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经历的曲折；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进入了全面进行社会主义；一、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初期的十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上只得学；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1958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忽视了客；“大跃进”的提出，标志着党力图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大地破坏了我国的生产力发展，导致国民经济
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经历的曲折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进入了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面临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新挑战，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发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百折不挠、勇于探索的执着精神，取得了不容忽视的建设成就，使新生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用积极的探索捍卫了革命果实、积累了建设经验。另一方面由于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清，导致了实践中的“教条主义”和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重大失误，经历了严重曲折。认真反思和总结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一、 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初期的十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上只得学习甚至照搬苏联的做法。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在面对如何对待斯大林、如何对待苏联经验的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系统地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针对苏共二十大总结了经验教训，毛泽东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明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我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必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探索历程，当我们决定走自己的路时，这个风险必然会因为我们缺乏经验而显著加大，无畏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选择退缩，开始了1956年到1966年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这一时期带有“探索”和“曲折前进”两大特征。当时面临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二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我们党在这两大问题上都―再发生严重失误，这两方面的失误又相互影响，使探索过程出现了歧途和曲折。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是从理论上修改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而认为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就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连续犯错误的理论根源。
1958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忽视了客观规律，片面突出和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单纯地宜传“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盲目求快，压倒了一切，从而改变了八大所提出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大跃进”的提出，标志着党力图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历史证明，这个努力是不成功的。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和党的一些领导人，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化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的发展。于是在一个多月内全国大部分地区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又一次严重失误，它反映了我国人民渴望快速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美好愿望，但由于脱离实际，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相反，却极
大地破坏了我国的生产力发展，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从1959年到1961年更是连续出现三年严重困难的时期。
总之，在十年探索中，无论成就还是失误，都是在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获得和发生的。
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1966年到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一时期的突出特征是“动乱”。虽然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他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认识不足，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它没有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性质，只是一场破坏社会主义发展的内乱。
分析与总结
新事物的发展前途是光明的，但这决不是说新事物的成长是直线上升，一帆风顺的。相反，它的成长壮大一般都要经历艰难曲折的过程。这是因为：
第一，新事物成长总要经历一个由小到大、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过程。它在最初出现的时候不可能完全具备并充分显示和发挥其优越性，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因而总是比较弱小，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而与其相对应的旧事物则往往比较强大，处于支配地位，显得合乎“常规”。
第二，旧事物决不会自行消亡，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地位，它总是竭力扼杀和摧残新事物，阻止新事物成长壮大。这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表现尤为明显。因此新事物战胜旧事物，必然要经过反复的较量和斗争。即使新事物通过斗争已经取得了胜利，旧事物也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新旧事物之间的斗争仍然存在。在某种条件下，旧事物还有可能重新压倒新事物，
发生暂时的复辟和倒退。、
第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人民群众对新事物的认识理解和接受，需要有一个过程，他们只有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新事物的优越性及其与自己利益的一致性的时候，才会积极拥护和支持新事物。
总之，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而发展的道路则是迂回曲折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社会主义是新事物，它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告诫我们国人：首先，要坚信前途是光明的，要坚定不移地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任何时候都不要因暂时的挫折而动摇；其次，要准备走曲折的路，有克服困难的精神准备。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会遇到各种困难、遭受各种挫折，我们应充分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准备克服各种困难、走曲折的路。要反对看不到我们伟大事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的盲目乐观态度，也反对形形色色的悲观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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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日13:38&&&来源：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为了很好地担负起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党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针对党员队伍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加强作风建设，努力保持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党紧紧依靠人民，创造性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随后又带领人民发愤图强，掀起建设社会主义热潮，开始了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尽管面临着重重困难和严峻考验，诸如西方国家的军事威胁和封锁禁运，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施加的巨大压力，以及国内发生的严重自然灾害与经济困难，但党和国家都挺过来了，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党的作风好，党群关系好，全社会有凝聚力。雷锋、焦裕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铁人”王进喜“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誓言，以大寨和红旗渠为代表的改造山河的壮举，集中展示了党和人民的精神风貌。在艰辛探索与实践中，我国虽经历曲折，包括“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曲折，但依然取得伟大建设成就。党的作风建设虽有起伏，但依然多有建树，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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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曲折命运和经验教训
　　摘要：“文化大革命”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初衷下发动的，作为其指导思想的“继续革命”理论，被宣传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而实际上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和具有经验主义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它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不符合中国国情，更与时代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这一时期，尽管在总体上、在指导思想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严重倒退，但是也有大批党员干部和群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所有这一切，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飞跃，提供了丰富而深刻的经验教训，作了各种准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　　The&Tortuous&Fate&ofLocalization&of&Marxism&in&China&During&the“CulturalRevolution”And&the&Experience&and&Lessons&Shen&Chuanba　　Abstract：The“Cultural&Revolution”was&launched&with&the&original&intention&to&defend&the&purity&of&Marxism&and&the&theory&of“continuing&revolution”，&its&guiding&principle，&was&lauded&as“the&thirdm&ilestone&in&the&development&of&Marxism”.&However，&this&theory&was&in&reality&a&product&of&the&combination&of&a&dogmatist&understanding&of&Marxism&with&an&empiricistutopian&socialism.&It&violated&the&fundamental&tenets&of&Marxism，&did&not&conform&to&the&Chinese&national&conditions&and&ran&counter&to&the&trend&of&the&times.&This&period&as&a&whole&was&marked，&by&a&big&retrogression&of&localization&of&Marxism&in&China&buta&large&group&ofParty&cadres&and&ordinarymembers&persisted&in&the&Marxistprinciple&and&did&theirbest&to&adapt&Marxism&to&Chinese&conditions.&All&these&provided&rich&experience&and&profound&lessons&and&made&full&preparations&for&the&continuing&leap&of&localization&of&Marxism&in&China.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是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得出的结论，也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奋斗的目标。但是，在我国开始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后，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尽管作了极大的努力，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第二次飞跃，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反而陷入迷误之中。　　1969年4月，宣告“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指出：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哲学等　　各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报告还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像光芒万丈的灯塔，照耀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航向，也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1]发动“文化大革命”，反映了毛泽东希望寻求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尝试，也是毛泽东希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重大努力。但事实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依靠的这一套理论，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和世界形势的发展特点。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的发展带来严重灾难，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误入歧途之中，同时它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一、“文化大革命”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发动的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发生的一次严重“左”倾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国际形势的观察都是错误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是极其片面的。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主义国家正处在体制改革和模式转变之中，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自身的调整，不同程度上适应了新科技革命发展的需要，化解了经济危机，表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武装斗争风起云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生运动、反战运动日益高涨，左翼激进思潮在不少国家得到发展。　　伴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期成为一种时代潮流。为了证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地位，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纷纷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原著中寻找证据。可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也面临着当代化的任务，也就是如何根据发展了的世界形势和各国的特点，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结合各自的国情和时代特点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问题，成为全世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面临的普遍的重要课题。　　然而，60年代中期，中国国内却是另一番场景。在纠正“大跃进”运动“左”的错误和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一方面，政治上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一步步严重发展，另一方面，经济的调整和恢复任务基本上还能够按照原定计划继续进行。因此，党内在指导思想上逐渐发展了八大以来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存在的两种发展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两种趋向相互渗透和交织，又同时在发展。最终，由于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以及个人专断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左”倾错误趋向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提出与发展。中国共产党是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进入新中国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受到这种激烈阶级斗争的政治经验和习惯力量的影响，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后，毛泽东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成为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断犯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把这种斗争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从而把阶级斗争引向党内。这是阶级斗争观点的又一次重大升级。到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进一步断定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将存在资产阶级，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还把党内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当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他认为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并进一步断言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过渡时期，应该延伸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后来这个论断被称做党的“基本理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称做“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标志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1963年到1965年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则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1965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片面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人，使“左”倾思想发展到人为地任意地有系统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的阶段，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主要依据。　　2.对世界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特点的错误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内在矛盾在发展，一方面在其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他们在税收、福利政策、企业组织结构以及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等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特别是吸收和利用当代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周年，林彪发表了《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纪念文章，却指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这一判断反映了党内领导层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从这一对时代背景的认识出发，具有革命领袖豪迈气魄和浪漫诗人气质的毛泽东，不惜发动一场波及全国各地的革命，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3.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忧虑与否定。20世纪50年代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在内开始对传统的斯大林模式进行反思和改革，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但是，由于各自国家的不同发展情况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使改革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而带有历史的局限性。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在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如何认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1966年3月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敌对状态。这促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重新审视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但是，中苏论战也成为推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发展为“继续革命”理论的关键环节。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党已经背判了马列主义，“和平演变”为一个修正主义的党，如果中国不及时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斗争，苏联的悲剧也有可能在中国重演。1966年上半年，毛泽东曾几次谈到，全世界站在修正主义那边的党是大多数。7月，他在给江青的信中写到：“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2]这反映了毛泽东对发生着深刻变化的社会主义及其改革的看法。毛泽东决定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办法，来纯洁无产阶级的队伍，反对和防止中国国内的修正主义。　　4.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是坚决地反对教条主义的，正是在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过程中，他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但是，在开始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后，党内滋长了一种倾向，仅凭片面解释马克思主义所形成的“公式”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把经典著作对未来社会的原则性设想直接应用到中国实践中。在60年代开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似乎只有这样才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这不仅强化了国际共产主义的论争，而且影响了国内政策的制定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如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毛泽东误解了马克思所讲的等量劳动交换原则所体现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含义，从社会主义存在“资产阶级权利”这个方面，论证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5.对中国国情的错误估计。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过渡时期已经结束，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我国社会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当时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是模糊的，也因此影响了对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科学认识。1963年6月，毛泽东在阅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时写道：“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从而混淆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过渡的认识。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只是完成了经济革命的任务，政治上尤其是思想上的革命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就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找到了理论依据。　　6.错误判断党内不同意见的分歧。由于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等一系列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人的认识渐行渐远，矛盾越来越深。这也不断加剧他对国内、党内政治状况以及主要任务的错误判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他逐渐形成了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系统的观点。他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政、军各界和文化领域，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就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系统化了。　　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实践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以下简称“继续革命”理论），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的九大、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写入了四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被称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而当时所理解的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要方面，就是指它“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伟大的新贡献，给我们开辟了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胜利航道”[3]。现在来看，“继续革命”理论不仅没有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国情，也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限于严重迷误之中，给党、国家和全国人民带来一场严重灾难。　　1.“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与发展。“继续革命”理论，是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来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论点的总概括。“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以后，这个“理论”的主要论点基本形成。日，《红旗》、《人民日报》的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中，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概念。日，为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的编辑部文章，正式定名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篇经毛泽东审定的文章，称“继续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进一步称这个“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根据这个理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4]。为了进一步阐明发动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毛泽东在1974年10月至12月的几次谈话中，提出有关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对“继续革命”理论作了补充和发展。　　2.“继续革命”理论的主要内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继续革命”的最重要的方式。概括起来，“继续革命”理论的主要论点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前提。　　第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其依据是，随着社会上阶级斗争日益激烈，“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心任务不应放在发展生产方面，而应该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把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采取的方法，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是通过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政治斗争，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党和国家的阴暗面。这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形式。　　根据“继续革命”理论所宣扬的基本内容可以看出，它在一系列观点上所宣称对马克思主义主要发展的东西，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条化理解和严重背离。　　3.“继续革命”理论下反对修正主义的形式―――“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毛泽东历来主张“不破不立”。为了反对他心目中的“修正主义”和“走资派”，他提出这种不惜打乱国家政权的极具破坏性的方式。他在日给江青的信中指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党的十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把它认定为“客观规律”。毛泽东开始曾把这种“乱”错误地看做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把它看做是一种群众充分发动的标志。后来，他曾经想到要由“乱”达到“治”，使局势稳定下来，也曾经为此采取过许多措施，如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作为政权机构，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等等。但是，动乱始终不能停止，“天下大治”只是一厢情愿。事实上，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动乱只能是乱了人民对国家的治理，造成各方面工作的破坏和损失。其原因，除了主要因为“天下大乱”的指导思想和方法错误外，还在于对“修正主义”的概念及其认定是模糊的和错误的。到底何谓“修正主义”？其标准是什么？有没有“修正主义”？修正与改革的界限在哪里？这些重要理论问题当时并没有搞清楚。这是试图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方式反对修正主义的悲剧所在。　　4.“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发展经济的模式―――“抓革命、促生产”。当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使人的思想革命化，是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但是，这个方针颠倒了革命与生产的关系，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主观能动性，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原则。根据列宁的观点，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是革命的首要标志。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抓的“革命”，则是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斗争。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革命和生产的对立。而林彪、江青集团则打着“革命”的幌子，制造各种破坏生产的极左谬论。他们诬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最终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所谓的“唯生产力论”。许多社会主义的正确原则，如发展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实行按劳分配？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等等，一概被当做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加以批判。结果，国民经济出现长时间的严重结构失调和地区比例失调，人们的生产热情低落，科技进步难以实现，经济效益大幅下降，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原本希望通过革命的洗礼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达到“精神变物质”的目的，结果既没有开出灿烂的精神之花，也没有结出丰硕的物质成果。这是这场“革命”的又一重要悲剧所在。　　5.“继续革命”理论所展现的理想社会模式―――“斗、批、改”运动及其展现的社会主义蓝图。“斗、批、改”，其含义就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5]。1968年9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斗、批、改”的具体名目繁多，但有两项活动贯串其间，这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革命大批判”。“斗、批、改”运动反映了毛泽东建立一种新型社会主义的努力。在“斗、批、改”中，强烈地追求社会平等和公平，追求“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以求道德的净化，追求所有制的纯洁以及阶级队伍的纯洁。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斗、批、改”运动带有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和巩固既定格局的基础上结束“文化大革命”，恢复国家正常秩序的意向。但是，各项“斗、批、改”任务实际上是把“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里具体化、系统化，具有严重的破坏性，不仅伤害了大批干部群众，而且在许多方面制造了混乱。　　总之，“继续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阶级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观点的总概括，这些东西看似十分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面特征，既包含了很具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实际上，这些观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长期动乱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受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十年间国民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得更大。尤为严重的是，它极大地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削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极端混乱。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巨大挫折和失误。　　“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党在总体上，在指导思想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受到严重挫折，中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但是党内也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各种形式的抵制和抗争，从而继续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懈探索。这十年，拥有实现第二次结合的两个好的时机，这就是1972年前后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与调整国民经济和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在两次整顿中，他们领导全党努力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从中国实际出发对僵化的体制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和改革，一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识开始萌芽。所以邓小平后来说：“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6]。无奈，“左”的禁锢太深，进行第二次结合条件不很成熟，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十分艰难。但是，这两次探索和整顿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是逆转不了的，它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内乱局面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迷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即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各种准备，积聚了群众智慧和力量，开始形成第二次飞跃的思想因子，并使之深深地扎下了根。　　三、从“文化大革命”中吸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教训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和弊端集中暴露的时期。这个时期，无论遭受的挫折还是进行的勇敢而又艰难的探索，都为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其中就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教训。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是全面准确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针对“文化大革命”后的思想混乱局面，邓小平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7]的问题。同样，“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的教训中，也有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它还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正如邓小平所说：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8]。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能拘泥于个别结论。否则，就会陷入误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当中，既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也有第一个宣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苏联领导人列宁、斯大林的思想，还有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经验主义的东西。在当时的理解中，把这些东西混为一谈，甚至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夹杂诸多穿凿附会的东西，就是没有从实际出发。“继续革命”理论曾被说成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实践证明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教条化，又明显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和时代的特征，因而是完全错误的。　　其次，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形势的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当代化。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9]。社会实践是发展的，人们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也是发展着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实践过程，存在着适应时代的发展不断中国化，即当代化的问题。但首先必须科学把握国情和时代的发展变化。六七十年代，和平和发展的趋势已经初露端倪，科技革命日新月异，时代的主题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而我们却固守成规，对世界形势和中国国情作出了错误判断。为了防修反修，寻找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提出了激进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世界革命”的口号，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他完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而那些不赞成他的想法的党的领导干部则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道路，结果导致“天下大乱”。其中的原因，不在于他不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是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教条主义的理解，把战争年代的经验固定化，没有对时代的特点和中国国情作出正确的认识，使中国化前进一步，达到当代化的地步。这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旗帜下发生的一场悲剧。新时期，我们党从和平和发展的时代特征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创立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发展。　　第三，正确认识和利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作用。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一个如何认识和对待现代资本主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按照马克思早年的观点，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自身矛盾充分暴露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当中，如何处理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却是一个崭新的问题。中国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对这个问题处理得比较好，对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重大贡献。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却没有很好地处理好这个问题。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并且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的前提下，把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当成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硬是在党内寻找“走资派”，人为制造阶级斗争，把资本主义当做“洪水猛兽”，一味地拒绝和排斥。1972年前后，周恩来、陈云顶住压力，抓住了西方国家对外转移资金和技术的良好时机，正确认识和利用资本主义，不仅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会主义建设在资金上的不足，也积累了经验。但是这种正确的认识又被当成“崇洋媚外”而遭批判。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也要积极、大胆地吸取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的积极成果，以一种开阔的视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固步自封只能导致蒙昧与落后。　　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充分合理地吸取群众的智慧，对群众创新的积极性要合理引导，而不要动辄采取组织措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不断理论创新的过程。创新的主体包括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因为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10]邓小平说的这些新生事物，例如包产到户、乡镇企业等，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的，有许多人因此受到迫害、处理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文化大革命”中，把从思想认识出发划分阶级的做法推到极致，因言获罪大有人在。一些思想先驱提出许多对社会主义发展有用的观点，却被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被当做“异端”、“另类”，其思想被看成“反动宣传”、“恶毒攻击”，被打倒、关押、甚至迫害致死。而事实上，他们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守护者，是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先驱，他们的思想具有很大的预见性和科学性。如顾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到：必须下大功夫研究“特殊性”中国，明辨其先天优势与缺陷，发现其潜在动力与危机，是正确规划中国改革的重要前提。“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已经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我们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11]这种振聋发聩的语言，在当时很难被认识到其价值所在。因此，实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认真分析修正与发展的界限，认真吸收群众的创造。可以说，没有这些思想先驱的探索和广大群众的智慧，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不会这样深得人心！我国走上改革之路不会这样顺利，这样义无反顾、坚定不移！　　第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要特别警惕“左”的思想的影响。“左”的思想主要表现就是急躁冒进、脱离实际、教条主义，习惯于靠背诵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框框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曾经给中国的革命造成很大损害。由于各种原因，“左”的影响在我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根深蒂固，广大党员干部中养成了宁“左”勿右的心理习惯，形成越“左”越革命、越正统、越“马列”的认识，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思想严重发展的结果，又把这种错误发展到极端。“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一切”、“天下大乱”、“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盛行，批判“唯生产力论”、推行“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做法大兴其道。由于这些做法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也就具有很大的欺骗性，结果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严重危害，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基础被轻易破坏，同时延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正确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开辟了改革开放新时期，走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如领导全党全国走出“文化大革命”这段阴影，实现伟大转折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反复强调的那样：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12]　　这一系列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也可以这样说：没有“文化大革命”提供的教训，我们党很难这样坚定、快速、从容地开创改革开放新时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研究员　北京　100080）　　（责任编辑　王爱云）　　注：　　[1]《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37~38、4~5页。　　[2]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日）。　　[3]《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日）。　　[4]《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1页。　　[5]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1988年，第72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5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9]龚育之：《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民族化问题》，参见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集》（红旗出版社，2006年）第1页。　　[10]《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50页。　　[11]《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0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5、272页。　(&出处:中共党史研究&出版日期:2008年第2期)
（责任编辑：王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