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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打假成为一门生意 打假人以怎样的姿态前行？
从线下蔓延到线上，“职业打假人”是一个令众多商家咬牙切齿却又敏感的话题。
曾经，他们是媒体眼中的“消费斗士”，从各商超卖场找出假冒伪劣商品，上诉、索赔，以获取高额赔偿金为生。而面对巨大的获利空间，也催生了大量打着维权旗号的新入局者，他们往往专注于寻找产品瑕疵，借此索赔。
电商让商品流通更便捷，“职业打假人”也涌入其中。假货固然存在，有人选择继续打击违规商品，但更多人选择抓住法律空隙和商品瑕疵，痛击商家来快速获利。随着信息展示的日渐透明和新法律条文的出台，更多弊病暴露在真空中。
即便商家自觉清白，也很难不惹尘埃，到底该怎么办?2016年11月中旬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送审稿)》未将“牟利性购买”定义为消费行为，这会不会是职业打假行业的终点?“知假买假”要怎么被合理约束?
困扰着商家、电商平台、司法部门和打假人群体自身的，还远不止这些问题。
你了解现在的“职业打假人”么?
也许很多人都听说过被称为“中国打假第一人”的王海。这个常年在媒体面前戴墨镜的男人，在2016年“双11”前，宣称准备了100万元“抢货”，目标索赔1000万。但这次，他遇到了职业生涯的“滑铁卢”：据《北京时间》报道，“双11”当天，王海团队实际下了上百万订单，但最后发货的只有五成(对比2015年“双11”的八成)，剩余商家以“缺货，售罄”等理由拒绝向其发货。
职业打假人 王海
普通人或许很难有机会直接接触到这些“职业打假人”。不过，只要以“职业打假”作为关键词检索 QQ 群，便会出现大量的职业打假群：多数以“3.15”标志作为头像，以城市和渠道(电商、、、线下等)划分，有不少还是收费群。里面分享着诸多相关的法规条例、平台规则、胜诉与败诉的案例，甚至还有许多附链接的“打假潜力清单”。
与王海开设的打假公司不同，相对开放的QQ群，是不少初级职业打假人的“入门地”，或许可以理解为更类似于刷单行业的聚集方式。
QQ上的职业打假群
尽管不会像刷单组织以高薪诱人加入，但这里的高获利或许更刺激人主动找上门。会有新人提出“打假求带”，也有人发布类似“打假收徒，500元带打三单，打完三单后至少包赚1500元，想学联系我”的公告，但接下来总有诸如“真正懂打假的都忙着赚钱，没有时间带徒弟”的驳斥。“师徒制”是这个“江湖”的纳新方式之一。
这些群里的“打假人”并不是一往无前的斗士，“随时试探，想挣大钱”才是他们的常态。
他们崇拜王海、纪万昌等“功成名就”的老职业打假人，常问“打什么来钱快”、“这个货好吃吗(这个好打吗)”等问题。只不过由于不断有陌生新手加入，对于同行间的交流，多数人都保持谨慎的态度。怕群里有卧底，许多群会要求全体成员每天签到，发现可疑者立即踢出。
表面上依靠司法手段“解决问题”，但这不是一份没有危险的工作。总有人在群体贴出疑似打假人被报复、殴打后的照片。也会有人小心翼翼地在群体问：“现在打假还好做么?”
在被打假人上诉后的电商卖家中，也有人偷偷加入几个职业打假人的QQ群。观察他们行动后，通常能发现的规律就是：“一个人发现了可做的产品之后，就丢到群里，大家一起大批量购买。”
职业打假QQ群中的群文件
被“打假”，总是猝不及防
2016年8月的一天，刘渊从成都启程，到重庆应诉，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坐上被告席。在路上，他不断在心里与这次的原告，那个执着于从他手里拿到数万元赔偿金的“打假人”模拟过招。
三年前，刘渊从历练多年的一家电商企业辞职，回到家乡成都，想把与两位朋友一起创立的一个专卖川味辣卤的食品品牌做大。除了线下门店外，也先后在天猫、京东等平台开了店铺，销量颇丰。
尽管细心地办理好各项证照，刘渊的店铺仍未躲过“职业打假人”的关照。3月的一天，店铺客服收到了一条在线消息，被告知“以无QS资质工厂生产食品，已触犯法律”，并要求该店退款7808元并以10倍金额赔偿，共计赔付8万余元，否则将直接上诉。
刘渊的店铺在旺旺上收到对方留言
看到这条消息，刘渊觉得莫名其妙，自家的工厂明明取得了QS认证。这位“打假人”的地址是武汉的一所政法大学，也让他感到奇怪。
之前，刘渊也接触过一些职业打假人，但都是另一种做法：“新广告法刚出来的时候，很多商家没有注意，用了一些’极限词’，也有打假人过来帮你找出毛病。文字方面合规是500块钱，他写个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搞你。”
在收到这则“打假人”的声明后不久，工商、质检、食药监等部门接到投诉，轮流来到与刘渊公司合作的加工厂审查，却并未发现投诉者反映的问题，反而发现这只是厂家的一次“乌龙”事件。
刘渊对《天下网商》解释说，他们分别有生产肉类、水产、豆制品、蔬菜产品的四个加工厂。2016年年后，由于水产工厂开工较晚，刘渊一行想把龙虾、鲍鱼等水产放到肉类工厂生产，于是印出了地址为肉类工厂的标签。和肉类工厂负责人沟通后，他们发现这不可行，但那批标签却留在肉类工厂忘了做报损，后来则被不小心贴在了肉制品包装上，导致标签与产品不符。
但在“打假人”眼里，这样的无心之失被贴上了商家蓄意而为的标签。3月15日到3月22日，这名在武汉的买家先下单购买了刘渊店铺里48元的商品，之后又分两次买入价值各3880元的商品。紧接着，在3月25日，另一名重庆买家也买了该店100多元商品，并迅速以类似“无资质生产”的理由直接将其告上法院，索赔1000多元。
恍然间，刘渊觉得有些不太对劲，在咨询律师后他得知，如果重庆的法院判打假人胜诉，武汉买家很可能就会拿这次的审判结果去武汉上诉，就有很大概率拿到8万多元的赔偿金。
抱着尝试的心理，刘渊借他人手机给武汉买家发短信，解释并非故意贴错标签，也希望他们能够“高抬贵手”。但对方除了生搬法律条款，就是以“救世主”姿态历程恐吓，并宣称“此举上承天意，下顺民心”。
刘渊收到的短信
“你看他们说话，简直就像古代人一样，根本没法交流嘛。”刘渊苦笑着说。尽管拖着官司费时费力还不一定能赢，但他决定应诉到底。“有些时候这样是息事宁人，但有些时候这样就完了。”
规范自身保平安，说得容易?
即便不涉及质量和安全问题，商品总有一些商家难以规避的瑕疵。可能是管理上的偶然疏漏，也可能是对冷门法律或法规定义的不了解，甚至还有在行业生存夹缝中的铤而走险。这些，都会是职业打假人全力炮击的软肋。
当然，并不是所有行业都受会到打假人的同等“青睐”。“寻找田野”的创始人梅小排在网上开店卖橙子，经营初级农产品的他基本没遇上过职业打假。但他告诉记者，品、保健品和预包装食品都是被打击的重灾区。
不同于品牌仿冒、材质虚标横行却容易识别真伪的服饰鞋包类目，上述类目需要更高的检测成本和专业知识。于是在标签错误、新广告法禁用的“极限词”等表面问题上，更容易被打假人下手。特别是在食品类目，历来还发生或“毒奶粉事件”、“地沟油”等令人恐慌的问题事件。只要存在不足，就难免被指摘。
比如，一句难辨真假的“吃了不舒服”，就可能意味着一场“暴风雨”的来袭。
五年来，阿星一直经营一家主打“小龙虾私房菜”的网店，却在11月连续遭到3次职业打假，被投诉产品无标签和QS认证，是“三无产品”。面对投诉，她感到委屈和困惑，“从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本身也是外卖店，营业执照、卫生许可、餐饮制售许可(现已被纳入食品经营许可)都是全的。”
10月生效的《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这样规定，“取得食品生产许食品生产者，通过网络销售其生产的食品，不需要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食品经营者通过网络销售其制作加工的食品，不需要取得食品生产许可。”
“生产”和“制作加工”的定义划分，决定了商家是否该取得QS。外卖一般属于“制作加工”，而在电商平台出售的预包装食品则一般被认为是“生产”，需要QS。这让阿星困惑了，把外卖放到电商平台上来卖，没有QS不行?
为了规避潜在的风险，她确实也在申办QS认证，但这过程往往最少需要3-6个月的时间。许多商家在申请期间不中断经营，恰好就会成为打假人攻击的对象。
另一方面，阿星遇到的打假人并未真的投诉到工商或者食药监等部门，而是先要求退款并拿到数百元赔偿金，否则才威胁告发。“可能如果一提特别多钱的话，店主接受不了，但几百块钱可能就算了。”她认为，这是打假人快速获利的方式。
“美厨妈妈”在网上卖冷吃兔等四川特色小吃，其店铺负责人林文涛也有同样的感触。最近，有打假人声称自己吃了“美厨妈妈”的产品拉肚子，要求10倍赔偿否则就上诉，但并未提供证据。眼见店家不为所动，便将店铺与平台一起告上了法庭。
进口食品面临的“死循环”也同样严重。
一位主营日本进口食品和日用品的电商卖家就陷入了困境。令她感到无奈的是，进口商品如果按正规方式贴上中文标签，不知情的购买者会误以为商品并非“真正进口”，导致店铺销量急剧降低。但若不贴，打假人立马找上门。
进口零食行业金冠卖家小赢则看到另一个矛盾：一些卖进口零食的同行通过“灰关”(将通关事宜交由清关公司处理，手续更简便、速度更快且费用更低，但一般不能获得报关单据)方式进货，这种原本处在“模糊地带”的做法会让打假人咬住不放，最终“多数还是商家理亏”。
权衡之下，小赢选择了更合规的直邮方式，但这意味着更多的工作量和更久的发货时间，以及增加的成本和竞争压力，比如需要逐个打电话，向买家核验身份证号，这样的境况下，更多商家仍在迟疑。
咨询师王宁洁供职的一家名为“华测瑞欧”的公司，便将帮助进口食品做合规审查作为业务之一，这项业务的一大作用就是为了让商家和企业不被打假人找出瑕疵。她认为，进口食品做合规审查时的重点在于标签，常不得不死抠国家标准。“去年4月左右在海口岸，要求所有非纯巧克力产品中文名称都要写成’巧克力制品’，就是因为职业打假人产生了纠纷。”
随着新的法律法规出台，可能依旧会有新的漏洞产生，但包括在内，各大电商平台对商家的要求其实正不断提高。比如，在《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全面执行前，淘宝便成立了专门的项目组，要求食品商家公示食品经营许可证，否则一律下线。或许正由于真正的不良商家越来越难寻找到，有打假人甚至开始“制造”瑕疵。
朱小茧和朋友经营着一家以售卖薯片、坚果和辣条等国产零食为主的线上店铺，她向记者讲述了近来的遭遇：11月18日，有位顾客在店铺里下单了1万多元的蒸蛋糕。因为缺货，店家联系这名顾客退款。但在一周内，无论是旺旺留言、打电话、发手机短信，顾客都不作回应。直到11月30日，他才申请退款，店家马上同意了。
“结果12月份我们却收到法院传票，说是以低价诱惑顾客购买却不发货，属于严重的欺骗性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朱小茧感到愤怒，“我都蒙圈了，欺骗他什么了?明明联系他退款了也同意了好吧!”
朱小茧的店铺被以欺诈行为上诉
事实上，该店所售的蒸蛋糕并未大幅低于市场价。律师在了解事件后，也让朱小茧等人积极应诉便是。毕竟，卖家在按照平台流程及时处理后，退款订单对卖家销量、排名等并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买家也并没有因此造成经济损失。
往往赔了钱，但事还没完
为了提高胜诉的可能性，在出发去成都前，刘渊找了四波律师咨询。哪个点容易出错，如何应对对方的话术，他都事先准备。“一定要咬死在事实的某个点上，不然很容易被对方绕进去。法官依据的是法理，不会听你有感情色彩的话。”
律师给刘渊提供过另一个方案：可以把官司拖两年。也有朋友劝他打个电话认错，赔个两三万块钱算了，他都拒绝了。他说，他想看看这些“职业打假人”到底长什么样。
“真的有问题，我们是接受退货退款的。”对于最近被“打假”，林文涛打算应诉，“职业打假人总是先敲诈后起诉，应该是觉得应诉成本高于索赔额，认为我们不会接招，而干脆赔他钱吧?”
面对职业打假人的纠缠，商家是否赔钱就能了事?这又是一个难解的疑问。
朱先生在一家电商企业从事法律工作，他处理过大量关于职业打假人的案件。他表示，职业打假人的常规“套路”有两种：一是反复购买索赔，并共享商家信息，但不会去告发商家。二是放大商品有限的瑕疵，以举报投诉要挟，来实现拿钱的目的。
但最后的结果，依旧是放任市场上的假货，或者商家的瑕疵继续存在。既不能真正地维护市场经营秩序，商家也面临时不时被打假人再次找上门的可能。
朱先生表示，有许多打假公司以“法律合规服务”的名义，要求与商家签订付费合同，但实质上往往不会帮助企业去做真正的合规经营。
此外，心态没有调整好的商家被引诱进职业打假人队伍也是常事。“有商家亲口讲，他被职业打假人起诉完了之后又被找到，他们(职业打假人)和他说，打假这个事情很赚钱，让商家出钱给他们买货，然后分成。这样，就把心态没有调整好的商家引诱过来。”朱先生说。
相对于个体打假人的存在，集团化、公司化的运营则更为常见也更具有破坏力。朱先生说：“他们当中层层分工，你负责网络上找东西，我负责固定证据，固定完证据后，我帮你去写投诉函。有一些法律圈里面的人在背后，负责后续的打官司和投诉，拿到赔偿之后集体分成。”
在他接触过的打假人中，不仅有收到高额牟利诱惑的普通群众和商家，还有不少参与其中的公职人员、教师和法律专业人士。
“每个队伍里不都有害群之马?”
尽管做了一些心理准备，可到了法庭上，刘渊还是暗暗吃了一惊。原告席上站着的，居然是一个1992年生，看起来怯生生的女孩，眼里还带着一丝惊惶和迷茫。怎么说，都很难和那些宣称要“替天行道”的打假人联系起来。
令刘渊哭笑不得的是，女孩说自己并不是职业打假人，她是受没来出庭的男友，重庆一所政法大学在读研究生的指引，才选择将刘渊的店铺告上法庭。在辩论中，刘渊提供了准备好的所有证据，她才知道他们管理疏忽导致的标签问题和违规生产并无关系。
刘渊拒绝了庭外和解，赢了一审，最后的判决是让他向原告赔付60多元。
但原告方并不罢休，继续上诉，刘渊又去了一次重庆，这次，他见到了那名“研究生男友”。眼看着站在原告席上的女孩越来越语无伦次，坐在旁听席上的男友按捺不住想插嘴发言，被刘渊厉声呵斥：“你闭嘴，你在听众席无权说话!”
“我和法官说，这个事情我们业内是非常重视的，如果支持小孩挣这样的钱，他就永远不会再做正事了。法不外乎人情，虽然法官不会采纳，但是一定会听进去的。”后来，了解到武汉的买家也是一位1992年出生的政法大学学生，刘渊除了恼怒，还有一丝惋惜。
或许，总有一些职业打假人在入行前会思忖，这个事儿到底算不算绝对正当?在许多职业打假群中，打假人们也在宣泄对于制假商家的戾气，以及对成功打击商家获得金钱报偿的渴望。但对于这一“职业”能延续到何时，他们则都是一样迷茫。
有十多年从业经验的打假人王全中，认为自己行使的仍是正义之事，并不后悔选择了这条职业道路。只比王海晚“出道”几年的他，现如今也拥有了自己的打假公司。
“我们以打假为目的，以挣钱为手段。”王全中表示，他的公司成员早已不干“知假买假”的事，而是以被厂商雇佣打假为主，或者在发现假货与厂家联系，同时赚取赔偿金和佣金。
他深信这一群体被老百姓支持，“我们像啄木鸟一样去吃害虫，因为市场上假货始终存在”，但他也知道，“现在工商局和法院不太支持‘知假买假’了”。
追溯过往，在2014年3月开始实施的新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商家如果存在欺诈行为，消费者可以主张由原来的“退一赔一”升级为“退一赔三”。这让不少人兴奋入局打假行业。
而在日，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有一条“金融消费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这被认为可能会终结“知假买假”的职业打假行业。
不管会迎来怎样的命运，王全中打算在最终的规则出台前，先这么干下去。对于泛滥的职业打假人群体，他表示：“怎么说呢?人口太大，怎么做的都有。每个队伍里不都有害群之马么。”
钻漏洞牟利，与抓痛点找，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不少更正规化的维权公司也正不断出现和成长。杭州一家名为“品牌卫士”的公司，利用数据分析、智能追踪识别等技术手段进行打假，并与工商专案打假合作，能帮商家查杀网络中的侵权商品。
与此同时，以索取赔偿款为生的打假人群体的也开始越来越“膨胀”。有多位商家向记者反映，最近一两年，职业打假人的数量开始暴增。
为什么在各电商平台开始重视清理假货的同时，打假人却变得越来越多?朱先生说：“现在的问题并不全是因为假货，绝大多数的打假人是盯着商品信息宣传的问题，如使用了极限词、夸大了功效等。因为找寻这些问题不用付出劳动，也不用进行质量检测，简单操作，可牟利性高，所以很多人就随之加入。”
在身为商家的林文涛看来，随着电商行业的快速发展，很多小商家也在逐步正规化的过程中，此时新法规还不够明确，在落地实施上就留出了许多空子给有心之士钻营。
打假人失守的，可能是所有人的信任
发稿前，刘渊告诉记者，他已经收到了二审判决结果――维持原判。他胜诉了。
跑了两次重庆后，他感到异常疲惫。接下来则免不了还有一趟武汉行，投诉不成，武汉买家也将刘渊的店铺告上了当地法院，一并告上的还有天猫平台。
并不是每一次都有能胜诉的机会。“他们的分工很明确，比如谁先上谁后上，分别什么策略。”刘渊说，“有先安炸弹的人，也有在后面’挣大钱’的人。”
重庆买家告的是刘渊的店铺和加工厂，但加工厂排查并无实质性问题。武汉买家就转向告店铺和天猫平台。后来，天猫在当地委托了律师调解，原告对天猫方面撤诉，直接告店铺。
“他们鲜有不把平台拉上一起告的。”朱先生称。
但平台与用户之间只是服务合同，并不是买卖合同。为什么要把平台拉上一起告呢?他分析，打假人极大可能是希望通过平台向商家施压，达到快速索赔的目的，“平台承担责任是有前提条件的，要么不能提供商家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平台可能会代商家先赔;要么平台明知或应知经营者有欺诈行为而放任的，平台要承担连带责任。但现实中，平台往往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大量的判决案例可以说吗这一点，但打假人仍执意要将平台列为共同被告。”
巨大的案件量带来极高的诉讼成本，给各个电商平台也造成不少负担，同时占用了大量司法部门的资源和精力。
“他们(恶意的打假人)对司法也缺少敬畏之心。”朱先生说，“这种案子经常是开庭了，却联系不到维权的人。他们拿法院的传票、起诉书等法律文书吓唬不熟悉法律的卖家，以获赔撤诉做为牟利的手段，并不是真正要打官司。”
他说，对于公益性质的，能够找出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假人，许多电商平台其实并不排斥。但以牟利为目的，向一些商家重复购买、索赔，并不向工商、食药监举报的，而放任假冒伪劣商品继续销售的打假人，“我们现在抵制不了，但在我看来，这些人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最终正式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到底会不会是所有职业打假人终将遇到的“滑铁卢”?这可能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目前，对打假人的限制已经越来越多。
比如，法院在“消费纠纷”案件的审理上，已经有一些约束打假人行为的判断标准。12月6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一次会议上就该问题展开了讨论。根据公开的讨论纪要，人民法院不支持“知假买假(包括质量问题和标签瑕疵)”。在食品消费领域，假如标签、说明书并非有意误导消费者，法院也不支持十倍惩罚性赔偿。
另外，据《北京时间》报道，职业打假人王海近日透露，自己在中国官网注册的实名账号被封，他表示这是自己21年职业打假生涯遇到的头一遭。
为了应对不良打假人，也有越来越多的商家组成了“反打假联盟”，在面对非商品质量问题引起的恶意投诉时提供资源，互相协助。刘渊也希望，如果在重庆和武汉的两场诉讼都能取得胜利，就能够唤起更多商家在面对恶意打假时“勇于站起来”。
不过，仍有部分职业打假人在起着净化市场的作用。如果这个群体能更多地关注食品安全和仿冒问题，而非钻营一些无心的瑕疵，或许也不必招致如此恶名。
最后留下的问题是：如果打假人还需要继续存在，该以怎样的姿态前行？
（来源：天下网商 记者：何承轩 记者梁周倩、实习记者李梦琪对本文亦有贡献;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小赢”、“阿星”、“朱小茧”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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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商网版权所有 &透视“职业打假人”如何去打假？
　　“你准备何时退出打假维权的行列？”对于这句被反复问及的话语，66岁的喻晖思索片刻后，回答仍模棱两可，“这个不好说。”　　尔后，他又开始兴奋地讲述他打假生涯的各种经历。　　因坚持打假19年，每年“3·15”国际日前后，素有“湖南()”之称的喻晖总是电话不断：接受采访、应邀参与“打假”行动、为消费者答疑解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人气最火爆的时候”。　　然而，与喻晖的“风光”相比，在打假维权这个行业，全国各地每年都有人带着沮丧抱憾离开。　　这个群体的背后，很难用简单的几个“标签”来解读全部。　　为何要打假？　　从普通消费者变成专业的打假维权人士，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曾是权益的受害者。　　在打假界，“元老”王海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1995年3月，这位22岁的山东青岛人在北京一商场购买了两副耳机，后被证实为假冒商品。　　抱着一试的心态，王海依据日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成功索赔。　　按照当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也就是说，成功打假索赔，将获100%的收益。　　这一年，被称之为“消费者维权元年”，一批个人打假索赔者相继出现，是为“王海现象”。　　喻晖打假的“第一桶金”，便是依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条规定获得的。1996年的3月15日，喻晖来到长沙市东塘某百货大楼购买了360元名为“商务牌”的不锈钢系列产品，随后他发现，该商场卖的都是冒名顶替的假货，原本产自上海的知名品牌“商务牌”不锈钢产品，却贴着产自潮州厂家的伪造商标。　　商场主管出面受理了喻晖的投诉。之后不到两个小时，他依法拿到翻了一番的货款赔偿金720元。　　在此之前，喻晖因受伪劣商品之害，变得穷困潦倒。1993年，喻晖在长沙创办了一所民营美容美发培训学校。他花十余万元从广州购回一批教学设施，用了不到半年，便频频出现故障，甚至险些酿出安全事故，这给学校声誉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喻晖办学血本无归，还欠下了十几万元贷款。　　“最初打假是为了报复制假的商家，但后来发现，原来打假也有无限商机。”之后，喻晖索性“改行”，一门心思加入到打假行业。　　被外界称之为长沙“较真哥”的黄平国，亦是源于受害而成为打假人。1997年，黄平国把1000多公斤工业盐买回来当食盐，而卖盐的商家却不愿赔偿。为此，他跑了所有相关政府部门，均被“踢皮球”。从此，他开始关注监督政府部门工作和维护消费者权益。　　当然，除了能够维权，打假人也能享受到由此带来的经济利益。　　依据《食品安全法》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　　此外，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为五百元。　　怎样去打假？　　“社会上将我们称之为‘职业打假人’，我认为表述欠妥。”对于这个称谓，喻晖与黄平国均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在他们看来，严格意义上的“职业打假人”应该是指工商、质监等部门的执法人员，“我们只能算是专业打假人士或热心维权者。”　　然而，打假并非易事，涉及方方面面，包括诸多专业的食品安全知识。多位打假人士透露，在他们这个圈子中，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素质良莠不齐，这也成了一些打假人退出的主要原因。　　要想在“打假圈”立足，必须有自己的生存法则。　　熟稔法律法规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喻晖、黄平国等打假人士，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条文，能随便说出具体的条款。　　王海是打假群体中首个以公司打假为主的人。1996年，他创办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随后又成立王海热线工作室。前者帮助企业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并协助执法部门取缔之，后者则为百姓提供免费咨询。　　被称为“新疆打假第一人”的郑郁新，2001年从单位辞职后，从事过婚姻调查、债务追讨等业务。当看到王海将个人维权上升到公司维权后，郑郁新2004年也成立了调查事务所，把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公司最主要的一项业务。　　“个人买假索赔有其局限性，不可能成为一个长远的事业。”王海认为，成立公司后，可以抵御各种风险，也可以通过组织与组织的博弈，取得胜利。　　而今，王海的打假公司事业越做越大，深圳、杭州等地正在筹建新的分公司。他很满意自己现在的打假状态：靠两家不同的公司“两条腿”走路，既可赚钱，也不妨碍帮助、指导消费者打假维权。　　但是，目前活跃在许多城市的职业打假人，多数仍是单兵作战。　　多位打假维权人士告诉中新网记者，通常情况下，他们在发现“问题食品(商品)”后，首先会选择找到商场、卖家或生产厂家交涉，如果协商不成再找当地工商部门；若再未果，则采取起诉方式。　　喻晖的打假“风格”是：短、平、快。正规的商场超市是喻晖的主要“目标”。他发现问题商品后，若问题不普遍，会通知商场值班经理，建议他们撤柜，加强管理。　　反之，如该商品为品牌，销售量多面广、性质恶劣，他搜集证据后会以最快速度找到工商部门，让他们协调处理。　　“一味地跟商场去交涉，弄得不好就被对方扣上敲诈的帽子。”喻晖说。　　喻晖并不否认打假索赔能赚钱，他用“利国利民利己”来回应外界的质疑。他说，在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过程中自己付出了劳动代价，赚钱也是合法所得。　　与喻晖相较，今年41岁的黄平国打起假来，更“生猛”一些。　　黄平国介绍，他购买商品后，会在第一时间将购物发票、产品包装等凭据扫描下来，快递给工商或质检等执法部门。如未在规定的时间内等到官方答复，他便起诉政府行政不作为，其后才会考虑打民事官司索赔。　　近年来，黄平国上百次向企业索赔，数十次状告政府部门。“较真哥”的称号由此而生。　　对于时下流行的“网购”打假，喻晖因为过于麻烦选择了放弃。但这丝毫未影响到黄平国的兴趣。黄说，若收到货品后发现有问题，他依旧会采取惯用的方式：向企业注册所在地的工商部门递交书面材料，让他们出具受理书和处理结果，逾期则起诉。　　打假维权之困　　任何事情都有其多面性，打假维权也不例外。至今，针对打假人群体，仍存在一些争议。　　喻晖估计，中国的大多数城市，都有百人左右的职业打假队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发达城市打假人员相对要多，大约在1000人左右，这与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不过，目前对于这一行业的规模，尚无官方统计数据。　　在记者随机采访时，一些受访人士认为，早年的职业打假人往往以消费者代表、打假英雄形象面世。但后来很多人都觉得，他们越来越像是生意人，甚至把打假作为牟利的工具和职业。　　某知名酒类湖南分公司一位从事售后服务十余年的负责人感叹，“职业打假人”具备一定的专业素质，精通相关专业知识，一旦出手基本不落空。而许多知名商家为了顾及品牌声誉与社会影响，不想进入审判程序，多数以调解及和解的方式了结。　　该负责人说，一些普通消费者遇到消费纠纷时，也乐意去找职业打假人，获得赔偿后私下分成。因此，走法律程序只需几百元即可解决的问题，职业打假人介入后，往往要成倍赔偿才肯收场，“更有甚者，在利益驱动下，一些打假人成为竞争对手之托的‘枪手’。”　　这位人士也透露，新产品上市前，一些公司会主动找到打假人，请他们对外包装等进行“把关”，以免日后惹麻烦。　　这个群里遭受外界诟病的重要原因是，其中不乏一些敲诈勒索而获刑的打假人。日，有“成都打假第一人”之称的刘江因犯“敲诈勒索罪”，被重庆市万州区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7年。该案庭审时，曾吸引了全国各地一些职业打假人前往旁听。　　事实上，专业打假人士需要承受的，不仅仅是来自外部的质疑，还有来自法律层面的困惑。　　多位受访的打假人士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过去，对“知假买假”、“诱假买假”的消费者要求经营者“退一赔一”的诉讼请求，一些法院不予支持。　　直到去年3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其中的第三条明确：“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这一司法解释等于对争议了近20年的知假买假问题给予了一个明确的司法结论。”喻晖说。　　即便如此，王海依旧认为，单纯从商业的角度说，打假不是一门好生意。王海说，公众看到的只是他们赚钱的一面，职业打假人的生存状态鲜有人关注——即便他戴着墨镜，还要抵御各种风险的侵袭，如恐吓、威胁。诸如此类境况，喻晖、黄平国等也都遭遇过。　　不过，对于打假人群体，点赞者兼有之。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捷表示，打假行为微观上虽然存在着一些具体问题，但总体上对社会是有益的，可以帮助社会净化在领域的违法不端行为。　　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邱宝昌说，只要没有采取违法的方式，都应给予支持。他认为，打假对规范经济秩序及广大消费者多有裨益，不能因为打假人牟利，而追究打假人的责任。　　打假人待规范引导　　“有时候买假不一定能得到赔偿，风险很大。”喻晖说，2000年以前坚持至今的湖南专业打假人已所剩无几，一些打假多年的同行无奈退出了这个圈子。　　他认为，消费者不可能对每件商品了如指掌，仅能凭经验对商品属性进行初步判断，顶多只是怀疑，鉴定难是当前消费者普遍存在的维权困局。　　从事打假维权多年的黄平国说，虽然通过打假人士的介入，不合规格要求的商品食品逐年有所好转，但仍不容乐观，这需要职能部门继续加大监管力度。　　“我希望天下无假，更愿意看到消费打假维权这个行业失去市场。”黄平国充满期待地说。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捷表示，在对打假人士总体接受和认可的基础上，应注意规范和制约打假人的部分不端行为。他们有一些极具个人主义和追求发财、牟利的打假行为，极容易超越界限，从而危害市场秩序和法律规范。因此，他建议在对其合法行为予以保障的基础上，明确界定其不可逾越的法律界限，比如不得陷阱打假，不得敲诈勒索，不得暴力胁迫等。　　湖南万和联合律师所李健律师认为，职业打假人是监督市场消费公平诚信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但仍有其不足之处，需要国家予以规范引导。比如是否可以对该群体给予明确立法保护支持，让其更加光明正大地打假，减少社会非议。同时也给予一定的技术指引，让其打假更加规范有成效。最后对该群体也要考虑给予一定的监督培训，从而防范矫枉过正，敲诈勒索行为的发生。(完)(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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