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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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飚，男，湖南人。1925年加入，1928年转入。耿飚同志是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战士，、、。
耿飚人物生平
耿飚同志日生于省县北乡严家冲一户贫苦农民家庭，7岁时随父母逃荒到。他13岁到当童工，从小受尽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引导下，他开始懂得了的道理，立志救国救民，为事业奋斗终身。他积极参加工人的罢工斗争，并于1925年5月光荣地加入了。　　1926年，革命形势进入高潮。耿飚同志按照党的指示，同其他同志一道，从敌人的兵工厂秘密运出一批枪支，武装工人，开展革命。不久受党派遣回，组建并率领农民赤卫队参加暴动和十万攻。在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后，他几经辗转，于1928年4月回到，找到党的组织，并担任浏（阳）、醴（陵）队长，积极开展游击斗争，配合主力作战。1928年8月，他转为党员。　　1930年9月，耿飚同志奉党的指示，率领游击队参加，历任红1军团第3军9师参谋、师干部教导队队长、作战教育科科长。1933年春，任红1军团第2师4团团长。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和等重大作战。他机智果敢，英勇善战，率领部队打了许多硬仗、恶仗。中，他率部担任第2师前卫，攻克古陂，激战，夜渡潇水河，奔袭城，血战边，沿途斩关夺隘，屡破强敌，有力地掩护了和主力突破敌四道封锁线。红军进入贵州境内后，他率部在江界渡口，首夺天险，为中央纵队和大部队开辟前进通道。同志曾就此事写信表扬耿飚同志。　　1935年1月后，耿飚同志任红1军团第1师参谋长，率部参加、再克、
1982年，耿飚和邓小平在军委的一次会议上。
南渡，从境内等重要战役战斗，为摆脱军队的围追堵截，赢得战略转移的主动权作出了贡献。继又率部通过地区，抢渡，配合兄弟部队夺占，使中央红军再次摆脱险境。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他率部参加和。在攻打时颈部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战斗。他于1936年6月入抗日学习，同年12月任第4军参谋长。他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努力消除错误路线的影响，为加强红军内部团结做了大量工作。　　时期，耿飚同志任385旅参谋长、副旅长兼副政治委员，率部驻守陇东，保卫。他于1941年7月入中共学习。1944年9月任副参谋长兼联络部部长。1945年8月，他指挥部队向盘踞在的日伪军发起进攻，一举收复被日军占领多年的这座塞外重镇。抗战胜利后，他于1946年1月至8月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兼交通处处长，在同志领导下，同破坏和平、挑起内战的阴谋进行了坚决斗争。　　时期，耿飚同志回到，任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他先后参与组织了、、。在战略进攻阶段，他参与指挥了著名的、。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第2兵团（后改称第19兵团，即著名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率部参加、、，为全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初，党中央决定调耿飚同志到外交部工作，开始了他长达20多年的外交生涯。至1971年，他先后担任中国驻大使兼驻、公使，驻大使，外交部党委委员、副部长，驻、大使等职。他在总理和副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中央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为开创和发展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树立了我国老一辈外交家的崇高风范。他具有很高的理论和政策水平，十分重视形势调研，力求掌握实际情况，并根据形势发展变化适时提出政策建议，为中央外交决策提供可靠依据。他作为我国派驻西方国家的第一位大使，积极开展对外交往，促进我国同驻在国的友好关系，努力宣传我国的内外政策和建设成就，扩大新中国的影响。他与、、三国的经贸部门及经贸界人士积极交往，创造了我国同西方国家开展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契机。在任驻、大使期间，耿飚同志积极推动中巴、中缅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以及经贸、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巴、中缅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政府曾经专门向耿飚同志颁发勋章，以表彰他对增进中巴友谊的功绩。政府领导人也多次赞扬耿飚同志为发展中缅友好合作关系所作的贡献。　　耿飚同志在外交斗争中，
善于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统一起来，针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提出自己的独到看法和创造性见解，表现出很高的政策水平和斗争艺术，积累了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他担任副部长期间，协助副总理兼外长处理了大量涉外案件，参与或主持起草了一批重要的外交文件。在任驻大使期间，他向中央提出了关于改进外交和外援工作的意见。看了报告后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他，忘我工作，勤于钻研，善于思考，深得外交部干部、职工的好评。在使馆工作期间，他把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与使馆工作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使外交干部的素质不断得到提高。他关心下属，重视培养年轻干部，经常告诫他们要学外交、学技术，全面锻炼自己。　　“”中，耿飚同志同、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面对、“”对中央外交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他坚持原则，顶住压力，地执行中央制定的外交政策，遭受残酷迫害。他在逆境中仍然，表现了无私无畏的气概。　　1971年1月起，耿飚同志任部长。他顶住压力，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平反，把一大批干部解放出来，从“”调回部里恢复工作，并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他按照总理的指示，坚决纠正“”在对外交往工作中“左”的错误做法，积极恢复和扩大我党对外交往工作。他向中央提出恢复同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其他一些的关系，并同各国社会党、民族民主政党建立联系和交往的建议。他十分重视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强调将研究工作与党的对外工作相结合，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党际关系的一些重要原则。　　日，党中央粉碎了“”反党集团，耿飚同志当晚奉党中央之命，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掌握了被“”长期控制的广播电台、电视台。他在担任中央宣传口负责人期间，为消除“”在宣传舆论战线的破坏和影响做了大量工作。他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呼吁尽快让、等一大批老同志重新出来工作。　　1978年3月，耿飚同志任副总理，负责处理外交事务，并分管民航总局、
1996年9月，江泽民与耿飚同志亲切交谈。
旅游总局和军工部门的工作。1979年1月，他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协助军委主席、副主席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81年3月任长。1982年5月任。他坚决贯彻党的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为推动我国和事业，为新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7月，他根据同志关于军队要“消肿”和改革体制的指示精神，主持制定了《中央军委关于精简整编的方案》。　　1983年6月，耿飚同志当选为第六届副委员长，并兼任主任委员。在工作期间，他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围绕和大局积极开展工作。他高度重视民主和法制建设，为坚持和完善作出
了重要贡献。他主持起草了关于加入各国议会联盟的报告，并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出席在举行的“各国议会联盟”第七十一届大会。在他兼任主任委员期间，根据我国的对外方针、政策，利用多种渠道，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积极开展同各国议会的交往和联系，坚持了我国的和平以及对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原则立场，促进了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耿飚同志离开领导岗位后，仍然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多次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提出有关、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建议。他十分关心人民疾苦，多次为贫困地区和灾区群众捐款捐物。他热心老龄事业和农村。他坚持，衷心拥护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耿飚同志是中共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一届。在党的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他是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1-2]
耿飚人物逝世
北京6月29日电，耿飚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日1时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胡锦涛向耿飚夫人赵兰香表示深切慰问。
日上午，礼堂里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沉痛悼念耿飚同志”的黑底白字横幅悬挂在正厅的上方，横幅下方是耿飚同志的半身遗像。刚刚走完91年人生旅程的耿飚同志，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鲜红的覆盖着他的身躯。耿飚同志的夫人率子女敬献的花圈摆放在遗体前。　　8时30分，、、、、、、、、、、、、、、、、、、、、、、和、、、、、、、、、、、、、，中央军委委员、、等，以及曾与耿飚同志一起战斗或工作过的老战友缓步来到耿飚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这位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革命事业的老同志三鞠躬，并最后送别。随后，与其家属握手，表示深切慰问。　　中央有关部门、四总部、驻京各大单位和武警部队领导同志以及耿飚同志的亲属、生前友好、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耿飚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
李岚清向耿飚夫人赵兰香表示深切慰问。
、、、、、、、、、、、、、、、、、、、、、、、、、、、、、、、、、、、、、、、、、、、、、、和、、、、、、、、、、、、、、、、、、、、、、、，中央军委委员、、、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以各种形式对耿飚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亲切慰问。[3]
耿飚组织评价
耿飚同志具有坚定的和坚强的党性原则，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他十分珍视在红军时期的一张党证，虽然经历了无数次枪林弹雨的洗礼，这张党证仍完好地保存至今。他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坚韧不拔，能够在各种艰难复杂的环境中开拓新的局面。他光明磊落，坦诚正直，刚直不阿，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待人宽厚，作风民主，善纳群言，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能够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他勤于学习，注重调查研究，工作严谨细致，一丝不苟，反对弄虚作假和敷衍塞责的不良风气。他密切联系群众，注意体察民情，想方设法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他严于律己，大公无私，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在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始终保持了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耿飚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损失。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他的崇高品质和革命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耿飚同志永垂不朽！[1]
耿飚人物评价
称赞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耿飚人物轶事
给毛主席送老虎、给特务送药
1949年，赵兰香同耿飚在太原
1969年，耿飚作为党的“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位大使，来到。毛主席临行前叮嘱他，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我们要加强和发展中阿友好关系。
“肩负‘联谊’重任的父亲，却看到这样的现实：当我国自己黑白电视机都少得可怜的时候，阿方向我国提出，援助他们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当我国动用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外汇，为阿方进口棉花、织成布、做出成衣时，他们反过来要卖给我们从中赚钱。我国援助的化肥被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1954年以来，我国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高达90亿元人民币。当时，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300万，人均接受中国援助3000元，而同期一年的收入，最多也就几十元。”
该不该勒紧中国人裤腰带，去援助阿尔巴尼亚？耿飚大胆提出调整援阿方略。“父亲回国述职时，风趣地对他说，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后来，中央肯定了父亲的建议。”
说：“我父亲是文武双全的将帅之才。”曾有一位北大学者说：“耿飚是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的人物。放到古代，就是、。”
耿飚生于湖南醴陵县一个贫困家庭，从小读过私塾，背过诗文。耿飚的曾祖父是靠苦读起家的举人，祖父是游方郎中。耿飚的父亲则闯荡江湖，混到抚台的亲兵营里学了9年武功，差点被选入皇宫。因为使过皇上赐予的，有“双钩大侠”的美称。后来回乡，先后学过木匠、铁匠、瓦匠和医术，又跟株萍铁路的德国工程师学会了看图纸。
1909年出生的耿飚，自小从父亲那里学会了南拳、气功、单刀、点穴等很多本事。他7岁随父母逃荒到常宁县，13岁到铅锌矿当童工。一般童工都瘦弱不堪，耿飚却身体健壮，上楼梯都是用脚尖一次跳四五级。耿飚在革命战争中，经常徒手杀敌，以一当十。他1925年入团，1928年入党，是红军的骨干之一。
1940年，陕甘宁边区正兴起“大生产运动”，耿飚率部队来到一处偏远山地屯田开荒。深山丛林里野兽众多，不仅糟蹋庄稼，还伤害人畜。“父亲组织部队打猎，一个月下来，打了4只老虎、七八只豹子、上百条狼和狐狸以及上千只野兔。他们把兽皮剥下来，去城里卖钱。父亲将一只虎送到延安，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毛主席童心大起，‘引诱’朱总司令说，‘你能不能一个人把它举起来？’朱总司令还真试了试，然后说，‘不行’……”耿莹边说边笑得前仰后合。
“父亲英勇善战。长征时湘江之战，他的一个团阻击了敌人整整15个团！这在战争史上是不可想象的。父亲足智多谋。当年北平和平解放谈判中，做地下工作也是一把好手。”一次，耿飚发现有个经常跟踪他的特务几天没露面，一打听原来是生病了。耿飚就买了药去看他。特务被感化了：“我这工作不是人干的。病了没人管我，反倒是你们共产党来照顾我。”
在长征途中，耿飚居然每天写日记。“父亲有一架相机，拍了不少照片。斯诺对长征的了解和描写，很多得力于父亲的日记。《西行漫记》里的照片，有的还是父亲的作品。”
给六百万军队“消肿”
在北京外交部旧址附近的一所公寓中，耿飚的长女耿莹向杂志记者回忆说：“我这个父亲，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
在耿莹心中，父亲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实在难用一句话概括。
耿飚的夫人，已87岁高龄。谈起丈夫，她和女儿有相同感受：“耿飚一生的经历丰富多彩，由于工作需要，党和国家安排他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从事截然不同的工作，但是他在每一个岗位上都能干得很出色。”
的特殊客人
耿莹说，父亲从童工到将军，“大风大火”了一辈子。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多半时间是在外交岗位上。
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宣布：军委决定耿飚回军队任职。
日，正式任命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兼任军委秘书长，协助军委主席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1981年3月，耿飚又兼任国防部长。
赵兰香至今还记得耿飚回归军队的那一天。
“工作人员送来了军装，等不得我给新衣服过水，耿飚当即就‘披挂’上阵了。他一连说了几个‘好哇，穿什么都不如穿它舒服。还是红旗式的领章好，还是那颗红五星好。’”
耿莹回忆：“在父亲兼任国防部长的前后两年中，他为军队整编、民航改制、中美军事关系等问题操碎了心。”
日，由耿飚率领的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走进五角大楼。
“后来我听父亲讲，五角大楼的工作人员不顾禁令，纷纷从窗户探头出来。他们没想到，美国会为一位共产党国家的军队领导人举行欢迎仪式。”耿莹说。
访美期间，耿飚一行还登上了“小鹰”号航空母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科技人员首次踏上航空母舰。上舰后，其规模气势和现代作战能力，给他们留下了极深印象。
在看到代表世界海军最先进水平的装备时，耿飚和同事们内心深处也萌动着尽快改变我国海军面貌的激情。
赵兰香还记得一个细节：5月28日晚，美方把中国军事代表团请进白宫，卡特总统夫妇在晚宴后，邀请耿飚夫妇一起观看了电影《星球大战(Ⅱ)》。但美方因顾忌“如此过分招待中国人会刺激苏联”，所以当时没有将看电影的情况对外公布。
这次访美，中美双方拟定了进一步加强两国军方联系的计划，包括增加军方人员接触，美国同意向中国出口某些具有民用和军用双重价值的技术，并愿意对可能向中国出口的某些军事装备提供技术和资料。
当时有记者问：“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同中国在军事上，哪怕是暂时性的结盟的开端？”美国国防部长答道：“根本不是。美国和中国是朋友，不结盟也可以交朋友。”又有记者问：“同中国军方发展关系是否终将导致美国向中国出售武器？”
耿飚说：“我认为目前没有这个可能。我们的友谊要靠一步一步地来，一天一天地发展。”
组建反劫机警察
耿莹告诉记者，很多老帅对耿飚在就任国防部长前后执行的“军队消肿”政策，印象深刻。
“父亲在邓小平同志和几位老帅的指导下，主抓了军队的精兵简政，那是‘文革’以后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次大‘消肿’。”
耿莹曾在父亲的回忆录中看到，当年父亲召开军委会议动员部属说：“现在这个样子化不了(实现国防现代化)……我们都是从枪林弹雨中出来的，大家都懂得指挥机关人多了，高大了，并不能提高效率，反而很多事情难办。过去办事情简单，一个电话，或者把人找来，当面几句话一说，回去就办妥了。现在办事情有些人搞官僚化那一套……搞那么多干部，说是能上能下，实际上能上难下，提起来高兴，降下去就不高兴，还要骂娘。现在要消肿，做三年计划，真正消肿！”
为保证简编部队在紧急情况下实施军务动员，耿飚提倡首先把预备役搞好。转业复员的官兵要搞预备役登记。耿莹说：“父亲还给他们讲了《花木兰》的例子。他说‘你们看朝廷里就有花木兰父亲的名字，一旦打仗，一个通知下来，哪一天集中，他自己带弓马，带着保留的军服就来了’。”
在耿飚等的积极努力下，经过这次精简整编，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由600多万降到400多万。从此，铁道兵和在军队序列中消失。
耿莹对耿飚在任国防部长期间组建的事记忆犹新。“1981年6月，父亲召开中央军委办公会议，研究如何应对国际上日益猖獗的劫持飞机等恐怖活动。”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反劫机警察特种部队。“他们从调集了一个团的兵力，开始封闭式训练，当地老百姓称他们是‘敢死队’。”
就在训练紧锣密鼓进行时，日，中国民航发生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劫机事件。民航兰州管理局的一架飞机遭5名歹徒劫持，命令机组改飞台湾。“父亲立即到突发事件指挥中心现场进行指挥。后来机组人员在乘客的配合下，制服了歹徒。”
1983年，耿飚倡建的警察特种部队并入新成立的武警部队，改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特种警察大队”，任务为反劫机、反恐怖、反暴乱。[2]
“香港驻军”事件
在驻军这个问题上，这个高度敏感、高度关注的问题上，耿飚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结果引发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日起，耿飚参加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此之前的3月12日，他参加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按照这次会议精神，耿飚对参加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认真进行了会议发言准备，对需要审议的提案拟好了建议。此后就忙于出席世界议联大会和接待“议联”会员国来华访问的代表团。然而，在六届二次会议上一次突如其来的采访，却使耿飚陷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事件中。
事情的起因是关于香港回归后是否在香港驻军的问题。“两会”期间，香港记者到处采访，打探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决定。据时任香港回归中方谈判代表团团长的周南在2007年出版的《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一书中回忆：“1984年5月，香港一些大的传媒派了一些女孩子来当记者。这些女孩子很难缠，有的还是奉命来摸底的。”前外交部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黄华持同样看法，他在《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中说：“被邀请来的香港记者极想捕捉到一点有关中央对香港回归问题谈判的信息，其中焦点之一就是回归后人民解放军是否进驻香港问题。香港记者趁人大会议期间香港各界人士同中国高层人士聚集的时机，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劈头盖脸地提问。” 耿飚就是在劈头盖脸的提问中出了纰漏的。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刘振敏回忆： 有记者问耿飚副委员长：“香港老百姓怕驻军，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耿飚副委员长作了含糊其辞的回答：我们可能不一定驻军吧。第二天，香港报纸讲香港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中共前国防部长说，香港恢复后，中国将不派军队进驻香港”。一时间，满城风雨。有的认为，关于香港是否驻军问题，中国的政策变了，邓小平说的不算了。邓小平大发雷霆的时候，耿飚还一无所知。大会结束后，他按计划去万寿宾馆会见外宾并准备共进午餐时，突然接到通知，彭真委员长要他立刻赶回人民大会堂。司机和警卫参谋到另一个地方就餐去了。耿飚来不及找自己的车，就近抓了一辆便车，只身赶到大会堂西南门，被告知彭真已经到北门等他了，看来事情十分紧急。耿飚疾步穿过大会堂，脸色严峻的彭真低而急促地告诉耿飚：小平同志发火了。 彭真对耿飚说，香港的报纸发表了关于香港驻军问题的言论，引起小平同志发火。彭真要求耿飚严肃对待这件事情…… 当彭真把这一情况告诉耿飚后，他第一个表情就是陷入了“努力回想中”。他与彭真说了10来分钟的话，这时闻讯赶来的警卫参谋已经带着耿飚的座车赶到大会堂北门广场。 耿飚上车后，司机问：“去哪？”因为司机知道，首长是在会见外宾的场合下赶过来的，还没有用餐。耿飚说：“回家。彭真同志叫我这几天哪里也不要去了。”黄华也在当天知道了邓小平对他的批评。据他回忆： 事后，一位在场的同志告诉我上述情况。我当天晚上打电话给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同志说：请你转报小平同志，我以我的党性担保，我没有向香港记者说过不驻军的话，希望小平同志查核。小平同志是个正直讲信义的人，他随后向香港船王包玉刚先生郑重说明，黄华没有说过香港回归后不驻军的话，并说：我错怪了黄华同志了。包玉刚先生与我甚为熟悉和互相信任，他亲自向我说了小平同志对他讲的话。小平同志还向陪同他会见外宾的外交部的同志作过同样的说明。
原来，黄华在此之前确实接受过香港亚洲电视台的采访，谈论香港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就驻军的问题发言。邓小平批评黄华时，采访过黄华的亚洲电视台的一位女记者就在场。她说，她听了邓小平那段话，害怕得连麦克风都举不起来，以为邓小平四川口音很浓的那番话，是指他们发播的新闻“胡说八道”。 邓小平的讲话起到积极的作用。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播出了，它澄清了中央关于香港驻军问题的立场，让“炒作”耿飚答话的香港媒体不得不重视报道。26日，香港各报均以《邓公宣布在香港驻军》为通栏大标题，在头版发布消息。 对于邓小平的讲话，英国人相当震动。在邓小平发怒的第二天，英方谈判团的首席代表、驻华大使伊文思紧急约见了中方谈判团团长周南。周南回忆说：伊文思那天表现得挺紧张，说话都有点磕巴。 伊文思说，听说昨天邓主任在人民大会堂说某某先生胡说八道，英方很关注。伊文思不敢讲出具体人的名字。他说：邓主任的讲话在香港各界引起很大的震动。港英当局还是很害怕这个问题，希望你们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我说：你不要再讲了，我们讲了已经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邓主任已经发了脾气，你还讲什么！他说：我是奉政府之命来表示这个态度。我说：你回去就说中国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他就灰溜溜地走了，从此不敢再提了。
日，经过反复的回忆和思考，耿飚为此写出了检查。写道：“费了两天时间，仔细考虑，我确实讲了‘解放军不需要进驻香港，港人也可以不付军费’。这是毫无根据的。一点也没有考虑后果，是一次严重的失言。由于我说了错误的话，政治上影响很坏，使党和国家蒙受严重损失。小平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我真诚地拥护。今后一定从头学起，提高政治水平，兢兢业业地工作，把小平同志的批评当做座右铭。请丕显同志转彭真同志。”
．人民网[引用日期]
．新华网[引用日期]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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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参加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1600人（出席开幕式1545人），候补代表160人（出席开幕式145人），代表着全国3965万党员。[1]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章程》。新党章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仍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左”的错误，吸收了“七大”和“八大”党章的优点，并根据新时期执政党的特点，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大会经过充分酝酿和民主选举，选出了由210名中央委员和138名候补中央委员所组成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同时选出了由172人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132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2]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通过）
（总书记）
（日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接受胡耀邦同志辞去职务的请求的决定和推选赵紫阳同志代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会
第十二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邦　　　　　陈　云
（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通过）
日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增选和调整后的委员：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
（壮族） （）
邓小平 （女） 叶剑英 李先念
（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通过）
日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增选和调整后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万里、、方毅、邓小平、田纪云、乔石、李鹏、李先念、杨尚昆、杨得志、吴学谦、余秋里 、陈云、赵紫阳、胡乔木、胡耀邦、、、倪志福、彭真。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姚依林　　（女）（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通过）
增选和调整后
日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增选和调整后的：秦基伟　陈慕华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
万里、习仲勋、、杨　勇、余秋里、、、胡启立、姚依林（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书记
（按得票多少为序）、（女）（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增选调整
日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增选和调整后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万里、余秋里、乔石、、 、陈丕显、邓力群、郝建秀、 （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根据习仲勋、谷牧、姚依林同志的请求，同意他们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
(共210人，按姓氏笔划为序）：
万里　 　 　 　习仲勋
王猛 　王震
　 　　王兆国　 　 　 　
　（苗族） 　韦国清（壮族）
　 　 乌兰夫（蒙古族）方毅　巴桑（女，藏族） 邓力群
邓小平　邓颖超（女） 　布赫（蒙古族）
叶飞　叶剑英　田纪云　（维吾尔族） （女） 　　　　乔石　（彝族）　　　　刘震　　　　　　　　安平生　　　　　苏钢　　李锐　李鹏　　　　李先念　　　　　　　　 李德生　　杨波　杨勇　杨堤　　　　杨尚昆　杨得志　（回族） 　肖华　肖寒　　　吴学谦　何康　何东昌　余秋里　谷牧　沈图　
宋平　宋任穷张寿　张震　张廷发　　　　　　陈云　陈彬
陈雷　　陈丕显　　陈希同　　　陈慕华（女） 　林若　（女） 　周惠
　　　　　项　南　　　　（）　赵紫阳　郝建秀（女） 胡宏　胡绳　　胡乔木 胡启立　胡耀邦　柳林　　　姚广　姚依林　　　秦川　　秦基伟 　聂荣臻　　热地（藏族）　（女） （女） 　铁瑛 （维吾尔族） 傀志福　　徐向前　殷渊　　（女） 唐克
黄华　　　　　　（女） 章泽　　　
彭冲　彭真　　　　（壮族）　　　　（女） 　　解峰　　廖承志　赛（维吾尔族） 　　　薛驹
穆青（回族）　[3]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增选的中央委员（共56人，按姓氏笔划为序，据新华社北京日电）：
丁关根　万绍芬（女）
王涛　王海　王蒙　王忍之　王森浩　尹克升　叶选平　白纪年　邢崇智
朱　训　朱厚泽　伍绍祖　刘精松　关广富（满族）　阮崇武　孙维本　芮杏文　李九龙　李际均　李昌安
李贵鲜　李铁映　杨正午（土家族） 杨析综　吴文英（女） 吴蔚然　何竹康　邹家华　宋健
迟浩田　张帼英（女） 陈光毅　陈辉光　周光召　周克玉　赵先顺　胡平　胡锦涛　侯捷　贾春旺
钱李仁　钱其琛　徐惠滋　高狄　黄璜　尉健行　蒋心雄　蒋民宽　傅全有　普朝柱　廖晖　熊清泉
黎明　魏金山[4]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共138人；按得票多少为序）：
　郎大忠（傣族）　　　（女） 尚才（布依族）　　（女） 　 　尹俊（白族）　年得祥（回族）　李刚　（女，满族）
胡平　　（藏族）　　（瑶族）　　 潘荣文（女）
朱训 （回族）　李冰（女） 　 （女） 　 陈yīng(火+英) 　　　　　　　　　　
黎明　王群　（女） （藏族）　　　　　（回族）　（黎族）（蒙古族）　　（壮族）　　（女）
　许勤　（哈萨克族）（回族） （女） 韩叙　谢非　　　　（女） 　　张祥 　　黄枢　　　　　　汪家鏐（女） 　　（女） 刘毅　　　　　李锋　　　宋健 　　罗干　　　（女） 　 　（苗族） （）严政　　　　马洪　　王蒙
　徐信　　　马明　　　　任　荣　　　　袁俊 　　王谦　于桑　[5]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增选的中央候补委员（共35人，按得票多少为序，据新华社北京日电）：
丹　增（藏族）　刘国范　丁廷模　全树仁　孙文盛　李德洙（朝鲜族） 杨国梁　宋汉良　郑华
徐世群　丁衡高　克尤木·巴吾东（维吾尔族） 　陈明义　袁伟民　戚元靖　路甫祥　王宗春　孙同川
孙家正　李长春　吴邦国　宋德福　张立昌　张仲先　贺国强　杨钟　姜洪泉　艾知生　吴官正　乔宗淮
刘云山　刘荣惠　赵地（女） 金鉴（满族）　王郁昭 [4]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
副主任： 谭震林 　
常务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平　　邓小平　　刘澜涛　　许世友　　李维汉　　肖劲光　
宋时轮　　陈锡联　　耿　飚　　黄火青　　程子华　　谭震林　薄一波
委员（共172人，按姓氏笔划为序）：
于光远　万毅（满族）　王平　王一平　王子纲　王世泰　王幼平　王必成　王尚荣　王首道　王新亭
天　宝（藏族）　韦　杰（壮族）　区梦觉（女） 方　强　方志纯　尹林平　孔　原　孔石泉　邓小平
甘渭汉　平杰三　帅孟奇（女） 白如冰　冯　铉　冯文彬　冯纪新　冯基平　成　钧　成仿吾　吕正操
廷　懋（蒙古族）　任白戈　任质斌　刘　杰　刘　晓　刘田夫　刘转连　刘建章　刘顺元　刘俊秀
刘道生　刘景范　刘澜涛　江　华（瑶族）　江一真　江渭清　许世友　孙冶方　杜　平　杜义德　李　达
李　贞（女） 李　强　李一氓　李丰平　李井泉　李任之　李成芳　李志民　李运昌　李坚真（女）
李卓然　李维汉　李葆华　李颉伯　李楚离　李聚奎　杨尚奎　杨献珍　肖　克　肖劲光　肖望东　吴　德
吴克华　吴亮平　吴富善　旷伏兆　何长工　汪　锋　宋　黎　宋时轮　宋侃夫　张　策　张才千　张平化
张令彬　张达志　张光年　张仲良　张邦英　张秀山　张启龙　张维桢　张稼夫　陆定一　陈再道　陈野苹
陈锡联　陈漫远　武新宇　范式人　林　铁　欧阳山　罗玉川　罗贵波　金　明　周　扬　周　里　周　林
周仁杰　郑天翔　赵　林　赵辛初　赵武成　赵健民　赵毅敏　钟子云　钟汉华　钟期光　段君毅　贺　彪
贺晋年　袁升平　袁任远　耿　飚　聂凤智　栗又文　夏　衍　夏之栩（女） 夏世厚　夏征农　顾卓新
钱之光　徐立清　高　扬　高克林　郭　峰　郭化若　郭述申　郭洪涛　唐　亮　姬鹏飞　黄　镇　黄火青
黄欧东　曹　瑛　曹里怀　常黎夫　章　蕴（女） 阎达开　阎揆要　彭嘉庆　彭德清　韩念龙　惠浴宇
粟　裕　程子华　程世才　傅　钟　舒　同　曾　三　曾　生　曾　志（女） 詹才芳　雍文涛　廖志高
谭震林　薄一波　霍士廉　魏金水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主席：（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
副主席：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常务副主席）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6]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纪律检查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共132人）：
第一书记：陈 云
第二书记：黄克诚
常务书记：王鹤寿
书记：王从吾　韩　光　李　昌　马国瑞　韩天石
常务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国瑞　王从吾　王鹤寿　李　昌　李之琏　李正亭　陈　云　黄克诚　韩　光　韩天石　蔡顺礼 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国瑞　王　凌（女）　王　铁　王　焰　王又新　王从吾　王尧山　王众音　王秉祥　王宗槐 　王战平
王晓光　王福庆 王鹤寿　王鹤峰　云世英（蒙古族）毛　铎　文　力（回族）　文正一（朝鲜族）
石生荣　石新山 史　敏　白治民　包玉山（蒙古族）朱绍清　乔　青　任志恒　多吉才让（藏族）
刘　英（女） 　刘　昆　刘汉生　刘自德　刘丽英（女） 刘鸣九　刘家栋　刘茹影（女）
刘新权　刘鹤孔 许梦侠　孙彤辉（女） 严佑民　严克伦　李　庄　李　坚　李　昌
李　涛（满族） 李　耀　李之琏　李正亭　李兴旺　李君彦　李哲夫　李健民　李振海　杨　克
杨　珏　杨子谦 杨西林　杨攸箴　杨蕴玉（女） 吴信泉　余达佳（壮族）　余述生　余建亭
狄子才　邹　衍 宋　诚　宋洁涵　张　矛（女） 张　凯　张　顺　张力行　张传栋　张海峰
阿木冬·尼牙孜（维吾尔族） 陈　云　陈　坦　陈达之　陈如龙　邵井蛙　范希贤　范朝利　林　晓
林一心　林维先 金　风　金　石　金昭典　庞　然　赵重德　赵起扬　段　云　饶正锡　徐其孝
徐深吉　高　峻 高新华　郭　建（女） 郭春原　唐延杰　浦安修（女） 晏福生　黄　中
黄　凯　黄乃一 黄民伟　黄立清　黄克诚　曹广化　曹幼民　曹冠群（女）
曹达诺夫（维吾尔族）　戚元靖　崔　健　康　迪　章　林　梁茂成　彭　儒（女） 彭清云　韩　光
韩天石　焦若愚 焦善民　谢邦治　詹大南　蔡顺礼　谭开云　谭申平　薛　坦　薛凤霄
蹇先任（女） 　蹇先佛（女）[7]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内容
对优势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决不会动摇而只会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了世界市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已经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所代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已成为世界性的了。在当代，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迅速，尽管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矛盾重重，但从总的方面来说，国际性的经济技术联系仍然很密切，闭关自守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作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措施，在实践中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今后必须继续放宽政策，按照既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要实行统一对外的原则改革外贸体制，积极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的规模，努力办好经济特区，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利用外资，吸引外商来我国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独资企业，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两套本领。对外要开放，国内各地区之间更要互相开放。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和比较不发达的地区，沿海、内地和边疆，城市和农村，以及各行业各企业之间，都要打破封锁，打开门户，按照扬长避短、形式多样、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大力促进横向经济联系，促进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的合理交流，发展各种经济技术合作，联合举办各种经济事业，促进经济结构和地区布局的合理化，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九、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大批既有现代化的经济、技术知识，又有革新精神，勇于创造，能够开创新局面的经营管理人才，特别是企业管理干部。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经济管理干部队伍的状况同这个要求很不适应。这支队伍中的大批老同志，在长期的艰苦奋斗中，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表现出来的优良作风、组织才能和恪守党内生活准则的坚定性，教育和影响着广大中青年干部。但是，他们大都已到老年，不能要求他们再担负繁重的领导工作。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大胆起用和积极培养成千上万中青年经济管理干部。应该看到，在经济建设的实践中，特别是在整党中，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已经和正在成长大批优秀人才。各级党委一定要细心地深入地去发现和考察他们，务必不要为那些过时的老观念老框框所束缚，务必不要搞烦琐哲学、求全责备，务必不要受派性和种种闲言碎语的干扰。只要我们这样做了，大批优秀干部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当然，中青年干部有缺乏领导经验的问题，但这种经验可以而且必然能够在实际锻炼中逐步取得，决不能以缺乏经验为理由压抑年轻干部。对经验应该采取分析态度。我们的同志在过去革命和建设中积累起来的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是十分宝贵的，但是在新时期的崭新任务面前，不论老中青干部，总的来说都缺乏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新知识新经验，都要重新认识自己，都要重新学习。那种抱残守缺，老是停留在过了时的经验上的态度，是不对的。中央要求，在一九八五年底以前完成企业领导班子特别是骨干企业领导班子的调整任务，并且订出规划，采取切实措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造就出大批能够卓有成效地组织和指挥企业生产和经营的厂长（经理），能够有力地加强企业的技术管理、推动技术进步的总工程师，能够切实加强企业经营、提高经济效益的总经济师，能够严格维护财经纪律、精打细算、开辟财源的总会计师，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团结企业广大职工的党委书记，形成一支包括这些人才在内的，门类齐全、成龙配套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的宏大队伍。中央已经多次指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同一切轻视科学技术、轻视智力开发、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坚决纠正许多地方仍然存在的歧视知识分子的状况，采取有力措施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我们的一切改革，都必须有利于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利于调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和个人进行智力开发的积极性，有利于鼓励广大青少年，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加速提高文化技术水平。对有重大发明创造和特殊贡献的，要给以重奖。科学技术和教育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性任务。中央将专门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决定。十、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将在相当广阔的领域内和相当深刻的程度上展开。这个改革，关系国家的前途，关系亿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切身利益，全党同志要站在改革这个时代潮流的前列。改革是极其复杂的、群众性的探索和创新的事业。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总的说来还处在积累经验的过程，广大干部不是都很熟悉，这就要求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机关保持清醒头脑，进行精心指导。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党的方针政策同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实际密切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如何进行，尤其应该充分考虑本地区的特点。改革中的一切做法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总结出新的经验。失误总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要尽一切努力去避免那些可以避免的失误。当着发生失误的时候，必须力求及时发现，坚决纠正，吸取教训，继续前进。改革的步骤要积极而稳妥，看准了的坚决改，看准一条改一条，看不准的先试点，不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全国性重大改革的实施，由国务统一部署。要鼓励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进行改革的探索和试验，但一切涉及全局或广大范围的改革要经国务院批准才能进行。明年将有更多地方和大批企业的党组织进入整党。改革工作要与整党密切结合起来，以整党促进经济，以经济检验整党。在进行改革的同时，必须加强对整党的领导，切实保证整党不走过场。越是搞活经济、搞活企业，就越要注意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越要注意克服那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克服一切严重损害国家和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就越要加强党风党纪的建设，维护和健全党内健康的、正确的政治生活。在新的时期，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必须坚定地贯彻执行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密切结合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来进行的指导方针。对于锐意改革的干部和群众，要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对于在改革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除了严重违法乱纪者必须依法处理外，都要采取疏导的方针，批评教育帮助的方针，而不要戴政治帽子。改革问题上的不同主张和不同理论观点，可以展开讨论。不要在干部和群众中分什么“改革派”、“保守派”，要相信思想一时跟不上形势的同志会在改革的实践中提高认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经过五年时间，许多原来抱怀疑态度的同志都在事实的教育下转变过来。中央在指导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坚持耐心教育的方针，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这是在重大政策问题上解决党内思想认识问题的极为宝贵的经验，今后一定要坚持这样做。要结合改革的实际，对广大党员和群众进行关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的生动教育，使他们充分认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充满活力，既区别于过去那种僵化的模式，又与资本主义根本不同，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自觉投身于改革的伟大实践。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会引起人们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而且会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重大变化。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要一起抓，这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方针。在创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同时，要努力在全社会形成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摒弃那些落后的、愚昧的、腐朽的东西；要努力在全社会振奋起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精神，克服那些安于现状、思想懒惰、惧怕变革、墨守陈规的习惯势力。这样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巨大力量。毛泽东同志说过：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自然界发展的历史事实。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生动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一个根本观点。中国共产党人以不断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反动统治下，我们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为推翻旧制度而奋斗；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进行改革，为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当前改革的形势很好。广大群众在改革的实践中有伟大的创造。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的改革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党的十二大确定的总任务和总目标一定能够胜利实现。
．新华网[引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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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引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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