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少女)
(芒果布丁)
第三方登录：缘起　　　　我半饿着肚子度过了并不无忧无虑的童年，后来历尽千辛万苦考上大学，现蜗居于大都市。　　家乡，对我来说并不全是愉快的记忆。那里曾经的贫穷和至今的蒙昧让我魂萦梦牵。　　我大脑的沟回里，遍布着山间的羊肠小道。今生今世，我都清晰地记得，家乡的每条小路在哪里拐弯，哪里有一口水塘，哪里有块大石头，石头上曾经晒着红薯米。　　　　我不以农民出身为荣，也不以农民出身为耻。　　我曾经逛遍书城，却没能找到一部真正反映农民生活的乡土小说。　　乡土小说本来少之又少，偶有一两部，却又都是记述农民们怎样逃离农村或者逃离农家生活的过程。书中的人物，经过努力奋斗，有的吃了皇粮，成了城里人，有的大大致富，成了当地财主。他们的人生，将不再是农民的人生，顶多与农民们为邻，并且开始有些看不起自己曾经的出身。　　　　板石头无意贬低书市中廖若晨星的这几本所谓的乡土小说，它们的存在自有它们的价值。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板石头心中有了一个疑问。中国农民占总人口的70%，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一辈子无法摆脱自己身为农民的命运。他们多年来一直住在那些村庄的角角落落里，沿习着沿习了千年以上的风俗，信奉着信了千年以上的迷信和诸多禁忌，吃着粗茶淡饭，相对着不是俊男靓女的贫夫贱妻，平平淡淡地过一辈子。他们中很多人一生没有坐过地铁、火车和飞机，没有使用过空调、冰箱和吸尘器，没有进过酒店和影院。他们默默无闻，一生如蚁。能不能写一部小说，记述一下这些普通农民的平淡生活。　　　　也许有人说，艺术要缘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普通农民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没有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人生有什么可看之处。板石头相信这也是没有人来写他们的原因。　　但板石头曾经二十多年生活在他们中间，感受着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知道他们的人生其实有很多故事。《傻妻》中这对夫妇的原型是我的亲人，他们遍尝了人间的辛酸和悲苦，他们的命运是板石头心底多年来的牵痛。于是决定写一部关于他们的小说。　　此书尽量忠实于生活，因为生活是最好的小说。　　　　板石头自知不敢夸口为农民“昭传”，只想认认真真地写好这一对偏远山区的贫夫傻妻，让世人知道，他们曾经如此真实而卑微地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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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楼主，想到我的父母
　　1979年初冬，湖南某县石塘大队李家生产队。　　这里是本县西部的最末端，是该县地势最高的一个区，也是最穷的一个区。山上以前遍长着撑天古树，灌木层也很厚，有老虎、野猪、野羊、野兔等动物繁衍生息。就在民国时期还曾闹过一次虎年，那一年山上老虎成群结队，十里八乡常会传出某人与老虎狭路相逢的奇闻。其中有一则较为经典，广为流传。　　　　说是有一个人生了病，夜里上街去药铺抓药。那时的中药都是用黄草纸包成四四方方的小包，每包为一剂。十天半月的中药就会有七八上十包，用麻绳串起来提着。那晚有很好的月亮。这人提着抓好的一大串中药走在村里的羊肠小道上。走着走着，感觉到后面有东西在跟着自己。时值冬天，水稻已经收割过，稻天里空荡荡的，也没有蓄水。这人斜眼瞟了一下旱田里的影子，发现跟在自己身后的是一头大老虎，长长的尾巴拖在屁股后面。这人不敢回头。因为按老人的说法，有老虎跟踪时千万不能回头，因为你一回头它就会看到你的咽喉，那正是它要下嘴咬死你的地方。　　　　这人虽然吓得魂不附体，但他强迫自己保持镇定。他没有回头，也没有加快脚步，而是不紧不慢地往前走。走了一段后，感觉到一双爪子沉甸甸地搭到自己两边的肩膀上来。这人还是没有停下脚步，机械地继续往前走。老虎把前爪搭在他肩上，用后腿跟着他不紧不慢地往前走。这人已经吓得冷汗淋漓，但坚持着没有倒下去，也没有回头。就这样一直走到家门口，老虎才把前爪放下来，却并没有伤害他，而是转过身离开了。　　老虎为什么没有吃掉这个人呢？人们猜测说可能是因为他手上提着一大串中药，这中药的气味让老虎对他失去了食欲。　　　　据说这是真人真事。但到龙奎这一代长大成人时，这样的奇闻听起来已经有了一些神话色彩。因为再也没有了老虎，山上连野兔都很难看到了。“大炼钢铁”那几年，山上的树木几乎被砍光，别说是古木，连能削跟扁担的小树都被砍去炼钢了。家家户户把煮饭炒菜用的铁锅都踊跃地捐出来大炼钢铁——反正接下来有了大食堂，家里也不用生火做饭了——炼出来的那些死疙瘩现在早已不知去向。惨遭洗劫的森林在二十年后依然像瘌子头一样，只看得见一些零零星星的小树和斑斑点点的灌木丛。这不仅仅是因为树木的生长需要些年头，还因为这二十年来，在上头的号召下，不顾后果的垦荒从来没有停止过。放眼望去，山坡上全被开垦出了一畦畦的耕地。石塘大队这一带是沙土地皮，本来只适合生长耐旱的松树，现在被强行开垦出来种植花生、黄豆、红薯和麦子，收成自然好不了。所以，尽管开垦出了这么多的耕地，队长年年就垦荒面积向公社报喜，但是，这些耕地却并没有改善当地老百姓的生活，这里依然没有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　　
　　现在是雨水少的季节，天气晴好，只是有些寒冷。　　山上没有像样的树木，庄稼也已经收割，到处裸露着光秃秃的土地。因此随便站到什么地方望一眼听一下，就知道队上的人今天是在哪里出集体工。　　龙奎家住在这个小村的最末端，也是最高处，本村的那条小河就发源于龙奎家屋后的山上，向东流出村口，与邻近村庄的小河汇合，流向龙奎们所不知道的远方。　　　　在龙奎家门前五六十米远的地方有一口水塘，面积三亩八分，是本村最大的水塘。在旱季，村里其它的水塘干涸时，这个水塘要供给全村水田的灌溉。在那种大力提倡开天辟地的年月，这塘堤面也被开垦出来作了队上的旱地，年年要挖几遍，依着季节种上各种农作物。挖得多了，现在每到春夏涨水时，塘堤就很容易开裂。开裂的塘堤在农忙季节时只能随便补一下暂时对付过去，到了冬季农闲时再来修筑。　　这半个月里队上的工作就是修筑这道塘堤。　　　　龙奎和他的堂客荷花就在这修堤队伍里面。男人们的工作是从一个小山坡往这里担土，女人们的工作则是打“抬鹅”。　　所谓的抬鹅其实是一个凿成正方形的大石墩，足有七八百斤重。在朝上的一面成“井”字型绑了四根粗木棍。这种木棍有两米多长，两头削尖，当地人称为“千担”。每根千担的两头各有一个女人，一个八个。所谓打抬鹅就是八个女人把这大石墩一齐抬起来然后再一齐松手放下去，让石墩把土压紧。　　　　这事本来是个苦力活，但在那个跳忠字舞唱样板戏的年代，这苦力活也被修改成了赏心悦目的舞蹈。女人们在腰间系一方手帕。开始前各自站到离千担头有五步远的地方，领头的唱一声：“打抬鹅呀哟嘿！”另外七个就齐声唱：“真光荣呀哟嘿！”一边唱一边扭着秧歌舞步走拢来，双手抓住自己面前的千担头。领头的又唱：“筑塘堤呀哟嘿！”另外七个一边抬起抬鹅一边齐声唱：“为人民呀哟嘿！”在唱到“嘿”字时一齐松手让抬鹅落下去。然后再扭着秧歌舞步走开五步远，又开始唱、扭、抬、放。　　荷花就在这打抬鹅的女人中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是其中最漂亮的一个。　　　　龙奎在那边担着土，眼睛却时不时地往这边张望。　　有男人就笑他：“哟，整晚搂着还不够吗？”　　“就是呀。我说又伢（龙奎的小名），搂着这样的女人一定连梦都做得少些吧？”另一个说。　　龙奎不说话，只是“嘿嘿”笑着。　　龙奎中等个头，不算很瘦，当然也不胖——介绍那个年代的农民是不用说他“不胖”的，因为根本就找不到胖子。龙奎生就一张黑黄大脸盘，额发很高，五官没什么特别的地方，是乡下人常见的长相。 　　　　“我把这个月的工分全归你，借你堂客用一夜，干不干？”单身汉梅伢子嘻皮笑脸地说。梅伢子有间歇性精神病，娶不到堂客。　　“玩笑是不能随便开的。”龙奎板起了脸。　　
　　“我把这个月的工分全归你，借你堂客用一夜，干不干？”单身汉梅伢子嘻皮笑脸地说。梅伢子有间歇性精神病，娶不到堂客。　　“玩笑是不能随便开的。”龙奎板起了脸。　　男人们于是不再说荷花，转而说起别的女人和一些口口相传的桃色新闻来。龙奎不大插嘴，只在他们说得有趣时跟着“嘿嘿”笑两声，并时不时地往女人们打抬鹅的这边瞟一眼。看到荷花扭着腰枝的身影，他心里就踏实了。　　　　“荷花妹子——，荷花妹子——”不知哪里冒出来一个女人，远远地站在对面半山腰扯着嗓子喊。　　干活的男人女人们都停下来。荷花认出来人是父亲家的邻居，就答应了一声：“哎——”　　“你爷（指父亲）让你回去喂猪哩——”　　荷花愣在那里，全队的人都愣在那里。　　“你爷让你回去喂猪——，快走啊——”　　　　荷花从腰上解下手帕揣进衣兜里，往山坡上走去。她家就在山那边四五里远的地方。　　“这订了婚的女儿叫回去喂猪，只怕是不肯嫁了吧？”有人开始猜测。　　“肯定就是这意思。又伢，还不快去追！”　　　　听到这话，龙奎如梦初醒。他从挖松的土堆里费劲地轮流提起两只脚，脚上是一双花了边穿了洞的破解放鞋，里里外外全是泥巴。龙奎就这么趿拉着满鞋子的泥，急匆匆地向对面山坡上追过去。他的头微微有点儿往右边歪——其实他的脖子并没有什么毛病，只是这么个歪着头走路的习惯。　　　　在山脚下，他追上了荷花。　　“你去干什么？”他气喘吁吁地问。　　“我爷让我回去喂猪啊。”荷花说。　　“晚上回来吗？”　　“我不知道，要问我爷。”荷花说完就转身走了。她怕去迟了父亲打她。　　荷花从小没了母亲，跟着酒鬼父亲过活，没少挨打受骂，自然怕父亲。她才十七岁，既不懂事，也作不了主。当初订给龙奎也只是父亲为了混口酒喝。　　　　收工时天已经完全黑了，荷花却没有回来。龙奎回到家，把锄头和篾箕放在杂屋（用来关猪牛的茅草房）的屋檐下，转身就准备去接荷花。母亲跟出来，用一块脏黑的毛巾在他全身上下甩打了一遍。　　龙奎穿的是一件家织布染成蓝色的旧棉袄，两个袖管的肘弯处都打着巴掌大的补丁，棉袄的下摆已经破了，露出里面的棉花来，这棉花已经脏成了黑黄色。黑色裤子也是家织布染黑的，屁股和膝盖处也打着巴掌大的补丁。奇怪的是蓝色棉袄上打的是黑色补丁，而黑色裤子上打的却是蓝色补丁。这可能是因为棉袄和裤子并不是同时破的，而它们分别破了的时候，当时家里却只能找到某个颜色的破布。母亲又弯腰给他放下卷起的裤管，裤管里也全是泥巴。母亲一边拍打着裤管边缘一边对龙奎说：　　“家里没有酒，要不你提几个鸡蛋去？”　　
　　母亲说着就转身进屋，准备去看一下糠箩里攒了几个鸡蛋。　　“不过年不过节的，提什么鸡蛋？不要把那老家伙惯坏了，日子还长呢。”驼背的父亲边说边从屋里走出来，“十婆子，你也不想一想，把鸡蛋拿去孝敬了他，下个月的盐和肥皂怎么办？”　　龙奎的父亲姓贺，排行第十，外号就叫贺十。这是当地老一辈人的流行称谓。隔壁的彭老头排行也是第十，就叫彭十。　　　　母亲不敢说什么，低着头进屋去了。　　龙奎于是空着手往荷花家里走去。头微微地往右边歪着，脚上还是趿拉着那双破解放鞋，“啪嗒啪嗒”响。　　到得荷花家里，荷花正在就着煤油灯斩猪草。　　见到龙奎，她抬头看了他一眼，说：“你来了。”然后又低头继续斩猪草。　　　　荷花的父亲闻声从里屋出来。他是个只有一只眼睛的干瘦老头，剩下的那只眼睛也是浑浊的，射出一道阴森森的寒光。现在是晚上，龙奎看不到他的眼睛，但不用看他也记得那种阴森森的眼神。　　老头子咳嗽一声，一口浓痰从龙奎的右耳朵边擦过，“啪”地一声落在了屋外的空地上。紧接着是他干哑的嗓音：“你来干什么？”　　“我来接荷花。”龙奎小声说。　　老头子看了一眼龙奎空垂着的双手，说道：“我家妹子不嫁你了。”　　　　虽然今天队上人都是这样猜测，但现在亲耳听到老头子这话，龙奎的心还是往下一沉。他怯怯地说：“爷，我没对荷花不好。”　　“别啰唆了。回去吧。”老头子拿出烟斗来装了一把烟丝，用手压紧，回里屋在炉坑里夹了一个火边点边吸。烟斗里是事先装了点水的，吸的时候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像一个喉咙里有痰的人打鼾似的。吸了几口，老头子又“咔咔咔”地咳嗽起来。　　　　龙奎不敢再说话。这老头有撒酒疯的毛病，发疯的时候还打人，摸到什么就用什么打。即使不发酒疯的时候，他的脾气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不管他现在有没有喝酒，龙奎都不敢惹他，也不敢再跟荷花说话。　　荷花“砰砰砰”地斩着猪草，好像这一切与她无关。她从十三岁来了月经后就被父亲逼着跟各式各样的男人睡觉来给他换酒喝，男人对于她，只有长短大小的区别。嫁谁不嫁谁，十七岁的她既不关心，也关心不了。　　
　　从荷花家出来后走在路上，龙奎的头歪得更厉害了，有气无力的，几乎是垂到了一边。他趿拉着破解放鞋“啪嗒啪嗒”走在狭窄的山路上。今晚没有月亮，四周一片漆黑。龙奎没有打手电筒也没有甩火把，却也能准确地跟着小路走拐右拐。这些山区的男人们跟大森林里的野兽一样，长期的黑暗使他们练就了一双在黑夜里也能看得清东西的眼睛。　　龙奎就这样没了堂客，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从血缘关系上讲，龙奎是父母的长子。因为哥哥龙章是抱来的“引窝蛋”。　　四十年代初，龙奎的母亲坐着最低等的花轿嫁到贺家，成了“贺十堂客”。跟那个年代所有的女人一样，贺十堂客开始了她漫长的生育之路。但是，她生下来的孩子都不会哭——老人们称这种孩子为“梦生子”——然后就死了。接连生了四个都是这样。于是有年长的老人说，像她这种情况，最好先去别人家抱个“引窝蛋”，有了“引窝蛋”，后面的孩子就能养活了。　　　　那一年贺十堂客又怀孕了。九个月的时候她挺着大肚子回娘家给父亲做寿。吃完饭后正在纳鞋底时突然肚子疼，估计是要生了。按照当地的风俗，女人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血洗娘家”会给娘家带来灾难。于是娘家找人火速用轿子抬了往贺家送。刚走出没多远，孩子竟然生在轿子上。没有办法，只得母子一起又抬回去。　　　　这个孩子还是不会哭。娘家左邻右舍都来帮忙，敲锅盖敲脸盆，隔着窗子喊魂，但孩子还是死了。就在这之前的两天，娘家同村有一户同样是佃农的人家生了一对龙凤胎，是第五个儿子和第二个女儿，父母显然没有能力同时养活他们两个。于是放了信出去，要送走一个婴儿。贺十夫妇听说以后想到了“引窝蛋”的说法，决定去抱养一个。那户人家按照“物以稀为贵”的原则，留下了女儿而把儿子送给了贺十夫妇。　　　　按农村人的观念，抱养的孩子会尽量被隐瞒其真实身份，而宣称是养父母自己所生，因为怕孩子长大后不孝顺养父母。贺十堂客挺着大肚子回娘家，抱着婴儿坐着轿子回来，谁也不会想到这孩子是抱来的。左邻右舍都来看望并且贺喜。是个男孩，而且双目有神哭声响亮，有人就对贺十说：“这一次终于养活了。”　　贺十叹了口气，说：“养活个屁！”　　　　这句话让邻舍们百思不得其解，并且很快传播开来，引起各种猜测。后来龙章渐渐长大，相貌举止却完全不似贺家的人。邻舍村人回忆起当年贺十的话，终于悟出来：这孩子是抱来的。　　不过这“引窝蛋”还真发挥了作用。后来贺十堂客生了龙奎，养活了。因为又是一个男孩，小名就叫“又伢子”。龙奎之后又生过好几个，也有夭折的，但总算又有两个活了下来，妹妹丽玲和弟弟龙元。　　
　　龙奎作为亲生骨肉里面的长子，母亲对他的婚事自然是格外的热心。在他十六岁时母亲就给他收养过一个童养媳，一个十一岁的孤儿，外地人。养了五年，眼看着到了可以圆房的年龄，有一天这女孩子却突然不知去向。后来又订过一个，也是媒人说合，没有办结婚酒就住过来，一年后跑了。　　　　现在，二十七岁的龙奎已经三次被女人抛弃，还不包括那些相亲时就看不上他或者看不上他家的，他自然是受了不小的打击。二十七岁，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绝对是大龄，再往前走基本上就是一辈子作光棍的命运了。　　当天晚上龙奎和母亲都是唉声叹气，驼背的父亲弓着身子坐在一张小板凳上，暗自后悔自己不该舍不得那几个鸡蛋。　　　　第二天出工时队上人见荷花没有来，又看到龙奎蔫得像只霜打的茄子，就都猜到是怎么一回事了。乡下人都是热心而坦诚的，他们没有什么尊重他人隐私的说法，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事不可以拿出来大家一起讨论的。毛/主/席说教导我们，人多力量大嘛。　　大家开始热心地给龙奎出主意。　　　　“又伢，下次再找就别找那么小的了，其实退婚亲（指离过婚的女人）也要得，靠得住些。”　　“稍微有点缺陷的其实也没什么，比如跛个脚斜个眼什么的。”　　“长相也不一定要那么好的，只要眼睛鼻子齐整。反正吹了灯都一样。”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龙奎却只是不做声。　　“嘿，你也说个话呀，下次再找，你有什么要求？”　　“只要是母的！”龙奎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而且声音很大，像宣誓似的。　　　　
　　一个月后，同乡的算命瞎子来了，龙奎母亲迫不及待地邀他给农奎算上一命。　　“其它的都可以省了，只麻烦您仔细算算，他这辈子到底有没有堂客命。”　　瞎子问清楚了龙奎的生日时辰，然后就与他们母子俩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闲问，最后话锋一转，说出龙奎的命来：“堂客自然来。”　　　　当时龙奎的父母哥嫂弟妹和邻居彭十一家全都在场，算命先生这句话让众人大吃一惊。“堂客自然来”？这农奎没钱没势，人才也就这样，堂客还自然来，是个什么样的堂客呢？退婚亲？跛脚瞎眼？大家纷纷猜测，龙奎也是将信将疑。但是再问瞎子时，他说“命不算全”，算全了不好。 　　大家都对这个命算得准不准抱着很大的怀疑，但龙奎的母亲却似乎深信不疑，并且格外高兴。算命酬劳本来是半升米的，她满满地量了一升米给瞎子。　　　　第二年夏天，邻村的谢三夫妇来给龙奎做媒了。这谢三个子很高，一表人材，但他堂客却有智力障碍。这桩不般配的婚姻源于谢三家的出身是地主，成分不好，捱到三十岁上才有人介绍了这个有缺陷的女人给他。　　　　据说谢三堂客刚嫁过来的时候蠢得连屎都拉在炉坑里，家务活农活一样都不会做。但是经过谢三的调教，现在这女人不但会洗衣做饭带孩子，甚至插秧扮禾挑粪样样行。更令人称奇的是，她生的一儿一女不但智力正常，这儿子在村小学里，学习成绩还总是班上数一数二，前不久还被选去区里参加数学竞赛并拿了奖。这一事件正在十里八乡广为流传，大家都说，原来弯竹真能生出直笋来。　　　　现在谢三准备介绍他丈人家附近一个“脑子不太灵活”的妹子给龙奎。　　“不是古董（方言，指白痴、傻子）吧？”龙奎母亲不放心地问。　　谢三说：“这要看您怎么看了。如果您觉着我堂客还过得去，那这妹子比我堂客刚来时不知要强多少倍。爱干净，懂礼节，洗衣做饭扫地样样会，长得也比我堂客漂亮多了。”　　“啊哟，要是能有三嫂子这样，那就很满意啦！”龙奎母子俩都说。　　“比她强多啦！见一面就知道了。村前村后的，我也骗不了你。”　　于是，择了日子，龙奎和父母跟着媒人去“看人家”。　　
　　就在邻近的一个公社，相距不过十来里路。在那个年代的农村，经过了土改、大食堂、合作社等一系列运动的洗礼，各家各户之间几乎已经没有贫富差别，都是一式一样的穷。只有那些有家庭成员在外吃国家粮的人家却有些例外。龙奎一家人一进这妹子家就知道他们家一定有人在外吃国家粮。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有好几个木柜，床上挂的蚊帐和摆着的背褥都有八成新，没有一个补丁。妹子全家穿的衣服上的补丁加起来也没有龙奎父亲一件衣服上的那么多。而且即使是打上了补丁的，那补丁的颜色也跟衣服的颜色接近，不像龙奎家的那么犯冲。每个人身上的衣服也都是干干净净的，不像龙奎和他父母的那些衣服，脏渍重重叠叠结成了黑乎乎的一层，可以另外剥出一件衣服来。　　　　这妹子的父亲是个退伍军人，在朝鲜战场打残了腿，不能走路。妹子的母亲虽然年过六十，却一眼看得出年轻时候是很有一些姿色的。媒人悄声介绍说她原是大地主的女儿，成分不好，只好嫁给了这个瘫子。他们有七个儿女，这脑子不太灵活的妹子是家中最小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都在外面吃国家粮，在农村的两个哥哥和和一个姐姐也是又聪明又漂亮。据他们的母亲说，这名叫义伟的小女儿是因为自己当年不想生了，吃了打胎偏方打坏的。龙奎一听，不是天生的，应该不遗传。　　　　在当时的年代，谁家有人在外面吃国家粮是很让乡亲们羡慕眼红的。乡亲们甚至不是说“他们家有人在外面吃国家粮”，而是说“他们家有靠山”。在乡下人的观念里，吃国家粮的就是干部，就是亲戚们的靠山，谁家有这样的靠山在外面，左邻右舍都要敬你三分。　　　　义伟家有靠山成了这门亲事的一大亮点。龙奎家从祖上多少代起就是佃户，一直到他们这一代还没出过一个吃皇粮的。如果能结一门吃皇粮的亲戚，也算是跟吃皇粮沾上了边。再说，这义伟外貌并不丑。虽然那双眼睛似乎太大了一点，像牛的眼睛，而且大而无神，嘴巴部分也有些往前突，有点像猴子，但她却有着乡下女人少有的白净，这可能是由于她不用外出干农活的缘故。“一白遮百丑”，这种审美观在乡下人中尤其流行，因为他们潜意识里都向往不要日晒雨淋的生活。　　
　　义伟看起来确实比谢三堂客刚嫁过来时要好得多。她穿得干干净净的，长发梳得很整齐，在脑后束成一条长长的马尾辫。自龙奎进门，她就一直乐呵呵地裂着嘴笑。龙奎看她时，她也会低头露出害羞的神情。看来她心里还是挺明白的。龙奎心想，有这样的基础，好好调教出来，应该比谢三堂客还要强。而且“弯竹出直笋”，也许还可以给我生出几个聪明伶俐的好儿女来。　　当下，农奎点头同意了这门婚事。　　　　按照当地的风俗，男方去女方“看人家”同意亲事后，女方还要来男方家“看人家”，看完后也同意时才是初定——“剪鞋样”。所谓剪鞋样，就是双方的母亲要量好对方父母和当事人的鞋子尺寸，定下来以后就要开始动手纳鞋底缝鞋面，给他们做新鞋。初定后两家往来几个月无异议后是大定——“过礼”，大定时男方家要给女方父母一笔礼金，在这一天还要选定成婚的大喜日子。　　但就在龙奎去义伟家“看人家”后的那天晚上，发生了让人们意想不到的事。　　　　22岁的义伟在此之前已经看过几次人家，但每次看完后母亲问她：“嫁给这个男人做堂客要得不？”她总是摇头。母亲也不知道她是不愿意呢，还是不懂嫁人是什么意思。蠢人都有蠢脾气，义伟也是这样，一根筋倔到底。什么事情要是违背了她自己的意愿，她就会大哭大闹，滚到地上撒泼，然后再爬到床上，不吃不喝睡它个三天三夜。所以在义伟摇头的情况下，母亲是绝对不敢把她嫁给任何人的。她不答应的事情你就别想办成。　　　　奇怪的是这天见了龙奎后，义伟的表现却跟以前大不一样。　　当场母亲指着龙奎问她：“伟，嫁给这个男人做堂客要得不？”　　义伟低着头，双手捏着自己衬衣下摆的衣角，羞涩却也是毫不犹豫地回答：“要得。”脸上还甜甜地笑着。　　她母亲觉得奇怪。转念一想，可能是碰巧她现在心情好，说不定过不了半个时辰就变卦了。　　　　下午龙奎一家和媒人离开后没多久，义伟突然嚷着要找“又哥”。这让她父母、兄嫂和姐姐大吃一惊。他们不明白，龙奎在这里仅仅停留了两三个小时，又没有人不停地喊他，这义伟是怎么知道并且记住了龙奎小名的。　　母亲自然是不能答应，就耐心地哄她说：“今天太晚了，我们过几天去找又哥，好不好？”　　　　“不好，现在去，现在去找又哥！现在就去找又哥！”义伟一边嚷一边哭，并且一屁股坐到了地上，然后又躺下去打起滚来，眼泪鼻涕横流。家里人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是打胎造成了她今天的智障，母亲对义伟一直怀着一份沉重的内疚，所以无论她多么不听话，母亲却从不打骂她。对这个女儿，她倾注了比其他孩子更多的耐心和疼爱。　　
　　明天继续。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义伟还在哭，怎么哄都没有用。哥姐们已经各自回家去了。母亲看她嗓子都哭干了，就起身去厨房倒了杯茶来给她喝了。又担心她这样的哭闹肚子也饿了，只得先让她闹着，自己则去厨房做晚饭。等她做好饭再到厢房来叫义伟吃饭时，人却不见了。　　
　　有一段发不上去，我找了两天也找不出敏感词，只能把那段省了。以下衔接可能有些不畅。
　　后来母亲终于在一条小田埂上找到了义伟。她赤着脚，一双塑料凉鞋已经脱下来，用一根棍子挑在背上，正高一脚低一脚地在那里赶路。　　“伟，你要到哪里去啊？”母亲温和地问她。　　“找又哥。”义伟头也不回，还在往前走。　　母亲拉住她，柔声说：“现在太晚了，又哥已经睡觉了。我们先回家，明天妈再带你去找他，好不好？”　　　　“不好，不好！现在找又哥！”义伟挣开母亲的手，哇哇大哭。　　这时龙奎已经闻讯赶到。义伟一见到龙奎，破涕为笑，笑得龙奎不知所措。　　哥嫂们也来了，大家用尽了各种办法哄她，但义伟就是不肯回家。　　最后母亲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对龙奎说：“看来姻缘真是天定的。如果你不嫌弃，今天晚上就带她回去吧。”　　龙奎也没来得及多想，木然地答应了一声：“要得喽。”　　　　母亲心中有千万个不舍，千万个不放心。 “她蠢，我没有资格要求你对她多好，只求你不要打她。她脾气倔，还请你让一让，千万不要打她，她是个可怜的孩子！”母亲说着，泪水已经滚落下来。　　龙奎说：“我不会打她，我看不起打堂客的男人。”　　　　是，龙奎带着义伟回家。月光下，义伟走在前面，高一脚低一脚的。龙奎走在后面，头稍微往右边歪着，脚上还是那双破解放鞋，现在已破成了网状，刚好作凉拖鞋穿，趿拉着，“啪嗒啪嗒”响。　　义伟就这样住到了龙奎家，并且再也不肯回去。一个月后，龙奎的母亲还是请媒人带了义伟的母亲和哥哥姐姐来“看人家”。既然义伟已经住到家里来，所以小订大订也就在这一天合到一起完成了。双方的母亲互剪了鞋样，龙奎这边象征性地给了义伟父母一点礼金，又选定了农历十一月十二是个好日子，也要正正经经地办一场喜酒。越是娶的一个古董堂客就越要有个场面，不能让人家把自己看扁了。　　　　龙奎家现在住的这所房子以前是三间茅草房，是解放前地主家给种田的佃户住的。解放后地主的家产全部被贫下中农无偿瓜分，作为雇农的贺十就分得了这三间茅草房。如果凭贺十自己的能力，要盖一栋房子，哪怕是茅草房，只怕一辈子也难。“引窝蛋”龙章长大后又加了两间厢房。后来龙章当兵回来，用退伍时政府补的粮票和工分，请人把原来房顶的茅草换成了瓦片。现在龙章在离老屋一百米远的地方另盖了三间土砖房，这老屋就留给了龙奎和龙元兄弟。　　
　　龙奎家现在住的这所房子以前是三间茅草房，是解放前地主家给种田的佃户住的。解放后地主的家产全部被贫下中农无偿瓜分，作为雇农的贺十就分得了这三间茅草房。如果凭贺十自己的能力，要盖一栋房子，哪怕是茅草房，只怕一辈子也难。“引窝蛋”龙章长大后又加了两间厢房。后来龙章当兵回来，用退伍时政府补的粮票和工分，请人把原来房顶的茅草换成了瓦片。现在龙章在离老屋一百米远的地方另盖了三间土砖房，这老屋就留给了龙奎和龙元兄弟。　　　　预备作洞房的是南厢房，当年龙章就是在这间房里娶妻生子。现在他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聪明伶俐。所以龙奎也特意选了这间厢房，图个好兆头。十一月初十，请了剪纸师傅来剪洞房的窗纸。当地人举行婚礼一般选在冬季，这样窗子可以先用一块大白纸封起来，然后再把剪好的红窗纸贴在白底上，龙凤呈祥的图案就漂亮地跃然窗上。如果是夏天成婚，天气太热，窗户不能用白纸封起来，就必须请篾匠做一张篾网把窗户罩上，再把剪好的红窗纸贴在篾网上。如此一来，不但要请篾匠，要酒肉招待支付工钱，而且窗纸贴上去以后被竹篾拱成一小块一小块，全没有了形状。　　　　龙奎的婚礼在十一月，当然是白纸封了窗户作底的。师傅把剪好的大红窗纸往上一贴，喜庆的气氛一下子就出来了。　　十一月十一日接嫁妆，媒人说有三抬。当时流行的嫁妆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没有，省了接嫁妆这道程序，另一种就是三抬。因为一抬走在路上太难看，而两抬是双数。婚娶的日子是双数为吉利，但嫁妆却不能是双数，跟盖房子时窗棂的根数不能为双一样。所以，当时嫁女儿，很穷的人家就干脆没有嫁妆，条件稍为好一点的人家就是三抬嫁妆。义伟家有人吃国家粮，当然算条件好的。　　　　在农村，凡办大事如喜事、丧事、建房子需要劳动力的，都是由队上人无偿帮忙。那时大家普遍是穷，连饭都吃不饱，一年四季更是难得吃上几次肉。而去别人家帮忙不但可以吃饱，还有鱼有肉，所以大家都乐意去帮忙。但接嫁妆这事，为图吉利，娶不到堂客的单身汉因为没有后代是不会被请到的，而结了婚却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也不会被请到，只有儿女双全并且儿女健健康康的汉子才有资格。　　　　接嫁妆的汉子们一大早就来到龙奎家里，吃过丰盛的早餐，肩上扛子，担起篾框，鞭炮响过后队伍就出发了。龙奎走在前头带路，一行人有说有笑地来到义伟娘家。娘家已经摆好“汗茶”在等待。所谓汗茶其实不是茶，是点心。一般是爆米花、花生、豆子、水果糖等混在一起，用碟子摆出来。除了这摆出来的，娘家还要备好至少百来斤汗茶跟着嫁妆一起带到男家去，以供婚礼当天宾客享用。这汗茶和烟是婚礼桌上必不可少的两样东西。之所以称为汗茶，可能与当地世代以耕种为业，勤劳是人一生最重要的品德，固以出汗喻指劳动，希望小夫妻能够勤勤恳恳，劳动致富吧。　　
　　吃过汗茶，娘家队上也有帮忙的人，早已把嫁妆绑好。也是一阵鞭炮响过后，汉子们或抬或挑，嫁妆就向着龙奎家出发了。　　当时的嫁妆一般是衣柜，木箱，洗脸架，洗澡的大木盆，女人洗屁股用的小木盆，洗脸盆，洋铁桶，被褥，碗筷，镜子等。碗筷和镜子这类的小东西是放在柜子或木箱里的，而鲜艳的大红被褥却一定是放在木箱顶上，这样可以烘托出一种喜庆的气氛。况且，既然“结婚是性的广告”，这作为床上用的被褥自然是嫁妆里的重头戏，理当高高在上，广而告之的。　　
　　（又要省掉一段，什么敏感词，找死了都找不到！）　　　　到得龙奎家门前，别的嫁妆先抬到门口地坪上放下来。按照当地风俗，那个挑木盆水桶的汉子却有特权耍一回赖。他在离龙奎家百步远的地方放下担子，把扁担横放在地上一屁股坐在上面，点了一支烟，笑眯眯地抽起来。因为他挑的担子里有新娘将用来洗屁股的小木盆，所以他有权多要一个红包。如果新郎不爽快，他就会把木盆解下来在手里把玩，并对新郎说：“看我摸你堂客的屁股，我摸你堂客的屁股！”此时新郎一般就会走上前来又是递烟又是塞红包。汉子这才会乖乖地把担子挑进去。（所以，有经验的娘家人在整理嫁妆时，会用绳子把小木盆结结实实地绑在竹挑上面，这样挑担人就没那么容易解下来。）　　　　龙奎正在忙着解木箱，却见众人都看着后面笑。他回头一看，挑木盆水桶的汉子坐在扁担上也冲着他笑呢。龙奎想起来是怎么回事了。他笑呵呵地走过去，往汉子手里塞了一个小红包，又递了一根烟。汉子笑眯眯地接着，冲众人得意地做了个鬼脸，这才重又挑起担子送到门前地坪上来。　　鞭炮又响起来，屋里屋外一片欢声笑语。　　　　义伟也跟着大家看热闹，也是笑嘻嘻的。对于结婚这件事她是半懂不懂。但有一点她明白，她知道今天这些东西都是从她妈妈家抬过来的，这意味着她从此以后就可以一直住在又哥家里了。对于她来说，就像贾宝玉说的，这是“从古到今， 天上人间第一件称心如意的事”。　　她自从那晚跟着龙奎来后就不肯再回娘家，怎么哄都没有办法把她弄回去。　　　　接嫁妆后的第二天就是结婚的大喜日子。因为义伟没有住在娘家，无新娘可接，所以省了请伴娘——当地称为“押轿”，本来一定要两个的。没有押轿，龙奎一个人去接“上亲”。婚礼这天娘家所有送新娘到男方去的亲人称为上亲。今天的上亲是义伟的母亲、哥嫂和姐姐。姐夫是不可以送亲的，外婆也不可以，所以当地有 “姐夫子送姨妹”和“外婆送亲多一礼” 的谚语。上亲被安排在新娘房起坐，这群人在婚礼当天会受到优厚的礼遇。他们的菜是特别另买另炒的，喝的茶里面会加桂圆干或荔枝干，这在平时是很难吃到的东西。本来上亲里头新娘的父亲可以受到最高级别的礼遇，他会被安排坐在上亲一桌的右上座，他还有一个特定称谓叫做“高亲”。只可惜义伟的父亲瘫痪在床，不能参加小女儿的婚礼。　　　　这天义伟穿了娘家做过来的新衣服，照例是拜堂入洞房。可能因为母亲教育得好，她倒没有乱说话。但从那双无神的大眼睛，人们还是一眼看得出她的智力未及正常。新郎新娘敬酒时义伟只跟着走了一通。因为她走路是高一脚低一脚的，手也是抖抖颤颤不太稳当，所以提壶、倒酒、敬酒都是龙奎一个人在做。　　“多谢——乡亲们——赏脸，没什么——菜，淡酒——一杯，请！”龙奎的大脸盘已醉得通红，他本来说话就慢，现在更是拖着长腔，好不容易才把这句话讲通顺。　　　　宾客们站起来，手里端着杯子，眼睛却只是往义伟脸上看。夹在一帮陌生人中间，义伟脸上面无表情。　　饭后的唱抬盘茶就被免了，因为连母亲也担心义伟有没有耐心抬着一盘茶站一两个时辰。但闹新郎、闹媒人、闹公公的好戏却没有被省掉，而且似乎闹得比别人家成亲时更起劲。　　　　当地的闹新郎是往新郎脸上抹红。龙奎这天已经醉得舌头打卷、两腿发软，分不清东南西北。闹新郎的几个小伙子每人撕了一小片红纸，在水缸里拍了点水，走到龙奎身边来。第一个人把湿红纸往龙奎脸上贴的时候，龙奎站起身来要逃，但哪有力气？被小伙子们按住，几只手同时拿着红纸往脸上来一阵乱搓，弄了个大红花脸。龙奎蹲在地上，一迭连声地喊着：“哎哟！饶了我吧！”　　“你今天晚上要快活，哪有不先受点罪的！”　　　　这边闹新郎时，那边闹媒人的也开始了。闹媒人却是往媒公媒婆脸上搽黑。可能因为煤是黑色的，与“媒”同音。　　几个中年女人事先把手在灶台、锅底上抹了一把，然后悄悄潜到谢三夫妇身后。谢三夫妇此时并肩坐在一张长凳上看闹新郎。冷不丁背后两双手上来从脸上掠过，已经两颊上各画了五道黑印。旁边或站或坐的宾客们大笑起来。　　　　最热闹的要数闹公公。　　婚礼当天公公被戏称为“烧火老”，意思是与媳妇扒灰。队上的一群汉子早准备好了锣、鼓、唢呐，还备好了一把拨火叉。只听猛然间一声锣响，紧接着是锣鼓唢呐齐鸣，热热闹闹的一支队伍从外面进来。贺十坐在堂屋里，起身正想躲，早已被人按着坐好。　　乐器停下来，为头的一个人唱道：　　“好媳妇呀好皮肉，白白嫩嫩好烧火。”　　“哐——哐——”两声锣响。　　　　继续唱：“好公公呀好力气，一日三次不喊累。”　　“哐——哐——”又是两声锣响。　　“大火烧得旺又旺呀，只少一把拨火叉。”　　锣鼓唢呐又一齐响起来，一把拨火叉伴着乐声送到贺十手边。贺十红着脸尴尬地笑着接住。献上拨火叉的手却并没有缩回去，反而又多出几双来伸到贺十跟前——这是讨要红包。　　贺十在村里以吝啬出名，准备的红包自然不够。于是众人闹个不休，最后干脆把他连拖带抱弄到新娘房里，按着让他与新娘“啵一个”。　　　　义伟从住到龙奎家来后一直不喜欢这个驼背老头。当驼背公公胡子拉碴的脸被人摁到她脸上时，她大为光火。她可不懂什么大喜日子，顺手拿起一个鸡毛掸子就来打众人，嘴里还哇啦哇啦大骂。她说话是大舌头，所以骂的什么内容谁也没听懂。她牛眼圆睁，唾沫飞溅，挥舞着鸡手掸子，把一帮汉子吓得一哄而散。　　　　义伟的母亲一把抱住她，一边回头向众人陪不是。但义伟脾气只要一发作就难收场。她大哭大叫，在母亲怀里挣扎着要冲出来。　　外面的宾客听到骂声都围了过来。洞房门口挤得水泄不通，新窗纸和红窗花也被人们捅破了，上面贴满了好奇的眼睛。　　
　　龙奎早已歪着个大红脸在灶前的柴垛上睡着了，因此并没有看到这一幕。　　他睡得很香。对生活他是满意的。终于正儿八经地有了堂客，而且这个堂客再也不会跑了，她死心蹋地一定要跟着他。对于义伟的智力障碍，他倒没有太放在心上。他想，等有了孩子，有了孩子就有了希望，堂客那点小毛病就不算什么了。　　“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义伟是在结婚两个月后开始自己做饭的。　　　　婚后两个月他们跟父母分了家，小两口单独过。他们分得的房子是挨在一起的两间厢房，里间做厨房外间做卧室。　　在当地农村，家家户户有一个一米高的大灶，这灶有两个炉膛，大的专门用来煮猪食，小的用来炒菜。两个灶门是并排开的，用来往灶膛里塞柴禾。灶门上方被挖出一个圆弧，可以架一把水壶顺便烧开水。　　　　除了这个大灶外，在离灶半米距离、靠墙的地上还挖有一个一米见方的正方形坑，深半米左右，也是用来烧柴禾煮饭炒菜烧水的，称为炉炕。把炊具悬挂在炉炕上方的是一种专门工具，用打通的圆竹或木头作成，从梁上吊下来，有一个活动栓阀使挂炊具的钩子可以上下移动。这个装置称为“梭连钩”。　　大灶门前的空地用来放柴禾。大灶与炉坑离得近，烧大灶和烧炉炕时取柴都很方便。　　　　傻新娘义伟开始在梭连钩上挂了小吊锅煮饭炒菜。　　当时还是人民公社时期，一切物资都靠队上分配。　　山上的野茶籽树每年要提供全队的食用油。收成好的年份平均分下来每户有个十来斤，收成不好时四五斤两三斤不一定。这点茶油要吃一年。所以主妇们都学会了把锅洗好以后烧干水，放一点油进去把锅底抹一抹，再把油倒回坛子里。就是这样抹一抹也不一定抹得到来年秋天。　　　　米也是靠队上出产的稻谷，交了国家留了集体后再进行分配，没有一家的口粮能吃得到来年。　　缺油少米是那年月家家户户常有的事。　　龙奎小两口与父母分家的时候，本来不够的粮油进行了再一次分配后就更显不够。而义伟往锅底抹油的时候又不太利索，有时往回倒时还要洒出去一些，因此分给他们的那两斤油没多久就被她用完了。　　　　家里虽然也养了两只鸡，但都还没长大，下不了蛋，现在连买盐的钱都是跟义伟娘家借的。这油太费钱，买了一次以后就不敢再买了，一直吃“锈锅菜”。好在义伟炒出来的菜本来就色、香、味都跟猪食差不多，所以放不放油倒吃不出大的差别。　　米倒是够了。这是义伟的功劳。因为她煮的饭，水多米少，一勺挖下去总是听得到水响。而挖到锅底却常常有一层烧糊的锅巴。这锅巴里加点茶水伴一伴却有一股浓香，倒省了吃菜。菜只能靠每户那一巴掌大的自留地里出产，还要依赖于季节和年成，没有菜吃的日子一年里总会有那么几个月。　　　　在那样的年月，大家都是过这样的日子。大家都不觉得苦，或者说没有时间觉得苦。总是天刚亮就去出工，天擦黑才能回家，累得倒床上就睡，没有心思去想苦不苦。　　龙奎不觉得苦，义伟就更不觉得了。她每天趴在炉坑前鼓着腮帮子吹火，抬手擦汗的时候脸上就抹了一道道的黑，头发上也落满了灰尘，灰白色厚厚的一层。　　　　做好了饭，她会去田边队上出集体工的地方叫龙奎回来吃饭。她花着脸，蓬着头，站在田边喊：　　“又哥——，又哥——”　　别的女人都是叫自已男人的名字。义伟孩子气的“又哥”成了队上独特的一道风景。一开始龙奎不习惯，并不答应。但他若不答应义伟就会一直叫下去，并且声音越来越大——她以为他没听到。　　于是龙奎不得不答应她：“哎——”　　“吃饭啦——”义伟高兴地说。　　　　她会一直站在田边等到龙奎收工，一前一后地相跟着回家。只要龙奎走在身边，义伟的心情就出奇的好。她嘴里会哼着些谁也听不懂的小调，走路时也一跺一跺地做出快活的样子。　　虽然“又哥”经常被队上人取笑，汉子们一看到他就尖着嗓子学义伟叫“又哥——”，但是龙奎并没有觉得特别不舒服。这个女人虽然有缺憾，但她全心全意地跟着她，依赖着他。他是她的男人，她是他的堂客。　　
　　冬天来临，义伟也跟别的女人一样织起了毛线。毛线和织毛线的针是娘家母亲送来的。义伟一闲下来就织着，她走路本来就不太稳当，竟然还可以边走边织。不过她织得显然没有其他女人们那么快。她们是飞针走线，而义伟则是慢慢的一针一针来。她半张着嘴，认认真真地把线圈从左手的针上挑到右手针上，右手把线绕上去，再挑下一针。嘴巴张得久了，口水顺着嘴角流下来。义伟自己感觉到了，上下唇一齐往里一缩，把口水吸回嘴里去。　　　　半个月后，义伟织成了一只半指手套，自己带着竟然刚好合适。这让龙奎惊奇并且欢喜。因为相于义伟的智力，这真是一件高难度的事。　　除了织手套，义伟还会做简单的针线活。那时候，补衣服是每个农家主妇的必修课。打补丁的时候，义伟也知道表面的针脚短，里子的针脚长。村里人见了，个个都夸义伟聪明，都说比邻村谢三的堂客刚过门时聪明多了。　　　　每隔十天半个月，娘家的母亲就会来看义伟。每次来，一翻过山头，就会站在山坡上对着龙奎家喊：“伟——，伟——”　　这里义伟一听到她母亲的声音，就从屋里冲出来，屁颠屁颠地迎上去，乐呵呵地说：“妈妈来了，妈妈来了！”　　母亲手里，一张黄粗纸，包成四四方方的一个纸包，外面麻绳捆着——这是当时供销社包装东西的通用方式——里面是水果糖和饼干。母亲将纸包递给义伟，看着她宝贝似地将它抱在怀里。　　那些年，一般的农家孩子一年里都难得见到一颗水果糖。义伟母亲省吃俭用，为的是看到痴呆的小女儿脸上露出笑容。　　　　“伟，该洗头发了。”　　“伟，我们把被子搬出来晒一晒。”　　母亲一来，就会监督着义伟洗澡洗衣服，自己也动手帮她扫地、晒被褥。因此，母亲在的时候，义伟的身上和她家里都会及时清洁、收拾。　　母亲有一天发现了义伟家根本就没有油。找龙奎一问，说已经一个多月没吃油了。尽管在那年代吃“锈锅菜”并不是什么稀奇事，但母亲还是特别心疼。她宁愿自己吃“锈锅菜”，也不允许义伟没油吃。　　　　当天母亲回去后卖掉了家里所有的鸡蛋，又拿出自己手帕里还包着的将近一块钱，去公社食品站买了七斤半肥肉，一锅煎了。把油倒在一个坛子里，油渣用一个大海碗装着。第二天母亲拿一个采茶用的提篮，把油和油渣一起提了，气喘吁吁地送到龙奎家里来。　　龙元这年十一岁，看到那白花花的一坛猪油，他馋得直吞口水。有一次吃饭时就端了碗，悄悄地从后门绕到义伟厨房里，想从坛子里挖一筷子猪油伴到自己饭里。他刚轻轻地揭开坛子盖，义伟正好进来一眼看到了。她一边哇哇大叫一边操起扫把就追了过来，龙元早一溜烟跑了。　　　　“又哥，元伢子害我！”中午龙奎回来吃饭时义伟向他告状。　　“他怎么害你了？”　　“他偷我的油！从那里进来。”义伟指着后门告诉龙奎。　　龙奎知道义伟不可能撒谎。但对自己的亲弟弟，他也不好说什么。　　义伟自己想出了办法。她把油坛子搬到木箱里，把木箱锁了。这以后每餐炒菜都要开木箱取油。　　　　儿女是父母的心头肉，而有残缺的儿女则是父母心头肉上滴血的伤口，是一辈子的心疼。可惜的是，义伟结婚不到一年，她慈爱的母亲却突发高血压中风去世了。义伟父亲在老伴的棺材被放进土坑里去时，悲痛得不顾一切地从睡椅上滚下来，要跟着她去。三个月后，这个绝望的丈夫积忧成疾，真的跟着老伴去了。　　义伟对这种变故的含义浑然不觉，她只知道面无表情地对邻居说：“我妈妈死了，我爷也死了。”　　她不知道，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会带着大包的糖果来看她，再也没有人在乎她脸上是否有笑容。　　
　　第一贴被BZ移到舞文弄墨去后我重开此贴，奇怪的是没人顶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决定此贴停更。请喜欢的朋友去舞文弄墨看。地址如下：　　/publicforum/content/culture/1/34495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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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不怕麻烦爆菊，顶楼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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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站内搜索《傻妻》，作者为一块板石头的那部就是。　　如果你好久没有被一部小说打动过了，那么不妨读读《傻妻》。不少网友把它称为又一部《平凡的世界》，不过作者不喜欢这个称谓，因为它比《平凡的世界》要写得好。当然，写的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故事，到底哪部更好还要您来评判。　　
　　第二年，也就是1981年，湖南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终于走到了尽头。 　　李家生产队也迅速响应号召，田土分到户。分田时，山坡上的田因为有灌溉方面的困难，所以在计面积时会算得比较充足，一分二的坡田只计一分。龙奎贪这多出来的面积，全要了山坡上的田，这为他日后耕种带来了不少麻烦。 　　生产队的一切公有设备也都进行了分配。牛，犁，耙，打谷机，箩，篾箕，扁担，扦担，所有物品大小件都估个价，先由各户自己挑，要什么不要什么。大伙都想要的就抓阄决定。分完物品后，户与户之间的差价用粮票、布票、钱和剩余的工分来抵消。分配过程中间很是产生了一些争吵，吵吵了一个冬天后所有物资的分配都尘埃落定。这种争吵也不会真的结下什么冤仇，往后办大事时大家依旧是你帮我我帮你的。 　　贺十一家分得一头耕田的大水牛。一年中龙章、龙奎及由贺十代表的龙元三家轮流喂养，农忙时三家协商着轮流使用。 　　刚分到田土的农民们那劳动的干劲就跟上了发条似的，每天起早贪黑，充分利用到了每一寸土地，一年四季种上了能够种得活的各种作物。连六七岁的小孩子都是一放学回来就被父母赶着帮忙做家务或者下地干活。龙章家的两个孩子——小红六岁，小兵四岁——就被他们的父亲催逼着不得一刻空闲，放牛，割鱼草，种豆子，翻红薯藤，样样都得学着干。 　　龙奎也是干劲十足，不过他天生是个慢性子，并不急躁。所以，尽管义伟不能下田帮忙，眼看着自家的农活总是比别人家的慢一个节拍，龙奎也还能心平气和，也并不嫌弃义伟。他只要她能及时做好三餐饭，不让他饿着肚子下田就很满足了。慢一拍就慢一拍，龙奎该下田时下田，该收工时就收工。每天也在田边休息休息，休息时也卷一根叶子烟抽抽。 　　　　龙元十二岁了。他读完小学四年级就没再上学。他们兄弟姐妹四个，加上隔壁彭十家五个儿女，清一色没有超过小学学历的。没钱上是一个原因，考初中难是另外一个原因——小学毕业生只有不到四分之一能够升上初中。 　　其实从龙章到龙奎，到丽玲，到龙元，就是上学期间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课本里都是政治说教，每个星期还有至少四次半天的劳动，隔一段时间还要为宣传党和政府的新政策组织一次游行。所以四五年小学读下来也就能认几个简单的字而已。 　　龙元上学时家里人几乎没看到过他的课本和作业簿，蓝布书包里只装着图书（连环画）。他没有零花钱，谁也不知道他那些折边、卷角、缺页的图书是以什么方式弄来的。到辍学时，龙元收集的图书塞满了贺十婆子一个废弃的大菜坛子。 　　如果还是人民公社集体制，那龙元现在到了跟大伙一起出工的年龄。但他运气好，赶上了分田到户。 　　分田到户以后，贺十老两口的水田就分给了龙章和龙奎两个儿子种，每年各向父母供600斤稻谷。丽玲早已出嫁。只有龙元还跟父母住在一起，他们户头上也就只剩下龙元的水田。 　　贺十夫妇夭折过十来个孩子，对于活下来的自然是加倍疼爱，而龙元作为满崽（最小的孩子），更是娇养惯了的。他整天不用下田干活，吃了玩，玩累了睡，比神仙还逍遥。 　　村里还没有出现电视机，甚至连一台收音机也没有。龙元玩过高脚鸡（踩高跷），玩过三轮车（自己做的），玩过弹弓、铁环，所有死的东西都玩腻了，却苦愁没有活的玩伴，因为大伙都下田下地干活去了。彭十家的两个小女儿一个与他同龄，一个比他还小两岁，都被她们的大哥一大清早就哟喝出去了。现在这个村角落里除开母亲和隔壁的彭十婆子以及龙元自己，就只剩下义伟在家。 　　义伟除了能摘辣椒摘丝瓜，其它要下地的事情一概做不了。她的手在做精细活时有一点哆嗦，而两条腿走路时也高高低低，走不了田埂。于是义伟跟老太婆们一样留在家里，做点洗衣煮饭扫地之类的家务活。不过凭她做事的速度，这几件事也够忙活一整天了。 　　龙元百无聊奈，偶然发现了义伟这个活的大玩具。　　
　　自义伟过门以来，龙元从没叫过她“嫂子”，而是叫 “伟妹子”。 　　这天，龙元一大早起来，感觉无聊至极，实在没什么可玩的，就坐在堂屋的木头门槛上发呆。那门槛经历了几十年的岁月，中间部分已经磨得凹进去很深，更适合乡下人猴瘦的屁股了。龙元坐在那里想了很久，实在想不出什么新玩法，就决定去屋后山坡上砍根树枝来做个新弹弓打山雀。于是他起身进厨房去找柴刀，没找到，想着可能是伟妹子拿去劈柴了，就往义伟厨房里来找。 　　　　柴刀果真在义伟的柴垛里找到了，龙元拿起来往外走，一转身看到义伟正趴在炉坑边吹火。她鼓着腮帮，脸上沾满灰屑和锅底末，斑斑驳驳的。头发乱成了鸡窝，且满是灰尘，还沾着柴草上的叶子屑。自从她妈死了以后，这伟妹子大概从来没有梳过头。 　　龙元看着她，突然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滑稽有味。他丢了柴刀直奔屋后山坡上，一会儿功夫就摘了一大把刺稞儿，捧着笑嘻嘻地跑回来，溜进义伟的厨房。义伟这时已经在炉坑前的小板凳上坐下来，用火钳慢慢地往炉坑里添柴烧火。龙元蹑手蹑脚走到她背后，轻轻地把刺稞放在她头顶上，再突然用力揉了揉。等义伟回过头来，龙元已经哈哈大笑着跑开了。 　　　　义伟张开嘴就哇哇叫骂起来，“元伢子呀，你妈麻皮！”一边伸手去头上拿刺稞。无奈头发本来就乱，这刺稞一揉进去就怎么也拿不出来了。义伟又气又急，摸着刺稞就下死劲地揪，一揪就带起一把头发，疼得她眯起眼睛歪着嘴。 　　龙元见义伟没有追出去，就又折回来，把脑袋从门边伸进来，吐着舌头哈哈怪笑。义伟操起火钳就来追，哪里追得上？龙元一边逃一边还在哈哈大笑。 　　从这一天开始，龙元发现，这个会哇哇大叫追着他打的活物比以前弄的那些玩具好玩多了。 　　　　可能因为实在没什么好消遣，乡下人中，有一些人喜欢逗弄别人家的狗。拿一根棍子，故意把人家的狗引过来咬自己。狗愤怒地张开嘴巴汪汪叫时，这人就把棍子的一端伸进狗嘴里去。狗气急败坏，发疯似的狂叫着咬那棍子，咬得口水直流。这逗狗的人看着狗的狼狈相，乐得哈哈大笑，甚是开心。 　　还有一种人喜欢逗别人家的孩子。摸清了那孩子最怕什么就故意拿什么给他看，或者抢走孩子手里正玩着的最心爱的东西，或者讲一些这个小孩子最不爱听的话来气他。孩子不哭起来这逗的人是不会罢休的，一定要等到孩子扯开嗓子鬼哭狼嚎起来，这人才会心满意足、面带微笑地走了。 　　　　而龙元迷上了逗弄他的傻嫂子。 　　他捉了土屁（柴蟑螂）放在义伟的外衣口袋里，挖来蚯蚓塞进她的鞋子，随时随地把她吓得又哭又叫，而他则在一旁笑得要死，笑得换不过气来。他还故意拿走义伟最宝贝的东西，比如娘家带过来的那个摘菜用的花篮，引得义伟举着一把柴耙——那是她想得到的最长的武器——屋里屋外地追着他打。就凭她那深一脚浅一脚的速度，显然赶不上曾经跑赢过一条狗的龙元。 　　　　最厉害的一招是假装奉了龙奎的命令要送她回娘家，不要她了——义伟最怕的事情就是又哥不要她了。 　　龙元找来一对篾挑子和一根扁担，提着往义伟卧房走，同时回过头一本正经地对义伟说：“你太懒了，又哥让我送你回去。”说着就去搬她床上的被子。义伟飞奔过来抢，张着大嘴哭叫，眼泪鼻涕一齐流下来，两只手拽着被子往后用死劲。龙元突然一松手，义伟一屁股摔在地上，扯破喉咙地哭，边哭边骂“元伢子你妈麻皮”——她就会这一句骂人的话。她越是哭骂龙元就越看着有趣。他故意提一提篾挑子，并往前走两步装作要用挑子去装她。义伟又急又怕，更大声地哭叫，手脚乱舞乱蹬，两个大眼珠子瞪得几乎要蹦出眼眶来。 　　　　龙元每天这样折腾，贺十婆子也会象征性地喊两声“元伢子，元伢子你莫去逗她”，却不会真正来管。于是这村角落里天天听得到义伟杀猪般地尖叫和龙元那老油条式的哈哈大笑。 　　义伟生起气来，地上一坐可以坐个窟窿。如此一来，经常是龙奎从地里或是田里回来了，家里却还是锅冷灶冷。龙奎就会呵问她怎么回事，义伟说：“元伢子害我！” 　　　　龙奎过去找龙元，对他说：“你去惹她干什么，她一个古董！” 　　龙元也不答话，也不理人，转身进屋玩他的去了。 　　第二天依然如故。　　这样闹了大半年。直到龙元把将这个把戏玩腻了，对这大活玩具也失去了兴趣，自己摞开了手，家里才算清净下来，义伟的生活也重新归于平静。　　 　　义伟的世界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她永远不知道今年是哪一年，一年有多少个月，一月有多少天。跟两三岁的孩子一样，她把所有过去的日子称为“昨天”，而把所有未来的日子称为“明天”。 　　许许多多的昨天过去了。一转眼，义伟嫁给龙奎已经两年。别的女人都是过门几个月肚子就大起来，可是两年了，义伟的肚子却不见有什么动静。亲戚、邻居、村里人都开始关心起来。乡下人关心附近每一个新媳妇的肚子就跟关心地里的禾苗一样自然。 　　　　“伟妹子，你肚子里有毛毛了不？”女人们这样问她。 　　“不晓得。” 　　“嘿，晚上你又哥在你身上困了吧？”有女人悄声问她。 　　义伟低了头，抿着嘴不回答。凡是与床弟之事有关的问题和挑逗，她的反应一律是不回答，所以女人们在她这里总是得不到期待中的相关描述，男人们也无法从她口中套出什么段子来。失望归失望，大伙还是不得不赞叹，伟妹子痴是痴，家教却不错。 　　　　这傻女人到底懂不懂男人与女人之间那件事？她肯做吗？会做吗？龙奎到底搞定她了没有？义伟的肚子大不起来，乡亲们自然而然地生出这些疑问来。 　　村里有两个以风/骚出名的女人，无所不敢说，无所不敢做。有一天龙奎在地里翻红薯藤，这两个女人也结伴在她们各自的地里翻红薯藤。　　
　　荷花从龙奎家回去后没过多久，父亲又把她订给了邻村的一户人家。独眼老头在那户人家狠狠地喝了几个月家酿的红薯酒之后，又把荷花要回去，然后在农奎同一个村又找了一户人家，把她嫁了。这一次是真嫁了，办了酒领了结婚证。 　　　　虽然已经是八十年代，但外出打工和经商之风要刮进这小山村还要等到几年之后。村民们目前仍旧靠种几亩薄田过日子，乡亲邻里之间的贫富差别依然不大。一样是土砖房，一样地种田、打柴、喂猪、做饭。荷花嫁的那家只不过小伙子外表比龙奎要好些，脑子似乎也略比龙奎活路。更重要的是，他家在村头，而龙奎家在村尾。住在村尾的龙奎要上街买点什么东西都要经过他家对面的河堤。村头靠近马路，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在往后的年月中将逐渐显现出来。 　　荷花在结婚不久后生了一个女儿。现在龙奎生的是儿子，自然很是有些扬眉吐气。在丽玲的鼓动下，他决定热热闹闹地摆个“三朝”酒。 　　　　所谓三朝是指生下来第三天，孩子在这一天会头一次真正洗澡，母亲也会擦洗身子，所以选在这一天摆酒以示庆贺。头胎一般是在第七天才洗，所以摆酒也在第七天，而名称同样叫“三朝”酒。 　　龙奎向大舅子借了百多块钱，去采购摆三朝酒所需的酒肉菜蔬。办酒将有礼钱收，到时收了礼钱再还给大舅子。 　　　　龙奎背了个背篓，大清早走在村里的小路上。路旁水田里长出了寸来长的红花子，绿油油的细叶上覆着一层轻柔的白霜，新绿和奶白揉合在一起，非常中看。这些红花子开春犁田时翻到泥里去就是早稻的肥料。　　　　呼吸着略带寒意的新鲜空气，龙奎神清气爽——他心情不错。此时他心底还藏着一个小小的向往：要是今天能碰到荷花就好了。以前碰到过，两个人都装没看见，然后总有一个会就近拐上一条小路走开，从没说过一句话。按传统，退了婚的两个人就该是一辈子的仇人，哪怕擦肩而过都不可以打招呼的。可此时龙奎想，今天要是碰到了我一定要喊她，然后她就会问我这么大清早去做么业，我就要大声话示她：“我叫爷了，我堂客生了个崽！”不，我应该讲：“我叫爷了，我堂客给我生了个大胖崽！”对，就这么说。 　　　　龙奎打定了主意，头也不歪了，高高地扬起来，走的步子也比平时大幅了许多。 　　经过荷花家对面的河堤时龙奎迅速往她家看了一眼就又转过头来朝着前方，这一眼他已经看清楚了，没开门，还没起来哩。龙奎想，等我回来时他们应该起来了，她肯定要出来担水或者摘菜——水井和菜地都在河堤的另一边——一定能碰到的。 　　　　龙奎背了沉甸甸的背篓往回走时，荷花家已经开着门，不过没有看到有人走出来。那段路上龙奎故意放缓脚步走得很慢，磨蹭了好几分钟，然而荷花家一直没有人出来。那么一小段路，再磨蹭也还是走完了，又不好往回走，龙奎只得恢复了正常步速往村里走去，心底不免有些失落。不过转念一想，村头村尾的，到不了明天荷花就会晓得我堂客生了伢子。他想象着荷花听到这个消息时那张漂亮脸蛋上的表情，她一定会又眼红又欢喜。想到这里，龙奎不禁自己微笑起来。 　　　　第二天就是三朝酒，满满当当地来了好几桌客人。队上人，义伟娘家人，贺十家的亲戚，大伙都为龙奎喜得儿子而高兴。 　　按照当地风俗，在三朝酒上，亲友们以打男主人屁股的方式庆贺他新做父亲。这一天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昨夜里刚刚又下了一场大雪，天气异常寒冷。龙奎舍大成本临时去买了木炭，各个房间里都为宾客们生起了炭火。饭后，队上的汉子们酒足饭饱，拿谷仓门的大木板狠狠地抽龙奎的屁股。胆小的女人们在旁边对自家的男人喊：“啊呀，轻一点，轻一点，屁股也是肉啊！” 　　　　“没——事，不——痛，一点都——不——痛！”龙奎喝得满脸通红，被大板子打得眉开眼笑。　　虽然义伟的父母已经不在，但娘家的哥嫂和姐姐们还是预先请匠人做了摇窝、推篮、关凳，并请裁缝给孩子做了好几套衣服，热热闹闹地来做了三朝。龙奎自然是对妻舅妻姐们感激不尽。 　　　　“哥，姐，哦（打嗝），你们，看得起外甥，等外甥，长，长大了，出息了，我一定让他好好，好好孝敬舅舅，和姨妈。娘亲，舅大嘛，娘亲舅大！”龙奎平时说话就不利索，拖泥带水的，现在喝醉了更加舌头打着结，听他一句话要等老半天。 　　　　孩子的大舅说：“孝顺我们倒不必，只要他对父母好就要得了。他娘命苦，但愿她也能享一享崽福。” 　　“哪个讲，你妹，命苦了？她以后，命好，哦，着哩。接生娘子，讲我屋里崽，是大福大贵，哦，命！大福大贵！” 　　　　“那当然好，我这做舅舅的也欢喜。我爷娘都不在了，俗话讲“长兄为父”，以后有什么要外婆屋里人帮忙的地方尽管跟大舅讲，我们都会尽力的。伟妹子心里不太空爽，又做不得么子事，还望你多担待担待她。” 　　“哪个，哦，讲你妹不行？她了不起，给我生了这么，哦，好的大胖崽！好些女人，生不出来哩！” 　　　　龙奎拖腔拉调却声如洪钟，醉熏熏地用手指着周围酒席上的宾客。大舅脸上有些不自然：“你吃醉了，去困一觉吧！”并起身扶妹夫去床上躺下。 　　龙奎躺在床上还在嚷：“好些女人生不出崽呢，我堂客，了不起！” 　　宾客大都是队上（虽然人民公社已解体，石塘大队李家生产队也更名为石塘村李家组，但人们还是习惯说“队上”）的人，好几家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虽然尽量装作没听见，可脸上却已经有些挂不住。 　　　　月子里义伟不能自己做饭，两公婆就顺理成章地又合到父母处一起吃了。 　　当初义伟刚刚怀上毛毛时，贺十婆子就赶孵了两窝小鸡，准备着等媳妇生完孩子补养身体的。两个窝里一共是三十个蛋，两只母鸡勤勤恳恳蹲了二十一天后，有二十七个小鸡出壳。小鸡孵出来后，被老鼠咬死了几只，岩鹰叼走了几只，家里的猫玩死了几只，还剩下十六只好不容易长大了。中间过八月十五杀了一只，一家子这个生日那个生日杀了几只。到义伟临盆那天傍晚关鸡窝门时贺十婆子数了数，还好，十一只都在。那天晚上，贺十老头还打开鸡窝门抓了一只鸡杀给接生娘子吃。 　　　　第二天早上贺十婆子准备去放鸡时，发现鸡窝门已经打开了，门板倒在地上，而鸡却一只也不见了。婆子一面走回屋里一面声音发颤地喊：“老官子（方言，老头子），老官子，你把鸡放了不？” 　　听到喊声，贺十老头背着他的驼背走过来，伸长脖子回答：“没放啊！” 　　“啊呀！鸡被别个偷了！”贺十婆子绝望地喊道。 　　　　老两口又屋前屋后看了一遍，只看到彭十家的几只鸡，而自己家的十只鸡和义伟养的那一只母鸡（跟婆婆家的鸡关在一起的）一只也没找到。这下才肯定鸡确实是被人偷了。 　　每到年底总有人偷鸡偷狗。去年快过年时龙章家的那条狗就突然不见了，没想到今年这十多只鸡又被人偷去。那可是媳妇月子里的全部营养品，也是孙子间接的口粮啊。 　　　　贺十婆子气得呼哧呼哧直喘气。她利索地直奔厨房，揭了一个饭锅盖提在手里就出了门往屋后山坡上走。不到一泡尿的功夫，老人家就手脚并用地爬上了山顶，站定，也不用喘气，扯开喉咙就骂起娘来。 　　“我操你娘的贼股子，我操你屋里祖宗十八代！你偷了我屋里的鸡，那是我媳妇坐月的鸡。我喊应你啊贼股子，你要自己吃了这鸡啊，骨头会卡在喉咙里；你要是把这鸡去卖钱啊，那钱还不够你吃药！” 　　　　她把这些话翻来覆去骂了一上午，每骂一声敲一下那个锅盖。乡村很幽静，方圆两三里的老乡都听得见贺十婆子在骂娘。大伙感叹一声：“哟，贺十婆婆屋里丢鸡了。”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并没有人去关心贼股子到底会是谁。　　贺十婆子骂干了嗓子，然而那些鸡却骂不回来了。后来还是义伟娘家的哥嫂送了两只母鸡来给义伟坐的月子。在当时那年月，大部分农家养着的三五只母鸡都是用来下蛋维持一家子的油盐肥皂，母鸡们在农家有着举足轻重、不可动摇的地位。义伟的哥嫂能匀出如此珍贵的两只母鸡来给妹妹坐月子，也算是尽心尽力了。 　　　　吃完两只母鸡后，接下来不但没有肉菜，刚好这个季节连青菜也没有。还好，按照传统说法，坐月子本来就不能吃青菜。鸡没有了，鸡蛋自然也没有了，义伟只能吃光红薯饭。虽然分田到户了，但由于产量低，稻米从来不够，煮饭还是要放红薯的，要么就是红薯米。家家户户有个地窖，有些人家的挖在屋子里的地下，大部分则挖在室外的山崖上。秋天收了红薯，挑拣一部分好的放到地窖里，另一部分则剁碎摊在大石头上晒成红薯米。一年四季都要在大米里伴了红薯煮着吃。此时乡亲们最大的愿望依然是什么时候可以吃上不放红薯的白米饭。 　　　　生过孩子后的义伟比以前更加能吃，两大碗红薯饭几分钟就扒拉下肚子里去了。可能是因为吃的量多，奶水倒是很好。婆婆一天到晚监着她给忠义喂奶，这孩子从来没有被饿哭过。 　　　　月子是坐完了，但凭义伟的能力，显然是没有办法既带孩子又做家务的，这两件事只选一件她都做不好。做阿婆的就责无旁贷担起了重任，喂猪、做饭、扫地、洗衣服尿布、给孩子把屎把尿，全都是老人家在帮忙，义伟主要就剩下给孩子喂奶。可就是这喂奶她还喂不好，她把握不好时间，也不知道一次该喂多少，所以就连这件事也还得阿婆操心。贺十婆子这个人是任劳而不任怨，事全包着做了，却一边做一边就唠唠叨叨骂骂咧咧。龙章堂客常说婆婆是“做了好丢了好”。幸好义伟这个人不太明白，不会计较，也不大会顶嘴，所以婆媳俩倒也相安无事。 　　　　嘴上骂着抱怨着，其实对于带孙子这件事，贺十婆子打心眼里是一百个愿意的。 　　老人家每天一大早起来就屁颠屁颠地跑过来监督媳妇喂奶。也不管龙奎还没有起来，哗啦一下就掀开儿子媳妇的蚊帐，一把揭开被子：“伟妹子，要喂奶婆啦！” 　　　　义伟还没睡醒，嘴里咕哝着，侧过身子，把奶头往忠义嘴里塞。这孩子不太灵活，奶头不送到他嘴巴里他就不会自己去找，吃不到也不哭。孩子不急阿婆却急得不行了，伸手就来帮忙，把棕色的大奶头塞进孙子的小嘴巴里去，一边还唠叨着：“也算是个娘，连个奶婆都不会喂！” 　　　　看着孙子叨着奶头开始吮吸，贺十婆子才放心地离开。转身出门时，顺手捡起丢在床前的一堆用旧衣服剪成的尿布，尿也好屎也好，往腋下一塞，大踏步出门走到自己这边来，边走边继续唠叨：“我这是哪世造的孽啊，没年纪时节伺候家娘（方言，婆婆），老了伺候媳妇！” 　　直到早饭后提了尿布和脏衣服去井边洗，老人家的唠叨还会一直持续下去。她会自顾自地从洗尿布说到自己命苦，从命苦说到嫁给贺十是一个错误，从嫁给贺十是一个错误说到当初给她做媒的李四老官是“算了良心”，最后，她会以长声高调骂已经死去多年的李四老官的娘来结束她的唠叨。骂完李四老官衣服尿布就刚好洗完，不早不迟，天天如此。　　　　
　　忠义出生后的这个初春，石塘村又像回到了人民公社时期一样，家家户户的壮劳动力都要出工。不过与人民公社时不同的是，实在抽不出劳动力的户子可以出钱抵工。比如，本来要求每个人头出四个工（一个壮劳动力干活一天叫一个工），你家里有五口人的话，就要出二十个工，一个工多少钱村上先估个价，比方说四块钱吧，那么，如果你家一天工都不能出的话，就要向村上交八十块钱。 　　　　李家组除了一户男人在外做包工头发了点财的和另外一户男人在外吃国家粮拿工资的，其他人家都是出的劳动力。龙章龙奎兄弟俩都分在抬的这一班人里，往村里抬电线和电线杆；另有一帮汉子则在电工的指导下忙着挖坑栽杆；还有一帮是老人和妇女，他们的工作是丈量和架线。　　　　忙了个把月，电线牵到各户家里来，每两个房间之间的门框上都挂上了一个葫芦型的灯炮。开关是用绳子拉的那种，绳子一端穿个牙膏管盖子，宝塔型的，娇小玲珑，吊在那里晃悠得可爱。天黑以后，人们捏住那小宝塔往下一拉，伴着开关的“咔嚓”一声响，葫芦型的灯泡就亮起来，比煤油灯那点豆大的火光亮堂多了。老人们仰头对着那灯炮看了又看，啧啧称奇。 　　　　小红开始每晚在电灯下的饭桌上写作业，读课文：“有了电，真方便，电的用处说不完。” 　　　　也就是在这一年夏天，当地遭遇几十年不见的干旱。晚稻刚一插下去，山坡上的小水塘就见底了，再也放不出一滴水来。龙奎的坡田第一个遭殃。刚插下才几天的禾苗现在耷拉着脑袋，在炎炎烈日下作着垂死挣扎。一向不急不躁的龙奎这时也心焦起来。要知道，刚分田到户的这几年，农民们劲头十足，对田里地里的农作物视若珍宝。况且，“民以食为天”，这禾苗要是干死了，就意味着年底要饿肚子，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这几年队上出现了一户“先富起来”的人家，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个包工头家里。这包工头以前是个小砌匠，近几年开始在外面承包建房子。也不知承包建房子怎么就那么容易发财，没几年功夫，他们家看着看着就鹤立鸡群起来。买了收音机，然后又买了录音机，还几次三翻地请木匠做柜子，去年又买了一抬柴油抽水机。有了这台抽水机，干旱季节周围几个村的村民都抢着抬去抽水。包工头让他十来岁的两个儿子学会了摇抽水机、熄火和加油，这样两个小家伙跟去看看就行了，并不影响他自己赚钱的主业。抽水机按小时收费，一个旱季下来收入很是可观。 　　　　农奎也抬抽水机来抽了几次，费用照例先欠着。“轰隆轰隆”的声响在龙奎听起来是痛苦也是希望。痛的是一分钟一分钟响掉的钞票，而从软皮橡胶管里汩汩流向稻田的水流又提供了禾苗活下去的可能。 　　然而天气实在太热，每天都是四十度以上的气温，阳光猛烈地炽烤着大地，抽到水田里的水不到两小时就渗透加蒸发得差不多了。天天这样抽下去，就算能救出来几百斤稻谷，也明摆着连抽水费都抵消不了。 　　　　龙奎只得放弃抽水，改用大水桶往山坡上的田里担水。 　　很毒的太阳。龙奎在脖子上搭了家里那条黑乎乎且破了洞的洗脸毛巾，头上戴着一个旧斗笠，在炎炎烈日下挑着满满两桶水上坡，再把它们倒入田里。他每次沿着田埂倒在不同的位置，以使每一个地方的禾苗都能喝上一点水。 　　家里那把泥茶壶早上搁在水桶里担出来了，放在路上一棵茶籽树的树阴底下。每担几担水上去后，龙奎就要在树阴下坐下来，端起茶壶“咕咚咕咚”灌几口。黑黄的茶水灌下去，太阳一蒸全变成浓稠的汗汁冒出来。几个小时下来，太阳穴处和脖子周围就结上了一层细细密密的白色盐霜。 　　　　村子稍远处，抽水机还在“轰隆轰隆”地响着——这里是山丘地带，不只龙奎家有坡田。不是坡田的那些水田的主人，也为大塘里放出来的水该先灌谁家的田而打起了架。今天早上抢挖水路，就有一个男人的锄头碰到了另一家女人的额头，女人额头上擦破了一块皮，两家正在大闹是非。这个消息是小兵刚才跑过来告诉叔叔的。此时龙奎远远地看到河边正围了几个人在吵吵嚷嚷。 　　　　鸡和猫狗都躲到树阴底下去了。鸡们打开了身上的羽毛，躺在地上，用两只爪子踢着土，把泥土都踢松了扬到自己身上来。这是它们清洁皮肤和羽毛的一种方式。懒猫却只顾睡觉，为晚上的活动积蓄能量。而狗则伸长了舌头“呵呵”地喘气，舌头上不停地往下滴着口水。 　　过了日头当顶，龙奎把水桶放在树阴下，拖着发软的两条腿往家走。　　到家一看，义伟躺在床上。忠义自然是阿婆抱过去了。 　　　　“伟妹子，饭呢？”龙奎叫义伟也是叫伟妹子。队上别的男人称呼堂客都是叫名字，保守点的连名带姓地叫，而稍开放些的就只叫名，更亲热些的则只叫一个字。所以，龙奎称义伟应该是“吴义伟”或者“义伟”或者“伟”。可龙奎考虑到堂客是个古董，配不上这么正规和亲昵的称呼。 　　　　连叫了几声“伟妹子”，义伟却躺着一动不动，也没有回答，显然是睡着了。 　　龙奎走进厨房，揭开缺了一小块的锅盖往锅里看。因为刚从烈日下进来，眼睛还不适应，费劲地弯腰看了好几次才看清：别说饭，连锅都还没洗。龙奎这人一向没什么脾气的，可这时也忍不住心头冒火。你不能像别个的堂客那样下田下地、样样会做也就算了，你煮的饭不好吃我也不跟你计较，但连饭都不煮就太过分了。 　　　　“伟妹子，你跟我起来！”龙奎提高了嗓门大吼一声。 　　义伟嘴里咕哝了一句什么，翻个身，顺手抹了一下嘴角的口水，继续睡。 　　听到吼声，贺十婆子抱着忠义急火火地走过来，人没进门骂先闻： 　　“她困了一上半日！真真是比猪还懒！你看看，衣服也没洗，地也没扫，饭也没煮吧？”嚷着走进来，直接就上厨房去揭锅盖。 　　“你看看，是吧，没煮饭吧？男人家在外面这么受累，做堂客的不讲体贴，回来连个饭都吃不到！” 　　龙奎正在气头上，一听这话，更火上浇了油。他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床边，揪住义伟的手，把她拉着翻转过来，“啪”就给了脸上一巴掌。打完后感到自己手上滑腻腻的，抬起手来一看，是口水，顺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义伟惊恐地睁开眼睛，茫然地看着男人和婆婆，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该打，格样懒，就是该打！”婆婆还在一旁煽风点火。 　　　　龙章堂客来婆婆家取晒谷用的耙子，那是他们三家共用的东西。当时很多农具，比如打谷机、喷雾器、犁、耙等，都是几家合伙买，农忙季节轮流使用。走过龙奎家门口时，龙章堂客刚好听到了婆婆的话。同样身为媳妇，自然觉得刺耳，就拐进来高声问道：“怎么啦？么子人就是该打呀？” 　　贺十婆子有点怕这大媳妇，就降低了声音分辩道：“么子事也不做，就晓得困，困了一上半日了，饭都不煮。” 　　　　龙章堂客走到床边看了看义伟，说：“是不是人不好啊？来好事了吧？” 　　“没来。”龙奎说。 　　“没来？那会不会是又有了啊？” 　　这句话提醒了贺十婆子。义伟这半年多来一直喂奶，没有“好事”，但上个月却好像晾了一次月经带。莫不是这个月就怀上了？一想到义伟可能是有毛毛了，贺十婆子就有些后悔自己刚才的鲁莽。 　　
　　此后义伟一日懒似一日，早上刷牙时经常干呕，她确实是怀孕了。 　　按照计划生育政策，夫妻双方都是农村户口，第一胎是女孩的，达到规定的年限后还可以再生一胎，但第一胎是男孩的，则不允许再生了。龙奎夫妇有了忠义，是个男孩，自然在禁止再生之列。 　　　　龙奎没有想过要刻意去超生一个孩子，但现在既然有了，他可不想打掉。他不忍心杀死自己的骨肉，他知道毛毛在肚子里已经是活生生的一条命，正在一天天长大；况且，龙奎想到，养猪都是至少养一合（方言，一对），让它们有个伴可以拱拱架，何况是人呢？单独一个细伢子，他以后去找哪个耍呀。再说了，等日后长大了，要是没个兄弟姐妹的，家里有个么子事，他跟哪个商量去。 　　　　根据驼忠义时的经验，龙奎知道义伟驼毛毛不显肚子，到足月时都不怎么看得出来。自己家又住在村角落里，一年到头难得来几个客人，队上人去屋后的地里时也只打门前经过。自从龙奎娶了这个古董堂客，队上人下地口干了也不再来他家吃茶，都是去隔壁彭十家里吃。这样倒好，家里没人来，义伟驼了毛毛也不会有人发现。万一有个么子人来时就让伟妹子到床上去躺一躺吧。龙奎这样盘算着。他可不想学隔壁立夏，田也丢下不种了，拖家带口地出去躲计划生育。　　　　忠义已经七个月大了，睡在一个老式摇窝里。摇窝是用竹篾织成的，大小跟当地担谷用的箩筐差不多，不过略微带点椭圆。摇窝里垫着厚厚的稻草，稻草上铺一件大人穿过的旧衣服，婴儿就睡在这旧衣服上面。他并没有平躺下来，而是被斜插在摇窝里，两脚抵住下面的稻草，而两条胳膊则紧紧地帖着身体两侧放好，上面用厚厚的旧衣服或摇窝被摁紧。天气热时，白天贺十老头把孩子抱在手里，手拿一把蒲扇给他扇风。可一到晚上孩子还是塞到铺了稻草的摇窝里去，身上还是盖上厚厚的旧衣服，捂出了一身的痱子。那个年代的老人就是这样安放婴儿的。婴儿长期像一株植物那样栽在摇窝里，手脚和身体完全不能活动。因此旧时农村的孩子，在离开摇窝能够走路之前都是不太活跃的。　　 　　忠义呆呆地窝在那个摇窝里，日复一日没有什么进步。然而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全家人都没有发现这个孩子的异常。 　　贺十老两口直夸这细伢子好带。他几乎不哭，不喂他他似乎也不觉得饿，也不闹腾。而喂的时候，一吃起来就没个饱，不把奶头拔出来他就会一直吃下去。龙奎也欢喜地讲：“看我屋里忠义伢子，好吃得！吃得的人都长得高，我屋里忠义以后一定是高子！比爸爸高一脑壳，是的不？”。 　　忠义只顾吃他的，对父亲凑在他耳边的大声吹捧不理不睬。 　　　　干旱持续了四十多天。到下大雨的时候，山坡上最上面的一丘禾苗终是没能救活。幸好坡田的面积都不大，那一丘才一分多田。其它田里的禾苗保是保住了，但那几丘靠担水维持过来的，因为发兜时供水不足，一兜才发了五六根，比正常根数少了一半，到时肯定要减产。 　　旱地里的农作物也干死了好多。石塘这一带是沙土地质，经不起干旱。红薯藤只长了尺来长，黄豆荚都是扁扁的，辣椒树可以当柴烧了，而一畦畦的落花生地里像是被人放了几把火，这里一片那里一片的焦黄，只剩下一些被焦黄分割开来的小片绿色。 　　　　萝卜白菜干死了，青辣椒本来每年要吃好几个月的，现在也没有了，吃菜成了大问题。大水塘里还剩下一塘底放不出来的水，家家户户就在周围半干的塘泥里撒上些萝卜白菜种子，每天提了水桶从塘底舀水去浇。浇出一点菜苗来，每餐拔几根回去打点菜汤下饭。 　　　　种来喂猪的鹅菜被干旱折磨得奄奄一息，寄生的菟丝子此时趁火打劫，疯狂蔓延，很快就把所有的鹅菜都缠死了。猪们失去了口粮。本来在猪食里还要煮一些米的，但眼看着粮食要减产，米是肯定不能再喂了。地里又没有了鹅菜，龙奎只好让义伟背个背篮，每天跟着小红和小兵一起到处去寻猪草。时令已近初秋，能寻到的不过是些生命力强的蒿子、磕碰草之类，煮熟了还是苦，猪们不爱吃。这样喂下来，春天里买回来的两只小猪，到现在好几个月了，却比隔壁彭十家那条老黄狗大不了多少。 　　　　干旱一过，转眼就是中秋节。丽玲夫妇带着儿子强强回娘家来。强强比忠义只大一岁半，他满屋乱跑能说会道，特别招人喜爱。这时他正满屋子追赶外公养的那几只肉兔，兔子拼命逃，跳跃时后脚掌在泥土地板上甩得“叭叭”响，强强笑得脖子通红。 　　丽玲走到摇窝边抱起忠义，把他高高地举起来：“哟哟哟，好久没看到我侄儿了，你还记得姑姑吧？” 　　　　忠义对这个陌生人的突然举动没有任何特别的反应。他既没有像有些孩子那样认生，哇哇大哭；也没有像另外一些孩子那样喜生，见到陌生人就咧开嘴笑。他不哭也不笑，手脚也不挥舞，眼睛也不看人，视线空洞洞地落在空中。 　　丽玲感到有些奇怪。她盯着忠义的脸看了半天，然后把他放到床上，两手扶着他试图让他坐起来。忠义海绵似地往后倒了下去，却还是没有哭。 　　　　“又哥，这忠义伢子不会是有么子问题吧？”丽玲回头问正在吃早饭的龙奎。 　　“有么子问题呀，上好的（方言，好好的）。”龙奎头都没抬。 　　“‘七坐八爬，十个月的伢子叫爷。’他现在八个月了吧？怎么还坐不稳啊？”丽玲双手握住忠义的两臂又把他拉起来，孩子软软的只是往后倒。　　“有早有迟的，你大哥九个月才晓得坐，后来还不是一岁就行得。”贺十婆子接腔。 　　　　“是呀，都说走得迟的长大了个子还高些哩！你大哥不就比你又哥高？”贺十老头也说。 　　丽玲想说我大哥高是因为他不是我们家的种啊，但她没有说出来。她把忠义放着躺下，又仔细在他脸上打量了好一会儿，自言自语道：“我总觉得这伢子有点么业不对劲。” 　　　　“哪里不对劲啊？”龙奎有些不高兴了，“现在还细，又穿多了衣裤，到明年春上你再看，比你屋里强伢子只会强不会弱！” 　　丽玲也不好再说什么，她也记不清强强到底是什么时候能坐什么时候能走的。可能这忠义伢子真的没么子问题哩，也许是我多心了。 　　不久后大队（虽然人民公社早已解体，但人们还是习惯于把村称为大队）妇女主任来过一次龙奎家，她是来动员义伟去上环的。其实这时义伟的肚子已经有点大了，不过因为是深秋天气，义伟穿着宽大的罩衣，妇女主任竟然没有看出来。龙奎答应着：“好，好，下个月我就带她去。” 　　　　上环在时间上有要求，一定要在女人月经干净之后的第几天。而月经这件事，人家要不说，谁也不知道别人到底来了没有，或者来了有几天了。所以计划生育再严，妇女主任也没办法直接拉别人去上环。何况义伟这样一个女人，她自己不知道日子，要一个庄稼汉去留心记着堂客来完月经第几天了，这确实有些难度。于是又拖了几个月，龙奎当然没带义伟去上环，妇女主任却也没有怀疑，可能她以为龙奎一直没有逮到合适的日子。 　　
　　这一年的农历年底村里开始有私人收猪，收了运往广东。这收猪的人会在某个傍晚先走村串户看好各家的猪，他认为重量已经达标的就告诉你明天早上几点钟，送到街上某个店铺门口，有卡车在那里等。 　　这天收猪人来了，龙奎好不容易等到他脚步匆匆地来到自己家的猪栏门口，便高高兴兴地跟过去搭腔：“九哥，你看着么子样？”　　 　　九哥手里永远拿着一根打猪用的长竹枝。他在两头猪的屁股上分别打了两下，嘴里“shi——shi——”地赶着，猪们哼哼唧唧懒洋洋地站了起来。九哥又打着它们走了几步，自己躬下身歪着头瞧了瞧，回过头对龙奎说：“太细了。”说完转身就走。 　　龙奎跟在后面追上去说：“不细吧？九哥。你收了吧，收一个也要得，我等钱用。” 　　　　“太细了，春上再看吧。”九哥头也不回，大步流星地去了隔壁彭十家里。 　　龙奎又回到猪栏门口，左左右右仔细地看了看那两头猪，确实太细了，大的也不过110斤左右，怪不得九哥看不上它们。可眼看着年关近了，欠的抽水费要还，电费要交，还要买酒买封子（封子，包成半斤到八两左右一包的小吃，如红枣、白糖、糕点等，春节走亲戚时，与两斤左右的肉和一瓶酒搭配，是当地拜年礼的老三件），开春还要买农药化肥，都要钱呀。 　　　　龙奎在猪栏门口站了很久，最后决定把那头大的杀了过年。肉卖掉一部分，留一部分做拜年的人情肉。再把肚子里的板油和水油一锅煎了，吃它个大半年，至少保证义伟这一次驼毛毛不要吃锈锅菜。 　　这样决定以后，农奎心中又晴朗起来。想到大半年不愁油吃，这日子应该离中央领导所讲的“小康”不远了吧。 　　　　当地一般选在腊月二十六杀过年猪，二十七是一定不能杀的，“七杀”是大忌。二十六这天一大早就听到远远地有猪叫。农奎家里也是大清早就有队上人背着背篓来了，他们是来砍肉的。天天早上拾粪的郭二老头来砍肉，把他那只装着狗屎的的篾箕也挑过来了，大伙赶紧让他放远一点。 　　大伙来这么早，是因为可以在主人家吃一顿早饭。之前主人在外放信说家里杀过年猪，有砍肉的二十六早上准时到，并且会加上一句：“早点来，吃块猪血。” 　　　　几个汉子揪的揪耳朵，抱的抱前腿，拽的拽尾巴，把猪拖到地坪上并排放着的两条舂凳旁边。然后“一，二，三”一声喊，汉子们一齐把猪抬起来侧翻架到两条舂凳上，贺十婆子赶紧把接猪血的冰铁桶塞到猪脖子的下方。屠夫一尺多长的尖刀插进猪的喉咙，立即传出猪那千篇一律的惨叫声。冰铁桶里的猪血泛着红色的泡沫，热气腾腾。贺十婆子把它提进去，立即倒在灶上的大铁锅里一锅煮熟，早餐桌上就要兑现“吃块猪血”的诺言。当然还会小小地割一块精间肥的猪肉，切了伴上豆腐、辣椒和蒜苗一起炒出两平碗来。　　　　屋外，屠户在准备给猪刮毛。他首先在猪的一条后腿上割开一道小小的口子，一根四五尺长的铁棍从这个小口子插进猪的皮下，往各个方向推进，直到猪全身每个部位的皮和肉完全分离。然后屠户把铁棍抽出来，俯下身用嘴贴紧猪腿上的那道小口子，拼尽全力往里面吹气。他的腮帮高高地鼓出来，像吹唢呐的人那样，脸憋得通红。几分钟后，猪全身的皮也被他吹进的气高高撑起来，这只猪就变得圆滚滚胖乎乎像突然长肥了几十斤似的。屠户停止吹气，用细麻绳在猪腿刀口的上方紧紧绑住。贺十老头驼着个背，泼泼洒洒提来一桶刚出锅的滚开水。屠户用瓜瓢舀起开水均匀地浇在猪的全身。烫过后开始刮毛，这吹过气的猪刮起来就很方便了。 　　　　刮过毛后，整只猪白白净净的，还在冒着热气。在开膛剖肚之前，先要把它架在两条舂凳上趴着，背脊上一刀从头顶拉到屁股，开出一条寸来深的沟。贺十婆子捏着个半两小酒杯走出来，杯里装有小半杯盐。她把杯子恭恭敬敬地放在猪背上正中位置，杯底卡在刚刚切出来的那条沟里。然后老人站在猪的前方，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这是在敬神。在老一辈人的观念里，杀生是一种罪过，所以要敬一敬这猪的魂灵，保佑它顺利升天，同时也希望求得它的谅解。 　　几分钟后，估摸着猪的灵魂已经超度了，屠户才开始给大家砍肉。 　　　　杀了猪，家里最高兴的人是义伟。她帮着进进出出提桶端盆，嘴里又哼起了那别人永远听不懂的花鼓小调。天气寒冷，她穿着宽大的棉袄，以前走路就笨笨的，现在也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