得支出”。而司祭的物质情况与拥有财富保证的主教相比要差很多，而且他们与普通神甫一样，完全依靠于主教的管理。另外，由于当时白衣神品地位低下，接受的教育很少，所以当时教会中普遍存在白衣神品不识字的成绩，他们只能在方式上或者发音上进行礼仪。如果有改变，这些人就不能完成礼仪，这也是形成旧礼仪派分裂的缘由之一。&二．教会中的拜占庭化&俄国历史学家曾写道：“拜占庭化是17世纪后半叶典型的特点。”尼康是拜占庭化的积极践行者。俄国哲学家弗洛罗夫斯基如此评价尼康：“就像彼得大帝后来狂热地喜欢一切东西和一切穿着都要按照德国的或者荷兰的一样，尼康也几乎病态地倾向于一切都按照希腊的样子加以改造和装潢。”尼康凭仗本人的才能和勇气深受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赏识。尼康本人是个狼子野心的人，他的权力欲极强，二心想完成东正教帝国的梦想，让莫斯科成为东正教世界的中心，而他本人是领导者。1652年尼康坐上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会牧首的宝座时，命令教会向他做出承诺：“既然要他当教会牧首，就得听命于他，犹如听命于下属、神甫和慈父一样。”尼康掌权后，继续着手俄国仪式的核心成绩，就像以前他和“爱上帝”小组合作的那些年那样。但不同的是，在17世纪40年代，他的想法与涅罗诺夫和沃尼法季耶夫（Вонифатьев）一样，想复兴俄国传统的礼仪，消弭多声礼仪的弊端，而如今他想让俄国礼仪与希腊礼仪分歧。耶路撒冷牧首帕伊西（Паисий）对尼康的影响很大。1649年耶路撒冷牧首帕伊西来到莫斯科，发现俄国的礼仪与希腊有很多不同。他与尼康进行了很多次说话，在说话中指出了俄国礼仪和古代希腊礼仪的众多不同。他和尼康认为是俄国偏离了古希腊的礼仪，发展了地方的东正教礼仪。理想上，在罗斯受洗时，在7世纪到8世纪希腊有两种礼仪传统，俄国采用了其中的一种，而在拜占庭占主导的是另一种。后来希腊人又改变了本人的礼仪，因此俄国保留的是更陈旧的那种。&&&&约瑟夫牧首去世当前，尼康成了新的牧首。尼康接任后做了很多贡献。但是“爱上帝”小组的活动唤起了尼康对神权政治的空想，他想建立一种以牧首为首的教会体系在国家中占据首要地位的政教关系。基于这种信心，尼康对格鲁吉亚提供了协助。此外还协助波兰和立陶宛联邦的居民和东北罗斯对抗波兰天主教的入侵。尼康当上牧首后，想影响俄国的政策，保卫和联合一切的东正教国家。他想将一切东正教信徒一致到俄国沙皇和莫斯科牧首之下，将俄国变为泛东正教帝国。为了处理惹起俄国不安的有关俄国礼仪正确与否的成绩，俄国派懂希腊语的学者苏汉诺夫（Суханов）到阿陀斯山（Афон，Athos）求证到底是希腊的礼仪正确还是俄国的正确。阿陀斯山上的修士和帕伊西一样，遗忘了在8世纪他们将画十字的方式改成了三个手指。希腊人不知道俄国礼仪的历史起源，就说俄国的礼仪不正确，由于他们认为，既然俄国是从希腊人那里接受了基督教，俄国就应该永远以他们为榜样，不偏离希腊的风俗。苏汉诺夫坚决捍卫俄国的东正教传统，坚称俄国的礼仪是更陈旧和传统的，而希腊在佛罗伦萨会议中改变了本人的传统。而且他以“今年纪事”和“启蒙者”为根据，强调俄罗斯不是从希腊人，而是从使徒安德烈那里直接接受的基督教。苏汉诺夫没有从阿陀斯山那里得到确切的答案，但是以他为代表的很多神职人员坚信俄国礼仪的正统性，因此坚决捍卫俄国的礼仪。而尼康担心俄国礼仪与希腊礼仪的不同，会减弱将来俄国作为全人类东正教会领导的地位，会影响本人“东正教帝国”梦想的完成，因此命令修正教会书籍。印书院搜集了陈旧的俄国礼仪与古希腊礼仪的材料，但是尼康并没有采用。他命令翻译如今的希腊书籍。1653年，在大斋戒期之前，尼康没有召开全领会议，而是凭仗本人的权力给各个教堂发下一道教令，规定在诵读叙利亚的以法莲的著名祈祷文时要叩几次头，而且他还要求要用三个指头划十字。尼康的改革没有止步于改变画十字的方式，他想改变一切的礼仪。这种态度损毁了教会的权威，损伤了“爱上帝”小组对俄国礼仪传统的忠实态度。在尼康改革初期，“爱上帝”小组与尼康进行了强烈的对抗，坚决捍卫俄国的传统礼仪。这个小组的许多成员后来成了旧礼仪派的导师，继续与官方教派斗争，捍卫俄国的陈旧传统。尼康当上牧首后，在很多方面继续了“爱上帝”小组的计划，但他是独自举动的，没有注重“爱上帝”小组存在的理想本身，遗忘了本人与他们以前的朋友谊谊，以及为了教会的共同工作。在沃尼法季耶夫和涅罗诺夫与牧首约瑟夫发生冲突之后，尼康对“爱上帝”小组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他本人也参与到与约瑟夫的斗争中，很了解牧首的困境，所以他避免和以前的朋友合作。正如历史学家С.А.津科夫斯基所言，尼康本人未必曾经考虑清楚了一系列新举措中的第一步。他也没考虑清楚，将俄国人习气了几百年的两指画十字改变成三指画十字会在教会和人们两头惹起多大的波动与不安。俄国从接受基督教开始就是两指画十字，在16世纪初曾经尝试推行新的希腊式画十字方法，但是在1551年的百章会议上遭到了谴责。如今尼康却决定凭仗本人的一道命令，并且在宗教敏感时辰的大斋期前夜，取消古俄国和古希腊画十字的方式，代之以来自希腊的新的方式，这无疑会惹起人们的强烈不安与反对。“爱上帝”小组对这个命令本身、它的方式、以及尼康为了讨好希腊人而对俄国传统表现出的轻视感到震惊。涅罗诺夫、阿瓦库姆和其他在莫斯科的“爱上帝”小组成员聚集到一同开会，讨论怎样看待牧首通告的成绩。阿瓦库姆后来这样回忆被牧首命令震惊了的“爱上帝”小组成员的形状：“心被冻住，脚开始颤抖。”他们很长工夫都没有下定决心反对这个新当选的牧首——他们以前的朋友、沙皇和教会曾经许愿在教会事务上绝对遵从于他的这个人。“爱上帝”小组经过长工夫的讨论和动摇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即涅罗诺夫出发前往丘多夫修道院（Чудов&монастырь)寻觅处理方案。在“爱上帝”小组和尼康发生冲突的最后日子里，阿瓦库姆成了涅罗诺夫的得力助手。在离开修道院的那段工夫，涅罗诺夫把本人的堂区交给大司祭阿瓦库姆管理。在丘多夫修道院经过严酷的斋戒和祈祷，以及在天成救主像（Спас Нерукотворный）前的祷告，涅罗诺夫听到一个声响，这声响似乎来自圣像：“约翰，要敢作敢为，面对死亡也不关键怕。”这个呼吁捍卫信仰和两指画十字的声响消弭了涅罗诺夫的一切怀疑。回到修道院后，他把这个异象讲给了阿瓦库姆、主教保罗·科洛缅斯基（Павел Коломенский）和其他“爱上帝”小组成员听。他们决定上书沙皇，递交抗议牧首行为的呈文。请愿书的文本是由阿瓦库姆和大司祭丹尼尔·科斯特罗姆斯基（Даниил Костромский）撰写的。丹尼尔·科斯特罗姆斯基来到莫斯科，就是为了和其他“爱上帝”小组成员商议这个事情。抗议的内容非常尖锐，“爱上帝”小组成员写道，基督教纯洁的学说可能会在罗斯消逝，教会的领导尼康偏离了东正教的约。沙皇将请愿书转交给了牧首尼康，他坚持让牧首暂缓他的新举措。尼康这次赞同了，但是他坚持在生活中继续推行通告，俄国教会重又恢复了和平。如果在推行新举措的开始尼康征得教会的赞同，或者在宗教会议上进行讨论，然后强制实施，那么“爱上帝”小组或许只能服从。但是尼康在推行其新举措之初坚持个人处理仪式成绩的态度，结果给本人的措施和行为带上了无根据的特点，牧首本人和“爱上帝”小组运动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如上文指出的那样，尼康在很多方面继续了“爱上帝”小组的纲领，但是他是独自举动的，甚至没有考虑到“爱上帝”小组的存在，遗忘了本人与他们的友谊和为了教会的共同工作。在尼康继任牧首前的几年间，“爱上帝”小组的声响嘹亮地在俄国教会传开。沙皇要求牧首约瑟夫注重他们，接受他们整理俄国东正教会的纲领，“爱上帝”小组曾经不再惧怕主教的愤怒和要挟了。然而如今，尼康从教会拿到独裁的权力后，就要取消“爱上帝”小组对教会的一切影响，不再和他们商议，他开始推行本人个人对教会的领导，企图以此取代教会的集体领导。在和“爱上帝”小组斗争的过程中，尼康在高级神职人员和官僚阶层找到了支持力量。尼康与“爱上帝”小组的斗争开始了。他汲取了第一次改革尝试失败的经验教训，开始着手进行新的改革，将争论从准绳立场变为纪律立场。涅罗诺夫与尼康发生正式冲突的导火线是大司祭洛金·穆罗姆斯基（Логгин Муромский）事情。当时这位有名的“爱上帝”小组成员、教堂掌管洛金神甫，因揭露长官妻子的不道德行为而堕入与部队长官的冲突之中。尼康站到部队长官的一方，他成立了世俗和神职官僚体系的一致阵线对抗“暴乱分子-大司祭”，命令逮捕洛金。在1653年7月召开的莫斯科神职人员宗教会议上，涅罗诺夫在牧首面前发表支持洛金的言论。这位“爱上帝”小组资深成员的发言，马演出化成了和尼康的激烈争论。作为报复，牧首以沙皇的意见和权威下令流放涅罗诺夫。涅罗诺夫决定向沙皇上诉。但是曾经许愿向涅罗诺夫提供协助的罗斯托夫都主教约纳（Иона）和其他著名的教会活动家，由于畏惧牧首尼康，拒绝当见证者，因此使得尼康指控涅罗诺夫破坏纪律和毫无根据地控告牧首的“罪名”成立。涅罗诺夫受洛金事情的牵连，被捕，然后被流放。涅罗诺夫被捕和被流放当前，他的朋友决定继续斗争。阿瓦库姆和丹尼尔立即向沙皇递交了包含解释和反抗内容的呈文。但是虽然对牧首有新的不满，沙皇仍旧信任尼康在宗教会议上所说的话，认为尼康是独一能够对教会担任的人，把反对尼康的活动压了下去。几天后，牧首利用阿瓦库姆和他喀山教堂同事之间的矛盾，逮捕了阿瓦库姆本人和33位参加礼拜的教区居民（有些材料说66位）。当时，由于其他神甫拒绝向阿瓦库姆提供教堂，所以他只能在棚子里做礼拜，而教规是禁止在棚子里做礼拜的，牧首便以阿瓦库姆违犯教规为借口逮捕了他。与此同时，逮捕其他“爱上帝”小组成员的举动也开始了，牧首这次决定要彻底铲除“暴动分子”——大司祭们。除了这些有名的“爱上帝”小组领袖之外，许多其他神甫和教区居民在尼康组织的迫害“爱上帝”小组的运动中也遭到迫害。在首都，“爱上帝”小组的跟随者生活在恐怖之中。在牧首的命令下，教会中遍及书吏，寻觅一切那些接近“爱上帝”小组或者参与其运动的人。教区居民都避免进入教会，教堂的堂长也被逮捕了，他们对尼康逮捕本人神甫的行为很愤怒，甚至拒绝像平常一样捐款和领取费用。与涅罗诺夫和他以前的朋友分道扬镳当前，尼康的行为变得愈加谨慎。1652年开始的搜集古代书籍和文献的工作仍在继续。1653年苏哈诺夫从东方带来的500多本书也被加入到搜集的书中，东方牧首寄来大约200部旧章程和礼拜书籍，阿陀斯山修道院也寄来50部古代祈祷仪式书籍。很多珍贵的材料是其他主教和修道院寄来的。尼康此举是希望从旧的典籍中获得对新礼仪的支持么。“爱上帝”小组被流放和被击溃之后，尼康将本人的留意力集中在设立能够促进实施他的新举措和出版新礼拜书籍的机构方面。1654年初，印书院被置于牧首的控制之下，开始完全被尼康任命的人所把控。尼康下一步的重要工作，是要让教会承认，必须按照旧的教会斯拉夫材料和希腊材料重新审查所编写印刷的书籍。1654年春天，尼康召开了俄国地方宗教会议。在这次宗教会议上，尼康说，建立莫斯科牧首制之始俄国教会就保证，要遵照基督的训诫，恪守全世界宗教大会的规定，在教条和教规方面与希腊教会保持分歧。接着，他宣读了1593年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的成果，那次会议批准了莫斯科牧首制的合法。然后，尼康强调了新希腊礼仪与俄国礼仪的差异。虽然教会决定修正礼仪，但是不得不承认俄国礼仪是建立在古希腊礼仪基础之上的。宗教会议赞同了牧首的论证，只要主教保罗·科洛缅斯基不赞同修正俄国书籍中的某些部分。参加会议的35人中有29人记录并签署了会议决议，主教保罗签署了保留意见，实践上是表示不赞同。这样有七位与会者拒绝批准牧首的提议。后来，这七个人中仅有沃尼法季耶夫得以保全，而主教保罗在会议当前被捕了，他被尼康的手下毒打一顿，然后被流放到北部诺夫哥罗德地区，在那里被绞死或者饿死了，有关其他五个人的具体音讯没有被记载上去。虽然这次会议的决议规定，按照旧的书单对俄国章程进行对比研讨，如果俄国章程与旧的典籍有不同再修正，但是尼康却下令印书院立刻着手按照新希腊出版物修订俄国礼拜书籍。1654年4月1日新版的祈祷书开始印刷，4月25日完全新的史册（教会法律汇编）开始印刷，它以1574年印刷的威尼斯版本的希腊文本为基础，尼康将新样本寄给了耶路撒冷牧首帕伊西。尼康的下一步措施是讯问君士坦丁堡牧首俄国章程和希腊章程的差异，并且在讯问过程中，尼康还将本人的反对者置于希腊教会的敌人和叛乱者的地位。讯问函是由马努伊尔（Мануил）带去的。1654年5月他从莫斯科出发，拿到君士坦丁堡地方宗教会议赞同的牧首回信后，于1655年初回到莫斯科。像以前一样，虽然没有等到回信，尼康仍旧继续改变俄国的章程。东方教父为了从尼康那里得到资金支持，不顾一切地反对“爱上帝”小组。人们对新礼仪不太接受，新礼仪又有许多不分歧的地方。这些修订者由于没有经验，又不认真，经常犯新的错误，比以前翻译得更差。“有六种尼康的祈祷书被强行在俄国推行；而一切这些祈祷书之间互不相反，没有哪一本是同其他本子分歧的。”好多民众都反对尼康。涅罗诺夫将尼康看成是敌基督，他想摧毁东正教的罗斯。1655年3月，尼康开始公开地反对俄国陈旧的画十字方式。在东正教礼拜日，他约请安提阿的牧首马卡里和塞尔维亚的牧首加夫里尔（Гаврилл） 协助他。他在布道的时分强烈抨击了俄国画十字的方式，然后请求牧首马卡里就该成绩表态。马卡里经过翻译表示，在希腊是三个手指画十字，那里不运用俄国画十字的方式。在此后的三年里，尼康集中力量预备俄国章程与新希腊章程的一体化。1655年3月25-31日召开的地方宗教会议，在牧首的压力下，赞同了改变章程和教会风俗的提议。由于尼康的“改革”，俄国教会的仪式完全按照新希腊的款式改变了。但他的新举措局限在改变和一致仪式上，由于一切其他方面，比如单声礼仪和布道，实践是“爱上帝”小组推进的。这时分的尼康本人看起来也愈加希腊化了，这是他特别努力的结果。在1655年的一次宗教会议上，尼康说道，“虽然他是俄国人的儿子，但是他的信仰和信心是希腊的”。他在俄国教会中推行希腊式的服装，而且俄国修道士的帽子，其中包括俄国牧首著名的白色僧帽，都被希腊式的代替了。尼康甚至把希腊食物带进牧首的食堂中。如今他可以认为，他的一切言行就像东方主教一样，当俄国解放东方东正教会时，他就可以统领整个东正教世界，不用担心希腊人会因俄国的混合仪式是外省的做派而斜眼看他了。对此，历史学家С.А.津科夫斯基是这样分析的：有缺陷和外省的成长经历，成为“像一切牧首”那样的愿望，以及像杰出的和有诱惑力的拜占庭人那样做礼拜，这些对出身农民、并且在悠远的外省度过本人生命大部分工夫的尼康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影响了他的仪式政策。他的一切“希腊主义”并不是出自对希腊文明或者希腊神学的崇拜，而是出自他对全人类角色的奇妙虚荣心和肤浅的愿望。1656年在2月24日，尼康、亚历山大里亚主教马卡里和塞尔维亚主教加夫里尔在升天大教堂向祈祷者展现三指画十字，强调三指画十字适用于一切的东正教徒，宣布将两指画十字者革出教门。此后尼康对俄国人继续施加压力，他让一切在莫斯科生活的神甫签署声明，表示他们认可三指画十字。并且在1656年4月的主教会议上，再次论述三指画十字的重要性和理论根据。这些做法触及了想保留旧信仰的俄国人最后所能容忍的底线，惹起了反抗的风暴。他们指摘尼康是异教徒，为敌基督工作。有关尼康就是所等待的敌基督的传闻被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在罗斯托夫，有一群支持涅罗诺夫的市民，被当地的神甫号召，开始传播反对牧首及其所作所为的布道。他们说，宗教会议掌握在异教徒手中，罗斯托夫的主教和他的“父”——牧首——被诅咒了。这样，反对尼康拜占庭化措施的活动从教会内部的神职人员扩大到了普通大众，这些人积极捍卫俄国旧礼仪，不惜被官方教会革除教门，导致了一致的俄国东正教会分裂为改革派和旧礼仪派。&&&&尼康推行的一系列强制措施是教会分裂的导火索，他的第一批敌对者（涅罗诺夫，阿瓦库姆以及本人过去的朋友）对以他为首的改革派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终导致了教会的分裂。除此之外，尼康的东正教帝国梦想与沙皇的“第三罗马”理想不谋而合，因此沙皇积极支持尼康改革，巩固了尼康改革的结果。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瓦西里耶维奇（1462-1505年在位）统治期间，拜占庭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它的末代皇帝投奔伊凡三世，并把本人的侄女索菲亚·帕列奥洛格嫁给了他。这样，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就把本人看成是拜占庭皇帝的直接承继人。都主教左西玛（Зосима）则在1492年初次运用了类似“第三罗马”的概念。他将莫斯科称为“新的君士坦丁堡”，而将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称为 “全罗斯大公和君主、君士坦丁堡新皇帝”。在修道院院长菲洛费伊（Филофей）写给大公瓦西里·伊凡诺维奇（1505-1533年在位）的信中，对“第三罗马”的思想进行了清晰的阐释。信中写道：“有福的沙皇！两个罗马曾经衰落了，第三个罗马——莫斯科，站起来了，而第四个不会有……一切的东正教国家勾结在您一个王国中；在全世界只要您是基督教皇帝。”从此，“第三罗马”的思想根植于俄国沙皇和人民的心中，俄国的君主和莫斯科大公的后代，都将本人看成是帝国的承继人。俄国学者А.克拉默指出“这种思想成了正在构成的古罗斯社会的信仰，甚至深化到人民大众当中，构成了一系列有关圣人和圣物从两个衰落的罗马逃到莫斯科公国的传说。”虽然“第三罗马”思想产生于15世纪的莫斯科公国时期，并且也影响了莫斯科大公和人民，但当时莫斯公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并不是很大，因此这种思想仅仅处于鼓吹阶段。到了17世纪中叶，莫斯科公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加强，政治上愈加一致和巩固，民族认识也大为高涨，使其有能力经过某种理想的政治和军事举动来加强这种思想（即把莫斯科作为“第三罗马”的思想），而不只仅是靠希腊神职人员和世俗希腊人的施舍物来鼓吹。俄国历史学家认为：“在俄国历史上，东正教王国的理想在任何时分都没有像在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统治初期那样如此珍贵、如此积极地完成。”比如1655年在对波兰的和平成功之后，沙皇就扩展了封号，称本人为“全大罗斯、小罗斯和白罗斯的沙皇和民主者，立陶宛、沃伦斯基和波多利斯克的大公”。“这是要拥有俄国全部的土地，以及邻国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土地的声明”。受“第三罗马”思想的影响，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认为本人的使命是建立全东正教王国，他将本人和俄国看成是拜占庭皇帝和拜占庭帝国。他认为，如果不完全一致东正教会的次序就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东正教应该成为这个王国的证明，成为这个王国的思想和口号，同时是它的基础和联系到一同的胶合剂。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沙皇开始一致东正教的次序和礼仪。他非常关怀东正教的次序和波动。他写道：“不应该只照顾政治的事情，更应该保持教会的和平和恪守信仰。如果我们保留和获得了这个（教会的和平），那我们就会有上帝赐予的一切有福的创造、和平与丰厚的果实，能够妥当地处理其他一切事情。”在他统治时期，对教会书籍进行了改革，在神学书籍中，沙皇被称为圣人。并且从他开始，沙皇开始在圣堂（经过皇门进入的地方）领圣餐，这种做法和当时拜占庭一样。“从17世纪后半叶沙皇开始在圣堂领圣餐——经过皇门进入的地方——像神职人员那样，当时拜占庭的皇帝就是这样做的……这符合17世纪后半叶典型的拜占庭化特点&……全体上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圣餐礼的程序和拜占庭皇帝圣餐礼的程序分歧……毫无疑问，在这件事上，沙皇直接转向拜占庭的宗教仪式……1667年4月4日，伟大的君主按照以前的传统领圣餐，‘以前的传统’指的不是别的，正是拜占庭的传统……。”这也是阐明了在俄国教会中出现了一股拜占庭化的潮流。沙皇建立“第三罗马”帝国的思想，与尼康建立东正教帝国的梦想不谋而合。因此沙皇和尼康都想要俄国礼仪与希腊礼仪保持分歧，积极进行宗教改革，而且在改革初期尼康和沙皇的敌对关系使得沙皇支持尼康改革。沙皇非常器重新牧首尼康。当牧首约瑟夫去世后，沙皇的忏悔神父沃尼法季耶夫（Вонифатьев，1645年至1652年在教会中掌管着一切事务，是教会的实践领导人，其实他是新牧首最有希望的候选人，但是他拒绝了担任新牧首）引荐尼康担任牧首时，沙皇非常高兴地赞同了。在担任下诺夫哥罗德主教期间，特别是1650年发生混乱时，尼康展现出果断而坚决的质量，以及不惧怕所面临的风险和责任的质量，遭到沙皇的欣赏。沙皇写给尼康的信很好地证明了他是怎样地尊重和依恋这位主教，在信中有这样的表达:如“我的挚友，物质世界的和精神世界的”、“发光的大司祭”、“照亮人间的太阳”等等。这些都表明了沙皇是如何器重这位朋友，所以尼康的意见对他来说很重要。1654年的宗教会议就是在沙皇的掌管下进行的，这次会议决定在印刷教会书籍时，根据古代斯拉夫语和希腊语经书进行修正。新的礼拜书籍的出版在信徒和神职人员中惹起了很大的混乱。一方面，信徒听不到他们熟习的祈祷文；另一方面，神职人员对这些新的祈祷文也很陌生，他们对旧的祈祷文早已熟稔于心，想要改变很难。因此，新举措给教会带来了混乱。有经验的神甫公开抵抗和严峻谴责修订章程，他们很清楚章程中的变化，认为这些变化是对旧礼仪的嘲笑，对两指画十字的诅咒必定会导致对信仰的破坏。除此之外，新的礼拜书出版后，它的个别新版本之间也有很多不分歧的地方。在1655-1688年之间出版的任意10本礼拜书中的经文经常不分歧，由于这些没有经验的修士对待校正工作很不认真，他们本人经常弄混、乱说，甚至犯新的、比以前更蹩脚的错误。新出的第一版礼拜书中有很多低级的错误，它的出版很快就暂停了。较晚出版的礼拜书好了很多，这些修订者分析了本人的错误后开始了愈加认真地工作，甚至开始参考古代的材料检查文本。但是为时已晚，不可援救的错误曾经犯下，人们对新礼拜书的信任曾经遭破坏。在教会中拜占庭化潮流的驱动下，以尼康为首的教会统治阶层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措施推行新的礼仪，并且得到了沙皇的支持，这破坏了俄国旧的礼仪传统，损伤了那些忠于旧礼仪传统的俄国人的感情，惹起了广大神职人员和教徒的强烈反抗，点燃了教会分裂的导火索。&三、&教会内部的西欧化倾向&建立“第三罗马”帝国的梦想在17世纪后半期遇到了完成它的合适土壤。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开始积极地完成这一梦想，他不只在宗教方面进行礼仪改革，在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也开始学习东方。 &当时俄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一些新的举措，目的是复兴军队和国家经济。俄国感遭到了有必要学习外来的新技术，因此请了很多本国人来训练兵士，铸造枪炮，建设工厂。随着本国专家、技术人员的到来，东方的一些风尚，比如舞会、演出等开始浸透到俄国下层社会的生活中。由于本国人大批进入莫斯科，他们同本地人的交往日益添加，经常会产生诱惑和冲突。莫斯科统治当局下令禁止德意志人从莫斯科人那里购买房屋，禁止在莫斯科城内建造路得派教堂。1652年，政府将德意志人从首都迁出去，迁到雅乌扎河波克洛夫卡以外，那里有以前分给他们的土地，这样就兴起了新的德意志居留地。这个德意志居留地成了西欧文明在莫斯科生活中的导向。这样，连同本人的工业和军事技术，他们也将西欧的温馨、生活的方便和文娱带到了莫斯科。莫斯科的下层人物开始打破旧的成见、兴味和习气，接受这些东方的影响。沙皇阿列克谢为彼得改革种下了种子。俄国著名历史学家瓦·奥·克柳切夫斯基写道：“东方的影响是从民族能干为力的感觉中产生的，这种感觉的由来是在和平中、在外事交往中、在商业交换中日益明显地显显露的在西欧面前我们本身物质和精神财富的贫乏，而这一切又导致对本身落后的认识。”虽然这些和宗教观念的关系不大，但是这些军事和技术上的本国要素逐渐浸透到了俄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德国人教他们怎样统治军人，教他们作战技能，那也就开始教给他们怎样按照德国的风格穿衣、剃胡子以及接受德国人的信仰，抽烟，每周三周五喝牛奶，直至让俄国人放弃本人的陈旧信仰。”西欧对俄国的影响逐渐从军事和技术方面转向了生活方面，这使得俄国人开始考虑向西欧学习，学习他们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在俄国出现了东方影响的传播者，这些传播者建立拉丁学校，编纂和翻译圣书和各种教科书、百科全书等。当时俄国下层人士开始请本国人担任家庭教师，让子女接受家庭教育。“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在位时期，俄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不少新潮流，本国的影响不断加强。”在下层社会生活中，&欧洲风尚开始流行起来。“如今，沙皇和大贵族在莫斯科仿效本国式样，开始穿着丝绒服装，坐在漂亮的德意志轿式马车里，车子装有描绘图画的水晶玻璃……莫斯科驻外大使授命在国外招来最纯熟的号手为沙皇服务，这些人应证明能为舞会吹奏高音小号。宫廷的高层圈子对‘悲剧表演’——‘戏剧表演’的兴味日积月累。”可以说，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是俄国改革的先驱，为彼得大帝的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俄国历史学家写道：“十七世纪俄国教会发生的分裂是俄国社会在东方文明影响下这一道德分裂在宗教上的反映。”政治和军事上的西欧化导致俄国社会的世俗化倾向加剧，很多平信徒，尤其是大地主和贵族们对俄国传统的教会礼仪得到了兴味，他们看到了东方先进的生活，二心想追求东方的各种生活方式，很容易抛弃本国古代的传统和风俗，这巩固了尼康的改革成果，使得教会分裂的理想难以逆转。&&结论&17世纪俄国教会的分裂不只仅是由于尼康改革了部分礼仪，修订了经文和书籍惹起的，这次分裂既是教会内部低级神职人员和高级神职人员积累已久矛盾的迸发，也是在尼康狂热的神权政管理想，以及沙皇想完成“第三罗马”帝国梦想的推进下最终促成的。从教会内部来看，当时低级神职人员与高级神职人员在教育、生活方式、物质生活等方面差别很大，低级神职人员对高级神职人员的一些不道德行为很不满，要求在教会中实行礼仪和道德的复兴，这激化了低级神职人员和高级神职人员已有的矛盾，奠定了教会最终分裂的基础。其次，拜占庭化是17世纪后半叶俄国的典型特点。尼康二心想建立“东正教帝国”，让俄国的东正教成为世界东正教的中心，这促使他在教会中积极按照希腊礼仪强制进行改革，直接导致了教会的分裂。此外，沙皇建立“第三罗马”的理想与尼康建立“东正教”帝国的理想不谋而合，因此沙皇积极支持尼康的改革，促进和巩固了教会的分裂。从教会内部来看，在“第三罗马”理想的驱动下，以沙皇为首的俄国下层社会中西欧化的倾向明显，教会内部出现了很多不利于教会一致的要素。当时政治上的西欧化政策和社会上的世俗化倾向，使得很多平信徒，尤其是大地主和贵族们对俄国传统的教会礼仪得到了兴味。他们看到了东方先进的生活，二心想追求东方的各种生活方式，很容易抛弃本国古代的传统和风俗。这巩固了尼康的改革成果，使得教会分裂的理想难以逆转。这样，在教会内外各种要素的共同作用下，一致的俄国东正教会分裂成了改革派和旧礼仪派。教会分裂后，旧礼仪派信徒为了捍卫纯洁的东正教信仰，保护俄国正统的东正教礼仪，反对以尼康为首的教会高级神职人员的特权与官方教会。许多坚持旧礼仪的信徒遭到了以尼康和沙皇为首的统治阶层的残酷处罚和迫害。但是他们没有屈服于教会和沙皇的民主与权威，而是坚持俄国本人陈旧的礼仪和信仰，与沙皇政府和教会进行了多年的斗争。这场始于17世纪的斗争，给旧礼仪信徒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们被驱逐、迫害，为了保存本人的礼仪，他们不惜移民到边远地区，甚至国外。直到今天，距离17世纪的分裂曾经过了300多年，这些旧信仰的坚持者照旧顽强地坚守着本人的礼仪，按照他们祖先的方式进行礼拜。旧礼仪派的这种捍卫俄国古风，保持本民族传统，不畏强权，反对民主的精神，不只对18世纪的农民起义产生了影响，也对19世纪俄国的知识分子、斯拉夫派以及民粹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每当社会动乱之时，在“暴动分子”两头总能找到旧礼仪派信徒的身影。俄国历史上的许多文明景象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思想的根源。别尔嘉耶夫说：“这种内在的分裂性不断延续到俄国革命，很多成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本人的解释。它是“解开俄国思想史的一把钥匙。19世纪的平民知识分子正是这种分裂性的延续”。虽然17世纪俄国教会的分裂对于教会本身而言是一个悲剧，但是从历史、文明和人类学的学科角度，17世纪的各种改革活动也有“优点”。当代俄国东正教学者认为改革的“优点”在于：“分裂分子保留下很多古代的文献，他们成了17世纪下半叶新产生的社会阶层——商人的次要组成部分。在彼得一世时期，分裂分子是彼得大帝一切工程项目中的廉价劳动力。”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以尼康和沙皇为首推进的一系列改革为俄国进一步的欧化扫清了妨碍，有助于彼得大帝时期欧洲先进文明在俄国的产生和发展。俄国历史学家认为“整个17世纪是为彼得大帝的改革预备的时代。”他分析了受17世纪新风尚影响成长起来的俄国改革者的活动，总结道：“这些主张迅速发展起来……如果把这些主张彼此做一比较，那么我们会看到，它们自然地构成一个绝对残缺的纲领，其中内政政策成绩同军事、财政、经济、社会、教育等等成绩交错在一起……这些改革任务总和起来就是彼得大帝的改革纲领。”&（责任编辑 &肖辉忠）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ID：sinozhu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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