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期回顾 &
清廉家风延续百年
李大钊后代，出了三位高官
本刊特约记者 铁雷
&&&&提到李大钊，脑海里总会浮现曾经看过的一个话剧场景。那是2011年7月，天津人艺小剧场为配合建党90周年上演话剧《铁肩担道》，最后一幕李大钊昂首走向刑场，天空被映成血红色，穷凶极恶的敌人发疯般地叫嚣“快绞！快绞！”，李大钊针锋相对、慷慨激昂地陈词：“绞吧，你们这帮丑类！动手吧，你们这些热锅里的游鱼！不要以为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话剧再现这位伟大革命先驱85年前刑场斗争的壮烈情景，他坚定的革命信仰和视死如归的精神，震撼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李大钊，河北省乐亭县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著名学者。1916年留日回国后，他参与编辑《新青年》，并和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那一时期，李大钊撰写了很多歌颂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论文，深刻而有力地影响了我国的一代知识分子，使他们逐步走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其中最卓越的就是毛泽东。&&&&“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李大钊虽然早早就走了，但却留下丰富的革命遗产和精神财富，他打造的清正勤谨的家风，延续了100年，传承了三代人。其子李葆华，逝世前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党委书记；而李葆华的子女中，没有一个“大款”，李青已从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和省政协副主席岗位退休，李宏塔现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李亚中为水利部工程技术人员。李青和李宏塔的廉洁，多次见诸报端，笔者在听他们讲述其成长历程后，深感李家家风的可贵。&&&&财产仅1块大洋&&&&李大钊牺牲20多年后，李亚中才出世。“对于祖父，我大多是从书中了解的。”李亚中说，虽然未曾谋面，但他通过文字与祖父相遇了。&&&&李大钊很小的时候，父亲便去世了，他由爷爷一手抚养长大。虽然出生于农家，但爷爷一直非常重视李大钊的教育。“从五六岁入私塾，到从日本留学回国，他前前后后上了18年学。”李亚中说，李大钊从小便树立了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远大志向。早年，他也像同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样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求救国的办法。但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李大钊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他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从此确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影响了一批青年学子。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在李大钊领导下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思想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李亚中告诉记者，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时工资140块大洋，后来他任教授涨到200块，再加上他在别的大学兼课，每月收入至少在250块至300块大洋。“他去世后家里的财产仅有1块大洋。由于没钱安葬，只好举行公葬，也就是以向公众募捐的形式安葬。”1921年，中共北京支部成立后，李大钊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80块大洋作为组织的活动经费。此外，只要有穷学生向他张口，他都会仗义疏财。李亚中清楚地记得姑姑李星华的回忆，每到发工资时，李大钊就会领回来一把欠条。后来，为了不让李家断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只好嘱咐会计科每月从李大钊的工资中拿出50块大洋，直接交给李夫人。&&&&李大钊的高尚品质感染了许多人。不论政见是否相同，人们都对李大钊抱有衷心的崇敬之情。在为李大钊举行公葬的募捐中，就连政见相左的汪精卫也捐了1000块大洋。曾因“问题与主义”与李大钊进行过论争的胡适，在《胡适文存》第四卷的扉页上写道：这一卷献给李大钊等四位先生。&&&&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在北京逮捕李大钊等80余人。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4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英勇就义，时年38岁。&&&&李亚中告诉记者，祖父被杀害后，一家人颠沛流离。“父亲李葆华为躲避反动军阀的抓捕，在友人的帮助下东渡日本，当时他还是一个中学尚未毕业、但已有两年团龄的社会主义青年，蔡元培先生给他开了一张高中毕业文凭，他用了半年时间，补习日文和其他课程，考取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化学系，还在日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李葆华中断学业，愤然回国，并未获得学位，他的渊博学识来自于常年的革命实践和勤奋自学。&&&&身教重于言教&&&&日，开国大典前23天，中共中央调整北平市委领导班子；书记彭真、第二副书记李葆华任职不变；第一副书记叶剑英调到华南地区任职，聂荣臻继任。27日，北平改名北京。此前，在中央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紧密协助下，北平市委为了保证开国大典顺利进行，已经紧张工作了数月之久。10月1日，李葆华提前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妻子田映萱在家坐在收音机前，等待收听新华广播电台实况转播。两岁半的女儿李乐群依偎在她的怀里。4个月大的次子李宏塔还在襁褓之中。&&&&现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李宏塔谈起父亲李葆华，感慨地说：“父亲对我们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规定，更多的是身教重于言教。父母要求我们非常严格，从小学习的时候，就用祖父的事迹教育我们，说祖父为革命英勇牺牲，虽然现在是和平年代，但并不代表任务完成了，革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要我们严于律己，不断学习进步。”&&&&李葆华1909年出生于河北。十几岁时，他就在父亲李大钊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安徽省委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重要职务。然而这样一位高级干部家中，却简朴得让人难以置信——老旧的三合板家具、人造革蒙皮的椅子，客厅的沙发坐下就是一个坑。房子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建筑，2000年，中央有关部门要为他调新房。他说：“住惯了，年纪也大了，不调了。”&&&&&三年困难时期，李葆华调任安徽省委书记，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配额。他借了一个粮本，自己到一家粮店买粮。营业员给了他３斤大米、７斤红薯干。李葆华说：“不对，国家规定是每人每月７斤大米、３斤红薯干。”营业员说：“是上边让我们这么卖的。”两人争执起来。粮店给派出所打电话，公安人员带走了这个戴着眼镜、知识分子模样的大个子……后来问题清楚了，粮食供应配额问题解决了，省委书记微服私访的故事也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李葆华却说：“我没搞过什么‘微服私访’，下去不浩浩荡荡就是了。”&&&&从1966年起，李葆华全家在“文革”中的遭遇，让几个子女刻骨铭心。李亚中回忆，“父亲从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到被冲击、被揪斗、被抄家、被罢官、被军管、被长达数年地在全省游斗，失去人身自由达6年之久。落差如此之大，超乎常人的想象，也是常人难以承受的。”自抄家之后，李葆华夫妇就被造反派抓走了，子女也被赶出了家，只能借宿在省委露天游泳池已废弃的小更衣室里。“房子不够，就把男女更衣室之间的过道用芦苇挡上当住所。后来，母亲被放出来，也只能住在这里。不但如此，有5年时间，专案组不允许父亲和母亲相见。我们全家忐忑不安，担心李葆华不堪忍受凌辱而寻短见。“直到1968年下半年，我们才争取到探视机会。父亲显得苍老消瘦，但没有想到他在逆境中，不缺乏乐观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正如爷爷李大钊那样。”&&&&&1978年，李葆华调到中国人民银行主持工作，“69岁高龄和一个生疏的领域，对他而言显然是巨大的挑战，然而，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4年里，父亲卓有成效地完成了金融业的拨乱反正，解决了长期积存的问题，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组织培养了金融人才，推动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推进了金融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也为中国成功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做出了杰出贡献。”&&&&车子和房子&&&&父亲去世后，有记者问李宏塔：你父亲给你们留下了多少遗产？李宏塔说：“我们不需要什么遗产，李大钊的子孙有精神遗产就够了。”&&&&其实，从几个子女的生活点滴，就能了解李家的家风。前些年，在安徽合肥的长江路、六安路上，总能看到一个身材魁梧、满头灰发的中年人骑车行走在上下班的人流中，路上的交警都和他亲热地打招呼，他就是李宏塔。&担任领导工作20多年，李宏塔骑坏了４辆自行车，穿坏了５件雨衣、７双胶鞋。随着年龄增大，这几年他才将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后来因为上班路途太远，开始坐汽车。他笑称自己会在能力范围内尽量节俭，“但也没必要为此作秀，真实就好”。&&&&1987年，李宏塔调任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曾先后4次主持分房工作，共分房近200套，却从未给自己要过一套房子，在担任厅局级干部期间，一直住在一套60平方米的旧房里。按照省里的有关规定，李宏塔应分一套新房。1987年至1992年三次分房他都榜上有名，但他考虑到厅里人多房少，都主动让给了其他同志。1998年是最后一次实物分房，已担任厅长的李宏塔也有过思想斗争，但他想到许多年轻科长住房较差、需要改善，他不顾妻子的埋怨，放弃了最后一次机会。厅里许多同志为他“打抱不平”，后来，省里给他补了一个20平方米的小套间，他正在读研的儿子才有了一个自己的空间。&&&&在小儿子李青的成长历程中，有两件事情让他一直铭记在心。1994年，李葆华到杭州开会，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到驻地看他，刚好李青也在。“李泽民告诉父亲我表现很好，可父亲马上对李书记说‘你们要严格要求!’”“还有1995年秋，我在中央党校培训学习，周末都要回家看望父亲，一般都骑自行车，下雨下雪就是坐公交车。从青龙桥到三里河，骑车要一个多小时，当时我已经50多岁了，但父亲并没有因此而照顾，不让他的司机接送我。我感到，这是父亲对我们子女的大爱，真诚的，严格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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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日本对李大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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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钊曾于1914年1月至1916年5月留学日本。跨三个年头近两年半的留学生活，在李大钊一生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他“立始之始”①。　　李大钊留学日本的时间虽不算长，但可以说，从此他便与日本结下不解之缘。在他回国后写的文章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余曩居日本”、“余前岁居日本时”、“往者余居日本”、“往者愚在日本”、“我从前侨居日本的时候”等字眼。据粗略计算，李大钊文中引用日本的资料及谈及日本的地方，恐怕不下几百处，可见这种影响之大。因此，搞清留学日本对李大钊的种种影响，对于深入开展李大钊的研究，是有所裨益的。　　一、对李大钊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发展的影响　　毫无疑问，与留学日本前相比，李大钊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得到很大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　　在实践方面，主要表现在他对袁世凯的问题上。李大钊对袁世凯有一个认识过程，在留学前，他基本是站在拥袁的立场上。根本原因是：经过曾被李大钊热烈欢呼的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了，而袁世凯的真面目又尚未暴露，他出于爱国热忱希望加强以袁世凯政府为中心的全国的统一，群策群力，“一力进于建设”，②尽快把中国建设成如同西方那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有相当部分是从政制上探讨如何建立健全民主政治的。而且，他从1912年6月提出去“省私”，到1913年6月发表《裁都督横议》等文，说明他主要矛头是反地方、反“藩镇”，而不反袁世凯为代表的中央。甚至他在文中一面指责革命党人势力较大的“皖、赣、湘、粤，傲岸自雄”，一面为袁世凯辩护：中央“非专制之局”，因而“跳梁违宪者，实不在总统，而在都督；实不在中央，而在地方”。当然，这一时期，他也感到国中“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是非之不明于天下也久矣”，③甚至一时苦闷而产生出世思想，但总的来说，在他留学前，看不出他拥袁的立场有什么改变。　　到日本留学后，首先，从位置上来看，可以说他站到了一个相对客观的位置上，眼界开阔，各方信息量大增，看问题的角度发生变化。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加之他在日本所受到的影响，以及形势的发展等等，这就使他对袁世凯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　　1914年11月发表的《国情》一文，是李大钊转变他拥袁立场的一个标志。从该文的整个内容来看，他还没有认清袁世凯与古德诺（美国人）、有贺长雄（日本人）这两个“客卿”的关系，但李大钊对他们的批判，自然是不利于袁世凯复辟阴谋的。同时，与留学前相比，李大钊的思想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在对人民群众的看法上，他在1913年4月的《大哀篇》中哀叹“吾民委无望矣”，在6月的《论民权之旁落》一文中也“叹悼吾民德之衰，民力之薄”，人民之患，“在无享权之能力”。而他1914年11月发表的《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一文则认为：“群众势力，有如日中天之势，权威赫赫，无敢侮者”，“历史上人物之势力，莫非群众意志之积累……群众意志有以成之，亦复有以倾之”。变化是如此明显。　　1915年2月在反对“二十一条”的高潮中，李大钊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留日学生全体泣告全国同胞书》。由于当时形势复杂，为了一致对外，这些文章的锋芒是针对日本的侵略阴谋的。日本学者富田升说：李大钊“是为同留日学生总会提倡的‘举国一致’口号保持一致，而慎重地避开了从正面对袁政府的批判”④。我国有学者认为：“对于袁世凯政府当时的作法，李大钊认为是出于迫不得已的”⑤。而他在6月发表的《国民之薪胆》一文中，便明确指出袁世凯有“复古之非，弃民之失”，这表明李大钊个人立场已转向反袁，从此展开对袁的批判，以至后来不惜一时中断在早稻田大学的学习，而全力投入反袁、讨袁斗争之中。　　李大钊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在日本形成了他特有的“民彝”思想：民之所以形成民的那种根本属性，是固有的，持常不变的，它高于一切，决定一切；一切随它转移，顺之者存，违之者亡。他的民彝思想，显然是对民主等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希图为建立民主制度找到最根本的依据、条件。简而言之，民彝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这就使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具有浓重的启蒙色彩。无疑，李大钊民彝思想的形成，标志着他早期思想的重大发展。　　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形成在日本绝不是偶然的。比如：李大钊留学日本时，日本进入了大正时代。这一时期，一方面工农反抗斗争日益高涨，一方面广大中小资产阶级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大正民主运动。曾经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李大钊老师的吉野作造，从1914年4月在《中央公论》发表《论民众的示威运动》一文开始，便不断阐发他的民本主义思想。再有，李大钊就学的早稻田大学的学风，和与国家权力紧密结合的东京帝国大学是不同的，加之拥护宪政运动的发展，早大一些教师，如给李大钊任教的大山郁夫、美浓部达吉等，在讲台上宣扬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日本学者森正夫说：“处在大正民主主义运动的呼声中，早稻田大学教员的讲义里，也倾注着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李大钊可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在留学期间写的论文《民彝与政治》中，屡屡出现‘立宪’的用语，虽然吉野作造教过他，但在此以前的文章中却从未使用过。”⑥当然，李大钊是有选择地接受影响的。　　另外，1914年5月章士钊创办《甲寅》月刊于东京。李大钊通过投稿与章士钊相识，并且“议论竟与甲寅沆瀣一气”⑦。再有，此时陈独秀亦在东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以文会友，陈、李二人相识。《甲寅》月刊针对当时的《国权论》，以寻求“政治根本之精神”为方针，系统地宣传了“天赋人权”观念，为即将到来的作为启蒙运动高潮的新文化运动做了理论准备。这些，看来对李大钊的思想都有影响。　　二、对李大钊早期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李大钊在留学前，发表了约二十篇文章，从这些文章中，理不出他有什么系统的哲学思想，但他在留学日本期间及回国后不久的一段时间内，却发表了一批反映他早期哲学思想的文章。这些文章有：《国民之薪胆》、《厌世心与自觉心》、《青春》、《民彝与政治》、《〈晨钟〉之使命》、《新生命诞孕之努力》、《介绍哲人托尔斯泰》、《介绍哲人尼杰》、《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等。由于这些文章如此集中地出现，此时的李大钊与他留学前大不相同了。　　他早期哲学思想的形成，是与他在日本所受的影响分不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日本学者后藤延子认为，加藤弘之就是对李大钊早期哲学思想形成而给予了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因为李大钊的《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就是以加藤弘之1912年发表的《自然与伦理》一文为蓝本写作的，“两篇文章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当然，李大钊“虽说引用了加藤弘之的文章”，但他“并不是毫无批判地盲从和效仿，最终是基于李大钊的主体性而接受的”⑧。　　关于李大钊的早期哲学思想，本文不在此赘述。应指出的是，他的这种思想，不仅在促进当时人民的觉醒和革命进程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也为他在十月革命后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如从《民彝与政治》一文中我们可看出：他在向往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同时，也认为这种制度“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经过实践的检验，若它还不好，那也可以再加改变，自然，“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为校代议政治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决非退于专制政治，可以笃信而无疑焉”。他的这种看法，显然高于同时代的其他革命民主主义者。从这一方面也可以说，当十月革命成功后，他能成为中国第一个高举马克思主义火炬的人也就决非偶然了。　　三、接触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它对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党的影响　　李大钊在日本是否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想？回答是肯定的。但是，以前有关这个问题的种种说法，我以为是不准确的或不大确切的。较确切的事实是，李大钊在日本主要受到安部矶雄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其一，安部矶雄是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学者，早在1901年5月，他就和片山潜、幸德秋水、河上清、木下尚江、西川光次郎等六人创立了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的社会民主党。李大钊在早大学习时，安部也正在该校任教授。“他在早稻田大学，以社会主义立场讲授经济学，并对有关的社会问题进行先驱性的研究”。⑨　　其二，据查早稻田大学1914年至1916年政治经济学科课程表⑩，安部矶雄曾给李大钊讲授过“都市问题”和“社会政策”等课程。对此，早稻田大学为纪念建校一百周年而出版的《早稻田大学百年史》一书中这样写道：“李大钊曾在大学部政治经济学科学习，深受安部矶雄经济学的影响……”⑾1918年，李大钊自己也回忆说：“在东京，我同安部矶雄接触中受到他的影响，而从大山郁夫那里没有受到那样一种程度的影响。”⑿　　其三，李大钊还注意阅读安部矶雄有关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请看《北京大学日刊》日的一则消息：“《捐赠杂志》：本校图书馆主任李守常先生，以大批旧杂志捐助本校图书馆。日本文者有太阳、支那、外交、雄辩、生活、向上、正论、新日本、洋及洲、东大陆、外交时报、经济论丛、六合杂志、东京评论、东方时论、中央公论、哲学杂志、日本浪人、东亚之光、国民评论、隔周杂志、洪水以后、第三帝国、日本评论、日本及日本人、世界之日本、伦理讲演集、国民经济杂志、国家学会、国家及国家学、社会及国家、和黎明会讲演等二百六十七册……刻已登录完竣，分存各阅览室云。”据查，这些当时盖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印章、注有“李守常先生捐助”字样的大量而种目繁多的日文杂志，北大图书馆至今仍保存着。其中，1914年至1916年上半年的部分，显然是李大钊在留学日本期间订阅的。在这些杂志中，就有安部矶雄介绍欧洲社会主义的文章。如在日出版的《六合杂志》34卷第11月号上，便载有安部的《法兰西、比利时的社会主义》一文。这篇文章介绍了第一、第二国际时期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关情况。如：文中谈到了法国工人党领导者儒尔?盖德，说他是“继承了卡尔?马克思的学说”，谈到了1879年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也谈到1904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并说在会议上倍倍尔同入阁派饶勒斯等展开激烈论战而最后取得胜利等等。　　在日出版的《六合杂志》34卷12月号上，载有安部的《大战后的欧洲诸国》一文。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在这一期上还登有1915年第1号――新年号预告。预告说明这一期是“俄罗斯文化号”，所列十五篇文章目录中，有安部的《俄罗斯的社会主义》⒀。我们今天从研究的角度感到遗憾的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李大钊当时没有把这一期《六合杂志》捐赠给北大图书馆，我们现在还无从知道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但既然是讲俄国的社会主义，想必会提到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　　李大钊在留学日本前，虽然参加过中国社会党，但没有谈过社会主义，而留学归国后不到一年，便在《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一文中，第一次提到了“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对于专制主义，而有民主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而有社会主义”。而且，社会主义既与资本主义相斗争而产生，也必将与资本主义相斗争而最终取胜。接着，他又著文肯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二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我认为，这是与他留学日本所受到的这种影响有很大关系的。日本学者森正夫认为：李大钊“把在东京时代以某种形式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深藏在心中，一旦实现这种思想的外部条件成熟时，就将其作为自己思想的内在发展而开始确认这一理论”⒁。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最初“送来”的具体途径是怎样的呢？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最初就是通过李大钊从日本转道而送到中国的。道理很简单，虽然在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中国报纸就作了报道，但由于中外反动派对十月革命采取敌视态度，报纸的报道极为混乱，“真消息难以传出”，加之中俄交通一时中断，马克思主义不可能马上从苏俄直接送到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便瞩目于日本进步思想界，搜集一切能搜集到的资料，经过一段时间的比较研究，他开始明白十月革命的意义，从而开始歌颂十月革命。1919年1月，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河上肇创办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月刊），介绍马克思学说。接着，日本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热⒂。现在已经搞清，李大钊“五四”后写作的名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以河上肇在《社会问题研究》一至三期上连载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为蓝本写作的。从文中可看出，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观对李大钊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观，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稍后不久，李大钊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的（一）（二）（三）部分，就是以后来日本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宓摹兜赖轮锏钠鹪醇捌淅返谋淝ā贰蹲诮碳罢苎е镏实幕　妨轿奈侗拘醋鞯蘑浴Ｕ馑得鳎畲箢茸畛醮ヂ砜怂贾饕迨怯肴毡居忻芮泄叵档摹　　李大钊在建党过程中与共产国际代表的关系是人们很熟悉的。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与共产国际代表保持联系的同时，李大钊与日本社会主义者也保持联系，十分注意他们建立组织方面的活动。1920年底或1921年初，李大钊加入了于1920年12月成立的日本共产党的前身――日本社会主义同盟，并函购了五十册该同盟的宗旨书⒄可以看出，李大钊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也很注意日本社会主义者建立组织方面的经验。　　四、注重对日本及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状的研究　　中日两国是近邻，自古以来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长期以来，中国是日本的先生，日本是中国的学生；而到了近代，这种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学生变成了先生，先生变成了学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李大钊正是为了探个究竟，为了祖国的富强，而去日本留学的。从他回国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乃至最后一篇《狱中自述》，都表明他注重对日本以及对中日两国的比较研究，并有很高的造诣。如他1925年发表的《从印度航路发见以至辛丑条约帝国主义侵入东方大势年表》，有个颇有意思之处：即在1838年以前，在年表上标明年代时，只附中国皇帝的年号，而从1838年开始，李大钊又附上了日本天皇的年号。如“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日天保九年”，“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日本明治三十三年”。实际上，我们可把年表1838年以后的部分，看作是近代中日两国的外交大事记、近代中日关系大事记。　　李大钊尤为注意对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的研究。日下午，李大钊应邀到女师大大礼堂作了题为《日本维新运动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之比较观》的演讲。他的演讲“极受听众之欢迎”⒅。可惜我们至今尚未发现这篇演讲纪录稿，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从他1925年8月在河南开封的一次演讲中可略知一二：“日本革命时，唱尊王攘夷复古三口号，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及民族解放，亘一十七年，费许多牺牲，当中曾换过十二次外交大臣，大隈并被炸伤，当时因帝国主义者正注重中国，故日本可乘机容易翻身。现日本已成帝国主义来侵略中国了，中国翻身将更要难，所以我们非全民觉醒不可。”⒆以后他也谈到：“因在当时之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兴之时期，故日本能亦采用资本主义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伟业”，“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新时代之政策”⒇。李大钊的这些看法，今天看来仍是很精采的。　　正是李大钊注重对日本的研究，因此，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诸方面分析得很透彻。值得注意的是，1926年初，他已写文章呼吁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要警惕：“现在各国帝国主义者间利润之争，亦必然的要造成第二个世界大战，它的危机一天一天的迫切。”“这未来的新帝国主义战争，要以中国及太平洋为战场。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中国，即是世界大战的导火线。”（21）7月，他更著文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满蒙侵略的急切性、优先性。因此他号召：“全中国民众尤其是北方民众啊……我们应该时时刻刻的注意和监视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中国国民革命阵线及其侵略满蒙的阴谋和行动。”（22）事实上，在李大钊这些文章发表五年后，日本帝国主义就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我国学术界也一直就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九一八事变为开端的意见。　　五、积极从事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　　李大钊留学日本后，较之留学前，他对广大日本人民有了许多感性认识，加之他回国后不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就使他能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确地把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区别开。1919年1月，他在《面包问题》一文中写道：“日本五口的人家，最小生活费，一年也要二千七十六元。有这样收入的，百户中不过二户，其余都是食不能充饥，衣不能御寒，老不能养赡，子弟不能教育”，而“一般武人，却是一日跋扈一日，压迫自国的平民，还在不算，更想和别国的武人勾结，害别国的平民。”（23）笔端流露出对日本人民深切的同情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憎恨。在五四运动中，他一方面猛烈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另一方面他又告诉中国人民，这次五四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24），不可有狭隘地反对一切日本人的排外主义倾向。不仅如此，他更在《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一文中满怀深情地说：“我们爱日本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和爱自国或他国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一样诚挚，一样恳切。（25）”这样，他就在当时的中国与日本――被侵略国与侵略国之间划分了两大敌对的营垒：中日统治阶级集团、和中日人民，并勇敢地向日本人民伸出了友谊之手，支持他们的斗争，沟通两国人民的思想，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1918年12月，吉野作造等在和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团体的斗争中，成立了黎明会，开展了民主运动。李大钊得知后立即给吉野去信，并寄去了他刚创办的《每周评论》。吉野很快给李大钊回信，李大钊将回信登载在《每周评论》第五号上。吉野在信中感谢李大钊赠刊，并“希望彼此声援”（26）。从此，《每周评论》发表了一系列支持声援日本民主运动的文章。　　对于中国的五四运动，当时日本官方及众多报刊是一片诬蔑之声。而吉野却挺身而出，在《中央公论》等几种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同情五四运动，驳斥各种诬蔑。同时，吉野给李大钊写了一封充满战斗情谊和友好之情的信。李大钊将此信公开，在中国人民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共鸣（27）。　　日，吉野在黎明会讲演会上提出邀请北大教授和学生访日的倡议，并给李大钊写了一信，李大钊热情地回了信，并希望吉野夏秋能来华访问。夏，吉野的弟子冈山守道来中国时，遵吉野之嘱拜访李大钊，再次转达了吉野邀请北大教授、学生访日。李大钊当即对冈山表示：为实现访日做积极努力（28）。　　1920年4月，在李大钊等多方努力下，北大组成了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黄日葵在内的五人访日团。出发前，李大钊以个人名义写了多封介绍信。5月5日，北大学生访日团一行到达东京，立刻在日本引起轰动。访日期间，他们会见了吉野作造、今井嘉幸、宫崎滔天、大山郁夫、河上肇、与谢野晶子等许多日本著名人士，以及和许多大学、团体的学生、工人开展了多项活动，盛况空前（29）。正是由于李大钊、吉野作造等的精心安排，使这次访日活动取得很大成功。　　8月，日本亚细亚学生会访华团到达北京。20日下午，“由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守常先生介绍与学生联合会接洽”，中日两国学生在北大举行了茶话会。在长达四个小时的会见中，“彼此相谈甚欢”（30），最后合影留念。　　在从事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中，李大钊以他坦诚的胸怀，亲切的态度，结交了不少日本友人，尤其是日本青年。他与伊藤武雄的关系堪称典型。1921年，25岁的伊藤作为满铁驻京办事处人员来到北京后，经介绍结识了李大钊。在四、五年的交往中，2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伊藤在谈到他由旧满铁官员转变为推动日中友好的战士的原因时说：20年代在北京结识李大钊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是他决心把后半生献给日中友好事业的一个重要因素（31）。后来，伊藤与内山完造等发起建立了日中友好协会，先后担任常务理事、理事长、顾问，他还同中岛健藏等发起建立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一直担任常务理事。到晚年，他又创立了从事日中科技交流的日本东方科学技术协会，亲任会长，组织和动员退休的日本科技人员为协助中国的现代化献计献策。80年代初，八十六、七岁高龄的伊藤武雄先生最后一次来到中国，专程到北京西郊万安公墓李大钊烈士墓凭吊。　　李大钊留学归国后所从事的中日人民友好事业，在现代中日友好关系史上是应写上一笔的。　　留学日本对李大钊的影响，当然不限于以上所谈的几个方面，如他亲身感受到的日本一些部门工作的高效率，日本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等等，都值得我们借鉴、学习。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详述了。谨在此希望中日两国学者进一步加强合作，对“李大钊与日本”这一课题的研究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①&《晨报》日。　　②③&《李大钊文集》（上）第1页；第59页。　　④&〔日〕富田升：《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代的事迹和背景》，译文载《齐鲁学刊》1985年第2期。　　⑤&朱成甲：《李大钊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　　⑥&［日〕森正夫：《李大钊》（早稻田之森），译文载《齐鲁学刊》1987年第1期。　　⑦&《李大钊史事综录》第9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⑧&〔日〕后藤延子：《三个影响李大钊思想的日本人》。　　⑨&〔日］森正夫：《李大钊》（早稻田之森），译文载《齐鲁学刊》1987年第1期。　　⑩&该课程表复印件之一存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⑾&《李大钊同志在日本留学的日子》，见《北京日报》日。　　⑿&〔日〕森正夫：《李大钊》（早稻田之森）译文载《齐鲁学刊》1987年第1期。　　⒀&该文发表时，定名为《俄罗斯的社会运动》，见《六合杂志》35卷第2号广告栏。　　⒁&〔日〕森正夫：《李大钊》（早稻田之森），译文载《齐鲁学刊》1987年第1期。　　⒂&《晨报》日。　　⒃&〔日〕后藤延子：《三个影响李大钊思想的日本人》。　　⒄&〔日〕山道健太郎：《巴黎公社一百年与日本》，载《图书》1971年8月号，岩波书店出版。　　⒅&《京报》日。　　⒆⒇&《李大钊文集》（下）第802―803页；第890页。　　（21）（22）（24）&《李大钊文集》（下）第841―842页；第870页；第101页。　　（23）&《李大钊文集》（上）第614页。　　（25）&《李大钊文集》（下）第214页。　　（26）&《李大钊年谱》第73页，甘肃人人出版社1984年版。　　（27）&参见《五四爱国运动》（上）411页。　　（28）&《李大钊年谱》第83、8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9）（30）&《晨报》日、6月15日，8月24日。　　（31）&姜殿铭：《伊藤武雄忆李大钊》，见《中华英烈》1988年第4期。《李大钊研究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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