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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村宗族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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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宗族是中国文化影响下产生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群体。本文试图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农村“宗族复兴”的社会现象入手，从历史和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农村宗族的现状及发展前景，为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建言献策。
【关键词】：&农村&宗族&现状&未来
中国是一个宗族传统厚重的国家，中国农村基本上是由血缘和地缘关系组织起来的社区，其中血缘关系在农村社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宗族决定了农村的基本社会结构，规定了农民的互动范围。在中国传统社会，“简直可以说，除了家族外，就没有社会生活”&。因此，宗族问题事关人们对于中国社会的整体认识，了解和研究宗族，是我们考察农村社会生活的基础。
1927年，毛泽东在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将“族权”与“政权”和“神权”并称为传统中国的三大统治支柱。&自先秦至民国，虽时遭贬抑，但宗族观念意识和家庭组织结构却绵延不绝地存续了三千多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宗族因其依据父系家长制的原则，并作为服务于传统封建国家统治集团的工具，而遭到了全面批判和取缔。土地所有制的改造，使宗族遭受了最严厉的打击：宗族赖以标识自身存在并开展活动的宗族祠堂被拆除或另作他用，族规族约被废除，家谱被丢弃或遭到焚毁。然而即便如此，几千年形成并且延续下来的宗族观念，仍然以隐蔽的形态继续存在着。三十年之后，在中国大陆几乎销声匿迹了的宗族组织又开始在农村悄然复活。虽然已与传统宗族在形态本质上有了很大不同，并在一定意义上顺应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理性特征，但是，宗族势力在20世纪80和90年代中国农村现代化变迁过程中的复兴，却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重大社会事实。
一、 当代农村宗族复兴的探讨：
改革开放之后，早已被定性为封建糟粕并且几乎销声匿迹的农村宗族何以能迅速复兴，成为学者们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1、在经济方面，王沪宁从经济因素和行政体制角度出发，分析农村宗族复兴的原因。他认为，经济因素是根源：“在漫长的岁月流逝中，没有形成什么足够的力量能冲击家族文化，主要是没有形成什么强大的物质生产力”同时，他进一步指出，行政控制的弱化和退出，使亲属和家族意识与权力得以滋长，因为农业生产季节性的特点使必要的生产协作变得必不可少，但是集体经济管理手段的削弱，促使家族成为承担协作任务的当然主体，从而“造成家族势力的抬头”。&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为起点，中国农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急剧变革。这种变革在大大解放了生产力的同时，也为宗族复兴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和资源空间。村落家庭生产性功能的强化以及国家力量在乡村社会的撤出，使得农民逐渐开始寻找其他的关系资源来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于是，在历史惯性的作用下，他们把依靠和寄托的希望重新转移到宗族上来，农民在体验血缘关系带来的好处与便利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强化了自身对于宗族的认同。
另外，朱虹则指出了宗族复兴的经济效应因素。他认为返乡寻宗祭祖的华侨能带来明显的经济利益，“基层政府对村民宗族活动往往采取默许甚至支持的原因与招商引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也有相当关系”；同时，宗族力量在维护农民经济利益，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当上级不顾民意随意委派村干部，或者基层部门乱摊派、乱收费肆意加重农民负担时，宗族有一定的力量加以抵制，而没有归属于宗族组织的个人与家庭则是无力与之抗衡”。&
2、在政治方面，宗族作为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它与村民直选和村民自治之间的互动也成为中国农村政治现代化、民主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根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当前我国农村宗族势力与村级自治问题研究》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其对所选定的40个村800个选民做问卷调查后发现，有297人承认在正式候选人中有本族人，在正式投票时他们中有66.7%的人明确表示投了本族人的票，表示“未投”或做其他表示者占33.3%。这说明，在选举中宗族的影响力是客观存在的。这不仅表现为选举更有利于强宗大房的人胜出（如出任村委会主任），也表现为候选人往往将宗族因素作为竞争的资源和手段，表现为多数选民在投票时的宗族取向。&
上述研究表明，宗族一旦重建，就往往会对选举产生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又往往以选举对宗族的刺激为条件，二者呈现出一种互动状况。但是，宗族对选举的影响力是一种非正式、非组织的行为，是出于自发的个人行为。它主要表现为选民投票时的心理倾向以及候选人及其支持者将宗族作为拉拢的对象或竞争的资源和手段之一，而不是以宗族的组织形式来影响选举。
3、在文化方面，钱杭从文化的意义上对农村宗族的复兴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宗族继续存在的理由不在于其外在的功能，而主要表明的是同族成员共有的一条文化上的根。这条根构成了他们现实存在的价值源泉，因为在目前的社会格局中，宗族是几乎唯一可以真正与他们自己的实际生活结合在一起的自治性的形式。它不仅满足了人们对于历史感和归属感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找到了连接传统与现实的中介，实现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道德感和责任感。&
现代经济的发展，增强了人们的商品意识，却也造成了对传统道德和传统价值观念的冲击。近年来，道德危机的呼声日益高涨，腐化颓废的社会风气日益蔓延，更加深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中伦理道德的提倡。
从中国文化的特点看，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具有一种被人们称作人文主义的特色。这种人文主义就是紧紧围绕这伦理问题展开的。儒家思想以伦理问题为核心，着重于对人的伦理特性的研究，把人看做从群体需要出发、维护社会群体生存的伦理主体，要求人人都致力于道德人格的完善，以便维持一种以道德理性为原则、用道德关系作为调节杠杆的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宗族组织的复兴，正好迎合了中国传统道德秩序的回归，成为传统道德伦理的有效维系者和传承者。
二、农村宗族组织的现状：
1、在组织管理层面，首先，现代宗族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宗族首领，即族长或族老，只有一个或多个临时事务的召集者。而这些召集者又是相对固定的，一般情况下由本族内德高望重的长辈或有名望、有能力的精英分子担任。
其次，在管理体制上，传统宗族是一个“准政治组织”，宗族内部依靠强有力的宗法家规和严格的等级制度（一般为辈分）进行管理，因此在政治方面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治性。而现代宗族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俱乐部”的特点。宗族团体对于其内部成员的约束力大大减小，只能依靠现有的道德和舆论对那些不符合宗族规矩的人施以压力。
2、在成员构成层面，首先，传统的“同宗同祖”的宗族界线被打破，主要体现为宗族成员对于其聚落范围内“同宗不同祖”成员的认可。同宗，即同姓成员被纳入宗族团体，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宗族成员的划分范围。
其次，与传统宗族建立的着眼点不同，现代宗族中的血缘关系更多的成为人们为了获得某种利益而相互结识和信任的桥梁。宗族内各成员之间的关系也由传统宗族中以辈分为主要划分依据的“金字塔”式的等级关系而逐渐演变成为以一个或几个“召集者”为中心，以共同的经济利益或社会利益为纽带而结成的类似于“同心圆”式的合作型关系。
3、在活动内容层面，与传统宗族活动中自治性和管理性为主的内容不同，现代宗族的活动内容主要是以文化性和生活性为主的社会活动。其中，文化性活动多为修族谱、祭祀祖先和走亲访友等仪式性行为，通过举行这些活动来继承和发扬宗族的传统文化。生活性活动主要是通过宗族关系获得自身的利益，最具特点的是农村中的红白喜事、农业生产、信贷等方面的互相帮助。
三、中国农村宗族的未来：
国内的学者对于农村宗族复兴的评价褒贬不一、众说纷纭，总结起来大概有三种论调。第一是反对的观点，视宗族复兴为“封建势力抬头”、“传统糟粕余孽”，甚至将“宗族”定义为政治敏感话题；第二是支持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宗族在社会互助、道德建设和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不可否定的作用；第三是“双重效应”的观点，即利弊同在。在笔者看来，宗族理念无外乎希图家族兴盛、国泰民安，上合国法，下合人伦。尽管宗族作为社会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的产物，终究难逃其必然消亡的历史宿命，但是，就短期而言，宗族在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仍呈现出巨大的生命力。
1、从血缘的客观性来讲，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冯尔康认为，重视血缘关系，有两种因素：一是社会的，即利害关系，有血缘关系的人互有依附性，并产生依附感情；另一是人的本性本能地认亲，而这两种因素又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人们认同血亲、依附血亲是不分时代的，也将随同血缘相传的客观存在而与世长存，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人们对血亲的依附程度和依附方式会有所不同或大不相同。因此从血缘关系来看，除了家庭这个血亲组织之外，宗族、宗亲组织可能会长期存在。&
2、从宗族组织自身的变化来讲，宗族领导“去名化”，即不再单纯的论资排辈，这就使得宗族内部有能力的优秀人才可以后来居上，从而使组织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能人”手中，增强了宗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使其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和精英统治的管理理论。同时，宗族领导由一人发展为多人共同领导，避免了领导人员的盲目性和偏激性，制约了权力者的专制行为。另外，多人领导可以更好地协调宗族组织的内部矛盾，使宗族组织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凝聚性。
吸纳成员的开放化，宗族开放血缘限制，逐步向以地缘为纽带的社会团体发展，拓宽了成员来源。由最初的五服之内为“宗”，服分远为“族”，“同姓不宗”者不能组成为一个宗族到中古时期的“联宗”现象，再到现代干脆以“同姓即为同宗”，互相成为“亲堂”。&成员吸纳的渐趋开放，使传统宗族的封闭性被逐步打破，具有了很强的与时俱进精神。
3、从社会发展的需求层次来讲，在经济方面，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济基础在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这就意味着单一家庭从事农业生产所必须承担的经济风险没有改变。在此条件下，通过宗族组织，彼此联络形成规模经济成为农民规避风险的广泛选择。另外，大量农民外出务工造成中国农村“空心化”现象极其普遍，农民需要借助宗族这个组织来帮助他们完成农业生产、组织和参与各项社会活动。
在文化方面，中国传统宗族的重要特点与儒家思想紧密相关。在儒家伦理思想的长期支配和熏陶下，中国社会形成了注重血缘身份、讲求忠孝名节、尊从祖先崇拜、提倡融睦和谐的民族文化传统。有着几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特别是农村，儒家文化和家庭观念依旧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农民在宗族组织中找到了一种文化的认同，找到了一种归属感。
宗族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中国比较特殊的一种民间组织形式。中国宗族自形成之日起便在不断地适应社会环境，发生变革。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中国的宗族组织会存在下去，至少在若干时间内会存在下去。这就向人们提出了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农村宗族团体的问题。处理得好，使之促进社会进步；处理失当，则会成为社会问题。因此，学术界需要加强对于农村宗族问题的研究，以助于人们更加全面和深刻的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过去、现状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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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农村宗族势力复兴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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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农村宗族势力复兴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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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复兴利弊:是封建回潮还是有助于乡村治理
.cn 日09:38 南方新闻网
　　运动全面开始
　　政府出台《关于依法取缔非法宗族组织，严厉打击非法宗族活动的若干规定》
　　27日，丁龙两姓理事会会长分别投案自首。至记者截稿时，共有17人被抓捕，其中4人为自首，仍有多人在逃。公安机关收缴了铁棍、钢管、刀具和竹枪等武器859件，没收族旗
　　由万载县县委书记陈晓平担任组长的“'4?26'聚众闹事事件处置领导小组”也随即成立，1000余名各级干部、公安干警，在丁龙两姓村民中逐家走访，让他们签订保证不参加宗族聚众械斗的保证书。同时，基层政府分别组织召开党员大会和群众大会，“声讨宗族派性的极端危害性”。
　　4月28日，万载县委、县政府出台《关于依法取缔非法宗族组织，严厉打击非法宗族活动的若干规定》，上面指出，“近几年来，我县一些地方非法宗族组织发展较快，宗族势力抬头并迅速膨胀，非法宗族活动愈演愈烈，已对基层政权的稳固、社会秩序的稳定及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构成重大威胁”。
　　打击宗族组织的运动全面开始了。27日，池溪丁氏祠堂和株潭龙氏祠堂被清理，株潭镇人口仅次于龙姓的高氏宗族的祠堂受到波及，也被清理。
　　28日，对祠堂的清理开始扩及全县每一个村庄。万载县民政局局长于东军说，县内所有的宗族组织和祠堂均未登记，按照规定，他们即便申请登记也不会被批准。各宗族也未采取“傩舞理事会”或“龙舟理事会”等变通形式予以登记。这些未经批准就成立的宗族组织，均被取缔，宗族活动也被查禁。按照万载县委、县政府出台的规定，任何宗族组织、团体和姓氏不准新建、扩建、改建宗族祠堂和庙宇。已建的宗族祠堂，属危房的予以拆除，其余收归当地村委会统一管理，并逐步改为农民夜校或文体活动中心等。
　　各种宣传活动也开始展开，万载县电视台开设了“打击宗族派性”的专栏，县司法局也编印好了一本“打击宗族势力，构建和谐万载”的宣传册。县里还组织了千人工作团，下派到各乡镇(街道)进行宣讲。
　　“打击宗族派性”运动和农村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据万载县政法委副书记刘继贤介绍，县内的每位干部被要求捐赠5本法律、科教或文艺书籍。一些健身器材也被运到改造后的祠堂中。而在此次运动中被收缴的宗族理事会的资金，也将被用于乡村的文化建设和宣传。
　　与之相配套的是干部的整风，“五一”长假后，万载县开展了一次为时七天的“五同五帮”活动，抽调各机关干部到农村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进步”，以图“进一步密切干群关系，让群众感到干部是他们真正的朋友和亲人”。
　　新中国成立前，江西省万载县的宗族活动异常活跃。1933年，《申报》特派记者陈庚雅在一篇通讯中用超过三分之一的笔墨来描述万载县的宗族。当时的万载“各姓氏之宗祠家庙，林立栉比，颇有宗法社会之意识”。那时的宗族一般均有族产，族人经常在祭祀或做寿之时欢会聚餐。宗族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经济援助，这其中包括对老者的赞助和对学子的嘉奖。
　　据《株潭镇志》，日，解放军43军128师解放株潭，随后成立中共株潭区工作委员会，株潭区政府和区中队，址设“龙祥英祠”。此后，政府接收宗族、地主、祠堂、庙宇店面3.3万平方米，作为公产店面，由株潭区人民政府管理。“文革”结束后，株潭镇龙姓的三座祠堂--龙祥英祠、巨舟公祠和龙志霖祠分别被株潭镇政府、株潭镇红星村村委会及一家镇办农具厂使用。
　　在20世纪90年代初，宗族活动开始出现复兴迹象，很多姓氏开始重修族谱。据株潭镇党委书记喻阳青介绍，到2000年前后，各姓氏欲收回祠堂的意愿开始强烈，镇政府迄今也未恢复为“龙祥英祠”。但在2000年前后，龙姓的巨舟公祠和龙志霖祠都回到了龙姓手中，他们随即开始对祠堂进行重建。与龙姓祠堂回归相伴随的，是全县范围内的祠堂重建和新建风潮。
　　宗族理事会开始活跃，同宗族人士的联系日益密切。与解放前相比，宗族内部不再有族规，宗族长老对族人不再具有惩治的权力，其道德规劝力减弱；没有了族产，解放前那种组织化的对贫困族人的经济援助已经消失，但同族间的互相帮忙仍然存在。宗族内的活动更多集中在族人的婚丧嫁娶和祭祀扫墓上，池溪村的丁姓还经常在一起表演傩舞。
　　祠堂更多地成为大家聚餐的地方，族人的婚筵和寿筵多在这里举行，杯盏交错间，宗族内部强势的凝聚力日渐形成。政府和村委会也开始感觉到宗族对地方治理的影响。
　　宗族是与非
　　究竟是封建主义的回潮还是有助于乡村治理？对宗族复兴的利弊看法不一
　　学界在宗族复兴问题上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宗族复兴是封建主义的回潮，是基层政权放松管制的恶性后果；也有观点认为，宗族复兴具正面意义，有助于乡村的治理。还有学者认为，不能对宗族复兴简单做非黑即白的判断，宗族组织有利有弊，对不同的宗族活动要做不同的分析。
　　宗族复兴有其负面的影响。株潭镇党委书记喻阳青说，村民间的一点纠纷，有时会因“宗族派性”的关系而变大，“4?26”事件前一周，池溪村丁姓村民在株潭镇看戏时和叶姓村民因摩擦发生厮打，丁姓村民随即找来数十名族内青年，将一叶姓村民砍伤。这些冲突还有演变为集体械斗的危险，株潭镇刘姓和潭埠镇汪姓存在土地纠纷，今年3月份，200余刘姓村民手拿削尖的钢管，前往汪姓处示威，后被政府劝回；“4?26事件”更说明了这一点。
　　基层政府的权威也遭到宗族势力的挑战。喻阳青举例说，在农村，违法建房问题比较突出，政府工作人员去查处时，有时会遭到同宗族的几百人的阻拦。
　　喻阳青认为，基层政府确实有工作不到位的地方，无法满足群众的愿望，宗族组织填补了这份空白。这也是县委在打击宗族派性的同时，对干部进行整风的原因。万载县政法委副书记刘继贤也表示，前几年宗族并无大问题，只是今年发生的事才令人感到宗族派性抬头。
　　“总之，宗族势力越来越强，危害越来越大。”汤太平这样说。在“4?26”事件之前，万载县委、县政府已经在准备整顿宗族势力。县司法局编印的宣传册中摘录了宜春日报《内部参考》今年早些时候刊发的一封群众来信，揭发黄茅镇周姓新建祠堂时向同族人派工派款。在市委相关领导作出“此风当刹”的批示后，县委书记陈晓平也要求“制止强行摊派，刹住宗族派性歪风”。
　　中央政法委在日召开了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话会议。万载县政法委副书记刘继贤说，打击农村宗族恶势力被各地当成专项斗争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株潭镇200余刘姓村民手持钢管欲与汪姓械斗之后，丁龙两姓的墓地纠纷也趋于紧张，4月17日晚，万载县委常委务虚会上专题研究了当地的宗族派性问题，觉得问题严重，要严厉打击，绝不手软。
　　接管祠堂的争议
　　神龛、祖宗牌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健身器材，这一做法不是所有人都认同
　　株潭镇龙氏宗族“巨舟公祠”的门前，已经挂上了“农民夜校”和“文化活动中心”的牌子。5月7日，一位粉刷工人在用油漆将门上刻画的门神一点点覆盖住，使这个建于民国初年的房舍更像是一个文化活动中心。祠堂内已经摆上了健身器材，原有的神龛、祖宗牌位、灯笼、族旗都已不见。除了建筑风格，此后唯一让人觉得这里曾是一座祠堂的是石柱上诸如“善不望报回头但看尔儿孙”之类的楹联。龙姓村民称，石柱上雕刻的楹联本来也准备抹去的，后来文化局官员称这是文物，才作罢。
　　据龙姓村民讲，4月27日中午时分，龙姓两座祠堂均被前来的公安干警戒严，围在外面的群众听见里面噼里啪啦的声音。祠堂内的一切，包括屋顶木雕、厨房中的厨灶、碗柜和座椅全被拆除和打碎，并随即清扫拉走。一位龙姓村民带记者到镇边空地上，那里还可见到燃烧族旗和牌匾后遗留的灰烬、瓷碗的碎片和残缺不全的祖宗灵牌。
　　祠堂，是同姓族人供奉祖先的重要场所。作为祖宗魂灵安居的场所，它被认为是宗族的象征。除了婚丧时的宴客，祠堂最传统也是最本质的功用是祭祀。虽然重大节日的集体性祭祀活动已经不存在，但在万载，在春节、清明时分仍陆续会有族人来这里燃香跪拜。
　　而现在，祠堂在万载已经不存在。“搞农村建设，搞文化活动中心，可以另找地方啊！为什么一定要设在祠堂内呢？”龙姓村民愤愤不平，他们感觉祖宗的神龛和牌位被拆毁对他们而言是极大的侮辱。
　　受到丁龙两姓波及的其他宗族的怨气更大。“我们的祖祠叫人给挖了！”株潭镇高氏宗族的族长在连说了八个“烦”字之后，叹了一口气。
　　株潭镇一位辛姓老人说，“政府在搞破坏。祠堂祭祀祖先，教育族人好好尊重长辈，孝敬父母，错在哪里？”
　　目前还看不出，取缔宗族组织和接管祠堂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当地农民的精神面貌，促进乡村的有效治理。也看不出宗族内的凝聚力有多少消减。事实上，政府的政策能继续向前走多远，现在仍是一个疑问。在株潭镇亭下村，张姓村民开始从法律角度来质疑此事:作为张氏私产的祠堂，有着明确的产权，怎么可以收归村委会管理，成为文体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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