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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层领导新老交替走向制度化
.cn 日11:17 西安新闻网-西安日报
　　新老交班
　　以一封信和三句话，江泽民与胡锦涛握手后，从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岗位上退了下来。
　　由邓小平开始的先例，至江泽民成为惯例。中国高层领导实现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
由此形成制度、规范和程序。
　　只有从中国历史纵深的视野，才能见证这一事件的意义。而从中国的现实来看，高层领导实现平稳过渡，昭示了中国政局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足以给国人和世界以长久的信心。
　　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致力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中国共产党，给自己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历史命题。而高层领导新老交替平稳过渡的制度化，正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在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被寄望于成为一个新的起点。
　　15年前邓小平全退的先例，到江泽民全退时已成惯例。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新老交接逐步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这正是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一次实践。
　　“中央政治局：我向中央请求辞去现在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这封信落款时间为日。外界发现，江泽民此信的开头段落，与15年前邓小平辞去同一职务时信件的开篇一字不差。
　　这并不是巧合。如果说15年前，邓小平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先例，此次江泽民的同样行动，已使其成为惯例和制度。
　　今天，我们沿着这一历史轨迹，追寻中国共产党在高层领导新老交替上走过的历程，更加感到中国共产党解决这一历史课题的来之不易，也更加坚定了对党和国家的事业的信心。
　　1957：毛泽东的四个设想
　　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进行了这样一番谈话：“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纸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
　　1957年5月，毛泽东同来中国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会谈时说：“当主席，太复杂。我是想退下来，当个大学教授。”伏罗希洛夫当时很惊异，说：“那怎么行？谁能代替你呢？”毛泽东回答：“我们党内很有人才，他们已经成熟，无论资历、声望和能力，都不比我差。”事实上，在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前后，身为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就有过从党和国家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的长远考虑。
　　中共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北戴河召开的党的领导层的一次会议上，就说起他不再当下一届国家主席，并谈到考虑不再当党的主席。党的八大作出的发扬党内民主，推进新老交替的制度安排，也是中国共产党解决领导人终身制问题最初的尝试。
　　据龚育之回忆，日，毛泽东同志在第12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又提出在二届人大时辞去国家主席：“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
　　站在今天回顾历史，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关于及时实行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的战略考虑，对于当时新中国和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遗憾的是，八大制定的政治、经济、组织路线未能贯彻执行，毛泽东对于自己退休后的美好设想，也就难于成为现实。毛泽东虽然在1959年后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但一直担任党的主席的职务。1976年，他在党的主席的工作岗位上逝世，接班人的问题未得到很好解决。
　　1982年的尝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平反后出来工作，年轻干部的培养断档，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令邓小平忧心忡忡。于是，培养和提拔中青年干部，成了刻不容缓的战略性任务。
　　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道：“老同志的最主要的任务，第一位的任务，是提拔年纪比较轻的干部。别的事情搞差一点，这件事情搞好了，我们见马克思还可以交得了账，否则是交不了账的。”
　　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时指出，对现行制度存在的党政不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弊端，必须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他还提出要建立退休制度。这年的9月10日，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老同志率先垂范，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在邓小平和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推动下，1982年党的十二大在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上写下了新篇章。全会选举产生的348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新当选的有211人，其中就包括江泽民、李鹏、李瑞环等中共第三代主要领导人。最年轻的是39岁的胡锦涛同志，时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
　　在党的十二大上，还诞生了一个新的机构―――――中央顾问委员会。邓小平当选为中顾委的第一任主任。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干部新老交替的一个创举，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殊安排。这年9月13日，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会上，邓小平开宗明义地指出：“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可以设想，再经过10年，最多不要超过15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邓小平从当时干部队伍实际情况出发，摸索出了老一辈领导集体培养接班人、集体交接班的新制度，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将来顺利过渡到第三代领导集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2年制定的新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连任不得超过一届，解决了以前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进一步实现了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主动从顾问委员会退了下来。
　　邓小平也从不回避自己的年龄。1984年国庆阅兵后，大家都很高兴，但他自己却很清醒地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评价：这次阅兵很好，有一个遗憾，就是由一个80岁的人来阅兵，这本身是个缺陷。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访问邓小平，问他：“您是中国的第一号人物，您准备在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顾问的位子上再留多长时间？”邓小平回答：“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我干到85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
　　在邓小平的坚持之下，1987年，他不再进入党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只保留军委主席一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半退”。
　　邓小平的最后任务
　　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建立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1989年6月，邓小平在家里和几个中央领导同志谈了自己的想法：“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总有个过程。”他明确提出，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还是搞退休制度。
　　9月1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在谈到个人退休问题时深有感触：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
　　就在这个月，深思熟虑的邓小平就给中央政治局写了这样一封信：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
　　日，北京飘起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邓小平和往常一样起床，散步，看文件，午睡。下午起床后，他静静地等待着来自人民大会堂的消息。下午3点，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对邓小平辞职的请求进行表决，同意了邓小平辞职的请求。表决结果一出来，邓小平立即驱车赶往人民大会堂。邓小平对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人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感谢全会，衷心感谢同志们。”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在身体健康、思维清晰并享有巨大威望的情况下，主动从最高领导职位上完全退下来，邓小平是第一个。
　　11月13日，刚刚退休4天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访的外国客人时郑重宣布：“这将是我会见的最后一个代表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他还说：退就要真退，这次我就要百分之百地退下来。我退下来也是想让党、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能够放手工作。我相信他们能够把工作做好。三年后，十四大决定不再设立中顾委，代之以退休制度。邓小平的这个心愿也最终变成现实。
　　十六大：新老中央领导集体平稳过渡
　　从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江泽民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工作已经走过了十三年的历程。在这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3％，经济总量已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跃居世界第六位。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加入WTO使中国彻底走上了开放的道路。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也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
　　在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抓紧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的、善于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干部和各方面人才，也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始终摆在战略位置上的一项重要任务。江泽民同志曾说过这样一番语重心长的话：“选拔和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的问题，我想得很多。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我们就难以向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和革命先辈们交代，难以向党和人民交代。”
　　13年来，江泽民同志就努力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推进，干部制度逐步朝着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方面迈进。1998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推行竞争上岗的意见》。2002年7月，中央出台《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是在1995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进一步严格了干部选拔和考核制度。
　　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了《加紧培养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中青年领导干部》的重要讲话。江泽民同志在向中青年领导干部提出了三点要求后，又分别引用古人龚自珍、郑板桥、朱熹的诗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表达对中青年领导干部的殷切希望。他就此解释说：“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一要不拘一格，二要加强磨练，三要人才辈出。”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在北京召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在承前启后中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老一代将以什么姿态退下去，新一代以什么面貌走上来，世界的目光对准了中国。这次会议在领导干部新老交替上续写了20年前十二大的光辉篇章。新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180名，占全体中央委员的一半以上。全部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工作的同志，其中有一些是改革开放以来参加工作的年轻干部。新一届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平均年龄55.4岁，50岁以下的占五分之一以上，98.6％具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其中，各地省长与省委书记、副书记占三成席位，更符合年轻化、专业化的原则。最为令人瞩目的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政治家的选择，模范而忠实地实践了邓小平理论，为全党作出了表率―――――他和其他5位政治局常委，在其声望最高和政绩最为卓著的时候，激流勇退，离开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与此同时，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走上前台，开始全面主持中央工作。
　　有评论认为，在中共历史上，在和平稳定的情况下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权力交接，对中共自身的地位和前途，对整个国家的发展以至世界格局，都会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十六大不仅确立了“到点退休制”，实际上还确立了“有限任期制”。党史理论专家龚育之认为，“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正常化、规范化、体制化的新老交替是十六大的一项重大贡献，应当载入中共史册。”不过，中央从当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防和军队建设任务繁重考虑，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决定江泽民同志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
　　四中全会：高层领导新老交替走向制度化
　　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工作两年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会议召开前夕，江泽民向中央政治局致函，请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辞去现任职务。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发展都有利。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我也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在信中，江泽民还郑重向中央提议，由胡锦涛同志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他表示，胡锦涛同志担任这个职务是完全合格的，也有利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
　　9月19日，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同意江泽民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作出的杰出贡献，并决定胡锦涛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9月20日上午，江泽民和胡锦涛出席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江泽民说：“从党的十六大到这次全会，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高层领导完整地实现了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现在我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尽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看到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后继有人，我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
　　胡锦涛在讲话时表示，江主席作出这个重大决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为我们党、国家、军队高层领导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称赞江泽民同志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怀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
　　胡锦涛就任军委主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向第四代领导集体平稳过渡的最后完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关头，历史的接力棒稳稳当当地传到了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手中。
　　海内外舆论对此予以积极评价。香港《文汇报》社评说，这是中共十六大顺利实现中央领导集体新老交替的延续，表现了江泽民的宽阔胸怀和远见卓识，体现了中共和国家高层领导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显示了中共的执政能力更加成熟。
　　也有评论认为，党的领导人的新老交替能在将来进一步以制度确定下来，实现领导层的政治生活制度化，因为“设立严格的任期制度和退职、退休制度，是每一种政治体制顺利运转、保持活力的重要一环。对中共来说尤其如此”。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吴美华说，目前党章没有对领导干部的任职期限作出明确规定，破除领导职务终身制需要更多的法律和党内法规的依据。
　　以中央领导为典范，中央党校的王贵秀教授指出，当前应该注意的是，地方上有些领导干部从党委退下来，到人大，再到政协，转上几圈早已远远超过离退年龄，这是变相终身制的一种表现。
　　所有这些，都应该从进一步的制度改革中取得突破，这也应合了执政能力建设中“制度建设是根本性工作”的思想。
　　随着党的第三、四代高层领导过渡圆满完成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我们有理由对未来充满期待。（综合《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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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网日报道　据英国路透社12月26日报道：-集团前不久任命了两位年轻的高管。相关分析人称此举有利于完成现代-起亚集团的领导权向新一代平稳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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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为下一代管理层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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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译：羊洋 审稿：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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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央领导层有序更替的中国模式
　　叶笃初
　　实施领导干部有序更替大计的源头
　　引用邓小平同志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的概念，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这一标准的提法出发，考虑到名字太长，我们可以简化为党和国家领导层有序更替，或者叫做中央领导层的有序更替。更替比交班这个词要好，因为交班有一次性的意思，更替的意思是不断循环。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我们党的元勋叶剑英同志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的讲话中，引用了唐朝诗人李商隐的“七绝”两句，他解释诗句的意思是：“后来者居上，年轻的会超过年老的，可以说，这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规律。”这时，叶帅已是85岁的高龄，如此情真意切之言，在会场内外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事实上，这一股新老交替热源起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亦即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首先提出青黄不接问题的是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及为他们当助手或做具体工作的一班人。事实上，后者要切实作好准备，启动年轻干部锻炼成长工程，并且要吸收大量年轻人入党，没有大批年轻党员，哪有大批年轻干部、哪有承担各种重责、好学上进的干部，从发现、培养、历练进而起用，这似乎是个常识问题，但要有先想、先谈、先拿办法的人，然后再出办法、机构、乃至制度或说制度化。
　　最懂得紧迫性的是陈云(他是延安时期任职最长的组织部长)，他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大意是说省地市委、政府各部委干部都五、六十岁了，还有七十多岁的。他们日夜操劳，身负重任。“这种状态显然不适应我国十亿人口的大国的繁重的领导工作。他们已经不能持久地工作，并且常常带病工作，时常因病住院。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都有几起”。他还提出必须迅速果断采取措施解决“青黄不接”的问题，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
　　这一席话到邓小平同志那里，一个坚定鲜明态度就是“我双手拥护”。接班问题也是形势所迫，青黄不接是很危险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自上个世纪末期着手实施领导干部有序更替大计的源头。
　　这次十八大中特别强调指出，“干部重在教育”，这是因为现在我们每年发展200多万党员，基本上都是年轻党员。现在已经不愁选拔干部了，而培养和教育干部的问题更加凸显。有序更替是个大的工程。党的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就在于干部更替的有序进行，这也永远都是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标志。不是这样的有序交替就可能引发社会的动荡，出现各种各样的困境。
　　小平同志说的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那是1980年，而这一次的交替是2013年，我们考虑这个问题不宜单独就事论事和非历史地讨论。而要有一个历史的视角，不宜孤立地、非历史、非科学地看问题。对领导层的更替我的态度是肯定的，但我也没有觉得已十全十美。
　　关于有序更替的顶层设计
　　邓小平曾经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就要废除终身制，这不但是党的制度，也应该是国家的制度。还说，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制度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不建立退休制度不行，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家、党就缺乏活力。这可以说“一语中的”，触及到领导权力有序更替的本质内涵。这关乎大局、关乎未来。所以，我们说这属于中国梦的一部分，是战略全局的问题。
　　如谈到顶层设计，从理论层面上，“八 ? 一八”讲话，即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 ，无疑是具有基础性质的指导文献，由此揭开了党内各项制度的改革，尤其是领导制度包括领导权力有序交接的篇章。从实践层面上，首先则是尝试“顾问委员会”制度，以此作为一种“过渡”或“缓冲”的运转环节。党的十二大党章第六章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八条分别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具有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的性质。中央一级要求有40年以上党龄、有较大历史贡献、有丰富领导工作经验的人出任。由此产生了一项可操作、可尝试的运转机制。无疑，这为新老交替有效提速找到了着手点。当年，邓小平就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在第一次讲话中就说，顾问委员会是一个新东西，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有类似的组织，但不像我们这样依据中国情况建立起来的。他肯定说，这是解决我们这个老党、老人实现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他特别强调，这比较合乎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比较稳妥、比较顺当。稍使人们感到意外的是，他强调说，准备花两个五年的时间，来解决新老交替问题。十年以后或早或晚还要取消这个组织。
　　从此，我们就开始了党和国家领导有序更替的进程。
　　重在合乎中国实际，一是稳妥，二是顺当。中国领导层的有序更替的要诀就在这里。现在时兴说“顶层设计”一类，当年的重要讲话和中顾委由生而消就是这种最顶层也是最重要的设计。由此衍生的种种规章、方式、方法良多，都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
　　中共抛弃禅让制和世袭制，一直在吸取精粹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初就抛弃了禅让制和世袭制，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值得我们为此骄傲的。因为中国毕竟是从禅让制，是从漫长的世袭制走过来的。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在吸取精粹、抛弃糟粕。在中共的制度建设史上历来就有这样的传统，就是承继优秀的――包括中国的，也包括国外的经验，同时也不断创新。
　　就中国来说，以后人的眼光来看禅让制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所有的制度都是时代所赐。当年能够维持下去，就有它的合理之处，是存在决定了意识。后来时代变了，最终评价制度的好坏就看它有没有促进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标准。比较起来，过去旧的时代多少都注意到了选优，这也是一个起码的条件。选优就要从年轻人开始培养。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并不轻视这些文化，中国化的成果(民选、推选)我们一直也在遵循着。从共产党的诞生，确切地说是从第一部党章的诞生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特点。比如说小组推举，推举一个小组负责人。公推制与互推制，这些都是可以汲取的东西。
　　战争年代我们的党员队伍比较小，而且牺牲很大，通常都是指定接班人。一代人所处的社会条件，都受历史环境以及其他各种条件的影响。不要太多责备前人，要有历史观。
　　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是由我们自己的国情、文化、社会环境所决定。衡量制度好差优劣的最好办法，一是看是否符合本国国情，二是看是否符合时代要求。比如说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们很多制度建设不需要像过去那么烦琐。中共的干部制度是一个系列，不是一个简单的遴选概念，整个干部从培养到选拔到任用到任期规定再到接受监督等是个系列，相对比较完整。永远都有不合格的干部，也会有违法乱纪和表里不一的干部。对腐败现象，党本身从总体上有这个自洁能力，这个自洁能力是世界上其他政党无法比拟的。我们有8000多万党员，我们每一代经历的环境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过去有大量的文盲，接受的教育比较单一，我们以前的书架上都是马列的书，对西方的东西有排斥感，而现在包罗万象的书都可以看。这就叫做时代变化、环境变化。我们是靠真理的力量，靠实践和人民的支持，才能走到今天。简单得比较是没有意义的。
　　中央领导层有序更替的规制与约束
　　1982年党的十二大制定了新党章，揭开了我们党的党章历史新的一页，其中一大亮点即是增加了第六章干部章，其下列又有四项条款，其中第四条(党章排序为第三十七条)载明：党的各级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由领导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年龄和健康状况不适宜于继续担任工作的，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或者离职休养，或者退休。对此，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持新党章起草工作的胡乔木解释说，这条规定正式宣告，废除过去实际上存在的党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无疑，从此揭开了党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以及党的自身建设各个方面改革完善的新篇章。这项工作启动当时涉及至少240余万党员干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在战火硝烟中历练出来的英雄好汉，为党和中国人民解放立下了不朽功绩。其中有相当数量为元勋代或老红军、老八路一代。党对自己的改革和完善，迅速带动了一系列的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改革。
　　此后，可说既合情又合理的党内干部制度改革，包括实行任期制、选举制，特别是干部任职选人、问责、罢免……都一个一个解开了“结”，找到了“路”。
　　我感到特别欣慰的是我们党特别重视任期制。中共的领导干部早已抛弃了终身制，尽管在过去那种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党内是提倡革命终身、革命到底，也就是革命到死的，这在当时的环境中是很豪壮的。但是后来很多干部已经年老体衰了，职务还在，为了“革命到底”，就没有准备退，甚至不能理解“退”。这种感情在老一辈干部中是很深的。你忽然叫他不干了，他有点接受不了，现在的人可能不理解，但当时是情有可原的。至今还有十多万当年的老八路，身体还好，给予适当的照顾，是可以理解的。我在山东、山西的革命老区调研时有很深的感受，对这些老干部的心情很能理解，所以有时候也不要太责备他们。
　　党章作为根本法，主要是从权责授予方面作出规定，包括十三大到十八大的历次党章在有关干部方面都适当补充、修改、完善。如十八大党章对于干部接受民主监督以及要求讲党性的规定等。但具有程序意义和操作层面特点的，则更多有赖于具体法规制定、施行。
　　据查，有关干部、有关权责交替等具体规章至今已达30余件。
　　本届权力交接的政治新气象
　　中共历史上多次选拔高层领导都没有这届这样为世人所瞩目。观景、猜测、预判，甚至议论，现在都是允许的，而过去是不开放的，比较封闭。通过电视、手机、网络等渠道，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如此贴近全国人民的生活，我感到特别欣慰。这跟现在网络技术的发展、传媒的进步，最重要的是党务的公开是密切相关的。现在接受群众的监督，允许议论，大家叫“习大大”也是可以的，这是一种政治新气象，是中共日益深入人心的必然结果 。
　　看待领导人的有序更替的问题，既要看上游，也要看下游。上游的因素，也就是宏观、大局，如它是中国梦的一部分、保持社会的稳定，还有就是政治上的平衡等。从上游、从宏观上来看，我们需要全党形成一股凝聚力量，保持社会稳定。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中都强调，保持稳定，加强凝聚力。
　　下游的问题，主要就是提前物色、培养以及遴选年轻干部的问题。比如进常委，需经过多轮比选、筛选，官方语言就是经过考察，有群众基础，挑选群众拥戴比较多的人。以前叫做群众基础怎么样，现在叫做社会基础，或者是群众信任度，这些虽然是现代语言，但意思都是一样的。都提拔自己的亲信，这样真的可行么？不要觉得只有像西方那样搞宣传、做演讲才叫做比选和筛选，三十年前我们就实行了差额选举和注重群众信任度。
　　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实现了又一轮具有历史意义的新老交替。随着换届工作的顺利完成，一批具有时代特色的新的面孔已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肩负起治国理政的历史重任。这对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发出一个清晰信号：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事交替日益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这也说明我们党的内部十分稳定团结，这是未来中国共产党兴旺发达的重要政治保障。
　　先是实践，后有概念；先获经验，后作定规。是否存在一种模式，并命名为中国模式，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历史和现实已为我们作出了有说服力的证明。我们肯定这次领导人的有序更替是个重大的成果，但必须把握“进程中” 这个词。既然在进行当中，就还有发展。从制度上保持、引导党内领导层有序交替是一项长期、可持续、可提升的使命。自党的十二大建章立制新老交替，到十八大完成新一轮中央领导层有序更替。这可说是时达30年的持续接力传递过程。我们应遵循一个标准，即，一是符合中国国情，二是符合时代要求。我们不拒绝有益于我们的他国经验，但我们也不需要妄自菲薄。
　　(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之约访；编辑部主任魏爱云、编辑袁静记录整理，对此文亦有贡献)
　　责编/艾芸 美编/李祥峰
　　叶笃初教授受访感言
　　● 这个策划提的问题有相当强的政治敏感性。我很感兴趣，作为中央历次高层权力交接班的亲历者和近距离观察者，非常愿意做点工作。
　　● 在我看来，外媒低估了本届权力交接的意义。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还没有完全了解我们，所以我们要多宣传多介绍。另外外媒也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看我们。允许你说，也允许我说，这就是讨论问题了。
　　●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科学性要求比较高，语言表述上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必须要使用比较明确的、具有科学涵义的用语。这是个定调，关键词很重要。
　　● 依据十八大的决议，需要严谨表述，但可以稍变。照搬文件的现象，在中央党校早几代学者身上表现得可能比较明显，到了我这一代身上已经有所改变，但还是比较拘谨、沉闷。我学的是专业(联共布)党史。年轻一代视野比较开阔，也会引用外媒的评论和观点，但毕竟要注意发扬优良传统。
　　● 对于过去几十年中党的发展和进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十二大的时候叶帅专门引用的一句诗词――“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现在已经成为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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