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三道四技术文摘-感悟人生的经典句子
> 文档快照
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的威望达到顶点，但是短短数年就兵败如山倒。说“国军之败，败于内耗”似乎太笼统，我很想知道其根源在哪里？哪位能从军事，民心，内外部环境等多方面解释下？中国历史政治军事战争国共内战宋病已，游泳教练/大魔导师历史的宏大叙事是危险的，请读者审慎。-----------------------------
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的威望达到顶点，但是短短数年就兵败如山倒。说“国军之败，败于内耗”似乎太笼统，我很想知道其根源在哪里？哪位能从军事，民心，内外部环境等多方面解释下？中国历史政治军事战争国共内战宋病已，游泳教练/大魔导师历史的宏大叙事是危险的，请读者审慎。---------------------------------------------------------------------------一、国家制度层面，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使其无法承担起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救亡的重任现代民族国家公认诞生于拿破仑时代的法国。考察现代民族国家中的主要国家，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经验性的结论——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现代民族国家不可获取的前提。没有克伦威尔就不会有现代英国；没有路易十四建立的绝对主义君权，现代法国不可能在拿破仑时代诞生，德国和日本不必多说，就连最民主的美国——杰斐逊在费城会议上说“我们要建立的就是民选的帝制”（詹姆斯·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费城制宪这事本身就是违宪的，现代美国真正建立的标志是美利坚联邦吞并美利坚联盟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KMT做不到，所以它注定失败，这样的说法显然是事后诸葛亮的总结，而且总带着历史发展目的论的奇怪调调。换一种方式，用接近当时的话语方式表达就是KTM的党国体制无法使其实现“救亡图存”这个目标。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甲午之败后，中国面临着深刻地“总体性危机”（邹谠语）。关于“总体性”危机，可以看下邹谠的书，豆瓣这个网页总体性危机可稍作了解。简而言之，“总体性危机”带来的不仅是传统政治制度的瓦解，更带来了整个社会结构的解体和离心，这意味着，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的背景下，依靠社会自发演进的力量几乎不可能重新构建起统一的政治共同体，这对于“大一统”意识根深蒂固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极其要命的（这种思想很可能只存在于智识阶层，平民未必如TG长期的宣传一样热衷爱国，后文会论述）。旁插一句，我认识的历史学教授基本上都认为辛亥革命是比较糟糕的一件事。中国的政治精英对此是很敏锐的。清季中国最开始引入西学时鼓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之时，严复就很天才地将《论自由》翻译成了《群己权界论》。梁启超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大致在1912年前后被社会广泛接受之后，“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等概念开始成为时人普遍接受的理念。当时对“建国”的理解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起了民主宪政国家制度这事就算完了——毛当时当了半年兵，南北和谈后“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了军队，决定回到我的书本子上去”。北洋时代的民主宪政充分显示了社会意识尚未觉醒的情况下民主政制究竟能弄得多遭，自然是不成了。到了五四时期，一战不仅让欧美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对中国知识界也产生了强烈冲击，个人主义不好，国家也不是好东西，改造社会、重建社会的观念成为一时思潮。“个人”意识淡出，“国家”观念衰减，“社会”主义流行，成为当时思想界的特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那么如何实现改造社会呢？孙确实是一时人杰，他很快就意识到多党竞争制度在当时的中国是不靠谱的，如果要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前提是必须以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和社会意识的觉醒。他如果只想到了武力统一那自然不过是传统帝王意识不值一提，但是孙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建立列宁主义政党和“军政—训政—宪政”之路。列宁主义政党和西方选举政党的不同，打个形象的或许也不是很准确地比方：把国家比作人，西方选举政党只是人脑子里的几个念头，它们争的是现在到底是去吃饭还是抽烟还是玩女人，目的实现了就暂时满足，然后继续争夺显意识的主导权——有意识而无组织；列宁主义政党则是人的大脑和神经组织，通过无数的神经深入人体的每一个角落，不仅有意识，而且有直接贯彻大脑思想的组织。在列宁主义政党执政的情况下，党政一体、党—国—社会的同构是必然的。党政不分今日是饱受时人诟病，但在我看来，当时的中国只有依靠这种方式才能以政治整合力弥补社会整合力地不足，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型的任务。（这一点欢迎讨论）KMT的悲剧就在这里。它在组织原则上接受了列宁主义政党的原则，但是：1，它缺乏自洽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三民主义）的凝聚力、感召力远不如TG的马列主义；2，KMT的建党历程就极其复杂，内部的矛盾斗争导致它的组织根本无力向下延伸，412对它的失败究竟有大责任，已经有很多人说到了；3，最要命的是，KMT压根就没建立起党政一体化的组织。KMT在中央层面上是党政合一的，但是在地方层面，它自己坚决反对党政合一，提倡党政分开……我是不太清楚它为什么会这么选择，目前也没看到有学者系统考察这种思想的源流，但是KMT的这个做法，导致KMT这个党非常的软弱无力，某KMT官员的权力来自于他担任的政府职位而非他的党内职位，这就使得社会精英和KMT的党内精英会选择进入政府而非党内，对党的组织建设漠不关心，KMT组织之软弱涣散在这种情况下全属必然。上述KMT组织考察来自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个提倡党国体制的政党，一个公开说我们就是法西斯的政党领袖，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却受到层层掣肘，面临内忧外患，如何指望它真的能带领中国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二、中国传统的财政体制，准确地说就是指税收体制，是KMT失败的重要因素KMT在经济上的失败冷哲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谈一下税收体制的问题。我赞同这样的观点：KMT在经济上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战乱，而不是KMT在经济上的失败带来了战乱。果粉吹“黄金十年”固然令人生厌，但政府的软弱无力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早期发展是带来了有利条件，那段时间民国的经济发展较之战乱时期确实是明显的——这种发展无力让中国成为一个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声有色的大国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战争是客观存在的。大量的军事行动导致军费居高不下，而传统的财政体制让KMT政府无力通过正常手段从社会中汲取合理的财政收入。中国传统财政体制危机在明朝已经十分明显，大量的财政收入被基层豪绅截流，中央甚至是县级地方政府无法以正常手段汲取合理的财政收入。到了清朝，这种现象更加严重。地方财政甚至不能用合理手段保证自己的正常运作。及至民国，乡村经济在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狂潮之前不堪一击，农村凋敝，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乡绅多数迁往城镇，留在乡村的多是土豪劣绅。一方面，这批人帮助政府通过不正常的手段获取超额税收，另一方面，这批人正是层层盘剥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更糟糕的是，在明清宗族势力尚稳固时，地方豪绅尚起到了调解社会矛盾，抵抗地方政府过渡盘剥的作用，到了民国，这种正面作用几乎不存在了。梁漱溟、晏阳初他们搞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为了抵御这种社会瓦解带来的强大副作用。遗憾的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方面面临着“总体性危机”的当时中国，这种指望通过教育手段来改造农村的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乡村经济的瓦解，既是中国“总体性危机”的一部分，也从侧面反映了KMT党国体制的无力。在党政真正合一，党国社同构的体制下，这个阶层绝对是不能容忍也无法存在的。这个阶层，正是到56年彻底被消灭。上述考察来自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孔飞力认为——如果我没理解错——中国革命的目标某个层面上就是要消灭这个阶层，让国家与社会正常对接。这个阶层被孔飞力称之为“包税人”。还有一本去年大热畅销的学术书也花费了浓墨重彩去描写“包税人”在革命时代中的作用——这本书就是《旧制度与大革命》。我一直觉得，法国大革命和中国革命（）惊人的相似……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上，KMT远逊TG这个一点要分两个层面讲。首先在智识阶层中。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是一个不断激进化的过程。我对他的结论有保留地赞同。梁启超1902年做了一个论述，我摘抄一下。“二十年前，闻西学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变法者起，则不骇西学而骇变法矣；十年以前，闻变法而骇者比比然也（王安石变法，为世诟病，数百年来，变法二字，为一极不美之名词。若于十年前在京师尤习闻此言，今则消灭久矣），及言民权者起，则不骇变法而骇民权矣；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抵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孙中山自以为俄国共产主义并无优长新奇之处，三民主义比共产主义更适合中国，但实际上，他这套~~~不时髦了。开个玩笑。在“总体性危机”面前，三民主义是拿不出总体性解决方案来的。而马列主义可以。或者说，TG认为而且坚信马列主义可以。在这个背景下，“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意味远非教科书上短短一段可以概括。上述是“先知先觉者”的情况，下面谈下“后知后觉者”和“无知无觉者”的情况。（三“者”乃孙中山语）对平民纯粹谈主义，主义的感召力就是个屁。TG意识形态的真正核心是通过以土改为经济再分配的手段而塑造起来的“翻身做主人”的意识。TG有多少实权干部真正读过马恩原典？早期有，到了延安整风之后，想必几乎是不会有了（纯臆测，欢迎批判）。至于基层党员，普通农民，在识字班学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几个字都很勉强，学会20个字识字班任务就算完成的情况下，指望他们能理解“共产主义”的感召力？纯粹扯淡。连爱国主义这种我们可能觉得是非常正常的感情，那个时代的农民也不会有多少。太行山根据地偏远山区的农民，42年日本人真正打到山村里来之前都觉得日本人来了也是交粮，国民党统治也是交粮，没什么区别——这个时候山外已经是烽火连天多年了。太行山根据地某县某次发展党员，16个人里有3个表示是觉得共产主义好（表述还乱七八糟，只有一个看起来会背党章），1个表示要抗日，其余的要么是没填疑似被“拉夫”，要么是表示入党可以提高生活。如果不是日本人统治政策问题，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究竟有多大感召力？现在有不少学者认为TG的胜利是民族主义的胜利，我表示谨慎的怀疑。上述考察来自李里峰《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军队中的意识形态改造同平民中的情况相仿。KMT的旧式军队组织冷哲已经谈了其组织问题，其实KMT军队不光是组织问题，思想意识问题极其严重，这个说法可能非常不准确，通俗地说，KMT军官根本不把士兵当人看。随便虐杀士兵是常态，吃人心并非TG的宣传。可以看下《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作者采访了一百三十多名国民党老兵，至今怀念毛主席的不在少数。“诉苦运动”的发明，是TG意识形态斗争史上的神技，正是通过这个技能，才真正让农民和军队获得、强化了“翻身做主人”的意识。四、“接受变劫收”是KMT丧失民心的自取灭亡之道这点不需多说，只是看到楼上没人提，我觉得这是一个挺重要的因素五、双方领导干部才能差距太大这点可以写上N多。果粉爱吹国府领导高学历，一堆废物。举个冷僻点的栗子，山东根据地小学文化都没有的财经干部能弄出在上海当硬通货流通的山东票，日本人都接受。国府的货币政策呢？我学政治、学历史，感想就是KMT真是走的必亡之路。但是KMT的失败并不能说明为什么TG就该赢。上述理由，尤其是第一点，带着很强的历史目的论。KMT不能建构现代国家，所以输了——谁规定的中国一定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凭什么中国不能像印度一样沦为二流货色？其实我觉得，如果没有TG捣乱，蒋领导中国成为一个大号印度的才能是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既然如此，就索性往唯心主义历史观再走近一步吧——上述理由是我看书总结出来的，其实我内心并不是真的很相信这些理由。李里峰在《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谈到一个个案——太行山根据地发展的TG党员有人说“我看KMT不行，TG也不行，到头还是要靠真龙天子”（大致如此）。我也是这么想的。全中国的表情只剩下一种/等待英雄/毛就是那条龙欢迎来喷------------------------------------------我是评论字数的分割线---------------------------------------------------罌粟 ：旁插一句，我认识的历史学教授基本上都认为辛亥革命是比较糟糕的一件事。-讲解一下呗卧看游丝 回复 罌粟无法代表答主认识的教授…但是就我自己从研究近代史的老师那里得来的信息推测，辛亥革命是一场“必然的革命”，当然，其必然不代表是好的。我觉得很多研究近代史的人都觉得晚清政府是个特别靠谱的政府，比孙中山靠谱很多。应付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老大帝国能做成这样，真的已经不是很努力三个字可以形容的了。最好的结果当然是渐进改良。但是，现代化的车轮滚滚而过，晚清政府作为一个架构在农业传统社会上的政权，其各个零件都不适应现代条件下的列国争霸模式…加上有民族矛盾这个先天不足，所以最后大家一定会把所有的不满都倾泻到他头上。所以革命一定会发生，不在辛亥年，也会在其他时间。但是，不是革命了，改了政体，就能变成现代国家。这条路任重道远，辛亥革命诸人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可以说，他们不了解当时的中国。甚至可以说，他们对于革命的胜利并没有准备。所以清政府土崩瓦解以后，国家反而陷入了更大的无序。三民主义是个闲扯，没啥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和三个代表差不多…所以，我觉得民国是一个早产的国家，那么大的国家，是很危险的。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点。 我：卧看游丝已经说得很赞了，有一点特别到位，研究近代史的人眼里，晚清政府比孙文靠谱多了。革命确实一定会爆发，其直接原因就是科举制被废除了；但是不废除科举又是不行的，不然新式教育根本无法推广开来。晚清政府面临着一种两难的抉择，如果它不从骨子里更加接近西方，它一定会被西方吞没；如果它试着从骨子里去接近西方，它就无力再维持自身的存在。晚清政府面临的这种两难，实际上一直至今有余波。这一点在五四前后表现得极为突出，在我看来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核心问题和矛盾——不全盘西化无以救中国，全盘西化则何谓中国。清廷之灭，从政治上来看使得太平天国以来形成的地方藩镇化趋势彻底暴露，从而使得自上而下的改良之路实质上已经断掉，此后诸多改良尝试不过水中捞月；辛亥至五四这一波革命之胜利，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看，则使得传统意识形态实际上破产，中国不复存在统一的道德图景可言，邹谠先生所言的“总体性危机”已然全面降临，在此情况下，彼时的中国除了马列主义之外，再无任何一种思想可以提供一种总体性的解决方案和统一的道德图景。而依据马列主义，无论其是否中国化，都必然将走上全能主义国家道路。当然，彼时并非只存在这一条路。民初的地方割据、联省自治和各省的实验运动，提供了一条全盘西化路径的可能性。按照历史上租界、台湾的经验而言，接受殖民、拥抱西方确乃一条走上现代化的可能方式。租界在西方国家治下，逐步建立了法治观念，习惯了近代化生活，远比传统大都会更接近今日世界；台湾也有类似记忆——在日治下无民主无自由，但能安定生活，日人执法亦甚公正，远胜过蒋府治下（49年前，此后我不清楚）无自由无民主无法治无生存条件。若日本离台一如英国离印，则台湾政治民主化状况可能比今日之台湾及印度更佳。这也是今日LXB、刘仲敬之流的思想出发点。但是这种道路，在当时之中国绝无可被接受之可能。概因两千年帝国记忆根深蒂固，五四以来民族主义思潮气候已成，知识分子绝不容国家之分裂，实力军阀只敢借联省自治之旗号巩固权势，谁敢言分裂为上殖民有理必寒治下之心、失天下之望。有一派学者认为只要有稳定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一定能自发出现民主机制，我认为这种思路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70年代以来美国学界对这种理路也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回归彼时中国，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言行正是印证了这种想法的不靠谱。中国两千年之秦制荀学，断无可能在短短一二十年内培养出寻求妥协的民主机制和捍卫这种机制的思想。社会缺乏捍卫妥协的民主机制的普遍共识，就算蒋介石34年剿共成功，又突然多了“民主之量”，在杨小凯口中普遍奉行“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必然是一种极其低效糟糕的民主政体，极有可能在二战中重新走向独裁。所以我认为中国当时根本不可能还有第三条路走——要么TG死，中国在反复挣扎中成为大号印度或者被肢解成多个国家；要么TG通过建立全能主义国家的道路走向胜利。冷哲，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yushuReview谢谢邀请。国军是在三点上。第一点，始终无法逆转中国经济崩溃的局面。第二点，军队始终是旧式军队构架。（经@陈天标 建议，将“古代军队”改为“旧式军队”）第三点，对草根民粹的战斗力估计不足，不知道善待底层的重要性。——————————————————————第一点，始终无法逆转中国经济崩溃的局面。中国是一个在封建时代极度发达的国家。整个国家的主导阶层是地主。资本主义到来时，中国走向发达的正常路径是地主逐渐转型成为资本家。也就是说，地主把地租收入拿出来建立工厂，生产产品，获得收益，然后再投资，最后彻底摆脱土地限制，成为资本家。主要依靠土地的生产方式，其生产力水平远远比不上资本的力量。但是，中国当时的问题在于，国际资本根本没有给予中国地主顺利像资本家转型的机会。从北洋开始，中国的关税保护力度就不够。但是到民国政府时，虽然黄金十年中轻工业有一定的发展，但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却基本被外国垄断，本土的企业受到了重创。这就导致一个现实，那就是本来北洋时中国能生产的东西，到了民国时期，反而中国没有本土资本生产了。民国时期欧美资本的入侵断绝了中国地主向资本家的转型，也进一步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崩溃。在清朝晚期，土地收入并不是农民的唯一收入。农民在农闲时节也是手工业者。地主则是手工作坊主，也负责运输和贩卖这些手工业品。因此，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地主转型成资本家，农民转型成工人，本来是自然的发展路径。但是欧美日资本入侵导致了地主无法再向资本家转型，同时发达国家的商品打垮了中国农村的手工业品。这就导致地主和农民不但无法转型，而且丢掉了过去的一大块收入。地主就开始加倍压榨农民，来平衡收支，而农民不但负担加重，而且收入减少。这就导致了民国中后期空前绝后的阶级矛盾。而且由于军阀混战、军费摊派，地主和资本家的额外负担也很重。这进一步导致了他们对下层社会的压榨。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研究学者单纯根据清末的阶级矛盾水平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为什么民国中后期矛盾会那么大。有人以为是CCP洗脑的结果，其实不是。国民党在412清党中摧毁了几乎所有自己的基层组织。因此国民党对基层是没有控制能力的。因此税务一直是一滩烂泥。金融政策也经常是在瞎整。因为政府财政危机而搞的疯狂的通货膨胀，不但断绝了底层民众对这个政府最后的期望，也让大量的地主和资本家对这个政权感到绝望了。有很多人都会惊叹于民国末年中共对国府的渗透。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怎么做到的。实际上，这恰恰是国府自己造成的。反谍的重点不是谍报侦察，而是选择可以信任的人群来任用。这就好像保持健康的重点是在预防，而不是治病。在民国末年，国府已经找不到一个群体，能保证绝大多数不会投共了。连大资本家、大地主、大军阀的子女，都经常积极投共。这不是中共宣传、策反工作做的好，而是这些人都对国府的统治感到绝望了。不但大量的农民、工人因为生活困苦而加入中共拼死一搏。连地主、资本家都在大量破产，因而批量生产着中共的同情者。共军大量的基层指挥官都是出身于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家庭。可以说，国府对基层的控制能力低下，以及失败的经济政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无法战胜的敌人。当国府把全国大多数人都推向了对立面的时候，单凭资本和外国援助，是无法取胜的。——————————————————————————————————第二点，国军沿承旧式军事体制，作战能力低下，派系斗争严峻。所谓旧式军事体制，其核心在于士兵对军官有人身依附关系。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军队是军官的私人财产。在这种条件下，军队就是将领收入与地位的支柱。举个例子，中原大战时期，为了争取韩复榘对自己的支持，蒋介石承诺给他一个省主席，还支付每月60万的军费。如果韩复榘没有手下的军队，蒋介石大概都不会搭理他，更别说出这么大的价钱收买了。很多部队的将领，就是靠着自己的军队，每月从国府领取军饷，并保持其在国军内的地位。旧式军事体制造成了几个致命的弱点。首先，军官的收入在于所接收到的军饷，与所需要支付的军饷之间的差额。换句话说，国府按照10000人来发军饷，而他手下只有8000人，那么有2000人的军饷就可以装进自己的腰包。如果每个士兵少付点钱，加起来也不是个小数目。因此在民国时期，“吃空饷”（虚报部队员额）和“喝兵血”（克扣士兵粮饷）始终广泛存在。很多国军抗日名将都不能免俗。这对部队的战斗力，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其次，由于军队是军官收入与地位的保证，军官对保持自己部队的规模有着非常大的执着，这意味着，从战斗主官开始，就往往缺乏决死战斗的决心，往往会回避作战任务，对危险的任务畏缩不前。所以除了抗战初期受到民族主义鼓舞的短暂时期外，国军的阻击战、突击战、决死战，往往都打的是一塌糊涂。只有初具现代军队形态的中央军的一些部队，打仗起来还比较有战斗力。蒋介石之所以会因为74师的灭亡而痛苦，就是因为74师是少数愿意打硬仗的部队。而74师的灭亡又恰恰是因为其他部队救援不力。他们之所以救援不力，就是因为这些军官害怕孤军深入、被共军重创，导致自己丧失收入与地位。正是由于把军队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旧式军队的纪律一般很差。淮海战役中，杜聿明所部在撤退时简直像龟爬一样，轻易就被共军追上、包围、歼灭。而国军实际上机械化程度远胜共军。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事情，是因为国军军官纷纷带上了家眷、仆人、亲友，甚至是相熟的店家。这导致整个部队移动速度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种事情简直不可能在共军身上发生。反观现代军队体制下，军官的地位和收入取决于军阶，军阶来源于战功。要获得战功就要决心作战，拼死完成任务。这就造成了战斗力上的根本差异。围剿74师的时候，一些共军地方民团常常为了阻击国军支援可以决死作战，一支支部队都打光了。保证了主力部队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歼灭国军。这种作战的决心和如臂使指的指挥效率，是国军远远不能达到的。另一方面，由于军队长期是忠于直属军官，而不是忠于国家或中央。在委派军官时，上级所考察的最关键的特质是忠诚，而不是能力。刘峙在淮海战役前就屡战屡败，人人都知道他能力太差。但是此人在淮海战役中却再次被委以重任，最终导致80万人几天就被击溃，然后投降了。之所以蒋介石明知此人能力不行，还要委以重任，就是因为刘峙完全忠于蒋介石。派另外的人去执掌兵权，说不定会自己打起反蒋大旗，和共军单方面媾和。旧式军队的体制问题，导致了国军没办法选择最优秀的将领来指挥作战。此外，旧式军队体制往往轻视训练、纪律，轻视对士兵的待遇。而现代军队体制则非常重视。因此，尽管国军一开始有着绝对的数量和武器的优势。这种旧式军队对现代军队的局面，导致了国军接连战败，最终输掉了整场战争。有人特别强调共军在东北拿到苏联援助的武器。实际上这些武器只不过是苏联缴获日军的武器。以轻武器为主。换装之后的共军，在武器水平上仍然远逊国军。————————————————————————————————第三点，对草根民粹的战斗力估计不足，不知道善待底层的重要性。国府始终没有看清现代草根民粹主义的强大战斗力。要知道，这是能够使后进农业国能战胜现今工业国的一种强大工具。国府因此对共军的强度估计不足，国共谈判时，国府还觉得胜券在握，拒绝了美国的调停，而开启了内战。结果遭遇战败。另一方面，国府也不清楚自己的行为对共军的帮助有多大。美国记者杰克 贝尔登写过一本书《中国震撼世界》，其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华北有个县，抗战期间国军被日军击退以后，共军逐渐控制了这里。当地农民和共产党一起打日本人。后来日本人投降了。根据谈判，共军必须撤走。共军于是请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农民一起走。农民不愿意，觉得你这就是一叛乱武装，我们还是跟着政府比较有前途。国军来了以后，把这些人都杀了、活埋了（连审判都没有）。原因是，这些人搞得农会、妇女会，当年与地主有一定的冲突。可想而知，剩下的农民投向了哪一边。国府这种对底层不屑一顾的做法，最后自然导致了底层全面投向共军，为中共争取底层民众帮了不小的忙，使得中共的草根民粹力量发挥到了极致。————————————————————————————————所以，国军焉能不败？alan.pu有人讲共军人海战术，所以再原文末尾加了一些东西。这问题问两边军队的问题，竟然没一个人去讨论国共两军怎么打仗的。纯军事上来讲。国军跟共军没法在一个层次上抗衡。国军如前面人说的是古代军队，也对也不对。军阀分裂下确实是这样。但是老蒋自己的中央军也基本算现代军队了。问题是两只部队素质差距太大。三湾改编之后的土共战斗力倍增，党组织建在连上，班排都有党员小组。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这一点很多人看到说这是党的军队不是国家的军队之类云云。问题在于当时国家还不是共产党的。抛开政治争端，我们要看这一点对部队战斗力的影响。首先是控制无比加强，指挥部队可以用如臂指使来形容，这一点国民党不是没有过，而是老蒋屠杀土共和国民党左派时把国民党基层组织破坏掉了。第二点好处更是强大，那就是党员在部队中有荣誉感，不管洗脑也好信仰也罢，共军部队的党员在当时确实是起带头作用，打仗时都是冲在前面，做事情也是起表率作用。他们对于普通士兵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这一点在朝鲜战争时更是达到了巅峰，生于和平年代的我们无法理解黄继光们的作为，但是作为个人，我尊他们为英雄。扯远了。第三点是官兵平等作风的确立，这一点和上面党员带头作用是一个效果。现在的很多创业公司也是这么干的。官兵平等在当时的中国是个破天荒的事情。就是到了现代，做到基本官兵平等的国家也很少。这几个原则对于土共部队战斗力提升是有长远加显著的效果，这种组织结构现在都可以借鉴到其他组织上去，比如公司。。。尤其创业型公司。之后土共在这个组织结构基础上不断进行技术上的革新。土共陆军战术在朝鲜战争时期表现的淋漓尽致，不是一个人海战术就能概括的。人拼人确实是土共对抗联合国军的战术核心，但是不是简单的人海，简单的人海战术是国军对抗日本的战术，其实就是添油战术，不断填人数进去。军人是要不怕牺牲但是作为指挥官确是要怕牺牲的。土共的战术发展史，是从游击战演变到运动战，到朝鲜战争时期演变成大兵团穿插分割包围。实际上是共军历史上武器处于劣势的体现，谁都想像美国人打仗那样炮火密集覆盖，问题是土共打不到那个阶段，所以土共的运动战思路全部都是以灵活取胜，在局部形成优势兵力。而在朝鲜战争后期，战争进入阵地战的情况下，土共在很少阵地战历史的情况下，面对联合国军优势火力，迅速创造了反斜面战术和坑道战战术，在上甘岭战役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这种情况说明土共一直在不断的改进战术适应不同情况。反过来看国军，抗战时期被鬼子的猪突战术一直突到死，从没出现过反思战术，克制对手的情况。丧师失地，到解放战争，优势情况下还能打打，一旦劣势就被秋风扫落叶。抛开政治立场，单论军事成果，八路军五万人开反敌后，到1940年左右时发展到40多万，民兵220万，收复的失地95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一亿。要知道这是在敌后，分分钟面对的是死亡，不是国民党那样在大后方，只有前线是战场。敌后战场是每一个地方都可能是战场。之后日军调回前线20多万兵力，在华北，共军抗的是近六十万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不断收复失地，这种能力是国军不能比的。基层单兵素质更是差距巨大，土共的基础步兵战术非常的科学，可以说单论冲锋，土共步兵基础战术和单兵素养是领先世界的。三三制就是这种战术的典型结果。当然所有的勇于牺牲，创造新战术，根源上是源于土共改编时确定的，支部建在连上以及官兵平等基础上发展出来的。----------------------------------------------------------------sun jeff说共产党都是十比一打国民党，我笑了，然后他说我自己说的局部形成优势，不就是证明是人海战术么？看来很多人印象中共产党都是傻冲型。傻冲型的部队在这个世界已经在一次大战之后死翘翘了，没死的也是等死，最后被淘汰出世界军事舞台了你对军事和战争没有概念，就不要乱谈军事，从人类爆发战争开始，大部分战争的双方都是追求在局部形成巨大优势灭敌。如果按你的概念这样都算人海战术的话，全世界没哪个国家不是人海战术。上甘岭第一天，美军四个营打共军两个连，算人海战术么？二战时期诺曼底登陆，盟军接近300万人，德军一百多万，算人海战术么？？在你的概念里是不是每一次战争只要一方人数多于另一方就是人海战术？而丝毫不考虑双方怎么打的？如果用自己的运动调动对手的行军，从而让对手某一部队脱离大部队陷入包围，这种事情都算人海战术的话，那么中国历史上也就不会有诱敌深入这个成语的出现了。就算退一万步，按你的概念来。共军也从没有十个人打一个人过。就算按照共军最典型的围点打援孟良崮战役，不论外围阻敌，单论围攻74师的兵力也就是5比1，远远达不到你的10比1.如果把国军在外围被共军阻击的国军算进去，共军兵力还在弱势。就算是五比一你也认为是人海的话，看伤亡人数，共军远少于国军。如果是人海傻冲你以为会打成这样？真正的人海战术，有两只部队算得上，一个是苏联，算成功的，人密集往前冲，死伤非常大。所以苏军很多打仗都伤亡很惨重。但是二战打到后期苏联已经不需要这样干了。没有哪个国家的部队如下面这一只部队这样，一如既往把人海贯彻的这么死的。那就是另一个是失败的案例，就是你所推崇的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对日军都是几十比一的死人，看上去很悲壮，实际上就完全不把人当人看，普通士兵在他们眼里就是个数字。打仗永远是在堆人数，最最垃圾的战法，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只天天打败仗而且以死人多被后人推崇的，国军在这点上算是创造了历史。历史上中国能打的部队，他们不会畏惧死亡，但是从来不轻视士兵的生命。恰恰是你推崇的国民党军队，从来不会理会怎么去减少底层士兵伤亡去取得战争的胜利。我是不知道怎么现代有这么多人这么推崇所谓国民党，这个破党外不能战内不能整合国家资源。中国历史上排最失败的政权前十的话，KMT绝对占据一席之地。而且一群人跟着看国军每次几十比一甚至几百比一的跟日本人伤亡，却在那欢呼悲壮，感情死的不是你。不论国共双方的史料，单论日方史料记载的，国军与日军战争几十比一的伤亡率是非常正常的，到后期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也没有改善，反而有更趋不会打仗的趋势，二战结束前一年，国军反而发生了豫湘桂大撤退。直接导致了美国人对国军失去信任。但是日军方面涉及到共军与日军的伤亡比例，前期基本在十比一左右，后期大部分在2比1左右。这还是日军自己的史料记载，差距就是这么大。能体现什么，体现了共军一直在学习中进步。到了朝鲜战争知道美国人最怕志愿军什么？夜战和拼刺刀。这两点都是共军在于鬼子交战时学来的，可以说到后来除去火力优势，日军拼刺刀已经拼不过共军了。而恰恰同样是二战结束前一年，国军豫湘桂大溃退的这一年，共军在秋季展开反攻，收复大量失地，并且还打通了几大解放区。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到淮海战役结束，共军才在总兵力上超过国军。而整个解放战争，无论是初期还是后期，共军与国军打仗死人都远远少于国军。人海战术是创造不了这种东西的，共军在步兵基础训练，冲锋阵型上都有讲究，比如三三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翻翻什么事三三制，而不是坐在那想象仗是怎么打的。打仗既是艺术也是技术。就算是朝鲜战争，双方火力差距那么大。美国朝鲜战争纪念碑上刻得数字。美国的朝鲜战争纪念碑上显示的伤亡失踪被俘总计：　　美军 172847 联合国军 2256523 总计：2429370。 　　 　　 　　阵亡：美军 54246，联合国军 628833 ，合计：683079； 　　 　　失踪：美军 8177 联合国军 470267 合计：478444； 　　 　　被俘：美军 7140 联合国军 92970 合计：100110； 　　 　　受伤：美军 103284 联合国军 1064453 合计：1167737。 联合国军伤亡合计近200多万，其中估计有三分之二是中国军队造成的。人海战术能够在打出这种效果？共军在日本占领区发展壮大，三年把曾经数倍于自己的国军赶出大陆。建国后与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美国，苏联都打过仗且全身而退。而且揍过所谓的自我宣传的世界第三军事强国，比如印度和越南。这样一只部队，仅仅用人海战术来解释，那是完全的军事盲才会说出来的话。乐模feel，一份回答，一份见解，一种角度，一种收获其实我对解放战争了解并不多，没法全面系统的介绍这其中的原因，我只想谈一下战争期间国民党高 级将领一些诡异的表现1~淮海战役前国民党最高指挥官杜聿明将军坚持部署完葫芦岛撤退再去那个关系党国前途，对未来局长局势产生绝定性影响的的淮海战场，后来他给出的理由居然是“怕承担放弃徐州的责任”，很难想像这是蒋介石得意门生，抗日名将杜聿明说的话。 2~淮海战役中在杜聿明集团被包围，随时有可能覆灭之际，第十三兵团司令李弥居然向杜聿明要求给他原属第七兵团的已经被歼灭的64军的番号，从当时战局实际来看，他有很大机率见不到第二天太阳。3·~国民党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在解放战争最后阶段拼命地，大胆的拆蒋介石台的原因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久就会爆发，美国一定会援助国民党的。这是国民党许多人物都深信的，没有人知道这种观点到底从何而来？
其实，类似奇怪的事情几乎国民党每一位将领身上都有，我想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真的很值得探索。马力，最美应用 国军失败的根源并不仅仅在军事上，而在于整个社会利益的分配上。例如，没有及早开展土地改革，而后者的背后是一系列社会体制和分配问题。国民党败走台湾后总结教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所以从年，在台湾进行了土改。土地与农民问题是历朝历代涉及稳定的核心之一，所以目前每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的。回首几十年前，逐鹿中原之时，共产党能从泥腿子迅速发展起来，赢得了强大的社会基础是关键动力，而农民是其中的主力。每个朝代的建立，紧接着就是社会利益的再度分配，而对于农民，土地就是利益。在一个王朝的末期，利益往往已经由分散变的越来越集中，这个时候矛盾就出来了。土地作为社会资产，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筹码，而发动农民自己土改，自己分田地，无疑可以把太多的人拉在一个阵营中，成本还极低。辛亥革命实际上并不是一次强力的王朝更迭，地方割据、旧势力盘根错节，而作为主导的国民政府，自身和地主阶层就有太多重合，实施改革更加困难重重。而到了台湾后，作为外来者，则没有这层顾虑，改革可以更快更彻底，所以军人出身的陈诚会说「三七五减租工作一定要确实施行，我相信困难是有的，刁皮捣蛋不要脸的人也许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总不会有。」民心所向，自五帝以来，一直都是一个政权的基础，尽管当时的执政阶层并不以为然。抗战结束后，国军在接收日伪资产时，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导致腐败泛滥，而基层更是简单粗暴，利益分配寡头化，这也直接导致了失去民心。一句话，气场没了。在那个时间点，国民政府显然已经现在的道德制高点的下方。至于军队，经过抗战锤炼的国军，战力不能算太低，然而大势已去，没有血肉的拳头，如何能行？可惜了张灵甫这些抗日名将，最终，只留下，永远挂念着征人不还的人~翔宇转载一篇旧文《从纯军事角度论国民党军的失败 》国民党当时的确是有较为强大的人力物力、有美国的支持、有日军的遗留装备，但这只是战争的强力而不是直接的实力，国民党军事实力被远远高估。 46年夏季的国民党军事实力远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大，在从战略思想到战役战术、从后勤补给到军制训练都有很多严重的问题，甚至在历来被认为最占优势的武器装备方面也并不适应这场战争的需要。可以这样说——在1946年夏季内战全面爆发时，国民党方面没有将其大部分战争潜力转化为实际的作战实力，其在军事上的某些方面实际处于劣势，而另一些方面未能发挥其优势，国共双方战争实力的天平一开始就倾向共产党方面，战争的结局在开战时就已经定论。 一、力量的拥有 军事力量的拥有并非是指军事人员和装备的多少，更重要的还有人员的士气与训练程度，武器装备对战争的适应性及部队的后勤保障能力等等。 先就战争的最基本条件“人”而言。国民党方面虽然拥有430万军队，但它包括了近百万后方人员，一百多万的作战能力很差的非正规部队，其实际可用于野战的正规部队不过二百余万。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既大肆裁军（并不单指杂牌军，也包括非同一系统的嫡系部队），将大批有作战经验的军官和士兵赶出军队。仅以第1战区为例：在1945年末至1946年初，就将78军裁撤，嫡系10军与89军编并为整3师，陕军38军与96军合并成整38师等。同时有收编战斗力很差的伪军，例如在山东收编伪军吴化文部，裁减抗日有功的东北军）。更为严重的是按派系、按实力、按关系裁减部队，更加重了国民党军队惯有的保存实力的风气。不是将得到的补充人员和装备编入缺编的老部队，而是将其组成新的部队（包括使用老的番号），就是五大主力中的整74师在孟良崮战役时，仅步兵就缺员三千余，应有的36门美制山炮只有28门。结果有的老的有战斗力的部队由于作战而大量失血，战斗力迅速下降；而新编的或是重建的部队由于缺少战斗经验而被很快击败（比如新建的整3师、整66师）。对军官的提升也不很合适。大批作战有功的军官大多被升为副职，而大批正职被老朽无能的军官所占据，而这些有功也有作战能力军官提升后所遗的位置，又被年青而没有作战经验的军官所占据。结果形成恶性循环，使部队的作战指挥能力越打下降得越快。反观共产党方面在抗战结束后迅速整编部队，完成军队的正规化，使之适应于未来的战争。包括在数月中将零散的团营级单位组建成军师乃至兵团一级的正规军，勇于将老朽无能或是不适应近代化作战的司令官调离实际指挥为止，提拔资历不深的年青干部指挥实战；勇于裁减那些哪怕是齐装满员的作战不力单位，补充只剩骨架子的有功部队。如此相较，强者越战越强，弱者屡战屡败。 其次就军队的主要武器装备来说。在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中，日军伤亡大多是因迫击炮造成的，而据战后统计在华战死的日军将领也绝大多数死于迫击炮弹，足见国共双方对迫击炮的运用均佳。而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不但未能继续发挥这方面的特长，还打量削减部队迫击炮的配备，首先将重迫击炮从军师两级裁掉（少数杂牌军除外），代之以美制山榴炮或日制山野炮。后又减少团以下单位的中轻型迫击炮数量，代之美制无后坐力炮、战防枪、火箭筒等。共产党方面又没有坦克和装甲车，也少有碉堡来当靶子，这些新式却没有目标的武器给解放军缴获后，却正好用来打国民党军的碉堡和坦克。共产党方面不但使用缴获的各种轻重迫击炮，还自制中轻型迫击炮加强火力；而国民党方面却以装备少量山野榴炮为满足。其实国民党军就是美械主力师或整编旅也只辖8－12门75mm山炮，军或整编师辖8－12门75mm野炮或12门105mm榴弹炮，都难以支援军或师的整个攻击正面。这样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陆军的装备对面攻击能力是加强了，对点目标的能力则明显下降。换句话说，新的装备更适合对已经投降的日军作战，而对共军作战是狮子打蚊子，是根本找不到作战目标的武器。 从1944年起，国民党主力部队开始装备美式武器，在抗战结束后又装备日制武器。军方由于得到新式美械装备，遂将原有装备从主力部队中淘汰。但是除驻印军等少数部队外又没有进行系统的训练及实践，部队对美械装备的熟悉程度远未达到标准，甚至五大主力的5军、18军、74军也仅对部分军官与军事做了2－4周的武器训练，在绝大部分官兵基本上没有了解新式装备的情况下就投入实战；而且美械装备由于强调火力的迅猛，弹药消耗很快，对野外后勤补给的要求很高，这恰恰是国军后勤的主要缺点，结果在实战重美械部队经常发生弹药不足的情况，严重影响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在战争后期还出现了部队被迫将部分美械武器又换成国械以提高战斗力的情况。例如鲁南酣战，整编26师附第1快速纵队只打了一夜就用光了弹药被迫突围被歼；鲁中作战，整74师被围一日，就请求空投补充，最后粮弹无着被歼。而这两支部队分别拥有汽车团和辎重团，是国军野外补给能力最强的部队。淮海战役前，甚至嫡系主力第5军也重新装备国产步枪、迫击炮等以解决弹药补充问题。 陆军发生的问题自然延及空军方面，国民党空军在抗战中后期重新装备，但得到的美制飞机却很成问题。重型轰炸机B－24/25是用来对面目标进行轰炸的，是对敌大城市、大工业进行战略轰炸的；而共产党方面只有少数城市，根本没有大型工业设施或军事基地，于是这些重型轰炸机只好去炸那些还不够炸弹钱的目标。轻型战斗机P－40，P－47，F－51等是用来与敌方战斗机空战，攻击敌轰炸机夺取制空权的，而事实上南京政府的战斗机飞行员的确在练习空战，好像延安方面也有支强大的空军。新式侦察机本来是很有用的武器，可以对敌方的战线与纵深、前方和后方进行广泛的侦察活动，但美方并没有将怎样使用这些新式技术装备教会国民党方面，没有高性能雷达、没有快速摄影机、更没有照片辩读员，侦察机飞行员只要用老式的目视观察，而这仅有的侦察能力，空军也未好好利用，将侦察机派去执行其他使命，比如当轻型轰炸机、联络机、运输机、教练机等，结果国民党军在战争中依旧象瞎子、聋子到处碰壁。而对共产党的战争中最需要的对地攻击机（俯冲轰炸机）却一架也没有，国民党空军在实战中勉强用战斗机代替，但因飞行员从未学过俯冲轰炸，更没有对地集束火箭、凝固汽油弹，哪里谈得上命中精度和攻击效果。所以拥有几百架作战飞机的国民党空军在战争中除了空运外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记录。 二、力量的组织 一个军事集团只有将其拥有的人力物力通过良好的方法组织起来，才能形成战斗力，而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军却基本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努力。 首先是指挥机构的设置。抗战开始时，国民革命军的指挥机构是按总部－战区兵团－集团兵团（兵团，路）－军－师－旅－团，共8级才到战术单位；1940年后简化为总部－战区－集团军－军－师－团，6级指挥机构；这极大提高了部队的作战指挥能力。可是抗战结束后，国民党为了照顾论资排辈及抢占地盘等非作战使命，又将指挥机构扩编为总部－行营（行辕）－绥靖公署（战区）－绥靖区－兵团/整编军－军（整编师）－师（整编旅）－团共8级，切出现大量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从统帅部到最基层的战术单位都经常发生上级越权指挥，下级不听命令的严重影响战斗力的情况。而共产党方面，从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各种指挥机关虽名目繁多，但实际上只有中央军委－战略区（新四军、八路军各师，后为野战军）－军区（新四军各师，后卫兵团）－纵队－师（旅）－团，总共只有5－6级。约米尼就谈到过“当其它各方面条件相等时，战争的胜利往往属于机构较简单的一方”。这样比共产党多两级机构且指挥不灵的国军安有不败之理。 其次是对非嫡系部队的态度。在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所属嫡系与杂牌部队的使用和待遇基本处于较平等状态，对杂牌军也处于有效的控制状态中。例如在编组部队方面将抗日有功的西北军第29军扩编成59、68、77军，后又扩编成第2、第33集团军；将作战不力的嫡系第6、66军裁撤。 然而抗战以结束，国民党在以陈诚为首的军令部指挥下，大肆裁减非嫡系部队，比如孙震的川军由3军8师缩编成2师5旅，孙渡的滇军由2军4师编并为1师3旅，就连抗战时功勋卓著的第33集团军也从2军6师并成2师4旅。这样大规模的消灭杂牌军，使非蒋系官兵人人自危，稍有风吹草动就投降倒戈，到三大战役时国民党军仅此一点就至少损失了15－20个军，改变了10余场会战的成败。下面仅列主要倒戈事件： 表1 日期 倒戈部队与人员 造成其他损失 1945.10 西北军新8军 第30、40军 1947.02 桂系46军军长 第46、73军，新36师 1948.09 杂牌整96军、整84军 第2绥靖区，整2、73师，整19、57旅 1948.10 滇军第60军 第1兵团，新7军 1948.11 西北军59、77军 第7兵团，第25、44、63、64、100军 既是最高指挥机构的设置和执行都出了问题，那部队编制方面的错误都难免了。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匆忙将战役单位（军师两级）的大部分从三三制改为二二制，而这两级指挥机构已装备新式通信器材，有了现代化的指挥系统，直接指挥3至5个单位已不成问题，而编成旧式的二二编制，徒劳增加了一级指挥机构，不但浪费了人力物力，还造成命令重叠，降低了指挥能力。而团以下战术单位由于施行新式编制和严肃军纪减少空额，造成下级单位人员编制增大：主力部队的连有170余人、营有近700人，但由于基层单位缺少现代化的通讯指挥工具，中低级军官的作战指挥经验不足，这样大编制的营连在实战中屡次一触即溃，白白损失人力物力。而共产党军队只有在西北等少数人力不足的部队中才有二二编制，其基层单位采用小编制大变成，连不过100余，营只有400余，但在师旅一级兵力对比就出现逆转，国民党整编旅不过2团6营，步兵连只有19个；而共产党部队的师或旅为3团9营，步兵连约30个，既考虑到上级司令部指挥能力和通讯手段的提高，又照顾到下级单位通信器材的不足和低级军官的伤亡造成的指挥能力下降，充分运用了悠闲
备案号： 说三道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