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转载：民国法币战争
徐东胜（北京未来巨人）转载
民国法币战争的罪与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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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中国近代百年金融历史长河中，曾有过许多次改革，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数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的“法币改革”。实行纸币制度，放弃银本位是顺应历史发展的举措，它割断了中国货币与白银的直接联系，使世界银价的涨跌不会对中国货币发生大影响。但纸币代替银币，又为日后国民党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打开方便之门。
抗战时期，与英镑美元挂钩的法币政策抵制日伪币，遏止了日本独霸中国金融的野心。在中国战时经济中，法币居功至伟。但在抗战胜利、官僚资本一统天下后，法币又成了祸国殃民的工具，它就像头日益膨胀的怪兽，将官僚资本所承受的所有经济压力向下传导至社会底层......
跟着美国转的法币改革
美国白银政策使中国实施不足两年的银本位货币制度岌岌可危。白银外流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严重威胁，经济恐慌频繁出现，国内银根紧缩，市场上人心不稳，银行挤兑时有发生，许多银行和中小钱庄因此倒闭。白银涨价还造成中国对主要西方国家货币汇率上涨，刺激进口，而同期出口则明显下降。
核心提要：货币现代化是发展现代经济的必要条件.南京民国政府在年间推动的货币制度改革是中国货币制度现代化的开端,它为抗战前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通过实施"废两用元"政策,民国政府统一了货币的对内价值,实现了货币发行的标准化;法币政策的推行,使中国货币摆脱了传统的银本位制度,实现了纸币作为信用货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而民国政府后期法币被迫退出流通市场,则说明以发行货币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是行不通的。
作者：黄余送 裴平 原题为：民国政府的货币改革
统一货币是国民经济保持高效运行的前提条件之一，也是政府推行货币政策的出发点。年，南京民国政府在重重困难之下，对货币进行了大幅度改革。这次改革是中国货币现代化的开端，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废两用元”，它标志着金属作为货币逐渐退出了流通领域，中国货币开始走向标准化；第二阶段是“法币政策”的推行，它意味着货币定价方式的彻底改变。这次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它使当时的中国经济摆脱了30年代早期的大萧条。后来由于连续战争，民国政府在缺少货币发行纪律约束情况下法币发行恶性膨胀，最终迫使法币退出了流通领域。
一、构建以银本位为基础的统一货币单位
历史上，中国多数朝代实行金属本位制度，由朝廷规定货币金属的成色和重量。明清时期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加，外国货币开始进入流通领域。由于流通中货币种类繁多，不同种类货币之间成色、重量各不相同，使得价值难以统一，兑换手续相当复杂。这种币制的混乱不仅增加了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也使得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受到一定的影响，“阻碍了工商财政的现代化。”③
要发展经济，首先要完善货币制度，改变过去滥发纸币、银票，随意滥铸制钱的状况。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孙中山先生就于1912年2月试图统一货币，通过接管江南造币厂，使之成为“民国特设鼓铸机关”。接着财政部又筹建了中国造币总厂，掌管全国货币铸造和旧币的熔铸。但因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时间较短，这次改革不了了之。日，袁世凯政府颁行《国币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国币”的铸造发行权限属于政府，公款出入必须使用“国币”，市面流通的旧币，由政府以“国币”回收兑换。④军阀混战使临时政府统一货币的努力付诸东流，地方银行滥发货币现象日趋严重。四川、广东、广西、湖北、江西等省份各种货币混杂，泛滥成灾，百姓深受其害。1913年，湖北省辅币每元仅值银元七角，广东为八五折，东北的小银元票跌至三分之一，四川军票泛滥，贵州纸币一元只抵四角，陕西军饷则全靠官发纸币。⑤
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发行货币也对中国货币统一进程带来负面影响。当时上海几乎所有外资银行都在中国发行纸币，天津的汇丰、花旗、美丰、华北等银行发行银元纸币，北京的英、法、美、比、德、日等国银行发行纸币。由于当时政局混乱，政府无力监管外资银行，一旦银行倒闭，受到损失的只能是存款人。而外资银行倒闭确不鲜见。1921年，中法实业银行停业，225万元纸币无法兑现；1926年，俄华道胜银行倒闭，发行的几百万纸币成为废纸。⑥
广东革命胜利后，统一货币仍是国民政府重建金融秩序的首要任务。1924年，广东省总工会向国民政府呈文，提出“明令西纸（币）在市行使”的要求。&#年8月，商务厅提出“重开造币厂，鼓铸合法国币，……货币先施行法定虚本位制度，便于通行全国及对外。严缉私铸，并酌收轻质私币，依法改铸，当商由主管机关及中央银行合力办理。”⑧接着，中央银行开始发行纸币，造币厂铸造正面为孙中山先生头像、背面为党旗党徽的银元，作为标准货币。
真正的货币统一是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南京国民政府继承了以前的政策，建都伊始就开始筹划统一货币。1927年6月，财政部饬令各造币厂停止铸造袁世凯头像的银币，暂用孙中山先生纪念币旧模改铸银币。1928年3月，经济学家马寅初率先提出“废两用元”，并从理论上论证“废两用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财政部核议后认为“废两用元诚为统一币制、整理财政之基础”。⑨于是“废两用元”开始提上政府议事日程。1928年，全国财政会议召开，“决议废两改元，应从速实行，以期币制之统一。”⑩为此，国民政府聘请了美国财政专家甘末尔来华组织财政设计委员会，1929年11月，甘末尔提出《中国逐渐采行金本位币制法草案》，规定1孙（设计中的货币单位）等于美金4角。但是由于大萧条，国际市场黄金价格一路上扬，而白银价格则一路下跌，1931年2月，1孙只值美金2角。若继续推行草案，中国无法承受黄金汇兑损失。货币改革不得不再次告吹。
1932年的白银对银元的兑换率波动终于成为国民政府统一货币的契机。1931年冬东北沦陷，大量银元从全国各地涌入上海，上海银元数量供求失衡。1932年上半年约5500万银元流入上海，加上本地原有的42000万元，银元兑换银两价格波动加大。上半年，银元兑换比率曾达到每百元兑白银74两，但5月末《凇沪停战协定》签署后，兑换比例下降到百元兑白银70两。价格波动使得商人无法适应，银元价格的下跌，使银两负债的银元持有者蒙受了巨大损失，废两改元的呼声又开始高涨。(11)
1932年，财政部邀请上海中外金融界领袖组成废两用元研究委员会，研究决定先从上海开始实施废两用元。日，国民政府第1098号政府公报以训令颁布了由财政部拟订的《银本位铸造条例》，训令“中央造币厂同时开铸，规定本位币曰元，总重26.6971公分，银八八，铜一二，每元含纯银23.493448公分。”(12)该条例规定了银币的铸造权属中央造币厂，其他各厂局不得铸造，从法律上保证了货币的统一。条例还对流通中货币的重量、成色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同时允许原有的货币在一定期限内流通，实现了货币的标准化，但对辅币未做出规定。
上海地区从同年3月10开始实施废两用元，由于减少了银两和银币之间的重叠流通，市场对新货币推行反映良好，财政部于是决定以上海地区废两用元的实施经验为基础，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项政策。
日，财政部发布第55号公告通告全国，自4月6日起实行废两改用银本位币：“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其在是日以前，原订以银两为收付者，在上海应以规元七钱一分五厘折合银币一元为标准，概以银币收付。如在上海以外各地方，应按四月五日申行汇市，先行折合规元，再以规元七钱一分五厘折合银币一元为标准，概以银币收付。”“其在是日以后，新立契约票据与一切交易之公私款项之收付而仍用银两者，在法律上为无效。至持有银两者，仍依照银本位币铸造条例之规定，请求中央造币厂代铸银币，或送交就地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兑换银币行使，以资便利。”(13)公告详细规定了各种情况下银两对银元的兑换率，并就银两向银元过渡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做出了妥善处理，确保了这项改革的顺利推进。
二、放弃银本位，推行法币制度
中国以银本位为基础的货币制度改革实施不久，30年代初期的经济大萧条就席卷西方世界。由于经济危机造成国内严重失业，从1931年4月起，英、加、日、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放弃金本位制度，实施货币贬值，企图以汇率贬值打开其他国家市场。美国在这次危机中也受到重创，为摆脱经济危机，1933年罗斯福总统开始推行“新政”，通过增加政府开支拉动国内经济增长，这就要求政府增加通货。而在金本位制度下，发行货币受到政府的黄金储备限制。权衡之下，美国采取了金银复本位制度。
美国政府认为，在市场购买白银、增加储备可以推动白银价格上涨，增加中国等银本位国家的购买力，以便向这些国家推销过剩商品；(14)另一方面以白银为通货准备金，可以膨胀通货。为此，1933年和1934年两年中，美国颁布了《白银法案》等一系列法案，主要内容包括提高银价、收购白银、禁止白银出口、发行银券和白银收归国有等措施，目标是在准备金中达到“金三银一”的比例。(15)当时美国国内白银储备仅有14.5亿美元，只有目标值的一半。于是美国政府开始在纽约和伦敦市场上大量收购白银。世界市场上白银价格随即猛涨。
资料显示，伦敦银价1934年6月为19.96便士／盎司，1935年6月银价迅速上涨到36.25便士／盎司，一年之内银价上涨81%；同期纽约银价由45.4美分／盎司上涨到81美分／盎司，涨幅为78%。据统计，日的伦敦白银价格，比1931年上涨了3倍，而纽约市场白银价格则比1931年高出3.3倍。(16)
世界市场白银价格高涨给银本位的中国带来沉重的打击。由于国际市场白银价格远高于国内银元价格，外国在华银行纷纷在国内收购银元运往纽约和伦敦套利，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本来中国从1926年开始白银一直是流入量大于流出量，货币供给充裕。从1932年开始，中国白银开始外流。1934年受美国白银政策影响，中国货币流出高达2.27亿银元。路透社报道，自1934年6月底到1935年1月，上海流通中银元共减少2.3亿元，除一小部分流入内地外，其余全部运往伦敦或美国。(17)
面对白银潮水般的外流，国民政府从日开始征收白银出口关税和平衡税，以减少白银出口。10月16日又设立外汇平市委员会在必要时候干预外汇市场，以稳定外汇市场价格水平。委员会根据市场形势，委托中央银行买卖外汇和金银，平市基金则来源于政府征收的白银平衡税和财政部。
但是，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白银外流问题，反而促使白银走私盛行。1934年最后几个星期内就有2000万元以上白银走私出口。日本政府为打击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更是在占领区内故意走私白银，结果1935年银元走私额高达1.5-2.3亿元。(18)
美国白银政策使中国实施不足两年的银本位货币制度岌岌可危。白银外流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严重威胁，经济恐慌频繁出现，国内银根紧缩，市场上人心不稳，银行挤兑时有发生，许多银行和中小钱庄因此倒闭。1935年6月，全国92家纱厂中，停工24家，开工不足的14家，减少纱锭40%以上。1934年上海倒闭工商企业510家，月倒闭企业数量达到1065家，是上年全年倒闭企业总数的1.1倍。
白银涨价还造成中国对主要西方国家货币汇率上涨，刺激进口，而同期出口则明显下降。1935年中国主要商品生丝、茶叶等出口货值比1929年减少65%左右。(19)国民政府曾多次和美国政府交涉，要求美国政府遵循伦敦白银协定原则，停止收购白银，但是美国政府对国民政府的请求置若罔闻。严重的经济危机迫使国民政府放弃银本位制度，进一步对货币制度进行改革。
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对国民政府的货币制度选择十分关注。日，英国政府任命李兹罗斯爵士为中国财政顾问。9月21日，李氏抵达上海，随即对中国华北、华南和长江流域进行考察，并与国民政府多次沟通，就中国的货币改革提出了许多建议。随后，美国政府也任命杨格参与中国的货币制度改革。在英、美两国政府的支持下，国民政府开始新一轮货币制度改革。
日，财政部发布公告，宣布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法币制度。公告指出：“自近年世界经济恐慌，各重要国家相率改定货币政策，不许流通硬币。我国以银为币。白银价格剧烈变动以来，遂致大受影响。国内通货紧缩之现象，至为显著。因之工商调敝，百业不振，而又资金源源外流，国际收支大蒙不利，国民经济日就萎败，种种不良状况，纷然并起。”“设当时不采有效措施，则国内现银存底，必有外流罄尽之虞，此为国人所昭见者。”“本部特于上年十月十五日施行征收银出口税兼课平衡税，籍以制止资源外溢，保存国家经济命脉，紧急危机得以挽救。顾成效虽已著於一时，而究非根本挽救办法。”“近来国内通货益加紧缩，人心恐慌，市面更形萧条，长此以往，经济崩溃必有不堪设想者。政府为努力自救，复兴经济，必须保存国家命脉所系之通货准备金，以谋货币金融之永久安定。兹参照近今各国之先例，规定办法，即日施行。”(20)公告中规定了六条办法，主要内容包括：法币的发行机关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1936年又授予中国农民银行发行权），而其他银行钞票逐渐收回；设立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以保管准备金及管理法币的发行；国家统一管理白银，工商业及公私往来都必须使用法币，个人持有的白银必须兑换成法币；中央、中国及交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以稳定法币对外价值，保持汇率稳定。
这次货币改革使中国货币彻底与白银脱钩。但当时中国政府缺少足够的黄金或白银来确定法币的含金量，于是政府计划集中国库和民间的白银和黄金，在纽约和伦敦市场出售换得外汇作为保证法币发行的准备金，以外汇作为确定法币价值的基点。11月5日，中央银行公布法币对英镑比价：1法币＝1先令2.5便士（根据年外汇汇价的平均数确定）。从这一天开始，外汇汇率逐日公布，而上述三家银行则承担稳定市场汇率的责任。这一规定实际上标志着国民政府加入了英镑集团，中国经济和英国经济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美国政府对中国加入英镑集团大为不满。在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改革以前，美国曾以收购中国1亿盎司白银为条件，要求法币与美元之间确立固定汇率，但国民政府没有接受。于是同年12月9日，美国停止在伦敦市场收购白银，国际市场白银价格随之下跌，这样国民政府若按市价出售白银，中国将蒙受巨大损失。通过出售白银换取法币准备金的单边计划受挫。
迫于现实，国民政府再次和美国政府接触。1936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哺、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局长郭秉文、上海中孚银行经理顾翊群一行访美，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生商谈货币问题。双方于5月签订《中美白银协定》。根据协定，美国政府以每盎司50美分的价格从中国收购白银5000万盎司；法币和美元挂钩，100法币＝30美元；为使英、美两国货币汇率涨落不超过幅度限额，防止出现三角套利，中国扩大外汇买卖差价幅度。(21)该协定使国民政府在货币改革上重新获得了美国的支持，维持了法币对外价值的稳定
国民政府虽然确立了与英镑和美元的固定比价关系，但是法币并非钉住英镑和美元不变。事实上，国民政府实施的是可调整的汇率制度。法币政策实施以后，法币对外价值通过钉住英镑和美元得以实现。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卖出价14.625便士，买入价14.375便士。1936年9月，国民政府根据需要扩大了汇率买卖差价，卖出价14.75便士，买入价14.25便士，仍由上述三银行无限供应外汇以保持汇价稳定。随后，法币对外价值逐渐下滑。抗日战争爆发后，为减少外汇需要，防止资金逃避，国民政府实施安定金融办法，限制存户提存。期间，法币对外比价逐渐下调。1938年3月，为防止伪组织以伪币兑换法币，套取外汇，又实施购买外汇请核办法，开始战争期间的外汇管理。(22)
在主币连续改革的基础上，国民政府也统一了辅币的标准，并于日公布了辅币条例，完成了本轮改革的最后一步。至此国民政府的货币现代化改革宣告结束。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货币改革运动的效果评价
货币改革运动是国民政府发展经济的一项重要举措。它的实施对当时和抗战期间中国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使国民政府和英美这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结成了政治经济联盟，为后来爆发的抗日战争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更易于获得国际支持。从国民政府的货币改革进程看，“废两用元”统一了货币的对内价值，这是统一货币对外价值的前提；法币政策则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国际经济形势对国内经济产生极为不利影响的情况
下被迫推动的，国民政府通过法币政策重新确定了货币的对外价值。
第一，这次货币改革实现了货币统一。废两用元是国民政府在货币现代化改革中迈出的第一步，它使白银作为商品退出了流通领域，实现了流通中主币的标准化，极大地简化了流通中的繁杂的手续，直接降低了流通领域中因货币问题引起的交易摩擦。同时由于国家上收了货币的铸造权限，统一了货币的铸造标准，稳定了商品白银和银元之间的定价，减少了经济主体因白银和银元价格背离造成的损失，稳定并推动了经济发展。废两用元币制改革在全国顺利平稳的实现，使得在中国通行了四百多年的银两制货币从此成为历史，具有现代意义的货币制度初步形成。废两用元推动了流通中主币的变革，终止了银两在中国流通的进程。但是辅币依然没有统一。真正结束中国货币混乱的是法币政策。虽然在发行的初始阶段，法币政策受到地方实力派的抵制，但最终法币还是顺利进入了流通领域，完成了货币的统一。
第二，货币改革促进了近代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货币制度的改革稳定了国内的金融形势，使“昔日彷徨中道、莫之适从者，今日已得有根据，可转为未来计划之预筹”，(23)即是说，这次改革使得前几年出现的经济波动和经济不确定性大为减少，经济主体能对未来发展进行合理规划。货币制度改革也促进了国内工农业生产发展。如表1所示，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以1933年币值计量），改革前的1933年为294.6亿元，1934年为269.0亿元，改革后1935年为290.9亿元，1936年达到309.4亿元。在这10年中虽有起伏，但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增长的态势。因此，年被称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而货币改革政策则是这个黄金时期的重要推动力。
表1 年中国GNP总量及增长速度情况 （单位：亿元）
年份 GNP GNP增长率% 年份 GNP GNP增长率%
注：本表摘自赵新安：《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实证分析》，《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
第三，货币改革消除了国际市场上贵金属波动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经历了从贵金属——银本位——外汇本位的转换后，近代中国货币价值和经济活动受国际市场上贵金属价格波动的影响逐渐降低。法币政策还消除了银价上涨造成的货币升值对贸易的负面影响，对外贸易状况得到明显改善。1936年初，对外贸易出现了几十年来所未有的盈余。虽然后来继续出现贸易赤字，但相对赤字出现了明显改善。1936年，全国出口增加1.3亿元，而同期进口增加值为0.3亿元。(24)
法币政策实施后，货币发行量逐步增大，在仅约一年半的时间里，法币的流通量就增加了3倍多。由于货币供给量迅速增加，中国经济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但是，货币供给增加也推动了通货膨胀的发展。从1935年11月起中国物价指数摆脱了下降通道。1936年上海地区物价指数比上年增长了12.6%，到1937年6月物价指数又增长16%。(25)尽管这次货币改革造成通货膨胀是不曾料到的，实际上也是南京的财政专家们所不愿看到的，但改革仍然启动整个经济踏上了复兴之路。(26)
现代货币数量理论告诉我们，政府若要降低通货膨胀，稳定货币价值，就必须控制货币发行，因为货币流通量和物价水平之间呈负相关。弗里德曼甚至主张稳定货币价值必须做到遵守“单一货币规则”。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打乱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由于战争，军费开支猛增。更重要的是，随着战局不利，国民政府的主要税源地相继陷落，当局财政开支日趋紧张，只得依靠发行货币补充军费开支，这使得国民政府的货币发行量高速增长。如表2所示，193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法币发行额度为14.1亿元，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时货币发行量已经增加到5569亿元，比战争爆发前增长了394.5倍。为内战筹措军费，南京政府进一步增加了货币发行量，最终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从货币购买力看，1949年5月单位法币的购买力仅为1937年单位法币购买力的7&10[-14]。(27)恶性通货膨胀直接摧毁了法币在市场上流通的信誉。解放前出现的金圆券代替法币流通，以及群众不愿意持有法币等，表明了法币使命的终结。
法币的失败是国民政府违反货币流通规律，无视货币发行纪律的必然结果。虽然有历史原因，但是它的失败说明了以发行货币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手段是行不通的。
①吴玉文：《年南京国民政府经济政策述评》，《河南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②刘方健：《民国时期的经济研究》，《经济学家》1994年第4期。
③秦孝仪：《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第143页。
④袁世凯政府在民国历史上应归为北洋政府时期，考虑到行文连贯性，作者不特别注明。
⑤⑥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469页。
⑧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156页。
⑨《国民政府档案一》(2)，2450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⑩秦孝仪：《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第396页。
(11)虞宝棠：《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华东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
(12)虞宝棠：《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华东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按：此处1公分相当于1克。
(1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合编：《中华民国金融法规选编》（上），1989年版，第381页。
(14)虞宝棠：《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15)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336页。
(16)石柏林：《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1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79页。
(18)虞宝棠：《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
(19)余捷琼：《中国的新货币政策》，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24-225页表。
(2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合编：《中华民国金融法规选编》（上），1989年版，第403页。
(2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第213页。
(22)秦孝仪：《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第700页。
(23)杨阴浦：《中国金融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6页。
(24)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6页。
(25)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参考资料》（二），1962年版，第313页。
(26)费正清著、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
(27)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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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法币的功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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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民国政府颁布了《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同年4月5日发出布告,于次日开始实施“废两改元”,并重新铸造了正面为孙中山半身像,背面为帆船图案的“壹圆”银币为国币(俗称船洋)。
从此,中国由两、元混用制过渡到统一的银本位制,使货币流通的混乱状况有所改善。但货币发行权仍比较分散,在中国市场上流通的有本国币又有外国币,有中央币又有地方币,有官方币又有民间币。尤其是1934年6月,美国实施“银购入法”,用抬高银价的方法,向世界大量收购白银,致使中国存银源源外流,据统计1934年中国净外流白银2.57亿元,是中国历史上白银流出的最高年份,即1907年的五倍之多。在此情况下,民国政府财政部于日,公布了施行法币的布告,同时财政部长孔祥熙发表了关于改革币制实施法币政策之宣言。布告和宣言的主要内容:
第一,自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个银行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注,后在日,财政部公布中国农民银行发行之钞票与法币同样行使)。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
第二,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额,即以截至11月3日止流通之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酌定限期逐渐以法币换回。并将流通总额之法定准备金,连同已印未发行之新钞及已发行收回之旧钞,悉数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保管。
第三,法币准备金的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管理委员会办理,以昭确实而固信用。其委员会章程另案公布。
第四,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币兑换法币。除银本位币照面额兑换法币外,其余银类各依其实含纯银数量兑换。
第五,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之。
第六,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此外,在11月3日这一天,还公布了《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章程》。15日,又公布了《兑换法币办法》和《修正银制品用银管理规则》等,以保证法币政策的实施。
法币政策出台后,一向妄图独霸中国的日本表示强烈反对,公开声称将不惜任何方式来彻底阻止。同时日本调集军队前往山海关附近,随时准备向关内进攻。但法币政策对稳定中国金融,发展中国经济有好处,得到了大多数公众的支持。国民政府也明白,日本妄图鲸吞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故把期盼的目光投向英美,在英美的支持下实施法币政策,终于获得成功,一度成效较好。
法币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经济发展。在法币行用一年以后,国民生产总值比1935年增加22亿元,增长率为9.3%。其中农业增长6.1%,工业增长21.3%,对外贸易方面进出口总额为164800万元,增长10.2%,其中进口增长2.5%,出口增长22.6%,说明经济有好转。当然经济好转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实施法币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法币通行后,禁止银货币流通,纸币不再与白银联系,把原可兑换等额银元或银两的纸币,进化为依靠政府信用流通的纸币,使中国货币制度跨入了世界货币制度的发展潮流。实现了中国货币进入到信用货币的新阶段,这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上一次飞跃。
货币流通与发行的混乱状态有所改善。法币的发行权集中到中央政府,有效地制止了因多头发行货币而造成的杂乱。法币只有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的纸币及后增的中国农民银行纸币,使货币的种类大大减少,便于在全国统一行用和管理,也有利于中国经济向战时经济过渡。例如在抗日战争前期,由于抗日民主政权发行的抗币还比较少,法币对抵制日伪币起了较好的作用。
法币政策遏止了日本在中国大量走私白银和妄图独霸中国金融的野心。法币出台前,日本从我国大量私运白银出口,一方面来破坏当时实行的银本位制,一方面用贩运白银赚到的钱换购军械再来屠杀中国人民。实施法币政策后,切断了货币与白银的联系,实行白银国有化,使日本难于在中国继续走私白银。另外,在法币政策的实施中相继与英镑和美元挂勾,使日本企图独霸中国金融的野心未能得逞。
以上说明了实施法币政策,一度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民国时期,中国法币不可能是独立自主的货币,随着美国在华势力的增强,法币单与美元联系,美国独占了国统区的金融市场和垄断了中国外汇。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国共两党会谈纪要,全面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为了解决其庞大的军费,无限制地滥发法币,至1948年8月,法币已贬值到等同废纸,无法行使其货币职能了。日,民国政府不得不宣布停发法币,改发金圆券,以3
00万元法币折合金圆券1元,从此法币走上了彻底崩溃之路。
法币自1935年11月起行用至1948年8月被废弃前后不满13年。从总体上来看,法币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前,特别在抗战的前半期,是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有利于中国经济向战时经济过渡,这是它的功。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利用其集中的货币发行权(从日起,法币发行集中到中央银行一家)违背经济规律,大量发行法币,为其反共反人民服务,法币成了祸国殃民的一种工具,这是它的过。
摘自：《收藏》 2009年第04期
法币除辅币外,先后发行的面椭。1、2、5、10、20、50、100、200、400、500、、、10000共1
5种,版别见有138种。另外。在法币出台初期因法币供应量不足,利用中国实业银行印就而未发行的新券,改印行名后作交通银行法币券,利用四明银行未发行的新券改印行名后作中央银行法币券。法币券种类繁多(见图),是民国时期主要币种之一,也是中国货币由兑现货币转向信用货币阶段的货币,具有功与过的两重性,在中国货币史上,特别是近代货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故有着特殊的收藏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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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国民政府改行法币的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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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要：1935年国民政府币制改革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外因是美国“白银政策”给中国造成金融经济危机，内因是由于长期发动内战，庞大的军政开支带来巨大财政赤字，财政经济陷入危机。国民党政府就是为摆脱这种双重危机而改行法币政策的。
作者：张术林（内蒙古管理干部学院）& 内蒙古师大学报：哲社版
日，国民党政府突然公布紧急法令，宣布实行法币政策。其主要内容是：(一)把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1936年又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称为“法币”定为国内唯一可以流通的货币。其它银行已发行的钞票在流通中逐渐收回，代之以新发行的法币；(二)宣布“白银国有”。所有以银币为单位的债务，应按面值折成法币，所有银元皆应交存政府，照面额换取法币；(三)采用金汇兑本位制，规定法币对英磅汇价。法币一元等于英磅一先令二便士半。为使法币对汇价按照现行价格稳定起见，法币“对外汇为无限制的购售。”
这样就在实际上放弃了银本位。这次币制改革，是中国货币经济史上一件大事，它对当时及其以后中国社会经济都具有较大影响。但是，对于这次币制改革的原因，学术界至今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探讨。
当前存在的观点主要是：(一)认为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主要是受英国的“怂恿”，是为了英帝国主义的利益(千家驹《中国货币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7页；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第35页。)；(二)认为国民党政府完全是为了消除旧币制的弊病，发展经济而主动进行的(朱镇华《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56页。)。
作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故不敢苟同。下面仅就这个问题进行辨析，并提出自己看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1935年国民党政府改行法币政策，其直接原因当然是日益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那么隐藏在危机之后并促成这种危机的内在和外在原因是什么?我们必须从三十年代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背景入手去分析。
认为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主要是受英国“怂恿”，是为了英帝国主义的利益而进行的，这种观点的依据是：(一)英国曾以贷款为诱饵，哄骗国民党政府加入英磅集团；(二)英国比其它国家明显地活动频繁(尤指李滋罗斯来华)；(三)法币明确规定了对英磅汇价，从而使法币加入了英磅集团，印证了英国“怂恿”的成功。
本文认为，这些所谓“依据”，其中有的与历史情况不符，有的只是表面现象，并不是问题的实质。
英国从主观上确有以向国民党政府提供贷款为条件，欲换取中国货币加入英磅集团的意图。1935年初，中国财政金融危机日趋严重，英国认为这时正是实现它上述意图的绝好时机。1月25日，英国政府令英国驻华使馆代理商务参赞乔治(A.H.Geore)向孔祥熙、宋子文转达英国政府的旨意：英国可向中国提供贷款，但中国币制必须脱离银本位，实行币制改革，并与英磅联系加入英磅集团(《英国外交政策文件》(DocumentsonBritishForeignPoticy)1984年版，第2辑第20卷，第330、369、373—374、406页。)。这反映了英帝国主义企图趁中国财政金融危机控制中国货币领导权的野心，但是这也仅是英国一方的算盘。从当时国民党政府来说，在面临危机之时能得到一笔可观的贷款，确实对其进行币制改革会产生一定影响，但不能成为其主要原因。从当时实际情况看，真正影响国民党政府要进行一次币制改革的，在客观上(或说在外因上)主要是美国白银政策的严重冲击，而不是英国的“怂恿”。
早在1934年9月，美国实行白银购买法案三个月之后，中国为摆脱白银政策的冲击就已被迫考虑改行币制问题。那时美国白银政策对中国金融经济的恶劣影响已明显表现出来。9月23日，国民党政府令驻美出使施肇基向美国传递信息：“中国为银本位制国家，美国的白银购买法案使中国遭受货币紧缩，经济损失，白银巨量外流，令人震惊……中国为避免损害计，不应单独维持银本位制度，故已考虑逐渐采用金本位货币”(转引自《中国银行物价问题》)。
这清楚地说明，早在1934年秋，由于美国白银政策的冲击，国民党政府已考虑并酝酿币制改革的问题了。这年10月，由于白银政策的冲击，社会上出现了大规模挤兑、提款、抢购、投机的白银风潮，致使金融陷于混乱，而这时又看不到美国有改变白银收购价格的迹象，于是国民党政府被迫采取了一项措施即宣布从10月15日起，征收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并设立外汇平市委员会以管理汇价。这些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白银外流仍然严重。客观现实迫使国民党政府迈出了改革币制这一步。1934年10月，孔祥熙向美国表示，中国愿以白银向美国交换黄金，放弃银本位。这是国民党政府先于英国而首先向美国寻求援助，为改行新币制创造条件的事实。
至于英国提供贷款一事，也不是英国以此为条件，换取国民党政府按英国旨意改革币制加入英磅集团而首先主动提出的。事实上，它是经中国方面多次请求以及后来其它因素的促使，英国才有这一行动的。据《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34年秋冬之季，国民党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和金融危机，曾多次向英国方面要求提供援助。这年10月，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F.W.Maze)向英政府转告中国借款的要求，但被英国政府否决。此后，国民党政府的张嘉王敖，贝祖诒、徐新六等人又出面要求汇丰、麦加利银行对华贷款。
12月，宋子文在主持筹借外债事宜中，又向汇丰银行经理亨奇曼(Henchman)提出由英国银行贷款2000万英磅。宋在表述借款目的时，只是说：“其中的一半用于偿还内债”，“另一半用来偿还中国政府到期的外债，以减少对外汇的需求并保持汇率的稳定”和“稳定币制”(《英国外交政策文件》(DocumentsonBritishForeignPoticy)1984年版，第2辑第20卷，第330、369、373—374、406页。)。并没有透露主要用于改革币制的真实目的。看来国民党政府对英国没有象对美国那样坦率，因为这时中国为更新币制，要求以银换金之事已与美国交涉多时了。
后来，由于中国方面的多次请求，也由于力主对华采取积极外交政策的英国财政界、实业界人士多次督促，英国当局才于日表示同意有条件贷款给中国。可见英国贷款不是诱发中国改革币制的原因。实际上它却是后者的产物，是中国决定改革币制之后，为创造有助于改革实施的因素而要求英国贷款的。
上面已经说明，在1935年1月，英国同意贷款之前国民党政府就已经酝酿改革了。至于英国在1935年上半年的活动频繁，特别是李滋罗斯来华，本文认为也不是影响国民党政府决定改革币制的因素。那么英国1935年上半年一系列活动的目的何在?
日，英方把有条件贷款的意见转达给国民党政府后，孔祥熙、宋子文当即表示“希望能拟出符合(英国)财政部要求的方案”(《英国外交政策文件》(DocumentsonBritishForeignPoticy)1984年版，第2辑第20卷，第330、369、373—374、406页。)，原则上同意以加入英磅集团换取英国的援助。但是事情决非如此简单：只要英国给予贷款，国民党政府同意加入英磅集团，就可以改革币制了。
在当时纷繁复杂的远东国际环境中，既存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同美英日三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同时也存在着美英日三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而且在某些问题上后者表现的更尖锐。日本继1931年“九·一八”事变控制中国东北后，1933年又占领热河省，南进长城一线，1934年“天羽声明”提出日本对东亚和中国有特殊责任，其它列强不经日本同意不得插手中国事务。美国对华有越来越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1934年中国进口美货占进口总额的26.16%，跃居各国进口额的第一位，而该年英货只占进口总额的12%(《东方杂志》第32卷初20号，第5—11页。)。因此在华势力与美日相比日趋落后的英国，虽然想主导中国的币制改革，也不得不向美日进行试探，以取得一些谅解。
1935年2月下旬，英国建议日、美、法等国召开国际金融会议。3月下旬又倡议在上海召开中、美、英、日、法五国财政专家会议。日本由于它排斥西方列强插手中国，以便单独控制中国，断然拒绝这一倡议。美国也怕英国一旦主导中国的币制改革，将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而有碍于美国的在华利益，也不派出代表进行抵制。这样，英国才于日宣布单独派出英国财政部首席财政顾问李滋罗斯赴华。不过，这时英国派李滋罗斯来华的用意已主要不是为了中国的币制改革，而主要是在日本、美国对英国在华利益的严重威胁下，为削弱美、日日益增长的在华势力，以维护自己在华利益而进行的加强中英两国关系的政治活动了。但由于李滋罗斯在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位很有声誉的财政金融专家，又与英政府关系密切，所以他这次出使中国，使外界不明真相的人，片面地夸大了他的作用，认为他在币制问题上起了关键作用。实际情况是，李滋罗斯8月启程，取道加拿大、日本于9月21抵达中国，而中国币制改革的方案早在这之前，就在江浙财团首脑人物孔祥熙、宋子文和三位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财政顾问的美国人杨格、林奇、罗克哈特的参与下拟定出来了。杨格自己就说，他们三人“与孔、宋二人紧密合作”，在罗斯爵士来华之前，将“周密改革的各项方案都已经准备就绪。”(［美］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宪等译《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6、255、271、281、244、243、194、17、15、483、198页。)
至于认为法币政策明确规定了法币对英磅汇价，从而使中国加入了英磅集团，这种看法是明显错误的。确定法币对英磅汇价，并不等于与英磅固定挂钩，加入英磅集团，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确定本国货币对外币(一般是选择在国际贸易中影响和信誉较大，币值较稳定、较坚挺的货币)的汇价，这是国际金融货币中常见的事，不能引以为怪。当然，法币加入英磅集团，确曾有过这种可能性。但到后来，中英双方都不愿这样做了，其原因既有政治上的，也有技术上的。
政治上，中英双方在得知日美的反对态度后，都惧怕招致麻烦。币制改革后，由于技术上暂时规定了法币对英磅汇价，尚且遭到日本和美国的猜疑，后经多方解释，日、美方才罢休。技术上，三十年代各国的货币都不稳定，不适宜与任何货币固定挂钩。
杨格就说：“中国没有考虑与日元挂钩，但是在寻求某种方式的财政援助时，考虑过与美元或英磅接上联系的可能性。然而两者都没有成为事实”，实际上在并非无奈的情况下“中国不想使自己的通货与任何一种外币挂钩，部分原因是三十年代中各种币制都不稳定，另一部分原因是中国想要避免因货币挂钩牵涉到政治”(［美］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宪等译《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6、255、271、281、244、243、194、17、15、483、198页。)。其实，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后来对法币海外准备金的控制，法币与其说加入了英磅集团，不如说实际上已被拉入美元集团。
因此，认为这次币制改革的外因是由于受英国的“怂恿”的观点是没有实在根据的。那么，促使国民党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实行法币政策的外因是什么呢?这个外因就是美国白银政策对中国的冲击。
三十年代大危机，几乎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使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遭受了沉重打击。为了转嫁危机造成的损失，排挤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势力，控制落后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贸易战、市场战和货币战。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转嫁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和垄断世界金融。在1934年6月颁布“白银法案”，提高世界银价，从国外收购白银，从而完全背离了它在1933年7月伦敦国际经济会议订立的白银协定中承担稳定世界银价的责任。美国这样做，无非是想在各国经济危机之时，以此手段垄断世界金融的地位。因为当时美国的黄金储量已占世界三分之一左右。而白银储量，按1934年6月“白银法案”中规定的美元准备金中必须实现金三银一的比例，尚须从国外购入白银大约十三亿元。此目标的实现，就可使美国在黄金、白银储量上均占世界首位，“达到垄断世界金融之大权，籍以执世界盟主之企图。”(《银行周报》第804号。)
白银法案通过后，美国即在纽约、伦敦等地全力高价购银，世界银价为之暴涨。仅到1934年底世界银价即比上年上涨26.7%(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十年来中国金融史略》，第40—41页。)。银价的上涨为外国在华银行提供了牟取暴利的机会，一时中国白银被大量运出国外。中国银产不丰，本来用于铸币尚需进口，但此时却出现白银出超的奇怪现象。月中旬，仅三个月半时间，“白银流出凡达二万万元以上”，假如不采取措施“则国内现银存底必有外流罄尽之虞”(《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关于发行法币宣言》。)。
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开征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这对阻止正常渠道的白银外流起了一定作用，但这只是暂时措施，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白银政策的影响，相反却又刺激起更大的白银走私风潮。1935年，白银正常出口额降为5900多万元，但加上大量走私出口数，仍接近二万万元(《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参考资料》(二)，第310—313页。)
白银大量外流，给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白银外流以来，中国外贸逆差日益加剧，外货充斥中国市场，中国出口却十分困难。1931年出口货物净值1，416，964千元，而1935年10月仅为575，809千元，几乎降低60%(《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1935年。)。白银外流、通货收缩、银行信贷减少、利息扶摇直上、借贷无门，“在上海几乎是出多大利息也借不到钱”(［美］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宪等译《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6、255、271、281、244、243、194、17、15、483、198页。)。白银外流、银根奇缺、市场筹码不足、物价惨跌，致使工商业纷纷破产倒闭。1935年6月，全国92家纱厂中，停工24家，开工的不足14家，减少纱绽达40%以上。
工商业集中的上海，1934年全年倒闭工商业户达510家，月又倒闭1065家，比上年增加一倍多。在农村地区，“那里的情况还要坏”，农产品价格降到了无以复减的地步。1931年，农产品价值毛数为244亿元，而1935年仅为147亿元(［美］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宪等译《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6、255、271、281、244、243、194、17、15、483、198页。)。谷贱伤农，农村经济萎缩，农民贫困到了极点。
城乡金融经济的剧烈变动，使整个社会人心慌乱。一些工商业团体和个人纷纷呼吁政府采取急救办法。1935年8月，上海中华国货同盟会召开代表大会，讨论救济工商办法。议决请求政府改革币制，并推代表携呈到南京行政院请愿(《国闻周报》第12卷，第31期，《一周大事述要》。)。上海工商界人士大声疾呼：白银价格剧烈变动以来，“银钱业自救不遑，……工厂倒闭，失业职工日有增加”，“国际收支大蒙不利，国民经济日就萎败，种种不良现象纷然并起，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国内存银必有外流罄尽之虞”(《东方杂志》第32卷，第13号。)，请求政府迅速采取急救措施。在此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哀求美国在世界市场上降低白银收购价格，以减弱银价上涨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危害，但遭到美国拒绝。这时国民党政府就只好一步步地表示愿将中国尚有白银按双方商议的价格售与美国，以满足美国购银需要，放弃银本位实行金本位，以摆脱金融经济危机。
美国白银政策对中国的冲击，是国民党政府改行法币政策的外因。
事物的发生及发展变化，有其外因必然有其内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那么，国民党政府改行法币政策的内因是什么呢?
那种认为国民党政府出于铲除旧币制的弊端，为发展国民经济而主动更新币制的观点，它或是片面从货币金融的经济角度抽象地寻证而得出的结论，或是受当年国民党政府宣传的所谓法币是一种不依附任何国家的独立自主的管理通货的舆论所影响而得出的结论(至今在台湾史学界还存在这样的论调)。根本不是通过当时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去找原因。作为一个社会中的货币，它以什么形式出现，在社会生活中起到什么作用，是由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所决定的。所以，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既要看到其经济方面的原因，同时又要充分剖析它与政治斗争的关系。不能只看到一个方面，何况这一方面未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本文认为这里特别要重视做出币改决策的国民党政府这个主体的真正动机。
诚然，近代中国旧币制存在着许多弊端，如货币发行权分散、货币种类繁多、货币准备金不足且不集中，币值不稳等，这些弊端，对工商经济和社会生活确实存在消极影响。过去历届政府，从晚清政府到北洋政府，再到国民党政府前期，在此问题上都存在一种无法摆脱的困扰。一方面想改革币制，另一方面由于政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又不想或无力根本上克服这些弊端。因此，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它们是不会提出改革币制问题的，只有当其统治出现某种危机时，才或有币改之议，但其目的却主要不在货币经济上了。“1900年前后，币制改革问题在中国很受重视”，原因是甲午赔款和庚子赔款“这类总额在六亿六千万美元以上的债务全都必须用价格不稳定的银币，在市场上购买金币来支付。……而中国本身的利益则在于……如何能取得足够支付这笔巨款的财源”(［美］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宪等译《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6、255、271、281、244、243、194、17、15、483、198页。)。于是，1903年英国人赫德建议清政府采用金本位制，并写成《中国银币确定金价论》上陈，1904年美国人精琦建议清政府执行金本位，以及1907年驻英公使汪大燮上奏清政府改行金本位制。为此，清政府曾设币制局，拟定《币制则例》，最后不了了之。在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割据、连年混战、支撑其内战的后盾自然是财政。但由于各个“小朝廷”统治范围都不大，而且民穷财尽，盘剥不到更多的油水，在财政日益枯竭的情况下，也经常以币制改革做文章。梁启超任财长时，就以准备推行金汇兑本位制为借口，向英俄日法银行团借款20万英磅；曹汝霖任财长时，公布了所谓《金券条例》，又以币改为名向外国借款。可见，他们仅仅是为筹款，弥补财政赤字，解决财政困难才打出币改的幌子，并不是要顺应金融货币的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经济而提出的。
从晚清政府到北洋政府的历次改革之议，有的是因偿还外债出现财政困难，有时是因军阀混战财政拮据，这时就会相应出现币改的倡议，企图以币制改革为手段，从外援和货币发行上寻求财政出路。国民党政府，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亲英美派为主)的反动专政，其统治下的各种政策和措施难以突破以往历届封建政府的樊篱。1929年“聘请”甘末尔顾问团来华，名义上是调研货币改革问题，实际上“有迹象表明新政府的某些领导人在聘请甘末尔委员会这一团体时抱有进一步的动机，即希望通过这个委员会的帮助，从美国获得借款。”(［美］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宪等译《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6、255、271、281、244、243、194、17、15、483、198页。)
那么，1935年国民党政府废除银本位，改行法币制度，其根本原因和动机何在呢?是如有些人所认为的是为铲除旧币制的种种弊端，发展工商经济而进行的吗?绝不是!本文认为，其根本原因和动机在于解决财政困难，摆脱财政危机，弥补财政赤字，为加紧内战筹措巨大军政经费。
国民党政权，从实质上说它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和外国垄断资产阶级在华利益的反动政权。它自建立之日起，就以排斥异己、反共反人民为主要宗旨。为此，它企图依靠开动内战机器来铲除异己和消灭革命力量。但是，“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理应停止内战，避免内耗，集中国力，共同对外。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它害怕中共及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危及其反动统治，又担心内部各种势力会动摇其独裁统治，因此奉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革命力量及进步人士进行残酷的“围剿”镇压，对内部不同派别特别是力主抗日的力量进行瓦解和破坏。唯此，国民党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大力推行法西斯主义，强化反动的国家机器。所谓“国民革命军”是其反动统治的支柱。1932年1月，恢复军事委员会，6月，军委会通令统一编制它的军队为48个军，并且采用高薪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开办军官训练团，补充和更新武器装备等办法，来加强这支武装保安队。1934年夏仅八个省的统计，民团已有1700万人。国民党政府还建立了各种庞大的特务组织，其中有“中央俱乐部”(CC)、“力行社”、“蓝衣社”、“复兴社”等等。“中央俱乐部”后改为“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蓝衣社”、“复兴社”等后来改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国民党政府就是利用这些庞大的特务组织，加紧镇压革命运动，对内部的异己力量进行监视、控制。依靠其庞大的军队，不间断地对革命武装发动猖狂进攻。
1930年12月到1934年10月，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围剿”。红军长征后，又布置大批军队对主力红军和南方游击队进行围追堵截。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它仍不停止进剿红军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还使用其军队扑灭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等抗日力量。另外，国民党在建立反革命军队和特务组织的同时，还不断强化它的反革命国家机关，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严密的统治网。
维持和为内战而强化这些国家机器并使之不断运转，必然需要庞大的军政开支。单说军费一项，1928年一年就需款三亿六千万元，而财政收入在还清债务之后估计不超过三亿元(［美］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宪等译《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6、255、271、281、244、243、194、17、15、483、198页。)。以后国民党政府军费开支逐年增长，1933年为三亿二千一百万元，1934年为三亿七千三百万元，1935年为三万八千八百万元，平均每年不低于财政总收入的40%(［美］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宪等译《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6、255、271、281、244、243、194、17、15、483、198页。)。再加上维持特务组织和反革命国家机关的事业费，必然给财政造成严重负担。1933年财政赤字为八千六百万元，1934年为一亿四千七百万元，而1935年则高达一亿九千六百万元，占财政支出的20%。
内战造成的巨大消耗和庞大军政开支造成日益增长的财政赤字，使国民党政府在1935年前后陷入了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摆脱这种危机，并且为进一步加紧内战筹措军费，是1935年国民党政府改行法币政策的根本原因和动机。而美国“白银法案”对中国的冲击，正给国民党政府带来千载难逢的机会，国民党政府化灾为“福”，变被动为主动，放弃银本位，代之以不兑现纸币法币，独掌全国的纸币发行权。这样就可以利用“任意把大量纸票硬塞到流通中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5页。)的通货膨胀办法，筹措巨大的军政开支，弥补财政赤字，缓和财政金融危机。这一点连美国财政顾问杨格都不无感叹地说，“中国的统治者们久有操纵货币求取利润的传统。”(［美］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宪等译《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6、255、271、281、244、243、194、17、15、483、198页。)
著名学者科布尔在《国民政府与上海财阀》一书中指出：“国民政府总是企图尽其所能地把一切未能加以控制的政治、军事和社会势力加以消灭或抵消”，从而他们产生了“政府要把私人银行当作赤字财政的障碍加以消除和控制中国金融系统的愿望”(《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9辑，第131页。)，为此，国民党政府决意改行法币政策。
综上所述，1934年美国“白银法案”对中国的冲击，是迫使国民党政府实施法币政策的主要外因，而不是因为受到英国的“怂恿”；为摆脱因内战和军政开支造成的财政危机，并为加紧内战筹措经费则是其实行法币政策的内因和动机，而不是什么为铲除旧币制的弊端、发展经济而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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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即墨的民国货币衰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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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至民国时期，山东即墨市场上流通的银元有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清政府铸造的每枚库平银一两的银元，1890年清政府铸造的每枚库平银七钱二分的银元（其正面有“光绪通宝”字样，背面有蟠龙花纹，俗称“龙洋”），1914年（民国3年）北洋政府铸造的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与“龙洋”重量相同，但含银量低，俗称“大头洋”），1933年（民国22年）国民政府铸造的有孙中山头像和孙中山骑马像的银元（其含银量最高为89％，最低为84％）。此外，在即墨流通的还有一角、二角、五角的辅币及安徽、天津等地铸造的含银量仅47％的银角。
铜元清末，在即墨流通的有大、小两种。大铜元每枚兑换制钱20文，每50枚兑换银元1元；小铜元每枚兑换制钱10文，每100枚兑换银元1元。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后，各地竞相滥铸，劣质铜元充斥市场，铜元逐渐贬值。1935年（民国24年），国民党政府发行“法币”，“法币”一元可兑大铜元500枚，小铜元1000枚。1949年即墨全境解放后，铜元在县内终止流通。
土票1945年以前，即墨各大集镇的钱庄、商号均发行土票，最多时全县达100多家。面额分别为1吊、2吊、&角、&分。持票者可以随时到出票的钱庄、商号兑换铜钱，也可以在出票者有影响的地区作为货币流通。
法币1912年（民国元年）以来，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先后发行了银元兑换券，并流入即墨。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改革，规定上述三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同时禁止银元流通。随后，“法币”在即墨广泛流通。1938年后，国民党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无限制地滥发钞票，导致法币贬值。即墨市场物价1948年比1937年上涨3．492万倍，人民遭受巨大损失，广大民众拒用法币。
实业银行券1919年流入即墨，1935年推行“法币”该券回收。
山东省军用票1926年，山东省军务督办张宗昌核准发行军用票1000万元，强迫省内各地与银元等值流通。是年此票流入即墨，但其票值1元，实际上只抵银元一至五角。后因商民拒用，军用票成为废纸，民众深受其害。
民生券1929年山东省民生银行发行的“省库券”和“角票”流入即墨。抗日战争爆发后，变为废纸。
即墨经济建设流通券1938年国民党即墨县政府于三都河发行，在其控制区内推行。1943年秋，三都河被日伪军占领，该券变为废纸。1942年国民党即墨县政府“地方经济合作社”发行的流通券和1944年国民党胶县县政府发行的胶县经济建设流通券都在即墨有少量流通。
即墨县银行票1948年6月，国民党即墨县银行成立后，曾发行过1元币和角币，1949年即墨解放，终止流通。
关金系1941年5月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海关纳税专用货币。1946年，关金以元比法币20元的比率流入即墨。因贬值很快，1948年成为废纸。
金元券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实行金本位制，发行金元券。之后，即墨县银行分别在即墨城和城阳等地设立金银收兑组，搜刮民间金银。收兑比率为：黄金1两兑金元券200元，白银1两兑金元券3元，银元1元兑金元券2元，美金1元兑金元券4元，法币300万元兑金元券1元。金元券在即墨流通了一个月后，因贬值很快，得不到群众信任，因而人们在交易活动中拒用金元券，而以棉布、棉纱、粮食或金、银等实物为交换单位。1949年5月，金元券名存实亡，形同废纸。
附：日伪准备币1938年2月，日伪华北临时政府设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纸币流入即墨，在日本占领区流通。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该票停止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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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金融玩弄于股掌的恶果
印钞厂直接成了政府的提款机。这很难仅仅归结为政府处置失当，完全是制度缺陷使然。现代政制设计中，无一不确保中央银行与政府的相对独立性，这份独立性与议会的拨款权相配合，牢牢地管制着政府的钱袋。这层制衡机制，虽然有时会搞得政府没钱关门歇业，但它能有效避免政府玩弄金融市场于股掌中。&&
国统区分配体制要了国民党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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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要：1945年5月，宋子文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雄心勃勃，推出的第一个计划是放开外汇市场，认为这有利于吸引外资和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当年行政院出台《中央银行管理外汇暂行办法》，法币汇率由1美元兑换20元法币改为2020元法币，中央银行出资5亿美元建立法币发行准备。
摘自：《金钱统治》 作者：陈雨露 杨栋
然而，中国刚刚经历抗日战争，国内工业体系百废待兴，在这个时点开放外汇市场实在不是一个好主意，从1946年3月放开外汇市场到1946年11月，中国出超达到4亿美元，外国商品潮水般涌入。
有一个问题最为关键，掌握外汇资金的并非致力于生产的民营企业，而是官僚资本。外汇购买的不是生产体系急缺的设备，而是高档消费品。日，行政院不得不修改汇率，1美元改为兑换3350元法币。
这给了人们一个强烈的预期，法币仍将贬值。
官僚资本统治时代，无论汇率如何升降，其实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使用外汇的绝不会是普通居民，无论汇率升降，倒霉的总是民营资本。
面对汹涌而来的通货膨胀，宋子文拿出了课本上学来的公开市场业务。1946年11月开始，中央银行在上海抛售黄金，试图稳定币信。另一方面，1946年开始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不得不靠增发法币维持军需，抗日战争增发货币，实在是没法子，内战增发货币就不得人心了。为在战场上做垂死挣扎，蒋家王朝又必须靠法币维持战费，法币崩溃已经在所难免。
可怜宋子文，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回收法币的同时，中央银行仅在1947年1月份就增发8100亿元，靠黄金收兑法币已经极不现实。最终，宋子文消耗了4亿美元和330万两黄金，法币却从1946年2月的12612亿元猛增到48878亿元，法币崩溃就在眼前。
1947年9月宋子文黯然去职，1971年4月病逝于美国旧金山……
中国史籍中经常有这样的字句“某某去，而某朝亡”，“某某”一般来说是一个军事将领，意思是说某某是这个朝代最后的一点希望。
然而，民国末年“某某”应该指宋子文。
宋子文去职，蒋介石再没有灵魂人物可以控制金融体系。宋子文去职前，法币发行额度为99351亿元，到了1948年8月，这个数字就变为666946亿元。年初一元法币还可以买1个鸡蛋，年底就剩下三分之一根油条了。如果仅仅是超级通货膨胀，那国统区的问题不会如此严重，更为关键的是国统区分配体制，要了国民党的命，也是这个体制注定了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毋庸置疑，经历了抗日战争，官僚资本在国统区已经一统天下。这是一个只能向下传导压力的体制，因为官僚资本不仅有剥削性，而且这种剥削是不可逆转的，任何经济压力都会向下传导，所有经济压力会直接传导到社会底层。
在经济上的体现就是，所有商品都在涨价，唯独不涨价的就是工人工资。
面对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无法遏止的军费开支和一塌糊涂的法币币制，党国金融统帅兼军事统帅蒋介石想到了一个办法，靠发行新币重整币信，新币的名字就是：金圆券。
1948年7月，蒋介石在上海秘密会见张嘉璈，求教币制改革问题，《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记载二人对答如下：
蒋介石：“目下法币日跌，钞票发行日增，现钞来不及供应，势非另发一种新币以代之不可。”
张嘉璈：“这必须有充分的金银外汇准备，财政开支能够控制，否则等于发大钞。”
蒋介石的反应是默然不语。
显然，这位“民国金融统帅”是知道答案的。
8月17日，二人再会于庐山，张嘉璈力陈新币制不可行。
8月19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布命令，开始新币制改革，史称“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处分令要求以金圆券为本位币，每元含金量0.22217克，限期收兑民间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外币，管制物价，法币以300万元兑换1元金圆券，金圆券总额不超过20亿元。
骗谁呢？
大家都知道军需困难，需要大把票子供应前线，20亿也就是个起步价，怎么也得印个万儿把亿，还不打折。
蒋介石对此颇为重视，认为“此举实为国家存亡成败所关”，派其子蒋经国在上海督促收兑金银外币。蒋经国确实办了几个人，比如杀掉了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罢免了上海市长吴国帧，抓了杜月笙的儿子……
很快，蒋经国就办到孔令侃头上，目标是孔令侃的扬子公司，为表示自己的决心，蒋经国查封了扬子公司。不过，孔令侃是自己人（孔祥熙与宋蔼龄之子，宋美龄外甥，也就是蒋经国的表弟）。
不查，还好说；查了，真办吗？
此时，蒋介石正在北平对傅作义督战，接到消息后立即调停此事。在宋美龄斡旋下，蒋经国对扬子公司只能封而不查。据说孔令侃曾扬言，只要蒋经国敢查办他，他就把蒋家在美国的财产通过新闻界公布于众。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按照“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银外币收兑日期在当年9月底。如果10月份还未完成收兑金银，那对新币制的打击将是致命的，币信也将无从维持。9月，国民政府公告称，金银外汇收兑延迟到10月底。
坏事了。
自9月30日起，国统区开始抢购风潮，而商店拒不开门。大公报称：7（10月）日肉已绝迹，鸡蛋早已无踪，米亦绝迹数日。10月31日，行政院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补充办法》，取消了粮食价格管制，11月11日金圆券贬值80%。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金圆券已增发至67万亿元，这简直可以称为通货膨胀历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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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银行：1948年长汀的一次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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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要：1948年，正当国民党政府总崩溃前夕，市面上物价飞涨，有时一天内涨二、三次，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贬值到不如草纸，寄一封平信要几万几千元，于是政府改以“关金券”、“金圆券”作为流通货币。“金圆券”，一元抵法币二十万元，但还是无法控制物价的上涨，金圆券照样一落千丈地贬值。当时长汀流传着这样的民谣：“金圆券，金圆券，明年丢掉没人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手中一拿到钞票便赶忙到街上买东西，或兑换“花边”（银元）、“毫子”（银角币），才能保住价值。
作者：曹培基 来源：中央苏区红色旅游网
那时公教人员的薪水本来很低，每月发的薪水立即买米，勉强能糊口，若迟发二、三天，便等于降低二、三级的薪水，能买五斗米的钱几乎只能买三斗或两斗了。省立长汀中学（现长汀一中前身）教职工的薪水，是由福建省教育厅通过福建省银行长汀支行发放的。该行的的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职权，不按时发放薪水，而将钱先拿去抢购物资，囤积居奇，从中捞一把，有时一天工夫可获利几百几千万元。银行迟发一、二天，教职工们便叫苦连天。1948年10月（或11月），银行竟拖延五、六天未发放，全校教职工哗然，学生们知道了也为他们愤愤不平。于是以高九届（高三下一个班）、高十届（高三上两个班）一百多名同学为主，在一天下午，组织了一支数百人的学生队伍，浩浩荡荡走出校门上街游行示威。
青年学生义愤填膺，斗志昂扬，直奔白马庙前银行（原址即现县总工会）抗议。银行门口站岗的行警，见学生队伍声势浩大，慌忙溜进去把大门关住，这是两扇上半截玻璃的大门，每扇门玻璃上写有“福建省银行”五个鲜红的大字。同学们见大门关闭，更加怒不可遏，有的将银行门口左侧停放的行长专用黄包车砸个稀巴烂，有的大喊“冲呀！”“打呀！”高十甲班有一个姓谢的同学，五指合拢猛击玻璃，“砰砰”两下就打开一块玻璃，随即“哐啷”“哐啷”几石头便把大门砸开，几个为首的同学高声喊道：“同学们，冲呀！”这时，行警看这些学生群情激愤，便赶快躲开。
事有凑巧，行长刚从外边进来不久，听着一片喧闹声，站在楼沿上问：“你们干什么的”？“打贪污分子呀！”学生们奋勇向前，冲进银行跳过高高的柜台，把办公桌上的玻璃砖、茶杯等物件纷纷打烂，并冲到楼上找行长交涉。老奸巨滑的行长，见势不妙，现出一副虚伪的笑脸道：“同学们同学们，有事好说，好说！”一面匆匆下楼，混进人群中慌慌张张从后门新街巷逃跑了。当时银行大门围得水泄不通，连过往行人也群情激愤，在外面的同学们则高喊助威，并有人向银行楼上窗户投掷石头砖块。
后来冲进银行的同学，围住二、三个未溜走的办事员不放，他们知道众怒难犯，吓得讲话结结巴巴，答应会将同学的意见和要求转达行长。
游行示威胜利了，同学们兴高采烈地返回学校。
第二天银行派代表向学校领导交涉，立即发放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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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与国民党政权的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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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要：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仅仅维持了２２年的时间即告覆灭，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甚为罕见的。个中原因很多，既有政治、军事因素，也有经济原因。而通货膨胀则是它走向崩溃的经济根源。本文拟就１９３５－１９４９年国统区通货膨胀的方方面面与国民党政权覆亡的关系作些粗浅的探讨。
作者：李彦宏 来源：《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一般说来，通货膨胀是指纸币的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对纸币的客观需求量，从而引起纸币贬值，物价普遍上涨。国统区的通货膨胀是以法币的发行为滥觞。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国民政府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在全国统一发行一种“不兑现”纸币－－法币，规定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使用现金；所有银元立即缴存政府，将白银收归国有，禁止流通；还规定法币与英镑、美元汇价，由指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等等。不难看出，这一改革，一方面使国民党官僚垄断资本独占了货币发行权，完成了对全国金融的垄断；另一方面，使国民党政府通过政治权力这一杠杆“把纸币变成了金”［（１）］，找到了掠夺财富的隐蔽手段，为通货膨胀开了方便之门。
国统区的通货膨胀轨迹可分三个阶段：
１、通货轻度膨胀阶段（１９３５．１１－１９３９．１）
法币的膨胀，从它出现之日起就开始了。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及８家商业银行的法币发行额为８．５８亿元，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底增至１３．３亿元。但在１９３９年以前，由于国民政府采取偶尔抛售外汇的方法以弥补财政不足，再加上抗战初期人民凭着爱国热情购买了相当数量的爱国公债，法币的膨胀还处于缓和阶段，物价上涨幅度也没有超过法币的增长速度。以全面抗战爆发前的１９３７年６月法币发行额为１４．１亿元，指数为１；至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发行额为２３．１亿元，指数为１．６４，一年半内法币发行指数增加６４％；而同期上海物价指数只从０．９９增至１．１５，上涨１６％［（２）］明显低于法币增长幅度。显而易见，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还是比较轻的。
２、通货恶性膨胀阶段（１９３９．１－１９４５．８）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屡遭失败，接连丧失沿海、中原及湘桂等大部分富庶地区；同时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消耗殆尽，公债的发行亦因公众对政府的债券丧失了信心而陷入困境，这种情况导致国民党政府财源日益枯竭，财政走向穷途。为支持日益庞大的财政开支，国民政府加足马力开动印钞机器，滥发钞票。１９３９年１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增发法币的政策，声言“供应军费，收买物资，使用多量法币，则筹码之流通，自无不足之虑”［（３）］。亦即国民党在财经政策上将“使用多量法币”，竭泽而渔，走通货膨胀之路。这一政策为通货迅速滑向恶性膨胀洞开了大门。到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战结束时，法币发行额达５５６９亿元，指数为３９８．８４，比１９３８年１２月的指数增长了２３８倍以上，而同一时期的物价涨幅更快，１９４５年８月上海物价指数达到８６４００［（４）］，比１９３８年１２月的指数增长７５０００多倍，物价涨幅远远超过法币的增发速度，意味着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已进入恶性发展的阶段。
３、通货崩溃阶段（１９４５．８－１９４９．７）
对于恶性发展的通货膨胀，国民政府完全可以利用抗战胜利的大好时机进行财政改革，予以治理和整顿。并且，此时的国民政府已有相当的整合实力，存有黄金４００万两，美汇９亿元，加上接收的大量敌伪物资，经济实力大增，是可以整理币制，制止通货膨胀的。但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已经利令智昏，根本未曾想到整顿通货膨胀，休养生息，以创造一个秩序正常的经济环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反而悍然发动全面内战。随着内战机器的加速运转，造成了军费的激增和财政赤字的日益庞大，恶性通货膨胀更如脱缰野马，疯狂奔腾。１９４６年，国民政府发行法币３７２６１亿元，１９４７年突破３３１，８８５亿元，到１９４８年８月则窜至６，６３６，９４６亿元，１９４８年８月比战前的１９３７年６月法币发行额增长了４７万多倍。法币的超量发行，招致了货币的迅速贬值和物价暴涨。以战前的１９３７年６月为标准，载至１９４８年８月，法币贬值４００万倍；物价上涨近５００万倍［（５）］，国统区经济陷入全面危机，法币体制已根本动摇。国民政府在四面楚歌之中，尤作困兽之斗，进一步搜刮民间金银外汇，于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又一次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由此导致了通货膨胀走向彻底崩溃。按国民政府的规定，发行２０亿元金圆券作为本体币，限期以金元券１元比法币３００万元的比价收兑法币。而事实上，当时的法币和“东北流通券”合起来的发行量，用金元券２亿即可收回。那么，２０亿的最高发行额就为固有的通货膨胀又预备了１０倍的数额，因而金圆券发行不到两个月即告崩溃，到１９４８年１１月，金圆券的发行额就突破２０亿的限额，至次年５月更达６７９，４５８亿元，折合法币２万亿亿元［（６）］，金圆券贬值的速度比法币更快，“币制改革”彻底破产。１９４７年７月，国民党政府又在广州发行“银元券”，但这不过是通货膨胀的余波而已，其实际影响范围和作用仅限于广东一隅，为时也甚暂，旋踵间便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而烟消云散了。
国统区的通货膨胀从出现到恶性发展，最终走向彻底崩溃不是偶然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中国四大家族掠夺了中国人民二百万万美元的财富，其中从实施通货膨胀，增加纸币发行掠夺的财富就在１５０亿银元以上”［（７）］。四大家族掠夺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手段是通过国民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来实施的。在法币之前，四大家族主要通过“承购公债”，独占公债利润，采买军火，捞取“回扣”等手段来聚敛财富。法币政策出笼后，四大家族便利用对中国金融网络的垄断，独占法币发行权，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孔祥熙曾嚷道：“发行公债真麻烦，付息、抽签、还本，又弄不到几个钱，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８）］，其敛财过程真可谓不打自招。仅在法币政策实施后的一年内，四大家族即以“不兑现”的纸币凭空掠夺了３亿多元的民间财富［（９）］。除此之外，四大家族尤其注重利用滥发纸币所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大肆从事投机活动。在众多的投机活动中，尤以黄金和外汇投机为甚。
黄金投机 国民政府所实行的黄金政策，表面上似乎是政府牺牲大批黄金，以收缩通货，制止通货膨胀。而事实上恰恰相反，这一政策只是一种掩人耳目的手段，以制止膨胀为名，行进一步膨胀之实，四大家族则从中大捞好处。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５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间不得私存黄金，黄金由“四联总处”的“金银收兑处”收兑，搜刮了一大笔金银。１９４３年，四大家族看到掌握的金银数额差不多了，就又宣布准许黄金自由买卖。国民党的黄金政策不是按规定的比价出售黄金，而是高价出售，中央银行所定的黄金价格不断被哄抬。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８日黄金每市两官价为１．２万元，１２月３日上升为１．３万元；１９４４年２月１日升至１．５万元，９日升为２．１５万元，到１９４５年６月８日停售黄金期货后高达５万元。而黄金黑市价的涨势则更加惊人。１９４５年６月８日每市两官价为５万元，当日黑市价每市两竟涨至１８．２万元。黄金价格的上涨同时刺激着物价的疯狂奔腾，法币加速贬值。四大家族利用其独占金银收兑的特权，一会收兑，一会抛售，低价进，高价出，把黄金市场搅混，从中“混水摸鱼”，大发横财。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１日，《周报》杂志载文对此作了深刻的揭露，指出：“在黄金政策的幌子下，翻云复雨，作浪兴风，又不知制造了多少暴富。这种暴富唯有制造消息的权贵，方有十足把握。试想开战停售至于今日，一会儿宣布黄金国有，一会儿解除国有恢复自由买卖，一会儿实行平衡买卖，一会儿又实行官价平价”，而且“每次变动前后，市场总是谣言四起，作浪兴风。最后，谣言几成为事实，则其内幕如何，也就可想而知”［（１１）］。
外汇投机 １９３８年３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宣布，禁止外汇自由买卖，变自由买卖外汇政策为外汇统制政策。这一政策为四大家族从事外汇投机提供了便利，它们利用其政治上的种种特权，恣意套取外汇，操纵黑市交易，牟取暴利。当时，美钞与法币的官方比价虽被维持在１美元兑换２０元法币的水准上，但其背后的黑市交易异常活跃，黑市价格高得惊人。如１９４４年８月法币与美钞的黑市比价为７８６．４３∶１；１９４７年２达到了１２６５７∶１［（１２）］，其后更是不可遏止。四大家族利用外汇比价的动荡大搞投机活动，从中渔利。外汇升值成了通货恶性膨胀的催化剂，加速了法币的贬值和物价的上涨，把法币推到了崩溃的境地。
二是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的２２年里，为了内外战争尤其是反革命内战的需要，一直维持着一支庞大的近代化军队，给南京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１９３０－１９３６年间，历年军费均在３亿元以上，均占年度财政总支出的４０％左右；抗战期间达到７０％左右［（１３）］。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心要打内战，军费开支更是有增无减，数额日益庞大。魏德迈在１９４７年８月２０日的一份报告中披露，国民“政府预算至少８０％作军费用”［（１４）］。为了筹措巨额军费，南京政府除了进一步加强对人民的剥夺和出卖主权举借外债外，主要手段是求助于滥发纸币，实行通货膨胀。
由上可见，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是国统区通货膨胀的直接诱因。四大家族掠取财富的数额与通货膨胀的程度完全是成正比的，掠夺愈多，法币发行指数愈高，通货膨胀益甚，而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又极大地促长了四大家族的敛财过程，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不可收拾；而庞大的军费开支是国统区通货膨胀的催化剂，并将其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通货膨胀给国民党政权的打击是致命的，不仅导致了国民党统治区经济的全面崩溃，而且侵蚀了国民党的政权机构和军队，毁掉了国民党政权的整个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最终把国民党政权送向了断头台。
１、通货膨胀促使国统区经济走向总崩溃。
通货膨胀严重摧残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进程，给民族工商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众所周知，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本来就很脆弱，在经历了８年抗战之后依然如履薄冰，其境况没有多大的改善，反而随着战后通货膨胀的发展而日趋恶化。我们知道工业生产从购买原料到出售成品，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生产和流通过程，而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产业资本经过一次周转以后，货币数量将大大增加，从形式上看确实获得了不少盈利，但却不能购买到生产开始时同等数额的原材料以维持简单再生产，所以从实际上看则是亏本了，即“虚盈实亏”。物价上涨愈快，工厂和企业虚盈实亏的现象也就越严重。同时，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必然引起原材料和产成品的价格不断上涨，动摇了消费者的信心，促使抢购风、囤积居奇的现象愈演愈烈，使市场更趋疲软，工厂、企业的生产环境日益恶化，使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秩序遭到破坏。更有甚者，国民党政府凭借帐面数字的扩大，胡诌民族资本家在抗战中发了国难财，要他们缴纳高达５０％的所谓过分利得税。这样，民族工业资本被零星宰割，纷纷停业倒闭。据统计，１９４６年下半年至１９４７年，上海、南京、天津、广州、重庆等２０多个城市民资工厂倒闭者达２．７万多家。１９４６年，上海开工的工厂不及战前的１／３，到１９４９年４月则不足１／１０。由于普遍的停工、停产或倒闭，工业总产量急剧下降。１９４９年与１９３６年相比，重工业下降了７０％，轻工业下降了３０％［（１５）］。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方面，由于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及工业税收增加等因素，大大助长了商业投机活动。商业利润奇高，银行大量增加对商业的放款和投资，促使工业资本纷纷向商业资本转型。如１９４２年，重庆工商业资本中，商业资本占７３％，工矿业资本仅占２７％［（１６）］。出现了“以商代工”、“以商养工”的畸型经济发展现象。
通货膨胀同样给正常的商业活动带来了灾难。由于物价疯狂奔腾，行市早晚迥异，作为售价回收的货币，尽管在数量上不断增长，但其贬值的速度更是突飞猛进。这不断增长的货币，经过一卖一买的转手周期后，根本不能买进与售货等量的商品，最终连老本都要蚀个精光，纷纷破产。难怪时人讽刺说：“在百业不振的情况下，只有印刷钞票的工厂欣欣向荣，一枝独秀”。
国统区的农业后于工商业崩溃，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传统心理使得农民对现代货币信心不足，暂时压抑对现代工业品的需求和追逐。因此，最初农业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不是很大的。但是，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的中国农村已不可能永远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在经受了一次比一次猛烈的通货膨胀恶浪的冲击后，中国农村经济也日趋走向崩溃。由于内战的影响，运输遭到破坏，加上国民党政府从国外进口了大量的粮食，使得国产稻米和麦子的真正价格反而低于战前；而受通货膨胀影响，同一时期布、种子、肥料、农具及农民其它必需的工业品价格却猛烈上涨，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的剪刀差愈来愈大。到１９４５年４月，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上涨指数就拉开了４．９１倍［（１７）］，而且农民出售农副产品换回来的又是即将进一步贬值的法币，走投无路的农民只得放弃农业，背井离乡，外出谋生，造成农村田园荒芜，农业生产严重下降。据统计，１９４８年土地抛荒面积在河南、湖南、广东等省中，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２０－４０％，主要农具减少了３０％。１９４９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２２６３．６亿斤，较战前１９３６年的水平降低４０％［（１８）］。
通货膨胀造成了国统区空前的经济危机，使广大人民的生活日益恶化，工人大批的失业，１９４６年上海产业工人失业者３０万人，北平失业工人７０万人，成都失业工人１０万人，重庆失业工人６万人，昆明失业工人５万人［（１９）］。工人失业即断绝了生活来源，全家啼饥号寒，挣扎在死亡线上。即使是在业工人，也因国民党政府强行冻结工资和通货膨胀的涤荡，实际收入越来越低。如中纺天津分公司，工人平均工资，１９４８年９月折合玉米面３４７．２７斤，１０月份只折合玉米面４９．１８斤，１个月内竟下降了８５．７％［（２０）］。知识分子的生活也十分悲惨。成都市国民小学教师的月薪不到１００万元法币，平均每小时只合４０００元，而当地的物价，寄一封平信要５０００元，喝一碗茶要８０００至１２，０００元。结果，成都５００余名小学教师不得不忍饿罢教，上街请愿［（２１）］。不少大学教授也因薪水不足以维持生计，不得不兼做别的事，白天奔走于几所学校兼课，晚上或担任家庭教师或摆地摊干些拍卖书籍衣物的营生。有的困难到无以维生的地步。１９４６年２月，北平法学院６６岁教授宁协万，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自杀身亡，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最严厉的抗议［（２２）］。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把国民党政权连同其怪胎通货膨胀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２、通货膨胀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腐蚀了国民党的政权机构。
抗战以来，特别是３年内战时期，随着印钞机器的高速运转，通货的恶性膨胀，使各种社会腐败现象也恶性发展。官僚资本家、国民党的军政大员以及宪、警、特、流氓、地痞等一切社会渣滓，纷纷倾巢出动，掀起了一股劫夺民财，暴敛财富的狂潮。军政大员利用职权操纵了各类“国营”企业，并利用他们对外贸易的垄断来从事市场投机，不择手段牟取暴利，使得官倒私倒、行贿受贿、贪赃枉法等种种腐败现象蔓延成风，社会风气日益糜烂下去。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南京政府内“做官不贪脏、不纳贿，真是凤毛麟角，什么人不到政界而已，一旦有地位，便想腰缠万贯了”［（２３）］。上梁不正下梁歪，政府的统治层既然如此，下级官吏的腐败就更可想而知了。在通货膨胀中，公务人员的实际收入越来越少，１９３７－１９４３年间，平均降低了８５％，造成行政效率低下，政纪松懈，贪污舞弊现象严重。官吏身兼数职，安插眷属于政府机关，利用职务之便从事经商活动，甚或赤膊上阵横征暴敛，公开劫夺。如果说，腐败是国民党的固有特质的话，那么３０、４０年代的通货膨胀便为腐败的滋盛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腐败侵蚀着国民党政权的机体，使其在溃烂中迅速走向死亡。
３、通货膨胀加速了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溃败。
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发动旷日持久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源于它有充足的兵、钱和粮。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