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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不跳广场舞的日本老人为何关心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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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7:15 发布在
&&&&段宏庆：在日本这个社会，老年人不跳广场舞，也不帮子女带小孩，那他们怎么打发日子？这使我十分好奇。&&&&段宏庆 &&&&【前言】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我于2016年9月底抵达日本，将以访问研究员的身份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度过三个月的时光。我计划用笔记录下这段全新的生活，我会关注但不限于日本的法律制度、社会问题、文化现象，希望通过完整呈现一个普通中国人观察、了解日本的过程，让更多中国人正确认识日本，更希望通过学习、总结日本的经验，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有所裨益。&&&&本文为“日本观察”系列的第七篇。&&&&须山隆二看完任课教师指定的阅读书目后，花了整整两个星期撰写了一篇4000多字的关于中国政治与社会的读书报告。写作过程中他还去图书馆查阅了诸多文献，上网搜集了相关资料。&&&&11月7日下午，周一例行的讨论课上，须山隆二的读书报告已提前打印好，同班同学人手一份，他花了20分钟将报告通读并稍作解释后，同学们积极踊跃地举手发言，对报告及其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评议与探讨。&&&&&& &&&&&&&&题图：须山隆二（左一）正在课堂上作读书报告&&&&以上这一幕如果发生在大专院校甚至中学生的课堂上，应该司空平常。但我是在日本一所“老年大学”的课堂里看到上述情景。须山隆二现年68岁，退休已经四年多，他的同学也大都是退休人员，年纪最大的左中功夫已经79岁；班上有几个相对年轻些的女同学，但是家庭主妇，也是不工作的。&&&&一群退休不工作的日本老人，为何自觉自愿地回到课堂读书，还积极关心国际关系与中国政治？我带着极大的好奇心来到川崎市生涯学习中心，旁听了前述讨论课。&&&&川崎市隶属于神奈川县，毗邻东京都，从东京市区乘地铁仅需半个多小时即可到达。川崎市生涯学习中心距离地铁站大约十分钟的步行路程。这是一所主要由川崎市政府出资于1993年创办的市民学校，性质类似中国的老年大学，是主要为退休老人提供教育服务的非盈利机构。&&&&不过，相比中国绝大多数老年大学主要是让退休人员“老有所乐”，日本的市民学校更注重“老有所学”，从名字里的“生涯学习”即可体现出“活到老、学到老”的终身教育观念。&&&&公开数据显示，日本作为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的国家之一，目前65岁以上老人占该国人口比重已接近四分之一，是全球人口老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而日本的现实情况正是中国未来的趋势，且中国社会的老龄化速度非常快，日本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现人口年龄结构拐点后，大约30年走到现状，中国则只需20年就能超过日本。&&&&人口老化导致的中国社会常见现象是大批退休后“无所事事”的大爷大妈们集体跳广场舞，引发了诸多矛盾与争议。因此，尽管绝大多数中国老年大学更像“老年活动中心”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校，但作为一种重要的解决老年人“无所事事”的手段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我对中国老年大学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的父亲。我老家云南省昆明市的老年大学早在1987年2月就已经成立，是中国办得最好的老年大学之一。父亲是普通国企工人，退休后曾很长时间在家闲寂无事，母亲忙着帮忙照顾我妹妹的小孩也没时间陪他。后来父亲到昆明市老年大学上课，练习书法，打乒乓球，学习摄影，多年下来整个人从身体状况到精神状态都非常良好健康。&&&&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在日本访学期间，东京大学教授阿古智子向我介绍她在类似中国老年大学的日本市民学校给老年人讲课，问我有没有兴趣参观了解，我立即答应了。我十分好奇：日本这个社会，老年人不跳广场舞，也不帮子女带小孩，他们怎么打发日子？&&&&阿古教授是日本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她在川崎市生涯学习中心开设的课程为“现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变动”，每周一下午上课。课程分为两部分：13:00至14:50是讲座性质的授课，班上有65名学员；此后的15:00至16:50是学生自主讨论课。为保障课程质量，确保讨论充分，后一课程的学员为20名。我观摩的正是一节讨论课，主题涉及中国的户籍制度与农村问题等。&&&&讨论课上，老人们结合须山隆二的读书报告，对上述话题展开了热火朝天的争论。由于阿古教授向他们介绍了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媒体人，而且主要是从事法治和社会报道，老人们也非常积极地通过阿古教授从中翻译向我提问。&&&&他们很多问题都让我难以回答，比如平本康治直接问我，中国为什么要分城镇和农村两种户籍？何时能终结这种二元化分割？左中功夫则关心，中国的国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里真正的普通农民身份的议员（全国人大代表）比例是多少？小西正弘反复追问了我两遍，中国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突出，现有体制如何才能维持下去？&&&&我只能用“中国问题特殊，社会情况复杂，不像你们想的那么简单”等我自己都觉得心虚的说法搪塞。一边应付老人们的问题，我一边偷偷用手机上网搜索这些问题涉及的相关资料，比如平本康治在提问中竟然引用了中国“十三五规划”中关于户籍改革的具体表述。我很惭愧，我之前确实没看过这个报告的全文。&&&&阿古教授看我受到“围攻”十分窘迫，赶紧对我表示，“你也可以向他们提一些问题的。”这下算是帮我解了围。&&&&我反客为主，问老人们：“你们都退休不工作了，为什么还这么关心国际政治，关注中国问题？”我言下之意是想问老人们关心这些问题有什么意义。&&&&平本康治诙谐地回应说，远亲不如近邻，中国和日本是邻居，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果出现问题又不可能用搬家来解决，所以邻居间更需要加强了解。&&&&坂口洋司的回答则比较务实，他称自己在很多国家工作过，当地人对他都比较友好，现在退休回国了，他希望发挥自己的余热，能帮助这些国家来日本工作、旅游、生活的人，尤其是那些来日本学习知识与技能的发展中国家的人。但帮助别人的前提是先多了解别人及其国家的情况，研究了解中国问题自然就是应有之义。&&&&稻田素子女士是班上的学员之一，同时也是川崎市生涯学习中心的理事会成员。她解释说，老人们不仅仅关心中国政治，也关心美国政治、欧洲政治，每个人每学期要上很多不同的课。&&&&下课后，稻田素子向我提供了完整课程表，我发现他们的课程几乎就是综合性大学的完备学科设置。包括有艺术类的美术、文学、音乐；社科类的政治、经济、历史、人类学、社会学；理科方面的自然、科学、现代科技；等等。此外还有环境学、心理学等课程，当然也有“健康”这样特别针对老年人的课程。&&&&据稻田素子介绍，川崎市生涯学习中心作为非盈利机构，包括她在内，目前共有16名理事，全都是志愿者不拿工资。学校一年授课学员为6500人次，同时在校学习人数为2000名左右。任课教师大都是像阿古智子这样来自日本一流大学的教授，他们拿很少的一点讲课补贴。&&&&川崎市生涯学习中心是对全日本开放的，由于教育质量好，又是非盈利，很多川崎市之外的老人也来学习，目前最远有来自日本东北地区的仙台市退休人员。&&&&左中功夫也是学校理事会成员，现年79岁的他从2003年开始就在这里学习并协助组织教学安排，他2002年退休之前是日本富士通电脑公司的职员。&&&&课后我还单独采访了须山隆二，他是四年前退休的，之前一直是政府公务员，退休后就到这里学习，他这学期上的两门课都是与中国问题相关的，因为他觉得中日关系对日本乃至亚洲都很重要。须山隆二的课都是下午的，上午他在一家面包店兼职做烤面包师，“我不是为了挣钱，我就是喜欢烘焙面包，”他说，“当公务员时候太忙也太压抑自己，除了埋头工作没有别的，退休后才找到自我。”&&&&平本康治也有同样感受，今年65岁的他才刚退休不到一年。他之前是日本三菱重工的企业管理人员，曾在中国工作过20多年，走遍大半个中国。但在中国工作的时候，由于公司根据中方要求有严格规定，职工不允许关注中国政治，所以他退休后选了有关中国问题的课程，除了中国政治，他还学习、研究中国的经济与外交。“我也在努力寻找自己的兴趣爱好，比如我还报名学习绘画和摄影，我也关注养生。但我更担心自己老年痴呆，所以要多思考问题，让脑子运转起来。”&&&&阿古教授告诉我，类似川崎市生涯学习中心这样的市民学校在日本各个地方都有，东京都世田谷区的市民大学办的也很好。此外除了这些公立的非盈利市民学校，日本还有很多私立的学习中心，很多老人去学习。总的来看，中国问题在日本很热门，几乎是多数人的首选课。&&&&11月20日，父亲趁我在日本访学的机会，请假暂停了自己在昆明市老年大学的课程，来东京旅游。我向父亲介绍了日本市民学校的情况，重点讲述了我在川崎市生涯学习中心看到的情况。&&&&我问父亲：“你们在老年大学里面学习国际政治吗？”父亲说完全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这学期主要是上两个提高班继续练习书法和摄影，另外他新报了声乐和电脑班。&&&&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昆明市老年大学的课程设置也还是十分丰富的，分文学、外语、体育、舞蹈、声乐、保健、家政、计算机、艺术、书画、民乐共11个系，开设课程上百种，学员近万人，在国内的同类机构是首屈一指。但确实没有政治、经济等课程。&&&&我给父亲看了川崎市生涯学习中心的课程表，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个我们没法和人家比。”&&&&我问父亲有没有兴趣去川崎市生涯学习中心和日本的老人交流，我可以请阿古教授帮忙安排。父亲犹豫了一下说：“算了吧，我就是出来玩儿的，中国政府也没有授权我，不太合适。”&&&&我心想，你一个破产国企的前职工，居然还想着代表政府？我准备再劝说几句，父亲已经懒得理我，打开他的iPad开始刷微信，与他老年大学的同学在微信群里聊天。&&&&我偷偷看了一眼，他们微信群里转发、讨论最热火朝天的消息主要都是一些养生的，比如“心脏最怕什么你万万想不到”“每天吃两根香蕉”“这东西连皮吃可防癌”……&&&&（注：作者为中国法律媒体人。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hao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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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汪东兴背后的“老人”们：从头到尾看人民日报
　　日，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顾委委员汪东兴，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而早在2011年，人民网就曾做过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两届近300人的原中顾委委员，在世者已不足30人。
　　1982年，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邓亲自担任中顾委主任。这是一个过渡性组织，但因其是诸多重量级中共元老的大集合而富有威名。它存在到1992年，包括邓在内的开国一代中共领导人们，借此逐步退出第一线，完成了执政党中央机构的年轻化。
　　如今，虽然机构不存，但这些威名赫赫的党内老人们，却依然发挥着隐隐的力量。哪怕有的已不能言语，其偶尔出现在报刊或网络上的文章，仍引发着激烈争议，提醒各方他们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近20年来，这些老人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不同的符号，他们的大多数人都关注历史真相，因为历史往往会影响现实。他们也仍旧勤于思考，仍旧坚持己见，甚至正面争吵，界限了然。而这些分歧，很多时候，恰恰代表了正在行进的中国的不同侧面。
　　本文首发于2011年6月南方周末
　　2000年的一天，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委员任仲夷和几个老干部吃饭，突然放下筷子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
　　1亮相与“归隐”
　　日，十四大闭幕后，第一大悬念才解开：邓小平来了。这位大会特邀代表，以接见全体代表的方式出现。《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写道：望着年富力强的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88岁的邓小平高兴地笑了。
　　1989年11月，邓小平辞去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1992年，他“南巡”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无疑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退休之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安排，特邀代表具有与正式代表同样的权利，也是党的老人们在政治舞台上少有的公开亮相。自1987年十三大起，每届党代会都会设40-60名特邀代表。
　　此前的中顾委委员们，在中顾委撤销后，以此身份亮相的，少之又少。
　　1997年9月，将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十五大的原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专门约见《人民日报》记者，表达“一个老党员的祝愿”。报道中说，越说越兴奋，宋老硬是要从轮椅上下来自己走走。
　　原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不仅是十五大和十六大的特邀代表，还以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身份，同在任领导人一起在主席台前排就坐。薄先后协助邓小平、陈云，连任两届中顾委排名第一的副主任。1999年，他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50周年庆典。
　　在原中顾委委员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原各省一把手，以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最为人熟知。1985年，他选择一退到底，包括未出任省顾委主任。依照惯例，任仲夷没有被组织列入十三大（1987年）代表候选人名单，却意外被数百名党员联名推荐并全票当选，又高票连任至十六大（2002年），创下党代会正式代表参会次数和年龄之最。
　　2002年十六大，88岁的任仲夷在卫生间被中外媒体包围。他在会上重复自己在十五大时所引用过的邓小平的话：“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老人还不忘其一贯的幽默：“三个代表”要当一辈子，党代表不能只在开会期间当一次。任仲夷每次参会都被期待着发言。
　　或许是因为退休之后时间空余，这些老人们的兴趣爱好，也被充分发掘。
　　一些非政治性的“中”字头团体，有时可见老干部们的身影，或担任会长、名誉会长，或挂名顾问。
　　原黑龙江省委书记、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曾担任“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理事长，而他的前任，则是原中顾委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
　　开国上将肖克还创造了老人中最显著的文学成就，作为诗人和书法家，他在战争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终于出版，更获1991年茅盾文学奖荣誉奖。
　　上将吕正操则曾长期担任中国网球协会主席，88岁时，他仍每周打四五场网球，每场一两小时，运动量惊人。
　　经济学家于光远因研究玩学而自称“大玩学家”，他还曾倡导“健康、科学、友好的麻将文化”，举办“中华麻将公开赛”。
　　老人们还撬动了堪称“浩大”的文化工程。肖克发起成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并挂帅编纂《中华文化通志》，共101卷、4000余万字，由全国近200位专家历时8年完成，1998年出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该书题词并作序。
　　在党内，原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是较早主动撰写回忆录的中共高层官员。他1988年之后担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并把大量精力用于党史研究和著述，已出版《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991年上卷、1993年下卷）、《七十年奋斗与思考》（1996年上卷）等。前者是带有回忆并带有研究性质的有关中国当代史的专著，涉及了党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后者则是薄一波个人回忆录。
　　薄一波在玉泉山的“写作班子”至今仍在工作，类似的机构已有多个。在党内，领袖级人物（毛、周、刘、朱、任、邓、陈）的著作，在中央文献研究室都有专门的编研部（组）负责，而其他领导人，则可申请中央批准，成立专门的机构。
　　2“二线”政治
　　中顾委在1992年的十四大结束使命撤销，绝大多数老人完全隐退。
　　但也有例外。
　　在十四大，两届中顾委委员刘华清以76岁高龄当选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为江泽民的军事助手，直至1998年卸任。近几年随着中国制造航母的消息频现报端，这位“中国航母之父”再次受到国内外关注。
　　一些老人被安排进入政治性团体，以“半官方”或“非官方”身份继续活跃在政治舞台。原上海市长汪道涵1991年11月出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首任会长，直至2005年12月去世。他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的置酒言咏式的会谈方式，成为绝响。
　　原国新办（中央外宣办）主任朱穆之，因人权议题频繁发言，反击西方指责。1993年，中国人权研究会成立，朱穆之出任首任会长，后任名誉会长。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朱穆之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没有主权，哪来的人权。所以还是邓小平说得好：‘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
　　1990年后，原中顾委委员邓力群担任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并参与创建当代中国研究所。邓力群曾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是上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负责人之一。原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应邓力群邀请，1993年至2001年任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绝大多数人因年龄、身体或其他特殊因素，深居简出，但仍保持对政治和时局的高度关注。
　　上将张爱萍自1987年退休之后，几乎不再参加官方组织的任何政治性活动，喜欢谈诗论赋。他的儿子张胜在2008年出版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提到，1989年之后，张爱萍在报纸上看到重走集体化道路的河南南街村，创造“没有腐败”、“共同富裕”等奇迹，便给《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写信，《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的来信，中央电视台却没有播出，于是执拗的张爱萍自己去了南街村考察。
　　张胜回忆说，父亲还给中央相关同志直接通了电话，但对方“没有明确的态度”。儿子跟他也有分歧：“你这样起劲地为它（南街村）奔走，难道它真的是今后的方向吗？”张胜写道，“我觉得父亲真的已经老了，他已经不能敏锐地洞察周围的政治气候了，他显得是那样固执，那样的天真，那样的不合潮流。”
　　95岁的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则对当下社会风气不满，据他的女儿汪延群转述，他觉得“时代是退步了”，人都“钻钱眼里了”。他最近也关注利比亚问题，“说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打人家国家还特别有理”。
　　汪东兴每天都要看《人民日报》，从头到尾看，还有《环球时报》、《南街村报》等。这些“学习”每天会占据他4个小时。最近，汪东兴又在通读毛选。“他碰到问题会到里面去找答案”。
　　老干部们时常会受邀到地方“考察指导”，这使得他们的晚年活动在局部被公开。
　　汪东兴每年必定外出参加的活动，是在毛泽东诞辰日和忌辰日，去毛主席纪念堂。至于去地方上“考察”，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从知道地方花了多少招待费之后，汪东兴再也不去了。
　　“到省里必须派个什么人来陪，吃饭也陪，做这个也陪那个也陪，这种规矩我爸就很反感。”他后来也不去公园散步了，老人对他的警卫需要买票进公园忿忿不平，在他的意识里，“公园是国家的，人人都应该平等”。汪延群说。
　　3不同声音，同样执著
　　2004年3月，任仲夷突然吩咐儿子把院子里的门槛锯掉，原来，他的好朋友于光远要从北京飞来。
　　自从2005年起两度脑血栓之后，于光远才基本上停止外出活动。之前，他“坐轮椅飞天下”，平均每个月出差两次。于光远已退休的秘书胡冀燕至今每天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上班，“他（于光远）的事儿还多着呢！”
　　许多年迈的老人们，把晚年的大量时光，都用于公开的各种学术思想活动。
　　“任老在的时候，几乎每次研讨会他都参加。”广东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官员关山说，“有人说他高调，但我感觉这是一种使命感吧。”广东的许多年轻学者和新闻记者，都曾与之交流。
　　任仲夷善于把一些敏感议题变得富有弹性。如，他妙解“和谐社会”：“和”左边为“禾”，右边是“口”，即人人有饭吃，而“谐”左边为“言”，右边为“皆”，即人人有言论自由。又如，他认为，稳定是动态的稳定，只能用改革来求稳定。
　　“不单对我，许多人在场时，他也不避讳，很坦荡，已经无所顾忌了。”曾为任仲夷做大量口述的关山说。
　　所有的议题都指向这个国家的出路，但由于对历史政治的不同理解，老人们形成不同的群体。
　　一些被认为是“改革派”的老人，经常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文章。任仲夷关于邓小平与广东改革开放的一篇谈话，2004年曾在《炎黄春秋》等多家刊物上同时刊发，反响强烈。任仲夷认为，可以大胆“学习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政治文明。
　　原中顾委委员朱穆之，2009年则在《求是》杂志所属的《红旗文稿》上发表文章《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称“所谓西方民主，不仅中国人民早就看透唾弃，现在也日益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破产”。
　　作为历史亲历者，他们更不时在一些党史细节上，或明或暗地指责对方有误，这主要体现在一些个人发表的回忆文章或传记中。
　　2006年，原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出版了一本自述。他在前言中写道：“晚年了，忽然变成名人。一些说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国外的报刊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来作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些语言是污辱性的。听到看到，一笑了之。”
　　邓力群自述的诸多说法，则在《炎黄春秋》上被反驳。这本以记史为主的月刊即将庆祝创刊20周年，它是1991年在中顾委常委、开国上将肖克支持下创办的，其4位顾问全都是原中顾委委员：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李锐。他们同时也是这份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肖克给杂志定下“求实存真”原则。杂志社副社长吴思说，老将军不过问杂志社具体事务，但会亲自审阅重要稿件。1994年，在他支持下，该杂志在中国大陆首次发表了纪念胡耀邦的文章。2005年，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
　　汪东兴的子女正在给汪做回忆录，已完成第一部。汪延群说，汪东兴直接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但他对“四人帮”的定性持保留态度，还批评有的人“把‘文革’撇得那么清”。
　　作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办主任，汪东兴很在意社会对毛泽东的各种评价，却不在意自己的“凡是派”标签。“他承认自己有‘两个凡是’的思想，但是他说第一我不是‘两个凡是’的创造者，我也没这水平，发明人死了，你现在把那时候开会的东西拿出来，会觉得特别好笑。”
　　汪延群说，他们专门给汪东兴录音录像，以免“他百年以后有人说我们造谣”。
　　个人史，往往伴随着争议，但党史界认为，史料的增加有助于令真相“越辩越明”。
　　2004年，《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出版，再版时，出版社发表声明，“特向吴桂贤同志深表诚挚的歉意”。吴德在口述中称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跟着‘四人帮’跑”，引发吴桂贤的不满，并诉至法院。
　　4“两头真”现象
　　自从2008年老伴去世，杜润生基本一直住在医院，但仍在为农民发出声音。
　　2011年1月，《财经》杂志刊发了对这位98岁老人的专访，该刊记者在纸上提问：“您曾经说，中国要过两大关：民主关、市场关。在您看来，农民的出路在哪里？”杜润生用笔在“民主关”“市场关”之后写下了三个字：“自由关”。
　　杜润生的秘书李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老头儿”的语言能力早就明显下降。2007年，当南方周末采访杜润生时，所有的交谈只能通过纸笔来完成，但他偶尔挤出的话语却清晰有力。记者递纸条问他：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山西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这是2000年，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撰写《悼胡绳》时，援用蔡仲德评论他老丈人冯友兰的话，评价原社科院院长胡绳。《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据此归纳出“两头真”――意即“年轻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这个词迅速成为党史研究热词。原中顾委委员、文艺理论家周扬等人，都曾被评价为“两头真”。
　　2004年，原中顾委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张劲夫更主动“对号入座”，发表《我也是个“两头真”》：“年轻时，面对要当亡国奴的危险，提着脑袋找共产党，加入革命行列，真心抗日救国；年老时，经历了党内外诸多有疑问的事，真心反思，以求弄通，不当糊涂人。”
　　张劲夫是目前仍在世的唯一一个原中顾委常委。上文为其自编的《嘤鸣?友声》文集自序，其中收录了原安徽省社科院院长欧远方的3篇文章《前苏联垮台的教训是什么》、《封建残余是社会发展的障碍》和《反腐败呼唤政治体制改革》。
　　蒙受13年牢狱之灾的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反思文革时，也检讨自己：“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
　　“……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1996年5月，病危的陆定一留下这样的遗言。晚年的陆定一，住在北京医院十余年。《陆定一文集》编者陈清泉曾回忆，1990年底，陆定一为这部文集写了一篇长达万字的自序，就此搁笔，至去世，这位担任中宣部部长长达22年的“党内才子”，再也没有公开发表文章。
　　“他晚年对新闻工作不满意。”他的儿子陆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作为至今仍被大学教材采用的“新闻”一词的定义者，陆定一反对笼统提“新闻为政治服务”口号。
　　在陆定一去世10年之后，陆德整理发表了陆定一晚年的一些反思，其中提及：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和政策上，应“宜粗不宜细”，但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则应“宜细不宜粗”；惩治党内腐败，光有“自律”不成，还要加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党的“双百”方针，应该用“二元论”来解释，不应用单纯阶级斗争的“一元论”理论来指导；“自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核心价值部分，对自由和民主的分析，应是“扬弃”，而不是“抛弃”。
　　老人们还往往回溯到自己最初的理想上。出生于五四运动前夜的任仲夷，和他的至交好友经济学家于光远，都是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选择追随共产党。
　　2000年的一天，任仲夷和几个老干部吃饭，突然放下筷子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
编辑：付若愚
关键词：老人;人民日报;汪东兴;欧远方;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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