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东北流亡群体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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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流亡群体开始形成。这一群体以撤出华北的东北军政力量为主，还包括流亡关内的东北学生、知识分子、商人及普通难民。“抗日还乡”是东北流亡群体的主要志愿，为此，他们积极参与关内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也成为国内政治博弈中的一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这一群体也作出过积极的历史贡献。
积极推动全面抗战的兴起
东北流亡群体具有强烈的抗日诉求，群团色彩亦逐渐增强。流亡华北初期，在张学良授意下，东北地方精英阎宝航、高崇民等人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主要组织和援助东北义勇军，也从事抗战请愿宣传和东北流亡民众的救济与安置。这一时期民众的救亡运动虽然主要是在东北军政群体支持下开展的，但中国共产党、青年党等党派已在救亡组织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由于东北流亡群体流亡异乡的悲惨遭遇以及随之而来的抗日救亡热情，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意识地从这一地方群体中发展力量。1933年后，东北流亡学生中逐渐形成国共两党组织及外围团体的对峙局面。1935年爆发了反对华北特殊化的“一二九运动”，东北大学和东北中山中学等校学生在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年间，“一二九运动”蓬勃开展，它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救亡主张，也代表了东北流亡群体“复土还乡”的志愿，引起国内各界民众的共鸣。
日的“西安事变”，是东北流亡群体表达抗日救亡诉求的集中体现，激烈的“兵谏”方式反映了他们义无反顾的坚决态度。“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遭到扣押，东北军被分割使用，东北流亡群体遭到严重削弱。但“西安事变”促使国民政府在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将国策由“积极剿共”转变为“联共抗日”，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形成。“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面抗战随之兴起。
全面抗战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全面抗战兴起后，分别负责平汉线、津浦线和淞沪地区作战的东北军53军、51军、67军先后参加徐州会战、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矢志抗日的东北军将士终于实现了对日作战的夙愿。在中国远征军中亦有东北军53军的番号。同时，东北军53军吕正操团、57军万毅旅等部在抗战兴起后先后脱离东北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阵营，成为华北抗战中的劲旅。
在战时大后方的重庆、成都等地，也聚集了大量东北流亡人士。1938年，张学良的旧时幕僚阎宝航、高崇民等建立了东北救亡总会，旨在联络和救济流亡到后方的东北民众。该组织具有较强的地方色彩和中国共产党统战背景，既从事救济东北民众、筹划收复东北的工作，又是掩护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隐蔽战线的公开组织。
抗战中的东北流亡群体不再是全面抗战前唯一的流亡群体，而是全民族抗战的一份子。他们既发挥了解东北的优势，积极从事收复东北的相关工作，又与全国民众同仇敌忾，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东北解放和建设中
发挥巨大作用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对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民，应当加紧团结他们，准备收复失地。”而在其后《关于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又特别强调：“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重要的。”因此，“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同志当选才好。”最终关向应、林枫当选为中央委员，吕正操、万毅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抗战胜利之初，中共中央就命令原东北军吕正操、万毅、张学思等部向东北挺进，并要求各根据地的东北籍干部全部前往东北，为东北新根据地的开辟与巩固，乃至解放全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依靠大量东北籍干部及官兵，发挥了他们“解放家乡”、“建设家乡”的积极性，使得根据地日趋巩固，军队逐渐壮大。而国民党军虽多为中国远征军的精锐，但地理、民情皆不熟悉，相形之下处处被动。因此，国共两党在东北的军事力量对比逐渐朝着对中国共产党有利的态势发展，直至最终完全解放东北。而东北解放区的建立与恢复生产，对解放全中国和巩固新生政权具有深远意义。
总之，东北流亡群体曾经是地方意识浓厚的群体，但在抗日战争与国共对峙的时代背景下，该群体亦经历着嬗变。一方面，作为整体的东北流亡群体积极推动和参与抗战，另一方面，这一流亡群体也因国共对峙发生了分化。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整合这一力量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广泛成功地吸纳了这支重要的力量，最终推动了当时中国政治与社会时局的转变。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民国东北大学研究”负责人、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责编：李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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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查询出身于东北军的关内汉奸
(文摘精选)
出身于东北军的关内汉奸
出身于东北军的汉奸分关内关外，关外的那是伪“满洲国”，详见
&张景惠：辽宁台安人。东北首席巨奸之一。曾任东北军张作霖大帅的副手，后出任南京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1931年九一八事故后，前往东北。无耻投靠倭寇。积极参与策划成立伪满州国。出任伪满洲国参议府议长兼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等职。
&& 荣臻：东北首席巨奸之一。 曾任东北军大本营总参谋长，东北边防军代理司令兼参谋长。1931年九一八事故，下令东北军不抵抗，本人微服逃走。后来无耻的投诚出任伪要职。
&& 熙洽：辽宁沈阳人。东北首席巨奸之一。曾经任东北讲武堂教育长，吉林省主席。1931年九一八事故后，积极参与策划成立伪满州国。出任伪满洲国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省长等职。
&& 张海鹏，东北首席巨奸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故后，率先投诚，并积极进攻黑龙江的马占山抗日部队。积极参与策划成立伪满州国。历任伪满洲国侍从文官长、总理大臣等职。
&& 于芷山，东北首席巨奸之一。辽宁台安人。东北军高级将领。“九．一八”事故后，发表独立宣言，公开附逆，并接受倭寇费用。历任伪满洲国军政部大臣、治安部大臣、将军府大将参议。
&& 周大文，东北巨奸。历任电报局长、大帅府密电处长、辽吉黑三省电政监督，“九一八”事故后随东北军撤入关内，于1932年出任北平市长。而后竟自动投靠倭寇，认贼作父，做了一名可耻的巨奸。
&& 邢士廉：原东北军高级将领。后变节为东北巨奸。积极参与策划成立伪满州国。出任伪满洲国军事大臣。
&& 臧士毅：辽宁城南人。东北巨奸。不孝不忠。曾任奉天军署总参谋长，辽宁省主席。1931年九一八事故后，他不遵母命，投诚日本，任伪奉天省长，其母投缳自杀，以身壮烈殉国。臧式毅积极参与策划成立伪满州国。伪满州国建立后，他担任伪满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1934年任伪民政大臣，1935年5月任伪参议府议长、兴亚国民运动大会总司令。成为中华民族可耻的叛徒和巨奸。 &
&于身澄，东北巨奸。不是皇军胜似皇军，积极参与策划成立伪满州国。出任伪满洲治安部大臣。 &
&凌印清，辽宁海城县高坨子人。东北巨奸。投靠倭寇，被封为“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司令。 丁超，1911年5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回国后历任教练官、副官、副官长等职。1920年晋升陆军少将，任黑龙江海满警备司令、东省铁路护路军哈满司令等职。1927年晋升陆军中将，任滨江镇守使兼18旅旅长，护路军哈绥司令等职。1929年中东路事情迸发，丁超被委为吉林军前敌总指挥、东北边防军东路前敌总指挥等职，协同海军司令沈鸿烈、依兰镇守使李杜等部在三江口、富锦、同江等地抵御苏军。1931年“九·一八”事故当时，丁超正任滨江镇守使兼第二十八旅旅长（原番号第十八旅）、护路军哈绥司令。时吉林省军署参谋长熙洽开城纳敌，通令吉林省署辖下的各镇守使署、县署一概对日合作。丁超虽不以为然，但也有意抗日，暗中派亲信联络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有意在哈独树一帜，不受熙洽节制。为拉拢在哈军政官员，熙洽派亲信到哈尔滨活动。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表示了对日合作之意，但其并无实力。与张景惠相比，丁超也属老资历，又身兼3职，颇有实力，因此，驻哈各部队官员多以丁超马首是瞻。但丁超却因政局动荡，顾虑很重，有意过问哈尔滨防务及地方治安事宜，使哈尔滨构成“三不管”地区，人心惶恐，谣言蜂起，情势非常严峻。熙洽自持有日本人撑腰，派于琛?率5个旅伪军向哈尔滨进逼，哈尔滨情势非常危殆。在危殆关头，依兰镇守使李杜、吉林省军署卫队团长冯占海分别率部进入哈埠郊区，丁超遂加入李、冯抗日行列，率部投入第一次哈尔滨保卫战。日，在哈抗日派将领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吉林自卫军总司令部”，公推李杜为总司令，另推举丁超为中东路护路军司令。会后，丁超与李杜联名发出通电，强烈谴责日军的侵略行径，抨击熙洽等一伙汉奸的卖国之举，表示了抗日守土决心，丁超的声望顿起，在当时国内外均有相当影响。2月初，日军第二师团在伪军配合下向哈尔滨进犯，第二次哈尔滨保卫战打响。丁超指挥所部在顾乡屯一线抵御敌军，终因敌人火力凶猛，阵地陷落，丁超仓惶躲进张景惠公馆，欲同张景惠一同撤往安全地带。不料，张景惠明确表示了对日合作的态度，丁超只好率领少许卫队撤离哈市，在哈东一线召集溃兵，以图再举。
　　哈尔滨及哈东沦陷后，在李杜等人的运营下，下江地区军民抗日的热情不减，丁超也未萌生异念，期间曾协同李杜组织3路大军反攻哈尔滨，并取得相当战绩。5月17日，日军从旱路突袭依兰，自卫军大本营失守，李杜撤往梨树镇，重整兵马坚持抗敌。丁超却同李杜分道扬镳，径自率卫队撤往宝清，暗中派人同日伪劝降代表接洽。1932年末，日伪军大举进犯下江和哈绥路沿线，自卫军不支，相继溃散，李杜率残部渡江入苏境。丁超却在宝清接受了日伪的劝降条件，放下武器，背叛了抗日事业。
　　丁超降敌后，日伪对他并不信任，给他一个总务厅嘱托(相当于顾问)的闲差，直到1938年8月，才委任他为伪通化省省长，次年8月又调任伪安东省省长。两任省长届满，又削其实职，调任伪参议府参议，直至伪满洲国垮台。
　　1945年8月，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将丁超关押。丁超作为汉奸受审，50年代初病死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关内的汉奸见后。
鲍文樾（1892年－1980年4月），字志一，满族，奉天凤凰人，中华民国军事人物，东北军高级将领，汪精卫政权政要。
北京陸軍大学毕业后，鲍文樾投奉系。1926年（民国15年），鲍文樾任安国軍第三、四方面軍軍团参謀長。翌年6月，获授陸軍中将銜。1928年（民国17年），任東北保安司令部参議、東北陸軍講武堂教育長、東省特别区警務处处長。
張学良东北易幟後，鲍文樾历任参謀本部参謀次長、国民政府軍事委員会第2厅副厅長、国民政府軍事委員会北平分会委員、国民政府軍事委員会办公庁副主任、陸海空軍总司令部駐京办事处处長。1930年（民国19年）中原大战期间，他作为張学良的代理人赴南京，担任同蒋介石联络。西安事故时曾是次要参与者之一。后受周佛海引见而加入汪精卫政权。
1939年（民国28年），鲍文樾任汪精卫组织的中国国民党地方委員。翌年3月，汪精卫政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鲍文樾任軍政部政務次長、代理軍政部部長。此外，他还任地方政治委員会委員、軍事委員会常務委員。同年12月，任軍事委員会主任委員。
1941年（民国30年）3月，鲍文樾正式升任軍政部長，并兼任清乡委員会委員。5月，任广東省政府委員。9月，任地方陸軍軍官学校校務委員会委員。翌年8月，随着軍政部的改組，他转任陸軍部部長。1943年（民国32年）1月任最高国防会議委員。同年4月任参謀总長。他于1943年后与军统局发生联系。1945年（民国34年）4月，转任河南省省長。
日本投诚後，鲍文樾被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以漢奸罪逮捕。1947年（民国36年）3月7日，被判处死刑，同年5月20日减刑为無期徒刑。1949年（民国38年），他被押往台湾继续收监。1975年（民国64年）获得释放。
1980年（民国69年）4月，鲍文樾在台北市病逝。享年89岁。　鲍文樾（）字志一，东北军少壮派将领、辽宁辽城人。满族，保定军校2期步科，北京陆军大学6期毕业。毕业后历任东北军26旅中校参谋，安国军第三、第四联合军团（张学良和 韩麟春）参谋长、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东北讲武堂教育长、东北特别区警务处处长等职等。1931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参谋次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办公厅二厅副厅长、办公厅副主任等。何梅协议签订后，何应钦南下时，将军委会北平分会交由办分厅主任鲍文樾代理[1]，要鲍文樾等“拖下去”。　　张学良送蒋到南京当前，他代表东北军见到蒋介石时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可以遵照委员长意旨接受甲案，但向委员长请求必须让张副司令前往西安处理。蒋介石向鲍文樾说：“汉卿在这个时分回去，对事没有好处，等候事情结束后，他可以回去，如今汉卿本人他也暂时不情愿回去的。”蒋介石允许鲍文樾与张学良会面。鲍文樾到雪窦寺见到张学良时，告知了西安方面已三位一体，加强军事防线，已向蒋委员长说了可以接受甲案，但必须让张副司令回去，并把我信也交给了他。张学良说：“我没有想到你们能支持这么久，你们能坚持，我有办法，你们也有办法，要撑下去。”张学良留鲍文樾在雪窦寺一同吃饭，在座有熊式辉。张学良在席间曾与熊式辉议论到“剿共”与抗日的成绩，张学良仍然坚持他“双十二”的主张。鲍文樾归来时，并带来张学良写给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缪澄流、刘多荃的一封信。大意说：为国家、为东北，希望和平处理，勿扩大内战，致使有违抗日爱国的初衷　　第二年，戴笠这次凤凰山见张学良，是奉介石的令：让张学良写信给文樾，劝他不要同汪精卫随波逐流，张学良得知东北军将领鲍文樾经过周佛海引见，参加了汪精卫的伪政府，非常气愤。张学良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按戴笠的意思，写信给鲍文樾，叫他不要认贼作父，不要 “ 做历史罪人，好自为之 ” 。　　鲍文樾后任汪伪南京政府地方委员会委员、周佛海经过鲍文樾的关系，招降了不少鲁苏战区的原东北军旧部和山东战场的抗日部队。鲍文樾最大的“功劳”是从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手中，将新四师师长吴化文以及东北军第111师334旅旅长荣子桓拉到汪伪阵营中来。周佛海日记中便有记载，日:“鲍志一来，谈弹压于学忠及石友三旧部各成绩。”在鲍文樾等人的策反下，吴化文日率部投诚汪伪，所部改为山东方面军，任总司令;后改为第三总司令。荣子桓于同年6月在鲁南附敌，改编为第十军，荣为军长　　1943年 鲍文樾任伪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华北委员，10月10日授予陆军上将军衔。同年与军统局发生联系。1945年任河南省省长，后代理军政部长等。抗打败利后被逮捕关押。1946年被苏州高等法院判处死刑，但未执行。后由家人托傅作义向蒋介石求情，才免一死，，改判无期徒刑。1949年移往台湾。1975年获释，1980年4月在台北病逝
1934年，张学良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白凤翔开往河南省息县，改为骑六师，任师长。同年夏，赴庐山受训，结业时蒋介石赠他大量金钱，想离间他与张学良的关系，他不为所动。
1935年，张学良任东南剿匪军总司令，他部开往陕西乾县，改编为骑兵军106师，仍任师长。中共地下党员刘澜波以堂兄刘多荃为掩护在东北军中活动，他在与刘澜波接触中知道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6年，派师参谋长汪镛与红军代表朱瑞在固原县杨郎镇密签局部休战协议。
西安事故前夕，张学良电召白来西安，向其秘密布置了临潼兵谏的任务。日，张学良以预备让白凤翔回热河打游击为名，带领白凤翔来华清池见蒋介石，其实是为了让白凤翔熟习华清池地形和认清蒋介石容貌。同年12月12日，兵谏举动开始后，白凤翔指挥本部和东北军侍卫营孙铭九部直冲华清池，经过一番激战，解除了蒋卫队的武装，他的部下刘桂五（抗战中战死，抗日英雄）并在骊山半山腰抓住了蒋介石，顺利完成了任务，遭到张学良嘉奖。
张学良被蒋扣押后，被免职。不断在北平闲居。抗日和平迸发后，白凤翔来到南京向蒋介石请战，被任命为热河省抗日先遣军总司令。随即从南京前往到西安，先将原骑六师库存的武器弹药拿出来，然后招回部分旧部及收拢陕北各县土匪，渡过黄河，经常在日本占领的绥远省西部各县山地按兵不动，逐渐发展到万人，辖四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1939年后半年，深化到热察边境多伦附近，给日伪军形成很大要挟。日军集中数倍兵力将其包围在固阳地区，战役中，他受轻伤，部队弹尽援绝。重庆军统担任人指示按“曲线救国”办法行事，他接受了伪蒙军李守信劝降，日军大造气势，并将七个骑兵师和一个步兵师交白凤翔统领，任命他为东亚同盟军总司令。
1941年冬太平洋和平后，认为反正机遇已到，预备起义。因事机不密，被日本驻包头间谍机关长福森利柱侦知，派日本医生以看病为名，暗放毒药将他害死，其部队只要两个师起义成功。
曾经在华清池捉过老蒋的白凤翔终身中由匪而军而伪，在民国军事史上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人物。此公出身热河的绿林好汉，且扎吗啡针成瘾骨瘦如柴，人送外号白三阎王（烟王）。白凤翔投日后某次与李守信见面，早晨脱衣睡觉时却见他外衣里面魔术师般挂着七支手枪：20响大肚匣子2支、勃朗宁5支，连同子弹至少二十多斤。饶是李某人一样也是由匪而军而伪的大角色也惊的舌头吐出来缩不回去，遂劝其卸下武装。白凤翔勉强卸下三支，身上仍留着二十响1支、勃朗宁3支，才肯睡下且苦笑曰：“我已背了几十年，身上已磨出茧子，全解上去松了吧叽的反而睡不着觉。”
李守信，1921年4月，在奉军内担任营长、团长。1930年李守信在东北军十七旅担任三十四团团长时，接受下级命令进剿嘎达梅林起义队伍，李守信率领三个团的一千余名骑兵，追击数百里，追剿嘎达梅林起义队伍。嘎达梅林在强渡漂浮冰排的乌力木仁河时，被李守信誉步枪射死在河内。“七·七”事故后，李守信利用华北情势，一跃成为伪蒙古军总司令。1940年10月他兼任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副主席。1941年初随德王去日本东京访问，拜见日本天皇和东条英机。1945年“八·一五”，日本宣告无条件投诚当前，陈毅将军曾派人给李守信两封信，动员他归顺人民，立功赎罪，李守信顽固拒绝。其后，他投靠蒋介石集团，助纣为虐与人民为敌。冬季，蒋介石到北平视察，将李守信找去，面令其速去东北，召集旧部，扩充武装，配合“剿共”。从此他先后担任国民党第十路军总司令，热河省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骑兵第六军军长，国民党政府东北行辕中将军事参议等职。1949年4月李守信逃往台湾。6月间，李守信由台湾前往大陆，日，他和德王一同逃至蒙古边境察干套老盖。日被蒙古边防军逮捕，于当年9月18日引渡回国，在北京入狱。1964年被人民政府特赦。后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史馆馆员。1971年在呼和浩特病故。
1892年生于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早年在热河北部以“信”字为号聚匪为害地方，后被担任热河游击马队统领的张连同收编，曾任营长、团长，1922年张连同投靠奉系，被改编为东北边防军骑兵，李守信任骑兵团团长，驻哲里木盟（今内蒙古通辽）开鲁。后在张学良的指挥下，反抗过嘎达梅林起义。1925年张连同被宋哲元击败，其部大部分归由李守信率领，这是李守信起家的资本。
1931年九一八事故后曾率军抵抗日军进攻，任东北军驻热河骑兵第9旅崔兴武部下 第57团团长。1933年，日军进犯热河，李守信率部投敌。所部东北军17旅被改编为“兴安西警备军”。后被日军驻赤峰间谍机关头子田中玖委任为“热河游击师司令”、“察东警备军司令”等伪职，下属两个汉族支队6300多人，一个蒙古兵支队1700多人，还有一个炮兵大队。1933年冬季，日军全部占领热河当前，便开始预备侵犯察哈尔北部的多伦，当时驻防多伦的是日本人不太信任的――刘桂堂（刘黑七）的山东土匪军7000多人，李守信于这年五月率领两个汉人支队与炮兵队向多伦开拔，预备攻占多伦。李守信是个擅长指挥战役，又懂得只要掌握住枪杆子才能在日本人与国民党面前两面讨好的的人，他知道这次日本人派他来进攻多伦，是对他能否对日本人忠心的一个考验。33年端午节这天，刘桂堂偷袭李守信不成，被李守信打死将近两千人后于5月30日撤出多伦，逃往张家口，就这样李守信以很小的代价进占多伦，而此时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起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多伦东北的几个县由于只是由日本人扶植的伪军及民团驻守，应而很快被吉鸿昌率领的抗日同盟军击溃并收复，抗日同盟军也很快便对多伦构成了包围之势。在预备进攻多伦之前，吉鸿昌派姚景川去李守信的刘继广支队里，做团长陈景春的策反工作，由于此二人乃是亲戚。关于此事情，李守信在其回忆录中说：“在抗日同盟军围攻多伦以前，我曾和参谋长陈宝泉瞒过日本人召集两个支队长和团长们开会，我说，谁是真抗日，谁是真投敌只要盖棺才能定论，我们已跟日本人拉上线，如今八字没见一撇，绝不能放弃多伦，必须死守几天，看看抗日同盟军的力量究竟如何，瞧瞧日本人对我们的态度怎样，然后再决定下一步的举动……”。
抗日同盟军围攻多伦时的兵力有一万多人，但是配备大部分都是轻武器，当李守信在多伦听到战役打响时并没有炮声以及不多的几声机关枪声时，愈加坚定了其坚守的决心。7月8日这天抗日同盟军的骑兵队500多人，进攻小孤山，此时正赶上日本人的飞机来侦查，日本人的飞机在向抗日同盟军的骑兵队扔了几颗炸弹后，骑兵队便退避了。在这个时分正赶上旱季，连绵的阴雨对抗日同盟军的进攻非常不利，由于接连几昼夜的进攻无果后，再加上后方的给养接济不上，抗日同盟军的气势开始低落。在战役呈胶着形状时，李守信总是能出如今守城最吃紧的地方，大大鼓舞了下属兵士们的士气，方式向李守信这边逐渐好转。这个时分姚景川又被派去做李守信的策反工作，姚景川对李守信说，如今苏联人曾经决定给冯玉祥100万支枪，不久就可以经过外蒙古运过来，你如果归降冯将军，既能得到抗日英雄的美名，又能得到实惠，但是李守信知道冯玉祥的为人，他若投靠，断不会遭到什么优待，能保住脑袋便不错了，难道苏联人给他的枪还能给我不成。姚景川又说：冯先生真心抗日，得到全国各方面爱国人士的反对，如果这次连多伦都收复不了，人们就要大失所望，如今你只需把多伦让出，便可以振奋全国人民抗日的决心，这就是对抗日的最大贡献，冯先生自然会看重你，给你高官厚禄。之后又说，冯先生此次派我来，是想向你暂时借一借多伦。冯先生真有办法，你不成成绩会和我们合作在一同，冯先生要是没有办法，我担任把多伦还给你。对于姚景川的劝说，李守信也有些动心了，毕竟得罪冯玉祥也不是什么好事。李守信在其回忆录中说：我由于孤军据守多伦三天三夜，也蛮对得起日本人给的六万发子弹，冯玉祥既然派代表来，我不能把这条路切断，如今正到了两面都能讨好的时分，于是我问姚景川，你们打算借多长工夫。姚景川说，借两三个月，我说，两三个月工夫太长，一个月我能应付日本人，到期限你们如果不归还，我就要反攻，我们一言为定，都要对得起朋友。
单方达成这个“借荆州”给冯玉祥脸上帖金、给中国人的抗日注射兴奋剂的口头协议之后，抗日同盟军按照李守信吩咐，虚张气势的加紧进攻，李守信在日本人的顾问教导连担任人浅田面前说，我们誓死守卫多伦，但是日本人也怕死的很，感觉情势不妙，便给承德的间谍机关发电报，要求接济。并把战况描绘的特别惨烈，也是希望上峰能自动提出撤离，驻热河的日军担任人松室孝良害怕把李守信这支忠于日本人的伪军被抗日同盟军消灭或是收编，于是便赞同撤离，如果不赞同撤离，派日军从承德去解围，也是远水救不了近渴，再说，连日大雨，行军肯定又会耽搁时日。
李守信从多伦假装包围撤离的时分仍然好好表演了一番，很好的瞒过了日本人的顾问队，在这幕双簧戏唱完的时分，李守信的部队安全的，毫发无损的撤离到了离多伦280多里的锥子山，而吉鸿昌的抗日同盟军也雄赳赳气昂昂的进占多伦城，于是冯玉祥通电全国说，抗日同盟军一举收复察东重镇多伦，来自全国甚至世界的镁光灯齐聚他面前，更多的是齐聚国民党的发言人面前，于是振奋中华民族抗日精神的兴奋剂就在这样一幕闹剧的基础上注入了全国人民的心。不过这兴奋剂并没有维持多长工夫，一个月后，李守信再次攻占多伦，大半个中国也一步一步被日本人占领，期间这样的双簧戏不知有没有再演出过。
陈：宋主席对你非常钦佩，特别派代表来跟我接头，希望我们和他合作在一同抗日，故来向你报告。
李：大哥我们暂不谈别的，我先问你，宋哲元能给我29军的军长吗？能给你扩充枪马齐全的一师骑兵吗？
陈：我头脑简单，没有想这个。
李：宋哲元并不比我大，我也不见得比宋哲元小，他虽然是老蒋的干儿子，在日本人面前还不如我吃香，我们要直接找老蒋，我不拐宋哲元这个弯。
陈：难道我们不抗日吗？
李：我叫你送子弹给他难道是叫自杀中国人？ 如今日本人正给我们扩充，最好不要节外生枝，到了一定的程度和恰当的机遇，我自有办法，你不要以为我和德王曾经联合，这完全是扯谈，他们把我当汉人看，我也以汉人自居。我们如今是带着假面具，没有揭破就尽量装着，多装一天就多得到补给。到了装不住当前，再反正也不迟，有这1万多枪支人马，谁也欢迎我们，不要愁拿上一颗肥猪头找不见庙门!
至于我今后怎样办，那只要拉竿子。到绥远也好，到热河也好，如果国共合作起来惩治汉奸，和我同命运的人很多，我挑起来一干，不愁没有人呼应跟我，如果国共从此分家，只需有人有枪也要我，我愈加有活动空间，可以左右逢源。
1936年5月，经日本关东军授意，参加了以德王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任伪蒙古军副总司令（后任总司令）；同年11月，在绥远抗战中，在百灵庙战役中被国军傅作义部击败。1938年，出任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日本投诚后，随德王赴重庆晋谒蒋介石，被任命为“第10路军总司令”、“东北民众自卫军”司令等职。他说：“我投敌12年,总算把命捞住了,虽然在察北扔下了30里长的一条山沟,400匹马5000只羊,在厚和和张家口扔下了50万买下的两处房屋,可是北平还有十几处院子,除了运去整整十万两烟土,尚有换成美元2万元的财产,以及其他贵重衣料皮衣和不少值钱的东西,所以我感到我当蒙奸非常够本,而且有赚头!”内战迸发后，授命到内蒙古东部地区招纳旧部，组织武装，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1947年，其部众被人民解放军全歼于开鲁，他逃往北平，后又辗转到台湾。
1949年4月李守信逃往台湾。6月间，李守信由台湾前往内蒙古，跟随德王在阿拉善旗参与组织“蒙古自治政府”的活动。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后，又出逃至蒙古人民共和国，日被蒙古人民共和国边防军逮捕，于当年9月18日引渡回国，在北京入狱。1964年被人民政府特赦。后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史馆馆员。写下了30万字的回忆录。
1970年5月，李守信在呼和浩特病故。终年78岁。
丁其昌，热河赤峰人（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人。伪蒙军少将。原为东北军17旅军官。
1933年3月，17旅旅长崔兴武弃职出逃，丁其昌与尹宝山、刘继广等人推李守信接任旅长，并马上随李守信在林西投诚日军，做了汉奸。李守信被日军任命为伪热河游击师司令，丁其昌被任命为直属炮兵大队大队长，同年9月，李守信所部伪军被改编为伪察东警备军，仍任 直属炮兵大队大队长。 日，伪“蒙古军政府”在嘉卜寺成立，李守信所部改为伪蒙古军，仍任直属炮兵大队大队长。
1937年，伪蒙军第一师师长刘继广调任伪包头市市长，丁其昌接任伪一师师长。
日，德王为首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丁其昌被调离军队，出任伪政府治安部部长，1941年4月，伪政府改组，治安部与民政部全并为内务部，丁其昌任内务部部长。1945年8月，日本投诚，丁其昌惶惶不可整天，不久自杀。
刘继广，字润斋，山东人。原东北军17旅团长。1933年3月，17旅旅长崔兴武弃职出 逃，刘继广与尹宝山、陈宝泉&等人推李守信接任旅长，并马上随李守信在林西投诚日军，做了汉奸。李守信被日军任命为伪热河游击师司令，所部编为三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三个团，刘继广被任命为第一支队司令。同年9月，李守信所部伪军被改编为伪察东警备军，各支队改为师，刘继广任伪一师师长，日，德王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在嘉卜寺成立，李守信所部改为伪蒙古军，刘继广仍任第一师师长，驻防包头，日本人为了分化李守信的军事力量，让刘继广任伪包头市市长，脱离了军队，改任文官，日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刘继广调任伪最高检察厅厅长。此后，他还曾历任伪大同省省长、伪宣化省省长。
日本投诚后，其行迹不明。
汤玉麟手下的旅长，在开鲁、天山、林东等地驻扎。1928年任东北军骑兵十七旅旅长。1930年在哲盟达尔罕旗追剿、反抗嘎达梅林武装起义。1931年冬，日军侵占通辽，一面与日本间谍机关暗中往来，一面调防部队做抵抗姿态。1933年2月，被张学良提升为五十九军军长。日军进攻热河时把队伍交给李守信，要当顺民。借民国初年牧区放垦之机，在开鲁、林东、林西占据大片土地，成为热北赫赫有名的官僚地主。解放后，拉起土匪武装，与人民为敌，1947年被解放军击毙于黑山。
尹宝山，热河林西（今属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人。胡匪出身，后入东北军，任17旅团长。1933年3月，17旅旅长崔兴武弃职出逃，尹宝山与刘继广等人推李守信接任旅长，并马上随李守信在林西投诚日军，做了汉奸。李守信被日军任命为伪热河游击师司令，所部编为三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三个团，尹宝山被任命为第二支队司令。同年9月，李守信所部伪军被改编为伪察东警备军，各支队改为师，尹宝山任伪二师师长，随李守信参加了进攻察东抗日军队的举动。
日，伪“蒙古军政府”在嘉卜寺成立，李守信所部改为伪蒙古军，尹宝山仍任第二师师长，驻防商都，1937年9月，在商都作战得胜，被解职下台。
1937年9月，绥远的傅作义自动出击，进攻日伪军，由董其武率领本部首先进攻商都，驻守商都的尹宝山伪军死守迎击，战役打响甚为激烈。商都是一个平缓的丘陵地区，进攻部队全部裸露在平原上。傅军为了减少百姓的损失，没有用大炮轰击，在强攻的过程中，单方均有伤亡。为了分散伪蒙古军的精力，董其武采取三点一线的战术，一鼓作气攻下了商都县城。尹宝山被迫撤出，商都遂为董其武军占领。尹宝山在撤离途中，团长井德泉乘机率部起义投归了董其武的绥远军，商都之战对伪蒙古军是一个重挫。
宝贵廷（年），蒙族，蒙族名字是宝音德力格尔。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今辽宁省朝阳、北票市境内）人，成吉思汗后裔。从土默特右旗出来投军，任奉军骑兵独立第九旅二团赵国增部营长李守信的文书上士。后经李守信引见，赵国增又将他保送至“东北讲武堂第八期骑兵科”进修，和乌庆霖同窗，毕业后回到热河，汤玉麟任命宝、乌为陆军少校，担任参谋和副官。热河沦陷和汤玉麟失败后，宝贵廷跑到北平住闲，生活没有办法，听见德王在百灵庙成立蒙政会，便跑到百灵庙投效德王。韩风林死后，他代理了保安队长。
1935年1月德王派宝贵廷潜赴多伦，与伪察东警备军司令官李守信及日军驻多伦间谍机关长植山联系，商定从内蒙古东部各盟旗招兵，在李守信隶属下成立1个团，由宝贵廷任团长，暂时在李守信那里秘密训练。
伪蒙古军成立后任伪蒙古军第4骑兵师师长、伪蒙古军第2军军长。1945年春接替乌古廷为伪蒙军总参谋长。日本投诚后，被国民党收编，与李守信分别任第十二战区暂编骑兵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参谋长。
1949年李守信、宝贵廷、苏和巴特尔、都固仍仓、敖门巴特尔、达喜等20余人，都相继越境跑到了蒙古。1950年2月，在蒙古被逮捕，同年9月被押回内陆。
日，被第六批特赦。
陈宝泉，字蕴山。保定军校毕业。后任东北军骑兵第十七旅崔兴武部任旅参谋长。
1933年，日军进犯热河，李守信率十七旅投敌。被日军驻赤峰间谍机关头子田中玖委任为“热河游击师司令”，因与李守信是结拜兄弟，仍任这支伪军部队的参谋长。
1933年9月间，部队改编为伪“察东警备军”，陈仍任参谋长。
1935年12月，日本命伪军李守信向察东几县全面进攻。在攻打沽源县城的时分，陈宝泉被当地民团击毙。
1935年12月，李守信由多伦进犯察北六县。
当时察北六县，只张北驻有二十九军刘汝明的部队，其他各县只要警察和民团维持次序。 攻打沽源县城时。日本顾问下永指定参谋长陈宝泉带着两门山炮，掩护骑兵去攻城。行前陈宝泉一言不发，心境特别愁苦，李守信给了他们一打子威士忌酒。陈宝泉当时拿过一瓶就喝了大半，李守信把那半瓶酒抢过，他才勉强上了马，去追逐队伍。
防守沽源的白凤山，在察北与曹凯齐名，虽是一个天主教徒，但很热爱祖国。他把三门紧闭，将沙袋堆在土城墙上固守。伪军6000多骑兵，到达城外，里边的三四百人毫不恐惧。伪军于第二天拂晓发动攻击，陈宝泉将沽源四面包围，两门山炮架在城西的小土山上，朝着城里的县政府乱打，结果把所带的 70发炮弹打得剩下两发，也没有将城攻开。刘继广的兵在城墙厂面喊话，叫里边缴枪投诚，白凤山的人不听这一套，伪军一露头就射击。日本从多伦派来两架飞机助战，白的人亦不动摇。飞机在城内扔完炸弹，在城北扔下一个通讯筒。日本顾问松井派兵把通讯筒拣起，坐上卧车开到北门外边，到刘继广的指挥所进行研讨。陈宝泉本来在西门外掌握部队，见有人拣起通讯筒开上汽车到达北门外，他也骑着马跑到刘继广那里。刘的指挥所是三间土房，距北门有一箭之地。刘站在房檐底下，陈和松井竟在汽车跟前拆看信筒，遂被白凤山防守北门的民团发现，朝着他们放了一排枪，子弹从陈宝泉的脑部穿过将松井的肩章打成粉碎。刘继广用火力压制住民团的火力，才和松井把陈宝泉的尸体抬上汽车，后半晌运回宝昌。
伪暂第十五军军长荣子恒。荣原为国民党第一百一十二师副师长，于1943年春季在费县地区率部投敌。兵力四千左右，位于鲁南临沂、郯城地区。
山东八路军消灭了刘黑七，军民兴致勃勃，欢天喜地，鲁南的伪军、土匪如丧考妣，胆战心惊。鲁南号称有72个土匪司令，王麓水和张光中率领部队用了一年多工夫，以排山倒海之势，所向无敌，先后除掉了大部分汉奸、土匪。在核桃峪消灭刘玉华一个团，在陡沟庄俘虏了伪军上千人；在天井汪打掉刘国祯师一部，在房前活捉了李子瀛，在邳北宿羊山打垮了刘裴然，在边联处理了梁麻子……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
根据地军民当然不会满足于当前取得的战果，继续向敌军发动进攻。1944年5月的崮口战役，消灭了伪十军军长荣子恒手下的刘国祯。7月，王麓水挥戈西征，攻克了滕、沛、鲁三县交界的程子庙据点，击溃国民党专员兼旅长周同的部队。1945年2月初发起最后一次征伐荣子恒的战役，攻下了盘距在泗水县城的荣子恒老巢，击毙了荣子恒，副军长陈镇藩、参谋长朱江、一师师长朱级勋、三师师长朱复宁
伪兴亚同盟军总司令王胜武，辖六个师，兵力四千三百人。该部为骑步兵混合，位于绥远固阳地区。
王英（1894——）又名王杰臣，祖籍河北省邢台县人，出生于绥远省（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中将（伪绥西自治联军司令，平蒲路“剿共”军总司令。陆军中将衔。伪绥汉奸），1911年就读于北京汇文中学。包宁护路司令，东北军第31军军长，山西骑兵第4师师长、察北义勇军司令；伪大汉义军中将司令，伪绥西自治委员会委员长，伪绥西自治联军中将司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高级参谋、平蒲路“剿共军总司令”。伪绥西自治联军、国民革命军中将衔。
民主革命时期，以巧取豪夺的方法，在包头、五原一带霸占土地1000多顷、骡马7、8000千匹，经常积存鸦片烟土2万多两，成为绥远省的封建大地主。1920年依仗其父王同春之权力，养家兵100余人，被绥远都统马福祥任为五原县保卫团团总、绥远省都统参议、绥远省骑兵第2营营长。&
大革命时期，1925年被冯玉祥任命为五原、临河保安骑兵团团长。同年秋又被东南边防会办张树场任命为包宁护路司令、绥远省革命协会会长。1926年投靠奉系，任东北军第31军军长。后阎锡山委任其为山西骑兵第4师师长、察北义勇军司令。
土地革命和平时期，骑兵副司令和包宁护路司令。1933年任冯玉祥抗日同盟军察北中将游击司令，同年冬任甘肃省政府参议。1935年投靠日伪，被日军任命为伪大汉义军中将司令。
抗日和平时期，1937年任伪绥西自治委员会委员长。1939年任伪绥西自治联军中将司令，助纣为虐，在绥蒙一带纠结匪众，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无恶不做，成为助纣为虐的大汉奸。1940年积极对抗领导绥蒙人民抗日的八路军，并且大量种植和贩卖鸦片烟土，当地人民痛恨入骨。&
解放和平时期，1945年8月抗日和平成功后，其部众为傅作义所辖第12战区改编，先后被任命为骑兵第1集团军团总司令、骑兵14纵队长。1946年改任骑兵第14纵队队长，同年秋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高级参谋、平蒲路“剿共”军总司令。开赴当时反共内战最激烈的大同前线，残酷屠杀从日寇统治底下获得解放的丰镇等地人民。1947年因病到北京，任李宗仁行辕及国防部中将参议，直到北京解放。其间数次勾结间谍头子郑介民等，企图重组反共军队，直到1948年石家庄解放当前，还亲手草拟《剿灭共匪巩固华北意见书》，妄图打通津浦线，大规模屠杀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在肃清反革命运动中被逮捕。北京市人民法院对其罪行，5月23日审理终结，依法判处死刑，因不服提起上诉。地方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以其是著名的汉奸罪魁，背叛祖国，一向坚决反共反人民，罪大恶极，不容宽恕，特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处以死刑。其一切的北京市宣内头发胡同甲1号，天津市万德别墅103号、107号、4号楼房3所，慧丰里1、2、3、5号楼房4所，全部家具及烟土27.5斤均予没收。天津市万德别墅2号楼房1所留给其家属。
日被执行枪决，时年56岁。
日，胡毓坤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参赞河北国防事宜。日，他被国民政府叙任为陆军中将。同年6月25日，商震被任命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商氏上任后，原东北系军政人员多遭排挤，胡毓坤也被迫辞职。商震的到任虽惹起了东北系军政人员的抵触，但命令既已发表，胡毓坤等人只能默默接受。在一次北平军分会的宴会中，胡毓坤和荣臻等被免职的人员当面讥讽商震，以示宣泄。
1935年的华北局势在日本政府的阴谋策动下，自治运动空前高涨。随着《何梅协议》的签定，冀察政务委员会于12月11日应运而生，胡毓坤于此时被任命为委员，并于其他委员推举宋哲元为委员长。十五天后，即12月26日，冀察绥靖公署也随之成立，胡又被任命为绥署委员。日他被授予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十周年纪勋章。同年11月2日段祺瑞在上海病逝。胡毓坤追念这位曾经的参战军老长官也送去了一付挽联，文曰：再造邦家，大名垂宇宙；统御文武，参战定华夷。
日，张学良与杨虎城联合在西安发动事故扣押委员长蒋中正。胡毓坤在得知这一举动后，立即发出通电表示支持张学良此举。但是他没有想到，本来可以寄希望于这次事故再次执掌军权的举动，很快便被和平处理了。预先，张学良被扣押。南京方面为了处理善后事宜，提出了甲、乙两种方案。临时担负东北军领导之责的于学忠在接到这两个方案之后，曾致电留在北平、天津的东北军老将们。于是这批老将在张作相、万福麟的掌管下云集在天津王树翰宅氐，胡毓坤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中众人分歧赞同实行甲案，由于甲案的处理方式有利于张、杨两部与红军继续保持自存的三位一体模式，并可待机营救张学良。然而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东北军少壮派在日枪杀了王以哲等四位高级将领，致使东北军内部支离破碎，最终被迫接受乙案接受国民政府改编。随着东北军的分化，留居北平、天津的老将们也各某出路，胡毓坤见复出已无可能，便辞去一切职务，在北平当起了寓公。此后，他经常同留居在平津两地的东北军老将戢翼翘等人互诉衷肠，以求得到些许安慰。
1937年抗日和平全面迸发后，平津等地迅速沦陷。在日本军方的扶持下，以前国务总理江朝宗为首的北平维持会应运而生。维持会成立之初，曾约请胡毓坤出任顾问之职，但是遭到了他的拒绝。此时的胡毓坤仍以民族大义为重，没有成为汉奸。
日，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公然宣布投敌，并在河内另组军事委员会。1939年5月，伪军委会移驻上海，并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建伪军。为了充实伪军干部，伪军委会委员鲍文樾、杨毓珣亲赴平津，他们利用鲍在东北军内的特殊关系，四处笼络得志军官。胡毓坤在经历了国府两年抗战接连败北的惨痛理想之后，已对重庆政府得到了决心。此次经鲍、杨两人一番游说，早已心有所动的胡毓坤终于答应再次出山，开始了他的曲线救国生涯。胡毓坤本想在南京有所作为，但是最终却由于遭到南京伪政权的堤防而一直无法发挥抱负。
胡毓坤在日本军方的支持下于河南开封组织起了绥靖委员会，由胡任主任，他收容了许多东北军得志军官以及各路游杂，并组建起了和平救国军。日，汪兆铭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同日，胡毓坤被任命为伪军事委员会委员。4月2日，他奉命将河南地区的和平救国军改编为苏豫皖绥靖部队，并举行了绥靖总司令的就职仪式。胡毓坤在名义上能指挥的部队有三个军，军长分别由张岚峰、刘启雄、窦光电担任。但胡和张之间并不和睦，不断到胡毓坤被调到华北时，两人的明争暗斗才算结束。
1941年7月，胡毓坤将总部移驻到商丘，同时根据南京军委会的命令，将兵力不足的第2军和第3军分别缩编为第14师和第15师。第2军本非嫡系，缩编与否并不重要。但由胡亲手组建的基本部队第3军也要缩编为师，这就不是这么容易能够接受的了，胡虽有抵触情绪，但是又不得不去执行。最后，他在整编第3军时巧立名目，成功将这个师改编为一个五团制师，总算是将其精锐保留了上去了。虽然如此，南京方面仍要限制胡的权利。就在胡毓坤于1942年12月改任豫皖苏鲁边区绥靖总司令的时分，第15师被明令编入张岚峰部。此后该师于1944年5月和8月间在宿东北地区两度遭到新四军重创，胡的血本就此耗费殆尽。
日，为了配合日军对八路军以及新四军的扫荡举动，南京伪政府在山东济南召开了一次山东、苏北、河南军事长官会议，以讨论具体的配合作战等成绩。胡毓坤掌管了这次会议。同年10月5日，豫皖苏鲁边区绥靖总司令部奉命裁撤，胡毓坤被调任为军事委员会驻华北委员，使其再次得到了实权。五天后，即10月10日，他被南京伪政府授予陆军上将，这或许是对他得到军权的一种安慰。
1945年的时局已对日本政府和南京伪政府极其不利。南京方面为作困兽犹斗，再次起用了胡毓坤，并于4月26日任命他为参谋本部总参谋长，兼任军委会驻华北长官公署军务长官。5月3日，又任命他兼任新成立的军令部部长。一工夫，胡毓坤从一名赋闲人员转变成身兼三职的“国府要员”。
随着日本的无条件投诚，南京的要员们也是树倒猢狲散。此时的胡毓坤为作最后一搏，一方面以“治安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参与维持南京治安，另一方面要陈公博致电重庆，授其华北绥靖军之指挥权。他希望寄此“军政大员”的身份来博得重庆政府的垂青，以保住其生命和前途。当陈公博的这份电报由陈布雷转交到蒋中副手中时，蒋氏仅在这张纸上写了十个大字——“此等汉奸无耻何必再理”。这十个字，注定了胡毓坤的最后结局。
日，胡毓坤在南京被军统人员逮捕，关押在宁海路25号看守所（原汪伪特工机关看守所），同陈公博、梅思平、岑德广、汪瀚章、汪朝光、陈祖恩住在一间10多平方米的牢房内。当时监狱环境极差，打老鼠几乎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即便如此，胡的求生希望还是很强烈的，在用拖鞋围猎老鼠之余，他积极纂写交代材料，并配合调查人员的讯问，以期能得到宽大处理。然而这一切都晚了。
日，经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审讯，胡毓坤被判处死刑，并剥夺公权终身，其家产除留少许维持家属生活之外，全部充公。6月13日，蒋中正批准了对胡毓坤的死刑，并于6月25日押赴雨花台执行枪决。同时被枪毙的还有伪湖北省省长杨揆一、伪海军部部长凌霄、伪天津市市长温世霖。这位新直系的俊才、奉军的老将，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终身。
伪第二军军长刘培善。好象是东北军张学铭（），字西卿。张作霖次子、张学良胞弟。东北讲武堂毕业。1919年毕业于日本步兵专门学校，曾任驻日使馆见习文官。1929年回国，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天津市市长，七七事故后旅居欧、美、香港。1941年香港沦陷被迫前往内地，1943年汪精卫政权军事委员会委员。抗打败利后未被清查，任国民党政府东北长官司令部参议室参议，东北行辕参议室副主任、总参议。
建国后，历任天津市建设局副局长，天津市市政工程局副局长、顾问，民革第五届地方委员、天津市委副主任委员。“文革”中遭迫害入狱，1973年平反。是第三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政协常委。日在北京病逝。张学铭是公认的佳肴家，对各大菜系很有研讨，所以居所内的餐厅，无论从装修还是适用上，都很考究。汉奸孙铭九及东北军少壮派
阐述一个风趣的中国历史怪景象，当年抗战迸发前，一些豪情万丈的所谓“爱国人士”，其后常常“堕落”成真正的“汉奸”，二者虽有本质区别，且似乎隐有必然的联系。
对“西安事故”过程的引见，想必很多人看过，当时千古草包张学良身边聚集着一帮所谓“少壮派”的年轻“爱国将领”，他们对从东北三省无抵抗加入，以及在陕北国共抢夺战中损兵折将的困境非常仇恨。在当时西安学潮以及一些地下组织的鼓动下，这些东北军“少壮派”里的年轻“爱国将领”，对指挥和压制他们的高级将领们常心胸对立，示以本人爱国抗日为首任，而且非常激昂。
这些东北军“少壮派”的年轻“爱国将领”的领袖，为孙鸣九、应德田、白凤翔等人。当时，他们把抗日口号喊得响遏行云、逼地方政府“立即抗日”、要“打回东北去”、高喊“谁不抗日谁就是汉奸卖国贼”！
当“西安事故”迸发当日，正是身为张学良的警卫队队长、时年二十六岁的孙鸣九上尉，率领大约十辆满载兵变兵士的汽车，开到委员长蒋介石所在的临潼官邸，并在山上”逮捕“蒋委员长，为此，孙等人在当时的全国名噪一时。
“西安事故”后，因“种种只要张学良本人知道的缘由”，张赴南京被地方政府扣留，留在东南的东北军20多万人陷于群龙无首境地，何去何从，将领间出现严重的内部矛盾分歧。“少壮派爱国将领”们再次热血喷发，决定采取断然措施。
日，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孙鸣九等人指使部分军队再次发动兵变，杀死东北军元老派67军军长王以哲、东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等人，酿成又一次震动全国的“二二”血案。为避免东北军全面内战的惨剧发生，经过各方权力的调解。1937年3月东北军高级将领接受蒋委员长要东北军调驻安徽的方案，东北军遂东调，分住豫南、皖北、苏北地区，各部均直接归南京军政部管辖，其中原东北军中级军官吕正操、万毅等部后来加入中共武装。
而那些领头的“少壮派爱国将领”，尤其是那位“勇擒”“攘外必先安内”、“投诚派”的蒋委员长的“青年英雄”、“爱国义士”孙鸣九的下落如何呢？一切历史教科书以及普通历史书籍中均没有提及，好象从人间蒸发了。
有必要先引见引见孙鸣九及其一干人等在抗战迸发前的人生背景及所为:
孙铭九，又名孙铭久（孙1949年后曾受聘担任上海市政府参事，据他引见，他原名本叫“孙明久”，后来去日本改为“铭久”，1949年后，柯庆施当上海市市长，聘他为市府参事，聘书上写成“孙铭九”，从此也就这样沿用上去，直到与世长辞），1909年生于辽宁，1927年结交张学良之弟张学铭，后入东北军，1928年被选派赴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
西安事故时任张学良卫队二营长，乃张氏精心挑选培养的亲信嫡系之一。张学良秘密会见周恩来，身边就带着孙铭九。叶剑英秘密到西安作中共代表，张学良就安排叶住在孙铭九家里。后来更是委孙以捉蒋大任，不难看出张对孙的信任之深，依托之重。
1936年7月，在与中共商定东南割据计划的背景下，由中共联络员刘鼎建议，并由中共刘澜波策划推进，张学良在东北军中成立一个专门效忠于他个人的秘密法西斯组织“抗日同志会”。张亲任主席，孙铭九任举动部长，掌握东北军人事调补、升迁材料，预备将各级军官换上本人人。他创立抗日学兵队，查抄西安中国国民党党部，印刷分发抗日小册子，抗日口号喊得震天价响。
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也是个后来汉奸人物。而当时，他是专门担任给张学良提供抗日意见和理论研讨材料的，张的许多抗日和平口号，都出自他手。他编写的《抗日理论与实践》小册子，中共联络员刘鼎赞赏不已，还带了许多去苏区。关于应德田，还有件事儿值得一提:那封本质是子虚乌有的蒋命张学良不抵抗的电报文字，就出自他的回忆录，听说张向他背诵了文字内容，而他就记录上去，云云。
张学良联共，左手是孙铭九、应德田一干人，右手则是67军军长王以哲和团长高福源。高福源被红军俘虏后，自动要求回东北军唱工作，结果就经过王以哲为张建立与陕北红军的直接联系。王以哲配合胡宗南进攻时，故意迟滞举动，误导友军孤军深化，背后却将举动计划、友军地位通报红军，致使胡的两个营被包围。尔后当被围部队求援时，王关闭电台，假装电台毛病，坐视此二营被歼。
西安事故，张学良逮到蒋委员长后，蒋对张某直言道:你今天犯上作乱，你就不怕今后你的手下会效法你的榜样，对你也玩这一手吗？张当时被“成功”和“荣誉”冲昏头脑，大有不以为然之态，不料蒋的话后来果然应验了。这一回，不是应在草包司令张学良身上，而是应在张去南京后留在西安的东北军首长人物身上，下手的还是孙铭九一干人等。
却说张学良在良心发现后，执意要护送蒋委员长离开西安后，王以哲、何柱国成了东北军实践担任的人物。他们在周恩来劝告下，决定对地方政府的步步进逼妥协让步，以避免迸发内战。不料此举惹怒抗日同志会应德田、孙铭九一干人等。日，他们发动第二次“西安事故”，枪杀王以哲军长等人，何柱国则因事前得到音讯躲入杨虎城公馆而幸免于难。
于文俊举枪对下属王以哲连发十几枪，王身中9枪凄惨毙命。于就是孙铭九所派遣，就象几个月前张学良派孙铭九华清池捉国家领袖一样，孙派于杀东北军领袖王以哲。
事发后，东北军军师长们极为愤怒，要求惩办凶手。2月4日，周恩来命刘鼎将应德田、孙铭九等送入红军苏区暂避。于是，许多军师长们愤而宣布效忠地方政府，服从地方调遣命令，还有人自动采取清共举动，最早帮张接上中共关系的高福源因此被枪毙处决。
至此，东北军作为一个政治军事集团而分崩离析，不复存在。千古草包张学良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他亲手创立抗日同志会，正是他精心培养的中下级军官，最终将他尽心竭力想要保存、为此不惜发动兵变的东北军，送入坟墓。
随着“西安事故”和平处理，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抗日一致局面逐渐构成，根据中共会议精神，为划清与“西安事故”的关系，中共方面不愿再收容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后者不得不离开陕甘宁边区。
孙铭九先是秘密躲入天津本国租界内，后又南逃躲进上海的本国租界内，再后来，抗战迸发后，他直接干脆地投靠汪精卫南京政府，做一名“顶点立地”的汉奸，完全丧失一个中国人的人格。
根据汉奸应德田在1956年的交代材料，孙铭九于1943年春在汪政府参赞文官公署任参赞文官，年中任豫北抚安特派员和抚安专员，次年“因功升任”山东任汪记保安副司令，还曾经到东北军部队去策反，拉拢他们投日伪当汉奸。期间，应德田曾迫于生计，一度投靠他的属下，任职为河南伪教育厅长。
抗战结束时，孙鸣九又向国民政府投诚，加入政府军队。并于一九四五年冬，在东北参加国民政府熊式辉委派的先遣大队，成为一个活动于东北的大间谍，曾经带队占领宾县，并意图谋杀中共领导人陈云，后被共军俘虏送到哈尔滨，始向中共抗联李兆麟投诚。
50年代，当年西安事故中的一些军师长们，后来在国民政府里均有一官半职，而真正的“英雄”应德田、孙铭九却遭到国民党、中共政权审查。当年的应厅长很不服气，在交代材料中辩解说:
“……这些人由于没有做联共抗日工作，也没有营救张先生，一点也没有得罪过蒋介石，因此能跟着蒋介石跟到中国大陆解放的时分，永世是好官，因此他们没有遭到蒋贼的压榨危害，没有沾到敌伪的污水。……孙铭九……如当日不积极做联共抗日运动，随着那些'聪明人’、'好人’、'好官’，随波逐流，无是无非，跟着蒋贼混到解放时，他也许能象那些'好人’、'好官’似的反而遭到一些西安事故的好处。”
这段话里，满腹满腔的冤枉，似乎他们做民族汉奸还很有理由。
所谓“爱国义士”，不过如此。其实，对抗日嚷嚷最起劲的往往都是汉奸，汪精卫是一个典型。
参与“西安事故”捉蒋的东北军将领中，在八年中投日的为数不少。比如千古草包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就是其中典型，不光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当时的激进少壮派军官也都先后降日。包括担任执行捉蒋任务的骑六师师长白凤翔，也在作战中负伤被俘，被迫担任伪“东亚同盟军”的指挥官（后因试图反正被日军毒死），只要一个刘桂五在抗战中壮烈殉国。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到日本人败象毕露之民国卅二年，仍然投靠日汪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
而当年这些“爱国义士”在西安华清池所抓“不抵抗”、“投诚派”的蒋委员长，却在抗战迸发后，一直领导中国军民与日本人战役，最后博得抗打败利，成为一个载入史册的民族英雄。
孙铭九的下场如何？
这样一个铁杆汉奸，竟然逃过抗打败利后和中共建国后两次对汉奸的清算，以及“镇反运动”、“文明大革命”等政治风暴。改革开放后，他竟然还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竟然还活到上世纪90年代，成为中国近代风行的“适用主义”的一名经典受益者。
1990年，孙曾接受日本NHK访问。节目里，汉奸铭九在老迈之年，并不安份，又重新干起老本行，亵渎领袖、扭曲历史，他无耻地与张学良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一齐，就谁在华清池抓到领袖蒋介石一事激烈辩论，也就是“争功”，最后单方争得脸红脖子粗，真实是令人哑然失笑（张学良有两个卫队营，分别是一营、二营，一营营长是王玉瓒是上校，二营营长是孙铭九上校）。一个铁杆汉奸能如此长寿，还在毙命前继续“工作”，做到这份上，在中国汉奸历史上已是千古一人了。
另外，那个苗剑秋开始投了戴笠当一名军统特工，后来又投入日本人的怀抱，也做了一名汉奸。上世纪七十年代，这个人还在日本岛内大骂中共，并且四处奔走传播投诚有理的谬论，是个十足的死硬份子。
参与反蒋的东北军将领中，在八年中投日的不少。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就是其中典型。抗战时期，鲍文樾任汪伪政府地方政治委员会委员、代理军政部长等。1945年因汉奸罪被捕，1946年被国民政府处决。
&&&&骊山捉蒋立大功的“英雄”孙铭九投靠汪精卫政府做了汉奸。据应德田1956年的交代材料，孙铭九于1943年春在汪政府参赞文官公署任参赞文官，年中任豫北抚安特派员和抚安专员，次年跑到山东任伪保安副司令。两头应德田曾一度投靠他。
&&&&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也是个后来做汉奸的人物。然而当时，他可是专门担任给张学良提供抗日意见和理论研讨材料的主儿，张学良的许多抗日和平口号，都出自他手。他编写的《抗日理论与实践》小册子，中共联络员刘鼎赞赏不已，还带了许多去苏区。关于应德田，还有件事儿值得一提：那封至今仍扑溯迷离的蒋介石命张学良不抵抗的电报文字，就出自他的回忆录，听说张学良向他背诵了文字内容，而他就如此记录了上去，云云。
&&&&张学良副官兼机要秘书苗剑秋在西安事故前，劝张说：“副司令应该建议蒋先生放下枪杆，同陕北合作对外。放着国难家仇不报，一天到晚地替人家打内战。”西安事故后，苗剑秋化装成商人，顺利出境到了日本东京……
&&&&不光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当时的激进少壮派军官也都曾降日。包括担任执行捉蒋任务的骑六师师长白凤翔也在作战中负伤被俘，被迫担任伪东亚同盟军的指挥官。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到日寇败象毕露之民国卅二年犹投靠日伪出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
&&&&【二二兵变的主凶孙铭九是大汉奸】
&&&&西安事故迸发后，蒋斌受张学良知遇之恩，在东南军、东北军、红军三位一体组成的东南抗日联军军事委员会中出任交通委员会主任，随张学良亲信之十员高级将领进驻新城大楼，指挥整个东南的交通与电讯。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后，一触即发的内战登时消弭於有形，全国人民分歧要求抗日。此时，东北军内部分裂，两派意见对峙。以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蒋斌、高崇民等为首的高级将领主张按张学良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致杨虎城函件的指示行事，避免内战，分歧对外，反对与地方军贸然开战，并接受地方提出的整编条件，从潼关北撤；但是，以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为首的中下级军官少壮派，则坚决主张地方先放张学良回陕才撤兵，否则不惜与地方军兵戎相见。
&&&&此时的矛盾曾经不是抗日与否的成绩，而是孙铭九等野心家亟欲乘少帅不在陕之机而篡夺东北军的领导权，以及土匪出身的杨虎城企图制造兵变藉机兼并东北军驻陕部队的成绩了。于是便有孙铭九命令手枪连连长于方俊二月二日闯入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家中枪杀王将军的暴行。在二?二兵变前两日，孙铭九即以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的名义告诉蒋斌开会，就此一去不复返。二月二日清晨，孙铭九派人找蒋斌夫人，勒索十万大洋，扬言交款才能放人。当时兵荒马乱，东南又系贫瘠地区，蒋夫人是随军眷属，何来此巨款？预先才知，一月三十一日晚，有杨虎城、周恩来等出席的三方最高军事会议开会之际，蒋斌被孙铭九党羽挟持入汽车，先藏在西安城内，后又关押在卫队营驻地的西安东城门楼上的一间小屋内。二月二日上午，孙铭九杀害王以哲、剿总副官长宋学礼、参谋处处长徐方以及东南军交通处处长黄念堂后，亲赴城门楼上把蒋斌拖出小屋。蒋斌临危不惧，大义凛然，怒斥孙铭九发动暴乱。孙铭九闻言恼羞成怒，疯狂地向蒋斌连开数枪，打碎了他满口牙齿，又向他胸膛近距离开枪。更令人发指的是，当蒋斌尚在弥留之际，孙就灭绝人性地下令将他活埋在离小屋仅十几米远的城墙脚下。当日何柱国因闻风及时躲避而免遭毒手。在遇害的五人中，王以哲与蒋斌军阶最高，均为陆军中将。
&&&&孙铭九为何要杀蒋斌？原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解放后历任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国务院铁道部部长的郭维城将军曾撰文说：“东北军内部多数野心家妄图篡夺领导权，组织新东北军，蒋斌拒不与他们合作，坚决按张学良手令办，跟随以于学忠、王以哲为首的正确领导，反对三位一体，完成和平政策。少壮派为了夺权，首先要夺电台之权，为此，蒋斌被少壮派头头应德田、孙铭九私自逮捕......”另一位东南军交通处长黄念堂被害也出於异样缘由，他们两人身居关键部门，不杀就夺不了电台权、夺不了军权。
&&&&孙铭九在西安事故中纵兵烧杀掳掠，西安商户十室九空，且枪杀西安边业银行经理王德俊等暴行早已由当时西安报刊报道；二?二兵变时，他率部抢劫军需处，掳走了一麻袋钞票。预先证明，杨虎城曾下令全城戒严，可见二?二兵变背后有杨虎城的黑手。王以哲等死难后，音讯传到渭南前线，一○五师师长刘多荃代表东北军全体将士致电警告杨虎城，声言如不敉平暴动逮捕叛乱分子，则前方的东北军将回师西安平乱。杨虎城见局面失控，才假惺惺地发布命令通缉孙铭九等元凶分子，以便波动军心，援救东南军分崩离析的局面。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三凶见大势已去，遂连夜逃离西安，由周恩来安排，跑到云阳彭德怀驻防区寻求庇护。全面抗战迸发后，这所谓「三剑客」全都投诚日伪、沦为不齿於国人的大汉奸。孙铭九官至伪山东省保安司令；另一名少壮派、亲身赴临潼捉蒋的东北军骑六师师长白凤翔，投敌充任日伪「东亚同盟军」司令，统率八个师的伪军，一九四一年被日本间谍毒死；即如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竟在日寇败象毕露的一九四三年六月，投诚日伪，出任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王以哲、蒋斌、宋学礼等灵柩于二月十八日由专车运达北平，廿一日浩大举行公祭，可见当时朝野都对死难者予以崇高敬意。事隔四十多年，汉奸应德田在大陆推出《张学良与西安事故》一书，称蒋斌「勾结南京，迟发了八大主张电报」；还有一个东北军的兵痞岳崇写了一篇短文《蒋斌扣发西安事故通电前后》，对冤死的蒋斌横加诬衊；杀害黄念堂上校的杨虎城部东南军军法处长米暂沉，一九八六年还藉出版《杨虎城传》之机，诬害蒋斌与黄念堂“积压对外通电、泄漏音讯”，更丧尽天良地诬衊蒋斌、黄念堂是一九三八年才成立的“军统间谍、军统潜伏间谍、出卖副司令”，在遗属们刚愈合的感情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花。
&&&&为了告慰二?二兵变中遇难者在天之灵、洗雪强加於他们的诬衊陷害不实之词，蒋斌后代、张学良甥女王秦、王以哲长女王育罄以及黄念堂女儿黄公芬等，联名向北京西城区法院控告米暂沉与有关出版社。在绵延数年的诉讼中，郭维城将军自告奋勇仗义执言曰：“西安事故前我担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事故后我担任宣传委员会代主任，曾与蒋斌一齐办公，一切这些电报都是密码的，都是先经机要部门的秘书起草，经张学良签字，再由机要部门译电员译成密码后，由收发送电台拍发，蒋斌和电台根本不知道电报内容，也无从扣起。来的密码电报也是由电台收到后送机要译电员译出，由机要秘书送呈，蒋斌和电台也不知内容。或谓蒋斌扣押双十二时向外发的电报，纯系惹是生非。蒋斌被杀害是野心分子对一个耿直的爱国者的迫害，是一件冤案，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西安事故领导人之一，曾任地方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的东北耆老高崇民之子、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高存信说：“『勾结南京』纯属为陷害蒋斌而制造的杀人藉口。如今有不少人反复这个成绩，其实来源只要一个，就是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当时制造的谎言。”高存信将军的夫人白竟凡说：“为慎重起见，我亲身向公安部提出查证蒋斌是不是军统、中统或十人团、复兴社等反动组织的成员。公安部查阅了一九三七年前的间谍名单，答覆『无此人材料』。”
&&&&一九八八年四月，蒋斌後人亲赴米暂沉家中，当面质问他：军统成立于一九三八年四月，蒋斌却早已于一九三七年二月被害死，为什么你出书还诬指他是军统间谍？米暂沉当面赔礼道歉，表示内疚，并说要在民革印行的《勾结报》上公开致歉。但他把蒋斌后人哄走后，至死也没兑现他的诺言。多年前蒋斌后人还去上海市政府参事室找孙铭九问罪，可他不断躲，不敢见。
&&&&北京西城区法院竟在北京高层人物压力之下，罔顾一系列确凿证据，将受理两年多的诉状以历史成绩不予受理为藉口退回被告。然而，出版《杨虎城传》的中国文史出版社还是同被告和解，答应销毁库存的《杨虎城传》（该书作者米暂沉当时担任全国政协文史材料委员会副主任，是文史出版社的顶头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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