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要对外援助非洲国家 - 简书
中国为什么要对外援助非洲国家
先说观点，那就是——其一，这些钱本来就是用来援助非洲国家的；嘿，哪里来的菜叶，喂，不要丢鸡蛋呀，还有那位同学，把你的板砖放下，听小欧说完好不好？其二，为什么要援助非洲国家；其三，农村脱贫不是简单的援助；可能之前很多伙伴对于这个话题会有一些了解，比如国际盟友，用金钱去换非洲国家的能源的之类，当然，也会有很多的伙伴会产生想法：自己还有2亿人没有脱贫，为什么不援助农村地区呢？今天，小欧主要从三个方面来阐述这个话题，那么，这里只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援助非洲国家”，不是来解决大家的“中国2亿人应该怎么脱贫”这个问题。其一，援助非洲国家用的是外汇，这是国家之间的央行用的货币，只能用在国外，国内用不了。关于外汇来源。大家知道，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是——出口、消费以及投资。外汇来源就是出口（当然，也有国外的投资），我们把自己的货物卖给国外，不能用人民币进行结算，目前世界通用货币是美元。外汇的用处。刚刚大家也看到了，外汇既然是国家间央行的货币，那么就只能去国外买东西了。而且，中国实行的是“货币双轨制”，也就是说，产生多少外汇，就要在国内印发等额的人民币来发行。在国内持有一定额度的一定天数是犯法的（额度、天数忘记了），那么，一个中国商人从美国赚了100万美元回来，他回国的时候，必须把钱交给外汇管理局，然后外汇管理局给他等额的人民币，这里给他的人民币就是加入到流通市场的，是可以进行消费的，而国家也有了100万美元的外汇，也是可以消费的。现在普通老百姓都知道要把自己的资金用来投资，不能放在手里贬值，国家也是这样的，外汇放在手里是放着，于是，权衡再三，结合国际形势和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就投了一部分钱到非洲国家去了。（PS：人民币10月1号正式加入SDR（特别提款权），中国在非洲也有项目开始用人民币结算，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的石油项目也在推进用人民币结算，为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助力护航）其二，为什么要援助非洲国家。这个可以从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以及国际道义方面来解释。经济利益。首先，各位伙伴，大家可以仔细想想当年我们被半殖民的时候什么情况？列强都来贷款，挖矿山，建铁路。他们做过的事情，现在中国都在做，援助不过是个伪装。大部分时候这些钱以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直接冲抵，根本没给。比如，中国现在全世界在建或者筹建的水电站有200多座，大部分在非洲。也就是说很多非洲国家是要给中国交电费的，这跟收税没什么两样。其次，随着中国的发展历程推进，人民的环保意识、对生活品质的要求等等各方面和之前不是一个档次了。我们面临着严酷的产业转型以及中等收入L陷阱，因此必须要找到淘汰产业的承接者，亦即初级工业品生产者。，我们要发展高级产业，就得找落后产业的原材料供应地以及销售基地，非洲就是最好的选择了。为什么中国人力成本这么高，还是有很多国家不能夺走我们的落后产业呢？因为中国是一党执政（准确地说应该一党执政与多党制），所以我们国家稳定啊。是的，你没有看错，因为我们中国稳定（是不是不相信，谁让你像小欧一样只看新闻不看书呢？顺便说一句，美国只有3亿人，但是犯罪率是全世界最高的）。有的国家，时不时停个电，时不时换个政党，时不时改下政策，谁敢在那里建企业呢？中国在非洲目前主要是进行基础建设+人才培养两方面。短期来看，中国投资的钱是没有马上得到回报，但是长期来看一定是具有经济效益的，比如，他们有一座金矿，但是没有工具和技术进行开采，没有铁路进去，我们就给他们技术，帮助他们开采，帮他们修铁路，以后，光是铁路方面一个货运的标准，就可以甩开N多的竞争者了。至于政治利益和国际道义方面，就不多说，直接来张图吧。其三，农村脱贫不是简单的援助。老实说，小欧能够感受到很多人关注的可能不是农村能不能脱贫，他们那些人更多的是要找政府的不是，又或者说，他们觉得政府应该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走，要不然就不行，就要喷你。农村脱贫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我们看到国家其实有西部大开发，很多农村地区也修了水泥路……并不是说应该给他们多少钱就叫扶贫，现在有个词叫“精准扶贫”。在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的拆迁户在拆迁的时候拿了国家的巨款补贴，但是，第二天可能就去买车了，或者说把这些钱流到地下六合彩去了。小欧个人理解，在农村，特别是没有可以用来出卖资源的农村，推进城市化是解决贫困的唯一道路。要推进城市化，就必须把更多的农民引入到城市，而且是要发展高级产业，那么，进城的农民变成了城市人，留在农村的农民也因为人均耕地的增加和机械化生产也富裕了。扶贫的的道路任重道远，前不久证监会也加入了扶贫行列。至于要怎么做，小欧确实是没有很多的来研究，毕竟我自己也缺格局、缺体验呢？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直接给农民钱这个办法是愚蠢的，反而对于富人会有利，对于农民来说是一场灾难。你看啊，直接给每个农民发100000，那么，大家拿着这个钱去消费，市场上一下多了这么多“广义货币M2”（也就是流通货币），肯定通货膨胀呀，农民有没有场地、设备这些固定资产来对抗通货膨胀，钱用完了之后，只能继续来打工，那时候工资的增长肯定赶不上那时的物价，反而过的更加穷苦咯！嗯哼，我觉得我应该解释清楚了，那就酱咯！PS：大白：小欧，我决定了，我要去染黑，这样子也可以得到中国的援助。小欧：就不能有点出息，不过，老实说，我觉得我自己也挺黑的了……
喜欢写文章，骑行，互联网金融，股票分析并且立志于从事金融行业的大四狗一枚，莫研究总院的实习生 ...怎么看待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怎么看待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中非关系升温的背景
中非关系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但从全球的视角来看，早在14-16世纪“世界经济或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之前[9]，中国与非洲肯定存在着相互间的交往。中国与非洲当时处在印度洋的两端，两者之间可以进行直接的来往，如明朝的郑和（）下西洋与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的旅行；也可以经阿拉伯人或印度洋贸易体系发生间接的联系。[10]
然而，由于中国在14-19世纪中叶、确切地是从明朝建立（1368）到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基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非之间的交往还是非常有限的。资本主义体系建立后，非洲虽然处在其边缘地带，但她通过大西洋奴隶贸易和其他不平等的贸易、自愿或不自愿地进入了这个体系。然后，非洲又逐渐沦为欧洲殖民地或美国的半殖民地（如利比里亚）直至20世纪50年代（以撒哈拉以南第一个国家―加纳的独立为标志）。与此同时，中国也遭到了与非洲同样的灾难：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饱尝丧失部分领土（台湾和满洲里）、丧失关税自主权并割让租借的痛苦。这种状况大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因此，非洲国家与中国是从50年代开始重新获得各自的主权，并且是以主权国家的身份缔结双边条约的。1956年，埃及是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个非洲国家。
众所周知，中国在60和70年代给予非洲巨大的援助，支持他们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同时也获得非洲国家的支持于1971年进入联合国。由于中国当时还处于非常贫困的状态，所以，对非洲经济上的支持比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支持还是相对薄弱的。但是，中国的真诚相助赢得了非洲人民的信任。有中国援建的长达两千公里、历时7年（）的坦赞铁路成为那个年代中非友谊的象征。
从70年代末开始，一些非洲国家受制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的结构调整计划。而中国开始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特别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以便引进它们的资金和技术。
90年代初，非洲的结构调整遭遇失败，而中国当时因1989年“六?四事件”正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倡加速推进经济改革的步伐。与此同时，非洲国家开始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支持、甚至是强制性的民主化进程，因为他们把结构调整的失败归罪于非洲国家的政治制度。西方国家对中国和非洲一些国家的人权政策横加指责，这种对中国与非洲所施加的外在压力为双方增强相互间的合作提供了机会。
90年代冷战的终结使一些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从非洲退出、而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非援助减半。但是，中国仍维持着与非洲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和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能源短缺和资源匮乏由此成为结构性的经济问题。这一变化促使中国与非洲经济合作的加强。1994年人民币贬值50％给中国商品出口提供了契机。1997年的香港回归和1998年与南非建立外交关系，促使中非政治合作的加强。同时，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又促使中非政治和经济联系出现合流，使中非合作关系进一步升温。
总之，我们可以注意到、等这样一些年份对中非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含义。当然还有后来的年。我们会在第二部分提到。
中非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实践
在政治领域，独立的非洲国家行使自己的主权、投赞成票使新中国于1971年成为联合国一员、并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自90年代以来，非洲国家行使自己的否决权、11次挫败了西方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的《人权报告》、14次拒绝了台湾重回联合国的请求。[11]
第一次“中非合作论坛―北京部长级会议”于-12日举行。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44个非洲国家派出了外交部长和经济合作部长。中国还邀请了国际组织和非洲地区组织作为嘉宾出席。《北京宣言》（简称《宣言》）和《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是会议发表的两项成果性文件。《宣言》反映了双方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问题上的共识和加强中非友好合作的共同愿望。中非双方一致同意致力于建立中非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
第二次中非合作论坛于-16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率领150名企业界人士与非洲44个国家的13名首脑、70名部长和350名企业家聚集一堂，发表了《中非合作论坛：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与会的企业家还举行了“中非企业家大会”。作为人力资源方面的合作项目，中国设立了“非洲人才开发基金”，承诺在这三年内为非洲培养1万名各类人才。
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其中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防等方面的合作。同年11月3-5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次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53个非洲国家中除了布基纳法索、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马拉维和斯威士兰，其余48个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中有40名首脑出席了这次会议。
北京峰会最终发表了《北京行动计划》。该文件强调了中非在五个方面或层次的政治合作：高层次（即部长级以上）的对话和互访，完善政治合作与磋商机制，加强双方立法机构和地方政府的联系，司法和咨询方面的合作，中国与非洲联盟组织、以及其他非洲地区组织的合作。与2006年初的中国对非政策相比较，因考虑政党之间的合作属于党的活动范畴，该文件去掉了政党之间的合作事项。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胡锦涛主席自2003年上任后已经访问了三次非洲，尤其是在年的10个月内访问了17个非洲国家，这超过了任何一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包括南非总统塔博?穆贝基。最近一次访问的宗旨是“加强中非之间的传统友谊，贯彻2006年中非峰会的成果，发展务实的合作，寻求共同的发展”[12]。
此外，中国在2003年3月首次派出218名工程技术武装人员到达民主刚果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2004年又派出558名前往利比里亚参与联合国的维和部队。[13]
在经济领域，中国在最近十来年对非洲的贸易和投资增长迅速。从1993年开始，中国对非洲的贸易先后超过了葡萄牙、日本、印度、意大利、英国和德国，到2004年成为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14]双方贸易额从亿美元增加到了2005年的400亿美元，使中国占到了非洲市场份额的6.8％，并且超过美国（5.8％）。[15]
年中国每年在非洲的直接投资（FDI）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10％左右。2004年达3亿多美元，虽然比2003年（7,479万美元）增长了四倍以上，但是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55亿美元）不到6％，占整个非洲直接投资（180亿美元）不到2％。[16]。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非洲2005年创三十年经济增长率最高，即5.8%，这部分归功于中国的投资。[17]中国在非洲的投资项目涉及贸易、加工生产、资源开发、交通和农业发展等。
到2000年峰会召开时，中国援助非洲的项目总计有800多项、金额累积已达444亿元，主要用于建设纺织厂、水电站、体育场、医院和学校等。同时，中国政府也鼓励和支持企业家到非洲投资和建厂。对中非双方有益的合作，如贸易、农业、基础设施、矿产资源的开发和旅游业等已经付诸实施。[18]
中国第一次在2000年部长级会议上提出三年内减免非洲最贫困或债务最重国家的100亿元。到2002年6月，中国已经取消了非洲31个国家的109亿债务，实现了自己的承诺。鉴于中非贸易之间的不平衡，中国又取消了来自28个非洲国家的190种物品的进口税。
除了以上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实践外，中非之间还保持着社会和文化的交流，譬如医疗援助、文化团体的互访和演出、以及为迎接奥运而开展的＂同心结＂小学生联谊活动，等等。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三、中非关系在不同时期的差别
经济改革以前，中非关系更侧重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交往，一方面支持非洲抵制苏联的扩张，另一方面是发展与非洲独立的合作友好关系。还有，这个时期的中非交往完全是由国家主导的。而现在，经济利益成为双方合作的一个重要话题。自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开始，中非企业家会议也同期召开。中非出现了不同层次的交往，中国人可以凭个人的身份去非洲十国（埃及、南非、埃塞俄比亚、肯尼亚、毛里求斯、塞舌尔、坦桑尼亚、突尼斯、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旅游或去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经商。非洲也加大了经济开放度。
90年代，中非贸易增长了700％。中国已经有674家国营公司在非洲扎营，而且深入非洲一些具有潜在的赢利部门，如矿产、木材和电信行业。西方国家认为这些部门收益少，因而放弃了对这些部门的投资和经营。中国提出对赞比亚的钱博兹铜矿进行再开发，并在加蓬被认为是储备枯竭的石油地区进行研究和开发。2004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达9亿美元，占非洲地区总投资150亿美元的6％。[19]
中国在非洲有数千个投资合作项目正在进行之中。位于世界同行225个公司中排名第43位的中国公路和桥梁公司一家就拥有500项工程。中国还进入了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尔的通信行业，获得一部分刚果采石和矿业总公司的合同，更新肯尼亚境内从蒙巴萨到内罗毕的铁路，并且为尼日利亚发射了人造卫星。中国有25％的石油来自几内亚湾和苏丹内陆地区。在苏丹名列前十五位的外国公司中，中国占据了前13位。这无疑对非洲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但从非洲的角度来看，用位于约翰内斯堡的维特瓦特斯兰德大学（Witwatersrand）南非外交事务研究所的副主任莫勒茨?穆贝基（MoeletsiMbeki）的话说，中国使南非这个最大的非洲伙伴突然同时面对“诱人的合作和可怕的威胁”。“我们出售的初级产品，买进的是制成品，从而导致我们的贸易赤字。难道我们不是在重复旧的历史吗？”[20]话出有因，南非与中国的贸易赤字从1992年的2,400万美元扩大到2001年的4亿美元。
另外，美国前国务院非洲事务助理沃尔特?坎斯特纳（WalterKansteiner）批评中国目前的这种对非关系就象是“海啸（Tsunami）”[21]。
然而，中非关系也受到许多人的赞扬，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说因为这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比起西方，中非之间的牢固关系将更有益于非洲，因为西方的援助都是有条件的”[22]。南非斯泰棱博克大学（Stellenbosch）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马丁?戴伟斯（MartynJ.Devies）说“中国是非洲最坚定可靠的贸易参赛者。看来中国在非洲将取代西方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中国不是新殖民主义，而是一种正在发展的全球性力量。面对这股力量，非洲必须务实地与之结盟”[23]。
正是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应当区分中国国家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中国当前的对非政策一方面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试图对贸易上的混乱进行重新整顿，譬如规制一些从事矿产品非法贸易的活动。我们也希望国家能在这方面起到作用。否则，那些在加丹加矿上的“淘金者”虽然有很多是出于生存的目的、仍将在一种非人的状况下继续工作。鉴于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一直是在试图削弱并且已经削弱国家的作用，我们更应当把当前的中非关系看成是全球化过程中双方国家力量的合作、以及在国际舞台上提升其作用。
至于“新殖民主义”的问题，应该说与中国相去甚远。年柏林会议上是15个欧洲国家讨论如何解决他们之间的刚果河危机、并规定对非洲进行“有效占领”的原则，其结果是导致非洲殖民地的建立。[24]这种殖民地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即种族主义。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摧毁了强加于人的殖民统治制度。但由于殖民经济结构的延续，西方仍然控制着非洲的经济命脉，使非洲许多国家不能获得经济上的独立，这才在学术界出现了表述这种情形的“新殖民主义”。而今天令人瞩目的中非峰会，则是在双方领导人平起平坐的情况下共同商讨非洲的发展和相互间的合作。况且，中国政府在与非洲国家的合作上所采取的行动还是很谨慎的。双方在经济上的合作项目也是尽量避开会引起与其他强国的竞争，在政治上则始终维持着与发达国家和非洲联盟的磋商和联系。
四、中非关系的影响
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虽然众说纷纭，但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到中非关系对今天的世界同时存在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就积极影响而言，首先是中非政治经济关系的升温增强了双方的相互了解。中非贸易增长多少改善了国际市场体系的结构，因为中国对非洲初级产品的需求提高了市场价格，譬如原油、铁矿石和棉花。这些初级产品价格的提升可以使非洲的得到一定的利益。[25]
其次是中非关系重新引起欧美对非洲大陆需求的关注。法国人说“中国和美国对非洲总是表现出最大的兴趣。没有比现在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研究非洲！”[26]比利时列日大学（Liège）在2007年1月举行的讨论会上提到“刚果―比利时：未来矿产部门发展具优先伙伴关系”[27]。可以想象，比利时退出其刚果殖民主义地已近半个世纪，但她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矿业一直是关注的。由于两国之间有过一段的共同历史（），比利时现在仍享有一定程度的特权。
再次是中非关系的发展可以加强双方在国际舞台上的相互援助和道义上的支持，如抵制西方的人权报告，增加发言权。
至于消极影响，首先是上面已经提到的中国人对非洲国家及其人民的了解不够，双方的生活习惯、社会法律、思考方式存在较大的区别。还有，国家利益和私人企业或个体商人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由此就会出现一些不易解决的问题。
其次是中非双方在吸引发达国家的外资和技术上存在着潜在的冲突。由于中国一些工会在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OIL）的支持下、正在要求增加工资，而非洲的工人将可能降低生产的成本，从而在吸引企业家投资上展示其竞争的优势。
再次是中非贸易发展之迅速对普遍的贸易伦理产生了疑问，也就是说谈判桌下的腐败。据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IAGS）主任伽勒?路福特（GalLuft）估计：“中国正在倾向于用一种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抛掉的方法行事，即谈判桌下的行贿。一些非洲国家因为可以从中获利，他们更愿意与中国、而不是与西方的公司合作，因为后者的行动底线是要求对方财政公开化，公开发表资金的用途。”[28]虽然这种猜疑和指责有其道理，但是在伦敦金融市场上购买非洲大企业的仍然是欧美强国、而且非洲许多大公司的总裁是欧洲人。后者也难免将非洲的财产放入自己的腰包，而且不会受到国际社会的任何监督。[29]
不管怎么样，中非关系成为今天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对研究者来说这是一座有待开发的金矿，尽管已经有不少先驱者了。但是她的发展还是令人兴奋的。我们不能预言这一关系的将来，但我们应该希望她是走在一条又长又好的路上，最终是趋向至少是双方利益结构的平衡。
为了达到中非关系的平衡发展，中国可以和南非一起工作。还有，欧洲与非洲的关系有积累数百年、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中国不应该忽略这一点。
不管怎样，大家应当知道：中国不是非洲的救世主，非洲也不是都处于瘫痪状态。我想以比利时工程师让-雅克?萨凯的话做结语，他在回忆录《从加丹加联合矿业到采石和矿业总公司》的结尾写道：“……黑非洲发展的唯一可能性有赖于完全成功地取得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新）南非。因此，南非应该用一种完全人道的、为其他国家愿意接受的方法来指导黑非洲的发展”。[30]中国正在与南非共同努力。[31]至于他们所做的努力及其成果有待另一篇研究论文，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的杨立华研究员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总之，中非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虽然受到资本主义主宰的世界体系的限制，但反过来对该体制产生影响。我们期待中非关系的发展能够克服自身的弱点、努力促使今天的世界体系朝着更趋合理的方向发展。(etudes)
、中非关系升温的背景
中非关系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但从全球的视角来看，早在14-16世纪“世界经济或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之前[9]，中国与非洲肯定存在着相互间的交往。中国与非洲当时处在印度洋的两端，两者之间可以进行直接的来往，如明朝的郑和（）下西洋与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的旅行；也可以经阿拉伯人或印度洋贸易体系发生间接的联系。[10]
然而，由于中国在14-19世纪中叶、确切地是从明朝建立（1368）到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基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非之间的交往还是非常有限的。资本主义体系建立后，非洲虽然处在其边缘地带，但她通过大西洋奴隶贸易和其他不平等的贸易、自愿或不自愿地进入了这个体系。然后，非洲又逐渐沦为欧洲殖民地或美国的半殖民地（如利比里亚）直至20世纪50年代（以撒哈拉以南第一个国家―加纳的独立为标志）。与此同时，中国也遭到了与非洲同样的灾难：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饱尝丧失部分领土（台湾和满洲里）、丧失关税自主权并割让租借的痛苦。这种状况大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因此，非洲国家与中国是从50年代开始重新获得各自的主权，并且是以主权国家的身份缔结双边条约的。1956年，埃及是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个非洲国家。
众所周知，中国在60和70年代给予非洲巨大的援助，支持他们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同时也获得非洲国家的支持于1971年进入联合国。由于中国当时还处于非常贫困的状态，所以，对非洲经济上的支持比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支持还是相对薄弱的。但是，中国的真诚相助赢得了非洲人民的信任。有中国援建的长达两千公里、历时7年（）的坦赞铁路成为那个年代中非友谊的象征。
从70年代末开始，一些非洲国家受制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的结构调整计划。而中国开始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特别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以便引进它们的资金和技术。
90年代初，非洲的结构调整遭遇失败，而中国当时因1989年“六?四事件”正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倡加速推进经济改革的步伐。与此同时，非洲国家开始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支持、甚至是强制性的民主化进程，因为他们把结构调整的失败归罪于非洲国家的政治制度。西方国家对中国和非洲一些国家的人权政策横加指责，这种对中国与非洲所施加的外在压力为双方增强相互间的合作提供了机会。
90年代冷战的终结使一些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从非洲退出、而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非援助减半。但是，中国仍维持着与非洲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和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能源短缺和资源匮乏由此成为结构性的经济问题。这一变化促使中国与非洲经济合作的加强。1994年人民币贬值50％给中国商品出口提供了契机。1997年的香港回归和1998年与南非建立外交关系，促使中非政治合作的加强。同时，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又促使中非政治和经济联系出现合流，使中非合作关系进一步升温。
总之，我们可以注意到、等这样一些年份对中非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含义。当然还有后来的年。我们会在第二部分提到。
中非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实践
在政治领域，独立的非洲国家行使自己的主权、投赞成票使新中国于1971年成为联合国一员、并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自90年代以来，非洲国家行使自己的否决权、11次挫败了西方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的《人权报告》、14次拒绝了台湾重回联合国的请求。[11]
第一次“中非合作论坛―北京部长级会议”于-12日举行。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44个非洲国家派出了外交部长和经济合作部长。中国还邀请了国际组织和非洲地区组织作为嘉宾出席。《北京宣言》（简称《宣言》）和《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是会议发表的两项成果性文件。《宣言》反映了双方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问题上的共识和加强中非友好合作的共同愿望。中非双方一致同意致力于建立中非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
第二次中非合作论坛于-16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率领150名企业界人士与非洲44个国家的13名首脑、70名部长和350名企业家聚集一堂，发表了《中非合作论坛：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与会的企业家还举行了“中非企业家大会”。作为人力资源方面的合作项目，中国设立了“非洲人才开发基金”，承诺在这三年内为非洲培养1万名各类人才。
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其中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防等方面的合作。同年11月3-5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次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53个非洲国家中除了布基纳法索、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马拉维和斯威士兰，其余48个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中有40名首脑出席了这次会议。
北京峰会最终发表了《北京行动计划》。该文件强调了中非在五个方面或层次的政治合作：高层次（即部长级以上）的对话和互访，完善政治合作与磋商机制，加强双方立法机构和地方政府的联系，司法和咨询方面的合作，中国与非洲联盟组织、以及其他非洲地区组织的合作。与2006年初的中国对非政策相比较，因考虑政党之间的合作属于党的活动范畴，该文件去掉了政党之间的合作事项。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胡锦涛主席自2003年上任后已经访问了三次非洲，尤其是在年的10个月内访问了17个非洲国家，这超过了任何一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包括南非总统塔博?穆贝基。最近一次访问的宗旨是“加强中非之间的传统友谊，贯彻2006年中非峰会的成果，发展务实的合作，寻求共同的发展”[12]。
此外，中国在2003年3月首次派出218名工程技术武装人员到达民主刚果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2004年又派出558名前往利比里亚参与联合国的维和部队。[13]
在经济领域，中国在最近十来年对非洲的贸易和投资增长迅速。从1993年开始，中国对非洲的贸易先后超过了葡萄牙、日本、印度、意大利、英国和德国，到2004年成为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14]双方贸易额从亿美元增加到了2005年的400亿美元，使中国占到了非洲市场份额的6.8％，并且超过美国（5.8％）。[15]
年中国每年在非洲的直接投资（FDI）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10％左右。2004年达3亿多美元，虽然比2003年（7,479万美元）增长了四倍以上，但是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55亿美元）不到6％，占整个非洲直接投资（180亿美元）不到2％。[16]。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非洲2005年创三十年经济增长率最高，即5.8%，这部分归功于中国的投资。[17]中国在非洲的投资项目涉及贸易、加工生产、资源开发、交通和农业发展等。
到2000年峰会召开时，中国援助非洲的项目总计有800多项、金额累积已达444亿元，主要用于建设纺织厂、水电站、体育场、医院和学校等。同时，中国政府也鼓励和支持企业家到非洲投资和建厂。对中非双方有益的合作，如贸易、农业、基础设施、矿产资源的开发和旅游业等已经付诸实施。[18]
中国第一次在2000年部长级会议上提出三年内减免非洲最贫困或债务最重国家的100亿元。到2002年6月，中国已经取消了非洲31个国家的109亿债务，实现了自己的承诺。鉴于中非贸易之间的不平衡，中国又取消了来自28个非洲国家的190种物品的进口税。
除了以上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实践外，中非之间还保持着社会和文化的交流，譬如医疗援助、文化团体的互访和演出、以及为迎接奥运而开展的＂同心结＂小学生联谊活动，等等。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三、中非关系在不同时期的差别
经济改革以前，中非关系更侧重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交往，一方面支持非洲抵制苏联的扩张，另一方面是发展与非洲独立的合作友好关系。还有，这个时期的中非交往完全是由国家主导的。而现在，经济利益成为双方合作的一个重要话题。自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开始，中非企业家会议也同期召开。中非出现了不同层次的交往，中国人可以凭个人的身份去非洲十国（埃及、南非、埃塞俄比亚、肯尼亚、毛里求斯、塞舌尔、坦桑尼亚、突尼斯、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旅游或去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经商。非洲也加大了经济开放度。
90年代，中非贸易增长了700％。中国已经有674家国营公司在非洲扎营，而且深入非洲一些具有潜在的赢利部门，如矿产、木材和电信行业。西方国家认为这些部门收益少，因而放弃了对这些部门的投资和经营。中国提出对赞比亚的钱博兹铜矿进行再开发，并在加蓬被认为是储备枯竭的石油地区进行研究和开发。2004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达9亿美元，占非洲地区总投资150亿美元的6％。[19]
中国在非洲有数千个投资合作项目正在进行之中。位于世界同行225个公司中排名第43位的中国公路和桥梁公司一家就拥有500项工程。中国还进入了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尔的通信行业，获得一部分刚果采石和矿业总公司的合同，更新肯尼亚境内从蒙巴萨到内罗毕的铁路，并且为尼日利亚发射了人造卫星。中国有25％的石油来自几内亚湾和苏丹内陆地区。在苏丹名列前十五位的外国公司中，中国占据了前13位。这无疑对非洲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但从非洲的角度来看，用位于约翰内斯堡的维特瓦特斯兰德大学（Witwatersrand）南非外交事务研究所的副主任莫勒茨?穆贝基（MoeletsiMbeki）的话说，中国使南非这个最大的非洲伙伴突然同时面对“诱人的合作和可怕的威胁”。“我们出售的初级产品，买进的是制成品，从而导致我们的贸易赤字。难道我们不是在重复旧的历史吗？”[20]话出有因，南非与中国的贸易赤字从1992年的2,400万美元扩大到2001年的4亿美元。
另外，美国前国务院非洲事务助理沃尔特?坎斯特纳（WalterKansteiner）批评中国目前的这种对非关系就象是“海啸（Tsunami）”[21]。
然而，中非关系也受到许多人的赞扬，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说因为这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比起西方，中非之间的牢固关系将更有益于非洲，因为西方的援助都是有条件的”[22]。南非斯泰棱博克大学（Stellenbosch）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马丁?戴伟斯（MartynJ.Devies）说“中国是非洲最坚定可靠的贸易参赛者。看来中国在非洲将取代西方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中国不是新殖民主义，而是一种正在发展的全球性力量。面对这股力量，非洲必须务实地与之结盟”[23]。
正是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应当区分中国国家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中国当前的对非政策一方面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试图对贸易上的混乱进行重新整顿，譬如规制一些从事矿产品非法贸易的活动。我们也希望国家能在这方面起到作用。否则，那些在加丹加矿上的“淘金者”虽然有很多是出于生存的目的、仍将在一种非人的状况下继续工作。鉴于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一直是在试图削弱并且已经削弱国家的作用，我们更应当把当前的中非关系看成是全球化过程中双方国家力量的合作、以及在国际舞台上提升其作用。
至于“新殖民主义”的问题，应该说与中国相去甚远。年柏林会议上是15个欧洲国家讨论如何解决他们之间的刚果河危机、并规定对非洲进行“有效占领”的原则，其结果是导致非洲殖民地的建立。[24]这种殖民地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即种族主义。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摧毁了强加于人的殖民统治制度。但由于殖民经济结构的延续，西方仍然控制着非洲的经济命脉，使非洲许多国家不能获得经济上的独立，这才在学术界出现了表述这种情形的“新殖民主义”。而今天令人瞩目的中非峰会，则是在双方领导人平起平坐的情况下共同商讨非洲的发展和相互间的合作。况且，中国政府在与非洲国家的合作上所采取的行动还是很谨慎的。双方在经济上的合作项目也是尽量避开会引起与其他强国的竞争，在政治上则始终维持着与发达国家和非洲联盟的磋商和联系。
四、中非关系的影响
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虽然众说纷纭，但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到中非关系对今天的世界同时存在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就积极影响而言，首先是中非政治经济关系的升温增强了双方的相互了解。中非贸易增长多少改善了国际市场体系的结构，因为中国对非洲初级产品的需求提高了市场价格，譬如原油、铁矿石和棉花。这些初级产品价格的提升可以使非洲的得到一定的利益。[25]
其次是中非关系重新引起欧美对非洲大陆需求的关注。法国人说“中国和美国对非洲总是表现出最大的兴趣。没有比现在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研究非洲！”[26]比利时列日大学（Liège）在2007年1月举行的讨论会上提到“刚果―比利时：未来矿产部门发展具优先伙伴关系”[27]。可以想象，比利时退出其刚果殖民主义地已近半个世纪，但她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矿业一直是关注的。由于两国之间有过一段的共同历史（），比利时现在仍享有一定程度的特权。
再次是中非关系的发展可以加强双方在国际舞台上的相互援助和道义上的支持，如抵制西方的人权报告，增加发言权。
至于消极影响，首先是上面已经提到的中国人对非洲国家及其人民的了解不够，双方的生活习惯、社会法律、思考方式存在较大的区别。还有，国家利益和私人企业或个体商人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由此就会出现一些不易解决的问题。
其次是中非双方在吸引发达国家的外资和技术上存在着潜在的冲突。由于中国一些工会在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OIL）的支持下、正在要求增加工资，而非洲的工人将可能降低生产的成本，从而在吸引企业家投资上展示其竞争的优势。
再次是中非贸易发展之迅速对普遍的贸易伦理产生了疑问，也就是说谈判桌下的腐败。据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IAGS）主任伽勒?路福特（GalLuft）估计：“中国正在倾向于用一种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抛掉的方法行事，即谈判桌下的行贿。一些非洲国家因为可以从中获利，他们更愿意与中国、而不是与西方的公司合作，因为后者的行动底线是要求对方财政公开化，公开发表资金的用途。”[28]虽然这种猜疑和指责有其道理，但是在伦敦金融市场上购买非洲大企业的仍然是欧美强国、而且非洲许多大公司的总裁是欧洲人。后者也难免将非洲的财产放入自己的腰包，而且不会受到国际社会的任何监督。[29]
不管怎么样，中非关系成为今天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对研究者来说这是一座有待开发的金矿，尽管已经有不少先驱者了。但是她的发展还是令人兴奋的。我们不能预言这一关系的将来，但我们应该希望她是走在一条又长又好的路上，最终是趋向至少是双方利益结构的平衡。
为了达到中非关系的平衡发展，中国可以和南非一起工作。还有，欧洲与非洲的关系有积累数百年、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中国不应该忽略这一点。
不管怎样，大家应当知道：中国不是非洲的救世主，非洲也不是都处于瘫痪状态。我想以比利时工程师让-雅克?萨凯的话做结语，他在回忆录《从加丹加联合矿业到采石和矿业总公司》的结尾写道：“……黑非洲发展的唯一可能性有赖于完全成功地取得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新）南非。因此，南非应该用一种完全人道的、为其他国家愿意接受的方法来指导黑非洲的发展”。[30]中国正在与南非共同努力。[31]至于他们所做的努力及其成果有待另一篇研究论文，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的杨立华研究员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总之，中非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虽然受到资本主义主宰的世界体系的限制，但反过来对该体制产生影响。我们期待中非关系的发展能够克服自身的弱点、努力促使今天的世界体系朝着更趋合理的方向发展。(etudes)
、中非关系升温的背景
中非关系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但从全球的视角来看，早在14-16世纪“世界经济或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之前[9]，中国与非洲肯定存在着相互间的交往。中国与非洲当时处在印度洋的两端，两者之间可以进行直接的来往，如明朝的郑和（）下西洋与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的旅行；也可以经阿拉伯人或印度洋贸易体系发生间接的联系。[10]
然而，由于中国在14-19世纪中叶、确切地是从明朝建立（1368）到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基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非之间的交往还是非常有限的。资本主义体系建立后，非洲虽然处在其边缘地带，但她通过大西洋奴隶贸易和其他不平等的贸易、自愿或不自愿地进入了这个体系。然后，非洲又逐渐沦为欧洲殖民地或美国的半殖民地（如利比里亚）直至20世纪50年代（以撒哈拉以南第一个国家―加纳的独立为标志）。与此同时，中国也遭到了与非洲同样的灾难：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饱尝丧失部分领土（台湾和满洲里）、丧失关税自主权并割让租借的痛苦。这种状况大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因此，非洲国家与中国是从50年代开始重新获得各自的主权，并且是以主权国家的身份缔结双边条约的。1956年，埃及是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个非洲国家。
众所周知，中国在60和70年代给予非洲巨大的援助，支持他们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同时也获得非洲国家的支持于1971年进入联合国。由于中国当时还处于非常贫困的状态，所以，对非洲经济上的支持比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支持还是相对薄弱的。但是，中国的真诚相助赢得了非洲人民的信任。有中国援建的长达两千公里、历时7年（）的坦赞铁路成为那个年代中非友谊的象征。
从70年代末开始，一些非洲国家受制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的结构调整计划。而中国开始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特别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以便引进它们的资金和技术。
90年代初，非洲的结构调整遭遇失败，而中国当时因1989年“六?四事件”正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倡加速推进经济改革的步伐。与此同时，非洲国家开始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支持、甚至是强制性的民主化进程，因为他们把结构调整的失败归罪于非洲国家的政治制度。西方国家对中国和非洲一些国家的人权政策横加指责，这种对中国与非洲所施加的外在压力为双方增强相互间的合作提供了机会。
90年代冷战的终结使一些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从非洲退出、而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非援助减半。但是，中国仍维持着与非洲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和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能源短缺和资源匮乏由此成为结构性的经济问题。这一变化促使中国与非洲经济合作的加强。1994年人民币贬值50％给中国商品出口提供了契机。1997年的香港回归和1998年与南非建立外交关系，促使中非政治合作的加强。同时，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又促使中非政治和经济联系出现合流，使中非合作关系进一步升温。
总之，我们可以注意到、等这样一些年份对中非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含义。当然还有后来的年。我们会在第二部分提到。
中非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实践
在政治领域，独立的非洲国家行使自己的主权、投赞成票使新中国于1971年成为联合国一员、并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自90年代以来，非洲国家行使自己的否决权、11次挫败了西方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的《人权报告》、14次拒绝了台湾重回联合国的请求。[11]
第一次“中非合作论坛―北京部长级会议”于-12日举行。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44个非洲国家派出了外交部长和经济合作部长。中国还邀请了国际组织和非洲地区组织作为嘉宾出席。《北京宣言》（简称《宣言》）和《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是会议发表的两项成果性文件。《宣言》反映了双方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问题上的共识和加强中非友好合作的共同愿望。中非双方一致同意致力于建立中非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
第二次中非合作论坛于-16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率领150名企业界人士与非洲44个国家的13名首脑、70名部长和350名企业家聚集一堂，发表了《中非合作论坛：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与会的企业家还举行了“中非企业家大会”。作为人力资源方面的合作项目，中国设立了“非洲人才开发基金”，承诺在这三年内为非洲培养1万名各类人才。
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其中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防等方面的合作。同年11月3-5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次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53个非洲国家中除了布基纳法索、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马拉维和斯威士兰，其余48个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中有40名首脑出席了这次会议。
北京峰会最终发表了《北京行动计划》。该文件强调了中非在五个方面或层次的政治合作：高层次（即部长级以上）的对话和互访，完善政治合作与磋商机制，加强双方立法机构和地方政府的联系，司法和咨询方面的合作，中国与非洲联盟组织、以及其他非洲地区组织的合作。与2006年初的中国对非政策相比较，因考虑政党之间的合作属于党的活动范畴，该文件去掉了政党之间的合作事项。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胡锦涛主席自2003年上任后已经访问了三次非洲，尤其是在年的10个月内访问了17个非洲国家，这超过了任何一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包括南非总统塔博?穆贝基。最近一次访问的宗旨是“加强中非之间的传统友谊，贯彻2006年中非峰会的成果，发展务实的合作，寻求共同的发展”[12]。
此外，中国在2003年3月首次派出218名工程技术武装人员到达民主刚果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2004年又派出558名前往利比里亚参与联合国的维和部队。[13]
在经济领域，中国在最近十来年对非洲的贸易和投资增长迅速。从1993年开始，中国对非洲的贸易先后超过了葡萄牙、日本、印度、意大利、英国和德国，到2004年成为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14]双方贸易额从亿美元增加到了2005年的400亿美元，使中国占到了非洲市场份额的6.8％，并且超过美国（5.8％）。[15]
年中国每年在非洲的直接投资（FDI）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10％左右。2004年达3亿多美元，虽然比2003年（7,479万美元）增长了四倍以上，但是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55亿美元）不到6％，占整个非洲直接投资（180亿美元）不到2％。[16]。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非洲2005年创三十年经济增长率最高，即5.8%，这部分归功于中国的投资。[17]中国在非洲的投资项目涉及贸易、加工生产、资源开发、交通和农业发展等。
到2000年峰会召开时，中国援助非洲的项目总计有800多项、金额累积已达444亿元，主要用于建设纺织厂、水电站、体育场、医院和学校等。同时，中国政府也鼓励和支持企业家到非洲投资和建厂。对中非双方有益的合作，如贸易、农业、基础设施、矿产资源的开发和旅游业等已经付诸实施。[18]
中国第一次在2000年部长级会议上提出三年内减免非洲最贫困或债务最重国家的100亿元。到2002年6月，中国已经取消了非洲31个国家的109亿债务，实现了自己的承诺。鉴于中非贸易之间的不平衡，中国又取消了来自28个非洲国家的190种物品的进口税。
除了以上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实践外，中非之间还保持着社会和文化的交流，譬如医疗援助、文化团体的互访和演出、以及为迎接奥运而开展的＂同心结＂小学生联谊活动，等等。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三、中非关系在不同时期的差别
经济改革以前，中非关系更侧重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交往，一方面支持非洲抵制苏联的扩张，另一方面是发展与非洲独立的合作友好关系。还有，这个时期的中非交往完全是由国家主导的。而现在，经济利益成为双方合作的一个重要话题。自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开始，中非企业家会议也同期召开。中非出现了不同层次的交往，中国人可以凭个人的身份去非洲十国（埃及、南非、埃塞俄比亚、肯尼亚、毛里求斯、塞舌尔、坦桑尼亚、突尼斯、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旅游或去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经商。非洲也加大了经济开放度。
90年代，中非贸易增长了700％。中国已经有674家国营公司在非洲扎营，而且深入非洲一些具有潜在的赢利部门，如矿产、木材和电信行业。西方国家认为这些部门收益少，因而放弃了对这些部门的投资和经营。中国提出对赞比亚的钱博兹铜矿进行再开发，并在加蓬被认为是储备枯竭的石油地区进行研究和开发。2004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达9亿美元，占非洲地区总投资150亿美元的6％。[19]
中国在非洲有数千个投资合作项目正在进行之中。位于世界同行225个公司中排名第43位的中国公路和桥梁公司一家就拥有500项工程。中国还进入了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尔的通信行业，获得一部分刚果采石和矿业总公司的合同，更新肯尼亚境内从蒙巴萨到内罗毕的铁路，并且为尼日利亚发射了人造卫星。中国有25％的石油来自几内亚湾和苏丹内陆地区。在苏丹名列前十五位的外国公司中，中国占据了前13位。这无疑对非洲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但从非洲的角度来看，用位于约翰内斯堡的维特瓦特斯兰德大学（Witwatersrand）南非外交事务研究所的副主任莫勒茨?穆贝基（MoeletsiMbeki）的话说，中国使南非这个最大的非洲伙伴突然同时面对“诱人的合作和可怕的威胁”。“我们出售的初级产品，买进的是制成品，从而导致我们的贸易赤字。难道我们不是在重复旧的历史吗？”[20]话出有因，南非与中国的贸易赤字从1992年的2,400万美元扩大到2001年的4亿美元。
另外，美国前国务院非洲事务助理沃尔特?坎斯特纳（WalterKansteiner）批评中国目前的这种对非关系就象是“海啸（Tsunami）”[21]。
然而，中非关系也受到许多人的赞扬，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说因为这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比起西方，中非之间的牢固关系将更有益于非洲，因为西方的援助都是有条件的”[22]。南非斯泰棱博克大学（Stellenbosch）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马丁?戴伟斯（MartynJ.Devies）说“中国是非洲最坚定可靠的贸易参赛者。看来中国在非洲将取代西方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中国不是新殖民主义，而是一种正在发展的全球性力量。面对这股力量，非洲必须务实地与之结盟”[23]。
正是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应当区分中国国家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中国当前的对非政策一方面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试图对贸易上的混乱进行重新整顿，譬如规制一些从事矿产品非法贸易的活动。我们也希望国家能在这方面起到作用。否则，那些在加丹加矿上的“淘金者”虽然有很多是出于生存的目的、仍将在一种非人的状况下继续工作。鉴于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一直是在试图削弱并且已经削弱国家的作用，我们更应当把当前的中非关系看成是全球化过程中双方国家力量的合作、以及在国际舞台上提升其作用。
至于“新殖民主义”的问题，应该说与中国相去甚远。年柏林会议上是15个欧洲国家讨论如何解决他们之间的刚果河危机、并规定对非洲进行“有效占领”的原则，其结果是导致非洲殖民地的建立。[24]这种殖民地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即种族主义。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摧毁了强加于人的殖民统治制度。但由于殖民经济结构的延续，西方仍然控制着非洲的经济命脉，使非洲许多国家不能获得经济上的独立，这才在学术界出现了表述这种情形的“新殖民主义”。而今天令人瞩目的中非峰会，则是在双方领导人平起平坐的情况下共同商讨非洲的发展和相互间的合作。况且，中国政府在与非洲国家的合作上所采取的行动还是很谨慎的。双方在经济上的合作项目也是尽量避开会引起与其他强国的竞争，在政治上则始终维持着与发达国家和非洲联盟的磋商和联系。
四、中非关系的影响
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虽然众说纷纭，但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到中非关系对今天的世界同时存在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就积极影响而言，首先是中非政治经济关系的升温增强了双方的相互了解。中非贸易增长多少改善了国际市场体系的结构，因为中国对非洲初级产品的需求提高了市场价格，譬如原油、铁矿石和棉花。这些初级产品价格的提升可以使非洲的得到一定的利益。[25]
其次是中非关系重新引起欧美对非洲大陆需求的关注。法国人说“中国和美国对非洲总是表现出最大的兴趣。没有比现在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研究非洲！”[26]比利时列日大学（Liège）在2007年1月举行的讨论会上提到“刚果―比利时：未来矿产部门发展具优先伙伴关系”[27]。可以想象，比利时退出其刚果殖民主义地已近半个世纪，但她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矿业一直是关注的。由于两国之间有过一段的共同历史（），比利时现在仍享有一定程度的特权。
再次是中非关系的发展可以加强双方在国际舞台上的相互援助和道义上的支持，如抵制西方的人权报告，增加发言权。
至于消极影响，首先是上面已经提到的中国人对非洲国家及其人民的了解不够，双方的生活习惯、社会法律、思考方式存在较大的区别。还有，国家利益和私人企业或个体商人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由此就会出现一些不易解决的问题。
其次是中非双方在吸引发达国家的外资和技术上存在着潜在的冲突。由于中国一些工会在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OIL）的支持下、正在要求增加工资，而非洲的工人将可能降低生产的成本，从而在吸引企业家投资上展示其竞争的优势。
再次是中非贸易发展之迅速对普遍的贸易伦理产生了疑问，也就是说谈判桌下的腐败。据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IAGS）主任伽勒?路福特（GalLuft）估计：“中国正在倾向于用一种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抛掉的方法行事，即谈判桌下的行贿。一些非洲国家因为可以从中获利，他们更愿意与中国、而不是与西方的公司合作，因为后者的行动底线是要求对方财政公开化，公开发表资金的用途。”[28]虽然这种猜疑和指责有其道理，但是在伦敦金融市场上购买非洲大企业的仍然是欧美强国、而且非洲许多大公司的总裁是欧洲人。后者也难免将非洲的财产放入自己的腰包，而且不会受到国际社会的任何监督。[29]
不管怎么样，中非关系成为今天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对研究者来说这是一座有待开发的金矿，尽管已经有不少先驱者了。但是她的发展还是令人兴奋的。我们不能预言这一关系的将来，但我们应该希望她是走在一条又长又好的路上，最终是趋向至少是双方利益结构的平衡。
为了达到中非关系的平衡发展，中国可以和南非一起工作。还有，欧洲与非洲的关系有积累数百年、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中国不应该忽略这一点。
不管怎样，大家应当知道：中国不是非洲的救世主，非洲也不是都处于瘫痪状态。我想以比利时工程师让-雅克?萨凯的话做结语，他在回忆录《从加丹加联合矿业到采石和矿业总公司》的结尾写道：“……黑非洲发展的唯一可能性有赖于完全成功地取得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新）南非。因此，南非应该用一种完全人道的、为其他国家愿意接受的方法来指导黑非洲的发展”。[30]中国正在与南非共同努力。[31]至于他们所做的努力及其成果有待另一篇研究论文，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的杨立华研究员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总之，中非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虽然受到资本主义主宰的世界体系的限制，但反过来对该体制产生影响。我们期待中非关系的发展能够克服自身的弱点、努力促使今天的世界体系朝着更趋合理的方向发展。(etudes)
、中非关系升温的背景
中非关系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但从全球的视角来看，早在14-16世纪“世界经济或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之前[9]，中国与非洲肯定存在着相互间的交往。中国与非洲当时处在印度洋的两端，两者之间可以进行直接的来往，如明朝的郑和（）下西洋与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的旅行；也可以经阿拉伯人或印度洋贸易体系发生间接的联系。[10]
然而，由于中国在14-19世纪中叶、确切地是从明朝建立（1368）到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基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非之间的交往还是非常有限的。资本主义体系建立后，非洲虽然处在其边缘地带，但她通过大西洋奴隶贸易和其他不平等的贸易、自愿或不自愿地进入了这个体系。然后，非洲又逐渐沦为欧洲殖民地或美国的半殖民地（如利比里亚）直至20世纪50年代（以撒哈拉以南第一个国家―加纳的独立为标志）。与此同时，中国也遭到了与非洲同样的灾难：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饱尝丧失部分领土（台湾和满洲里）、丧失关税自主权并割让租借的痛苦。这种状况大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因此，非洲国家与中国是从50年代开始重新获得各自的主权，并且是以主权国家的身份缔结双边条约的。1956年，埃及是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个非洲国家。
众所周知，中国在60和70年代给予非洲巨大的援助，支持他们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同时也获得非洲国家的支持于1971年进入联合国。由于中国当时还处于非常贫困的状态，所以，对非洲经济上的支持比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支持还是相对薄弱的。但是，中国的真诚相助赢得了非洲人民的信任。有中国援建的长达两千公里、历时7年（）的坦赞铁路成为那个年代中非友谊的象征。
从70年代末开始，一些非洲国家受制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的结构调整计划。而中国开始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特别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以便引进它们的资金和技术。
90年代初，非洲的结构调整遭遇失败，而中国当时因1989年“六?四事件”正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倡加速推进经济改革的步伐。与此同时，非洲国家开始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支持、甚至是强制性的民主化进程，因为他们把结构调整的失败归罪于非洲国家的政治制度。西方国家对中国和非洲一些国家的人权政策横加指责，这种对中国与非洲所施加的外在压力为双方增强相互间的合作提供了机会。
90年代冷战的终结使一些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从非洲退出、而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非援助减半。但是，中国仍维持着与非洲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和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能源短缺和资源匮乏由此成为结构性的经济问题。这一变化促使中国与非洲经济合作的加强。1994年人民币贬值50％给中国商品出口提供了契机。1997年的香港回归和1998年与南非建立外交关系，促使中非政治合作的加强。同时，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又促使中非政治和经济联系出现合流，使中非合作关系进一步升温。
总之，我们可以注意到、等这样一些年份对中非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含义。当然还有后来的年。我们会在第二部分提到。
中非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实践
在政治领域，独立的非洲国家行使自己的主权、投赞成票使新中国于1971年成为联合国一员、并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自90年代以来，非洲国家行使自己的否决权、11次挫败了西方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的《人权报告》、14次拒绝了台湾重回联合国的请求。[11]
第一次“中非合作论坛―北京部长级会议”于-12日举行。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44个非洲国家派出了外交部长和经济合作部长。中国还邀请了国际组织和非洲地区组织作为嘉宾出席。《北京宣言》（简称《宣言》）和《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是会议发表的两项成果性文件。《宣言》反映了双方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问题上的共识和加强中非友好合作的共同愿望。中非双方一致同意致力于建立中非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
第二次中非合作论坛于-16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率领150名企业界人士与非洲44个国家的13名首脑、70名部长和350名企业家聚集一堂，发表了《中非合作论坛：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与会的企业家还举行了“中非企业家大会”。作为人力资源方面的合作项目，中国设立了“非洲人才开发基金”，承诺在这三年内为非洲培养1万名各类人才。
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其中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防等方面的合作。同年11月3-5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次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53个非洲国家中除了布基纳法索、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马拉维和斯威士兰，其余48个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中有40名首脑出席了这次会议。
北京峰会最终发表了《北京行动计划》。该文件强调了中非在五个方面或层次的政治合作：高层次（即部长级以上）的对话和互访，完善政治合作与磋商机制，加强双方立法机构和地方政府的联系，司法和咨询方面的合作，中国与非洲联盟组织、以及其他非洲地区组织的合作。与2006年初的中国对非政策相比较，因考虑政党之间的合作属于党的活动范畴，该文件去掉了政党之间的合作事项。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胡锦涛主席自2003年上任后已经访问了三次非洲，尤其是在年的10个月内访问了17个非洲国家，这超过了任何一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包括南非总统塔博?穆贝基。最近一次访问的宗旨是“加强中非之间的传统友谊，贯彻2006年中非峰会的成果，发展务实的合作，寻求共同的发展”[12]。
此外，中国在2003年3月首次派出218名工程技术武装人员到达民主刚果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2004年又派出558名前往利比里亚参与联合国的维和部队。[13]
在经济领域，中国在最近十来年对非洲的贸易和投资增长迅速。从1993年开始，中国对非洲的贸易先后超过了葡萄牙、日本、印度、意大利、英国和德国，到2004年成为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14]双方贸易额从亿美元增加到了2005年的400亿美元，使中国占到了非洲市场份额的6.8％，并且超过美国（5.8％）。[15]
年中国每年在非洲的直接投资（FDI）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10％左右。2004年达3亿多美元，虽然比2003年（7,479万美元）增长了四倍以上，但是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55亿美元）不到6％，占整个非洲直接投资（180亿美元）不到2％。[16]。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非洲2005年创三十年经济增长率最高，即5.8%，这部分归功于中国的投资。[17]中国在非洲的投资项目涉及贸易、加工生产、资源开发、交通和农业发展等。
到2000年峰会召开时，中国援助非洲的项目总计有800多项、金额累积已达444亿元，主要用于建设纺织厂、水电站、体育场、医院和学校等。同时，中国政府也鼓励和支持企业家到非洲投资和建厂。对中非双方有益的合作，如贸易、农业、基础设施、矿产资源的开发和旅游业等已经付诸实施。[18]
中国第一次在2000年部长级会议上提出三年内减免非洲最贫困或债务最重国家的100亿元。到2002年6月，中国已经取消了非洲31个国家的109亿债务，实现了自己的承诺。鉴于中非贸易之间的不平衡，中国又取消了来自28个非洲国家的190种物品的进口税。
除了以上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实践外，中非之间还保持着社会和文化的交流，譬如医疗援助、文化团体的互访和演出、以及为迎接奥运而开展的＂同心结＂小学生联谊活动，等等。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三、中非关系在不同时期的差别
经济改革以前，中非关系更侧重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交往，一方面支持非洲抵制苏联的扩张，另一方面是发展与非洲独立的合作友好关系。还有，这个时期的中非交往完全是由国家主导的。而现在，经济利益成为双方合作的一个重要话题。自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开始，中非企业家会议也同期召开。中非出现了不同层次的交往，中国人可以凭个人的身份去非洲十国（埃及、南非、埃塞俄比亚、肯尼亚、毛里求斯、塞舌尔、坦桑尼亚、突尼斯、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旅游或去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经商。非洲也加大了经济开放度。
90年代，中非贸易增长了700％。中国已经有674家国营公司在非洲扎营，而且深入非洲一些具有潜在的赢利部门，如矿产、木材和电信行业。西方国家认为这些部门收益少，因而放弃了对这些部门的投资和经营。中国提出对赞比亚的钱博兹铜矿进行再开发，并在加蓬被认为是储备枯竭的石油地区进行研究和开发。2004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达9亿美元，占非洲地区总投资150亿美元的6％。[19]
中国在非洲有数千个投资合作项目正在进行之中。位于世界同行225个公司中排名第43位的中国公路和桥梁公司一家就拥有500项工程。中国还进入了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尔的通信行业，获得一部分刚果采石和矿业总公司的合同，更新肯尼亚境内从蒙巴萨到内罗毕的铁路，并且为尼日利亚发射了人造卫星。中国有25％的石油来自几内亚湾和苏丹内陆地区。在苏丹名列前十五位的外国公司中，中国占据了前13位。这无疑对非洲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但从非洲的角度来看，用位于约翰内斯堡的维特瓦特斯兰德大学（Witwatersrand）南非外交事务研究所的副主任莫勒茨?穆贝基（MoeletsiMbeki）的话说，中国使南非这个最大的非洲伙伴突然同时面对“诱人的合作和可怕的威胁”。“我们出售的初级产品，买进的是制成品，从而导致我们的贸易赤字。难道我们不是在重复旧的历史吗？”[20]话出有因，南非与中国的贸易赤字从1992年的2,400万美元扩大到2001年的4亿美元。
另外，美国前国务院非洲事务助理沃尔特?坎斯特纳（WalterKansteiner）批评中国目前的这种对非关系就象是“海啸（Tsunami）”[21]。
然而，中非关系也受到许多人的赞扬，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说因为这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比起西方，中非之间的牢固关系将更有益于非洲，因为西方的援助都是有条件的”[22]。南非斯泰棱博克大学（Stellenbosch）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马丁?戴伟斯（MartynJ.Devies）说“中国是非洲最坚定可靠的贸易参赛者。看来中国在非洲将取代西方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中国不是新殖民主义，而是一种正在发展的全球性力量。面对这股力量，非洲必须务实地与之结盟”[23]。
正是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应当区分中国国家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中国当前的对非政策一方面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试图对贸易上的混乱进行重新整顿，譬如规制一些从事矿产品非法贸易的活动。我们也希望国家能在这方面起到作用。否则，那些在加丹加矿上的“淘金者”虽然有很多是出于生存的目的、仍将在一种非人的状况下继续工作。鉴于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一直是在试图削弱并且已经削弱国家的作用，我们更应当把当前的中非关系看成是全球化过程中双方国家力量的合作、以及在国际舞台上提升其作用。
至于“新殖民主义”的问题，应该说与中国相去甚远。年柏林会议上是15个欧洲国家讨论如何解决他们之间的刚果河危机、并规定对非洲进行“有效占领”的原则，其结果是导致非洲殖民地的建立。[24]这种殖民地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即种族主义。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摧毁了强加于人的殖民统治制度。但由于殖民经济结构的延续，西方仍然控制着非洲的经济命脉，使非洲许多国家不能获得经济上的独立，这才在学术界出现了表述这种情形的“新殖民主义”。而今天令人瞩目的中非峰会，则是在双方领导人平起平坐的情况下共同商讨非洲的发展和相互间的合作。况且，中国政府在与非洲国家的合作上所采取的行动还是很谨慎的。双方在经济上的合作项目也是尽量避开会引起与其他强国的竞争，在政治上则始终维持着与发达国家和非洲联盟的磋商和联系。
四、中非关系的影响
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虽然众说纷纭，但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到中非关系对今天的世界同时存在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就积极影响而言，首先是中非政治经济关系的升温增强了双方的相互了解。中非贸易增长多少改善了国际市场体系的结构，因为中国对非洲初级产品的需求提高了市场价格，譬如原油、铁矿石和棉花。这些初级产品价格的提升可以使非洲的得到一定的利益。[25]
其次是中非关系重新引起欧美对非洲大陆需求的关注。法国人说“中国和美国对非洲总是表现出最大的兴趣。没有比现在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研究非洲！”[26]比利时列日大学（Liège）在2007年1月举行的讨论会上提到“刚果―比利时：未来矿产部门发展具优先伙伴关系”[27]。可以想象，比利时退出其刚果殖民主义地已近半个世纪，但她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矿业一直是关注的。由于两国之间有过一段的共同历史（），比利时现在仍享有一定程度的特权。
再次是中非关系的发展可以加强双方在国际舞台上的相互援助和道义上的支持，如抵制西方的人权报告，增加发言权。
至于消极影响，首先是上面已经提到的中国人对非洲国家及其人民的了解不够，双方的生活习惯、社会法律、思考方式存在较大的区别。还有，国家利益和私人企业或个体商人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由此就会出现一些不易解决的问题。
其次是中非双方在吸引发达国家的外资和技术上存在着潜在的冲突。由于中国一些工会在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OIL）的支持下、正在要求增加工资，而非洲的工人将可能降低生产的成本，从而在吸引企业家投资上展示其竞争的优势。
再次是中非贸易发展之迅速对普遍的贸易伦理产生了疑问，也就是说谈判桌下的腐败。据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IAGS）主任伽勒?路福特（GalLuft）估计：“中国正在倾向于用一种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抛掉的方法行事，即谈判桌下的行贿。一些非洲国家因为可以从中获利，他们更愿意与中国、而不是与西方的公司合作，因为后者的行动底线是要求对方财政公开化，公开发表资金的用途。”[28]虽然这种猜疑和指责有其道理，但是在伦敦金融市场上购买非洲大企业的仍然是欧美强国、而且非洲许多大公司的总裁是欧洲人。后者也难免将非洲的财产放入自己的腰包，而且不会受到国际社会的任何监督。[29]
不管怎么样，中非关系成为今天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对研究者来说这是一座有待开发的金矿，尽管已经有不少先驱者了。但是她的发展还是令人兴奋的。我们不能预言这一关系的将来，但我们应该希望她是走在一条又长又好的路上，最终是趋向至少是双方利益结构的平衡。
为了达到中非关系的平衡发展，中国可以和南非一起工作。还有，欧洲与非洲的关系有积累数百年、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中国不应该忽略这一点。
不管怎样，大家应当知道：中国不是非洲的救世主，非洲也不是都处于瘫痪状态。我想以比利时工程师让-雅克?萨凯的话做结语，他在回忆录《从加丹加联合矿业到采石和矿业总公司》的结尾写道：“……黑非洲发展的唯一可能性有赖于完全成功地取得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新）南非。因此，南非应该用一种完全人道的、为其他国家愿意接受的方法来指导黑非洲的发展”。[30]中国正在与南非共同努力。[31]至于他们所做的努力及其成果有待另一篇研究论文，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的杨立华研究员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总之，中非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虽然受到资本主义主宰的世界体系的限制，但反过来对该体制产生影响。我们期待中非关系的发展能够克服自身的弱点、努力促使今天的世界体系朝着更趋合理的方向发展。(e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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