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是一个问题&|&发布日期：&|&nbsp浏览（）人次&|&&|&&]关凯
　　我们文明体的核心，并不是哲学问题，而是历史问题，特别是史观，那么现在在族群民族主义的冲击之下，渐渐变成了断裂的历史叙事。
&　　——“围绕《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一书的讨论
　　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是一个很大问题，在今天来看，是一个很有穿透力的问题，穿透了几个维度。我今天主要谈谈族群这个概念。
　　族群这个概念是个比较晚近的东西。族群性原生的一面是和历史有关系的，人都是一代代长出来的，但是我认为族群意识是个很晚近的东西，我们可能不能把清代的旗人、民人认同、分类，转化成我们今天的族群意识。今天主流的族群理论还是认为族群意识是个主观性的东西。既然是主观性的东西，就会受到知识的很大影响。那么历史书写就出现了。杜赞奇他们讨论的，是说历史书写的主体是民族国家。从这个脉络下来，每一个族群进行构建的时候，都要重新再造一个以族群为中心的历史。在这一点上，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的问题，对照的是努尔哈赤、成吉思汗是不是中华民族英雄的问题。中华民族也包括蒙古族在里面嘛。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都很棘手，不好处理。围绕这些问题有很多对立的观点，我们只能先放一放，先回到杜赞奇的那个问题——民族国家为什么会成为历史书写的主体?
　　族群有多个认识来源。盖尔纳、霍布斯鲍姆等民族主义建构论者的看法是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而不是民族创造了民族主义。我们回头去找，这种思想是从哪里来?我们还可以追问，中国关于民族的认识从哪里来?我认为有几个脉络对中国都有影响。简单地说，一个脉络就是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它实际上是政治问题。它要落实卢梭的主权在民，帝国是不合法的，君权神授、君权天授已经不再是个合法的依据，人们不信了。启蒙运动发生以后，人们的三观发生变化，社会实践也就变了。法、美先造了一个国家，并用民族主义来凝聚这个国家。之后拿破仑横扫欧洲大陆，把这种思想传播给欧洲大陆，也对欧洲其他地区构成压力，引起其他地区特别是日耳曼地区的反弹。出现了费希特、赫尔德等人，他们在一个本来是封建制的区域里面造了一个民族出来。他们实现先造民族，再造国家。当然这个民族就是nation了。
　　另一个脉络是俄国。列宁比威尔逊差一年提出民族自决权，他又把这套知识和共产主义理论结合起来，构造了苏联。列宁这套认识是中国理解民族的一个重要来源。列宁的认识是怎样形成的呢?原来俄国所属的鞑靼斯坦，也有一个现代性的运动——扎吉德运动。当时在东欧的情况是，人口已经有流动性，所以在第二国际里面，考茨基、鲍威尔、卢森堡这些人并不支持基于沙皇俄国农业国家对人的分类的考虑，当然也不支持自决权。那个时候自决权也并没确立为国际法的法理。在此期间列宁是个特别关键的人物。我们知道扎吉德运动的起点是喀山，而列宁是喀山人，他姥姥是鞑靼人。我们大胆地猜测，这个因素对列宁后来采取比较激进的对少数群体的政治承认，包括民族自决权、斯大林后来的理论思想和制度实践，可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反思来看，这套知识的创造和创造者本人的人生阅历、价值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列宁主义的这套民族知识实际上主导了二战之后第三世界的民族思想和民族解放运动。
　　第三世界族群建构的困难。第三世界的民族运动起源是拉丁美洲，拉美独立，玻利瓦尔他们领导的革命，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里讲过，在作为西班牙殖民地的拉丁美洲，你去问他们，你的祖先是谁啊，他们会说我的祖先是西班牙人，等独立之后，你再问他，你祖先是谁?他会说我的祖先是印第安人，土著人。安德森就说，他们忘了三百年前，他们的第一个祖先正忙着杀第二个祖先。这个事例说明了共同体的想象成份的确存在。其实所有的共同体都有想象的成份。不少国家现在仍在进行nation-buliding，像哈萨克斯坦、越南、朝鲜，他们的这个工作都离不开历史，但是他们解释历史的时候都要面对很大的困难。比如越南、朝鲜，古代的所有史籍都是汉语，这和他们现在文化建设的方向——去中国化，都是有张力的。相比之下，中国的困境还比较小，因为我们是一个文明体延续下来的。
　　中国今天的民族认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积累。姜萌写的这个时段，进化论进来了，线性史观是非常强烈的，当时还不知道斯宾格勒、汤因比为何物。这个线性史观和中国历史叙述结合起来，“民族”是一个特别关键的环节。从梁启超开始，他们都有一个问题，刚开始都有某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取向，但是这个国家还要延续，理论上又说不明白，只能说“五族共和”。用一个现代体制，来完成帝国的转型，同时要避免国家内部人群的撕裂。到了蒋介石时期，还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搞国族建构，配合他们的是中研院史语所的傅斯年等人，如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说法。当时还有另外一批受西方人类学的影响的燕京学派，包括吴文藻、费孝通等人，那时著名的争论就是“顾费之争”，关于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的问题。实际上，当时还有另外一个传统，就是延安的传统。延安在1941年7月成立了马列研究院，范文澜他们已经有了历史叙述新叙事的感觉，但尚不成型。他们重要的一个工作是把列宁关于民族的看法引入中国，“民族问题”这个说法就由此而生。中共掌握政权之后，这些认识开始变得重要。史语所的人大都随着蒋介石去了台湾，中国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就只剩下中共对民族问题的看法和燕京学派的看法的结合。1950年代开始的民族识别，除了中共的理论人员，还有潘光旦、费孝通、吴文藻、林耀华这些人的参与。所以在我看来，我们的民族认识，是列宁、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原理与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知识的融合，是很复杂的知识系统。今天我们用当下的族群意识去反观历史的时候，这种族群意识可能完全是个新物，只是当下的观念。现在看这种观念中有很多知识上的张力，包括祭黄帝陵，分民族写历史等，其意义都不是那么简单。而且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按照萨义德的说法，都是政治性知识，常常也因此产生很多分歧、争论，就像现在的“新清史”争论。
　　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的关系是亟待思考的问题。姜萌这本书的重要性是说，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的关系，或者说历史解释中的族群意识，或者说基于族群意识的历史书写。这一知识生产，今天确确实实是要反思的，如果不把这个脉络理清楚的话，我们争论的很多问题都可能有“鸡同鸭讲”式的尴尬。因为不在一个维度上讨论，所以讨论也就无法沟通，最后就掉入了政治论争，最后看谁政治正确，把学术问题搞成了意识形态问题。总之，在我看来，这本书是打开了一扇门，通往一个有意义的学术问题。
　　郑少雄&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
　　这本书提出的问题非常好，是个常讨论常新的问题，不仅“新清史”的讨论很热烈，而且不知大家是否知道，今年北京市高考的作文题是《与民族英雄过一天》，可是谁是“民族英雄”呢，好像还是一个问题。
　　族群问题的历史学研究有其价值。在我看来，这本书将是社会学界、人类学界、民族学界一定绕不开的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界做不了这么细的考据功夫。我们大抵知道，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器物、制度、思想相继传入中国，我们一开始讲求器物革新，器物革新不够，就制度革新，后来发现制度革新也还不够，关键的是思想观念要更新，因为这样的原因，民族理论也随着西方的思想观念一起辗转进来了。但我们只是在一般意义上了解这个过程。我的同行们也会读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书和文章，但恐怕很难像姜萌做得这么细。姜萌的书呈现了丰富的细节，也只有这般详尽的基础上，族群理论的研究者讨论起来才可能真正有的放矢，理解国族、民族、族群理论被接受或排斥的精细过程。
　　历史书写的认知追求与认同追求有机融合的提法有价值。这本书还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非常明确的理论追求，他提出了历史书写中认知追求与认同追求的关系的问题。认知追求就是求真，认同追求就是致用，这两者的关系在历史书写中怎么摆，一直困惑着研究者。姜萌借助民族概念传播和族群意识兴起对清末历史书写的影响，来讨论史学史、史学认识论的这一重大问题，尤其意义深远。
　　对“国族”等新概念的使用应该有自觉的警惕。在姜萌的书里，他用来对应nation的概念是“国族”，主要是指在一个共同法律下、在一个最高的精神形式下，有共同想象基础上的政治群体，是一个一体化的东西，才叫nation。你用了国族这个词，来对nation，觉得很幸运、很方便，我完全支持，也认为这里用国族是正确的，因为它要对应的是整个中华民族，而不是汉满蒙回藏中的任何一个。但是用国族就一劳永逸了吗?nation对应的这个群体内部是否已经完成了整合?黄帝、孔子和龙，是共同接受的符号吗?我们要对这些问题有清晰的认识。清末的人一开始用“民族”(在当时的语境里就是对应nation)这个概念，本来指代整个中国，但很快就滑向了专指汉族，固然有政治方面排满革命的原因，但可能也恰恰是这个词本身不好使，因为当时还未完成整合。我在民族地区做田野，发现黄帝也好，孔子也好，龙也好，这些符号都还没有成为共同的符号。不同的族群各有其表征系统。所以，要完成国族建构，我们需要继续寻找共同接受的符号，以我个人在民族地区的亲身经验，我发现曾经的奥运会，还有奥运会和世博会上体现出来的科技力量(如人工天气干预系统)，以及即将举行的纪念抗战胜利的阅兵，尤其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所津津乐道。这些象征符号，既超越了直接的族群差异，又体现了nation的力量和辉煌。我所说的保持警惕，只是说，在中国，国族(nation)是一个未彻底完成的进程。尽管在国际竞争的环境下，这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
　　用族群或族群性来指代国内各少数民族的合理性问题。姜萌把nation翻成国族，顺理成章也就把个各少数民族称为族群。这也是今天学界颇为兴盛的一个看法。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和美国、欧洲，尤其是北美，有个不同的地方是，他们称ethnic group(族群)，是因为航海发现、移民、征服的缘故，是个突然殖民遭遇(colonial encounter)的进程，然后共同建国。而我们的历史是一个长期互动的过程。费老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意思也是不能回避历史上的这些地方政权以及战争、通婚、交换以及最终融合的过程，这是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所以我认为在中国，当强调少数民族的时候，用“民族”是比较合适的，用族群(ethnic group)反而抹杀了历史性。这些不可不察。
　　我个人偏向于国族、民族、族群三个层次的概念，对应nation、Minzu、ethnic group。看似国族向下包含民族，民族包含族群，但实际上族群(或族群性)这个概念本身又具有不同的层次，具有可拆分性、可伸缩性，反过来也可以包含民族或国族。这也是族群概念广受追捧的原因之一。
　　国族建构过程中如何保持不同民族区域间的历史联系。按照人文地理学对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认识，认为国家首先要确定和承认主权边界，因此国家是空间生产者(space producer);而民族在形成“想象的共同体”的过程中，国家的主权领土被转化为神圣祖国(sacred homeland，不管是称为fatherland还是motherland，都表明了共同体和领土之间类似于血缘关系的情感关联)，空间转化为“想象的地方”，因此民族是“地方制造者”(place maker)。从国家空间到民族地方，是一个向空间容器内注入文化内容的过程，也就是民族-国家首先必须排除原有地方世界之间复杂的社会联系，创造出一个“空的空间”，从而实现注入新的现代性内容的目的。这个过程会抹杀原有的历史性联系。在从空间转化为地方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内部匀质性，民族-国家对社会生活进行重组，如重新划分政区，以自然特征而非社会联系对其重新命名，改造生产、生活方式等。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过程，民族-国家将新的空间感和地方感强加给了内部的不同地方。
　　吉登斯阐述过民族国家与暴力的关系。全球范围内在少数民族(族群)地区发生的事情似乎也在部分印证这个说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追求民族国家之建立，也就是国族形成的过程中，应当重视相对宽松的空间设置和对原生地方感的维护。历史上有许多好的经验，比如纵向治理上的中层设计，横向交往中的中介形式等。这也是古老文明(帝国)的特性。另外斯科特(James Scott)描述的Zomia地区为什么迷人，就是因为在宽广纵深的边疆地区，人群流动的空间较大，可以较为自主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形态，但又不会跑得太远。当然这是一套需要精妙把握的策略。我们现在搞“一路一带”，尤其是“一路”，多少有点空间重塑的意思在，国际社会可以携起手来解决问题，但是边缘群体流动的空间也增大了，或许是个双赢的策略。
　　古丽巍&&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师，历史学院唐宋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就历史的研究来讲，其实很大程度上有一个当时人看当时事，和我们后来人研究历史赋予它新的概念和新的判断这两种取径，我想很大程度上这本书属于后者。建国以来很多问题的讨论，背后都是有国家政治观念的支撑，我想，一方面站在今天的角度，的确要批判这种行为，历史研究有的时候不纯碎是对历史的解释，它被赋予了太多政治的蕴含，使它变的不那么“纯粹”。但是应该看到另外一方面就是这样反而给它带来一种生命力。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很大程度上想用族群这个概念取代民族这个概念，族群这个概念确实相对于民族这个概念更纯粹，更加历史化，但是我想是不是真的能取代民族这个概念，来对我们的历史进行重新解释，它是不是会一定像民族这个概念有生命力?或者说，如果二者不能相互取代，那么，各自概念涵括的范围应该如何进行更加准确的界定?
　　关凯&&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族群能不能取代民族这个概念，其实现在学术界还是处于胶着的争议状态。Nation这个概念在西语里面是有特定的含义的，nation是可以有自决权的，在国际法里，在联合国宪章里都有规定。但如果你是ethnic group，就无所谓了，一般没有政治诉求，和地域可能也没有联系，甚至可能是纯文化的。这个概念更符合现代社会高度的流动性，因为很多人已经与土地、传统的居住地脱离。现在围绕族群这个概念的争论，其实姜萌这本书里写了。但是争论者意见背后的因素更复杂，代表的是不同的知识取向。
　　中国是一个文明体，在中国的传统里面，实际上并不大用生物性的特征、体质的特征去看人类。但是我们遭遇的困难是，过去帝国的包容性很大，边界是模糊的，但是民族国家把边界划定之后，区域内的小群体的身份独特性就凸显了。有的小群体有自己的身份认同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不挑战国家认同。但有的群体就会有自己的族群运动。能有自己族群运动的小群体大约要有几个条件，安东尼&史密斯就说，你要成为一个民族，必须要有公共文化，这种公共文化的核心是语言和宗教，这些东西，用查尔斯&泰勒的话说是“不能化约的公共物”。但是中国整个制度性的传统，与欧美契约性很强的社会传统不同，我们是文明体，过去是用天下观包容差异的。但随着现代化水平的提高，现代权利意识的作用越来越大，与主流不同的那些文化体就开始抵抗现代化的文化同质化进程。那些社群为了强调自己的认同，强调自己的族群意识，开始从外部寻找新的资源，包括知识资源。我们文明体的核心，并不是哲学问题，而是历史问题，特别是史观，那么现在在族群民族主义的冲击之下，渐渐变成了断裂的历史叙事。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和史观，已经被冲击了好几次了，进化论进来，到现在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冲击。所以我觉得整个社会开始陷入一种深刻的茫然。包括汉族文化，其自我反思也从来没有这么强烈过，自己对自己文明机理的解构性，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现在处于的历史时期，我觉得非常像姜萌写的这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从概念上去看，民族、族群什么的，很难达成共识，因为背后代表的情感不一样，大家看到的是，“不可化约之公共物”之间的巨大距离。我们的困境就在于此。
　　（作者：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编辑：孙燕）[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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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怎样讨论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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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我们应该怎样讨论教育问题
　　拙作《“四大名著”适合孩子阅读吗》引发了一些争议和批评，但我想跳出具体细节的框框，探讨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有效地讨论教育问题？探讨这个问题一方面基于围绕“‘四大名著’适合孩子阅读吗”进行的讨论，另一方面也基于我长期对教育的观感，因此也就难免说到教育在这方面存在的缺失。
　　在我们的教育中，学生其实非常缺乏关于如何讨论问题的基本训练，因而难以形成有效的“审辩式思维”。我们接受了多年的教育，掌握了很多知识，但并没有学会如何思考问题，也不懂得如何讨论问题。从小学到中学，学生们日复一日地听课、做题、考试，接受的几乎都是老师传授的有唯一正确答案的知识，很少进行独立思考，也没有太多机会开展对某一问题的讨论，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等到上了大学，倒是可以进行小班教学和研讨式学习了，可学生并没有掌握讨论问题的方式方法和基本规则。在大学日常的教学实践中，教师通常是鼓励甚至迫使学生去质疑权威的观点，逐步培养起他们的问题意识。但现实的情形是，学生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不知道要讨论的问题在哪里。课堂上常常会出现这样两种情形，一种是在教授的不断鼓励和反复催促下，学生会勉强发表一些见解，但往往词不达意，不知所云，抓不住重点地乱说一通，难以形成有效的讨论；另一种是学生们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得面红耳赤，却往往在不知不觉间偏离了主题，同样没有有效的讨论，反而浪费了课堂上的宝贵时间。
　　学生普遍缺乏基本的思维训练，不具备深度的思考能力、讨论问题的能力，这是当前教育系统面临的挑战，也是社会之所以创新乏力的根源。而上述能力，需要我们在教育当中尽力弥补。
　　首先，创新的基础是独立思考。有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才有可能另辟蹊径，从别人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有趣问题，才有可能走上创新之路。独立思考的第一步是质疑。面对任何一个问题，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持一个反思与批判的态度。老师和权威说的都是对的吗？那些一代代沿袭下来的天经地义的“常识”都是正确的吗？从认识论上说，我们只能无限接近真理，而不可能获得终极真理。因此，面对任何观点和事物，都不能轻易相信甚至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都要通过多角度搜集资料和证据来检验它们的真实性。
　　但质疑要有目标，这就要求学生必须明确所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不能跑题偏题。如果连讨论的问题都不清楚，即使有了质疑精神和反思能力，说来说去，也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胡说乱说一通罢了。这样的讨论，表面上看似乎热闹得很，其实并不能增加我们对某一问题的理解和认知。在教学实践中，这时就需要教师的适时干预，再次明确所要讨论的问题，将讨论拉回到初始的轨道上来。此次围绕着“‘四大名著’是否适合孩子阅读”的讨论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到底我们是在讨论“四大名著”适合不适合阅读，还是“四大名著”适合不适合孩子阅读？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如果不加以区分，就会使讨论陷入无序乃至混乱的状态。
　　明确了讨论的问题，接下来就要围绕它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对其进行解释和论证。你的主要论点是什么？必须清晰明确。此外，你还需要运用多角度的资料来论证论点的合理和自恰。在论证过程中，逻辑推理必须严密，结构必须完整，论据必须充足。不满足这些要求，讨论就会变成建在沙滩上的建筑，经不起推敲。比如，因为“四大名著”是历经数百年留存下来的，必有其存在的理由，因此适合孩子阅读，这就出现了明显的逻辑谬误。按照这种逻辑，则八股文固然适合孩子阅读，《金瓶梅》也没有什么不适合的地方，因为它们不但都是历经数百年留存下来的，有些还是公认的文学史上的经典呢。
　　既然是讨论问题，就一定会有观点上的交锋。交锋时要准确理解他人观点，切忌望文生义，断章取义，更不能沦为“标题党”。比如，《“四大名著”适合孩子阅读吗》这篇文章的重点并不在于“四大名著”是否适合孩子阅读，而是旨在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呼吁社会更加关注适合孩子阅读的优秀现代文学的推荐与创作活动。遗憾的是，许多评论只关注了前者，却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后者，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讨论的质量。实际上，要做到准确理解他人观点非常困难。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的情况是，明明对方说的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楚，但就是不明白他在说什么，这就出现了交流障碍。心理学家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和角度而不是他人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去听人说话，因此缺乏“同情的理解”。交流障碍严重时就会损害相互信任。这种现象在家庭生活中更为普遍和突出，夫妻之间吵架，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
　　最后，在讨论问题时，我们要谨慎地使用“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对于人们认识物质世界、揭示事物本质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方法论价值。事实上，经过了多年的“一分为二”训练，今天的学生已能非常娴熟地运用它来分析问题。事物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应该辩证地看待；“四大名著”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等等。这样的“幼稚辩证法”，其实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庸俗化，在我看来，当我们“一分为二”地揭示了事物的本质规律之后，还应当对事物进行更充分更细致的具体分析，才能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思考能力和思维张力。
　　世界不会只有一种声音，正是在质疑与反质疑的过程中，人们的认识才会提高，社会才能发展，文明才能进步。这就需要我们常怀反思和批判的精神，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不仅学会思考，还要学会不同的思考方式，以及运用正确的方式方法来讨论问题。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
(责编：万鹏、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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