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新年上班第一天&行政领导在忙啥
日08:49&&&来源：
原标题：新年上班第一天
南车株机：
“长梭鱼”蓄势待跃
湖南日报记者&李伟锋
150米长的流线型米轨（1米宽轨道）高速动车组卧于铁轨，“子弹头”式的车头上飘逸着黄、白、蓝相间线条……远望去，好似一条蓄势待跃的“长梭鱼”。
1月4日，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调试车间，这列洋溢着异域风情的动车组即将出口马来西亚。
走进车厢，一群年轻人蹲在车头的控制室，或捧电脑、或持仪器，将设备舱的各种线头挨个扯出来在电脑或仪器上一试，再又接回去……
“制动压力正常”、“供风系统正常”、“传感系统正常”……有条不紊的忙碌中，报告声在车厢内此起彼伏。
27岁的谢征兵是今天测试的现场管理员。他端坐驾驶室操控台，眼睛紧盯前方一块书本大小的显示屏，手指在显示屏上来回点动，一个个操控界面跃至指尖。
该车进入调试车间10多天来，调试人员每天都在这里进行各种测试：看得见的机械设备、看不见的操控系统，都需要逐一开展集成调试，相当于“全身体检”。再过半个月，这车将交付用户，来不得半点马虎。
“这车专为马来西亚专门设计、时速达160公里”，行走在明亮的车厢内，动车开发部部长林文君介绍，这是目前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米轨动车组，也属中国首次出口。因为轨道比标准轨道（1.435米）窄，对列车运行的平稳性、走行部分的转向架设计和车体强度等要求更高。“我们作了专门设计和优化布局，仅列车长度设计，反复论证不下15次；车身外形则好似当地常见的‘长梭鱼’”。
“哎，这个传输网络好像有点不畅。”突然，测试员何旭指着电脑屏幕上一排粉红色区域报告。很快，提供软件支撑的德国克诺尔公司技术顾问走过来，在键盘上鼓弄几下，问题解决了。
2013年，南车株机中标马来西亚10列米轨动车组，现在正在调试的是第二列。其余的即将陆续交付。
目前，南车株机已与马来西亚签订5个项目共98列车订单，包括动车组、轻轨等，成为马来西亚轨道交通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铁建重工：
“靓女”远嫁内蒙古
湖南日报记者&唐爱平&通讯员 陈海燕
“又有一位‘女儿’要出嫁!”1月4日，新年上班第一天，中国铁建重工集团盾构总装车间，一群装配工人正忙活着将一个直径为7.6米的红色刀盘吊装到拖车上,脸上写满喜悦与自豪。
大家口中这个即将出嫁的“女儿”，便是铁建重工集团研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长距离大坡度煤矿斜井单护盾TBM（隧道掘进机）。该设备总长165米，总重超过1100吨，需要装30拖车，运输20天，才能到达“婆家”内蒙古鄂尔多斯神东补连塔矿区。
据介绍，用这台单护盾TBM开挖煤矿斜井隧道，具有成洞质量好、安全系数高、经济环保、占用场地小等众多优点，施工速度可较传统工法提高两倍以上。其关键设备系统进行了防爆设计，能确保煤矿斜井施工安全可靠。
刚过去的2014年，铁建重工集团在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整体低迷情况下逆势飞扬，打造了轨道设备、掘进机产业、特种装备三个产业板块，新签合同额达42亿元，实现产值37亿元。盾构广泛使用在长沙、北京、西安、武汉、广州等城市地铁工程和铁路、煤矿工程，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
铁建重工董事长、总经理刘飞香告诉记者：“2015年，铁建重工将加大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力度，保持稳定的增长势头，确保全年新签合同额60亿元。”同时,企业还想兼并收购一至两个国内外机械装备制造企业，在巩固铁路和地铁两大市场基础上，全力推进煤矿、水利、市政和海外市场。
湘钢板材忙着“出国”
湖南日报记者&曹娴&通讯员 邓华丽
日，8时15分，记者来到华菱湘钢的顺祥码头。
冬日暖阳下，一块块整齐堆放的钢板，正由工人精心包装，装运上船。“这批造船用的高强船板，总共1600吨，即将发往常熟港，最终到达韩国。”华菱湘钢生产管理部生产调度控制主管郭宇告诉记者。
就在这批型号为“NVA32”的湘钢板材出江达海，开启一场“出国游”的同时，“NVA32”的“兄弟姐妹”们――海工用钢、压力容器用钢、线棒材，正从铁路、公路，源源不断地奔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进入全球领先企业和国内外重点工程。
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湘钢在钢铁行业白热化的竞争中表现抢眼。华菱钢铁董事长曹慧泉介绍，湘钢2014年预计完成销量671万吨，较上年增加24万吨，累计出口钢材64.2万吨，同比增长69%。
这得益于湘钢从2014年开始推行项目制，集中最优势的资源，在销、研、产三方面展开一体化攻关，从而满足下游客户越来越多的个性化产品需求，在行业细分市场上形成竞争优势。
曹慧泉说，2015年，湘钢将继续瞄准国家重点投资领域、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深耕煤化工、海工装备、高层建筑、造船、桥梁等新兴市场，把“湘钢牌”打造成为区域市场、行业市场和海外市场的高端品牌。
远大住工：
“今天发了31台车的货”
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这台车发往洋湖片区保障房项目，这台车发往麓谷小镇楼盘，还有那台车……”1月4日上午11时，远大住宅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住工”）长沙麓谷工厂一片繁忙景象，远大住工副总裁龙启满向记者介绍。
十余面带窗户的墙壁码在货车上，等待启运。龙启满说：“这些墙壁我们称之为预制混凝土构件，把他们像拼积木一样组装成房屋，能大大提高建造效率和产品品质。这种新型的房屋建筑方式，就是住宅产业化。”
龙启满的身后是生产车间，一条钢筋生产线、4条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线正满负荷生产，200多名工人忙而有序。“80后”蒋中广，过去在长沙县黄花镇的建筑工地做事，来远大住工三年了，已是管30个人的车间班长。“一年比一年忙啊！”蒋中广笑道。
龙启满说，等麓谷工厂二期投产了，越来越多的蒋中广们，将从露天作业的建筑工转型升级为产业工人。
支撑龙启满这一底气的，既是省里对推进住宅产业化的高度重视，也是远大住工去年6月与长沙市政府签订的住宅产业化推广合作协议。麓谷工厂一期现有年产能为120万平方米，随着订单从保障房项目拓展到各类开发项目，市场前景显然广阔。
不止是长沙麓谷工厂。据悉，新年上班第一天，远大住工布局宁乡、湘潭、郴州、岳阳、张家界的5个生产基地都在满负荷生产。
17时，龙启满向记者发来短信：“麓谷工厂一般每天发20多台车的货，今天已经发了31台车。”
隆平高科亚华棉油仓库：
运走近3万公斤水稻种子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10多个工人低头包装稻种， 0.5公斤一小袋，60小袋一大包，160大包可装一车……“呼啦啦”，一大群麻雀趁人不备，欢快地飞进仓库里，仓库管理员杨纯光忙着发货，没空搭理它们。
1月4日，是2015年开工第一天，位于省农科院北门的湖南隆平高科亚华棉油仓库，工人们装了6大车稻种。这近3万公斤水稻种子，被运往安徽寿县、定远、米安，湖北宣城、随州，以及省内株洲、隆回等地，其中多数是隆平高科正在推广的隆两优系列。
隆平高科亚华棉油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史勇敢说，1月是发货的高峰期，每天都有两组工人包装发货，今年公司重点推广的水稻种子就是中稻隆两优系列和早杂陵两优741，重点拓展湖南、湖北、安徽等区域的业务。
“今年是一个新的开始，亚华棉油将把水稻种子作为主营业务，并构建起完整的农业服务体系，” 隆平高科总裁助理范小兵，去年下半年刚上任亚华棉油董事长，据他介绍，2014年以来种业市场低迷，公司决定以农业生产技术服务为突破点，成立子公司“百分农业”，目前正在加快与银行、保险、合作社、电子信息平台、农业技术专家等对接，构建服务中心，整合农业资源，完善种业公司的服务体系。
张硕辅新年上班第一天关键词：
饮水、生猪、粮食、蔬菜
湖南日报1月4日讯（记者 刘勇）2015年第一个工作日，副省长张硕辅在忙啥？记者探访发现，他今天的工作有4个关键词：饮水、生猪、粮食、蔬菜。
上午9时，张硕辅来到省政府办公楼，召开全省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他代表省政府，要求各地稳增长、保民生，确保如期完成2014年度农村饮水安全工作任务。
9时58分，电视电话会议结束，张硕辅一行从会场出发，驱车1小时，到达宁乡的乐福来食品公司，就农副产品加工展开调研。
乐福来主营肉类深加工，连着1000余户生猪养殖户。张硕辅一边参观加工车间，一边叮嘱企业负责人，要严把产品质量关，着力培育品牌，想方设法扩大销路。
随后，张硕辅前往加加食品公司、湘都生态农业公司调研。“加加”把粮食加工成酱油等调料，畅销全国；“湘都”在宁乡拥有大片生态蔬菜基地，产品空运北京销售。张硕辅指出，这两家企业把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接二（产业）连三（产业）”，效益明显，值得推广。
下午，张硕辅返回长沙市区，参加省政府主要领导班子成员谈心会。
一首著名诗歌写道：“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张硕辅表示，自己每天都在“关心粮食和蔬菜”。
湘潭市市长调研项目建设
湖南日报1月4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蒋睿）今天，在冬日暖阳下，湘潭市委副书记、市长胡伟林一行来到该市木鱼湖湿地公园等第三产业和城市建设项目施工工地，查看工程建设情况，为施工人员送去新年祝福。
木鱼湖湿地公园建成后,将成为湘潭滨江绿地的延伸和宝塔公园的分支,是城市绿地系统的重要节点。“目前，项目建设整体情况都是按照之前拟定的时间表在推进，不过周边的一些违章建筑还是影响了我们的工作进度，希望政府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此事。”项目负责人反映。“行，我们全力配合，一定解决好违章建筑的问题。”胡伟林叮嘱随行人员，这是一项民生工程，建设进度拖不得。
胡伟林马不停蹄来到了“湘潭中心”项目展示大厅、万达广场项目工地、中国（中部）岳塘国际商贸城施工现场。他语重心长地说：“‘湘潭中心’将来会成为湘潭的新地标，希望大家加快进度，高标准、严要求完成项目的建设。万达广场施工队伍有数千人，这么多人同时上场，一定要注意施工安全，一定要牢固树立安全建设的意识。”
岳塘国际商贸城项目负责人肖志军雄心勃勃地说：“我们要把岳塘国际商贸城打造成辐射中部乃至全国的第七代商贸市场。”胡伟林高兴地表示，政府将努力为项目建设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如有需要，将召开现场办公会，为项目排忧解难。
张家界市长督战城区防洪堤绿化
湖南日报1月4日讯(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既突出景观效果，又兼顾防洪功效和滨水环线建设，力求建成知名的城市风貌带。”1月4日，张家界市委副书记、市长许显辉与林业、住建、水利等部门负责人一道踏上澧水河堤，现场督战中心城区防洪堤绿化。
新年新打算，许显辉心中有自己的新思路新想法，“千方百计让张家界这座国际旅游城市绽放出自己的个性魅力，打一场城市建设攻坚战。”他介绍，围绕“提质张家界，打造升级版”，城市建设将全面实施“道路建设、棚户区改造、绿化精品、排污排涝”四大工程和“八大整治行动”，其中将城市生态建设作为重头戏，全面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走河堤、下河岸，从体育馆滨水段到华天城滨水段，围绕50里防洪堤绿化带建设，许显辉一行时而拿着尺子丈量，时而簇成一团商量，一个上午，现场商定樱花、紫薇等5套设计方案，向社会公示征求意见后进一步完善，并确定澧兰东路为试验段。
尽管深冬，张家界滨水环线河道清淤、道路施工、绿化建设施工如火如荼，许显辉每到一处都仔细查看，并叮嘱要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
“渣土车全部要加盖”、“户外广告要规范”……围绕城市卫生、交通、市政等工作，许显辉现场对城管、交通、住建等部门提出了工作要求，迅速组织行动起来，不断提升市民和游客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衡阳县县长走访企业
湖南日报记者&朱章安 陈鸿飞&通讯员 刘魁春 戴军
“今天是来听取你们有哪些困难的。如果需要政府服务，只管提出来。” 1月4日下午2时30分，衡阳县委副书记、县长熊超群来到恒生药业，坦诚地对企业负责人说。
恒生药业是全省“双百企业”，去年创产值2.5亿元。企业负责人提出，有两件事需县政府出面解决：去年底，企业有3个制药车间6条生产线通过国家新版GPM认证，但目前3个制药车间自来水压力偏低，影响生产；制药车间污水排放影响周围环境，急需建污水处理厂。熊超群说，企业的难题就是政府服务的重点。他当场拍板，在1月5日县政府常务会议上，研究解决自来水扩建问题，并同步投资建设污水处理厂。
随后，熊超群来到利德有陶瓷、衡泰数控机械等公司，现场解决企业实际困难。衡泰数控机械董事长李孝良指着正在填埋的一片土地说，这里的土建工程方案要修改，如按现在的方案，建厂房时又要推倒重搞。熊超群当即打电话给工程项目部负责人，协商土建工程修改方案。
熊超群告诉记者，去年衡阳县实现财政总收入11.6亿元，比上年增长15％，产业项目建设起到主导作用。新年伊始，已有誉城盛机械、木工数控机械园等7个重点产业项目在衡阳县西渡经开区落地。县政府要提供更好的服务，让这些项目尽早投产。
西洞庭管理区管委会主任心系园区
湖南日报记者&周勇军 李寒露
如何实现稳增长？常德市西洞庭管理区管委会主任邹如龙最关心的是园区发展。1月4日，新年上班第一天，他就来到西洞庭食品工业园调研。在了解永昌汇一、崎丰生物等公司及园区标准化厂房建设情况后，他又走进园区明星企业――汇美农业。
汇美农业生产的果蔬产品90%以上出口，去年实现经营收入8亿多元。去年公司投入2亿多元搞技改，建了一条新生产线，达产后将成为亚洲最大单体柑橘加工基地。在新车间，看到忙碌的生产场景，邹如龙高兴地说：“区管委会将加大对公司技改支持力度，公司要用好科技‘引擎’，保持又好又快增长。”
随后，邹如龙来到湖南麒月香食品有限公司。得知企业生产100多种馅料，向全国200多家企业供货，是中间加工商，邹如龙提出，现代食品加工企业要采用新工艺，提高含金量、附加值，还要开拓终端市场，掌控市场话语权。区管委会将在用地方面想办法，支持企业建设终端产品生产线和营销中心。
“西洞庭食品工业园区现有企业72家。为实现后发赶超，我们将从基础设施、制度和环境建设等方面，打好园区攻坚战。” 邹如龙表示，将进一步配套完善园区路网、水电等设施，培育现有骨干企业、扶持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引进一批新企业，让食品工业园逐步向含金量更高的生物科技产业园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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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常雪梅、程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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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678910瞿秋白临危受命最高领导人 事后称是历史的误会――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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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临危受命最高领导人 事后称是历史的误会
瞿杨夫妇在苏联留影。
　　1935年2月，在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踏上长征路途数月后，留在根据地的瞿秋白在转移途中被捕。在狱中，他写下了那篇引起后世巨大争议的《多余的话》，随后从容就义。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中，瞿秋白无疑是具有独特气质的一个。他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弥漫之时临危受命，又在数年后为他人的错误路线负责而受到不公正对待。在生命最后时刻，他对自己作了严厉到苛刻的解剖，甚至不免流露一些消沉情绪，但当他拒绝敌人多次劝降，唱着《国际歌》、《红军歌》从容赴死，他事实上从未背叛自己的信仰和主义。
　　那正是革命的低潮期。党在幽暗和挫折中摸索，革命者经历生与死的考验。数不清的烈士倒下，中国革命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一点点开拓着自己的道路。
　　噩耗传来
　　临危受命
　　1935年4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的鲁迅弟弟周建人收到了一封来信，信封背面盖着一个特殊的蓝色长方形印章，说明来自监狱并经过检查。5月时，鲁迅也收到了同样的一封信，信件的署名都是“林祺祥”，信中说：
　　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有通信，不知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没有上学。两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作什么，我说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以后，他们决定我做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以释放我。
　　这封没头没尾的信，初初看起来让人摸不着头脑，鲁迅却一下子识破了其中禅机：“林”字“双木”即“双目”，是“瞿”字的上半部。在瞿秋白使用过的四十多个笔名中，这个名字只出现过一两次，它可以蒙混敌人，却瞒不过至交鲁迅的火眼金睛。
　　在后人对鲁迅和瞿秋白的研究中，无不以令人动容的笔触来刻画两人的深厚友谊。鲁迅曾手书“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对联赠送瞿秋白，被传为佳话。而瞿秋白也曾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
　　瞿鲁两人从1931年5月开始文字之交，继而携手在上海领导“左联”，一直相互借重、扶助。从1932年开始，只要中共机关被破坏，瞿秋白无家可归时总是先到鲁迅家避难。在离开上海奔赴苏区的几天前，瞿秋白冒着暴露的危险专程到鲁迅家作别。许广平后来回忆说，当晚，鲁迅为了表示惜别之情，提出要让出床铺给瞿秋白睡，自己宁可在地板上临时搭个睡铺，觉得这样才能使自己稍尽无限友情于万一。
　　得知瞿秋白已经被捕，但好在身份尚未暴露，鲁迅迅速把信件转给了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分头寻找对策营救。
　　这是国民党以两万大洋悬赏多年的一颗人头。若不抓紧行事，恐怕凶多吉少。
　　临危受命
　　瞿秋白是于两个多月前在福建长汀县被捕的。此时距离他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工作仅仅一年。
　　当时，抓获他的敌人暂时还不知道，这个恂恂儒雅的弱质书生，就是中共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大名鼎鼎的瞿秋白。
　　瞿秋白是在1927年夏，中国共产党面临建党以来最严重危机的时刻被推上历史前台的。从“四一二”到“七一五”，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从华东杀起，继而延展到华南、华中。全国的共产党员从原先的六万多人锐减到一万多人。
　　处在四处捕杀共产党人的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和湖南军阀何键眼皮下，中共“八七会议”只匆匆开了一天。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公开地批判了党内路线错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并决定由瞿秋白领导全党。会议上，瞿秋白所做的报告中说：“现在党不能再以退让手段来争取民权，是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
　　“八七会议”后来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议精神通过各种秘密渠道传到全党后，从1927年秋冬到1928年初，湘赣边界，湖北公安、石首、沙市、通城、孝感、麻城、黄安等地，江西德安、鄱阳、弋阳、万安，广东海丰、陆丰、琼崖，河北玉田等地相继发动了武装暴动。
　　然而，为什么会在危急时刻推举瞿秋白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至今仍是一个难以说清的谜。
　　在全党众多领袖人物中间，弱质书生的瞿秋白并不具领袖气质。在共产国际一再强调领导层必须是工人成份的情况下，瞿秋白更是不符合要求。事实上，在7月12日，由鲍罗廷主持的临时政治局会议中，选出的由五个常委组成的政治局中并没有瞿秋白。据蔡和森回忆：“不知道是七月初几，老鲍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
　　但在短短一周后，当鲍罗廷前往庐山，借休养之名决策改组中国共产党领导成员时，却没有邀请政治局的五人常委，而单独只请了瞿秋白一人。7月21日，当瞿秋白从庐山回到武汉后，已经成为了实际上的党中央负责人。
　　对于这一急遽的转变，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在前苏联解密的大量史料中，就连当时来自共产国际的鲍罗廷和罗明纳兹也语焉不详。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陈铁健分析，在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以反对和清算右倾错误为紧迫的历史条件下，瞿秋白此前表现出来对“右倾”的反对态度最为鲜明，因而是最合适的人选。不过，陈铁健也表示，瞿秋白“浓厚的诗人气质、教授式的文雅风度，再加上他缺乏只有经常直接深入工农群众运动才能获得的实际经验――这些弱点和不足，使他担负领导工作，特别是领导具有特殊国情的中国革命，又时时刻刻受制于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当然是力不从心的。”
　　瞿秋白自己则在事后直言不讳地表示，“八七会议”后登上最高领导人位置，是“历史的误会” （《多余的话》）――
　　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
　　这也就为随后发生的一切埋下了伏笔。
　　“弱者的道德”
　　“八七会议”次年初春，革命热潮依然涌动，盲动政策已经初露端倪。这时，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在苏联时，李立三坚持中国革命仍处在高潮期。他的固执惊动了斯大林，后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三次接见包括李立三在内的主席团成员。斯大林费尽口舌，用红蓝铅笔在纸上画出起起伏伏的曲线，又在曲线的最低点画了几点浪花。斯大林解释说，这说明中国革命在现时期已经处于低潮，革命是在低潮期溅起几朵小小的浪花，但切莫把浪花看做高潮。
　　在权威面前，争论暂时被搁置。会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李立三回国成为实际上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他立即开始酝酿以武汉为中心，包括广州、上海、南京、天津、北京、青岛、大连、哈尔滨在内的城市大罢工和总暴动。这个计划因其推行之雷厉风行，所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红军在攻打武汉时，部队16000人损失了15000人，丢失了洪湖根据地。中共地下组织相继被敌人侦缉和破坏。
　　1930年9月，在苏联驻留两年的瞿秋白被共产国际派回中国，在上海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终止了“立三路线”的发展，停止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这是在“八七会议”纠正右倾的三年后，瞿秋白再一次受命出手，方向则是纠正左倾。
　　在处理“立三路线”时，瞿秋白多少有些手下留情，只要求李立三做了检讨，而对追随“立三路线”的干部一个也没有追究，李立三仍然保留政治局委员。
　　瞿秋白甚至以推己及人的态度，为李立三开脱：“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我当然间接的负责立三路线的责任。”
　　而随后发生的事，却是他万万想不到的。
　　六届三中全会后，李立三奉召去苏联学习。12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召开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会，竟把错误加在了不在场的瞿秋白头上。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伊斯基有针对性地说：“两面派是现在最大的仇敌。”他希望“立三同志要帮助揭破这个痛疮，揭破这种小团体的情形，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小团体状态”。
　　在这样的引导下，李立三说“我实际工作中的错误……是在秋白同志影响之下”，“秋白同志的确用了两面派的手段。他在三中全会上的行动，就可以表现出来。党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而私人小团体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
　　这一指责，正中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下怀。
　　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的米夫和瞿秋白早有过节。1928年6月，中共六大结束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当时，安徽籍学生王明诬陷中山大学部分同学结成了反革命组织“江浙同乡会”，瞿秋白派出邓中夏和余飞去中山大学调查，结果表明并非如此。但米夫坚持认为“江浙同乡会”是存在的，并在公开场合说瞿秋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心直口快的瞿秋白便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撤销米夫的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建议。这个建议很快就被米夫知道了。
　　1928年秋，经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和中共代表团组成的联合审查委员会共同审查，作出所谓“江浙同乡会”根本不存在的结论。可是，在米夫心里，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
　　日，米夫前往上海主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集中批评的便是“立三路线”和瞿秋白的“调和路线”。
　　王明早通过不正常的途径，先于中共中央知道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他立即按照共产国际决议的口径，修改他的发言《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全文六章，其中第五、六两章将近3万字，几乎都是专门批判瞿秋白。文章说，“维它(瞿秋白的化名)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 “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
　　此时，李立三身在莫斯科，只有瞿秋白在会上成为活靶子。根据米夫的授意，“最出色、最有才华”的王明被推至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瞿秋白则蒙冤受屈，被撤销政治局委员。他在《多余的话》中回忆：“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
【编辑:蒲波】
----- 文化新闻精选 -----
直隶巴人的原贴：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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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马进京”：抽调“地方大员”加强中央领导
　　高岗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调到北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其中包括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史称&五马进京&。　　&高饶事件&是如何传达的？　　&高饶事件&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内出现的第一次重大斗争。关于这次事件的传达，由于资料不足等原因，此前的文章和著作均鲜有论及。新近出版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6册，披露了一些这方面的史料，补足了一些已公开资料的不完整部分，为给&高饶事件&的传达过程勾勒一个大体轮廓提供了可能。　　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从10个方面揭露了高岗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根据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不点名地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四中全会结束后，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分别举行关于高岗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对证和揭发他们搞阴谋活动的事实。　　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在2月25日的座谈会上，周恩来综合43人的发言及其所揭发的材料进行了总结发言。发言提纲从10个方面揭露了高岗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三、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内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七、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八、在中苏关系上，播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阴谋活动。&&此外，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完全违背共产主义者的道德标准。&发言提纲还分析了高岗所犯错误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并总结了从高岗事件中应当吸取的教训。　　2月26日，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为送审周恩来的发言提纲致信在杭州休假并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毛泽东。刘少奇在信中说：&这是恩来同志在高岗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准备发给省市委书记以上，用口头向地委书记和军党委以上干部传达。另附若干事实材料，请主席审阅修改并示复。&2月28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各同志：&恩来同志2月25日的发言提纲经胡乔木、陈伯达二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我同意这些修改，请你们考虑酌定。&当时均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胡乔木、陈伯达对周恩来发言提纲所作的修改，主要是加强了对高岗所犯错误的分析和批判，并且补充了向全党高级干部宣布高岗的错误，向全党公布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以及在报上公布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主要内容的必要性等内容。　　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来的发言提纲。3月3日，中共中央将提纲转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书记，党中央各部委部长和主要负责人，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书记，军委各部门首长和军以上党委书记，指示他们亲自收存，准备向地委书记和军党委以上干部作口头传达时之用。此外，还通知他们：有关高岗错误事实的若干材料和饶漱石所犯错误的文件，将在以后陆续发出。　　3月4日，也就是提纲发出的第二天，周恩来遵照毛泽东2月28日致刘少奇信中的指示精神，在有2400人出席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传达报告，介绍会议的情况和关于高岗阴谋活动的主要事实以及应该吸取的教训，阐释学习全会文件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召开四中全会的目的，一是要通过治病救人的方法，帮助犯错误的干部觉悟；二是要&教育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干部，提高政治觉悟，来加强党的团结&。从暴露和揭发出来的事实看，&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企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的地步。就是说，他没有一种公开的政治主张和纲领来同党的主张和纲领对立，而是企图通过阴谋活动来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目的。尽管四中全会对他采取治病救人、等待觉悟的方针，他在四中全会上和会后的座谈会上也作了两次表面的检讨，但实际上是拒绝反省的，并且以自杀来自绝于党和人民。&因此，对高岗目前有些悔罪的谈话，我们还不能轻于置信。&　　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对饶的问题归纳出四项结论　　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和第三书记谭震林主持。会议共开了七次，前四次着重对证饶漱石所犯错误的事实，第五、六次是到会同志对饶漱石的错误进行揭发，第七次是饶漱石进行自我批评，最后由邓小平和陈毅发言。　　3月1日，邓小平、陈毅和谭震林就座谈会情况报告中央，对饶漱石的问题归纳出四项结论：一、饶漱石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个人野心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1953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二、饶漱石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不是一般性的，有其特殊之点。他善于伪装，多年来以守法克己的伪装，在党内施展阴谋，争夺权位，不到重要关节不伸手，在伸手时亦常以伪善面目出现，以各种方法利用别人为其火中取栗。饶漱石的基本思想是不承认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统一的革命政党，而是把党看成派系林立的集团，认为投机取巧，运用手段，就可以凌驾一切。三、饶漱石在党内进行争夺权位的斗争中采用了与党的作风完全相反的一套办法，把这些丑恶的所谓权术搬到党内来施展。四、饶漱石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直到现在，还不是采取彻底承认的态度。报告还总结了党在揭露饶漱石的错误时应当吸取的教训。　　3月12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在第四页上&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其余均同意。&3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邓小平等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次日，中共中央将报告转发各地，转发范围及指示内容与转发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完全相同。　　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在开始时对&高饶事件&的传达是相当审慎的。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和邓小平等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给中央的报告只转发到省(市)委书记及相当级别的党内高级干部，并且指示他们亲自收存，向地委书记和军党委以上干部只能作口头传达。鉴于高岗、饶漱石原来在党内地位的特殊性以及他们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中央在初始阶段对&高饶事件&的传达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必要的。这可以尽量减小由此在党内引起的政治震荡。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央又适时扩大了&高饶事件&的传达范围。　　&高饶事件&在党内的传达范围由省军级干部扩大到县团级干部　　周恩来的发言提纲和邓小平等的报告转发后，各地按照中央的指示开始进行传达。　　3月24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就传达高饶问题计划报告中央。其主要内容是：一、传达范围：各省委、市委传达到县委书记、副书记、县长以上及相当这一级的干部。军队系统传达到正、副团级以上干部。二、传达方法：第一，省、市委首先召开全体委员会扩大会议(包括省军区党委负责人及若干地委书记在内)进行传达讨论。省、市委扩大会议之后，随即由省委召集县委书记、副书记、县长以上及相当这一级的干部会议进行传达，省军区范围内的正、副团级以上干部，即参加省委召开的这一传达会议。第二，各军首先召开军党委扩大会议，会后由军党委直接召集正、副团级干部传达。报告还提出：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罪恶的各项具体材料，希望早日发下，以作为各省市委、军党委领导同志向下传达时统一的根据。　　中共中央华北局的传达计划，显然超出了中央规定的传达范围。接到华北局报告的当晚，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进行了讨论，认为要发出此电，中央直属机关如何作进一步的传达，则另作安排。3月25日，中共中央将华北局关于高饶问题传达范围的报告转发各地党委参考，并指出：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和邓小平等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这两个文件，应发给各地委、县委书记及军队中师和团党委书记，并由他们带回去向地委、县委各委员及师和团党委各委员传达。在城市以及机关和学校中亦应向上述相当的党内干部传达，但在县团级干部中应以高饶问题作为背景事实，集中注意于传达和学习四中全会的文件。关于华北局希望早日下发高岗、饶漱石反党罪恶的各项具体材料的请求，中央明确表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其他文件目前不拟发出。这样，中央关于高饶问题的传达范围已正式扩大到党内县团级干部。　　中央转发华北局报告的第二天，周恩来在东北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饶问题以及初步结论的传达报告，详细介绍了高岗、饶漱石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主要事实，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并由此得出结论：高岗的错误已经&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组织错误，也不是党内严重的路线错误&，他已走上分裂党、反对党的道路，变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饶事件&在党内的传达，也引起了在新疆的苏联工作人员的关注。日，中共中央新疆分局致电西北局并中央。电报说：一、中苏金属公司的苏联同志要求我们向他们介绍七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和情况，我们可否介绍，应介绍哪些内容，介绍给哪些同志？二、新疆有迪化(当时已改称乌鲁木齐，迪化是当时的习惯性称呼)、伊犁、塔城、阿勒泰、喀什五处苏领馆，如领事同志询问七届四中全会情况时，我们可讲哪些内容？　　5月22日，中央电示新疆分局：关于党的四中全会和高饶问题，你们可找苏联驻迪化总领事一谈，可将政治局向四中全会的报告和四中全会决议送给他，另根据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和邓小平等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给中央的报告扼要说明高饶问题。对于中苏公司及其他苏联同志可请苏联总领事酌情转告，你们不必另外谈话。四中全会两个文件，亦可同意总领事送给其他苏联同志阅读。　　&高饶事件&在全党范围内传达。与此同时，关于高岗自杀问题给苏共中央的通报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出　　经过党内5个多月自上而下的逐级传达，向全党传达高饶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为了进一步深入进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教育和在全党范围内宣布高饶反党、反中央和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党团员传达高饶问题的指示，决定将高岗、饶漱石的罪恶行为向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进行传达。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应即根据四中全会的文件和《周恩来同志在关于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以及中央发出的其他有关文件的精神，在农村和城市的一切支部大会上向党员作报告(青年团员参加，某些非党积极分子也可参加)。具体部署由各级党委自行安排，军队系统由军委总政治部规定，党中央各部委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由两个直属党委规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在机关工作的党外干部，亦应由党的负责同志将高岗、饶漱石问题向他们作适当的通知。这一传达工作，应在9月底以前结束，并将结果上报。　　鉴于&高饶事件&已开始在全党范围内传达，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云、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彭真，建议由我驻兄弟国家大使直接向所在国党中央负责同志传达，并附带提及高岗在2月17日自杀未遂，经过党的半年管教，毫无悔悟，又于8月17日自杀死去。饶漱石则仍在检讨中。同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批示：&照办。&刘少奇批示：&同意这样办。&9月1日，关于高岗自杀问题给苏共中央的通报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出。　　日，中央关于向全体党团员传达&高饶事件&的指示发出。为保证这一指示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于9月初转发了中宣部《关于传达中央宣布高岗、饶漱石反党罪行的报告提纲》。该报告提纲共四部分：一、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反中央、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行为；二、高岗、饶漱石反党、反中央的阴谋活动，反映了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破坏党、分裂党和瓦解党的要求；三、揭穿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是我们党的胜利；四、全党同志必须从高岗、饶漱石事件中吸取政治教训。中央在转发该报告提纲的通知中说：&根据中共中央日关于传达高饶问题的指示，现在发给你们《关于传达中央宣布高岗、饶漱石反党罪行的报告提纲》，以供应用和参考。这个提纲只印发给作报告的同志，不要登党刊。并且要告诉作报告的同志，在对党团员作报告时，除了提纲中所举的事实外，不要另举其他不适当的事实。&该通知和报告提纲的发出，有力地指导了各级党委的传达工作。历经半年多的时间，高饶问题的传达于9月底前结束。　　日至31日，中共中央举行全国代表会议，正式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高饶事件&以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彻底暴露和失败而告终。　　邓小平　　邓小平小个子大智慧 受毛泽东器重　　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和中共重庆市委在重庆胜利大厦举行宴会，欢迎去北京参加国庆一周年庆祝活动的西南各民族代表团圆满归来。邓小平致欢迎辞。后来，据代表团成员、原世袭云南车里宣慰使刀世勋回忆：&小平同志来了之后，给大家讲几句话，给代表团问好。&代表们&个个都想见小平同志，但是他个子矮，在人群中看不见。有个代表端个椅子来，请他站在椅子上。大家热烈地鼓掌，表示欢呼&。　　毛泽东曾向外宾介绍邓小平：&你看他人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统率的。&邓小平虽是小个子，却是一个充满了智慧的小个子。他高瞻远瞩地看问题与解决问题，就是充满了大智慧的突出表现。因为邓小平看问题站得高望得远，所以他能继承、发展毛泽东思想。　　长期受到毛泽东的器重和培养　　邓小平是一位毛泽东亲近的、喜欢的人。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议上指着邓小平说：&我是喜欢你这个人的。&　　毛泽东熟悉邓小平并留下难忘印象，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在江西中央苏区开始的。1931年10月，邓小平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时，曾在县城组织召开五万人大会，热烈庆祝中央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大会设四五个分会场，在邓小平陪同下，毛泽东到各个分会场讲话。半年后，邓小平调任中共会昌临时县委书记。此后，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因贯彻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抵制&左&倾教条主义，反对&城市中心论&、军事冒险主义等错误做法，受到了无情打击。邓小平也从此受到毛泽东的格外注意。&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的批示中写道：&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抗日战争中的日，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委电告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决定以邓小平同志为一二九师政委。&这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器重、信任邓小平的一个重大决定。一二九师是八路军的三大主力之一，即后来的刘邓大军、第二野战军的前身，邓小平于日到职。这是他从师政委到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历史起点。　　解放战争中，在大决战前夕，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委决定让邓小平担任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由此，邓小平领导了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淮海战役，领导了渡江战役，并解放了南京、上海及东南各省，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后来，毛泽东称赞邓小平是一个懂军事的人，打仗得力，有战功。毛泽东说，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在党的军事史上，受到毛泽东器重并立下赫赫战功的，林彪和邓小平两人最为显著。林彪担任东北局书记时以中央委员的身份领导了四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高岗、陈云、张闻天)。林彪指挥了三大战役中的两个战役(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林彪指挥的部队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这是唯一的。邓小平在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领导了两个野战军。邓小平指挥了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淮海战役。他指挥的部队从东南一直打到西南包括西藏。这也是唯一的。　　毛泽东向外宾介绍邓小平时说：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100万军队。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　　从东南到西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将主政西南的工作重担放到他的肩上。邓小平在西南工作了两年零八个月，在领导改造90万起义、投诚、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消灭90万土匪，发动6000万群众，提高解放军部队60万干部战士的素质，以担当起新的繁重的工作任务等方面，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其间，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着邓小平主政西南的工作。他多次肯定邓小平对情况的分析和处理计划&是很好的&，工作的部署和采取的步骤&是正确的&；多次赞扬邓小平的工作&方针正确，成绩很大&，&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多次对邓小平的工作感到&甚慰&&甚好&，&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毛泽东还多次转发邓小平的报告，将西南局剿匪、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以及整风、城市工作的做法推荐给其他大区，并指出&一切尚未做到这一步的地方，都应这样做&，&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各地都应这样做&，&请你们考虑可否仿照西南办法&。　　日，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8月13日，在邓小平主持召开的政务院第148次政务会议上，周恩来宣布：&在我奉毛泽东主席之命赴苏联访问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邓小平进京后，不仅担任政务院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总理，在总理离京时代理总理职务，而且毛泽东还指定：&凡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件，请小平多管一些。&即由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管理政府方面的事。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关于加强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分工问题的座谈会规定：&今后各委、部直接提请政务院批示或办理的事项，除例行事务外，凡属涉及方针、政策、计划的事项，应限于在中央政治局已经讨论过决定了的问题，或是在中央已经批准的计划或批准的原则范围之内的问题，此类事项，原则上一般由邓小平同志处理，其中属于仍须经过周恩来同志处理者，亦由邓小平同志提出。在处理过程中，如周恩来、邓小平两同志发现有必须向中央请示报告的，即再直接提向中央。&高饶事件之后，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虽然这时的邓小平还只是一名中央委员，但实际上已开始进入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这又是唯一的。日，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和林彪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中国成立初期，六个大区的第一书记都是进入中央最高决策层的重要人选，后来被选进中央最高决策层的只有邓小平和林彪。　　在中共八大筹备过程中，毛泽东推举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表态说：&一不行，二不顺。&毛泽东强调：&设总书记完全有必要。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毛泽东评价邓小平时说：&这个人比较公道&，&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毛泽东还多次讲到&他跟我一样&。这种比较，毛泽东只在评价邓小平时才讲过。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　　中共八大将七大时的中央书记处改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并另设了一个书记处。对于这个书记处的职能，毛泽东说：&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毛泽东在谈到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置时曾说：&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第一次会议确定：中央书记处在自己的工作中，既要能够尽到&挡风&的责任，又要不犯越权的错误，并且必须尽可能做到使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各同志，能够及时了解各方面的工作情况。可以说，中共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是站在中央日常工作第一线的，是站在第一道&防风林&的位置上的，也是站在作为接班人培养的位置上的。日，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在讲到&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时，毛泽东说：权力当然不只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但是总要有一个核心机关，经常注意问题。中央的主席是我，常委的主席是我，所以我毛遂自荐为元帅。书记处的总书记就是邓小平，你就当个副元帅。行不行？毛泽东为元帅，邓小平为副元帅。这里，毛泽东强调了总书记的职责，而副元帅所处的正是接班人的位置。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小平成为被批判的党内第二号人物，林彪实际上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是，毛泽东多次强调要把邓小平同刘少奇区别开来。林彪垮台后，王洪文一度处在接班人的位置上。然而，毛泽东从林彪垮台到疑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四人帮&，眼光又不断投到邓小平身上。在毛泽东提议下，邓小平先是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后来又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毛泽东评价邓小平办事比较果断，柔中寓刚，绵里藏针。1974年12月，毛泽东甚至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在毛泽东最后的日子里，邓小平在党、政、军中无人替代的人气，除了他的主观因素外，还与毛泽东对他的长期器重和培养密不可分。　　对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有着比别人更深刻的认识　　邓小平同毛泽东一起走过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曲折道路。他深切地感受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他深情地说：&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在同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谈话时指出：&毛主席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邓小平认为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必须把二者区别开来。&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　　邓小平向来重视完整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反对教条主义地对待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对实事求是路线、独立自主路线、群众路线这些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他有着比其他人更深刻的认识。　　关于实事求是路线　　关于实事求是，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邓小平多次讲他是&实事求是派&。　　邓小平不仅在党和国家方针的决策方面注重实事求是，而且在个人风格方面也是注重实际，不慕虚名。这后一方面，邓小平也与毛泽东一样是最重视从实际出发、最讲实际的人。邓小平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时，无论从这个职务，还是从西南党、政、军实际负责的情况看，他都是西南大区的一号首长。然而，邓小平看重多做实际工作，从不争名分高低，他提议报纸上公布首长姓名的次序为刘(伯承)、贺(龙)、邓(小平)、张(际春)，把自己摆在刘、贺之下。邓小平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排序为三号首长，这是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大区中唯一的例外。　　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同时是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唯恐任何一个职务落在别人后面。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同时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华东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林彪，同时是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司令员。但林因病休养，中南党、政、军工作实际由第二书记邓子恢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同时是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但不久彭德怀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去朝鲜前线，西北党、政、军工作实际由第二书记习仲勋主持。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同时是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兼财政部长，其主要工作在后一方面；华北局机关驻北京市，华北大区的行政管理工作由政务院华北事务部负责，这是当时华北与其他五个大区不同之处。六个大区的情况各不相同，但在五个有政府机构的大区中，只有邓小平这个第一书记不是一号首长，也只有邓小平这个第一书记是在政府机构中任副职的。新时期，邓小平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总决策者，却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或总书记，这既有培养接班人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考虑，也与他重实际不争名分的风格紧密相关。　　关于独立自主路线　　独立自主，就是不依附任何国家、任何外部势力，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邓小平说：&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邓小平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庄严宣告：&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只能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或者看着苏联人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　　关于群众路线　　关于群众路线，邓小平说：&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培养好的风气，最主要的是走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总是着眼于&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支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生动的例证之一。当安徽凤阳小岗村和肥西县一些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受到种种非议和指责时，他发表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个别地方的兴起到全国范围的推广，充分显示了邓小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所起的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巨大威力。　　邓小平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和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的巨大变化，都是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　　邓小平特别重视结合不断变化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不断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邓小平在继承和维护毛泽东思想这个基础的同时，又能发展和超越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邓小平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集中到一点，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三落三起&的非凡经历铸造了勇担大任的意志和智慧　　邓小平能成为一代伟人，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与他&三落三起&的非凡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筹备中共八大时，毛泽东评价邓小平时说：&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当时，王首道发言：&我同意这个看法，受过打击的人，他对于另外一方面的问题考虑得比较周到。&在老一辈革命家眼里，有没有在党内经过斗争的经历，其见识和智慧是不一样的。　　邓小平的第一次&落&与&起&，是同中央苏区&左&倾教条主义的祸害与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相联系的。邓小平的第二次&落&与&起&，是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与林彪垮台和周恩来病重相联系的。邓小平的第三次&落&与&起&，是同&四人帮&横行霸道，与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垮台，全党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相联系的。　　在第一次&落&与&起&中，邓小平看到了教条主义对根据地和红军造成的巨大损失，感受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的正确性和极端重要性。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的&落&与&起&中，邓小平看到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对国家发展造成的严重危害；看到了毛泽东既批评&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又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的深刻矛盾；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造成的重大损失。新时期，邓小平是在恢复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光荣传统下，吸取&文革&的惨痛教训，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　　邓小平一生&三落三起&，意志由此磨炼，智慧由此凝聚。他能成为深受全国人民爱戴和世界瞩目的领导者，能以高瞻远瞩的眼光看问题与解决问题，是与他艰难困苦、跌宕起伏、不屈不挠的经历分不开的。　　饶漱石　　看饶漱石的前半生：被历史淹没的重要人物　　饶漱石()，原名饶石泉，号漱石，曾用名梁朴、阿施、小姚、老宋、瘦人、小饶、阿四、姚实农、宋振华等，是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中为数不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领导干部。　　日，饶漱石出生于江西临川钟岭环洲饶家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青少年时代，先后在临汝小学、省立第七中学、南昌心远私立中学读书。1922年考入九江南伟烈学校，1924年入上海大学。精通英语、俄语。　　青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　　饶漱石从青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饶漱石在南昌读书，他积极参加南昌的学生运动。暑假回到临川后，他和从上海回来的傅烈一道，联络县城的学生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成立了一个剧社，利用演戏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剧社多次在抚惠堂公演，每夜观众达2000多人。对此，反动势力极为仇恨，临川商团的团丁闯入抚惠堂捣乱。饶漱石、傅烈带领群众与商团进行坚决斗争，迫使商团向剧社认错，并赔偿了打伤纠察队员的医药费，取得了斗争的彻底胜利。　　1923年，饶漱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九江地方团组织第二支部书记。他创建了&浔光社&，出版了不定期刊物《浔光》和《江声报》。他多次领导南伟烈学校的学生运动，并组织成立了&裁缝工会&&女工工会&。后被推选为九江首届学生联合会主席，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首界全国学联会议。1924年夏秋之间，饶漱石转入上海大学学习，参加了李立三等在上海沪西小沙渡创办的工人俱乐部的领导工作。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度担任沪西区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分工负责工人和学生团员工作，同时参与上海丝厂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的罢工斗争，参加领导了上海&五卅&反帝爱国斗争运动。1926年底至1927年3月，担任由陈独秀、周恩来等人组成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特别行动委员会委员。他工作积极，能力强，在白区工作处于低潮时期，为白区党组织的恢复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因而很快崭露头角，成了上海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饶漱石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江西省委特派员到赣东北巡视工作。1928年，任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先后在弋阳、横峰创建了中共弋阳县委、中共横峰县委，并委任黄道为中共弋阳县委书记、方志敏为横峰县委书记。和方志敏、黄道等人组织领导了著名的弋横暴动，为创建赣东北根据地和组建红十军奠定了基础。4月，饶漱石受党派遣回到家乡临川负责策反工作，当时临川驻军是杨如轩师。饶漱石召集杨如轩师下级军官十余人(多是我党地下工作人员)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组织&士兵委员会&，发动士兵暴动，因杨师不久离开临川，没有成功。事情暴露后，饶漱石险遭逮捕。同年12月，饶漱石调回上海，任团中央秘书长。1929年到东北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并一度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出狱后任中共满州省委宣传部长，曾一度为饶的部下)。在东北工作期间，饶曾负责组织了营救刘少奇的活动，并取得成功，又成功组织了奉天纺织工人大罢工。多次到哈尔滨巡视工作，并与唐巨经等人成功组织过著名的哈尔滨皮鞋厂工人大罢工。1930年4月，饶漱石因所谓&满洲破坏案&，与赵尚志等30人一同被逮捕入狱，内定为枪决，后经党组织派人做张学良的工作，才改为监禁。在狱中，饶漱石经受了各种酷刑，但他坚贞不屈。他在狱中建立了党团支部干事会，领导难友们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自己带头绝食，并取得了胜利。后又染上了瘟疫，险些丧命。&九一八&事变后，饶漱石和赵尚志等人一同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党内少有的国际政治活动家　　饶漱石出狱后赴苏联学习，被共产国际派往西欧、东欧、美国等地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1932年初，饶漱石回国在上海做工会工作，先后任上海工人联合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兼秘书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多次组织领导上海工人罢工和学生游行。1933年，饶漱石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任，8月兼任河北临时省委代理书记。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都转移到中央苏区，饶漱石曾一度主持了党在白区的各项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　　1935年至1938年，饶漱石被派到苏联工作，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外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在此期间，饶漱石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和王明等人共同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即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奠定了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基础。他穿梭于法国、英国和美国，从事国际统战工作，在海外华侨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了大量钱物。并通过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动员白求恩来延安救治伤员。还先后主编或创办过《先锋报》《救国时报》《华侨日报》。为扩大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2月，饶漱石出席了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世界反侵略大会，并用赵建生笔名撰写了《为自由和平而战的中国工人阶级》一文，很受与会者欢迎。饶漱石是中国共产党内少有的国际政治活动家。　　1939年，饶漱石主动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救国斗争。1940年2月任中共中央华侨委员会书记，6月被中央派到皖南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协助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工作。当时，饶主管的也是白区工作，在新四军受国民党压迫的情况下，饶漱石具体领导的白区工作却卓有成效，分别在福建、安徽、江苏等地建立了地下交通站，使新四军在国民党的四面包围中仍有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这不光为新四军在南方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打开了国统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工作局面。刘少奇称饶漱石是&优秀的、成熟的青年革命家&。　　机智处理皖南事变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项英、周子昆遇害。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敌人喊话要叶挺去谈判，但叶挺思想不通。饶漱石一再劝叶挺出去谈判，叶还是不通，最后，饶漱石不得不以党的名义，请叶挺下山同国民党谈判。饶说，这是为了党的事业，不是个人行为，只要能活着出去，他可以向中央作证。叶挺最终听从了饶的劝告，带了身边的人员去谈判，为新四军军部将士突围赢得了时间，保护了一大批新四军的骨干力量。饶漱石见叶挺一去不返，知道凶多吉少，就组织人员分头突围。他被国民党士兵抓住后，用身上的银元贿赂抓他的士兵，得以逃脱，历尽艰险来到上海。后来，饶回到盐城新四军军部，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可以说，皖南事变，饶漱石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体现了他过人的胆识，由此奠定了他在新四军的地位。1942年3月，刘少奇离开华中去延安，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饶漱石代理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和陈毅等人共同组织指挥淮北1942年冬季反&扫荡&、大小悟山冬季反&扫荡&、郯城战役、盐阜1943年春季反&扫荡&、苏中反&清乡&斗争。1943年11月，陈毅去延安汇报工作，后参加党的七大，饶漱石全面主持华中局和新四军的工作。他和张云逸、赖传珠、粟裕等人一道，成功地组织指挥了车桥战役、挺进苏浙皖边和1945年春季攻势。饶漱石指挥新四军在华中解放区实行战略反攻，解放县城30余座，歼敌5万余人，狠狠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器张气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饶漱石领导新四军期间，也是新四军发展的鼎盛期，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新四军已经发展到30多万人，并有100多万地方武装，还建立了苏、浙、皖、豫、鄂5省的8个抗日根据地。顺利实现了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解放区连成一片。　　1945年4月，饶漱石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44人)。8月，饶漱石任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1945年12月，饶任中共华东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前被我党授予最高军衔的将领之一　　1946年春，饶漱石和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同为北平军调部的中共代表，饶任书记，主持军调部工作。并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在伍修权等人的陪同下，和美国代表白鲁德、国民党代表赵家骧等飞往沈阳，参与国共东北停战协调。当时，我军还没有实行军衔制，为便于同国民党军方代表进行平等工作，我军派往各地代表被临时授予军衔，沈阳代表饶漱石为中将，而太原代表陈赓(1955年授大将)、本溪代表许光达(1955年授大将)、北平代表宋时轮(1955年授上将)、徐州代表韦国清(1955年授上将)等人仅被授予少将军衔，由此可见，饶漱石当时在我党我军地位非常之高。饶漱石也是新中国成立前被我党授予军衔最高的将领之一。当时授予中将的只有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等人。饶漱石舌战美蒋代表，坚决捍卫了我党我军利益。在他的调停下，三方签订了短暂的15天停火协议，为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随后，饶悄悄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后便返回山东，领导华东军民进行土地改革、整军备战。　　中共华东战略区的最高统帅　　1946年10月，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仍兼任中共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解放战争初期，由于饶不在华东，华东局和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的工作暂由陈毅主持，但陈毅难以有效地统一领导华中、山东两部，甚至发展到山东、华中两部的主要领导相互指责。日，中共中央同意陈毅21日建议：山东、华中两野战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也合一，合一后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但两野战军意见不能统一，两方面的领导人包括陈毅在内纷纷给中央发电报，盼饶漱石回华东主持大局。1946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华东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兼山东军区政委的饶漱石从延安赶到临沂，撤销了华中分局，把邓子恢、张鼎丞、曾山三名中央委员调到华东局当常委(邓任副书记、张任组织部长)；组建了华东我军统一的指挥机关&&华东人民解放军总部(后改为华东军区)。将华中、山东野战军兵合一处，正式组建成华东野战军，彻底结束了山野、华野互不买帐的混乱局面。陈毅任华东军区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饶漱石兼任华东军区政委(华东野战军行政上隶属华东军区领导)。分工为饶漱石、张云逸指挥华东军区的部队(30万人)，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约27万人)。1947年10月，中央军委又将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又称内线兵团)4个纵队划归饶漱石直接指挥。1948年5月陈毅调中原局任副书记兼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后，华野在军事上的排名为饶漱石、粟裕。　　1947年1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时，饶漱石领导当地党政军民顽强地坚持斗争，而且有一套坚持斗争的办法，又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斗争策略，在陈毅、粟裕、谭震林、黎玉、许世友等领导人的协助下，不仅渡过了难关，而且歼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扩展了根据地，并成功地组织指挥了鲁南战役(1946年12月)、莱芜战役(1947年1月)、孟良崮战役(1947年5月)、胶东战役(1947年9月)、宿北战役(1947年12月)，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饶漱石和粟裕等人一起共同指挥了宛西战役(1948年5月)、宛东战役(1948年5月下旬)、豫东战役(1948年6月)和济南战役(1948年8月)。1948年10月，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等人组织策划指挥了著名的淮海战役，这时的淮海战役设想后来被称为小淮海战役。随着战局发展，总前委审时度势，淮海战役越打越大，最终取得了惊人的战果。与平津战役、辽沈战役统称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期间，饶漱石领导的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一起率国民党军第五十九军两个师、第七十七军一个半师共23000余官兵，在贾旺、台儿庄防地举行起义。使淮海地区东线的国民党军防线出现了一个大缺口，我华东野战军主力乘虚而入，直抵徐州，切断黄伯韬的退路，进而将国民党军第七兵团歼灭，加速了淮海战役的进程。饶漱石还和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等人共同指挥了渡江战役、解放上海战役。整个解放战争中，共歼灭蒋军807万人，其中饶漱石领导的华东军民共歼灭蒋军245万，占30.36%，是歼灭国民党军队最多的战略区，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卓著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主政华东局　　新中国成立后，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并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华东七省一市(当时台湾省划归华东局管辖)的各项工作，并直接领导管理中国的最大城市上海。上海解放时，毛泽东曾对华东的同志说过：你们华东的同志如果能把上海搞好，上海和全世界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甚至我们的敌人都将以上海工作的好坏来考验我们党有无管理大城市及全国的能力。足见上海地位之重要。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的工业产值和贸易额均占全国的一半。刚刚解放的大上海，百孔千疮，充满了惊险和挑战。在此期间，饶漱石领导的华东地区的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工作一直走在全国的前面，毛泽东曾多次把华东的经验批转给全国各地学习效仿。饶漱石坚决反对在土改和镇反工作中的过左行为，在制定和处理地主阶级及与土地有关的工商业者的土地财产、保存富农经济、划分阶级成分、土改干部的纪律、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政策措施都有独到之处。这是华东地区土改得以顺利推进和胜利结束的中心环节。还多次以上海特殊为由抵制来自上面的一些左的指示。在治理上海的工作中，他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团结民主人士，对上海的资本家及工商界人士采取了一系列比较宽容的政策，第一个把私营业主称为工商业家，第一个主张不没收富农出租的土地，第一个提出解决农民富裕的出路在于大力发展工业。为发展生产、促进国民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为稳定上海及整个华东的局势，饶漱石直接领导了华东及上海的反特、镇反工作。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分析上海的治安形势，虚心听取民主人士的意见，主张以法治国，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例如他批准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在上海解放初期搞&以特反特&方针，基本上肃清了上海暗藏的敌特分子(后杨帆因此事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首犯)。他领导上海法院制定的&处刑标准&是新中国第一部带有前瞻性的地方法规(后被最高法院以&量刑过宽&不利于&镇压反革命分子&为由否定了)。　　在&镇反&运动中，饶漱石承受了来自中央的压力，最大限度避免了滥杀无辜。在全国各地都大开杀戒的时候，《人民日报》公开批评上海方面在杀人问题上仍是&雷声大，雨点小&。饶漱石仍持慎重观望态度，为此，他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上海的&镇反&运动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认为上海是潜藏反革命特务最多的地方，而实际上杀的反革命和特务的人数却比北京、天津低得多。事后，毛泽东发现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滥捕滥杀现象并加以纠正。　　饶漱石成功地治理了上海的百孔千疮，树立了人民政权的良好形象，为中国共产党人管理城市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共产党人赢得了良好声誉，得到了党内外、国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波兰一家有影响的报纸说：解放了的上海气象一新，再也不是&世界污水沟&了。印度实业报主编吉积绍&辛格在一篇题为《上海的奇迹》专稿中写道：&新的人民政府管理下的上海，是东方的骄傲。&　　被淹没的中共党史重要人物　　1953年，饶漱石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并分管劳动人事工资工作，是政务院五个口的负责人之一。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以他的知识、智慧和能力，是可以为党和国家作出更大贡献的，遗憾的是因高饶事件过早地离开了政治舞台。　　饶漱石是有名的工作狂，长期昼夜不分地工作，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眼疾越来越严重。个人生活也十分简朴。他在战争年代与普通干部、战士一样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并且只有两套衣服供换洗，从不许增加。他吃的是与普通干部一样的伙食，从不许增加一点特殊的伙食。饶漱石在当时算是共产党里的大官、大知识分子，但他在生活上都与普通工农一样，别人看不出他是大官、大知识分子。饶漱石平时不抽烟、不喝酒。新中国成立后，他也不跳舞，不宴请任何人。他平时好读书，很少与人交往，平时无论是见到上级、同级或下级，他都很严肃，很少说话，更不与人开玩笑。在工作方面，对自己和部下都要求非常严格，给人一种原则性强、作风严谨、处事平稳的印象。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饶漱石历尽艰险，多次死里逃生，既反映出他的机智勇敢，也表现出他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饶漱石还是中国共产党内杰出的政治理论家，曾著有《论共产党员的党性》(胶东新华书店出版)、《英勇决战迎接民主高潮》(冀南书店出版)等。他的演讲和报告曾多次在报刊上发表，并编印成书。　　那么，在新中国的开国功臣中，饶漱石应当具有什么地位？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中央军委委员共21名，他们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委员林彪、刘伯承、饶漱石、邓小平、高岗、贺龙、粟裕、聂荣臻、徐向前、陈毅、叶剑英、李先念、罗瑞卿、张云逸、习仲勋、邓子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饶漱石的位置。此外，新中国成立初期，国人根据中国的行政格局，称中国有&五王&：高岗为东北王，饶漱石为华东王，彭德怀为西北王，林彪为中南王，邓小平为西南王。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饶漱石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等其他一大批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同创建了新中国，为党和军队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　　邓子恢　　风雨十年农村工作部&&邓子恢长子邓淮生访谈录　　邓淮生是邓子恢同志的长子，已年近70，采访就在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办公室进行，他现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初次见面，印象特深，高高的身材，宽宽的肩膀，典型的国字脸，浓浓的双眉，匀称的五官，未曾开言已是满面微笑。这位忠厚长者的和善慈祥，一下子就把我进门时的忐忑和不安全部驱散，仿佛眼前端坐着的不是受访者，而是我的一位同宗老伯父。了解了我们的来意，他便满怀激情地向我们讲述起其父邓子恢同志的革命简历，和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风风雨雨。以下是访谈实录：　　家父邓子恢，1896年8月生，福建龙岩人，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担任过特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二军政委。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继续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军部重建后任政治部主任、第四师政委兼淮北军区政委、淮北区党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中分局书记、华中军区政委、中原局第三书记、华中局第三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兼中南军区第二政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家父喜欢身着农民服装，过俭朴的农民生活，一贯重视农民利益，在主持中央农村工作中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直言不讳，对中国农村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邓子恢带病赴任　　1952年，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基本完成，抗美援朝的基本胜利，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1953年起中央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鉴于情况复杂，任务繁重，刘少奇建议毛主席将各地方中央局的书记抽调进京，充实中央领导，其中包括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高岗，华东局的饶漱石，中南局的邓子恢，西南局的邓小平，西北局的习仲勋，史称&五马进京&。　　为了加强对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央农村工作部，指导全国的农村工作。因为家父建国前长期从事农民运动，了解基层，对于发动农民、指导农村工作有丰富的经验，于是毛主席请他主持中国农村工作，先让他草拟一个关于农村工作部机构设置和工作规划制度报告。当时家父身患糖尿病，血糖比较高，未能即刻赴任。1953年1月到北京后，毛主席热情地拉着他的手说：&子恢同志，调你来做中国农民的统帅。&家父谦虚地摆摆手说：&不敢当，不敢当，还是主席当统帅，我们当助手，为中央出谋划策。&1953年2月中央农村工作部正式成立。家父邓子恢任部长，陈伯达、廖鲁言任副部长，杜润生任秘书长。农村工作部作为党的农村政策研究机关，指导全国的农村工作，中心任务是组织与领导广大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实现农业集体化。　　&以农民利益为重&　　农业合作化即农村生产的规模经营、集约化生产，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毕竟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家父认为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关键是&过桥&问题，即如何从个体小农经济转变为集体经济。土地改革以后，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了土地，农业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而农业集体化和土地改革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将农民个人手中的土地集中起来归大队，共同管理、共同生产。让农民自愿将个人土地集合起来是比较困难的，毛主席认为重要的是教育农民的问题。　　家父强调首先让农民认识到什么是农业合作社以及农业合作化的好处。农民是利益群体，只有给了农民眼见为实的利益实惠，才能得到农民的支持。过去常说，&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是山东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农民为什么支持你呀？因为共产党搞土改，让农民拥有了土地，使他们获得了实惠，因而得到了农民的信任和拥护。而不只是共产党振臂一呼，农民就拥护支持了。他带领调查组深入田间地头，向农民宣传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给农民利益实惠。他对有些地方强迫命令，用威胁、限制、戴大帽子等办法强迫农民入组、入社的做法非常反对。认为必须采取教育说服的方式，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来对待互助合作运动。而且要从群众的觉悟水平与切身体验出发，从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从小农经济的生产现状出发，正确解决农民的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结合问题，稳步地循序而进。　　对于一些办得不好的合作社，农民得不到利益，出现退社的行为，家父觉得出现这些情况也很正常，办得好的就继续办，办得不好就解散、停缓、再办。于是下面就有人反映说他搞合作化运动不积极；毛主席批评他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他尊重农民利益的行为，却被毛主席看成是放任，给农民小恩小惠。毛主席还说：&社会主义也是需要强制的，不能完全靠自觉。&家父看风向不妙，赶紧向毛主席做了检讨，他对毛主席说：&一定会积极去办，但是还是要稳中求进，有条件的就办，不符合条件的就不再办了，欲速则不达，否则会伤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是实在的，要确实见到好处才会入社，否则是不会干的。&这是毛主席和家父的第一次意见分歧。　　&循序渐进，稳步发展&被看成是&右倾&　　中央决定分阶段、逐步实现农业集体化。毛主席对家父讲：&要十年、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完成对个体农业改造。&家父根据总的长期规划制定了农业合作化的实施步骤。他认为，农业合作化的全过程，一般要分三个阶段，先是农业互助组，然后进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由此而进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三个阶段是不可逾越的。父亲按照这种循序渐进的思路，指导全国互助合作运动。他强调先在全国各大省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试验点，然后逐步推广，稳步发展。初期缓慢发展，中期平稳发展，后期可以较快发展。1953年到1954年是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初始阶段，家父说：&办农村合作社如同打仗一样，初战必胜，初战败了，就会影响情绪，所以一定要办好试点。&1955年底，全国出现了65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农业合作化的实践中，绝大多数干部都存在着宁&左&勿右的思想。因此，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了严重的侵害农民权益、急躁冒进的&左&的倾向。具体表现为：在新区，打击单干农民，侵犯中农利益，强迫成立互助组，满足于形式主义；在老区，盲目追求高级形式，试办初级社贪多贪大，将耕畜、农具变相地无偿归公，不根据生产发展的程度，而贪多贪快地增加公积金和公共财产，盲目强调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各大区提出的农业增产计划与互助合作发展计划也失之过高。这些行为严重侵害了农民利益，破坏了农民的生产情绪，引起了农民群众的消极抵抗。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要求退社，农民宁愿杀猪宰羊，拿到市场上去卖，也不愿充公，农民大吃大喝、不搞积肥的严重现象，造成了农业生产的严重损失。　　1955年家父决定在农民冬季农闲时整顿和巩固农村合作社。1955年3月他提出&停、缩、发&三字方针：农业生产合作社停止一段时间发展；缩减一些不合条件、办得不好的、有问题的合作社，全国缩减了2万多个；在整顿现有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一批新合作社。5月份，毛主席南下视察，下面反映形势一片大好。回来之后，毛主席就对家父说：&现在农村形势一片欣欣向荣，没有报告反映的那么严重啊！&中央决议合作社翻半番，即1955年底实现100万个合作社。但是毛主席提议多建合作社，就对家父说：&现在形势这么好，为何不能翻一番呢，实现130万个合作社？&父亲觉得还是要稳步发展，就对主席说：&现在情况比较复杂，农民情绪不稳定，还是100万个为好。&为此，父亲和毛主席争论了很久，在合作社发展指标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是毛主席同家父产生的第二次意见分歧。　　1955年7月下旬，中央召开全国15个省市的书记会议，规模相当庞大。在会上，毛主席尖锐地批评家父在社会主义建设面前：&像一个小脚女人一样，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前怕狼，后怕虎，数不清的清规戒律。&紧接着在1955年9月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对家父的批评更加严重，再次上纲上线，批评他&右倾机会主义&。　　实事求是，保荐&包产到户&制　　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之后，家父的腰痛病、糖尿病、肝炎病并发，而且日趋严重，不能再坚持日常工作。1955年12月中旬，他开始到广东休养，一直到1956年3月初返京。在这期间，毛主席发动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像海啸一样席卷中国大地，几个月的工夫，即在1956年初全国就实现了农业合作化。1958年上半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席卷全国。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当时，父亲因病休养，虽然没有参与其中，但他仍以焦虑的心情注视着局势的发展。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村形势异常严峻。1960年夏天，刘少奇委托家父调查农村问题，父亲到江苏、河北、山西、安徽四省做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他和工作组的同志一起，草拟了《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着眼于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的经营管理问题，特别是解决人民公社内生产大队之间，也就是原高级社之间穷富拉平的平均主义问题。他觉得生产体制规模太大，主张以生产队为基础进行分配。这个条例成了后来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村六十条》)的前身。　　1961年春，父亲出席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村六十条》。毛主席在会上表扬家父：&在农村许多问题上，邓子恢同志是正确的。&会议一结束，父亲立即率领工作组离开广州，到广东、福建作调查，了解贯彻执行《农村六十条》的情况。他同工作组的同志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